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之鄉編者按]這是原中央政策研究室常務副主任衛建林同志于2007年由學習出版社出版的《衛建林自選集》的前言，說明了作者選取的文章、背景，表達了作者的思考、立場、信念。烏有之鄉網站組織了錄入，將此前言部分單獨發表，發表標題為烏有之鄉網站編輯選擇該文結尾的一句話。特此說明。2007年11月1日

前   言

收入本書的文字，從1978年到2006年，凡28年。

中國共產黨成立，28年取得國家政權。又28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內外戰亂的廢墟上，確立社會主義制度，建起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然后就是本書文字所由產生的28年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一如復仇的旋風掃蕩世界，從所向披靡、水銀瀉地到無處不在地遭遇阻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工人運動和群眾性社會運行，從備受壓抑、七零八落、跌入低谷，到星星點點地重新集結，開始走向埋葬這聲災難的新的行程。中國堅持社會主義，以人民的勤勞和經濟增長成就，贏得世界的尊敬。

作者由離開五七干校不久的精壯勞力，變得白發蒼蒼。曾經師從和深深敬重的前輩，多已相繼作古，長壽者也都是曾祖父輩的年齡了。同輩的多數，在堅持不懈地追求真理，給我教益和鼓勵。此外則或許退隱，或許改行，或許三彎四轉到靠別樣的方法討生活了。每個人走自己的路。只是歷史進程顛簸洶涌，個人的進退榮辱、愛恨情仇，其實微不足道。

我們踩著老一代的腳步，經歷了革命從農村走向城市，經歷了共和國從草創走向繁榮。缺少的，是革命戰爭血與火的錘煉、深厚的實踐和群眾工作的基礎。生活展示給我們的新的圖景，是蘇東劇變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進入低潮，西方當局策動、勝敗參半而目前尚未歇手的“顏色革命”，是世界工人階級、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在凄風苦雨中的掙扎和奮爭、探索和創造。

見過了創業的艱難和太陽般的輝煌，見過了挫敗和退潮，見過了山一般的堅定、海一般的遼闊，也見過了叛、見過了賣、見過了轉向到魯迅先生所說的“人頭畜鳴”。生活教導人。有機會閱讀歷史推出的新版教科書，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幸運。

因為中文系畢業，對文學有一份特別的感情。研究工作起步于《紅樓夢》和魯迅。1974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曹雪芹論》。1981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吶喊〉〈彷徨〉及其時代》。兩書均寫于《自選集》所限28年之前。1984年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學要給人民以力量》，1986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生活教導著作家》，主要評論當時的文藝現象，也不收入。

１９８６年有《社會主義文學及其主旋律》，發表于《文藝研究》。當時并不在意。大約1993年或1994年某日，文化部一位素昧平生的同志電話，說他奉命查詢“主旋律”提法的由來，最早提出的，竟是這篇文章。其實我之前，曾見蘇聯赫拉普欽科院士有此提法，我不過借過解釋中國的文藝罷了。

1840年以來，為中華民族生存、復興與強盛，做出最偉大貢獻的革命家、思想家，是兩位。毛澤東之外，就是魯迅了。為此有１９８６年1月的《魯迅是一個整體——魯迅思想研究的幾個問題》，發表于《紅旗》雜志。先生一生，唯熱唯光，溫暖青年，作燭自焚。我于先生，素所尊崇。80年代，忽然污蔑紛起，刻毒輕俏，寧愿向漢奸文人和遠離人民、遠離革命的風花雪月文人，大送秋波了。有此一篇，也說明著連我這樣沒有多少文學業績的后繼者，還堅守先生的精神，以略略告慰先生于地下。

寫于1989年3月的《歷史·人民·文化——五四文化和中國現代化問題研究提綱》，也發表于《文藝研究》。那時時髦“啟蒙壓倒救亡”和“告別革命”，我這一套算另類。然而不知怎樣，意寫出了自精英文化喧囂中嗅出的火藥味。

《自選集》一篇未選。終于對不信我所鐘愛的文學。

80年代來，勤懇工作而禍從天降，鬧得一度不發工資。兩個孩子上學，全家只靠老伴養活。此后補發工資了，仍然沒有工作可做。家小外出，蝸居獨守，空寂寥落，如只身游于大霧四塞之野。于是搬出辭海辭源和歷年積存的古董，在故紙堆里，寫出了一本《明代宦官政治》。

我于明史，純系外行。我的所作，明史專家自然不屑一顧，然而在作者，卻借此增長了新一個方面的學問。

宦官多出身寒微，閹割為帝王家奴，生死在帝王一念之間。他們也是受害者，也有過永樂年間鄭和這樣的杰出人物。但是封建專制制度造就的他們的政治集團，依憑帝王家奴這一唯一資源，遠離社會生產，不創造社會財富，不必寒窗苦讀，不必戰場廝殺，無須文治武功，卻轉瞬之間居于國家財富權利分配的頂端，“蟒玉遍蹤親，京堂皆乳臭”。明代曾經幾度形成與國家政治、軍事、人事、司法、文教、財政系統并列甚至權傾其上，由宦官集團控制的，另一個從中央地方的系統。

宦官治國，無非招權納賄、競為苛斂，依據賣身投靠的程度和賄賂的質量數量，實施特務統治，任意確定各級官員的去留升降和褒貶生死玩弄師褒貶宰輔、六部九卿、封疆大吏、將軍總督于股掌，在全國實行敲鼓吸髓的大收刮，“第宅連云，田園遍野，膏粱厭于輿臺，文繡被于狗馬。”其治文治教，經常使知識分子陷于面對目不識丁而又要屈從權勢的尷尬。李自成大軍由陜西進山西，再經大同、宣化、昌平，二十幾天攻城拔寨，殺入北京，一路都有宦官監軍或逃散、或內應、或開門跪接，臨到北京城下，還有宦官潛入以勸降。這就是它治軍的成就了。

明代天順年間太監牛玉受賄和私立皇后，事發，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等上言：

自古內官賢良者萬物一人，無事之時，似為謹慎，一問國政，便作奸欺。彼如聞筆下將用某人也，必先賣之，以為已功；聞陛下將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為已勢。人望日歸，威權日盛，而內官之禍起矣。此臣所以勸陛下不許內官與聞國政者也。內官侍奉陛下，未免朝夕在于左右。文武大臣，不知廉恥，多與之交接，有饋以金寶珠玉，加以婢膝奴顏者，內官便以為賢能，朝夕在陛下左右稱美之；有正大不阿不行私碣者，內官便以為不賢，朝夕相與讒謗之。陛下天縱圣明，固不為惑，日加浸潤，未免致疑。稱美者驟躋顯位，讒謗者久屈下僚。怨不歸于內官兒歸于朝廷，恩不歸于朝廷而歸于內官。賄賂日行，威權日盛，而內官之禍起矣。臣等所以勸陛下不需外官與內官交接者此也。

關于宦官的參政，宦官與官員相互勾結產生的弊害，這里的描述真是惟妙惟肖。希進群小紛紛逢迎宦官，六部重臣、封疆大吏甘為子侄拜在門下，以至于皇親貴胄、文武官員、進士舉人自我閻割以為升遷之路，市井小民也爭相穿起宦官服飾以顯其時尚。正所謂“離間之風起于繩營，讒物之釁生于長舌”，“官爵視苞苴為進退，刑法任喜怒而輕重”。夤緣攀附、小道取容、挾私構陷、誹謗中傷，成為官場的政治品格，也導引著社會風氣和墮落。百職寒心，土氣盡滅，政局糜爛，社會分崩離析，已經勢在必然。

宦官集團的產生、存在、膨脹、權勢熏天，根源于封建專制制度。作為封建專制主義的產物，它堵塞社會生命肌體的毛孔，再生產著一種社會關系、一種社會意識，成為封建社會政治文化遺產中最腐朽、最野蠻、最殘酷、最黑暗的部分。一個當代中國學者，要研究這樣的課題，揭開民族歷史上的這個見不得人的骯臟的瘡疤，真是羞于啟齒。我們終于可以長出一口氣，慶幸不會再來一個劉瑾或是魏忠賢了。然而歷史土壤是如此深厚，即使把封建制度埋進土地深處的最偉大的革命，也不能在短時期里，徹底掃蕩宦官意識、宦官現象的污濁和腐臭。這是一個悲哀，卻又無可奈何。

《明代宦官政治》由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其中的一章《宦官意識和宦官現象》，90年代初期曾經在《光明日報》發表。又有與此相關的兩篇文章《閹人政治和閹人政治家》、《李自成和（明季北略）》，在《當代思潮》發表，分別署名韋驥和鄭勒輯。略微有點閑空，增寫幾萬字，還由花山文藝出版社1997年出版過一種《明代宦官政治（增訂本）》。

《自選集》一篇未選。又終于對不住曾經那樣折磨我的靈魂的明史。

偶爾寫些雜文、小說。信筆署名，不存底稿，不集發表的報紙刊物，散佚如風。更要對不住，無緣進《自選集》了。

自90年代起，世界動蕩，我的興趣越來越轉到和文學、和明史不大相關的領域。于是有《幾個緊迫的理論問題》。后來的研究，大體沒有越出這些問題的范圍。

面對蘇東劇變引發的思想混亂，曾經在《光明日報》發表《辯證法是革命的代數學》。同樣標題的一本書，由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出版。同年，這家出版社還出版了我和妻子劉世錦合編的《西方對外戰略策略資料》，署名柳靜。它從1946年起到蘇聯連體，按年、月、日輯錄西方怎樣對付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至今成為我自己進行研究的必備參考書。

美國人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之說一度風靡全球。一個中國人用一本書做出回應，并提出和論述第三世界發展學問題。這就是《歷史沒有句號》，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

出訪俄羅斯，試圖從自少年時代起就向往的蘇聯的命運，把一把世界歷史運動的脈，有《憂郁的俄羅斯在反思》，署名文甘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2000年出版。

西方全球化中關于科技問題的喧鬧昏天黑地，甚至流行“有一臺電腦，人人可稱為資本家”的天方夜譚。有《科技屬于人民》，署名唐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出版。

清算西方全球化的歷史和全球化研究中的混亂，有《歷史是誰的朋友——全球化：定義、方法論和走向》，署名馬也，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3年出版。

出訪拉丁美洲，有《西方全球化中的拉丁美洲》，紅旗出版社2004年出版。出訪非洲的《尋找苦難隧道的盡頭》，一并收入。

關于全球化進程中共產黨的使命，有《全球化與共產黨》，署名賈仕武，香港大風出版社2005年出版。這是一個繁體字本。同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還出版過一種簡體字本。

收入《自選集》的，除了幾篇目前尚有存留價值的文章，主要選自以上幾本專著。

《自選集》收入的《勞動政治經濟學的勝利》，專論勞動者合作經濟問題。

在宣傳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的時候，一批文章紛紛搬出《資本論》。但是只引述馬克思關于股份制如何成為“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連一個完整的句子也不引出，要不要說完整的思想了。然后張開想象的翅膀肆意飛翔。

馬克思的完整表述被抹去了。這包括：第一，關于股份制性質結果的論述：“導致最大規模的掠奪”；第三，關于工人合作工廠的論述：“在舊形式內對舊形式打開的第一個缺口”，表明“在物質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生產形式的一定的發展階段上，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怎樣會自然而然地從一種生產方式中發展并形成起來”；第四，關于股份制和工人合作工廠比較的論述：“資本主義的股份企業，也和合作工廠一樣，應當被看作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只不過在前者那里，對立是消極地揚棄的，而在后者那里，對立是積極地揚棄的。”

所有這些話，都印在《資本論》第三卷彼此相連的段落里。無論對于號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研究而言，還是對于任何一種多少具有科學精神的研究而言，如此對待馬克思，都是不嚴肅、不光彩的事情。

不妨貿然預測：勞動者合作經濟，將在人類擺脫新自由主義災難和創造新的社會秩序的艱難斗爭中，扮演特別重要的腳色。工人階級160多年以前的這一偉大創造，今天尚處于弱勢。但是灰姑娘注定成長為明天工人階級的大力士。

2006年夏天，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作學術報告，注意力開始轉到世界歷史走向問題了。后來又應約為兩家刊物就此寫過文章。這是一個需要繼續關注和深入研究的問題。無論如何，歷史已經把這個問題推上前臺，值得為它作些什么了。這就有《自選集》最后的《世界向何處去》。

28年，我們的世界多少王冠落地、權杖易手，名不見經傳忽而大富大貴，紅得發紫忽而跌落塵埃，忽而“左”得可怕忽而右得可怕，然而只有人民永恒和配稱萬歲。

對我來說，人民，就是太行山、太岳山、中條山、晉南平原給我一粥一湯，教我認識世界和人生的爺爺奶奶、干爹干娘、哥哥姐姐，就是教我使用改錐扳手的工人師傅，就是五七干校駐地的房東和鄉親，就是北京城里的出租車司機、到家服務的電工和水暖工，就是為我的衣食住行付出勞動的每一個不相識的人。

“人民創造歷史”，已經被自命精英者宣判為陳詞濫調，我卻深信不疑。支撐社會存在的是他們，承擔社會苦難的是他們，從歷史運動最深處左右它的走向、進行新的創造的，也是他們。28年如此。整個人類歷史如此。研究社會科學，成為人民中的一員 ，為他們奔走呼號，從他們的喜怒哀樂中尋得歷史運動的來龍去脈，才真正找到智慧的源泉。

讀大學的時候，我不算一個安分的學生，中文系而偏要讀馬克思，為這位偉大革命家和學者思想的深刻、知識底蘊的豐厚、邏輯的縝密和文字的精妙，如醉如癡，可以整段整段地背誦。“文化大革命”了，造過反了，斗過人了，也挨過大了，“反革命”過了。逍遙和種種地之外，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寧全集》，豁然開朗，打開一個更新的世界。

80年代以來，馬列備受冷落而書價大升。先前每月工資可以買舊版全集20冊，后來工資漲了，每月只能買新版全集兩冊到三冊。時尚是追捧西方著作。反正是讀書，何妨也時尚一把呢？ 于是因為研究第三世界發展問題，集中讀了大約上百本西方經濟學著作。結構、文字比我們自己的部分文章可取者甚多，尚有思想資料可用，有些作者懷著對第三世界人民悲苦的真摯同情。道理則不越剝削永恒。再就是故作高深的公式、圖表、和一旦深問，他們自己也茫然的晦澀術語了。無論在哪一方面，如果同千錘百煉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相比，都黯然失色，不屬于有比較資格的層次。

終于補上一課。那時候的輿論，是“重新認識”，以此貶低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抬高資本主義。“重新認識”，本來符合認識規律。如果不是為著追求真理而是預先已經懷著某種政治偏見，注定偏離科學的軌道。我這回“重新認識”的收獲，是倒退，是在新的歷史實踐的檢驗中重新回到毛澤東同志：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一齊破了產，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

寫字28年，沒有每提筆，即來一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寫而已。60歲以后敲電腦，敲而已。凡屬自己的研究，無一字為求官，無一字為賣錢。

作品發表或出版，作者對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肩負著責任。我是除本名外，有時用筆名的。這需要有個交待。

因為被譏為“官方理論家”、“無聊理論家”、“左大爺”、“探照燈”、“政治垃圾”，就用“關方”、“吳雷”、“左達”、“譚照”、“鄭勒輯”；曾經被糊里糊涂加上“嚴重違紀”的罪名，就用“韋驥”或“韋紀”；遇到通貨膨脹的年份，便有“童澎”；有朋友養善意勸告：寫那些東西有什么用呢？說了也白說，出來一個“白樹沃”；干脆用住地街道門牌的，是“賈仕武”；妻子發現糖尿病，用“唐裊”以博一笑而有助療治，也算得夫妻情分；久坐而血脂上升，于是有“皓雪芝”；小孫子馬年出生，“馬也”，一屬馬嬰兒之爺爺；“文甘君”，從妻子和兩個兒子的姓名各取其半拼成；“文熙”則是祖籍聞喜的諧音；“章姍”、“黎寺”、“王爾瑪”，就是張三、李四、王二麻子。

作者沉浮生，寫下眼里的時代，也屬于這個時代。善為文者如宋人歐陽修，為身后百年讀者計，晚年尚孜孜于文稿修改。我不配和歐陽修相比，極愿我的那些文字，在時代遞變中盡快化灰化煙，以為不要說百年，即便再存活28年，也絕非幸事。何況凡屬對社會重大問題的議論，一旦發表或出版，就不再屬于作者本人，無權再作實質性修改，只應該改動病句、筆誤、標點符號一類技術性錯誤了。有些地方增加注解，使讀者更清晰地看出時代的前進和當時作者的淺陋。

感謝學習出版社的同志。感謝曾經為我的文章和書稿付出勞動的每一位同志，包括不同報刊、出版社的編輯、校對和從事印刷、裝訂、發行的同志，包括讀一讀、翻一翻的同志。特別感謝提出批評意見的同志。

28年，唯獨對不起的，是家人。我以寫字、讀書、剪貼資料、裝訂成冊、擺弄卡片為生活，很少陪他們。如果沒有妻子的愛和為家事操勞，如果沒有她和兒子經常和我爭論，在稿子上橫七豎八，寫出的東西會更多疏漏。孫子四歲半，曾經在我的生日宴席上舉杯，稚氣的祝詞竟然是“祝爺爺好好喝水，好好看書”。借此書一角，向我的妻子和兒孫，表示我的深深的愛和歉疚。

剛剛完稿的《世界向何處去》的一段話，可以引來作為這個前沿的結尾：

世界處于新的大變革的前夜。經歷低潮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將又一次奏起它的凱旋曲。歷史不是資本主義的朋友。未來屬于社會主義。

200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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