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是中國改革永不褪色的旗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  張文木　　

　 　中國的改革要有適合中國國情的標準，這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標準，人民的標準。我們知道改革能解放生產力，但革命也能解放生產力。如果改革將中國生產力改到需要革命來進一步解放，那中國的改革就失去了歷史進步作用。中國改革的底線就是不能把共產黨改革到人民的對立面；國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罷工”。

規則決定價值，而規則卻是由有利益傾向的人定的。全球化時代的市場經濟規則是西方人定的，這對我們極為不利。我們應該反思。反思的核心還是毛澤東在延安說的那句老話：“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原則的問題，根本的問題”。

所謂“效益”的立場，就是資本的立場，就是利潤掛帥的立場，而不是人民的立場。中國市場經濟中的資本必須受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駕馭。效率脫離了公平，資本脫離了人民駕馭，中國的發展就不是可持續的。只依靠海外市場，就會像拉丁美洲一些國家那樣成為向西方供血的“被切開的血管”，就會被外人打垮。

什么是“素質”？這要看標準。電影《決裂》里有標準，行不行我就看手上的繭子，這就過頭了，肯定不對。論機械化作業，中國的小農種地肯定比不過美國；但在一小塊土地上精耕細作，美國就不如中國；到了非洲，中國農民就是專家。就看你比什么。你比電腦他不行，但他有他的技術。從生態農業看，將來中國小塊土地精耕細作技術一定會再次復興，只不過是眼下他們的技術在西方利益主導的市場中貶值了。正如文官制度是中國人發明而現在我們卻要到西方取經一樣，不知是否將來我們還需再到西方學習小農業技術？小農業技術的貶值，導致中國工農日益破產，另一方面國家大量引進外資和國外農產品又加劇了中國傳統農業的破產。殷鑒不遠：蔣介石走過這條路：經濟也獲得快速發展，但同時在中國也播下了“星星之火”，造成中國工農的大革命。這當然不是我們今天的改革所期待的結果，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必須和人民共命運。經濟發展的“硬道理”不能丟下人民，不能丟下人民的利益。

改革要結合中國的實際，GDP的發展還是要以人為本。一味的以GDP為指標的市場經濟，是很糟糕的。GDP作為衡量國有企業的絕對指標，這實際是不利于第三世界國家的理論陷阱。由于社會保障功能有限，第三世界的國企不僅擔負生產的功能，它同時還兼有社會保障的責任。即使按純經濟學的說法，社會公平也是生產力，也是良好的投資環境的一部分。但在我們現在的絕對利潤指標下，這就體現不出來。在西方國家，由于有良好的社會保障系統，它們的大企業可以由財團搞。但在中國，將國有企業市場化，利潤掛帥，這樣，城市兩極分化就是必然的結果。利潤掛了帥，企業競爭規則就變了。在利潤規則下，同等規模的企業，“國企”肯定打不過“私企”，因為后者可以不擇手段，前者則有社會公平責任。如“軍轉民”，有人說：“私企”好，私企兩天辦成的事國防企業半年辦不成。但國家企業“拖家帶口”，有公平的負擔，還有保密責任，保密是無形成本，這是沒有辦法越過的。私企沒有這么重的包袱，那它當然活。但一個國家卻不能這樣“活”，要有包括公平、保密等內容在內的國家必須支出的巨大隱性成本。因此，公私效率不能只以利潤為絕對標準，不能脫離“為人民服務”的方向。中國的國有企業有它特殊的效益：它擔負了社會公平的責任，其貢獻在利潤指標中顯示不出來，但不能抹殺。有些人不承認它反而要在國有制企業中“吐痰”，這是在毀掉國家的基礎。

需要提及的是，西方良好的社會保障體系，并不僅僅是靠本國，更多的是靠強力，直說了就是暴力，獲得的來自第三世界的資源支撐的。且不說其早期原始積累的來源，即使是現今，西方以其高勢能資本大量向第三世界國家投資，所獲大量超額利潤回流，才使他們可以供養一個昂貴的社會保障體系和龐大的中產階級。這樣它們就有了一個較高的社會保障門坎和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中國沒有這個條件，這方面也不能“全盤西化”，而只有走社會主義的路，用內部生產關系革命的方式強行打破私有權在生產消費之間的高額利潤截流，并由此實現社會內部穩定。

目前的標準是他們西方設的，然后叫第三世界國家往里鉆，與它們“接軌”，其結果將與“接鬼”無異。

西方和東方不一樣，東方是亞細亞生產方式。其特點是自然經濟下的農村和商品經濟下的城市二元存在，相對脫離，城市沒有那么大資源來支撐農村，這迫使農村自成體系。我們所說的農村“落后” 的東西，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也有相當的合理性。比如以前農村的宗法社會，它實際上就是封建時代自治系統，支撐這個系統的是自然經濟而非市場經濟。它不是靠國家法而是靠宗法實行的家族式管理。相對于現代司法程序而言，這個系統管理成本不高。比如打官司，農民上法院1000元打不下來，但家族間長者按實際是“習慣法”的原則，說一說事情就擺平了。毛澤東把中國農村管理改造成小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這也是一個自我管理的系統：盡管沒有剝削，但其中宗法傳統的力量還是很強的。在中國城市沒有辦法吸收龐大的農民成為中產階級公民之前，也就是說，在中國城市沒有西方那樣充足的改造農村并使之城市化的資源之前，自然經濟條件下的農村的自治系統是國家穩定的絕對前提。

我們一些人，學了西方的東西就用來套中國，農村民主從基層選舉開始。須知現代民主是公民社會的事，搬到自然經濟下的農村就不適用。公民社會是要有社會保障支撐的，農民有嗎？沒有，那它選誰呢，只有選與其血緣相近的人。“三個老鄉頂一個公章”，公民覺悟在農村不如有血緣關系的“鄉黨”管用。我們都是下過鄉的人，知道農村是怎么回事。現在農村有些“民主改革”，與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新生活運動”差不多，整個不著邊。耕地日益貶值，大量的西方糧食進口，農民在土地上所獲甚微，只有涌進城市，出來后又沒有社會保障，這時他們關心的就不是什么“民主選舉”，而是基本生存。

今天，我們的社會保障更多的還處在紙面上。我們十三億人，大概九億左右的農民，若有四億進入城市，其社會保障就是無法填充的“黑洞”。比如，我們有“法律援助”，這僅有道義上的意義，而沒有實質意義。別說天邊的事情，就說天橋上的老太太是否能得到“援助”？現在改革使人民生活越來越好了，但同時天橋上躺著的老年乞丐也越來越多了。這不行，這樣的“經濟效率”當然不能要。

為什么人的問題，在當前的情況下，仍是原則的問題。我覺得現在對中國的“國民收入”的理解應有所調整，要考慮介入吉尼系數，換句話說，中國GDP勞動成果是誰在享受，是人民還是少數人？市場不應是少數人的消費拉動，必須有人民參與，這樣才有強大的市場拉動力，國家才有全民族的可持續發展。有一次我到醫院取體檢結果，后面排隊的是個殘疾人。結果出來一看，殘疾人的主要指標比我還好。這能說明他比我身體潛力更好嗎？他的身體結構就不行，下半身功能不行，但這從體檢化驗指數上反映不出來。一個人的下半身是全身的基礎，對一個國家而言，就是占這個國家多數的勞動者．如果一個國家沒有工人農民這兩條腿，市場如果沒有人民消費的支持，那就只有靠外資。盡管其發展指數不錯，但它是不自主的，因而是不可持續的發展。我研究印度，印度就是這樣的國家。在人民消費領域，印度與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相似。印度依靠資本家、依靠外資搞經濟．結果，經濟越“發展”，窮人卻越多。人民為什么不革命？這是因為政府整個包下了人民群眾的最低的消費：政府每天給貧民窟及火車站臺等免費送飲用水；醫療、教育幾乎不花什么錢。我曾在印度一家醫院做了一個小手術，費用合人民幣兩元，就是掛號錢，剩下全免費。這是進步還是落后？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不得已，是落后中的進步。中國計劃經濟時期沒有私有權，中間沒有私人利潤截留，所有積累用于基本建設而非產權交易，經濟建設投資速度有賴于國家包下的人民最低消費。這說明，不管意識形態如何，最低的社會保障對任何社會都是必需的，這樣社會才能穩定。與中國不同的只是，印度的最低消費保障基礎上形成的巨大的利潤，因其私有權造成大量的非生產性截留，這使生產消費鏈條中間形成一個龐大的非生產性“贅瘤”，社會勞動成果既不能像中國那樣形成直接經濟投資，也不能形成人民的收入。人民沒有收入就不會有人民消費從而人民市場的增長。沒有人民拉動消費增長，就沒有民族市場發展，就只有靠外資和海外市場，靠向西方“供血”換取自身的“發展”。

人民應當是中國改革的核心價值。改革不能改出人民革命，這是我們改革“攻關”的一個底線。目前中國出現的大量社會問題已涉及到中國改革的道路問題。我主張中國改革不能脫離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道路就是以人民為核心價值而不是以資本為核心人價值的道路。有人說西方是想讓中國放棄社會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說不是，西方人實際上是想讓中國走拉美式的依附型資本主義，而不是歐美式的自主型資本主義道路。美國南北戰爭的實質是美國要走自主型的資本主義道路。美國人為此與歐洲霸權發生沖突并獲得成功。退一萬步講，即使中國真要走歐美式的自主型資本主義道路，與美國當年面對的形勢一樣，西方人，尤其美國人不會答應并為此一定要與中國沖突的。反過來看，即使是走社會主義道路，也有自主型的蘇聯模式和依附型的東歐模式。毛澤東拒絕的是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東歐模式，并為此與蘇聯發生了沖突。

人民支持是國家改革立于不敗之地的保證。中國這么大，如果走上依附型發展道路，而不管它是什么主義下的依附，那結果不是內部沖突就是人民革命；如果走上自主型發展道路，那結果就不是與霸權國家的一般意義上的搏弈，而少不了有相當的沖突。而在這種博弈中，如果國家要想成功，就必須獲得絕大多數人民而不僅僅是少數精英的支持；而要獲得人民支持，那中國改革就必須有人民性，就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在整個中國改革的進程中，就應當是永不褪色的旗幟。

（來源：鳳凰周刊2005年第3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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