韓德強2001年依據競爭經濟學預見當前世界經濟危機

編者按：韓德強7年前基于競爭經濟學的理論思考和對世界經濟危機歷史的研究，大膽預言十年世界經濟將陷入大蕭條，而且其烈度將超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蕭條。如今，世界金融危機正在日益深化，更加廣泛而深刻地影響著世界經濟，雖然斷言世界經濟將陷入大蕭條的聲音還比較微弱，但是這種預見不久就可以證明正確與否。危機的發生引起我們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的反思，歡迎讀者批評討論。2008年10月31日

全球化與世界經濟大蕭條

韓德強

如果說，未來十年世界經濟居然沒有陷入大蕭條，我將反思自己的危機理論，反思自己全部的經濟學理論。

2001年12月31日

該文出自韓德強經濟學理論專著《薩繆爾森〈經濟學〉批判——競爭經濟學》，希望深入閱讀該書了解作者經濟學理論的讀者可以聯系01062760856購買該書。

    在談論全球化時，我們常常注意到一種貌似中立的觀點，即，全球化雖然會帶來兩極分化，但卻能使世界經濟增長，因此只要注意更加公平的財富分配，全球化將給所有人都帶來好處。然而，在我看來，全球化不但會造成全球兩極分化，而且會使世界經濟衰退。在本文中，我將試圖闡述以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和資本流動自由化為核心的全球化如何導致世界市場需求萎縮，進而使世界經濟全面衰退的歷程。本文還進一步論證，未來十年將是世界經濟大蕭條的十年，其烈度將超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蕭條。以2000年4月美國納斯達克指數崩盤為標志，大蕭條已經到來。本文的觀點是以對競爭和危機關系的全新理解為基礎的。

一、競爭激烈導致經濟危機

在西方經濟學詞典中，沒有一個詞比競爭更好的了。完全競爭的市場是最有效率的市場，可以實現帕累托最優，可以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的經濟需要。在這一視野中，供給自動產生需求，或者說供給和需求自動平衡，經濟像一架精密的機器運行良好，不會產生經濟危機。

然而，事實上，競爭恰恰是危機的來源。歷史上每一次經濟危機的醞釀、爆發和解決過程，都是主導產業投資過度，競爭激化，以致主導產業原材料成本上升，產品價格下跌，利潤萎縮，大量企業破產倒閉，釀成危機。而隨著企業大量破產，加以新的主導產業的出現，或新的市場的開發，市場重新供不應求，同業競爭緩和，經濟危機才能得以解決。

競爭的核心是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個人或企業爭奪同一資源。在亞當·斯密開創的經濟學中，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將自動導致社會利益最大化。然而，在爭奪同一資源如目標市場、待分配利潤、原材料等的競爭中，一方利益的最大化便是另一方利益的最小化，換成戲劇性的語言便是“你死我活”。因此，競爭也可以看作是戰爭的日常化。我們知道，戰爭最激烈的時候是雙方人員傷亡和武器損失最大的時候，相似地，競爭最激烈的時候是各方利潤大量萎縮，企業大量破產倒閉的時候。然后優勝劣汰，在大量資源被浪費掉以后，剩余資源才被配置到競爭力最強而且最善于運用競爭謀略的企業或個人手中，該產業將形成相對壟斷格局。由于相對壟斷，企業的利潤率上升，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招工人數增加，并吸引新的競爭者來搶奪壟斷利潤，該產業將再一次出現生產過剩，競爭再度激化，產業再度陷入危機。就這樣，每一次危機結束，壟斷程度都將上升，壟斷范圍都將擴大。事實上，二百多年經濟競爭的結果，是《財富》雜志500強在世界范圍內壟斷了煤、石油、鋼鐵、汽車、飛機、船舶、化工、機床、發電設備、半導體、計算機、軟件、電信、傳媒等各主要行業。最近十多年來，在發達國家出現了所謂強強聯合的大規模兼并潮，以案值3500億美元的美國在線購并時代華納案為最高峰。

值得注意的是，一個產業陷入危機并不意味著全局的經濟危機，反過來，全局經濟危機也不意味著任何一個產業都陷入危機。但是，一旦經濟增長的主導產業，如十九世紀初期的紡織業，十九世紀中后期的鐵路，二十世紀初期的汽車、化工，二十世紀后期的半導體和計算機、電信等，陷入危機，則常常意味著全局性的經濟危機。那些非主導的產業在某個局部地區陷入危機，例如紐約的旅館業，或東京某區的餐飲業，即使在經濟繁榮時期，也可能因為投資過剩、競爭激化而陷入危機。在經濟危機時期，某些新的產業可能在悄悄生長，例如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美國鐵路危機導致全局經濟危機時期，石油工業卻由于洛克菲勒完成托拉斯化而利潤豐厚。

由此我們不難得出結論，競爭緩和導致經濟繁榮，而競爭激化導致經濟危機。由于金融業的存在和發展，繁榮會被延長，而危機也會被加劇。在競爭緩和時期，金融業發放大量貸款，扶植新競爭者進入利潤豐厚的行業，由此帶來相關設備和原材料行業的發展，使就業增長，消費旺盛，從而給利潤豐厚的下游產業擴大市場，形成良性循環。隨后，由于需求增長跟不上投資擴張，到某一點良性循環就終止，而惡性循環卻開始了。企業紛紛打價格戰，降低成本，削減工資，從而縮小了市場，為爭奪縮小了的市場，只好進一步打價格戰，進一步降低成本，削減工資，直至大量企業破產倒閉，陷入全局性經濟危機。

     二、競爭緩和是二戰后黃金時期的原因

       二戰結束以后直至七十年代初期，西方世界有一個所謂黃金時期。這一時期發達國家作為整體，年均經濟增長高達4.4%，是其后二十年(從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的年均經濟增長率2.2%。這使經濟學界產生過很多樂觀想法，例如勞資矛盾解決了，經濟危機被熨平了甚至是消失了，經濟將實現自動和無限的增長。這段黃金時期也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界中引起廣泛注意，在中國，人們認為這是生產力發展和資本主義制度自我調節的產物。

       然而，從競爭與危機的角度看，這一黃金時期無非是西方各大國經濟競爭緩和的表現。眾所周知，二戰后美國擁有世界50%的生產能力和70%以上的黃金儲備，其競爭實力遠在歐洲各國和日本之上。1950年美國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為英國的3倍，德國的4倍，是日本的更多倍。美國制成品的生產為西德的6倍，為日本的30倍。美國煤礦的生產率比英國、西德高3-4倍，是法國的7倍。因此，戰爭剛結束時，美國的政策是利用美國統治的全部優勢，為美國資本取得最有利的地位，迫使各國開放市場，接受價廉物美的美國貨，摧毀德國、日本、英國、法國、意大利的經濟，奪取這些國家對殖民地的統治和影響，從而實現美國獨霸西方世界的美夢。為達此目的，美國對盟國援助只用于救急，不是幫助盟國重建生產體系；援助都附有“排除國際商業中的一切歧視待遇的協議”，并且在貨幣和貿易體系計劃中，美國不讓各國為平衡支付而限制貿易。最重要的是，美國以防止德、日再次侵略他國為名，制定了拆毀德國、日本軍事工業的計劃，從根本消滅這兩個新興工業強國的競爭能力。如果這一切都成為現實，則美國將成為新的世界工廠，而歐洲和日本將成為美國的原材料及初級產品加工地，那里的經濟需求將無法增長，一個長達二十多年的繁榮期也就不可能出現。

       事實上，美國的這一商業野心并沒能實現。隨著美國商品大量輸入各國，隨著拆毀德、日兩國軍事工業的進程的開始，歐洲和日本國內失業工人大量增加，各國共產黨勢力迅速壯大，美國不得不更弦改張。美國統治精英終于發現，他們的頭號敵人是蘇聯社會主義陣營，而不是歐洲和日本，因此美國對外經濟政策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變化，變消滅競爭對手為扶植競爭對手。主要措施有三，一是著名的馬歇爾計劃；二是停止拆毀德國和日本的軍事工業；三是允許日元、英鎊、馬克等貨幣貶值，例如日元貶值到1美元兌360日元，從而減少美國貨對各國市場的沖擊，并使各國有能力對美出口。此后，由于朝鮮戰爭爆發，日本又成為美國軍火的前線供應商，發了一筆戰爭財。這些措施從效果來看，可以一言以蔽之，即美國采取了單方面自由貿易，而允許各國貿易保護的友好態度。此后，歐洲和日本生產能力得以重建，內需擴大，給美國商品提供了更大的市場；歐洲和日本產品輸出美國的數量不斷增長，但卻仍不足以平衡來自美國的進口，美國進出口仍然保持大額順差，世界經濟進入良性循環。

美國之所以能夠采取扶植競爭對手的作法，客觀上是由于美國工業的競爭力遠高于日本和歐洲各國。然而，由于高工資成本和低積累率，美國的優勢逐漸在喪失。1955年到1970年間，美國制造業固定資產總額增加了57%，西歐主要國家增加了116%，日本增加約500%。1960年，美國制造業每小時勞動成本約相當于西歐的3倍，日本的10倍。如此巨大的成本差距造成美國外貿順差不斷縮小，黃金儲備不斷下降。到1971年時，首次出現貿易逆差。美國在世界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1955年為36.3%，1960年為33.7%，1965年為31.3%，1970年為30.2%，1975年為24.5%。以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為標志，美國競爭力已經衰落到與歐洲、日本平起平坐的地步，而且其衰落趨勢還在進一步發展。

也就是說，為了應對冷戰需要，美國做出了重大的戰略犧牲，培養了自己的經濟競爭對手。然而，恰恰在這一段培養競爭對手的競爭緩和時期，世界經濟經歷了大繁榮。

三、競爭激化造成世界經濟螺旋下降

       美元與黃金脫鉤的同時便是美元貶值。從那時起，美元和日元的比值從1：360曲線跌至1：120左右，與英鎊、德國馬克等主要貨幣的比值也一路下跌。美元貶值一方面使世界各國手中的美元儲備購買力降低，能購買的美國貨物減少，另一方面則是增強美國商品的出口競爭力，削弱各國對本國市場的保護，并增加向美國出口的難度。同時，美國企業以更大規模、更快速度向海外轉移生產基地，降低成本中的工資比例，從而使美國對歐洲和日本的成本劣勢得以減輕。第三，美國迫使各國更大程度地開放市場，但與此同時，卻用特別301條款加強對本國市場的保護，實行超級貿易保護主義。

       這三條措施實際上是七十年代的各國經濟停滯膨脹的根本原因。由于采用浮動匯率制，美元貶值引發了一場匯率大戰，日元、馬克、英鎊爭相貶值，造成難以抑制的通貨膨脹；同時，由于美國實行超級貿易保護主義，各國對美出口減少，而進口增加，經濟增長自然放慢；美國的處境則是略有改善，貿易逆差增長放慢而己。第三，不僅美國，而且日本、歐洲各國都競相將生產基地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造成國內外需求萎縮，這是最具破壞性的。當美國將汽車生產線轉移到墨西哥時，本國失去一個30000美元的工作崗位，而墨西哥增加一個3000美元的工作崗位。27000美元成為汽車公司的收益，該收益將用來降低車價，增加高級雇員薪水，增加企業利潤。由于工資是消費需求的來源，而利潤則是投資的來源，就世界范圍而言，需求減少了，投資卻增加了，競爭變得更加激烈了。就墨西哥而言，得到一個3000美元的工作機會似乎是好事，然而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技術和品牌加墨西哥的工資，可以使墨西哥本國汽車業破產，使墨西哥的需求不是增長而是萎縮。

       從理論上說，如果沒有新的產業革命，隨著美、日、歐三大經濟區域的競爭越來越激烈，滯脹將持續下去，直至各國企業大量破產，演變成世界經濟大蕭條為止。但是，有一個辦法可以使大蕭條推遲到來，那就是寅吃卯糧，赤字消費。

       從里根上臺起，美國一方面減稅以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一方面又擴大軍備以增強內需。這一增一減所造成的財政赤字由發行高利率的國債來補償，使里根任內美國國債大規模增加，形成八十年代的“赤字繁榮”。布什總統蕭規曹隨，繼續赤字財政。到1994時，美國政府債務即高達4.6萬億美元，每年僅支付國債利息就需要3000億美元。這還僅僅是狹義債務。如果算上由聯邦政府擔保的廣義債務，則債務數量更加驚人。政府債臺高筑的同時，公司債務和個人信貸消費的數額也不斷膨脹。1980年，全美工商企業負債總額還只有1.4萬億美元，到1991年3月，已達3.5萬億美元。同期，全國居民負債總額從1.4萬億美元上升到4.1萬億美元。九十年代以來，美國的各項負債繼續上升，截止到2001年第一季度為止，美國政府、企業和居民負債總額已高達31.6萬億美元，是國民生產總值的三倍，其中政府債務7.08萬億，企業債務15.18萬億，居民債務7.23萬億。不僅美國如此，日本以及歐洲各國都債臺高筑。日本國債已高達國民生產總值的130%，企業和居民負債也數額驚人，特別是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負債，已經達到使日本金融體系全面崩潰的地步。歐洲各國的政府債務比美、日都少，因為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各國總負債不得超過60%，其代價是歐洲失業率居高不下，經濟增長緩慢。但歐洲企業和居民的負債卻不低。例如，在九十年代后期的電信投資熱潮中，銀行向電信企業發放了數千億美元的貸款，據英國《金融時報》的消息，這些貸款只有1%能夠收回。

在發達國家債務驚人的同時，發展中國家的債務也在繼續上升。從1982年墨西哥金融危機以來，發展中國家已經多次爆發大規模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危機。墨西哥、巴西、東亞、俄羅斯、土耳其、阿根廷這些被西方國家視為經濟自由化模范生的國家一個個在金融危機中倒下，被迫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結構調整方案，出售國家的土地、礦產、電信、鐵路等有壟斷利潤的主權性資產，緊縮財政開支，削減福利措施，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國，早已被視為第四世界，除了饑荒、戰亂的消息，已經沒有什么能引起外界的興趣了。1987年時，第三世界債務總額升至10000億美元，約占第三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5%，各國經濟增長幾乎全部被債務本息吸干。然而到1996年時，這一債務總額不但沒有縮小，反而進一步增長至將近20000億美元。

       如果說，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國家、企業、居民的債務都已高得驚人的話，那么誰是債權人呢？債權人是一小部分控制壟斷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大財團。換言之，八十年代以來的發展是這一小撮大財團發放貸款，維持了微弱的世界需求增長，使本來可能于八十年代初期、最晚九十年代初期就爆發的世界經濟大蕭條得以拖延至今。

九十年代初期美國和世界經濟的衰退已經十分嚴重。從1987年股市大暴跌開始，美國經濟就走下坡路，至1990年正式進入衰退，企業破產倒閉的數量不斷擴大，失業率不斷上升，幾經反復，于1993年第二季度才出現強勁回升，開始所謂九十年代的新經濟繁榮。然而美國九十年代繁榮的國際背景卻十分暗淡，歐洲低速增長，日本零增長，中南美洲、東南亞經濟危機，前蘇東地區國民生產總值大幅度降低。在這個全球經濟互動十分密切的時代，美國經濟何以能一枝獨秀呢？難道美國的國際競爭力重新恢復了嗎？事實并非如此。伴隨著美國新經濟的是貿易賬戶和資本賬戶的巨額逆差。貿易逆差在1999年高達3389億美元，2001年更將高達4500億美元。與此同時，則是日本、歐洲、中國、俄羅斯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巨額資金流入美國。日本的零利率政策不但沒有啟動國內投資，反而促使其流向高利率的美國追逐高額利息。歐洲經濟的低增長也使歐洲金融投機家把資金注入美國。經濟總量只及美國十分之一的中國所購買的美國國債就有800億美元，俄羅斯經濟垮臺后大量資金也涌入美國。據估計，僅1997年金融風暴后，從東南亞地區流入美國的資金就高達8000億美元。

       這就形成一個奇怪的循環，各國出口賺美國人的錢，然后又購買美國股票和債券，借錢給美國人花，美國人花錢又支撐了美國和各國經濟的增長。美元源源不斷流向世界，世界又把美元送回美國的債市和股市。如此惡性循環，美國的債務越來越多，貿易逆差越來越大，世界經濟的總需求越來越低迷，股市卻越來越高。這一循環的唯一可能結果就是一場世界經濟大蕭條。由于這場大蕭條八十年代初和九十年代初兩次被推遲，一切可用的財政和金融手段都已用盡，其烈度將超過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與三十年代不一樣的是，這回再也沒有財政和金融手段可以施展了。

四、全球化為國際經濟競爭的加速激化鋪平了道路

七十年代美國應對競爭力相對衰落和經濟滯脹的三大措施意味著新自由主義的崛起，也意味著所謂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為了靈活地運用美元的貶值和升值，這就需要資本流動自由化；為了順利轉移生產基地，需要第三世界各國的配合，這就有投資自由化；為了加強美國商品的出口，這就有貿易自由化。這是七十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三大支柱。

資本流動自由化使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就不再局限于技術、成本的競爭。一國匯率貶值意味著該國的全部商品對外出口競爭力增強，各國貨幣競相貶值則意味著國際競爭空前激烈。不僅如此，資本流動自由化還使一國調控經濟的貨幣杠桿失靈，使國家的貨幣主權受到嚴重威脅。資本流動自由化還有一個加嚴重的后果，就是使世界市場需求萎縮。1966年美國的全部外匯交易額中，商品進出口額所占的比例為80%以上，采用“浮動匯率”制度近三十年后，這一比例降到了1-2%。這意味著大量資本停留在外匯市場，投入實際生產的資本下降，投資需求萎縮。

由于投資自由化，跨國資本在全世界范圍內尋求最低成本、最低稅收，迫使各國爭相向跨國公司減讓稅收、壓制勞工運動、減低工資。發達國家的工人面臨工廠關閉、轉移的威脅，被迫接受資方裁減員工、降低工資、增加工作量的要求，而發展中國家的民族工業則在跨國公司的打擊下大量破產倒閉。其結果則是世界市場的消費需求萎縮。

由于貿易自由化，各國中小企業和農業跨國界相互競爭，價格不斷下降，工資成本不斷被壓縮，大量缺乏國際競爭力的企業紛紛倒閉，造成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進一步萎縮。

因此，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既是發達國家國際競爭激化的產物，反過來又系統地加劇了國際競爭，為國際競爭的空前激化鋪平了道路，一步步將世界經濟推向大蕭條。

但是，這是否意味著全球化是自然而然的過程呢？從以上分析中不難看到，全球化是以各國跨國公司為動力，以美國為主導，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銀行為組織實施者，以新自由主義為旗幟，國際政界、商界、學界精英共謀的人為過程。所謂華盛頓共識即是共謀存在的證據。

人們常常混淆市場經濟與新自由主義的關系，以為一國范圍內無障礙市場經濟行得通，國際范圍內的無障礙市場經濟也應該行得通。然而一國范圍內的市場經濟成功的前提是政治上的一人一票可以制約經濟上的一錢一票，使該國的地區差距與貧富差距得以有效調節，有足夠的財政資金建設道路、橋梁、港口、機場，能實施內在協調一致的經濟和民事、刑事法律，并且可以用凱恩斯主義的財政與貨幣政策調節經濟周期。失去這一前提，市場經濟將帶來兩極分化，假冒偽劣盛行（劣幣驅逐良幣），經濟動蕩，秩序混亂，以致社會無法存在下去。在缺乏一個由全世界人民投票選舉的世界政府的前提下，在跨國公司不受民主力量制約的前提下，拆除各國對本國經濟的保護，取消各國的經濟主權，聽任弱肉強食的經濟邏輯無障礙通行，只能導致世界范圍的兩極分化和社會動蕩。

五、結束語

       有可能使這場危機程度減輕或時間縮短的可能因素是新一輪產業革命。然而，在上個世紀最后二十年，電信、互聯網、計算機和軟件業革命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已經釋放完畢，并在互聯網泡沫的破滅中轉化為危機因素。生物和醫藥技術似乎是新一輪產業革命的源泉，但是由于該項技術高度壟斷，既不能迅速擴散形成投資繁榮，又不能產生類似鐵路帶動鋼鐵、機車、煤炭業那樣的連鎖反應，反而會加速財富向這些生物、醫藥公司集中，難以成為經濟增長的火車頭。新能源開發是不是有可能擔負起此重任呢？如此新能源開發在經濟上有利可圖，一定是石油供應發生嚴重短缺之時，而后者常常意味著加劇經濟危機。

       所以，我看不到擺脫大蕭條的經濟和技術可能。預測未來是危險的。有的學界朋友告誡我，不要把話說得太滿，要給自己留有余地。世界上多數經濟學家認為美國經濟的衰退只是普通的周期性衰退，明年或后年某個時候就會復蘇。一部分經濟學家認為這次美國經濟的衰退比較嚴重，可能走出衰退的時間會長一些。只有極少數經濟學家認為美國經濟衰退可能會象九十年代的日本經濟一樣，進入漫長的零增長時期。至于預見一場超過三十年代的世界經濟大蕭條的人，則更是寥若晨星了。你就那么自信？不怕出錯，毀了自己的學術聲譽？

       我不是賭徒。無論做事還是做學問，我都會作兩手準備，從最壞處打算，爭取最好結果。所以如此自信，是基于與經濟學兩大范式都不同的競爭和危機理論，而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在這兩大范式內思考。通過閱讀二百年來西方各國的經濟危機史，我有把握地說，我的危機理論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如果說，未來十年世界經濟居然沒有陷入大蕭條，我將反思自己的危機理論，反思自己全部的經濟學理論。

世界經濟危機史簡述
第一次經濟危機（1788年）
       第一次經濟危機是在英國工業革命發生后不久。1770年代和1780年代是英國紡織工業技術革命的年代。1764年發明手搖珍妮紡紗機，使紡紗效率提高20倍左右；1771年第一家阿克萊水力紡紗機出現，紡紗效率進一步大幅度提高；1781阿克萊的專利權被判剽竊。阿克萊喪失專利權后，水力紡紗機廠大量涌現，到1788年，已有143家水力紡紗機。1779年出現騾紡織機，1785年起，瓦特的蒸汽機開始迅速應用到棉紡織業。這樣，紡織行業的生產效率迅速提高，大大超過了消費能力，產品大量積壓，商家被迫折價拋售。1788年，棉花進口額與1787年相比，下降了12%。同年，破產事件增加近50%，工人大量被解雇，蘭開夏和柴郡等地的棉紡織工陷于極端貧困的境地。大量破產一方面減少了商品供給量，另一方面降低了未破產企業的工資成本，這兩者合起來使技術先進、資金雄厚的企業利潤回升。更重要的是，本次危機僅僅局限于紡織工業。與紡織工業的大發展相比，運輸成了瓶頸。不久，從1789年至1792年，政府發出了30份開鑿運河和改善內河航道的許可證，內河航運業蓬勃發展，吸收了大量工人，并擴大了本國市場。與此同時，價格下降風潮擴大了英國棉紡織業的對外競爭力，棉紡織品對外出口額顯著上升。這樣，短短一年以后，供不應求局面重新形成，價格上漲，競爭緩和，棉紡織業再度繁榮。繁榮從1789年持續到1792年，這一期間不但內河航業、機器制造業興旺，而且銀行數量迅速增長，地方銀行增加到400家，銀行貸款額增長得更為迅速。銀行貸款使籌集資金更主容易，工業投資迅猛增長，投資品需求旺盛，生產能力迅速擴大，出口不斷增加。否則，這次繁榮時間可能縮短，隨后相應的危機程度也可能減輕。

第二次經濟危機（1793年）
然而，紡織工業的投資和生產能力的增長又一次超過了其他部門的吸納能力，第二次危機降臨了。1792年末，物價開始下降，破產事件開始增加。1793年英國對法國宣戰，英國對法國及歐洲大陸的出口嚴重萎縮，物價急劇下跌，1792年到1793年，100支棉紗價格從30先令跌至16先令。企業破產數量急劇增長，甚至連一家最大的負債達100萬英鎊的企業也宣告破產。企業破產帶動銀行破產，400家地方銀行有100家停止支付。

       大量破產減少了供給，價格暴跌擴大了需求，兩者結合使棉紡織業的激烈競爭迅速緩解。戰爭雖然使對歐洲大陸出口銳減，但大量的軍事訂貨推動了重工業和機器加工業的發展，擴大了國內需求。軍用被服訂單大增，呢絨業率先走出危機。降價增加了外國對英國紡織品的需求，對美洲出口彌補了對歐洲出口的損失而有余；與此同時，失業工人或被招募至軍隊，或漂洋過海到美洲謀生，工資止跌回穩，使工人的紡織品市場得以恢復。因此，到1794年，工商業的狀況開始好轉。

第三次經濟危機（1797年）
       過了四年，第三次危機爆發。1794年到1795年，英國農業歉收，糧價飛漲，工業品的需求下降。軍事開支一部分擴大了內需，另一部分卻造成了國際收支失衡。1793年到1796年間，英國在國外軍事開支高達3800萬英鎊，加上大量進口糧食，使英國黃金滾滾外流。黃金外流使金價上升，許多銀行倒閉，市場需求進一步縮小，物價大跌，終于促成了1797年的經濟危機。黃金危機給英國紡織工業的打擊可謂是雪上加霜。然而，由于紡織和動力技術仍在迅速進展中，采用新技術的大企業很快適應了下跌的物價，并且有新的利潤產生，紡織業不久又繁榮起來。

第四次經濟危機（1810年—1814年）
好景持續了12年，到1810年第四次危機終于爆發。由于繁榮持續的時間長，這次危機的嚴重程度也超過以往各次。1808年，美國對英國實行禁運，嚴重威脅了英國紡織品的出口，并使棉花價格暴漲。英國被迫把目光投向南美。南美被想象成一個巨大的新市場，在出口信貸的支持下，大量紡織品被送進了南美各地的貨棧，使紡織業的繁榮得以延長至1810年。但是，1809年英國農業再度歉收，國內市場嚴重萎縮。因此，當1810年南美的紡織品開始退回英國時，英國的紡織工業失去了希望，一瀉千里，大工廠裁員過半，中小工廠關門大吉，物價下跌40-60%。正在市場一片恐慌之際，1811年春，美英開戰，美國再次對英國實行禁運。雪上加霜的打擊。

危機持續了4年多，單純靠淘汰落后企業、裁員、削減工資、降低價格，都不足以使紡織工業龐大的生產能力得以消化。

第五次經濟危機（1816年）
1814年世界市場出現巨大轉機，拿破侖戰敗，歐洲大陸市場開放，英國商品對歐洲大陸的出口額從1811年的1300萬英鎊，急增至1814年的2700萬英鎊；1815年，英美戰爭結束，英國商品對美國輸出額從1814年的8000英鎊激增至1330萬英鎊。于是，英國工業空前繁榮。但是，英國貨的生產和運輸能力過于強大。1814年底，歐洲大陸市場即告飽和，1815年對歐洲出口即下降23%；由于美國市場迅速接替，繁榮得以繼續，但過了幾個月，北美市場也飽和了。1816年，英國對美輸出額下降了28%。同時，由于軍事訂單下降，黑色冶金業和煤炭工業第一次生產過剩，原來每噸高達20英鎊的鐵價跌至8英鎊。于是，英國工業陷入第五次危機。1817年，英國第一次提出了旨在減輕失業、啟動需求的公共工程撥款法案。法案批準撥款100-200萬英鎊，資助建設運河、港口、道路和橋梁。這是市場經濟國家用財政手段緩和經濟危機的最早嘗試，比凱恩斯主義的提出早了100多年。

第六次經濟危機（1819年—1822年（？））
但是，對于英國龐大的過剩生產能力來說，區區一、二百萬英鎊無疑于杯水車薪。事實上，1817年以后，雖然利潤和生產有所恢復，但供過于求的總體態勢仍未改變，因而投資繁榮沒有到來。1815年到1817年之間，英格蘭銀行的黃金儲備幾乎增長了5倍。這說明英國企業主們紛紛將賺得的利潤放進銀行，從而使這一輪經濟恢復十分乏力。黃金漲庫給外國債券的推銷提供了良機，1817年至1818年在英國推銷的外國公債數量達到3800萬英鎊。巨額資金外流讓外國增加了購買能力，英國工業的剩余生產能力才被部分吸納。但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隨著英國糧食歉收，來自殖民地的原材料漲價，黃金外流，國內外市場需求再度萎縮，1819年，英國經濟陷入了第六次經濟危機。1819年破產事件超過1815-1816年危機的最高點。1819年11月，棉紡織工業三大中心——曼徹斯特、格拉斯哥、培斯利——工人的工資降低了一半以上，全國食品消費量比1818年減少三分之一。由于世界貿易的恢復，1815年和1819年兩次危機對美國、法國、德國正在成長的紡織工業和冶金工業造成了沉重打擊。

第七次經濟危機（1825年）
這次危機持續很長時間，直到1824年才出現新的繁榮。嚴重的生產過剩使資本家不敢投資，利潤源源不斷變成英格蘭銀行的黃金儲備。1819年為360萬英鎊，1820年為820萬英鎊，1821年為1120萬英鎊，1822年為1010萬英鎊，1823年為1270萬英鎊。于是，相似的一幕又上演了。從1821年到1825年，倫敦交易所共對歐洲和中南美洲國家發行了4897萬英鎊公債，而英格蘭銀行對國內私人貸款卻急劇萎縮。這些公債轉過來又成為對英國商品的購買力。英國輸往中南美洲的棉紡織品從1824年的150萬英鎊，激增至1825年的395萬英鎊。出口猛增一方面刺激生產和投資迅速擴大，另一方面則導致原材料價格上漲，從而再一次使供給嚴重超過需求。1825年下半年，物價終于開始下跌，而南美洲投資也被證明是一場豪賭。投機商人和銀行首先大量破產，繼之第七次危機席卷英國主要工業部門。

這場危機使紡織工業設備開工率下降了一半，紡織機械如花邊機的價格下跌了75%-80%，機器工業首次受到危機的嚴重襲擊。更值得注意的是，英國在外國公債上凈損失達1000多萬英鎊，對資本家和英國國力都是一個沉重打擊。此類現象后來在對美國鐵路的投機上再次重演。債券投機屢屢失敗是英國走向相對衰落的一個重要因素。由于價格大幅下跌，英國貨傾銷美、法、德各國市場，重創了它的競爭對手。

第八次經濟危機（1837年—1843年）
1825年危機以后，紡織工業仍然步履蹣跚。但是，鐵路業興起，帶動冶金、煤炭、機車制造業的發展，運輸成本迅速降低，進而帶動其他工業的發展，英國經濟經歷了長達近12年的繁榮。1834年到1836年，英國成立股份公司名義資本額為10520萬英鎊，其中鐵路占6960萬英鎊，銀行機構占2380萬英鎊，保險公司占760萬英鎊，采礦企業占700萬英鎊，運河占370萬英鎊。除鐵路因素外，另有兩個因素使繁榮得以延長。其一是從1833年到1836年農業大豐收，糧食價格下跌到60年來的最低水平，從而使工業品市場擴大。其二是向美國輸出資本和商品，僅1832年到1833年，英國對美出口就從547萬英鎊增加到1243萬英鎊。與此相應，則是大量黃金從英國流向美國。1836年，兩個主要因素先后發揮到頂點。鐵路建設投機過度，建設成本大幅上升，收益轉為虧損；英格蘭銀行控制黃金外流，美國信貸緊縮，英國對美出口1837年比1836年下降了三分之二。于是英國陷入了第八次危機。棉紡織業仍然首當其沖，呢絨業、亞麻和絲紡織工業都陷入困境，冶金工業、造船業、煤炭業大規模裁員、減薪，單是具有工會會員資格的煉鐵工人的失業率就從1836年的5%上升到1837年的12%。更加嚴重的是鐵路建設規模大幅度收縮，反映上年建設規模的通車鐵路長度1838年為357英里，1839年僅為78英里。就在這時，農業連續兩年歉收，小麥價格在1839年比1836年上漲了48%，使國內的工業品需求進一步萎縮。1839年，美國棉花歉收，加上合眾國銀行力圖壟斷棉花貿易，棉花價格暴漲。工業品價格下跌而小麥、棉花漲價，出口下降而進口增加，使英國出現貿易赤字。因此，黃金大量外流。為控制黃金外流，英格蘭銀行不得不提高利率，客觀上進一步縮小了國內投資。這樣，1837年開始的危機就變得格外嚴重，事實上，蕭條持續了6年。在此期間，英國商品繼續對其他國家進行傾銷，但美、法、德等國則加強了貿易保護，雙方展開拉鋸戰。

       這場大危機對美國、法國、德國也同樣產生嚴重影響。美國的蕭條也持續了六年。從1837年到1842年，美國破產事件達33000起，破產總金額達44000萬美元，而當時美國最大的企業規模在1000萬美元左右。同期，工資水平下降了約30%-50%。危機在法國和德國的表現相對緩和。由于法、德兩國大工業比重較小，生產不能迅速擴大，信用制度又不發達，所以在經濟繁榮時期，發展比較緩慢，在經濟衰退時期，下降幅度也就比較小。雖然如此，危機期間英國貨的傾銷卻使法、德兩國的新興工業損失慘重。1839年，德國從英國進口的棉紗超過國內產量的兩倍。1842年，由于英國貨的競爭，法國棉布出口額下降29%。

第九次經濟危機（1847年—1850年）
1843年到1847年，英國啟動了新一輪繁榮。這一輪繁榮的主要成因是冶金和機械制造技術的飛速進步。由此，鐵路建設和運營成本大大降低，新一輪鐵路建設熱潮興起。紡織機械制造技術的進步使紡織業成本進一步降低，從而擴大了需求，增加了利潤。此外，英國拼命開拓國外市場。為進一步打開主要貿易對象的市場，英國提倡“自由貿易”。其主要舉動是廢除本國征收農產品進口關稅的《谷物法》，從而一方面降低糧價，擴大國內市場需求，另一方面要求其他各國開放市場。第二，則是尋找新的出口對象，特別是擴大對亞洲和非洲的出口。1840年英國用炮艦開打中國大門，1842年強迫中國開放五個通商口岸，并對英國商品豁免關稅。英國對中國的出口額1840年為50萬英鎊，1845年即增加了4倍。40年代，英國棉布出口增加了56700萬碼，其中歐洲2200萬碼，美國7200萬碼，而亞洲和非洲卻占了36200萬碼，為增加額的64%。這樣，從1842年起，英國經濟漸漸轉入繁榮。

與此同時，以往曾經延長并加深繁榮的投機手段也在起作用，那便是貸款給美、德等國，使它們有能力購買英國的鐵軌、機車。1825年到1840年，英國建成鐵路不到1300公里，1841年到1848年則建成鐵路6900公里。同一時期，世界鐵路網從8600公里擴大到38000公里。1839年至1847年間，德國生鐵凈進口量增加了8倍，達114000噸，相當于國內產量的42%，1841年到1845年間，美國每年進口10萬噸以上的生鐵、鋼和鐵軌。進口絕大部分來自英國。法國冶金工業得到高關稅保護，沒有受到英國鋼鐵制品的沖擊。由于這一政策，法國冶金工業迅速發展。就蒸汽機馬力數而言，至1847年，法國躍居世界第二。

然而，紡織工業很快面臨生產過剩，1845年出口額即達到最高峰。對中國和印度出口首先下降，接著，由于農業歉收，對歐洲的出口也下降了。1846年，對美洲和非洲的出口跟著下降。1846年，美國棉花歉收，棉價價格上漲達一倍，進一步使紡織品的消費量萎縮。事實上，1845年底危機已初露端倪。除國外市場飽和外，對于鐵路的投機也開始破滅。1845年10月股票價格下跌達30%-40%，許多公司垮臺。由于政府要求各股份公司將部分資金存入國庫以證明其可靠，許多資金不足的公司跟著破產。但是，因禍得福，那些交出保證金的公司反而贏得了公眾的信任，結果1846年獲得議會批準的鐵路設計方案增加了一倍，鐵路建筑被推向高潮。事實證明，這是危機前最后的掙扎。在其他部門物價下跌之際，鐵路通車后缺乏相應的運輸量，收入遠低于預期；相反，建設鐵路的各項費用卻迅速膨脹。1847年秋，鐵路投機終告破產，英國第九次經濟危機開始了。許多線路停目鋪設，干線鐵路的工程進展大大放慢。恰在鐵路危機爆發之際，又出現英國和中歐、南歐地區農業嚴重歉收，1847年5月底，糧食價格比1845年上漲一倍，進一步縮小了工業品市場。由于繁榮被投機因素延長，危機爆發的烈度和持續的時間也超乎尋常。鐵路工程量連續5年下降，到1852年時，從事鐵路建設的工人數目比1847年少了五分之四以上。相應地，鐵價下跌一半，冶金和煤炭工業遭到沉重打擊。斯塔福德郡137座煉鐵爐中，58座停產。生鐵產量在一個月到一個半月內減少了三分之一。棉紡織業本來已經在下降中，隨著鐵路投機的破滅和糧價飛漲，進一步落入低谷。1947年11月，在紡織工業中心之一蘭開夏地區，920家棉紡織工廠中，有200家完全停業，其余的多半一周開工2-4天。70%以上的工人遭受失業或半失業的打擊。

英國的危機很快傳遞到其他國家。法國的情況與英國很相似，紡織工業早在1845年就出現隨著英國紡織品的傾銷而出現危機，鐵路建設狂潮也終于在1847年下半年退潮。隨著英國工業陷入危機，法國工業遭受著英國貨的更嚴重的沖擊，從而危機也就更加嚴重。1848年，法國工業生產總共下降了50%。在危機的沖擊下，法國再次爆發革命。德國工業由于保護較弱，受英國危機的影響更大。1847年冬，克萊費爾德8000臺織機中有3000臺停工，1848年上半年科隆14家工廠中只有3家開工，埃爾富特的工業幾乎完全停頓。由于德國本國就靠更殘酷的剝削抵抗著英國貨的傾銷，危機到來后，工人處境更加惡化。1847年就多次爆發反饑餓的暴動。1848年2月法國巴黎爆發革命，3月德國柏林也爆發了革命。

       美國的冶金業受英國危機影響最嚴重。1846年生鐵進口量只相當于美國國內產量的十分之一強，1851年進口量幾乎與國內產量持平，本國產量大幅減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美國追隨英國《谷物法》的廢除，將金屬進口稅從75%-110%下調至30%。結果，英國鋼鐵潮水般涌入美國，在新稅則實施三年內美國鋼鐵產量下降了33%。其他經濟部門的情況卻比較緩和。原因有以下幾點：第一，歐洲農業歉收成了美國農產品出口的好機會。1845年到1847年，谷物和面粉出口值增加了6倍，棉花出口量減價增，總收入還有所增長。因此農村地區對工業品的需求繼續旺盛。第二，1847年以前美國銀行系統還停留在上次金融危機的陰影中，存貸款數量都很有限，因此繁榮中的投機成份較少，危機也就比較淺。第三，1848年1月加利福尼亞發現大金礦，淘金熱潮刺激了美國鐵路的大發展；第四，1848年初對墨西哥作戰產生了大量軍事訂貨；第五，歐洲革命使資金大量外逃，流入美國（以及英國），增加了美國的資金供給。

       美國經濟的相對獨立對于英國擺脫危機具有重要的意義，它使英國的冶金工業的衰退相對減緩。危機帶來大量破產，工資及原材料成本下降，技術革新速度加快，壟斷程度提高，例如，1846年英國還有200家鐵路公司，到1848年即減少到20家大公司和幾家小公司，從而為走出危機鋪平了道路。

第十次經濟危機（1857年—1858年）
與此同時，新一輪技術革命也在悄悄發生。首先，英國紡織業中大型工廠徹底驅逐手工工場，手織機徹底退出市場。此后，英國對法、德、美各國的紡織業的優勢進一步增強。第二，蒸汽機迅速應用于海運業，大大降低了海上運輸的成本，提高了速度。第三，電報開始普及，現代通訊初露端倪，經營的可控性大大提高。第四，制造技術不斷革命，機器性能和成本比大大提高。

此外，新的市場得以開拓，舊的市場得以深化。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金礦的淘金熱形成了龐大的新市場。從1848年到1857年，從這兩地運出的黃金總額超過10億塔勒。英國還加緊開發印度及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市場，殖民地手工業不斷被摧毀，殖民地市場不斷開拓。第三，英國廢除《谷物法》帶來自由貿易思潮的興起，除美國外，瑞典、比利時、荷蘭甚至法國都降低關稅，擴大了英國工業品的市場。所有這些技術和市場因素，促使英國在1850年前后走出危機，轉入一個長達7年的繁榮期，并帶動其他各國擺脫危機。

       從1847年到1853年，英國對僅對美國和澳大利亞兩國的出口即從1260萬英鎊增加到3820萬英鎊，其新增需求量等于1847年以前英國棉紡織品的出口總額。從1847年到1857年，英國對自己殖民地的出口額增加了一倍，英國出口商品的三分之一為殖民地所吸納。1850年代美國鐵路建設出現新的高潮，建成約33000公里鐵路。在關稅降低的前提下，這個龐大機車和鐵軌的市場基本上為英國所占領。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輪英國商品出口擴大還伴隨著價格上漲，這說明英國工業的處境特別有利。價格上漲減輕了對法、德兩國工業發展的壓力，法德兩國的重工業進展迅速。從1846年到1858年，普魯士的蒸汽機功率增加了4倍多。幾乎同一時期，紗錠數目大約增加了1倍。法國的速度稍慢，紗錠數目只增加約一半，蒸汽織機增加一倍，重工業約增長75%。1850年到1857年，美國工業和運輸業的資本額增長也很迅速，雖然其中約有近一半是英國債券和股票。冶金和機械制造業進展較慢。煤炭業生產能力則增加較快，約為一倍半。

       在豐厚利潤的刺激下，信用高度膨脹，投機猖獗。從1850年到1857年，倫敦9家股份銀行的存款增加1.5倍，從1800萬英鎊增加到4300萬英鎊。美國的銀行數從824家增加到1416家，放款業務從44500萬美元增加到68400萬美元。德國銀行數目從9家增加到29家，鈔票發行額增加1倍。法蘭西銀行的放款業務增加了兩倍多，從18億法郎增加到56億法郎。出口信貸和空頭期票制度廣泛發展，銀行大量憑空頭期票放款給自有資本額很小的公司。這一方面延長了繁榮，另一方面卻增加了風險。此外，濫設企業騙取小額投資者信任和錢財之風盛行，許多銀行參與制造泡沫，造成股票價格暴漲暴落。

       但是，由于工人工資總是被壓得過低，市場容量很快就被充滿了。事實上，到1854年時，危機已經開始冒頭。由于連續三年對美國和澳大利亞的出口增長過猛，1854年時紡織品價格下跌，企業不得不縮減生產。鐵的出口量也下降了，與1854年相比，1855年扁鐵的價格下降15%，生鐵價格下降11%。在英國商品的沖擊下，美國、法國、德國的工業生產都出現下降。幸而金融投機人為地擴大了市場需求，鐵路建設一再擴張，投機性創業熱潮不斷高漲。1856年，英國的出口一躍增加了2000萬英鎊。在投機狂熱中，物價飛速上漲，1857年中與1856年初相比，棉價上漲了37%，棉紗上漲28%，糖上漲4%，澳大利亞羊毛上漲50%，咖啡上漲44%，煙草上漲100%。在高價格的刺激下，生產一再擴大。與此同時，則是工人的實際工資下降，購買力不足。于是，以英國為中心的第十次經濟危機終于更加猛烈地到來了。

       1957年秋，靠空頭支票、出口信貸生存的進出口商首先大批破產，繼之，銀行紛紛倒閉。一度同紐約爭奪全國金融中心地位的費城，幾乎全部銀行都停止支付。隨后，紐約63家銀行中62家遭到擠兌而停止支付。貼現率上升到60%-100%。鐵路公司的股票價格跌去85%-87%。金融危機迅速蔓延至英國，英格蘭銀行將貼現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10%。破產銀行和有價證券共損失達8000萬英鎊，危機造成的全部損失則高達25000-30000萬英鎊。在德國的貿易中心漢堡，曾因信貸貿易而異常繁榮的交易所一片混亂，數以百計的銀行和工商企業倒閉，貼現率提高到12%。法國情況稍緩和。從1856年到1858年間破產事件12030起，動產信用公司股票價格下跌64%，達姆斯塔特信用銀行股票價格下跌一半，法蘭西東方鐵路公司股價下跌三分之一。歐洲破產公司的債務總額高達7億美元。

       危機暴露出的損失充分說明，從1854年到1857年的繁榮是靠金融投機支撐的。一旦金融系統崩潰，實業必將以更大規模破產。1857年12月英國的工業產值下降了一半，但存貨卻增加了。紡織工業、冶金工業、煤炭工業都大規模停工、減產，物價急劇回落。美國的冶金工業和紡織工業減產20%-30%，鐵路建設工程量縮減一半，造船量減少四分之三。每周運煤量減少15000萬噸，許多煤礦關閉，煤價大幅度下跌。美國農業這回也損失慘重，由于俄國小麥的競爭，歐洲糧食本已過剩，又加上美國小麥豐收，播種面積擴大，結果糧食價格急劇下跌。在西部，糧價下跌了60%-70%，90%以上的農民無力償還債務。國內工業品市場進一步縮小。有意思的是，在1857年上半年，美國還再次降低了鐵和紡織品的進口稅，從而加劇了國內工業的困境。

       由于競爭力弱，法國的生產和貿易縮減情況也比英國更嚴重。鐵路建設縮減三分之二以上，生鐵價格不斷跌落，至1864年跌去一半。絲紡織工業出口額減少7500萬法郎，價格跌去30%-40%。小麥價格跌落一半，農民苦不堪言。德國也難以幸免。至1857年底，棉紡織工業產量即下降28%，生絲產量減少24%。到1858年，棉紡織品下降了42%，呢絨出口下降15%，亞麻布出口下降了82%。在產量減少的同時，價格直線下跌。生絲價格二年之內跌去25%。

       危機使工人饑寒交迫。1857年11月，曼徹斯特45000名工廠工人有1萬多人失業，18000人半失業，此外還有成千上萬家庭工業中的失業工人。同期，金屬加工中心謝菲爾德工人的工資總額同比減少三分之二。從1847年到1857年，英國棉織品的出口從2330萬英鎊增加到3910萬英鎊，而國內消費量卻從2150萬英鎊減少到1710萬英鎊。

第十一次經濟危機（1867年—1868年）
       由于英國技術和設備先進，競爭力強，有能力利用危機向外低價傾銷，英國工業最先從危機中恢復過來。到1858年下半年，英國出口額已經有了顯著增長。考慮到危機的深度，在短短一年之后能克服世界市場的蕭條而走出危機是很困難的。但是，印度和中國市場再次幫了英國的大忙。1858年中，印度士兵的起義被鎮壓，英國委派了第一任印度總督，印度完全成為英國的殖民地。同期，侵略中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天津條約簽訂，中國的大門進一步向英國商品打開。1857年至1859年間，英國棉紡織品的輸出額從3900萬英鎊增至4800萬英鎊。在增長額中，印度占了將近90%。1860年，英國輸往印度的棉布，幾乎比輸往歐洲大陸和美國的棉布總數多一倍。對中國、日本、爪哇等地的輸出額也很大，超過對歐洲大陸輸出額的60%。

       英國紡織工業的復蘇使美國的棉花收入增長，從而促進了工業品需求的擴大。此外，1859年科羅拉多金礦和內布拉斯銀礦發現，石油工業興起，也推動了美國經濟的復蘇。1859年，美國石油產量為8.4萬加侖，1860年增加2100萬加侖，1862年增至12800萬加侖。于是，美國經濟也由雨轉陰，進而轉晴。法國的蕭條卻持續了將近三年。冶金業的蕭條一直持續到1862年。1860年，世界經濟開始新一輪高漲。

       然而，1861年美國爆發南北戰爭，繁榮的腳步不得不調整。1860年歐洲需要的棉花有85%來自美國。戰爭爆發后，北方封鎖南方的棉花外流，使輸入歐洲的美棉降到1860年的3%-6%。結果歐洲棉紡織業停工待料，棉價漲達3.5倍。毛、亞麻和絲紡織業取而代之，成為輸往亞洲、南美和非洲的主要產品。與此同時，機器制造和冶煉技術的提高進一步降低了鋼鐵價格，鐵路建設掀起又一輪高潮，而且這一輪高潮的主要地區就在歐洲，十年內鐵路長度擴大了一倍。俄國鐵路建設速度最快，但與美國一樣，也帶動了英國的機車和鐵軌出口。英國還在印度境內修了5000公里鐵路，在澳大利亞修筑了1000公里鐵路。這一切都使冶金工業、機器制造業得到大發展。

       除鐵路以外，帶動新繁榮的還有英國造船業的進展。這一時期各國都擴充軍備，而以英國為最，英國花大力氣用鐵甲艦代替木制帆船，大量的新船廠應運而生，舊船廠也紛紛進行技術改造。陸軍配備了新式來復槍和大炮。這一時期，機器應用范圍進一步擴大，出現了烤面包機，縫紉機，收割機，甚至火柴、卷煙、面粉生產都開始機械化。

       繁榮產生了新的投資泡沫。從1863年到1867年，英國出現了3500多家股份公司，名義總資本將近7億英鎊，但實收資本很少超過名義資本的20%。由于對50年代投機破滅的記憶深刻，法國的泡沫沒有像英國那么大。但新的股份公司也大量出現，從1861年的108家增至1865年的269家。德國由于普丹戰爭和普奧戰爭，投機風也較弱。

       盡管有南北戰爭，但美國的投機和創業風卻十分強勁。僅馬薩諸塞州，從1863年到1866年就成立了529家股份公司，資本總額達9600萬美元，而上一個繁榮期內的1854年到1857年只創辦了96家公司，資本總額僅為600萬。這一時期的石油公司發展最快，內戰時期成立了1100家石油公司，股本總額高達6億美元，其中實收股本9000萬美元。鐵路建設也再上新臺階，1861年鐵路股票價格曾跌至41，到1864年達到創紀錄的新水平：118。

       但是，危機的陰影又一次逼近了。由于資本家對前景過于看好，投資不斷擴大，導致投資品價格不斷上升，與1861年相比，1867年單座煉鐵爐的產量提高30%，但蘇格蘭生鐵的價格卻反而上漲了23%。而與此同時，卻由于產出迅速增加，銷售日益困難，消費品價格開始回落。

       事實上，早在1864年，英國鐵路建設規模就縮減了40%，造船業也在1864年達到生產的最高峰并開始收縮。同時，由于大量進口印度棉花，英印貿易逆差在1864年高達3200萬英鎊，黃金外流嚴重，迫使英格蘭銀行提高貼現率。資金緊張，鐵路投資收益下降，使一家信譽與英格蘭銀行相當的奧弗倫-格尼公司銀行股票下跌。隨后，該公司投資于其中的兩家鐵路公司破產，該銀行公司也接著倒閉，并引發了全國銀行系統的擠兌風潮。許多銀行和金融公司的股票下跌二分之一、三分之二，甚至六分之五。股票價格下跌幅度最大的一天之內，市值損失高達13000萬英鎊。于是，實業擴張中的泡沫顯現出來了。

       這是英國經濟史上的第十一次危機。由于英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中心地位，也可以說是第十一次世界經濟危機。1867年春，英國棉花紡織工業生產縮減20%-25%，絲織品輸出減少23%。毛紡織業出口1868年比1866年下降30%。生產下降幅度最大的是英國的重工業。1867年鐵路建設比1866年下降30%。1866年中，蘇格蘭地區137座煉鐵爐大半停止生產。造船業從1865年到1867年下降達40%。不巧的是，歐洲糧食連年歉收，1867年到1868年期間的小麥平均價格比1864年到1865年高50%-60%，從而進一步縮小了工業品市場需求。

       英國的危機于1867年蔓延至法國。1867年法國的經濟損失高達數十億法郎。棉花消費量下降25%，停止運轉的紗錠占總數的五分之一。棉紡織品的價格下降給毛紡織業和亞麻紡織業以致命打擊。由于軍事訂貨的增加，重工業的危機稍輕。但鐵路建設規模也縮減了一半，1867年通車鐵路總長度1198公里，而1868年僅為613公里。

       危機對德國的影響主要限于紡織工業，紡織品出口大幅度下降。毛紡織品從1865年到1867年下降52%。亞麻織品從1867年到1871年下降一半。棉紡織品情況較好，到1869年內才減少19%，但此期間價格也在不斷下跌。重工業得益于軍事訂貨，以及為調動軍隊而趕修鐵路，生產下降歷時較短，幅度較小。戰爭的另一個正效應是生鐵進口量下降，使鐵路訂貨主要被國內冶金工業吸收。

       美國的情況比較特殊。內戰一結束，物價就迅速下跌。但這主要是由于戰爭期間的通貨膨脹。1866年到1867年，生鐵、煤和鐵軌的產量就都創造了新記錄。原先生產武器的工廠轉而生產機車、農業機器和其他新式機械，也增加了對金屬的需求。英國危機降臨后，英制品以更大規模涌入美國，打斷了美國的戰后繁榮。1865年上半年，輸入美國的英國棉紡織品為2400萬碼，下半年就激增至9800萬碼。受害最深的是美國造船業。從1864年到1869年，造船業生產下降了34%。然而，美國造船業的危機不僅僅是周期性的危機。事實上，由于英國造船業的強大競爭力，美國造船業一直到19世紀末才重新達到或超過1864年至1865年的水平。

第十二次經濟危機（1873年—1879年）
       由于美國幅員遼闊，鐵路建設的潛力很大，南北戰爭結束又擴大了南部對北部工業品的需求，也加快了西進的步伐，鋪設新線仍然有誘人的利潤前景，故美國鐵路建設率先走出低谷。1865年至1875年，全世界鐵路線從14.6萬公里增加到29.6萬公里，其中美國占一半以上。從1865年到1873年，美國鐵路投資約20億美元，其中在英國籌集的資金約占一半。如此大規模的鐵路建設給英國重工業提供了強勁的需求，使英國經濟走出危機。

1871年德國戰敗法國，實現全德統一，并獲得法國紡織工業發達的阿爾薩斯和煤鐵資源豐富的洛林，以及50億金法郎的賠款，德國經濟迅速繁榮起來。為趕超英國，德國政府大量投資重工業，并努力采用最先進的技術，提高產業集中度，使德國工業實力迅速增強。1873年，煤炭產量達2726萬噸，躍居世界第三，僅次于美、英兩國。魯爾區成為德國的鋼鐵工業、制造業和軍火工業的集中之地，鋼鐵工業成為德國最重要的工業。但紡織工業的發展速度較慢，1871年時仍只及英國30年代的水平。

德國的興旺是法國的衰落，大量賠款使法國稅收沉重，債臺高筑，經濟發展緩慢，只在1873年危機前夕才出現一些繁榮景象。

在美、德兩國繁榮的帶動下，英國經濟也擺脫了上一輪危機的陰影。從1868年至1873年，英國鋼鐵出口值增加一倍多，從1760萬英鎊增加到3770萬英鎊，煤出口值從540萬英鎊增加到1320萬英鎊，但紡織品增加較慢，從7970萬英鎊增加到9420萬英鎊。但英國國內市場擴展緩慢，英國工業嚴重依賴國際市場。1970年，英國的采煤量占世界采煤量的51.5%,生鐵占50%，鋼產量所占比例更高，英國的棉花消費量占世界的一半以上。

但是，美、德兩國的經濟高漲免不了投機泡沫，特別是美國，是在英國資本的刺激下膨脹起來的。投資和生產猛烈擴大，市場需求遠遠跟不上增長，結果便是投機破滅，經濟蕭條。

1872年，由于建設成本高漲，預期收益下降，美國的鐵路線增長速度開始放慢，機車及鐵軌訂貨開始減少。于是，鐵路股票價格開始下跌。從下跌轉為暴跌的，是開始于1873年的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的股市暴跌，24小時內股票貶值達幾億盾。維也納交易所危機引發了第十二次世界經濟危機，倫敦、巴黎、法蘭克福、紐約金融市場的一片恐慌，鐵路股票紛紛下挫。1873年9月，美國最殷實銀行之一的杰依—庫克金融公司因鐵路投機破產，紐約股市狂瀉，5000家商業公司和57家證券交易公司相繼倒閉，紐約證交所第一次關門10天。此后，美國鐵路線增長率連續四年下降，生鐵產量由260萬噸降至190萬噸，船舶下降60%，機車下降70%。進口從1872年開始下降，連續四年，降幅達36%，其中鐵和紡織品的進口分別減少了82%和45%-55%。只有鋼產量保持增長，并于1875年大幅增長。

德國遭到重創。特別是重工業，迅猛發展后是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生鐵產量連續三年下降。危機爆發前的最高產量為224萬噸，1876年降至185萬噸，一直到70年代末，產量才達到并超過危機前的水平。克虜伯等大工廠解雇了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工人。直到1879年和1880年，車床的開工率還只有30%。輕紡工業發展緩慢，危機也就比較輕。1875年棉花消費下降了10%。農業卻遭受沉重打擊。隨著水陸運輸的暢通，美國、東歐和印度的糧食大量輸入，糧價大幅下跌。

法國經濟繁榮程度不高，受打擊卻不輕。1873年法國的棉織業產量減少40%，煤、鐵的產量都大幅減少，而且蕭條持續了很長時間。

主要工業國的經濟蕭條當然直接影響到英國。生鐵產量，1872年為685萬噸，1873年降為667萬噸，1874年降至609萬噸；生鐵出口量的降幅更大，1872年為396萬噸，1873年為347萬噸，1874年又減至296萬噸，1876年更降至259萬噸。與此同時，鐵路和造船業、機器制造業都下降了。

然而與美、德經濟的下降幅度相比，英國還比較緩和。理由有如下幾點：一，投機活動沒有在英國國內市場上形成高潮；二，棉紡織業雖然價跌，但量還有所增長。這次危機主要是重工業危機，輕紡工業受影響相對較小，各國皆然。英國紡織工業競爭力強，受影響更小一些。三，由于固定資本投資周期延長，投資并未同步同幅下降。1873年至1878年間，紗綻總數仍在繼續增加，煉鐵爐數量也有所增加。鑄鋼和煤炭業投資也在繼續。

但是，危機期間的投資擴張只能意味著生產能力的進一步過剩，從而意味著更大規模危機的來臨。1878年10月，負債1200萬英鎊的格拉斯哥銀行倒閉，繼之，負債500萬英鎊的西英格蘭和南威爾士銀行宣告破產。于是，英國經濟落入了更深的蕭條。1879年，英國鑄鋼生產能力為300萬噸，實際產量只有100萬噸。每噸蘇格蘭生鐵的價格從1872年的102先令降至47先令。紡織工業也在劫難逃。1878年秋，蘭開夏20%的紗綻和織機停工，60%只能部分開工。

和以往一樣，危機都促成大批中小企業破產，加速先進技術的開發和采用，提高生產集中或壟斷程度。只是這次危機持續時間長，物價下跌幅度大，走向壟斷的過程更加自覺。卡特爾、托拉斯、辛迪加等壟斷組織形式就是在這一時期發展起來的。

第十三次經濟危機（1882年—1883年）
1878年到1879年的英國經濟危機并沒有以往一樣波及到美國和德國。這是世界經濟史上的一個轉折點。此后，大英帝國開始走向衰落，而美國、德國則日益強盛。

為什么出現這一轉折呢？1873年美、德陷入危機后，兩國政府都大大提高了貿易保護水平。南北戰爭期間，美國關稅即已達47%。戰爭結束后，主張貿易保護的北方工業集團取得勝利，而主張自由貿易的南方農業集團失敗，美國關稅進一步提高。1873年經濟危機發生后，美國繼續實施高關稅政策，特別是加強了對紡織工業和鋼鐵工業的保護。與此同時，壟斷組織廣泛出現，成為非國家的貿易保護力量。在高關稅和其他措施的保護下，美國強勁的國內需求成為重工業和輕紡工業的發展動力，主要工業部門的競爭力迅速提高。到1878年英國危機加深時，英國制品對美國傾銷能力已經大大削弱了。

1873年危機也使德國決定性地放棄自由貿易政策的殘余。由于外國農產品的傾銷使容克地主的收入下降，地主和工業資本家第一次在提高關稅上達成一致意見。德國鋼鐵工業家為抵制英國鋼鐵制品進入，聯合各行業企業主，成立德國工業家中央聯合會，要求提高關稅。俾斯麥也積極推動，他希望用高關稅來增加稅收，增強帝國財政和軍事力量。這樣，高關稅就成為德國上下一致的利益所在。

美、德兩國先后采取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成為世界潮流，除英國外，其他各國都紛紛轉向。此后，美、德等各國競爭力不斷增強，其國內市場越來越多地為本國工業所占領，英國的國際市場份額明顯縮小，甚至英國的國內市場都開始受到美、德商品的入侵。這是一股決定英國走向衰落的歷史大潮。從根本上說，這股潮流得以形成，是因為英國的國際統治經驗還不夠豐富，沒有將它的世界經濟優勢轉變成世界政治優勢，沒有花大力氣在各國國內扶植自由貿易派，打擊貿易保護派，從而無法決定或至少影響其主要競爭對手的國內政治。一百多年以后，美國就比較善于將經濟優勢轉變成政治優勢了。歷史是相信強權的，只有在政治上統治了各國，經濟上的優勢才能有保障。

貿易保護主義另一個后果是，世界經濟周期的同步性下降了。一個國家陷入危機時，另一個國家可能還在繼續高漲。而一個國家已經開始復蘇時，另一個國家卻可能深陷蕭條。在程度上也有了新的特點。以往，受危機影響的程度更多地取決于國際競爭力和金融投機。英國競爭力強，可以轉嫁危機，受危機影響較淺，其他國家則常常比英國更嚴重。金融投機強的，受危機影響深。此后，貿易保護程度對危機程度也有了日益重要的影響。然而，由于美國經濟活動總量據世界首位，美國的經濟周期對其他各國的影響更大一些，換句話說，從1873年危機以后，美國危機的起迄通常主導著世界經濟的蕭條與繁榮。

除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以外，帶動美國走出1873年的危機的，是鐵路建設的又一個高潮。危機擠破了泡沫，降低了建設費用，提高了技術水平，這樣，向遼闊的中西部和遠西部進軍的鐵路又可以重新開工了。從1879年到1883年，美國共建成鐵路近5.3萬公里，約占同期世界鐵路建筑量的50%，重工業主要產品產量則增加了一倍，鋼鐵工業的技術水平開始與英國并駕齊驅。但是，美國鋼鐵工業仍不能滿足鐵路建設的需求，仍然需要大量進口英國鋼鐵，甚至開始進口一部分德國鋼鐵。于是，美國再次成為世界經濟走向繁榮的龍頭。

1882年，美國鐵路建設退潮，引發世界經濟史上的第十三次經濟危機。這期間美國建造了兩倍于實際需要的鐵路。平行鐵路惡性競爭，競相削減運費，使鐵路經營入不敷出，銀行及投資者紛紛拋售鐵路股票和債券。1883年倫敦市場上美國的鐵路股票價格跌至面值以下。鐵路投資驟然萎縮。1882年至1883年，機車產量由2282臺下降至800臺，即下降65%。煤炭產量下降7.5%，生鐵產量下降12.5%，棉花消費量減少15.4%，甚至一直增長的鋼產量也下降了10.7%，出口減少13.4%，進口減少22%。從1882年到1886年，批發物價指數下降24.1%。蕭條持續了四年之久。蕭條期間，美國的托拉斯大規模發展，遍及鐵路、石油、食糖、肉類加工、煤、酒等產業，市場價格逐漸止跌回穩。這一方面促使公眾反托拉斯運動的形成，另一方面卻減輕了危機的深度，并為工人罷工取得勝利提供了經濟空間。

英國經濟早在1882年就開始下降，美國鐵路退潮后，危機加深了。危機期間，鋼產量第一次下降，達15.9%，棉花消費量縮減了19.7%，造船業下降最嚴重，達62.8%。1882年失業率為2.3%，1884年增至8.1%，1886年更達10.2%。

法國的嚴重程度僅次于美國。1882年，聯合總銀行，里昂和羅爾銀行倒閉，震驚全國。同年企業倒閉達7000多起。從1884年到1886年，破產企業數和失業人數都進一步增長。從1882年到1885年，進出口連續幾年下降，出口共下降13.6%，進口共下降15.2%。煤、鐵的產量，棉花的消費量都大幅度下降了。

德國的情況稍好。由于貿易保護和國內工業卡特爾化，德國工業的競爭沒有出現大規模投機浪潮，受外國廉價商品的傾銷影響小。只有對美國出口的鋼鐵和機器下降幅度較大。

第十四次經濟危機（1890年-1893年）
       1886年以后，鐵路建設再一次高漲。從1885年到1892年，全世界修筑的鐵路線達19萬公里，是上次高潮的近一倍。其中美國就修筑鐵路7.5萬公里，比上次高潮多一半。這一時期還開始了電氣革命，電燈、電話、電車、電動機等不斷問世，形成一個又一個新產業。但這一輪產業革命的領導者已經不再是英國，而是美國。

       在鐵路建設和電氣革命的推動下，美國興建了大批煤井、鑄鋼廠、煉鐵爐，僅新建成的煤礦生產能力即達6000-7000萬噸。1892年，通用電氣公司已經向全國400多家電車公司供應設備。工業的迅猛發展，大量移民入境和新土地開拓，使美國的國內市場猛烈擴大。在歐洲，德國工業建設規模躍居第一位，鋼的生產能力擴大了一倍，新增采煤能力1800-2000萬噸。英國也在發展，鑄鋼工業的生產能力擴大了半倍，采煤能力也繼續增長。法國仍然是以輕紡織工業發展為主，從1882年到1892年，紡織工業設備的增長速度仍比采掘、冶金工業中的快，與美國和德國的情形恰成對照。總的來看，法國的發展遠遠地落在德國后面。

       但是，德國也最先爆發危機。1890年3月，德國股票市場暴跌，此后股價連續下降兩年多。從1890年到1891年，破產事件約1.5萬起，鐵路建筑規模縮減了60%。適逢農業歉收，危機更加嚴重。

       美國的危機比較曲折，但卻更為嚴重和漫長。1890年，美國即發生金融危機。1891年上半年，生鐵、鋼、鐵軌和機車，以及輕工業的生產都下降了，但下半年又迅速好轉。1890年再次陷入危機。從1893年1月到8月，工業股票平均市價下跌近一半。一年內有600多家銀行和信用機構破產，各類破產事件超過1.5萬起。1894年，94條鐵路被拍賣，資本總額達11億美元。在危機中，鋼產量下降了18%，生鐵產量減少了，鐵軌和機車產量分別下降了47%和70%。金屬和金屬制品價格指數下降44%，紡織品價格指數下降了26%。蕭條一直到1895年，美國經濟才進入復蘇階段。

       英國的危機也始于1890年，采煤量下降11%，生鐵和鋼產量分別下降19%和18%，船舶噸位減少32%，出口縮減18%，進口減少8%。

       1890年開始，危機也降臨到法國各工業部門。但在采礦冶金部門，直到1893年才明顯表現出危機。危機期間，鐵軌和船舶生產分別下降34%和37%，棉花消費量減少23%，出口下降了18%。

       這次危機的一個重要后果是，法國終于加入了貿易保護主義潮流。1892年法國制定了《梅利奈稅則》，大大提高了進口工業品關稅率。物極必反，法國在吃盡了自由貿易的苦頭后，所實施的保護政策是全歐洲最嚴厲的。

第十五次世界經濟危機（1900年-1903年）
       德國經濟于1893年開始復蘇，美國1895年，英國比美國還晚一些。這一輪高漲是鋼帶動的。短短幾年間，世界的煤產量增加65%，生鐵產量增加70%，而鋼產量增加將近兩倍。大部分鐵都被煉成了鋼。美國1890年的鋼產量為1427.7萬噸，1900年達到1018.8萬噸。由于提煉技術不斷進步，鋼軌的價格從1873年的每噸120美元，降到1898年的17美元。而美國最大的卡內基鋼鐵公司還依然利潤豐厚，每年達2000萬美元之巨。鋼材價格的不斷下降，使一切鋼制品，如機器、工具、鐵軌、橋梁、機車、輪船等的需求都迅速擴張，從而帶動了新一輪經濟繁榮。

       但是，危機還是不邀而至了，這次危機是從俄羅斯開始的。1892年至1893年起，俄國出現其資本主義歷史上最可觀的一次高漲。從1890年到1900年，俄國鋪設了22600公里的鐵路。頓巴斯的煤、巴庫的石油、南方的冶金業都有長足的進展。到90年代末，俄國的生鐵和鋼產量已超過法國而居世界第四位，鐵路線的長度僅次于美國。但是，俄國的發展主要是靠外國資本和進口機器、鐵軌進行的。1890年，外國資本在全部股份資本中約占25%，到1900年則占40%以上。主要投資者依次為法國、比利時、德國。外國投資者看中的是俄國遼闊的土地和豐富的礦產資源，當他們在本國找不到有利可圖的投資出路時，就把目光投向了俄羅斯。因此，這一輪高漲既是俄羅斯大規模開發的開始，也是俄羅斯經濟的進一步殖民地化。迅速而持續的擴張自然引來狂熱投機，濫設企業，虛估前景，股票和債券高溢價發行。結果，1899年夏天一場金融危機席卷俄羅斯，隨之工業生產陷入危機。

       在俄羅斯有大量投資并向俄羅斯大量出口的法國、德國、比利時等國最先跟進，英國尾隨其后。美國的危機發生得較晚，比較曲折，但程度卻最嚴重。1900年生產已經開始下降，市場信心開始失穩，1901年5月，紐約股市暴跌。但很快又上漲。1901年和1902年，美國的固定資本投資還在繼續，生鐵、鋼和煤的產量都有所增長，直到1903年，美國才爆發全面危機，并轉入蕭條。危機期間，美國的生鐵產量下降8.4%，鋼產量下降7.3%。1904年鐵路修筑量比1902年減少36.4%，機車產量縮減33.2%。1904年失業率高達10.1%，工資降低10%-20%。在失業增長和名義工資降低的情況下，房租等生活費用卻反而出現上漲。這是壟斷組織哄抬物價的結果。最終，工人的購買力進一步縮小，危機也就更加延長了。

       這場危機戲劇性地展示了英國和德國的競爭地位的消長。由于德國鋼鐵工業的技術先進程度、生產集中程度都高于英國，而且采取鼓勵輸出、限制輸入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德國鋼鐵大量出口英國，并占領英國的海外市場。1900年到1902年，德國黑色金屬的凈出口增長3.5倍，從1900年的凈出口71.5萬噸，增長到1902年的320.9萬噸。與此同時，英國黑色金融進口額在1900年到1904年期間增加了62%。這就使德國能夠盡早擺脫危機，而英國的危機則被延長了。

       面對強大的競爭對手的崛起，面對世界性的貿易保護主義潮流，英國的自由貿易政策開始動搖了。英國內閣以張伯倫為首的集團開始主張恢復保護關稅，取消自由貿易，代之以“帝國國內特惠關稅”。這一主張得到了重工業的大資本家們的擁護。但是，由于英國鼓吹自由貿易日久，以欺人始，以自欺終，這一有利于英國長遠利益的主張并未成為新政策。

       日本在1900年爆發了第一次經濟危機。
第十六次世界經濟危機（1907年-1908年）
       1905年，美國最后一個擺脫危機并迅速轉入高漲。這一次高漲不僅時間短，而且強度弱，但投機程度卻很高。這一時期，一些新興工業崛起，如電力、汽車、化學等。從1902年到1907年，美國的發電量從48億度增至106億度，增長了1倍多。1900年至1907年間，世界汽車產量由7000輛增至8.4萬輛。在德國，化學工業的從業人數從1900年的15.3萬人增至20.8萬人。法國的汽車工業格外引人注目，1907年，法國已經生產了5.5萬輛汽車，超過美國的4.4萬輛。但是，帶動這一輪高漲的主要因素仍然是鐵路和重工業建設。1905年至1907年，美國建成了25000公里鐵路，使用了860萬噸鋼軌，生產了2萬臺蒸汽機車和69萬節車廂。

       有這許多新興工業的崛起，這一輪高漲本來可以指望持續時期比較長。但是，創業投機猖獗，使這一輪高漲暴起暴落。在美國，這一時期大量個人企業轉變為股份公司，發行摻水股票，從中牟取暴利。大量歐洲資本通過提供短期信貸來資助創業投機，1906年，吸金融投機吸引到美國的資本總額達5億美元，美國信貸機構投入的資金約為3億美元。這段時期，英國新設企業2.24萬家，德國新設企業的資本額達15.54億馬克。美國和德國的投機活動最為強烈，而英法的資金則被卷入其中。在英國和法國，70%-75%的有價證券是外國債券。因此，美國與德國的生產能力迅速擴張。這一輪高漲的新建生產能力大部分都是在1906年到1907年建成投產的，由此帶動原材料價格的飛漲。1907年鐵的最低價比1901到1905年間的最低價上漲了39.2%，銅價上漲了一倍，鉛價上漲了92%。

       如此高的價格是很難被有限的需求接受的，于是泡沫破滅的時機又成熟了。1907年到1908年，美國破產的信貸機構超過300個，負債達3.56億美元，大多數銀行則停止支付現金。30多家鐵路公司倒閉，他們擁有股票和債券6.1億美元，鐵路長度1.3萬公里。還有2.74萬家工商企業登記破產，共負債4.2億美元。在美國，這次危機引起的生產下降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嚴重。以月度數字計算，鋼產量下降近60%，生鐵38%，機車69%，貨車車廂75%，新建鐵路量46%。1908年，新建筑合同減少23%，鋼托拉斯所屬企業一半以上停工。失業人數超過以往各次。

       與美國經濟聯系密切的英國首當其沖，危機深度僅次于美國。1907年，黑色金屬消費量減少20%，生鐵產量下降11%，鋼產量下降19%，新建船舶噸位減少48%，棉花消費量下降14%。從1906年到1909年，生鐵價格下跌25%。

       危機在德國也十分嚴重。1907年，黑色金屬消費量縮減20%以上，鋼產量下降13.1%，已竣工商船噸位減少三分之一，建設業損失最慘重，業務量縮減36%，與此相應，水泥等建材工業產量下降近一半。輕工業損失也不小。棉紗和棉布的出口減少18%，棉布價格下跌23%。值得注意的是，盡管黑色金屬消費量縮減，但由于該行業壟斷程度高，黑色金屬的價格竟提高了14%。

       1907年，法國的工業生產下降了6.5%。其中絲紡工業危機最嚴重，絲織品出口減少了24%。危機不但使工人生活惡化，甚至教師與國家公務人員的生活都受影響，工會活動活躍起來。1909年，巴黎郵電職工大罷工，一時電訊中斷。

這次危機以后，德國工業實力已經明顯超過英國。德國的鋼鐵產量比英法兩國的總和還多，機器制造業發展迅速，電氣、化學等工業成為德國的驕傲。造船工業在1896年以前還不具規模，1899年至1913年間，每年平均造船30.5萬噸。到1913年，德國輪船總噸位達到510萬噸。德國海軍實力已經接近英國。雖然如此，英國還擁有重大優勢：龐大的殖民地，巨大的商船隊，數額巨大的資本輸出。德國認為，其實力與海外殖民地規模很不相稱，而殖民地的重要性在經濟危機時期更顯重要。于是，從經濟戰爭轉向軍事戰爭的時機漸漸成熟了。

1909年起，美國、法國經濟開始復蘇并很快進入高漲階段，德國到1912年才走向高漲，英國則更晚。然而，這一輪經濟高漲的主要動力卻是軍備競賽。1913年，新一輪經濟危機已初露端倪。但1914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各國轉入戰時計劃經濟，危機遂告消失。

第十七次世界經濟危機（即大蕭條，1929年-1933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世界經濟出現極不平衡的繁榮。美國靠對德國貸款和國內信貸消費繁榮，法國靠巨額賠款和貿易保護取得經濟增長，英國經濟則在國際競爭中衰落，經濟停滯，脆弱而缺乏競爭力的日本在接二連三的危機中震蕩，相反，德國雖然要對外支付巨額戰爭賠款并失去阿爾薩斯和洛林，國內社會動蕩，卻依靠巨額外債更新了工業設備，重新成為世界第二工業強國。這種極不平衡的繁榮終于以一場大蕭條告終。

       從技術上看，一戰以后的繁榮似乎有著很堅實的基礎。汽車、化學、電氣是這一輪技術革命的主導力量。美國的汽車產量從1919年的150多萬輛增加三倍，達到平均每六人一輛汽車的水平，其產值占到全國總產值的8%。發電量增長一倍以上，各種電機及電器日益普及，電冰箱、洗衣機已成為日常用品。家電產值從1921年的1060萬美元，增到1929年的4.16億美元。化學工業變得非常龐大。煉油業發展迅速，汽車產量從1919年的0.86億桶增加到1929年的4.39億桶。汽車輪胎的需要推動了橡膠工業的發展。人造絲、化肥等新興產業也迅速崛起。但是，造船業仍然缺乏國際競爭力，船舶市場主要為英國和德國所占領。制鞋及紡織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失去國際競爭優勢，產量停滯不前，甚至有所減少。農業也長期蕭條。一方面歐洲各國保護本國農業，建立保護關稅，另一方面靠廉價勞動力的阿根廷、加拿大的糧食大量投入國際市場，使美國農產品出口不斷下降，農產品價格不斷下跌。1929年美國出口小麥價值僅為1919年的1/3，肉類僅為1/9（1919年小麥出口值為10億美元，肉類出口值為7億美元）。然而，農業蕭條卻有力地推動了美國農場的現代化，依靠手工勞動的中小農場大量被兼并，農場主人數減少了50萬，農場規模迅速擴大。1930年，全國600萬個農場中300萬小農場僅生產了11%的農作物。此外，煤炭工業受到石油工業的替代，鐵路運輸受到汽車運輸的替代，都走上了下坡路。鐵路運輸業的就業人數從1920年的200萬減少到170萬。

       但是，美國的繁榮不僅建立在新興工業的蓬勃發展上，也建立競爭對手的犧牲和信貸增長上。從1924年到1929年，分期付款銷售額從20億美元增為35億美元。1926年，70%的汽車是通過賒銷實現的。更重要的是，美國工業品價廉物美，國際競爭力強勁，工業品出口越來越多，進出口相抵年年順差，數值由三、四億美元至十億美元不等，積累起強大的資本贏余。與此相應，則是英國經濟的停滯和日本經濟危機頻仍，德國巨額外債。從1924年到1929年間，英國工業生產僅增長12%，與美國相差甚遠。煤炭、鋼鐵、紡織等傳統工業均深陷困境。雖然汽車、電氣和化學工業發展也很迅速，但是仍不及美國。英國貿易額仍一直占世界第一位，在1921年到1929年期間每年的貿易額都在90億美元以上，但英國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則從1913年的13.9%下降到1929年的10.8%，工業品出口占世界份額從26%下降到22%，貿易由順差轉為逆差，最高年份逆差竟達4億英鎊。貿易逆差越來越高，也使英國國內的貿易保護主義力量越來越強。1915年，英國已經以籌措戰爭經費為由，對進口汽車、鐘表、樂器和電影等征收33.3%的從價稅。這種關稅直到1924年（戰爭結束后第7年）才被工黨政府終止，但1925年保守黨政府又重新開征，而且范圍有所擴大。英國工業缺乏競爭力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在恢復金本位制時英鎊的定價過高。雖然如此，由于有國際投資利潤回流，英國的國際收支還勉強保持平衡。

法國的情況特別好。法國得到了德國81。51億金馬克的戰爭賠款，又收復了煤鋼產區阿爾薩斯和洛林，取得了對薩爾產煤區15年的代管權，并奪取了德國在多哥、喀麥隆、敘利亞、黎巴嫩等殖民地的統治權，加上實行比較嚴格的貿易保護，使法國工業和農業在20年代迅速發展。與美、英兩國相比，法國重工業的進展尤其令人矚目。生鐵產量從1919年的133萬噸增長到1929年的1036萬噸，鋼產量從1919年的129萬噸增長到1929年的972萬噸。汽車、電力、化學等新興工業發展更快，汽車產量從1920年的4萬輛增長到1929年的25萬輛。更有意義的是，由于法國一方面保護國內市場，另一方面卻用低定價的法朗打開國外市場，法國出口猛增，至1923年時，已超過進口5倍之多，進出口總額則從1918年的270億法郎增至1929年的1083億法郎。巨額貿易順差加上投資利潤回流，黃金大量流入法國。1928年以后，法國擁有的黃金僅次于美國。法國在世界工業生產中的比重從1920年的5%提高到1930年時的8%。

意大利也不錯。1925年的工業生產是1922年的157%。棉紡織工業、鋼鐵工業、汽車工業都進展迅速。但意大利的經濟發展水平還遠遠落后于法國，甚至落后于日本。1929年時，意大利的汽車年產量才達到5.4萬輛。

       德國完全是另外一種情況。直到1924年，由于付出巨額賠款，失去大量工業和運輸設施，德國物價失去控制，財政經濟一片混亂。1924年，英國出于維持歐洲大陸均勢需要，美國出于利用德國工業能力獲利需要，兩國又都不希望德國步俄國后塵發生革命，故出臺了一個“道威斯計劃”，給予德國8億金馬克的貸款。在此計劃的鼓勵下，國際資本源源不斷流入德國，從1924年到1929年，外國投資總數高達320億金馬克，美國資本為主，英國資本其次。這一時期，由于得到的資本多，而付出的賠款少，德國工業設備得以普遍更新，生產技術水平躍居世界前列。不僅如此，得到外國資本的多為實力雄厚的德國各大壟斷工業集團，這進一步增強了德國工業的壟斷程度。蒂森、克虜伯、西門子、曼奈斯曼、弗利克等的實力較前更為強大。但是，作為一個國家，德國債臺高筑，且需支付大量賠款。雖然工業生產能力得以迅速恢復，而人民生活仍然十分艱難。只要德國出于穩定政局需要，推遲償還債務，推遲支付賠款，或者在德國的投資利潤不能實現，則國際經濟循環將立刻中斷。

日本的情形與德國頗為相似。雖然日本是戰勝國，但是日本工業能力很弱，完全經不住美歐各國工業的打擊。一戰剛結束時，英、法、德等國的經濟尚未恢復，日本得到了美國工業的大量訂單，絲織品和船舶大量出口美國，經濟一度繁榮。但隨后，歐美各國商品大量涌向日本及亞洲市場，日本貨節節敗退，導致了一場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1920年至1921年，日本工業總產量下降了19.9%，其中造船業88.2%，采礦業55.9%，機器制造業55.9%，生鐵16.7%。主要工業產品價格下降達55%-82%。出口下降40.3%，國際收支逆差達3.5億日元，外匯儲備從13億日元減少到6億日元。事實上，由于日本缺乏國際競爭力，從1920年到1929年，日本的貿易逆差達33億日元。農業也未能幸免。3500個繅絲廠停工，200萬蠶農陷入絕境。同時，國際廉價糧食大量輸入日本，加上國內市場蕭條，糧食價格一跌再跌。此后，米麥產量長期停滯。1923年9月1日，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東京和橫濱的建筑絕大部分被毀，財產損失達100億日元之巨，使已經處于深度蕭條中的日本經濟雪上加霜。震后，從1923年到1927年，日本政府向美英等國舉借巨額外債，數量高達9.1億美元。靠借錢和戰爭中撈取的儲備，日本政府向國內各大財團發放高達13億日元的救濟貸款，這樣，日本經濟才逐漸擺脫蕭條，進入一個緩慢發展的時期。但1927年日本又爆發金融危機。一些銀行由于擁有大量未經整理的震災票據而周轉不靈，形成擠兌風潮。經濟危機和蕭條繼之而來。政府共撥款12億日元救助三井、三菱等大銀行。還未等日本喘過氣來，從美國爆發的更大危機又來到了。這一過程產生了兩個意義深遠的后果，其一是欠下巨額國際債務，成為引發大蕭條的國際債務鏈的重要環節。其二是大量中小企業破產倒閉，日本工業高度壟斷化。壟斷財團控制的日本經濟一方面強加技術更新，另一方面則是實行貿易保護。更加意味深長的是，它促成了勾消債務、實行軍國主義的政治力量的進一步壯大。從這個角度看，關東大地震對于日本的意義正如一戰失敗對于德國的意義，而德國和日本的巨額債務則又是美國繁榮所系。

       極不平衡的繁榮孕育著極不平常的危機。在短短三年投資熱潮后，從1927年起，德國工業危機已經開始形成。由于沉重的債務和賠款償付，德國國內市場狹小，巨大的新增生產能力必須在高速出口增長中實現。然而，美、英、法等國既要德國的賠款，又拒絕進口德國的工業品，使德國的巨額投資利潤無法實現。1929年3月，英國裴熹爵士在全國貿易會議發發出警告說：“我們正遭到世界上從未有過的最嚴重的金融危機的威脅。由于世界上有不少國家的政府采取貿易限制政策，以致債務國無法還債，我們正面臨著這種危機。我們現已無法阻止一次金融崩潰。那些貸款國家的錢收不回來。”

       這場危機果然爆發了。1929年10月24日，紐約股市暴跌。從那時起至1932年，紐約股票價格跌掉六分之一以上，全美證券貶值總計840億美元。紐約股市跌暴后，美國經濟陷入危機。美國大量抽回對德國的投資，德國經濟跟著全面崩潰。英國在德國也有大量投資，英國證券市場應聲倒地，英國經濟陷入危機。法國經濟的獨立性相對高一些，但也擺脫不了對國際市場的依賴，而且此前法國經濟本身的也早已出現投資過熱，到1930年，法國終于陷入危機。這樣，一場席卷全球的大蕭條拉開了序幕。

       美國是債務繁榮的受益者，也是債務鏈斷裂的最大受害者。從1929年到1933年，美國國民生產總值從2036億美元降為1415億美元（按1958年價格計算），降幅高達30%。工商企業倒閉86500多家，工業生產下降55.6%，進出口貿易銳減77.6%，企業利潤從100億美元下降至10億美元。危機最嚴重時，美國主要工業企業基本停止運行。汽車工業開工率僅為5%，鋼鐵工業15%。農業也慘遭劫難，谷物價格下降三分之二，農業貨幣總收入由1929年的113億美元減少為47.4億美元。銀行系統首當其沖，破產數高達10500家，占全部銀行的49%。黃金外流，存款被擠兌，到1933年3月時整個銀行系統陷入癱瘓。失業率（不含半失業者）高達25%。1933年以后，美國經濟進入長時間的所謂“特種蕭條”時期。盡管有“新政”等緩和危機的措施，美國經濟仍然復蘇乏力，一直到第二次大戰爆發以后的1941年，美國國民生產總值才超過危機前的1929年。

       德國是危機的主要發源地，也是危機的主要受害者。從1929年到1932年，德國工業設備利用率下降到36%，全部工業生產下降了40%，對外貿易額下降60%，物價下跌30%。其中，主要工業產量下降幅度更大，鐵產量減少70%，造船業產值下跌80%。工業危機反過來又導致了金融危機。1931年7月，德國達姆斯達特銀行倒閉，引發銀行擠兌風潮，國家黃金儲備由23.9億馬克減少到13.6億馬克，柏林九大銀行減為四個。失業率急劇上升，1932年高達43.8%，加上半失業者22.6%，則1932年德國全失業和半失業人數高達工人總數的三分之二。奇高的失業率為希特勒上臺提供了良好的社會土壤。應該承認，希特勒政權對外取消債務，對內實施國民經濟軍事化，的確使德國的工業資源得以充分利用，經濟迅速發展，失業率迅速下降，1938年時失業率低至1.3%。從1932年到1938年，德國生鐵產量由390萬噸上升到1860萬噸，鋼產量由560萬噸上升到2320萬噸，而鋁、鎂和車床的產量竟高于美國。從1933年到1939年，德國重工業和軍火工業增長2.1倍，消費資料生產也增長了43%。與德國相比，美國羅斯福的新政則只是暫時緩解了蕭條。直到一九四一年美國參戰后，美國國民經濟也轉入戰時計劃經濟軌道，美國才徹底擺脫了大蕭條。雖然德、美兩國的政權性質和所信奉的意識形態大不相同，但就擺脫市場激烈競爭產生的蕭條而言，卻有著內在的共同性：停止經濟戰爭，統一調配資源，社會各階層所得比例相對穩定。

       危機對日本的打擊也十分沉重。從1929年到1931年，日本出口下降76.5%，進口下降71.7%。大批銀行和工商企業破產倒閉，主要工業部門開工率只有50%，工業總產值下降32.9%，其中煤下降36.7%，生鐵30.5%，鋼47.2%，船舶88.2%，棉紡織品下降30.7%。農業總產值也下降了40%，生絲價格猛跌，占農戶總數40%的養蠶農戶遭到致命打擊。日本的對策也是自上而下推行國民經濟軍事化。從1931年開始，政府通過以“重要產業統制法》為首的一系列經濟統制法令，把工、農、金、貿各領域控制起來；又在各個部門中強行組織卡特爾和托拉斯，把中小企業置于財閥的控制之下。然后對各壟斷企業發出大批軍事訂貨，從1931年到1936年，軍事訂貨共達50億日元之巨。在此期間，政府還投資10多億元興建、擴建和改組國營軍事工業。國民經濟軍事化的最大受益者是新老財閥。到1937年，八大老財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大倉、淺野、川崎、古河）以及五大新財閥（日產、日氮、日曹、森、理研）擁有的資本達41.7億日元，占全國公司總資本的27.2%。在接受軍事訂貨的110家企業中，擁有實力的工廠幾乎全是屬于三井、三菱、住友、大倉、久原等少數財閥的。在經濟壟斷化的前提下，日本企業在國內市場保持壟斷性高價，對外則實施低價傾銷，以獲得必要的外匯，購買戰略資源和工業設備。從1931年到1934年，日本出口額由11.5億日元增至21.8億日元。其中棉紡織品的輸出，在1933年超過英國而居世界第一，震動了歐美各國。

英國的危機相對緩和一些。原因有二，一是此前英國經濟長期處于停滯或緩慢發展狀態，剩余資本主要投放到國外；二是英國在危機后加強了貿易保護，使英國工業的相對市場份額有所擴大。從1929年的最高點到1932年的最低點，英國工業生產僅下降了32%，遠低于美國。但主要工業部門也受嚴重沖擊，鋼產量下降46%，生鐵產量下降53%，紡織品生產下降三分之二，煤產量下降五分之一。在1932年英國對農業實行貿易保護政策以前，英國農業受危機影響嚴重。對外貿易也大幅下降，出口值從1929年到1931年第3季度降低了30%，對外貿易的逆差從1930年的3.9億英鎊增加到1931年的4.1億英鎊，與此同時，投資利潤回流卻從4.1億英鎊減至3億英鎊，英國第一次出現國際收支逆差。危機促使英國最終放棄自由貿易政策，建立帝國關稅特惠制，也促使英國放棄金本位制，英鎊大幅度貶值。前者保護了英國的國內市場，后者增強了英制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兩者的合力使英國成為大蕭條的相對受益者。

法國經濟相對獨立。它既沒有對德國的大量債權，也沒有與此相應的工業設備輸出。二十年代的法國繁榮主要依靠德國賠款提供資本擴大生產，依靠低價法郎擴大出口。因此，當美國經濟危機爆發時，法國還處在繁榮的頂峰。1930年中，在本國投資過熱和國外市場萎縮的雙重沖擊下，法國“貝殼銀行”破產，經濟危機才波及法國。即使如此，法國的危機深度也低于美國。以1929年危機前的最高點與1932年危機時的最低點相比，工業生產下降了36.2%。其中，冶金工業下降47.4%，機器制造業下降42.6%，建筑工業下降55.6%。輕工業的危機似乎更嚴重。1932年法國輕工業比1928年下降64%。但是，由于法國應對危機的措施不力，法國的危機持續時間最長。在英鎊、美元相繼貶值，貿易壁壘高筑，日本、德國工業軍事化，并對外實施傾銷的前提下，法國卻繼續維持金本位制，法國工業繼續相對分散，法國工業的出口競爭力大大下降。1937年法國出口幾乎比1929年減少了四分之三，在世界貿易總額中，法國所占的比重由1929年的6.4%下降到1937年的5.1%。與此同時，法國對外投資的收入卻由于外國債務人的破產而減少，降幅達50%以上。由此，法國的國際收支逆差日益擴大，1932年時即達50億法郎。在財政上，法國不但沒有采取擴張政策，反而強調財政平衡，堅持通貨緊縮。直到1936年9月29日，法國才被迫將法郎貶值29%。此后到1937年4月，法國出口增加了12%，工業生產增加了13%。但是，這一措施來得太晚，1937年—1938年美國再次陷入經濟危機，相當程度上抵消了法郎的貶值。

       總的來看，危機進一步加強貿易保護，調整了各國經濟的相對地位。英、德、日等國應對危機的措施及時正確，其國際市場份額提高；美、法兩國的應對措施則顯得遲緩、乏力，國際市場份額大幅下降。美國的損失特別值得注意。美國在世界工業總產量中的比重從1929年的48.5%下降到1938年的32.2%，低于1913年時的36%。美國所擁有的巨額戰債化為烏有，外國投資大量抽回，1938年，美國國外投資存量減少為115億美元，比1929年減少三分之一。美國的國際貿易地位也急劇下降。1929年至1938年，美國的進口份額由12.2%降至8.1%，出口由15.6%降至13.4%。英國則依靠其廣大的殖民地奪回了世界貿易總額的首席位置。英聯邦地區（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南非等）建立帝國關稅特惠制。德國也在其統治區及殖民地（歐洲大陸及拉丁美洲部分國家）實施貿易封鎖。在亞洲市場上，美國的貿易增長速度遠遠趕不上日本和德國。美國是靠第二次世界大戰才重新奪回失去的國際市場份額，并再度稱雄世界的。

二戰后第一次世界經濟危機（1957年-1958年）
       二戰決定性地改變了世界經濟地圖。戰爭期間，美國非但沒有遭到戰爭的直接破壞，其生產能力反而有了巨大增長。從1939年到1942年，美國工業生產即增加近一倍，1945年又比1940年增加116%。1948年，美國工業生產占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的54.6%，出口貿易占23.9%，還集中了世界3/4的黃金。不僅如此，美國工業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十分明顯。1950年美國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為英國的3倍，西德的4倍，是日本的更多倍。美國制成品的生產為西德的6倍，為日本的30倍。美國煤礦的生產率比英國、西德高3-4倍，是法國的7倍。因此，戰爭剛結束時，美國的政策是利用美國統治的全部優勢，為美國資本取得最有利的地位，迫使各國開放市場，接受價廉物美的美國貨，摧毀德國、日本、英國、法國、意大利的經濟，奪取這些國家對殖民地的統治和影響，從而實現美國獨霸西方世界的美夢。為達此目的，美國對盟國援助只用于救急，不是幫助盟國重建生產體系；援助都附有“排除國際商業中的一切歧視待遇的協議”，并且在貨幣和貿易體系計劃中，美國不讓各國為平衡支付而限制貿易。最重要的是，美國以防止德、日再次侵略他國為名，制定了拆毀德國、日本軍事工業的計劃，從根本消滅這兩個新興工業強國的競爭能力。如果這一切都成為現實，則美國將成為新的世界工廠，而歐洲和日本將成為美國的原材料及初級產品加工地，那里的經濟需求將無法增長，一個長達二十多年的繁榮期也就不可能出現。

       事實上，美國的這一商業野心并沒能實現。隨著美國商品大量輸入各國，隨著拆毀德、日兩國軍事工業的進程的開始，歐洲和日本國內失業工人大量增加，各國共產黨勢力迅速壯大，美國不得不更弦改張。美國統治精英終于發現，他們的頭號敵人是蘇聯社會主義陣營，而不是歐洲和日本，因此美國對外經濟政策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變化，變消滅競爭對手為扶植競爭對手。主要措施有三，一是著名的馬歇爾計劃；二是停止拆毀德國和日本的軍事工業；三是允許日元、英鎊、馬克等貨幣貶值，例如日元貶值到1美元兌360日元，從而減少美國貨對各國市場的沖擊，并使各國有能力對美出口。此后，由于朝鮮戰爭爆發，日本又成為美國軍火的前線供應商，發了一筆戰爭財。此外，美國以盟國的保護傘自居，軍費長期居高不下，也增加了美國產品的出口成本。這些措施從效果來看，可以一言以蔽之，即美國采取了單方面自由貿易，而允許各國貿易保護的友好態度。此后，歐洲和日本生產能力得以重建，內需擴大，給美國商品提供了更大的市場；歐洲和日本產品輸出美國的數量不斷增長，但卻仍不足以平衡來自美國的進口，美國進出口仍然保持大額順差，世界經濟進入良性循環。

       這一時期的經濟周期呈現出若干新特點。其一是，危機期間物價上漲，即所謂“滯脹”。形成滯脹的原因很多。從微觀機制上看，二戰以后，工會力量普遍增強，形成所謂名義工資的增長剛性，而雇主對付工資增長的辦法便是提高產品價格，從而形成工資與物價螺旋上漲的成本推動型長期通貨膨脹趨勢。石油漲價也可歸于這一大趨勢，但情況更復雜一些。在第一次石油危機以前，由于石油生產國相互競爭，石油價格一直保持在較低水平，而相應的工業品卻不斷漲價。石油生產國之間加強團結后，就相當于工人加強了團結，石油價格迅速上漲，導致物價上漲。從宏觀上看，二戰后至七十年代末期，各發達國家都程度不同地實行凱恩斯主義政策，用財政和貨幣手段擴大需求，需求拉動型的漲價成為通貨膨脹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隨著國際競爭的加劇和浮動匯率制取代固定匯率制，匯率貶值成為國際競爭的戰略工具，從而使通貨膨脹帶有主動的戰略意義。因此，戰后至七十年代末期，通貨膨脹是發達資本主義各國的長期現象，只是程度有別而已。但是，與二戰前相同的是，國內國際的競爭依然十分激烈，尤其是國際競爭日益加劇，過多投資追逐過狹市場的矛盾并未解決，因此世界經濟危機還是會不斷降臨，只是危機更多地表現為企業破產、開工率下降、投資下降、庫存增加，而較少地表現為價格下降。

       另一個新特點是危機的同步性下降，即使是同步性危機，其嚴重程度也相差較大。其原因在于，各國經濟競爭力距離較大，各國干預經濟的程度增強，因此各國經濟的獨立性也有所增強。例如，從1950年到1966年，美國發生過1953年到1954年危機，1957年到1958年危機，1960年到1961年危機，而此期間西德經濟卻一直沒有發生實質性危機，只是每次美國危機時西德的經濟增長率都有所下降。1966年到1967年，西德經濟發生危機，但美國此時卻正經歷著二戰后的一次長期繁榮。但是，以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為標志，各國競爭力差距再度接近，各國間經濟競爭越來越激烈，危機的同步性又顯著增強。繼1973年到1975年的嚴重世界經濟危機后，西方各國都經歷了一段低增長高通脹的滯脹期，接著就是1979到1982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各國失業率都上升到空前水平，然后是1990年到1991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各國無一例外深陷其中。九十年代后，美國經濟表現異常，在歐洲和日本經濟長期不景氣的前提下，走出了一波低通脹高增長的所謂“新經濟”，其實是巨大的泡沫經濟，似乎各國危機的同步性又被打破了。但緊接著就是自2000年3月開始的更加嚴重的世界經濟危機，美國經濟泡沫破滅，帶動歐洲、日本經濟進一步衰落。

       1957年-1958年的世界經濟危機是在二戰結束至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的國際經濟良性循環階段發生的。問題在于，良性循環中各方的收益卻并不平衡。日本和西德工資低，貨幣定值低，隨著投資不斷擴大，其國際競爭力迅速提高，貿易順差不斷增長。而英國和美國則相對衰落，經濟增長率只有德、日的一半左右。英國存在經常性的貿易逆差，英鎊危機頻繁；美國的貿易順差也不斷縮小，至1958年時第一次出現33.5億美元的國際收支逆差，導致大量黃金外流。

       危機以前，各發達國家都出現投資高漲，其中以日、德為最。從1955年到1957年，美國的投資增長率也超過10%，被認為是戰后美國經濟最繁榮的時期。但是，由于美國的工資和匯率較高，國際競爭力相對下降，美國的投資最容易出現過剩。1957年3月起至1958年4月，美國經濟落入危機，商品滯銷，庫存增長，工業生產下降13.5%，鋼鐵和汽車等部門的生產量下降一半以上（這兩個部門正是日本和西德發展最迅速的部門），1958年第三季度固定資本投資同比下降15.6%，失業率上升到7.5%，是危機前的一倍。與戰前危機不同的是，這次危機并未導致物價下跌，相反，危機期間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了4.2%，生產者價格指數上漲了2.2%。因此，危機并沒有增強美國的出口競爭力，相反，出口競爭力進一步削弱。1958年美國出口總值下降了14.3%，貿易順差從1957年的65.1億美元減少到35.7億美元。與此同時，美國資本輸出和海外軍事開支不斷增加，國際收支第一次出現33.5億美元的逆差。這樣，美國的危機持續時間延長了。

危機迅速波及加拿大、日本及西歐各國。由于日本對美出口依賴程度高，日本的危機深度和持續時間僅次于美國。日本危機持續13個月，工業生產下降10.4%，批發物價指數下降7.4%。英國（忽略加拿大，因加拿大不是一個獨立的工業強國）緊隨其后，危機持續13個月，工業生產下降3.7%。而西德的危機持續時間卻只有4個月，工業生產下降僅為1.4%。由此可見，雖然美國仍然是世界經濟的龍頭，也是世界經濟危機的震中和首發地，但是美國經濟地位已經明顯下降，不足以向外轉嫁危機，因此不能最先擺脫危機。相反，西德經濟卻具備了向外轉嫁危機的能力，成為擺脫危機的領頭羊。

美國仍然用財政和貨幣兩手對付危機。財政方面主要是增加公路和住房建筑支出（36.5億美元），增加軍費（58億美元），從而使1958年1959年國債總額增加142億美元。在滯脹的前提下，支出加大了通貨膨脹的壓力，使貨幣政策調控的難度加大。提高利率，則通貨膨脹可以控制，但危機會加深；反之，則通貨膨脹會加劇。無論如何，美國于1959年2月工業生產指數超過危機前最高點，進入周期性高漲階段。但高漲僅持續一年，又落入1960年-1961年危機中。這次危機一定程度上是1957-1958年危機的余震，也是美國國際競爭力進一步下降的體現。危機期間鋼鐵產量下降48.2%，汽車產量下降43.3%，建筑業下降33.6%。失業率最高上升到7.1%，全失業人數達500多萬，半失業人數400多萬，在業工人的工資也有較大下降。危機期間，還爆發了戰后第一次美元危機。危機隨后即影響了英國、西德、日本等各國，但除英國外，程度都比較輕，因此這次危機沒有被認為是同期性世界經濟危機。

二戰后第二次世界經濟危機（1973年到1975年）
從1961年到1969年，美國經濟經歷了一個長達8年的繁榮期。危機使美國工業的工資成本有一定幅度的下降，美國的出口競爭力有所改善，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大力推行擴張性財政政策，越南戰爭不斷升級帶動軍費支出猛增，國內需求不斷膨脹，更重要的是，六十年代是美國企業設備更新的高潮，企業現代化投資占全部廠房設備投資的60%-70%，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率高達3.4%。這一繁榮期可分為兩個階段，1961年到1965年為第一階段，經濟增長迅速，物價比較穩定。此后投資過熱，通貨膨脹壓力加大，至1966年下半年即出現嚴重的生產過剩。就國際經濟而言，1965年上半年日本爆發經濟危機，1966年至1967年西德爆發經濟危機，增加了美國進出口的壓力。只是由于侵越戰爭升級，軍費開支猛增，才阻止了一場危機的到來。代價是累計財政赤字高達604.5億美元，再加上信貸擴張，為70年代的惡性通貨膨脹埋下了禍根。同時，美國貿易順差不斷縮小，到1968年時已不到10億美元，國際收支則連年巨額逆差。1969年至1970年，由于尼克松采取緊縮性政策，并開始分期從越南撤軍，美國經濟終于開始新一輪危機。危機從1969年10月到1970年11月止，工業生產下降8.1%，其中設備和耐用品制造業面臨日本和西德的激烈競爭，降幅最大，分別達17.4%和15.6%。失業率上升為6.1%，而且帶有長期性和結構性，1972年經濟進入新的高漲階段后，失業率仍停留在5%的水平上。此次危機還伴隨著嚴重的財政貨幣危機，通貨膨脹加速發展，美元危機頻仍。1970年，美國財政赤字和國債猛增，國際收支逆差進一步擴大，黃金儲備急劇減少。

但是，這次危機對西德和日本的影響仍然較小，雖然德、日兩國生產亦一度有所下降，但是它們的國際市場份額進一步擴大。由于德、日兩國經濟增長的帶動，加上美國政府所采取的美元貶值、減稅、擴大政府支出、加速折舊等一系列措施，美國的危機亦得以擺脫，從1972年起，美國工業生產又進入周期性高漲。

這次高漲持續了23個月。由于美元貶值，美、日、德之間的競爭進一步激化。為增強各自的競爭優勢，除各國貨幣競相貶值以外，各國制造企業紛紛開始向海外遷移，世界市場需求進一步萎縮。因此，全球范圍的生產過剩加速到來。終于，1973年12月，一場二戰后規模最大、程度最深的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了。

觸發這場危機的是石油漲價。1973年10月，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后，石油售價從每桶2.48美元上漲至11.65美元。在一個需求螺旋萎縮的國際市場上，石油價格暴漲使需求萎縮突然加劇，生產過剩的危機爆發了。

在美國，危機從1973年12月持續到1975年5月，GNP下降了5.7%，工業生產下降了15.1%，其中建筑、汽車、鋼鐵三大支柱產業受打擊尤為嚴重。固定資本投資共縮減23.6%，企業的設備投資1975年比1973年下降48%。企業和銀行倒閉均創下戰后的空前紀錄。失業率高達9.1%，失業人數達825萬。道·瓊斯指數從1973年1月到1974年12月下跌達41.9%。而與危機相伴的，則是更加嚴重的通貨膨脹。1974年美國消費物價上漲11.4%，1975年上漲11%。

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幾乎同時在1973年12月爆發經濟危機，又在1975年春或夏走出危機。

日本受危機的打擊更嚴重。因為日本的石油幾乎全部依靠進口，石油價格暴漲后，不但國內需求萎縮，而且國際收支出現困難。日本工礦業生產指數下降了20.6%，超過其他主要工業國。紡織、造船、汽車、鋼鐵、建筑等主要工業部門生產均大幅下降。1974年，日本企業倒閉數創戰后最高記錄，達11738家，倒閉企業的負債總額比1973年高88%。1975年倒閉企業超過1.3萬家，刷新了記錄。這一規模較大的企業也在這一輪倒閉風潮中倒下，如阪本紡織公司，東京鐘表公司，“興人”公司等。其中僅“興人”公司一家即負債2100億日元。官方公布的完全失業人數高達112萬，也創戰后最高記錄。

英國的工業生產下降了11%，其中粗鋼產量跌到12年來的最低水平，小汽車產量下降了12%。大批企業倒閉，565的企業開工不足。危機中最高失業月份的失業人數達125萬。企業純利率從1973年的7.8%下降到1974年的4.9%和1975年的3.6%。英國股市崩潰，1974年12月股價比1972年8月的最高點跌落了76.2%。由于英國工業國際競爭力低下，危機期間貿易逆差上升到123億美元，比1973年增加了115%。在生產下降的同時，1974年消費者物價上漲率卻高達15.9%，1975年又增加到24.3%。批發物價指數更高，1974年達48.9%。

西德的工業生產下降10.9%，首次達到兩位數；固定資產投資下降18.6%，失業人數增至119.4萬，失業率從1972年的1.1%迅速上升到1975年的4.7%。但總的來看，西德受影響的程度比美、日、英等國輕。

為擺脫危機，美國的對策是赤字財政。1975年財政赤字高達532億美元，是二戰后赤字最高年份1968年（當時正值越戰高峰）的兩倍多，而且此后財政赤字基本上是有增無減。西德三級政府的財政赤字從27.8億馬克增至585.5億馬克，而1966年到1967年危機時財政赤字最多僅為70億馬克。英國著重控制通貨膨脹，通脹率從1976年的16.5%下降到1978年的8.3%，而代價則是經濟增長緩慢，工業生產直到1978年才恢復到危機前的最高點，失業率也一直保持在高水平上。

日本的應對措施看來最得力。在蕭條期間，日本企業減量經營，抑制企業規模的擴大，同時加強技術改造與設備更新。生產能力數量擴大的投資占設備投資的比重1965年占57.5%，1971年為49%，1975年下降為24.3%，1978年更降為15.3%。經過技術改造，日本企業的生產成本大幅下降，其中人事費下降27.8%，金融費節約27%，庫存費用節省8.9%，營業所和工廠關閉節減費用9.5%，其他費用23.9%。以鋼鐵工業為例，連鑄比從1973年的21.2%提高到1980年的60.7%。日本的能源消費彈性系數下降到0.35-0.4之間，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平均為0.76。這樣，日本既有效地抑制了生產過剩，同時又增強了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為順利渡過1980年-1982年世界經濟危機奠定了基礎。

二戰后第三次世界經濟危機（1980年-1982年）
       戰后第二次世界經濟危機后，各國經濟進入滯脹階段，經濟回升、增長乏力，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卻居高不下。美國經濟從1977年1月到1980年1月為高漲階段，但37個月時間里工業生產僅增長15.4%，折合年均約4.8%，比以往各次高漲都低。英國則直到1978年才恢復到危機前最高點。連德國、日本經濟都落入滯脹，無法自拔。

       然而，舊賬未清，新賬又至。1979年下半年起，各主要工業國再次陷入危機，而且危機程度超過上一次。在美國，危機歷時三年左右，幾經起伏，工業生產指數呈現下降-回升-下降的W型曲線。1979年下半年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油價從每桶13.77美元漲到37.29美元。油價上漲使成本上升，市場需求萎縮，從而觸發了經濟危機。公司納稅后利潤在1982年僅為556億美元，比1979年下降43%。企業倒閉數急劇增加，相當于1933年的水平。失業人口從1979年611萬增至1200萬，失業率高達10.8%，刷新上一次的記錄。危機期間，物價普遍大幅度上漲，1980年美國通貨膨脹率高達13.4%。對外貿易逆差也創下364億美元的新記錄，出口值從1981年第二季度到1983年第二季度下降19.8%。

       英國于1979年7月陷入危機，于1981年5月達到最低點。工礦業生產指數降幅為12.1%，刷新上一次危機的記錄。其中紡織、冶金、和建筑業下降最大，1981年第二季度與1979年同期相比，分別下降了29.3%，29%和18.6%。如果不是北海油田的開發，1980年英國工業生產還要下降8.2%，GDP還要下降3%。企業大量破產，失業人數猛增。1980年8月失業率達8.3%，失業人數突破200萬大關，僅次于30年代的大蕭條。和美國同樣的是，物價上漲率達兩位數，1979年、1980年、1981年的消費者物價上漲率分別為13.3%，18%，11.9%，只是由于撒切爾政府采取以抑制通貨膨脹優先的政策，1982年通貨膨脹率才降到8。6%。其代價是經濟進一步衰退，1979年，1980年，1981年GDP增長率分別為1。8%，-2。4%，-2。4%。

       由于西德馬克不斷升值，工資成本提高迅速，國際競爭力下降較快，西德的危機更嚴重。從1980年3月到1982年12月，西德的危機持續了34個月，時間之長遠在其他各國之上。危機期間，工業生產下降了11.7%，固定資本投資下降25.4%，失業率從3.7%上升至8.6%，失業人數從81.8萬猛增到203.2萬，同時，則是物價年平均上漲率高達35%。為了應對危機，三年里政府的財政赤字分別達到574億、761億和700億馬克，并出現巨額國際收支赤字，1980年時逆差高達286億馬克。

       日本受危機的影響最輕。危機持續時間最短，沒有出現連續6個月的生產下降，而且生產下降幅度很小.以年率計算，1980年，1981年，1982年的實際GDP增長率分別為3.5%，3.4%，3.4%；工礦業的年增長率分別為4.7%，0.95%，0.35%。同時，物價上漲幅度比其他國家小。只所以如此，是由于日本企業將上一次危機變成了技術更新的強大動力，重新贏得了國際競爭優勢。這一輪世界經濟危機結束后，日本節能型的家電、汽車涌向世界各國，國際貿易順差大幅度增加。1985年起，日本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

二戰后第四次世界經濟危機（1990年到1991年）
       在1980年-1982年的危機中，面對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的雙重困境，里根和撒切爾夫人分別在美英兩國發動了一場反凱恩斯主義革命，把控制通貨膨脹作為首要目標，而置失業和生產下降于一旁，結果危機遷延反復，變得更加深重。里根政府的對策是借失業削減福利，削減工人工資，強硬打擊罷工，同時削減稅收，給企業以各種稅收優惠，刺激企業投資，更為重要的是，里根政府在理論上批判凱恩斯主義的同時，實踐上大規模增加軍費，增加國內需求。這兩手相配合，終于使美國經濟于1982年底擺脫危機，進入自70年代以來少有的持續高漲階段。1983年到1989年，工業生產增長速度年均達3.2%。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失業率降到5.3%，通貨膨脹率降到3.5%-4.0%之間。

       這在七十年代末期的美國經濟學界看來似乎是不可思議的成就。其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在里根政府的經濟反革命政策作用下，美國工人的實際工資下降，降至低于西歐主要工業國的水平，使得美國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國際競爭力。1985年以后，日元大幅度升值，又嚴重地削弱了日本的國際競爭力。其次，里根趕上了石油和初級產品降價的好時代。石油價格在1986年3月一度降到12美元每桶。考慮到七十年代以來持續的高通貨膨脹率，這一價格已經接近第一次石油危機前的水平。與漲價相反，降價擴大了市場需求，并且有助于降低通貨膨脹。但是，僅有這兩條還不足以維持長達8年的繁榮。里根8年任期內，累計財政赤字達13382億美元，平均每年達1672億美元，是70年代財政赤字水平的近4倍。在此期間，不僅政府債臺高筑，個人通過分期付款和信用卡貸款方式積累的債務也急劇增長，而且股票價格在1980年到1989年間上漲了181%，推動了個人需求的增長。

       八十年代的日本經濟卻是一波三折。先是從1983年到1985年強勁擴張，國際貿易順差大幅度增加，全世界驚呼日本的經濟侵略。接著是在美國和歐洲各國的壓力下被迫使日元升值，從1985年2月到1986年8月間，日元竟升值69%，到1988年又上升28%，這就使日本進口大增，出口停滯，國際競爭力被嚴重削弱，1986年日本工業生產下降0.2%。隨后，日本經濟被泡沫化，內需旺盛，大批豪華型服務項目、娛樂設施、高檔轎車紛紛上馬；企業大量投資，從1988，1989，1990三年的設備投資增長率分別為14.8%，16.6%，12.4%，投資額超過美國同期的投資額；股票和房地產價格狂漲，日經指數從1985年的12755點，漲至1989年末的38915點；貿易順差大幅度下降，從1986年的1000億美元下降到1990年的700億美元。但是，泡沫經濟畢竟不能持久。1989年底起，泡沫開始破裂，股票和房地產價格一落千丈，企業和銀行紛紛倒閉。

       西德從1983年1月起開始經濟回升，但增長乏力，曲折較大，失業率不僅沒有減少，反而逐年增加。1983年1月失業率8.9%，到1985年10月，升至9.2%。1983年-1990年平均失業率高達7.3%。這一失業率高于日本（2.7%）和美國（6.7%），但低于同期英國（9.55%），法國（9.72%），意大利（10.65%）。當然，以失業為代價，通貨膨脹得到了控制，1983年到1990年間通貨膨脹率僅為1.88%，是主要工業國家中最低的。在失業的壓力下，八十年代名義工資增加緩慢，實際工資有所下降，使得進出口連續保持順差。

       八十年代的繁榮極不平衡而且醞釀著更大的危機。以跨國公司為后盾的保守主義的經濟勢力主宰各國，制造業紛紛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工人的福利和工資削減，失業率居高不下；相應地，發展中國家債務沉重，相互競爭，初級產品價格越來越低，國際市場需求進一步萎縮。發達國家政府、企業、個人債務也越來越沉重，國際間競爭更加激烈。唯一從中獲益的是發達國家的各壟斷財團和跨國公司。但是，到八十年代末期，跨國公司的海外生產能力投資過度，新一輪世界經濟危機又降臨了。

       實際上，美國經濟走向危機的歷程應該從1987年10月的黑色星期一算起，美國整個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以1987年第四季度為最高點，接近7%，從1988年第一季度開始即逐季直線下滑，到1989年第二季度降到1.7%，第四季度降到接近零，到1990年變為負增長。這次危機從表現上看似乎比較溫和，實際上其嚴重程度比上一次更甚。這次危機經歷了歷時約兩年半的始發階段，即1987年10月至1990年初，經歷了為時三個季度的惡化階段，又經歷了歷史約兩年半的危機后期階段，共歷時五年又三個季度，呈現W+W型。直至1993年9月23日，美國財政部長小勞埃德·本森特在華盛頓就即將舉行的七國集團財政部長會議一事向新聞界吹風時，仍將包括美國在內的七國集團的“經濟衰退”比做一架等待起飛的飛機，說“我們至今還沒有滑出跑道”，并呼吁日本和西歐作出努力，“以避免發生連續第五年的全球經濟蕭條。”在危機的惡化階段，工礦業生產指數下降5.2%，1990年企業破產數達6萬家，8月以后每周宣布破產公司達1500家。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產業也嚴重衰退。1991年上半年企業破產430033家，其中商業、服務業、運輸和公用事業占56.6%。失業率于1992年6月達最高值7.8%，但直到1993年8-9月間，仍達6.7%，高于危機始發時的5.5%。

       日本的情況更糟糕。從1991年起，日本經濟陷入了長期危機或蕭條。從1990年到1992年8月，日經指數下跌了62%。1992年日本股票市值與土地市值共損失406.9萬億日元，相當于該年國內生產總值的465.4萬億日元的87%。在泡沫高漲的年代里，日本金融機構持有大量股票和房地產，并且還大量貸款給股票和房地產的投機者，形成豐厚的賬面資產和利潤。泡沫破滅后，資產轉眼間成為負債，銀行的不良債權大幅度上升，多家信用社和銀行倒閉。其中日本最大的信貸聯盟宇宙信用社的不良債權占全部貸款總額的72%，消息傳出，該信用社即發生擠兌風潮而倒閉。日本大藏省1995年6月公布，日本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為40萬億日元，相當于全部放款額的6%。后來的情況表明，這僅僅是冰山一角。泡沫破滅對實體經濟也產生了深刻影響。首先是國內的投資和消費需求萎縮，其次是營業外虧損增多，第三是流動資金缺乏。因此，工業生產連續3年下降（降幅為11.8%），企業設備投資連續3年下降，企業經常利潤連續4年下降。

       為擺脫危機，日本銀行連續8次降低利潤，1995年8月竟至0.5%，仍然不能奏效。從1993年起，財政出現赤字并且逐年加大，至1995年赤字占GDP的3.9%，經濟情況也不見好轉。但是，在蕭條期間，日本對外貿易順差一直很高，每年約為1000多億美元，出口數量逐年增多。同時，日本海外投資的利潤回流也不斷增加。1985年海外利潤回流為24億美元，1989年即增至163億美元，1994年更增至410億美元。回流的利潤和貿易盈余缺乏投資出路，在日本銀行低利率的逼迫下，紛紛投入美國證券市場，是促成美國九十年代股市狂漲的重要力量。在日元升值一倍，日本工資增長率遠高于美國的情況下，日本產業仍然展示出強大的國際競爭力。然而，在如此巨大的貿易盈余和利潤回流下，日本經濟仍不能擺脫蕭條，說明日本此次蕭條之嚴重。九十年代后半期，日本經濟稍有回升即又跌落，東南亞金融風暴后，日本經濟更加萎迷不振。九十年代的日本被稱為“失去的十年”。時至今日，隨著美國經濟的衰退，日本經濟衰退之勢加劇，日經指數跌破10000點大關，日本銀行體系的壞賬進一步增長，而日本政府卻已經債臺高筑，累計債務高達GDP的130%。現在還看不到日本經濟回升的前景。

       在美國陷入危機時，由于兩德統一，西德正處于“統一景氣”中。為接管東部地區，統一后的德國政府每年投入1500億馬克，形成了巨大的投資和消費需求。德國國民生產總值從1989年的4.0%升到1990年的5.5%和1991年的4.9%，機器設備投資增長率1990年、1991年分別為13.2%和9.1%。但是，投資很快飽和，而國際市場卻仍處在蕭條之中，于是德國經濟于1992年第二季度起陷入危機。危機是嚴重的，20個制造業除原油提煉外都出現負增長，且傳統的優勢行業遭受的影響尤其嚴重。其中，汽車業下降18.4%，機械制造業下降11.3%，1993年國民生產總值實際下降達1.8%（西部地區為2.4%）。失業率直線上升，1993年底西部為8.9%，東部為17.1%。這次危機在深度和廣度上均超過西德前三次危機，除周期性因素外，八十年代以來，德國相對工資水平的提高也是重要原因。1992年，德國全年實際工作時間只有1519天，美、日分別是1857小時和2007小時。1994年，德國西部地區工人的小時工資為43.97馬克，而其主要競爭對手日本僅為36.01馬克，美國僅為27.97馬克。此外，德國的社會保障費用已達工資總額的85%，占財政支出的1/3。這樣，德國的直接和間接工資成本都達到世界最高水平。由此付出的代價，一是即使在經濟恢復增長后失業率仍居高不下，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全德失業率分別高達9.6%、9.4%、9.3%、11.1%。二是進出口順差縮小，國際競爭力削弱。三是財政赤字繼續擴大，1996年債務總額達國內生產總值的62%。

由此可見，除美國以外，日本、德國及西歐主要國家事實上并沒有徹底擺脫戰后第四次世界經濟危機，而是陷入了長期蕭條。由于國際金融體系的高度流動性，日本和西歐以及第三世界各國的經濟蕭條，反而促成了資本源源不斷流入美國，使美國經濟獲得了意外的營養。

從1993年底起，美國經濟擺脫危機，進入新的高漲期。

二戰后第五次世界經濟危機（2000年--）
       美國這一輪經濟高漲可謂聲勢奪人，同時實現了“高增長、低通脹和低失業”三大目標，被稱為“新經濟”。從1994年到2000年，美國經濟年均增長率高達4.3%，失業率降至5%以下，通貨膨脹率被控制在3%以下，財政赤字也逐年減少，1993年到1997年財政赤字分別為2903億美元，2594億美元，2030億美元，1638億美元，1073億美元，226億美元，至克林頓任期末甚至出現結余。這種良好的局面出現在國際經濟蕭條的大背景下，的確是一種“奇跡”。奇跡的背后另外一組數字，一是各類債務增長，截止到2001年第一季度為止，美國政府、企業和居民負債總額已高達31.6萬億美元，是國民生產總值的三倍，其中政府債務7.08萬億，企業債務15.18萬億，居民債務7.23萬億。二是貿易逆差大幅度增長，1999年高達3389億美元，2001年更高達約4500億美元。三是股票市值高速膨脹，吸引大量境外游資、國內居民存款和各類基金進入股市，造成收入虛增，消費支出猛漲。

       換言之，盡管這一輪新經濟的繁榮有信息產業的高速增長作依托，因而似乎顯得理由充分，但從根本上說卻是一輪股票和債務的投機性繁榮。世界各國賺了美國人的錢，又送回美國證券市場，供美國人消費和投資所用，而美國人花錢又支撐了美國和各國經濟的增長或者不至于負增長。如此惡性循環，美國的貿易逆差越來越大，國際收支逆差越來越大，世界經濟的總需求越來越低迷，股市卻越來越高。這一循環的唯一可能結果就是一場世界經濟大蕭條。

       果然，隨著2000年4月美國納斯達克股票市場的崩潰，美國經濟逐漸陷入了危機，并帶累世界各主要工業國和第三世界各國經濟的衰退。這必將是一場更大規模的世界經濟危機。由于這場危機在八十年代初和九十年代初兩次被推遲，一切可用的財政和金融手段都已用盡，其烈度將超過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與三十年代不一樣的是，這回再也沒有財政和金融手段可以施展了。

資料來源：

《危機時刻——200年來的經濟大動蕩》，林晨輝，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0月；

《戰后資本主義經濟周期史綱》，孫執中主編，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7月；

《三說美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危機》，張海濤，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7月；

《日本：又一次失敗》，朱文暉，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

《通向繁榮的政策——凱恩斯主義論文集》，詹姆斯·托賓，何寶玉譯，經濟科學出版社，1997年10月；

《世界經濟史》（上、中、下），宋則行，樊亢主編，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年5月；

《全球化與世界經濟大蕭條》，韓德強，成稿于2001年12月31日，發表于《財經研究》2002年第4期。

Real World Macro, Edited by Ellen Frank John Miller, Alejandro Reuss, and the Dollars and Sense Collective, Published by Dollars and Sense, Autumn, 2001.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