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之鄉編者按]《把窮人的蛋糕切給富人》是原中央政策研究室常務副主任衛建林同志于2004年由紅旗出版社出版的專著《西方全球化中的拉丁美洲——一個調查報告》第五章內容，2007年被作者收入《衛建林自選集》由學習出版社出版。我們烏有之鄉組織了錄入，將陸續發表，以饗讀者。因為文章篇幅比較長，為方便閱讀，我們分段連載。特此說明。2007年10月25日

危機襲向“世界肉庫糧倉”

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初，阿根廷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利用自己人民的辛勤勞動和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大量出口農牧業產品、進口工業制成品，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4000美元（按照1990年美元幣值計算），曾經是世界十大富國之一。其人均收入高于同期的法國和德國。直到1950年，還領先于日本和意大利，和德國、澳大利亞排在同列。其后主要由于初級產品的出口受到發達國家貿易壁壘的制約而越來越無利可圖，經濟漸次下降。從20世紀30年代表70年代中期，它采取進口替代工業化模式，著手建立自己的制造業。這一時期，阿根廷民族工業得到很大發展，獲得自己制造噴氣飛機和建造核電站的能力，社會福利和醫療保障也進入拉美國家前列。這使它的經濟再次快速增長，而且形成了相當完備的工業體系，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8000美元（按照1990年美元幣值計算）。70年代的阿根廷，大體接近西班牙的發展水平。

在西方全球化的急劇推行過程中，阿根廷1976年軍政府通過政變上臺，開始引進新自由主義改革。表面繁榮掩蓋著的是民族工業萎縮，國內生產能力削弱，在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機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中踉踉蹌蹌，國內危機連續不斷。但是它總還算有比較豐厚的家底，仍然是世界第二牛肉出口國和五大糧食出口國之一，仍然有資格被稱為世界肉庫糧倉，屬于拉丁美洲最富庶的國家，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被稱為“共和國花園”。居住在這里的人們，80%在統計數字里被列入中產階級，衣食無憂，令人羨慕。

1989年出任總統的梅內姆，在采用新自由主義政策方面遠比軍政府更為全面和徹底。他削減開支，開放市場，私有化，1991年開始實行比索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外資大量進入，本幣升值，股市和金融市場熱熱鬧鬧，產生了一輪消費繁榮。金碧輝煌的大型購物中心建起來了，擺滿閃閃發亮、價格昂貴的外國貨。從1991年到1999年，經濟總量增長60%，進出口總額占國民生產總值的58%，汽車生產從7萬輛增加到40萬輛。連續幾年出現8%的經濟增長率。盡管新自由主義下的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并沒有帶給阿根廷人民實實在在的利益，然而所有這一切，都使世界面對著阿根廷看來真算了不起的經濟奇跡瞠目結舌。

2001年12月阿根廷的金融危機，終于發展為全面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從危機的孕育、形成到爆發，為著誰來承擔責任，為著誰得到權柄和利益，不同政黨的政治家們、同一個政黨內部的政治家們吵得天昏地暗。但是歷來沒有發言權或者說了也白說的人民，這個沉默的大多數，卻挺身站到了第一線。大規模的集會、罷工和游行，以敲擊鍋碗瓢盆為特征的群眾性示威，顯示出創造歷史的底層的、最濃厚的力量。它掀翻了不止一位總統。在總危機發生最初的半個月里，阿根廷不得不五易總統，經濟體系和政府都處于崩潰的邊緣。但是一切災難，都集中地傾潑到老百姓的頭上。

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這個美麗的城市，一夜之前成為阿根廷國家災難的象征。政府凍結居民的銀行存款，引發大規模騷亂，還不斷出現縱火和搶劫商店。過去在城市安詳地飛來飛去覓食的鴿子，也已經不知道飛到哪里去了。往日最繁華的佛羅里達街，寸土寸金的店鋪門窗緊閉，掛著“出租”、“出售”、“停止”之類的牌子。外匯兌換所門前排起長隊。人們呼喊著“換錢”、“換錢”。由于失業人口急劇增加，有30%以上的家庭要靠婦女養活。在這個城市的馬坦薩平民區，汽車撞死一匹馬，饑餓的居民居然一擁而上，就地分尸，臨到警察趕來，連一根骨頭也沒有剩下。

夜幕降臨，昏暗的街燈下，排開成片的小販，出售一些亂七八糟的小東西。已經有人感慨：“小販們占領了佛羅里達街。”夜深的時候，又會有來自四面八方的拾荒者和流浪者，爭搶著打開附近住戶的垃圾袋，收集能夠多多少少賣錢的報紙、紙板、瓶子、罐子，慌慌張張地把它們塞進尼龍袋里，偶爾還要吃掉揀來的飯盒里的剩余物。這成為失業者們的新的“就業門路”。這條大街連接著五月廣場和圣馬丁廣場。街道邊上、廣場的座椅和塑像下面，蜷縮著一些蓬頭垢面、衣衫襤褸、饑腸轆轆，蓋著幾張報紙或者廢舊塑料袋的露宿者。一些廣場、公司、大街的紀念品甚至教堂的神像不翼而飛，因數有人試圖靠出賣那上面的金屬涂料混幾天日子。在如此黑暗而艱難的歲月，顧不得體面，也顧不得上帝了。

地處布宜諾斯艾利斯北邊的胡寧市，連警察局，也窮得要向市民借汽車、借汽油外出執行公務了。

沒有儲蓄，沒有工作，沒有希望。收拾垃圾的拾荒者一個月可以換回大約300比索生活。毫無收入的人只能依靠政府發放的每月150比索生活。整個國家瘟疫一般蔓延貧困、疾病、饑餓和死亡。恰恰在昔日有“世界肉庫糧倉”美稱的首都，出現了餓死兒童的悲慘事件。紡織、建筑行業的企業大量倒閉，工人們幾乎要靠貓肉、鼠肉、青蛙或蛤蟆肉充饑。布宜諾斯艾利斯郊外基爾梅斯一所學校的校長說：我們這里已經沒有貓了。有人把馬殺死喂養孩子，而馬正是他們最寶貴的財富。現在是孩子們在拉車。

阿根廷危機的最直接的表現和結果，是國家主權的削弱，經濟的全面崩潰，以及實際工資下降，失業率上升，貧困化擴大，國內工商業大批虧損、破產、倒閉，激烈發生和不斷加劇的兩極分化。

新自由主義不是要求自由、培育自由、創造自由，而是要求、培育、創造著資本的獨裁和勞動者的順從。阿根廷開始大幅度減少勞工權利。同時，越是具有活力和產生利潤的部門，也越是資本密集，越是被外資控制。工人的勞動強度和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但是工作崗位卻更加不穩定，收入要么被凍結、要么更加減少。經濟的迅速增長，完全不意味著會創造出新的工作崗位。阿根廷歷史上是一個勞動力短缺、低失業的國家。1991年以來，失業率高于12%，到危機爆發前夕增加到18%。2002年5月，失業率達到創紀錄的25%。僅僅在工商業發達、占國民經濟總量2/3以上的布宜諾斯艾利斯、科爾多瓦和羅薩里奧三大城市及其周圍地區，一年間新增加的失業人口就有120萬，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失業率已經達到30%以上。所謂就業，只是集中于非正規的經濟領域。阿根廷大約900萬勞動力中，400萬人在這個領域。他們的權利幾乎被完全剝奪，為了一口飯被迫接受低工資、長工時的骯臟勞累的工作。其中相當一些人。還屬于昨天的所謂中產階級。

阿根廷國家統計局2002年6月公布一份報告。按照這個報告確定的標準，一個普通家庭（一對夫婦和兩個孩子）的月收入低于626比索（179美元）為貧困，低于266比索（76美元）為嚴重貧困。當時阿根廷平均工資450比索（129美元），已經在貧困線以下，比滿足國家規定的家庭基本需要的支出，還要低25%。

整個20世紀90年代的10年，是阿根廷貧困化加速發展、絕對貧困人口和相對貧困人口都大量增加的10年。大約3000萬人從原來所謂中產階級的隊伍中跌落下來。全國實際平均工資1998年比1990年下降20個百分點。1994年以來貧困人口逐年增加。1999年生活在貧困線下的人口比例，較10年前增加一倍以上。貧困對18歲以下的青少年影響很大。大約數百名兒童被餓死，官方統計的兒童貧困率為67%，青少年中貧困者的總人數在800萬以上。

貧困人口在總人口所占的比重，1998年10月為32%，2001年10月到2002年6月新增加上百萬人，為42.6%，2002年10月為57%，2003年1月達到60%。嚴重貧困人口增加得還要快些，其在貧困人口所占的比重，從1998年的28.9%，猛烈攀升到2002年的42.6%。

自阿根廷國家統計局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對社會貧富差距進行調查并且定期公布統計結果以來，阿根廷最富與最窮的兩端的差距，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70年代前期差距為6倍，80年代為20倍，90年初略有縮小，1993年起又明顯擴大，2001年為34倍，2002年將近47倍。

阿根廷危機直接導致幾家鄰居如巴西、烏拉圭、巴拉圭和智利等南美國家出口貿易銳減，旅游業低迷，國家風險指數增加。反映最敏銳的是股市的普遍暴跌。到2002年6月，阿根廷股市主要股指梅爾瓦指數下跌2.39%；拉美最大的股市巴西圣保羅的主要股指博維斯帕指數下跌4.68%，為2001年10月9日以來的最低點，墨西哥股市主要股指下跌3.23%；委內瑞拉股市主要股指下跌3.66%；智利圣地亞哥商業交易所的股票綜合指數下降1.28%。任何一處股指的上下波動都是經常的。但是像這次阿根廷及周邊國家股指在一定時間里普遍下降，不能不說出于同樣的原因。

智利算是受到阿根廷危機影響比較小的國家。即便如此，智利向自己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阿根廷的出口，從2001年11月到2002年1月的3個月里，下降了幾乎50%。由于阿根廷對提取銀行存款采取管制措施，阿根廷方面拖欠智利的外貿借款增加了。智利對阿根廷的投資和企業參股高達41.68億美元，因后者危機而損失19億美元，占參股總數的45%。智利旅游部門統計，自南半球入夏以來，取道阿根廷來度假的旅客也比往年減少45%。

阿根廷和巴西、烏拉圭、巴拉圭同為南方共同市場成員，彼此之間貿易依存，經濟聯系千絲萬縷，自不免興衰相系。阿根廷危機及其影響在通過多種方式進行傳遞。貿易方式，就是其他國家的產品在阿根廷失去競爭力，對阿出口不得不大幅下降。投資方式，我們已經談到智利的例子。特別是烏拉圭。由于阿根廷限制提款，烏拉圭銀行的儲戶包括阿根廷儲戶擔心美元存款遭到凍結，也紛紛提現，出現銀行擠兌。還有心理方式。一向被看好，特別是在美國媒體被吹得很高的阿根廷金融市場發生那樣嚴重的危機，當然會造成拉美的人心慌亂，產生難以預料的社會后果。

烏拉圭近一半出口在南共市內部進行，出現危機屬于在劫難逃。2002年1月至7月的半年里，它的外匯儲備流失76%，從31億美元下降到6.31億美元，銀行個人外幣存款下降近40%，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下降10.1%。7月以后危機更加嚴重，僅17日至19日這3天，外匯儲備就暴跌近5.7%。7月30日，因數無法抵擋擠兌狂潮，銀行宣布破產，國有銀行凍結所有的定期存款。然后是本國貨幣暴跌，物價暴漲，國家風險指數驟然上升，出現數千人哄搶超市和商店的社會騷亂，以至于發不出足球運動員的工資，運動員們也在集會抗議了。烏拉圭中央銀行盤點2002年烏拉圭經濟，說連續4年累積下降17.5%，四家銀行破產，工商業一片蕭條，全年經濟比2001年下降10.8%，為20年來下降最多，國內生產總值122.76億美元，僅相當于10年前的水平。

烏拉圭是一個300多萬人的小國，一向有“南美瑞士”之稱，被認為政局穩定，生活安逸，人民富足，還是“拉美金融避風港”。但是它沒有生活在真空里。盡管在出現危機的時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曾經出手援助，然而在西方全球化的潮流和領導危機不斷的情況下，它已經風光不再，從此國無寧日，進入多事之秋了。

巴西是拉美最大的經濟實體，曾在1999年爆發金融危機，舊傷未愈，現在又面臨阿根廷的危機。2002年5月以來，局勢日漸動蕩。外資大量出逃。2002年7個月中雷亞爾貶值50%，為墨西哥危機以來最大跌幅。股市和外匯市場激烈波動。6月17日至21日一周內，股市下跌11%。國家風險指數也接著增長9.03%，攀升到1738點，接近1999年金融危機時候1770點的最高水平。因為10月大選，勞工黨領袖盧拉看好，美國和西方疑慮重重，外資明顯減少。這使巴西政府不得不寅支卯糧，用長期國債來填補財政虧空，金融形勢面臨更大的麻煩。

甚至還在阿根廷總危機爆發以前，阿根廷、烏拉圭、巴西步入險境的情況就已經十分相似。從1998年到2001年，這三個國家所欠國際金融機構的債務，大口大口地吞噬著國內生產總值。截至2001年7月，巴西外債總額從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53%上升到71.9%，烏拉圭從34.2%上升到55.6%，阿根廷從42%上升到61.2%。另一組可以說明問題的，是三國的巨額財政赤字，其中巴西占81.5%，阿根廷占17.1%，烏拉圭占1.4%。不僅如此，在最近的一年里，巴西和阿根廷之間的貿易額幾乎下降一半，2001年1月到6月為62.60億美元，而2002年的同一時期減少到只有34.19億美元。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認為，阿根廷、巴西、烏拉圭遇到的金融危機的共同特點，是資本市場出現不穩定局面。阿根廷的問題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開始。它們共同地被拖進一種資本市場的“歇斯底里癥”。一些阿根廷經濟學家的共同看法是，這幾個國家之間總是把蕭條出口到對方。

這種情況，加上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長期提供的拙劣的治國方略和貨幣方法，加上輕信“少壯派經濟學家”通過計算機程序提供的不負責任的、低質量的咨詢和預測，決定性崩潰的日子就一天一天臨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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