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政治經濟學的勝利

——合作經濟論綱

衛建林

　　一

　　世界在新自由主義、新帝國主義霸權的蹂躪下被撕成碎片。社會在史無前例的文明廢話的喧囂中，陷入史無前例的貪婪、野蠻、搶劫、欺騙和道德淪喪的惡性循環圈。在幾座孤島般聳立的富人金殿和他們歡慶自己全球化終結性勝利的宴席四周，遍布著失業、貧困、疾病、死亡和絕望的呻吟。我們總是聽到一種冷冰冰的嘲弄：這里也許存在著不公平，但是你們除了嘆息、哭泣、憤怒，除了俯首聽命、當牛做馬、任由撕裂，已經不可能有什么作為，“別無選擇”!

　　埋葬工人運動數百年來的成就，肢解工會和其他工人階級組織，分裂和腐蝕工人階級隊伍，使工人成為僅僅為自己生存而同階級兄弟進行殘酷競爭的單個人，剝奪公共權利，在理論上貶低勞動、無限地抬高資本的歷史地位，呼喚和培植自私、貪婪、損人利己與動物性、原始性、自發性，在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形態上制造美國崇拜，成為新自由主義的主旋律。

　　“別無選擇”——這是一個和私有制同在的陳腐命題。奴隸主和封建地主階級，都曾經宣布自己的統治必定傳之萬世。關于雇傭勞動的天然合理和資本統治永恒性的話語，早已作為資產階級的精魂，被它融匯滲透于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成為精致得密不透風、窒息人類創造力的學說。

　　但是，盡管蒙受苦難和羞辱，盡管這種苦難和羞辱已經構筑起仿佛不見盡頭、沒有邊際的黑暗隧道，人民卻總是踉蹌著腳步，在有形和無形的鐐銬中掙扎前行、摸索和創造。自有人類社會，歷史從來沒有凝固于僅僅有利于剝削者的任何一個“別無選擇”。人民不會吞下他們只配永久受苦受難的“別無選擇”。新的苦難成為歷史運動的新的標志：人民在自己的歷史教科書上掃蕩著謊言，在自己勞動和自己奮爭的基地上，再度建立著對自己力量的不可動搖的信任。

　　人民經由自己的勝利和失敗，認識自然也認識社會，認識對手也認識自己。他們逐漸知道，使他們陷入苦難的不是幾個惡人，而是一種進行統治的階級和國家制度；懦怯退讓使他們吞下苦果，單槍匹馬的反抗又總是收獲失敗，團結是他們的惟一武器。這種團結，起初在很小的范圍，目標也限于爭取眼前的、局部的、零散的利益，然后才是地區的、國家的，是作為階級的行動。——這不是一次性的、直線完成的，而是在螺旋式循環中經歷曲折和起伏的歷史進程。

　　資本全球化的凱旋，正在創造一種新的條件，把他們推進到前所未有的、足以使全球剝奪者聞之喪膽的地步：本來意義上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一切過去的失敗和勝利，都仿佛成為更大勝利的序幕和預演。這個社會的多數，正在世界歷史的本來意義上重新集結起來。他們的力量如細雨潤物、潛移默化到社會的每一個細胞和毛孔，而終將聚合為排山倒海、摧枯拉朽的革命風暴。他們正在改變世界的一切。歷史屬于他們。

　　合作經濟，就是人民的一種選擇。

　　二

　　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除了把人區分為掌握生產資料從而掌握社會統治權的資本家和一無所有的雇傭勞動者，還給人類制造一個資本主義市場。這個市場成為資本攫取剩余價值的天堂。被剝奪者的回應，是破壞機器、怠工、罷工和游行示威，直到武裝革命奪取國家政權和創立新的國家政權及經濟運行制度。同時出現的，是力圖在資本主義制度及其市場經濟范圍內，依靠勞動者自己力量減輕剝削程度、維護自己利益的合作經濟。

　　在試圖用合作社方式改變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時候，空想社會主義者失敗了。1832年，歐文在倫敦創辦的勞動產品公平交換市場，僅僅存在一年多。1833年，這位菩薩心腸的改良家又在倫敦主持召開了合作社和職工會的代表大會，并通過一個使工人以和平途徑掌握生產管理權利的計劃，然而這一計劃尚未付諸實施已經流產。

　　但是工人階級局部改造舊制度的實踐，卻在默默無聞腳踏實地地進行中。

　　1844年，英國一個叫做羅虛代爾的小鎮的28位工人，組織消費合作社向社員出售牛奶、面粉等日用品，減少中間商的盤剝。后來發展到購買土地和興辦加工業。他們創造的自愿、一人一票、民主管理、公平買賣、注重社員教育的“羅虛代爾原則”，很快在歐洲國家傳播開來，至今成為世界各國公認的合作社原則。

　　馬克思拒絕任何崇拜，惟獨對于人民的歷史主動精神、人民的創造深懷敬意。在他高度關注工人階級的政治斗爭、理論斗爭的時候，工人階級在歷史進程中的每一個當時看來尚處于萌芽狀態的創造性成果，也同樣進入他的視野。羅虛代爾合作社出現以后20年，即1864年，第一國際成立。馬克思在成立宣言中，把工人合作工廠稱為“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對資本的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更大的勝利”：我們說的是合作運動，特別是由少數勇敢的“手”獨立創辦起來的合作工廠。對這些偉大的社會試驗的意義不論給予多么高的估價都是不算過分的。工人們不是在口頭上，而是用事實證明：大規模的生產，并且是按照現代科學要求進行的生產，在沒有利用雇傭工人階級勞動的雇主階級參加的條件下是能夠進行的；他們證明：為了有效地進行生產，勞動工具不應當被壟斷起來作為統治和掠奪工人的工具；雇傭勞動，也像奴隸勞動和農奴勞動一樣，只是一種暫時的和低級的形式，它注定要讓位于帶著興奮愉快心情自愿進行的聯合勞動……。

　　沒有誰比馬克思更清楚工人階級掌握國家政權的根本意義。工人合作經濟，只有在工人階級享有國家政權、在全國范圍內實行的時候，才能真正釋放出它的社會能量，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政府總是在其中進行收買并使運動受到閹割。但是馬克思仍然高度評價自己時代即便廣受掣肘的“帶著興奮愉快心情自愿進行的聯合勞動”在原則上的優越性和廣闊前景，認為這是“在舊形式內對舊形式打開的第一個缺口”，“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立在這種工廠內已經被揚棄，……這種工廠表明，在物質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生產形式的一定發展階段上，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怎樣會自然而然地從一種生產方式中發展并形成起來”。馬克思論巴黎公社，說公社失敗了，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公社的原則之一，即他1871年在《法蘭西內戰》和恩格斯20年后在該書1891年單行本導言中明確肯定的公社的一項法令：把已經關閉和停產的企業交給工人合作社按合作方式經營。

　　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曾經建議參加國會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針對俾斯麥政府向輪船公司資本家提供年度補貼的決定，提出向工人合作社提供同樣數額補貼的議案。他相信，如果給資本家贈款似乎是用來振興工業，那么給工人贈款將產生更大的效果，“請你們把工人和資產者放在平等的地位上。你們每從工人口袋里直接或間接地送給資產階級一百萬，工人們也就應該得到一百萬；國家貸款時也應如此。”他說：“至于在向完全的共產主義經濟過渡時，我們必須大規模采用合作生產作為中間環節，這一點馬克思和我從來沒有懷疑過。”

　　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早也最科學地充分認識合作經濟這一工人階級歷史性創造的真正價值的僅有的人。

　　三

　　列寧同樣是從歷史創造者的角度、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的角度，分析他所處時代的走向和推崇勞動者合作生產的。他為締造新生社會主義制度的短暫生涯，社會主義蘇聯70多年的歷史起伏，在合作經濟問題上留下具有深刻意義的遺產。

　　十月革命以后的最初年代，從沙皇時代就已經存在的工人合作社，主要控制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手中，在政治上采取一種不合作的甚至敵視布爾什維克和新生社會主義政權的立場。列寧一方面指出，一些合作社領袖被收買和腐蝕的情形，要求派進人員、擴大工人成分以改造“資產階級合作社”；另一方面看出，即便為資產階級分子所把握的、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中小資本家的合作社，既然作為合作社，就會程度不同地存在群眾主動精神。

　　這正是列寧關注的重心。他說，“合作社所做的工作無疑是在發揮群眾的主動精神，這是它的一大功勞”，合作社建立在群眾主動精神之上，“這點是最主要的”。因此，“合作社是資本主義社會建立起來的、我們應當加以利用的唯一的機構”。

　　他在逝世前一年指出，“我覺得我們對合作社注意得不夠”，“目前我們應該特別加以支持的一種社會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革命勝利初期俄國合作社的發展，就等于“社會主義的發展”。這里既包含著十月革命以來俄國新政權某種政策反思的成分，也為其后蘇聯社會發展進行著重要的提示。

　　這就是我們從列寧身后世界歷史所發生的重大變化進一步理解列寧偉大遺訓的鎖鑰。

　　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共產黨，在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進程中，很快消滅個體、私人經濟，建立起全民所有制經濟。它提高了蘇聯人民的物質文化水平和維護了國家安全。但是在嚴峻的國際環境和經驗不足的情況下，特別是實現農業集體化存在著缺少耐心的教育、引導和等待的現象。這就使充分尊重和發揮人民歷史創造精神的基礎不夠堅實，使自上而下的命令主義得以發生。正是在這里，繁衍出滋生官僚主義和僵化窒息的條件。

　　這種狀況到勃列日涅夫時代已經相當明顯。國家運轉主要靠官僚集團支撐，上層結黨營私、權力膨脹、昏庸腐化。人民群眾被排除在國家和企業的權力之外，不再認為自己居于主人翁的地位，而當時執政的這個“共產黨”，本質上也已經不同于列寧、斯大林的共產黨，不再是代表他們利益的黨，他們犯不著繼續保衛和維護這個黨。離開人民等于取消黨，再一次成為顛撲不破的真理。

　　隨著蘇聯解體、共產黨失去執政地位，蘇聯人民奮斗犧牲建立起來、給人民帶來極大利益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在私有化浪潮自上而下的沖擊下，很快退回到個體、私人經濟甚至具有殖民地性質的經濟。

　　兩種相反方向的歷史運動，兩種對立的政治立場，癥結竟然殊途同歸于群眾主動性問題。前者急于實現群眾的利益而沒有為群眾主動性的充分發揮、為群眾經濟和社會管理能力的充分提高創造足夠的條件，相反，由此滋生繁衍的官僚主義不僅不能保證群眾的長遠的、根本的利益，而且由于挫傷群眾主動性而蘊涵著導致歷史停滯甚至倒退的因素。這就成為后者猖狂肆虐的一個歷史前提；在這里，人民的權利被剝奪，人民的財產被搶劫和瓜分，重新淪為被壓迫者、被剝奪者，加上新自由主義消解馬克思主義革命精神、分裂和腐蝕工人階級的政策，群眾歷史主動性的再度勃發就不能不經歷更多的磨難、需要更長的時期了。

　　對于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來說最有害的、成為歷史變革最大悲劇的現象出現了。這就是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教訓時所說的：資產階級的凡爾賽惡棍……要巴黎人抉擇：或是接受挑戰，或是不戰而降。工人階級在后一場合下的消沉，是比無論多少“領導者”遭到犧牲更嚴重得多的不幸。

　　四

　　世界風云變換、政局起伏跌宕，但是工人合作社、農民合作社以及不同程度上體現著合作社精神的各種經濟組織，卻仍然遍布世界各國和幾乎所有的行業。它普遍存在于西方發達國家，在第三世界國家也已經相當廣泛。從城市到鄉村，從工業、建筑業、金融業、保險業、貿易、科學技術、教育、醫療、住宅業、旅游業、新聞出版到農牧漁林業的各個門類，合作社無處不在。

　　1895年成立的國際合作社聯盟（ICA），目前吸收100多個國家和地區不同行業的合作組織，成為獲得聯合國咨詢地位的最大非政府組織。在皈依新自由主義教條、私有化浪潮一浪高過一浪的最近30年來，我們特別注意到四個方面的實例。

　　1．以色列基布茲的實例

　　以色列從建國就把“勞動征服一切”作為民族信條。基布茲是它的主要的農業生產組織形式。其政治綱領，是建立人與人之間沒有剝削、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的經濟平等、政治民主的制度。它的主要準則是：（1）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2）一切權利平等，管理人員由全體成員選舉產生；（3）各盡所能，不準剝削，有勞動能力的成員必須勞動，沒有勞動能力的成員由集體供養。這些信條、綱領和準則，既沒有因為同美國的特殊關系而放棄，也沒有因為它的政府實行為世界多數國家反對的對外政策而改變。盡管世界格局的變化使基布茲遇到困難，盡管基布茲的具體管理措施會有所改革，它卻繼續保持自己的原則存在和發展，成為以色列最大的農工商聯合體。基布茲人口占以色列4%，其農業產值和出口農產品占全國總量40%，生產出全國小麥的50%、牛肉的55.4%、棉花的80%。按照一種政治色彩濃厚的提法，基布茲被看作資本主義汪洋大海中的“共產主義綠洲”。

　　2．俄羅斯和捷克的實例

　　筆者1999年10月訪問距離莫斯科170公里的圖拉州，在那里參觀謝金諾區的普利什涅集體農莊。在俄羅斯社會混亂、經濟衰退、人民生活普遍下降的情況下，農莊所在市和區的負責人稱，這個農莊雖然只不過保持著1990年的水平，卻仍然是當地最好的農莊。

　　葉利欽強迫解散集體農莊，許諾給私人家庭農場優惠。但是國家陷入困境，私人農場也紛紛破產。在謝金諾區，90%的集體農莊保留著，和蘇聯時代相比，發展生產和提高物質文化生活的困難增加了，然而日子比私人農場好過。農莊有現代化的養豬場、養雞場和奶牛棚。最漂亮的是有健身房、游泳池、籃球場的體育館，有聲樂室、舞蹈室、繪畫室、舞廳、會議廳的文化宮。文化宮明亮寬敞的走廊，墻壁上張貼著他們的小演員在州和國家劇場演出和比賽得獎的照片。農莊的領導人說，他們的驕傲，就是有本區最漂亮的幼兒園。

　　農莊負責人說，現在車臣正在打仗，前線需要糧食。前幾天，國防部的軍官來向我們要糧食，說最好是小麥，哪怕給點土豆也好。我說，政府不是下令解散集體農莊、提倡私人農場，還要給私人農場優惠嗎?去找私人農場好了。他們很尷尬。老實說，在無邊無際的土地上，想要找到那些私人農場都很困難，何況他們根本拿不出糧食。我們的倉庫里什么都有!但是需要他們拿現金。

　　1989年，捷克政局劇變，新上臺的政府對合作社不是支持而是限制。然而合作社工作者以頑強的自立、自助、自強精神克服困難，使合作社事業頂住風浪，并且有所發展。

　　目前捷克有全國影響的合作社有四種。（1）消費合作社，有70個基層社，65萬社員，辦有110個批發商店，5000個零售商店，在零售市場占有率為9%，其中食品占有率為15%。（2）生產（工業生產）合作社，有450萬個基層社，32萬社員，產品有家具、工藝品、食品、紡織品、建筑材料、化工產品、機械、電器、玻璃陶瓷制品、電腦、照相器材、旅游用品等1000多個品種，占全國工業總產值5%。（3）農業合作社，現有900個，種植土地占全國耕地面積47.7%，產品占全國農產品67%。（4）住宅合作社，有70萬社員，提供全國居民住宅的1/5。

　　3．阿根廷的實例

　　阿根廷危機以來，一些破產或停產的中小企業的職工接管企業，成立由職工自主經營的合作社，使已經破產的企業起死回生，很快恢復生產，也保住了自己的就業機會。政府對這類合作企業給予保護和扶持，在一定時期免征所得稅，為其聯系客戶，提供技術支持。自主經營的合作社企業已經組成全國復興運動。一些地方還出現工人“奪廠運動”，驅逐老板及其管理人員，自主組織起來，民主管理，繼續生產。當傳統原料供貨商聯合進行抵制的時候，他們得到原住民合作社的幫助。這種類型的工廠也已經召開自己的全國性代表大會，成立全國工人自我管理工廠聯合會，與失業工人的義勇隊全面合作，提出占領所有已關閉工廠，公開老板隱藏的商業機密；成立統一的工人基金；工人有權在任何時候撤換不稱職的工人代表；要求國家銀行對工人自我管理企業優先提供低息貸款。

　　4．巴西農村實例

　　巴西農業合作社成立于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目前一些合作社已經成為包括農牧業生產、加工、倉儲、貿易的產業集團，在創造就業崗位、提高農村人口素質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合作社對社員和員工進行培訓，開辦幼兒園、學校，建立醫院、文化體育場所，有些還有自己的報紙和電視臺。巴西每個州有合作社協會。全國也有代表性機構。

　　合作社特別受到無地農民的歡迎。由于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農業機械化，大量農民被農場主裁減，失去生活依托，成為無地農民。他們組織起來艱難斗爭許多年，政府不得不把一部分土地廉價賣給他們甚至分給他們。但是重新分得土地以后，既無資金，又無農具，沒有力量抗御自然災害和參加市場競爭，仍然處于弱勢地位，為生活所迫，又會失去土地，再次成為無地農民。在合作社，他們互相幫助，依靠集體的力量和建立一種民主平等的關系，就能夠生活下去了。巴西將合作化確定為農業發展戰略。

　　無論發達國家或是第三世界國家，社會發展程度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組織程度。合作社是有利于促進社會發展的一種組織形式，在縮小兩極分化、增加就業、保護環境、加強食品安全、維護社會公正方面，已經并正在發揮積極作用。

　　五

　　合作經濟組織在一些地方、一些時候失敗，在另一些地方、另一些時候又會崛起，正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成為新自由主義廢墟上的神奇的現實。

　　從馬克思主義的產生、巴黎公社、俄國十月革命到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世界人民的偉大實踐和灌注其中的歷史主動精神，標志著自有人類社會以來的輝煌篇章。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統治世界的30年，成為人民群眾歷史主動精神遭受侮辱和踐踏、日趨衰微的30年。新自由主義的最大罪孽，就是用壟斷資本的利益、史無前例的強制和欺騙規范世界，企圖在全球范圍削弱和取消民族的、人民大眾的首先是工人階級進行歷史探索和創造的主動精神。

　　但是伴隨著新自由主義最大罪孽的，還有它的最大錯誤，它的政界要人、將軍、金融家、舞文弄墨的理論販子和各色跟班，沉溺于歡慶勝利的盛宴而傲視人民，自以為一個蘇聯共產黨下臺和蘇聯解體，就注定人民主動精神在人類歷史上的永久消失。他們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人民主動精神，這才是歷史進步的永恒的、決定性的力量。

　　工人階級創造的、已經存在160多年的合作經濟，有著特別深厚的根基。資本主義全球凱旋的狂風暴雨，社會主義失敗的凄風苦雨，都不能將合作經濟斬草除根。它不同于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經濟，又不同于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但是能夠以多種多樣的形式在不同民族歷史與文化背景和不同生產力發展水平上，既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又存在于社會主義社會。新自由主義動搖和肢解西方發達國家的福利制度，傾覆社會主義政權和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削弱第三世界國家的獨立與主權，在全球掀起銘刻著它的掠奪標記的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改革，但是也許只是一個小企業、一個村鎮、一個城市社區，也許只是一種產業、一個生產環節，也許只有三五個人、一二百人，也許拿不出厚本的理論著作和規章條款，甚至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最猖獗的時期和最猖獗的地方，合作經濟仍然如巨石重壓下的藤蔓，堅韌地存在著、產生著、生長著。

　　合作經濟生命力、適應性和發展空間的秘密，來自工人階級和勞動大眾的勇敢的“手”和主動精神。不完善的制度壓抑群眾歷史主動性，黑暗的制度扼殺群眾歷史主動性。但是任何社會都不可能離開勞動、離開勞動者的“手”而維持即便一天。這種“手”創造著社會物質財富，同時創造著擺脫壓迫而自由勞動的社會要求。

　　在資本主義以新自由主義的形式把空前的災難強加給人類的時候，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是這種苦難的最大承擔者，也是走出這種苦難的歷史道路的開拓者。

　　合作經濟在資本主義的以色列的存在，在埋葬社會主義的俄羅斯和捷克的存在，在阿根廷、巴西這些飽受新自由主義摧殘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再生，無論怎樣弱小和不完善，但是畢竟傳遞著歷史運動的一種信息：從社會底層和經濟細胞激發和培育群眾主動性，實現勞動者的不同形式的團結與合作，正在成為走出新自由主義乃至資本主義噩夢的一個新的起點。

　　六

　　20世紀90年代初，弗郎西斯•福山把蘇聯解體、新自由主義凱旋宣布為“歷史的終點”。不過三五年的時間，這種不可一世的得意姿態和終點之說，就成為一種笑料。世界各地已經陸續出現各種文字的著作，從不同角度論證新自由主義終結、資本主義終結的主題。一種方興未艾的思潮生機勃勃。這就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各國人民抵制、抗議新自由主義斗爭基礎上出現的，以替代新自由主義乃至整個資本主義作為研究對象的“替代學”。

　　它本身也歧見紛紜。但是甚至德國神學教授烏爾里希•杜赫羅的《全球資本主義的替代方式》，雖然以《圣經》為準繩，倡導“使教會生活獲得新生”，也仍然從關注群眾主動性提出問題。他主張在社區、地區和國家層面，“在自主、平等、參與性民主和團結的基礎上建立分享資源的體系”。他本人就是名為“凱羅斯一歐羅巴”的爭取經濟公正的民間運動的創建者之一。神學成為人民呼聲的一種渠道的另一個例子，是在拉丁美洲人民反對新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奴役中產生廣泛影響的“解放神學”。

　　更多的替代學著作沒有杜赫羅這樣的神學色彩。

　　詹姆斯•彼德拉斯的《替代拉美的新自由主義》，強調的是萌生新的生產方式。他注意到，發生在巴西、巴拉圭的搶奪土地、農民合作社以及種植可可的玻利維亞農民，都與合作的生產方式有聯系，并與城市工人階級結盟。他說，占領一家工廠、市政大樓或一塊土地，并不僅僅出于物質上的需要，“而且也是為了肯定他們自己的自我價值、尊嚴以及自我管理能力”。

　　一位美國學者為自己的著作起名叫做《反對資本主義》。他以40萬字篇幅論證的替代模式，就是經濟民主或者說“工人的自我管理”。

　　衡量社會變化深度的真正標尺，在于工人階級歷史創造性和群眾主動精神提高的程度以及他們從歷史運動客體向主體轉化的程度。人民的不幸是值得同情的，但是人民的解放從來都是人民自己的事業。任何時候都不可能把個人的意志強加給歷史。馬克思的告誡之一，是不要做“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甚至取得勝利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也“不能強迫”人民“接受任何替他們造福的辦法，否則就會斷送自己的勝利”。這就是無情的歷史辯證法。

　　當新自由主義改革削弱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吞噬屬于人民的巨大資源和財產的時候，當世界由于民族的和人民大眾的創造力被剝奪殆盡而在壟斷資本的鐐銬下呻吟的時候，重新呼喚、培植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的主動精神，已經成為社會進步的緊迫問題。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的斗爭，總是首先開辟他們身邊的、存在巨大擴展空間的活動天地。一家工廠、一塊土地也許微不足道。但是一旦由組織起來、團結起來的群眾自己來管理，它就成為群眾展示、發展、鍛煉自己，提高歷史創造性和社會管理能力的舞臺。只要他們有了自己的運動——不管這種運動采取什么形式和達到怎樣的規模，只要是屬于他們自己的運動，他們就會有這樣的舞臺。

　　從這里起步的歷史運動，愈益社會化的勞動的實踐，將必然地走向生產資料“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手中”，走向“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聯合體，走向“每一個民族都將有同一個統治者——勞動”的時代。

　　勞動把人類社會推進到2l世紀，使勞動政治經濟學帶著新的社會能量，注定在新世紀的歷史活劇中扮演一回主角。

中國合作經濟學會調查與研究總16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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