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之鄉編者按]《把窮人的蛋糕切給富人》是原中央政策研究室常務副主任衛建林同志于2004年由紅旗出版社出版的專著《西方全球化中的拉丁美洲——一個調查報告》第五章內容，2007年被作者收入《衛建林自選集》由學習出版社出版。我們烏有之鄉組織了錄入，將陸續發表，以饗讀者。因為文章篇幅比較長，為方便閱讀，我們分段連載。特此說明。2007年10月25日

“新自由主義的恐怖”

在新自由主義導致阿根廷出現表面繁榮的時候，西方特別是美國主流輿論得意忘形地宣稱這是新自由主義的成就，西方政府和媒體特別是美國方面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相當一個時期把阿根廷看作是新自由主義的好學生或者“華盛頓共識”的樣板，把它推薦為第三世界國家學習的典范。在阿根廷危機總爆發的時候，他們的調子驟然改變。美國官方一方面承認其不良后果，即所謂“探戈效應”，一方面竭力縮小它的影響，用白宮發言人阿里·弗萊謝爾的話來說就是，“看來這聲危機只是阿根廷的一個獨立事實。”

問題在于，離開西方全球化的總格局，離開美國的全球霸權主義，離開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第三世界強制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無論墨西哥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還是阿根廷危機，都無從解釋。

正是新自由主義，把阿根廷引入了六大陷阱。

第一個陷阱，舉債增長。

就其最初爆發的直接導火線而言，一般把阿根廷的金融危機首先看作是一場大規模的債務危機。

在拉美國家的社會動蕩中，債務始終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因素。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一方面使西方積累大量資金，一方面使相當一些依靠進口石油的第三世界國家經濟陷入困境。聯合國貿發會議1999年的一項報告，就把70年代后期列為第三世界國家借債的第一次高潮。1979年至1980年，拉美外債增85%。1982年爆發拉美債務危機和金融危機。90年代前期，出現第三世界借債的第二次高潮，流入資金達到1000億美元，占第三世界國家外資總額的30%。其中大量外資流入拉美國家。由此相繼出現墨西哥金融危機和亞洲金融危機。

拉美國家每年千方百計地設法償還到期的債務利息，然而越還越多，積欠債務總額滾雪球一樣急劇膨脹，到2002年已經超過8000億美元。比如拉美第一經濟大國巴西，公共債務從1995年的607億雷亞爾增加到7590億雷亞爾，8年中增加10倍以上，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63%。巴西每年需要500億外資來平衡國際收支，大部分用于還本付息。1999年巴西金融危機，美國等發達國家提供400億美元。2002年5月巴西大選臨近，那個西方不大看得上眼的工人出身的盧拉當選日近，美國、西班牙的金融家們發出“投資謹慎”的信號，導致雷亞爾大幅貶值，金融市場一片慌亂。8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答應增加300億美元的援助貸款。但這時的巴西，外資總額2500億美元，每年還本付息470億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的大部分資金，也不是用來開創就業機會和振興經濟，而是被用于還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債務。貸款和債務并駕齊驅，為歸還債務而借債，債務在歸還中越來越重。什么時候才能中解脫呢？

阿根廷債務暴漲開始于我們已經提到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在1976年到1983年執政的軍政府開始執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最初年代里，外債增加4倍。重要部分用于購買武器，恰正投合美國當局的重要。這個政府還頒發一個新的《外資投資法》，為吸引外資而解除政府對匯率的控制，大大有利于多國金融資本和地方商業精英的結盟，已經預示了20年以后的危機。

軍政府以后的文人政府，接受債權國的要求而繼續執行過去的政策。由于貶值的本國貨幣穩定而又重新估價用美元標記的私人外債，私人債務被轉給國家而社會化，也就是要全體國民來償還了。主要的受益者，是作為借方的多國公司和本來欠債的私人公司。

舉債增長導致傳統貿易平衡中盈余的喪失，投資為支付海外的利息、股息加快外流，整個經常項目收支狀況急劇惡化，國家經濟命脈越來越維系于對外資的依賴，對外赤字有利于進口而破壞著國內制造業。同時出現國內資本的外流。舉債發展由此而轉變為舉債還債。在沒有債務負擔的情況下，赤字將不會大量增加，而大多數的破壞恰恰來自債務，來自沒完沒了、越來越多地支付利息、股息和服務費用。華盛頓完全了解這一過程卻一味火上澆油，真正的目的，就是把阿根廷推到為各為大量廉價出賣國家資產的可悲境地。

根據阿根廷官方公布的數字，到2001年年底，國家公私債務總規模約為2100億美元，其中公共債務1444.5億美元，外債占65%，內債占35%，90%以上為美元等外幣債務。公共債務中，政府債券500多億美元，其余為欠國際金融機構及外國政府的債務。公共債務的總規模，相當于貶值前國內生產總值的40%左右。走到這樣的地步，國家危機的全面爆發，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

第二陷阱，“盯住美元”。

1991年，梅內姆政府開始大力推行一項貨幣改革，即比索和美元以1比1掛鉤的固定匯率為核心的聯系匯率制，理由是為了使阿根廷資產階級成為世界“金融共同體的負責任的一員”。它符合國際壟斷金融集團和本國金融機構的利益，得到華盛頓的全力支持。

由于私有化和嚴格的預算有助于大量吸引外資，在這一計劃實施的最初幾年里，經濟增長率有所提高。但是這種基于美元和比索對等的所謂穩定計劃，使國家不能不更加嚴重地依賴私有化和供款以維持起碼的運轉。而且越是“盯住美元”，就越是要大量出賣國有資產，就越是要大量借債，這成為一種無論如何也無法走出的惡性的怪圈。

所謂“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實際上是一種殖民主義的貨幣制度。它的目的，就是剝奪第三世界國家的金融主權，使其遇到危機而束手無策，以便保護外國資本的利益。政府只能在可以被兌換為美元的情況下才能印更多的鈔票。所以經濟只有通過獲得直接投資、出售國有企業、出口盈余或者貸款引入更多外資才能增長。在最初的一陣私有化浪潮過去以后，外資的進入日漸緩慢或減少，美元升值使出口商品越來越困難。于是舉債成為增加貨幣供給和經濟增長的唯一途徑。這就落入僅僅為著國家存活也不得不舉債的陷阱。1990年阿根廷外逃資本480億美元。阿根廷只能眼巴巴地看著而無能為力。當外資銀行甚至以要求七國集團政府拒絕向阿根廷提供援助為手段施加壓力，西方政府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橫加干涉內政的時候，阿根廷方面仍然也只能逆來順受。

第三個陷阱，通貨緊縮。

澳大利亞學者、悉尼大學教授約瑟夫·哈利維，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把阿根廷危機稱為“由于惡性通貨緊縮而產生的經濟和貨幣關系的內向爆炸”。他寫道：實質上，在過去的20年中，阿根廷順次被納入如下這一機制：國家承擔私人外債負擔，私人部門繼續增加新的債務，而國家通過私有化政策賣出了國有工商業，從而為本民族的和國際的私人公司創造金融利潤。國家于是將債務負擔卸到了整個國民特別是工人肩上——以犧牲工資、社會福利和公共投資為代價，強迫國人給私人公司提供金融剩余。

按照這位澳大利亞學者的解釋，政府恰恰是在和資本家利益無關的領域也就是社會保障領域實行緊縮。工資凍結在工人身上。雇用勞動者損失最大。惡性通貨緊縮并不導致物價下降，作為壟斷資本的結果，它甚至會導致物價繼續上升。在這種情況下，公共服務的價格比如交通費、醫療費等實際上提高了。這就進一步使人民陷入災難。“在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支持下，阿根廷的資產階級摧毀了國內的社會保障體系和福利體系，這在過去兩年導致了經濟全面崩潰，甚至達到終止貨幣流通的地步。整個過程是一個歷史事件：國內資產階級利益和國際金融利益合流，最后使阿根廷大多數人生計被破壞。”

緊縮在繼續，利息支付負擔在加重。然而2001年夏天，經濟部長卡瓦洛又宣布一項完全不可能實現的“零預算”赤字政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遲13億美元的貸款，于是群眾走上街頭，把德拉魯阿總統趕下臺。但是政府接著發明一個不同美元掛鉤的新貨幣，叫做阿根廷元。規定資本家的收益包括物價、租金、利息用美元和比索，而老百姓的收益包括養老金、工資則用阿根廷元來支付。人民憤怒了。然后又來了一個總統杜阿爾德，試圖重建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聯系。周而復始，人民的忍耐就到達極限了。

第四個陷阱，私有化和國家經濟跨國公司化。

阿根廷用來吸引外資的，是大量廉價出售國有資產。梅內姆使阿根廷成為一個最徹底地推行私有化、對國有企業進行大規模私有化改造，同時大批出賣土地資源的國家。用阿根廷人的話來說，“整個國家都被賣了”。政府賣光了競爭性國有企業，幾乎賣光了戰略性國有企業，包括開采石油、天然氣資源的國有企業，通信、電力、公用事業，甚至還有港口、碼頭、飛機場、火車站。1995年阿根廷最大的十家銀行，到危機前夕賣得只剩一家。從日用生活品、面粉廠到汽車制造廠，外國占領了一切可以賺取利潤的、關系國家命運的企業和行業。

估計10年間出賣國有資產的總值達650億至1000億美元，由此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約為600億美元。國民經濟幾乎被徹底地跨國公司化了。1989年，國家掌握著電信、石油、煤炭、天然氣、航空、火電水電的發電供電、銀行和保險、鋼鐵、軍工、石油化工、鐵路、公路、海運、港口、碼頭電視臺和廣播電臺等主要企業。1999年，國家掌握的企業只有國家銀行、造幣局、電視的某些頻道等幾個寥寥可數的企業了。國家制造業能力和工業基礎茫然無存，商品、機器及零部件進口在進出口總額中占絕對大的分量。經濟命脈盡落于外資掌中。跨國公司還控制了國家總出口的90.4%和總進口的63.3%。國家經濟主權無從談起。

即使按照官方的說法，價值650億到1000億美元的國有資產，賣得只剩600億美元，也是一種大大賠本的國家行為。

國外投資集中于基礎部門和服務業。它大都直接購買現在資產而不是建立新的企、形成新的生產力，甚至所謂“外資”不過是以外資之名向阿根廷銀行的貸款。原先的生產部門相當一些被改造消費部門。它在阿根廷生產部門的投資。主要是擴大在南方共同市場范圍內的互補性而增加外資自身的生產能力，比如汽車生產，不過利用阿根廷的資源、勞動力和制造污染而已。總之，這樣外資大量進入和國家經濟的跨國公司化，外資對阿根廷國有資產及私營企業的收買和并購，只不過使外資方面大發其財，不是使阿根廷國家經濟生產能力、創匯能力得到相應提高而是使其每況愈下。即使在正常年景，阿根廷外資企業利潤總量也有50%匯出境外，不會在阿根廷進行消費，更說不上擴大生產。

最荒唐的是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建議實行社會保障私有化。這不僅是直接威脅著人民的生存，而且原先“預算內”經費變為“預算外”經費，預算情況必然大大惡化。實在沒有什么可以比這一措施更能夠表明新自由主義私有化直接剝奪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權的陰險性質了。

第五個陷阱，腐敗叢生。

出賣國有資產，有的價格過低、半賣半送，有的賣出以后虧損而又高價買回，這一過程中行賄、受賄、詐騙，黑洞深不可測，最終的負擔一概由國家承擔，轉嫁到人民的身上。此外還有行政、司法、金融、黨派、建筑、醫療、教育等在社會幾乎所有方面彌漫開來的腐敗之風。

阿根廷航空公司本來贏利，但是“靚女先嫁”，低價賣給外資，政府承擔10億美元的債務。然后外資使它變贏利為虧損,政府為使其繼續運行而再次承擔另外10億美元的債務.在這一過程中,政府投資和航線收入的大部分，盡入外資和某些私人囊中，直到政府為此增加3倍的債務，公司還在外資手里。這真是何為私有化的絕妙注解。

西方發起的埋葬社會主義的斗爭，在經濟領域的一張主要王牌，是說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然導致腐敗。這成為20世紀以來的一個全球性的、最大的冤假錯案。現在的事實是，不僅在西方國家內部，而且凡是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已經被消滅得蕩然無存和幾乎全盤接受新自由主義的地方，腐敗案例倒是越來越多、越來越大，成為西方全球化中的一道抹不掉、蓋不住、涂不白的風景線。至少在阿根廷，正是國有資產私有化背后的巨額回扣，成為腐敗的孕床，催生了、壯大了一個官僚買辦階層。外電曾經報道，厄瓜多爾總統會見記者時一句話脫口而出：“阿根廷政府官員都是賊。”這為阿根廷民意調查所證實，只是鬧出一場阿根廷政府抗議的外交風波。

第六個陷阱，把希望寄托于美國。

一位學者的比喻不是在說笑話：“在晴天時能從華爾街借到很多雨傘，而一旦風雨來臨，則一把傘也借不到。”

拉美國家由于同美國相鄰或相近而存在一種特殊的關系。從美國方面來說，就是為著自己的利益而進行沒完沒了的、直接的或者間接的干預，既有政治的、軍事的干預，尤多經濟的干預。這種干預，提供了非常豐富的材料，可以寫出幾部乃至幾十部大書。而且顯示至今還在書寫著這部拉美人民的血汗、資源、智慧變為美國壟斷資產階級財富的活生生的歷史。這是充滿不愉快、充滿災難的歷史。

阿根廷當局曾經那樣的信任和依賴美國，美國當局也直接地或者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斷地向阿根廷提供最終有利于自己的各種戰略和政策建議，提出自己的要求和條件。他們精于算計，沒有多少好處的時候就遠避，來一個他人苦難于己無關；能夠討點便宜的時候就來顯示熱心腸；一旦無利可圖，則立即拉下臉來、冷若冰霜。

阿根廷總危機的爆發與國際金融機構拒絕貸款直接相關。但是當局仍然在著力向美國討好。2002年3月17日的阿根廷《號角報》透露，為了換取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阿根廷外交部長魯考夫1月間出訪美國，曾經表示愿意向哥倫比亞提供軍事援助，通過訓練哥倫比亞政府軍直升機飛行員，支持美國干預哥倫比亞內政的軍事計劃。美國方面未置可否。3月間，阿根廷方面再次向美國提出這樣的建議，遭到阿根廷國內的普遍反對。《號角報》刊出的該報副主編古利亞的文章認為，為了取得美國援助而不惜把國家引上危險道路，必將帶來嚴重后果。

2002年4月24日，阿根廷總統杜阿爾德又提出過一個包括14點內容的《政府經濟計劃》。其實質，是表示接受并執行美國政府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苛刻條件。它受到美國政府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歡迎，卻遭到國內人民的強烈反對。

這涉及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所謂援助。

盡管這種援助同其他手段一樣成為造成拉美國家危機、導致更深地陷入危機的一個因素，拉美國家每次出現危機，還是都寄希望于美國援助。那成為一種“路徑依賴”。墨西哥如此。巴西如此。阿根廷也如此。阿根廷的不同在于，在它需要飲鴆止渴的關鍵時刻，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偏偏連這種“鴆”也拒絕提供。2002年底，援助倒是來了。但是是些什么東西呢？那時援助物品的集裝箱，阿根廷海關關長內韋斯說：“運來的東西都是垃圾，里面有帶血的衣服、帶糞便的褲子、長者霉菌的飯鍋和過期的食品。”

從2001年年底阿根廷總危機爆發，政府宣布倒賬，到2004年2月，阿拖欠到期債務累計已經達到781億美元。其中大部分為政府在國外發行的公共債券。2003年1月，阿根廷政府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經達成一項協議，后者同意提供133億美元應急貸款，當然仍然是用于還債，并且規定2003年月日12月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阿方履行相關條款情況進行審議。一審議，就發生分歧，阿根廷拒絕接受危及自己經濟復蘇的要求，貸款再次中止。

從總危機爆發和阿根廷宣布倒賬，一些國家的債券人開始向本國法院提起訴訟，要求阿根廷歸還到期債務。2004年2月間，美國司法機關宣布查封阿根廷在美國的政府及私人資產。其中包括阿根廷駐美大使館邸、駐美洲國家組織大使館邸及辦公樓、駐美三軍武官處等15處總值約2000萬元美元的外交資產，以及阿根廷私營郵政公司在美國的一筆總額1100萬元美元的存款。

按照維也納外交公約，外交資產享受豁免權，不能被查封。美國方面不顧維也納公約的規定進行查封，理由是阿根廷政府當年為這借債和吸引外資，曾經在幾種債券上做出愿意放棄主權豁免的承諾。但是現政府認為，前政府的這種承諾本身是違反國際法的，因而無效。阿根廷和美國正是為此打官司。至于查封阿根廷私人公司的存款，說法是它與政府有關系，查封是間接地向阿根廷政府索債。

這次查封事件引起阿根廷人民的憤怒。阿根廷人民發動了針對美國的、名為“人民查封”的抗議活動。美國查封消息傳出的第二天，阿根廷一些民間集團組織大量民眾，包圍三家有代表性的美資企業——花旗銀行、麥當勞店和喜來登飯店，高舉旗幟示威游行，進行象征性的“人民查封”。

我們談到“路徑依賴”：分明越來越明白寄希望于美國不會有什么好結果，卻仍然寄希望于美國，而且在目前的世界秩序中還不得不寄希望于美國。每一次希望都導致希望的破滅，每一次破滅又總是呼喚新的希望，雖然新的希望必然地產生著更大的破滅。這實在是一種悲劇。

國家被拖入這六大陷阱，幾乎完全被捆住手腳，還能夠有多少真正屬于自己的作為呢？　

美國當局當然不是出于無知、也不是無意間，而是為著自己的利益，蓄意把阿根廷引入陷阱的。

斯蒂格利茨就認為，阿根廷是一個受到美國愚弄的國家。他說：“可以將阿根廷的經歷理解為就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優秀學生的經歷。災難所以發生，不是因為不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恰恰因為聽從了他的建議。

阿根廷人民所面對的，其實是一個并不復雜的問題：先生教導學生、鼓勵學生甚至強制學生做這做那，為什么最后總是先生收獲利益、學生收獲災難呢？一家美國報紙就寫到：“這個拉美第三大經濟體在遭受了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創傷后，反美情緒不斷高漲。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銀行、麥當勞、旅館和其他象征美國的符號都遭到攻擊。甚至阿根廷的政治家和報紙雜志社都斷言，是美國蓄謀摧毀阿根廷經濟。”

不是別人，而是梅內政府時期的計劃戰略部國務秘書、現任阿根廷戰略研究所所長豪爾赫·卡斯特羅，這個在梅內姆推行新自由主義時期發揮過絕非一般作用的重量級人物反思阿根廷危機，在出訪中國的時候，發表一種反映阿根廷實際而又顯示出世界眼光的見解：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從1995年開始，以一年半或兩年為周期，經濟危機不斷出現：1995年墨西哥貨幣貶值，引起了國際金融動蕩；1997年7-8月發生了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8月，俄羅斯宣布停止以盧布償還外債。這一系列危機產生了兩個直接后果：一是發生在全球所有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擠兌，它們都向美國及一些中心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尋求庇護；另一個后果是引起巴西等國的連鎖反應（1999年巴西因銀行擠兌而減少了500億美元）。同時，在其他新興市場國家也引發了連鎖性的金融體系的危機，其中之一就是阿根廷。

阿根廷表現出新型市場國家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發生危機的一系列特點。1998年第四季度阿根廷陷入的衰退，就是由1995年開始的經濟全球化致使國際資本減少造成的。

也是阿根廷博有地位的經濟學家、阿根廷經濟研究所研究人員馬丁·霍雷斯說：

在最近十年中，國際金融體制在世界不同地方發生的危機中跳來跳去。例如紐約股市的“黑色星期四”、墨西哥的“龍舌蘭效應”、土耳其危機、東南亞金融崩潰、俄羅斯外債支付困難，等等，都證明了拉丁美洲的經濟危機只不過是一部故事片中的一個片斷而已。

巴西即將上任的總統盧拉，在巴西面臨的危機和阿根廷危機中間，找到了類似的原因：

我們踏上了同一條船。這兩種危機都是因為執行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結果。這是因為多年來全世界的保守勢力斗爭在贊賞這樣一種政策，即不加區別地開放國內市場、出售國家資產、破壞工業和社會政策、舉借外債、聽命于跨國信貸機構的擺布。在阿根廷，這些又被長達十年的貨幣兌換方式加重了。其結果就是阿根廷沒能實現經濟增長。巴西冒著同阿根廷類似的風險，因為費爾南多·

恩里克·卡多佐總統執行了同樣的政策，即在1999年貨幣貶值之前，我國的貨幣一直保持著過高幣值，而且也引發了債臺高筑的現象。

拉美社的一篇文章，根據阿根廷和巴西危機的事實，分析了西方全球化過程中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利用新自由主義盤剝第三世界的總體戰略。其中的一些基本判斷，使用于拉丁美國家，也適用于自覺地或者糊里糊涂地信奉新自由主義的所有第三世界國家：

多年以來，國際金融巨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在跨國企業和新聞媒體的幫助下，對其他各個獨立的國家進行著血腥的剝削。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是要求這些國家大幅度削減預算，并不珍惜這個國家的社會保障和公務員的工資。

對于國際貨幣基金來說，這是萬無一失的措施。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這些國家的政府有資金來償還它們所擔負的沉重的外債，并保證它們在今后年月中的還債能力。

事實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代表的是國際金融巨頭的利益。這種利益與依賴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生存的各個國家的人民的利益是完全對立的。當國際金融投機者利用其他國家的經濟危機聚斂財富的時候，依賴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各國經濟卻變得越來越貧窮。

請讀者原諒我們的不厭其煩得引述。

對于第三世界知識分子來說，這是一種悲哀，一種很難徹底擺脫的悲哀。經常會產生這樣一種想法，即自己寫下的話——盡管第三世界知識分子的教養和研究水平并不比西方國家差，盡管第三世界有著大批才智卓越的學者——仿佛注定不如外國人首先是西方人、西方出版物上寫下的話更有分量、更具有權威性，或者說更能夠為多數讀者所接受。因此，特別是在論述全球性問題的時候，不由自主地會引出一些來自西方出版物而有利于確立自己論點的資料，會因為西方國家也有同自己看法接近的情形而高興。不論國籍、民族、語言和膚色怎樣不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人民的心，總是相通的。而且越是全球化，越是西方壟斷資本企圖確立、鞏固和擴大自己的全球統治，就越是這樣。如果從西方尋找自己的通道而并不絲毫動搖自己的民族自尊、階級自尊，那正是歷史自信力的表現。如果認為西方人的膚色即權威的標志，寧愿徹底失去自我而亦步亦趨，那就不可救藥了。

這是一個簡單的事實，即阿根廷危機是第三世界在西方全球化進程中的必然結果。危機無論以什么形式爆發，終歸要爆發；阿根廷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后一個。

阿根廷是新自由主義的樣板：既是新自由主義短暫的表面繁榮的樣板，又是新自由主義危機和破產的樣板。關于新自由主義到底是一種什么東西，關于他的欺騙性、危害性和在歷史運動中的暫時性，阿根廷告訴世界的，已經太多太多。如果在阿根廷危機之后照舊麻木不仁、一仍其舊，還要執拗和鐘情于新自由主義，還要重復阿根廷之路，把陷阱中的掙扎看作是天堂中的享樂，不碰得頭破血流不回頭，碰得頭破血流也不回頭，那要么是被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蒙汗藥鬧得昏聵到已經失去起碼的判斷力，要么是自己一伙的權益已經同國際壟斷資本血肉交融、以至于不惜那國家和人民的權益作為交換籌碼。這就簡直不可救藥了。

今天的西方全球化已經造成了一種全球化“路徑依賴”。特別是在拉美，任何一個國家爆發的經濟危機、金融危機都不是什么“孤立事實”，都同美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著不可切斷的關系。拉美國家的經濟政策、經濟結構雖然存在各自不同的缺陷，其危機的共同原因，卻正在國際資本市場的不穩定造成的外資枯竭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機構提供的飲鴆止渴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而世界最大的債務國美國，就由此向全世界轉嫁本國的金融風險。

如果說需要對上述引文略微做點補充的話，那就還應該看到這樣一些情況。

第一，每次危機，都是積之數年以后爆炸一般突然發生，其災難和影響又要拖長許多年。不要說發生危機的亞洲國家和地區，連1995年危機的莫斯哥，也至今沒有完成擺脫危機的陰影。

第二，危機總是出現在接受新自由主義的國家和地區，危機的嚴重程度同接受新自由主義的程度成正比例。在這些國家和地區，國家對外的主權和獨立在削弱，對內的分裂傾向也損害著國家的統一。生產資料所有權和財富、收入的分配，政治權利和社會地位，在不同階級、不同民族、不同部門、不同地區的日益嚴重的兩極分化，造成國家實際上的隔離的、分裂的狀態。在這個意義上，一些國家和地區的金融危機，同時是一場政治危機、信任危機、社會危機。

第三，危機總是出現在主要由于外資大量進入，由于依賴外資而表面繁榮了一陣子的國家和地區。恰恰是表面上繁榮的國家和地區，危機對國家和民族的打擊就越大。阿根廷就一度是吸引外資最多、由此造成的繁榮最引人羨慕的國家。

第四，危機一到，表面繁榮化為貨真價實的灰燼。但是買辦資產階級任務可以出走西方國家以逃脫危機，或者乘機繼續侵奪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以自肥；國內上層民族資產階級人物的實際生活水平不會下降，中層在跌落；一切災難，都集中地傾潑到最廣大的普通民眾的身上。
（全文發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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