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分配與所有制關系若干問題的思考
劉 國 光
內容:
一、從鄧小平關注分配問題談起
二、正確評估中國貧富差距擴大的形勢
三、貧富差距擴大最根本原因在所有制結構的變化
四、幾種對中國所有制結構變化形勢的評估
五、干擾“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私有化傾向:實踐層面
六、私有化傾向的干擾:思想理論層面
七、“公有經濟低效論”是個偽命題
八、論所謂“國退民進”
九、國有經濟的控制力應該包括哪些范圍
十、發展私營經濟的正道
一、從鄧小平關注分配問題談起
鄧小平的社會主義改革理論中,人們注意到他對分配問題的關注。如在論述社會主義本質時,他先從生產力方面講了社會主義是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然后又從生產關系方面講了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生產關系落腳在消除兩極分化,達到共同富裕,這是屬于分配領域的問題,要通過社會收入和財富的分配才能體現出來的。
鄧小平又多次講過,社會主義“有兩個根本原則”、“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個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共同發展”,一個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第二個“重要方面”或“根本原則”講的屬于分配領域,同“本質論”所講的“消除兩極分化,達到共同富?!蓖耆粯?。
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的本質、根本原則,作了精神一貫的許多表述。他講的東西可以說是社會主義的構成要素,如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公有制為主體,消除兩極分化,等等。就是說,沒有這些東西,就構成不了社會主義。但在這些要素中,他又特別強調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的要素。比如說,社會主義改革的任務當然是要發展生產力,但是如果單單是發展生產力,而不注意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建設和改進,那么社會主義改革也是難以成功的。非常典型的一句話,“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那我們就失敗了” 1 ,很鮮明地說明了這一點。GDP那怕增長得再多再快,也不能改變這個結論。這證明分配關系這一要素,在鄧小平的社會主義改革理論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鄧小平假設的“改革失敗”,不是指一般改革的失敗,而是講社會主義改革的失敗,或者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的失敗。因為社會主義是必然要有消除兩極分化、達到共同富裕的要素的。很可能生產力一時大大發展了,國家經濟實力大大增強了,GDP也相當長時期地上去了,可是生產出來的財富卻集中在極少數人手里,“可以使中國百分之幾的人富裕起來,但是絕對解決不了百分之九十幾的人生活富裕的問題” 2,大多數人不能分享改革發展的好處。這樣一種改革的結果也可以說是一種改革的成功,可是這決不是社會主義改革的成功,而是資本主義改革的成功。
很明顯,共同富裕,消除兩極分化,是社會主義最簡單最明白的目的。這是社會主義區別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改革區別于資本主義改革的最根本的東西。
“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也是社會主義的構成要素。社會主義絕不等于貧窮,決不能滿足于不發達,這是常識。任何一個消除生產力發展桎梏的新的社會生產方式,包括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一定時期,都有“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作用。但不是任何一種社會生產方式都能夠解決“消除兩極分化、達到共同富?!钡膯栴}。只有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才能做到這一點。中國由于生產力落后,經濟不發達,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提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也是社會主義本質要求,這是順理成章的非常正確的,但這不是社會主義的終極目的。社會主義的終極目的是人的發展,在經濟領域的目的是人們共同富裕。鄧小平的社會主義“本質論”中,特別強調“共同富?!边@一要素,他說,“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 3,就說明了這一點。所以在理解鄧小平社會主義本質論的內容時,決不可以僅僅重視發展生產力這一方面,而不更加重視調整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這一方面。
鄧小平重視社會主義分配問題,是他畢生為社會主義奮斗的心血結晶,越到晚年這方面的思緒越不斷。他在臨終前不久對弟弟鄧懇說,“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這些富有豐富內涵的警句,實在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研究。
當然,鄧小平不只是重視社會主義分配關系即消除兩極分化問題,他更為重視與分配有關的整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特別是所有制關系問題。在他看來,避免兩極分化的前提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他說,“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又說,“基本的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歸集體所有,就是說歸公有”,“到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幾千美元的時候,我們也不會產生新資產階級” 6,也是這個意思。所有制關系決定分配關系。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中極其深刻的一條原理,有著極重要的理論意義和政策意義。我們有很多同志往往沒有注意這一條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政治經濟學原理,本文后面還要論及這條原理。我想在這里提醒一下,讓我們大家都來注意這一條真理,學習這一條真理。
二、正確評估中國貧富差距擴大的形勢
改革開放以來,在分配領域,我們黨遵循小平的正確思想,克服了過去在實行按勞分配原則中曾經有的平均主義傾向(過去也不能說完全是平均主義,按勞的差別還是有的,但是平均主義傾向相當嚴重),實行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帶動大家共同富裕的方針。經過將近30年的改革實踐,社會階層分化,收入差距大大拉開,但還沒有來得及進行先富帶后富,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這對于經濟的大發展,暫時是有利的。同時帶來深刻的社會矛盾,引起公眾的焦慮和學者的爭論。
爭論的焦點問題之一,是中國現在貧富差距是否已經擴大到“兩極分化”的程度。這個問題,鄧小平為了提醒、警告,曾經作為假設,一再提出過;并沒有預計到這種假設一定會變為現實。因為鄧小平把這個假設提到突出的政治高度,所以問題就非常敏感,爭論也非常激烈。往往各執一端,誰也說服不了誰。
當前中國社會貧富懸殊是否達到“兩極分化”,主要有兩種意見。肯定的一方憂國憂民,列舉一些事實和數字,應用國際上通用的指標,如基尼系數、五等分或十等分分配比較法等,來加以論證,并用社會上一方面窮奢極欲的消費,另一方面生計困難生活對比的事實來驗證說明:兩極分化已被小平同志言中,希望盡快地改變這種狀況。否定的一方則認為,現在雖然富者愈來愈富,但貧者并不是愈來愈窮,而是水漲船高,大家都改善了生活,否認國際上通用的指標適用于中國,斷言基尼系數的提高是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可改變的必然趨勢,認為提“兩極分化”是故意炒作,反對改革。
很顯然,以上兩種觀點代表了社會上兩種不同利益集團的看法。一種是代表資本、財富和某些社會精英的看法。一種是代表工農為主體的一般群眾。我不能完全免俗,完全擺脫社會不同利益集團的影響,但是我主觀上力求試著超脫一些。所以,我對于中國現在是否已經“兩極分化”問題,一向持慎重態度。
四年以前(2003年),我在《研究宏觀經濟形勢要關注收入分配問題》一文中指出:“目前我國居民基尼系數大約在0.45左右?!嵯禂颠€處于倒U形曲線的上升階段,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化,客觀上還有繼續上升的趨向。所以,我們不能一下子強行提出降低基尼系數,實行公平分配的主張,而只能逐步加重公平的分量,先減輕基尼系數擴大的幅度,再適度降低基尼系數本身,逐步實現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向‘效率與公平并重’過渡”。7
2005年4月,我在《進一步重視社會公平問題》一文中說:“收入差距擴大到承受極限,很可能與達到兩極分化相聯系。我們現在顯然不能說已經達到兩極分化(這是鄧小平說改革失敗的標志),也不能說達到承受極限?;嵯禂悼陀^上還在上升階段,如不采取措施則有迅速向兩極分化和向承受極限接近的危險”。8
我現在基本上還是持這個謹慎態度。為什么要持這樣比較中性的看法(貧富差距還未達到不能承受程度的兩極分化),又有一定的傾向性的觀點(要認真及時解決否則有接近兩極分化、承受極限的危險),而不采取前述兩種極端的觀點呢?我有以下一些考慮。
兩極分化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述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所制約著的一種社會現象,即一極是財富的積累,一極是貧困的積累。財富的積累是一個無限擴大的過程,而貧困的積累則經過“絕對的貧困”到“相對的貧困”的轉化。絕對貧困基于資本與勞動的分離,勞動能力是工人唯一能夠出售的東西,資本天然會為了利潤最大化而利用自身的優勢和工人之間的競爭,拼命壓低工資和勞動條件,這一過程與產業后備軍、勞動人口的相對過剩相連,工人階級的貧困同他們所受到的勞動折磨成正比,這就是“絕對的貧困”的積累。但是,隨著生產率的提高,工人階級斗爭的發展,以及資產階級政府被迫舉辦的福利措施,工人的絕對工資福利水平會提高,但勞動與資本的分配比例關系,仍然繼續朝著有利于資本、財富積累的方向進行,使勞動階級由“絕對貧困”轉入“相對貧困”,財富積累和貧困積累兩極分化現象仍然持續下去。一項研究用大量的材料表明,“在私有化、市場化、民主化和全球化中,無論在實行議會制的發達國家,還是實行議會體制的發展中國家,兩極分化加劇的現象目不暇接給”。9
當然,中國的情況與實行議會制度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不一樣。但類比勞動人民從絕對貧困的改善,到相對貧困的發展,則是有啟發的。一些同志在論證中國已出現兩極分化的現象時,沒有足夠地注意到1978年至2006年,中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數量從2.5億下降到2148萬,減少了2.28億人,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的發生率,由30%降到2.3%。這是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和政府扶貧政策實施的結果,對中國貧富差距擴大的緩解,起了一定的作用。當然不能由此推斷中國貧富差距因此縮小,因為隨著經濟的發展,貧困的標準也在提高。我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按照我們的標準計算的貧困人口是幾千萬,而按照世界標準計算是2個億。所以按我們標準計算的絕對貧困人口數量雖然減少,但它并不意味著相對貧富差距不在繼續擴大。有一種觀點認為,經濟發展中收入分配是水漲船高的關系,斷言中國只有大富小富之分,沒有可能出現兩極分化的趨勢。10這種說法違背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等因素,勞動人口從絕對貧困轉向(在市場經濟和雇傭勞動的條件下)相對貧困的兩極分化趨勢,依然在繼續進行的客觀規律。特別是中國,由于在改革過程中,諸如教改、醫改、房改、國企改等政策中某些失誤,以及土地征用、房屋拆遷等使居民利益受損等影響,導致了某些新的貧困階層的出現,更加劇了“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審計總署長李金華語)的過程。當然政府正在采取措施解決這些問題,這也是不能忽視的。
我們再強調一下,說我國收入分配有向兩極分化演進的趨勢,并不意味現在收入分配的整個格局已經是“兩極分化”了。能不能拿基尼系數來判斷我國是否已經達到兩極分化的境地?有些人基于某種原因,說基尼系數不適用于中國,說目前談論基尼系數意義不大。這未免同他們一貫宣揚的與國際接軌的言論不相符合。
基尼系數作為衡量貧富差距的工具,是一個中性指標,二戰后世界各國都在使用。我國基尼系數由1964年的0.184,1978年的0.2,上升到1980年的0.26,1990年越過0.4。上升速度之快,令人驚訝,這是不能回避的。從水平上說,我國基尼系數已超過許多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但還沒有達到社會動蕩比較強烈的拉丁美洲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水平。這些情況很能說明一些問題。比如說,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大多屬于前殖民帝國,現在又據有跨國公司優勢,從全世界吸取剩余價值,一部分用于國內勞動階級的福利,藉以緩解社會矛盾。這對于這些國家基尼系數的下降,甚至比我國還低,不能不說是一個原因。當然我們也應該反思,我們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基尼系數,怎么可以出現超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另一方面,我確實同意有些專家所說,影響基尼系數的結構性因素甚為復雜,不能簡單地套用基尼系數的某些國際規范于我國。比如說按國際標準,0.4是社會失衡的臨界點,超過0.4,就要進入警戒狀態,這一條我看就不能隨便套用。
我在2003年《研究宏觀經濟形勢要關注收入分配問題》一文中說:“基尼系數0.4作為監控貧富差距的警戒線,是對許多國家實踐經驗的概括,有一定的普遍意義。但各國的情況千差萬別,社會公平理念和居民承受能力不盡相同。拿我國來說,基尼系數涵蓋城鄉居民,而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幅度明顯是大于城鎮內部和農村內部差距擴大的幅度。1978年到2000年城鎮內部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由0.16上升到0.32,農村內部由0.21上升到0.35,基尼系數小于國際警戒線。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幅度甚大,基尼系數由1980年的0.341,上升到2000年的0.417,高于國際警戒線。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懸殊,現時為3.1:1,若考慮城鄉福利補貼等差異,則差距進一步擴大到5-6:1。由此看來,我國城鄉居民是兩個根本不同的收入群體和消費階層。……歷史形成的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巨大差距的客觀事實,使農村居民一時難以攀比城市生活,其承受能力有一定的彈性,所以我國的收入分配警戒線,不妨比國際警戒線更高一些。”11
基于此類結構性因素對全國基尼系數影響的考慮,我在2005年《進一步重視社會公平問題》一文中還表達了我們現在顯然不能說已經達到兩極分化,也不能說達到承受極限,我國人民對基尼系數在客觀上繼續上升還有一定的承受能力。當然這不意味我們不要重視貧富差距的擴大問題,并對其采取遏制措施。我接著說了基尼系數在迅速上升的情況下,如不采取有力措施,則有迅速向兩極分化和承受極限接近的危險。所以那種認為,基尼系數上升是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現象,需要長時期對付等待才能解決的觀點,也是不妥的。
按照鄧小平的估計,從支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轉向先富帶動后富以實現共富,這兩個“大局”的變化,即著手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大約是在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12。這個估計可能過于樂觀了一點。但是經過將近30年的改革與發展,現在我們國家的經濟實力和財政力量已經成長到可以加速解決貧富差距問題的階段。何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可以很快實現;而“先富帶動后富實現共富”,則需要很長很長時間的等待呢?這在我們社會主義的國家更是說不過去的。這顯然是對財富積累一極偏袒的言論,其后果將導致社會矛盾的激化,也是可以預見的。
除了以上的考慮以外,我之所以對兩極分化問題持上述比較中性而又有一定傾向的觀點,還有一個考慮。就是對領導我們進行改革開放的中國共產黨政治路線的堅定信心。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收入差距擴大和貧富分化的現象,一方面是采取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正確政策的結果,但是還沒有來得及解決帶動大部分人共享改革成果,這屬于正確政策的掌握經驗不足問題;同時也有社會上種種錯誤思潮(后面再敘)干擾的影響。我們黨中央始終保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在發展社會生產,搞活市場流通,完善宏觀調控,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取得許多成就,有目共睹。在這樣的總形勢下,即使分配等方面的改革出了點問題,怎么可以說小平同志的假設已經言中,改革已經失敗了呢?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也是不公平的。我們看到黨對人民負責的鄭重精神,特別是十六大以來,本著對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關懷,提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的思想,作了“讓改革成果為全體人民分享”的政治承諾。針對日益發展的社會矛盾,淡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突出“更加重視社會公平”的方針。利用財稅改革和轉移支付手段,著手解決分配不公問題。采取積極措施,解決諸如醫療服務、教育收費、居民住房、土地征收、房屋拆遷等涉及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2006年5月,黨中央還召開了專門會議,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我想,黨中央這一系列重大舉措,只要認真地有效地落實,將會緩解我國貧富差距的擴大,扭轉向兩極分化接近的趨向。
分配關系的調整和社會公平的促進,千頭萬緒。不僅要黨和政府牽頭,也要各方面的配合。包括精神的、輿論的配合。所以過于強調在兩極分化問題上問責,并不有利于問題的解決。但指明發展的趨向,則是研究者職責所在。我之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持比較中性又積極的態度,理由在此。
三、貧富差距擴大最根本原因在所有制結構的變化
在本文第一部分末尾,曾論述鄧小平關于分配問題的一個重要論點,就是在他看來,避免兩極分化的前提,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他說,“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這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中極重要的一條原理,即生產關系(特別是所有制關系)決定分配關系。為了闡明這個道理,還得從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哪是最主要的原因說起。
為什么會產生貧富差距擴大的現象?有很多不同的解釋。
有人說,貧富差距擴大是“市場化改革”必然要付出的代價。這個說法不錯。因為市場化本身就是崇尚競爭和優勝劣汰規則的過程,這一過程不斷造成收入差距拉大,這有利于提高效率發展經濟,是市場經濟積極的一面。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特別是資本積累規律的作用,貧富鴻溝的出現和兩極分化的形成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市場的鐵的法則,除非有政府的有效干預來緩和這個趨勢,這種趨勢本身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誰也阻擋不了的。
又有人說,貧富差距的擴大“是由于市場化改革不到位,市場經濟不成熟造成的”。這種說法就有問題了。
是不是市場經濟成熟,收入差距可以縮小呢?事實不是這樣的。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財富集中于一小部分人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前面引文中說,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兩極分化的現象“目不暇接給”。聯合國大會發表的《2006年人類發展報告》說, “最近新數據顯示,全球貧富財富差別仍在擴大。無論在國與國之間還是在一個國家內部都是如此”。20世紀70年代以來,市場機制與私人產權方面做得太多,造成英、美、日等重要市場經濟國家財富集中度在提高,貧富差距在擴大,社會公平狀況下行,20世紀后期實行福利制度的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財富和收入分配方面也呈退步趨勢13。所有這一切,都不能說明市場經濟越發達越成熟,貧富差距擴大和兩極分化的問題就可以自然得到解決。所謂“市場化改革”到位,就能解決這個問題,只能是紙上談兵而已。
很多學者比較具體地分析我國貧富差距拉大的原因,角度不同,口徑不一,難以歸類。下面列舉一些,略加議論。
城鄉二元結構論;
地區不平衡論;
行業差別論(包括一些行業壟斷);
腐敗與錢權交易、不正之風論;
政策不均、公共產品供應不足論;
再分配環節(財政稅收,社會保障福利)調節力度不夠論等等;
上面列舉的造成分配不公的因素并不完全。這些因素對我國貧富差距的擴大,都有“貢獻”??梢钥闯?,各項原因之間,有互相交叉的關系。
城鄉差別,是中國貧富差別的一項重要原因。如前所述,城、鄉各自基尼系數是0.3到0.4左右,而包括城鄉在內的總基尼系數在0.45以上。現在政府雖然通過新農村政策支農惠農,城鄉差別擴大之勢有所緩和,但尚未完全改變。
地區差別,在很大程度上與城鄉差別有關。東部地區主要靠城市繁榮,西部地區多為廣大農村。區域平衡政策也在緩和差距擴大,但地區差別擴大過程亦未停止。
行業差別,主要是某些行業憑自然壟斷或以行政壟斷,造成行業間收入分配不公。過去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也有行業壟斷,但壟斷行業高工資和行業腐敗的現象并不顯著。改革開放以來,一些壟斷行業受市場利益觀念的侵蝕,特別是1994年稅制改革后,稅后利潤歸企業所有,使用缺乏監督,才造成一些壟斷企業高工資、高獎勵、高福利的現象。所以,這不是壟斷本身造成的。這種情況要從壟斷企業收入分配的改革,加強對企業收入分配的監督來解決。當然壟斷行業個人收入過高,激起非壟斷行業人們不滿,亟需解決。但這個問題對分配全局影響不一定很大。有人故意轉移人們對收入分配不公最主要根源(后面再說)的注意,想借人們反壟斷的情緒,把國有經濟對少數重要命脈部門的必要控制加以排除,實現私有化。我們要提高警惕,防止這種圖謀。
腐敗、錢權交易和不正之風。這是人民群眾對收入分配不公的公憤集中焦點,需要在法律領域和整頓社會道德風尚中大刀闊斧地解決的問題。此項非法不合理收入在官方統計和公布的基尼系數中,難以計入。在黑色、灰色收入中的絕對個量有時達到上億、幾十億的款額,但在國民收入中占比有限,影響也不一定很大。有人把這個問題放到收入分配中小題大做,認為是分配差距形成的又一主要原因,也是想以此轉移人們對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真正主要原因的莫視,這也是要加以明辨的。雖然如此,我們在研究收入分配不公時,還是要十分關切反腐敗問題。
政策不均與公共產品供應不足。政策不均與前面的一些問題有交叉,會影響城鄉、地區和行業的差別,是我們改進政府工作的一個重點。加強公共服務,改善公共產品供應,政府職能由經濟建設型為主轉到經濟建設與社會服務同時并重,是我們努力以赴的政府職能改革的方向。要強調公共服務,但不能像新自由主義那樣主張政府退出經濟領域,不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國家從事經濟建設,最終還是有利于充分供應和公平分配公共產品的。
再分配。我們知道再分配是調節分配關系的重要環節。再分配調節的落后和不周,是分配不公的一個重要原因。過去一貫的說法,是初次分配解決效率問題,再分配解決公平問題。所以把實現社會公平問題主要放到再分配領域,特別是利用財稅轉移支付等再分配工具上來。但是再分配所調節的只能涉及國民收入分配中的小部分,而主要部分還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領域。許多分配不公問題產生于初次分配領域,諸如企業分配中資本所得偏高,勞動所得偏低;高管人員所得偏高,一般雇員所得偏低;壟斷行業所得偏高,一般行業所得偏低;等等,都是初次分配領域發生的問題。所以初次分配領域也要重視社會公平問題,這是過去往往被人們所忽略的。
初次分配中影響收入分配最大最核心的問題,是勞動與資本的關系。這就涉及社會的基本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問題了。近幾年來,有關分配問題的討論中,已經有不少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論述了這個問題。14 財產占有的差別,往往是收入差別的最重大的影響要素。有些人看不到這點,卻津津樂道人的才能貢獻有大有小,貢獻大的人應該多拿,貢獻小的人應該少拿,好像收入多少僅僅是由于才能、知識、貢獻決定的。馬克思主義不否定個人能力等因素對收入高低的影響(復雜勞動),《哥達綱領批判》在講按勞分配時也考慮這個因素。但是即使是西方經濟學的主流派人士,也承認決定收入分配的主要因素是財產關系,認為私有財產的不平等才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新古典綜合學派薩穆爾遜說過,“收入的差別最主要是由擁有財富的多寡造成的?!拓敭a差別相比, 個人能力的差別是微不足道的”;又說,“財產所有權是收入差別的第一位原因,往下依次是個人能力、教育、訓練和機會和健康”。15
我們認為,西方經濟學大師的這個說法,是公允的、科學的。如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語言,可以說得更加透徹。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分配決定于生產,任何消費品的分配,都是生產條件分配的后果,生產條件的分配本身,表明了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的性質,不同的生產關系決定了不同的分配關系、分配方式。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分配方式,是按要素分配(主要是按資本分配和按勞動力的市場價格分配),而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分配方式則是按勞分配。
這是就兩個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來說的分配關系。那么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方式又如何呢?我國憲法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十五大決議,規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分配方式是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體制。
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在改革開放伊始時,還是比較清一色的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幾乎從零開始,前期的發展速度必然是非公有制經濟超過公有制經濟,多種經濟共同發展的局面才能形成。這是有利于整個經濟的發展的。所以,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非公有制經濟要保持超前于公有制經濟的速度,從而增加非公有制經濟在總體經濟中的比重,而公有制經濟則相對減少。與此同時,在分配方式上按勞分配的比重減少,按要素分配(主要是按資本和按勞動力市場價格分配)的比重就要增加。有人分析,現在我國國民收入分配已由按勞分配為主轉向按要素分配為主。16 我們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一般規律和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實際進程可以知道,這一分配方式的變化所帶來的后果,就是隨著私人產權的相對擴大,資本的收入份額也會相對擴大,勞動的收入份額則相對縮小,從而拉大貧富收入差距。,絕對富裕和相對貧困的并賡續進行,秘密就在這里。
從分配領域本身著手,特別是從財稅等再分配領域著手,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縮小貧富差距,我們現在已經開始這樣做。這是必要的,但是遠遠不夠。還需要從基本生產關系,從基本經濟制度來接觸這一問題,才能最終地阻止貧富差距擴大、向兩極分化推進的趨勢,實現共同富裕。所以前引鄧小平說,“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又說“基本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歸集體所有,就是說歸公有”,就“不會產生新資產階級?!边@是非常深刻的論斷,它指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容許私人產權的發展,容許按要素(主要是資本)分配,容許貧富差別的擴大,但這一切都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只要保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貧富差距不會惡性發展到兩極分化的程度,可以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以內,最終向共同富裕的目標前進。否則,兩極分化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定時期,私有經濟發展速度較快于公有經濟,其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逐步提高,是必要的、有益的。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其合理的度。正如江澤民指出,“當然,所謂比重減少一些,也應該有個限度、有個前提,就是不能影響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17私有經濟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其增長速度和其在總體經濟中的比例關系就有重新考慮的必要,以使其不妨礙公有經濟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公私兩種經濟都能得到平穩健康有序發展的和諧境地。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我國所有制結構已經由公有制一統天下發展為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局面。所有制結構的公降私升是否已經達到影響公有制為主體的臨界點?因為這涉及憲法中的基本經濟制度,所以又是一個敏感的問題,在我國的經濟理論界引起了不同的看法。
四、幾種對中國所有制結構變化形勢的評估
“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是黨的十五大報告中確定下來的。報告明確規定,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
報告特別指出,只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家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競爭力得到增強,在這個前提下,國有經濟比重減少一些,不影響我國社會主義性質。
這里講的“比重減少一些,不影響我國社會主義性質”,是指公有制還占量的優勢,國有經濟保持控制力的前提下說的。如果公有制不能保持量的優勢,情況會怎樣呢?
何謂量的優勢?國有經濟比重和公有制經濟比重減少到何樣的程度,才是容許的?文件中沒有規定。不同的看法由此而來。
大體上有這么幾種看法:
(一)基于工商聯公布2005年民營經濟和外商、港澳臺經濟在GDP中的比重達65%,和國家統計局老專家估計2005年GDP中公私之比為39:61,認為中國已經是私有經濟起主導、主體和基礎作用,公有制經濟已喪失主體地位,只起補充作用。
(二)認為公有制經濟比重雖然下降,但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格局并沒有改變,主體地位依然牢固,其依據是2004年末全部實收資本中,公有資本仍占56%;統計老專家估計2005年二三產業實收資本中公私資本比重為53:47,公有資本仍超過半數,居優勢地位。認為國有經濟在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仍然具有絕對優勢,其國家資本占比在70%以上,繼續掌握較強的控制力。
(三)認為目前所有制結構處于十字路口境地。從資產比重上看,大約公私各占一半,平起平坐(據測算,公私經濟在社會總資產中所占比重,由1985年的94.09%:5.91%下降到2005年的48.8%:50.9%),從國有經濟控制經濟命脈來看,在關鍵領域和重要基礎產業中起主導作用(2005年在壟斷性強的產業和重要基礎產業中實收資本,國有經濟占比64%左右),但在市場化程度和利潤較高、競爭性比較激烈,舉足輕重的制造業中,國有經濟的控制力過低;在從不少省市特別是沿海經濟發達省份,公有制資產占比已下降到50%以下,“公有制經濟的資產優勢和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在如此巨大的產業和地區范圍的銳減削弱,使得公有制主體地位從總體上看顯現出開始動搖的跡象。”
上述對于公有制主體地位(一)已經喪失、(二)仍然鞏固、(三)開始動搖的三種看法,都是建筑在非官方統計數字的基礎上。令人遺憾的是,國家發展部門和統計部門近些年來沒有提供我國公私經濟對比的比較完整的準確數字,所以也難以準確判斷我國所有制結構的現狀。
有一些經濟學者和科研單位,主張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并不體現在它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有數量上的優勢,而主要體現在它的控制力上,否認國有經濟控制力的前提是建筑在公有制的數量優勢的基礎上,因此他們不主張國家計劃(規劃)中列入公私經濟比重的指數,國家統計部門也不必統計和公布公私經濟比重的全面數字。這種看法不利于我們正確分析我國所有制結構的形勢,并采取對策來保護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黨中央一貫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十六大,十六屆三中、五中以及涉及經濟問題的中央會議,一再重申這一主張。國家各部門都應該為實現這一主張努力服務。幾年以來民意代表機構有人提出人大應監督檢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執行情況。我認為這些建議的精神是值得考慮的。
五、干擾“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私有化”傾向:實踐層面
人們對我國所有制結構中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否發生動搖所表達的一些看法,不僅是基于他們對經濟比重及控制力的各自評估判斷,也與觀察中國經濟改革進程中某種傾向的抬頭有關。在實際經濟生活中,我們確實觀察到這種傾向在抬頭,雖然人們一般還回避把這種傾向叫做“私有化”,但實際上回避不了。也確有人公開宣揚“私有化”而無所顧忌。
私有化傾向抬頭表現在兩個層面。一是實踐的層面,即對我黨改革政策措施加以曲解,力圖往私有化方向引導,竭力推進私有化的實施。二是思想理論的層面,即利用我黨解放思想的旗幟,推銷私有化思潮泛濫。當然這兩個層面又是互為表里,互相激蕩的。
若干年來我國國有、集體企業改革工作,大多數運行健康,順利成功,對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安定團結發揮了顯著效果。但是也存在問題。黨中央提出的一些改革政策措施,一些人總是千方百計地往私有化方向擰。例如,中央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他們就鼓吹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要搞市場經濟就必須實行私有化;中央提出“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他們就說公有制產權不清晰,產權虛置,只有落實到自然人(即私有化)產權才能明晰;中央提出可以利用股份制作為公有制的一種實現形式,以擴大公有資本的支配地位,增強公有經濟的主體地位,有人就通過股份制將國企化為私企;中央提出要提倡和鼓勵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勞動者的資本聯合的股份合作制,他們就竭力主張用經營者持大股,個人集中控股的辦法,將股份合作制的集體性質變為私人企業;中央提出國有經濟戰線過長,要作戰略調整,以增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他們就把“有進有退”的戰略調整篡改為“國退民進”,“讓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領域”;中央提出“抓大放小”的方針,要求采取各種形式放開搞活國有中小企業,他們就把出賣企業當作幾乎唯一的形式,實行一賣了之,掀起一股賤賣白送國企的歪風。
這股歪風刮得很不正常,因為“我們的國企改革是在沒有充足理論、足夠經驗下進行的,帶有一窩蜂性質。當著高層想了解改制進行到如何時,一些地方的國企已經賣得差不多了?!薄暗鹊絿匈Y產轉讓的種種規則出臺之后,可能地方上的國有資產已經所剩無幾?!?8“有些地方把中央關于企業改制產權轉讓的方針政策異化得面目全非。企業領導自賣自買的有之,巧取豪奪的有之,空手套白狼的有之,從而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職工權益遭到剝奪。”19
當然國企改革出現的上述現象,主要是少數人侵吞國資的問題,完全是非法的,或不規范的行為。中央和有關部門不斷在總結經驗,推進立法,完善政策,下大力氣糾正偏差,力圖使改革沿著規范的軌道前進。所以,有些同志把鯨吞國有資產說成是“盛宴”,如果以此概括國有企業改革的全貌,那顯然是不正確的。但是這種事情在當時也不是一例兩例,而是相當流行。案例本身有不少真是一場免費的盛宴,這樣說也不為過。有人在“新華網”寫文章問道,“全國違法違規運作的改制企業到底有多少,誰能說得清”。共和國歷史將來是要說清楚這一章,當然賬是否能夠算清,要靠執法者和執政者的努力和能耐了。
一方面是突然一夜冒出一批萬貫家財的隊伍,另一方面如某大經濟學家所言,為達到改革目的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這樣一場惡性演出,為一個香港有良知的學者所注意。其實郎咸平教授了解和揭露中國的實際情況,并不如大陸學者知道得多。但郎先生抓住了要害問題,私有化;MBO,等等。據報導,網民給郎以九成的支持率20,即90%以上的網民贊成郎教授的基本觀點,反對否定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私有化,這從一個方面反映了人民群眾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贊成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改革。
這是實踐的層面,人為地激化了公私結構改變和化公為私的過程。民間和高層都在反思這一過程。民間發出了“不準再賣”的呼聲,高層也在努力將過程納入合乎法規的規范化軌道。
六、“私有化”傾向的干擾:思想理論層面
在理論層面上,幾年來私有化思潮泛濫,更是五花八門。這里只能點評一下。
在中國這樣一個憲法規定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居然容許有人公開打出“人間正道私有化”的旗號,在新華書店公開長期發行其著作《國企改革繞不開私有化》,宣揚國企改革的“核心在于國有制改為私有制”??梢哉f中國的言論出版自由已經達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在這種氣氛下,有人公開鼓吹民私營經濟應在國民經濟中占主體地位。他說“今后中國經濟的走向應該是投資以民間資本為主,經濟形式以民(私)營為主”。
有一位人士不加掩飾地說要“排除舊的意識形態的擋檔道”,推行私有化。他說“民辦、民營、民有、私營、非國有、非公有等,無非是為了從不同角度闡明私有化問題”?!霸谒接谢瘑栴}上出現莫明其妙的文字游戲,是由于舊的意識形態在擋檔道”。同時另一位人士則宣稱“公有制為主體是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停留在斯大林式的傳統社會主義水平”,把黨章和憲法關于公有制為主體的規定視為“保留著傳統社會主義觀念的痕跡”,完全否定了建立公有制消滅剝削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根本原則。
與這些觀點略有不同的是,某些人士雖然抱著私有化的主張,并且在私下講,私有化已成定局,可是他們在宣揚私有化主張、方案時,卻遮遮掩掩,在公開場合他們對自己所主張的任何一種私有化形式都要習慣性地說一句:“這絕不是私有化”,“這是公有制經濟的實現形式”。某大經濟學家把私人控股的股份公司,非公有經濟控股的一般公眾股份公司,都說成是“‘新’公有制的實現形式”。還有人發明“間接公有制”,說什么可以利用財稅再分配的辦法,把“直接私有制”改成“間接公有制”,以取代“直接公有制”的地位;還說資本主義國家如美國,正在利用這一辦法,“走向社會主義”。明明是私有制的資本主義,還裝飾成“社會主義”,自欺欺人,也太玄乎了。
有一種議論,是以預言家的口吻出現的。這位預言家表面比較謙虛,認為現在還不好說是民(私)營經濟為主體,但形勢發展,私營經濟一定變為主體。這是由著名經濟學家領銜的,掛靠在某黨校的一個刊物上的奇文說:“過去我們說民營經濟是國有經濟的有益的補充,但現在我們逐漸發現,順著真正市場經濟的思路發展,總會有一天我們會反過來說,國有經濟是民營經濟的一個有益的補充”,咄咄逼人的私有化主張,口氣不小,聽起來像是向十三億中國人民示威,你們終有一天守不住公有制為主體的陣地!也像說給我們的執政者聽:看你怎么辦!
還一種私有化主張,打著對社會主義本質屬性和社會主義模式選擇理論研究的旗幟。早在十五大前夕,就有人拋出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是“社會公正加市場經濟”的公式。這一個連社會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都能接受的模糊定義,否定建立公有制消滅剝削是社會主義之一本質特征和根本原則。有人最近說,長時期人們認為社會主義特征是公有制、按勞分配是不對的,現在要以“共同富裕、社會和諧、公平正義,”來認識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當然,共同富裕,社會和諧等等非常重要,但是撇開所有制關系,撇開公有制和消滅剝削,這些美辭都是缺乏基礎,構成不了社會主義。倡導這一理論的人士在推薦“人民社會主義模式”的五個特征中,也絕口一字不提公有制為主體。有位同志在引用小平同志的社會主義本質論時,不提“消滅剝削”四個字,只講 “小平說,社會主義本質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除兩極分化,最后達到共同富裕。”大家知道,建立公有制,是為了“消滅剝削”,所以小平同志多次把“公有制為主體”列為社會主義主要原則之一。這位同志不提“公有制”、“消滅剝削”這些重要字眼,將改后的小平論述來界定社會主義所有制,認為不管公有制還是私有制,都是社會主義所有制!他太不注重理論問題的嚴肅性了。
最后,還有一種反對公有制、鼓吹私有化的理論,直接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那就是歪曲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的提法。過去也有人不斷誤解馬克思這一提法,也多次為正確的馬克思主義解讀所廓清。最近謝韜等在《炎黃春秋》21把馬克思所說的“在生產資料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說成“是一種以個人私有為基礎的均富狀態”,即“自然人擁有生產資料,人人有份”,把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視為馬克思的主張。其實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早就對馬克思這一提法作了解釋:以“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為基礎的個人所有制的恢復,對任何一個懂德語的人來說,這也就是說,社會所有涉及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個人所有制涉及產品,那就是涉及消費品?!?2謝韜等睜眼不看這些,在理論上胡攪蠻纏,其目的是把矛頭直接指向改革開放以來幾代領導人努力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它誣稱為以重建個人所有制為主要內容的社會民主主義道路,把“重建個人所有制”說成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路線和總政策”,其私有化的意圖昭然若揭,也無需本文細評了。
夠了。我不想再浪費讀者的時間。從這里可以看出來私有化思潮泛濫,已經猖狂到何種地步。我們是有思想言論自由的,提倡百家爭鳴,多樣化。但是不能像戈爾巴喬夫、雅可夫列夫那樣,搞“多元化”,“公開化”,把老百姓的思想搞亂,把改革開放的方向引錯。應該是清理一下的時候了。
七、“公有經濟低效論”是個偽命題
企圖把中國改革引向私有化方向的人士,有許多牽強附會的“論據”。其中最重要的是“公有經濟低效論”。
“公有經濟低效論”站不住腳,已經有許多文章、著作加以論述。例如,左大培《不許再賣》一書,以嚴密的邏輯和充分的事實,對“國有企業所有者虛置論”、“人皆自私,因此企業經營者所有才能搞好企業”,“國有企業監督成本過高”,等等觀點作了深入細致、有理有據的駁斥,至今未見到“私有化”論者像樣的反駁。后者還是一口咬定“公有經濟低效”,好像這用不著證明;以此作為定論,好像也不打算同你認真辯論了。
因為分析公私經濟效率,駁斥公有經濟低效的論著甚多,本文不打算詳論這個問題,只想點出幾條,供大家思考一下,是不是這樣。
1、公有經濟在宏觀的社會經濟效益上的表現,如經濟增長、就業保障、社會福利等等方面,比私有經濟的優越性,是無可置疑的。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國家與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國家相比,在經濟增長速度對比上,比較長時期(雖然不是一切時期)地前者超過后者,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奠定了工業化基礎或工業化的國家,戰勝了強大的法西斯侵略者,等等,都可證明。
2、在微觀經濟方面,眾所周知,企業規模超過一定限度,所有者與經營者就有分離的必要,企業家就要分化為老板(公司股東)和職業經理人。公營經濟與私營經濟一樣可以用委托代理方式,解決激勵與約束機制的問題。并且經驗證明,公有經濟不一定需要比私人股份公司多得多的資本經營層次。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通過實證研究表明,無論統計數據,還是具體事例,都不能證明政府部門效率比私營部門低。許多國家如法、意、新加坡等,至今擁有不少經營效率不低的國有企業(壟斷、競爭部門都有),就是證明。我國國有企業近幾年來業績顯著改進,也不乏例證。
3、有些人把改革開放后,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國有企業經營不善,虧損面不斷擴大,效益大面積滑坡的事實,拿來說事,津津樂道公有經濟效率低下,故意不提這一段時期出現這些現象有許多特殊原因。例如,撥改貸開始埋下企業資金不足的隱患或陷入債務深坑;富余人員過多,各種社會負擔沉重;稅負大大超過私營和外資企業;等等。國企為保障社會經濟穩定而付出了巨額的改革成本,成為一個沉重的負擔。這些由于種種特殊原因造成企業效益下滑,是一個暫時的現象,經過一定的合適政策措施是可以解決的。這與所有制沒有關系。私有化論者不提這些,而拿它們來論證“國企低效,因此要變國有為私有,”更是不倫不類。
4、更不能容忍的是,一些人把國有企業某些領導層的貪污腐化導致效益下滑,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的行為,普遍化為國有企業的“特征”,說什么我國的國有企業是“官僚權貴資本主義”。南方的一家大報上甚至說,要使國有資產流失成為私人財權,才能消滅這種“權貴資本主義”。這顯然是對我國整個國有經濟的歪曲和污蔑。第一,不符合我國國企員工和相當一部分國企領導是盡忠職守、廉潔奉公的事實。國企內權貴階層的出現,在我國難以忽視,但他們是在錢權交易、官商勾結、市場經濟黑幕的產物,決非國有經濟固有的現象。第二,發出這種國企是“權貴資本主義”的人,怎么不問問,過去計劃經濟時期,為什么腐敗現象雖然也有,卻很少很少,而現在多起來了呢?一個原因是過去我國國企經營管理可能比較現在嚴格,例如60年代我國曾總結出《鞍鋼憲法》等一整套企業管理經驗,80年代我國派人出國考察企管經驗,發現日、美、歐洲也吸收了我國《鞍鋼憲法》的經驗,當時又把這個經驗帶回祖國。另一個原因是社會上過去雖然有不正之風,但總的風氣較好,人們還不完全為私利所左右,還是比較注意為公為集體,不像現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私利人”,“經濟人”意識滿天飛。所以有些國企老總經不起考驗,一些國企管理層懷有“私有化預期”,把本來可以經營得很好的企業,搞的半死半活,然后迫使政府允許改制,賤價賣給自己,達到私有化的目的。還有一些黨政領導人,與國企某些管理層形成聯盟,雙方共同從國企私有化中獲取巨額利益。由于“人性自私”、“經濟人假設”理論的影響,實際上存在著不少以改革為名,損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現象。例如“管理人收購”這一鬧劇,就是“人性自私論”和“經濟人假設”這些理論的庸俗化普及所支撐的。
5、關于“公有制低效論”的辯論,經過兩軍對壘,激烈爭戰,現在變為兩軍對峙,各說各的,互不買賬。這當然不是說,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大家都有理??傆幸环酱砜陀^真理。另一方是邪說歪理。拋開這點不說,兩種觀點實際上也代表兩種集團的利益,一種是代表資本、財富、腐敗官僚、無良學者的集團利益,一種代表工農人民大眾的集團利益。這兩種觀點因為利益不同互相不可能說服,是理所當然的。可是我們的宣傳部門,理論部門,執政部門,應該有一個判斷,支持什么,不支持什么,這才是關鍵。
八、論所謂“國退民進”
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通過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增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發揮其主導作用,以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這是十五大、十五屆四中全會的決策。如前所說,黨中央作出了“有進有退”調整戰略布局的主張后,就有人把這個主張解釋為“國退民進”,國有經濟從競爭性領域退出,讓民營(私營)經濟來代替。盡管這種觀點受到輿論批評和官方的糾正,但它還是不斷地出現,十分頑強。以致到了2006年3月1日,某研究機構主任還在北京的一家大報上刊登文章,宣稱“這一輪國企改革對絕大多數國有企業而言,意味著必須實現戰略退出,將企業改制成為非國有企業”,并斷言,這種做法“不可逆轉和勢在必然”。經過讀者投信質詢,該報總編室也承認這篇文章“有的觀點不妥當,編輯工作把關不嚴造成失誤”。可是這位主任早先不止一次地宣揚“國退民進”的主張。他在中新社轉述“大公報”的報導(2005年5月2日)就認為國退民進是市場經濟的必然過程,說“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伴隨著國企的大面積退出?!?2005年8月7日他在黑龍江佳木斯一次會議上說,“所謂國有企業改革就是國有企業改成為非國有企業”。
那么,國有企業從什么領域退出呢!這位主任作了非常清楚的回答,就是要從競爭性領域退出。《新華網》透露,他強調,“國企與非國企不存在競爭關系,當遇到競爭,國企應該學會退出”?!皣鬅o法為解決比非國企更有效率的競爭力問題”,所以國企要學會退出。
國有經濟應不應該從競爭性領域退出?在我國95%的工業行業都是競爭性較強的行業,在這樣的市場結構下讓國企退出競爭性行業,幾乎等于取消工業中的國有企業。競爭性領域中存在不少戰略性國企和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國企,難道都要退光?競爭性領域中國企如果有競爭力能夠盈利,為什么一定要讓私營老板去賺錢?“國企競爭力不如私企”,連西方一些正直的學者也不贊成這一新自由主義的偏見。有競爭力的國企在競爭性領域中盈利上交國家,發展生產和社會福利事業,對于社會財富分配中的公平與公正也是有利的。
國有企業、國有資本不應從競爭性領域中完全退出,不但很多學界人士這樣主張,中央政策也是很明朗的。十五大報告就規定,“在其他領域(主要指競爭性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經濟的整體素質”。十六屆三中全會也講到,在增強國有經濟控制力以外的其他行業和領域(主要也是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通過重組和調整,在市場經濟中“優勝劣汰”。并沒有規定國有經濟一定要退出的意思,而是說可以在競爭性領域參加市場競爭,“提高素質”,“優勝劣汰”,“加強重點”。
以上講的是在競爭性領域,不能籠統地講“國退”,在這些行業國有企業也有“進”的問題。那么現在轉過來說“民進”。私有企業是市場競爭的天然主體,競爭性領域讓私企自由進入,是理所當然的。但是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十五大規定了必須由國有經濟占支配地位,是否也允許私人資本“進入”呢?國務院2005年關于鼓勵支持非公經濟發展的文件,允許非公經濟進入壟斷行業和領域,包括電力、電信、鐵路、民航、石油等行業,礦產資源開發、公用事業、基礎設施,以及國防科技工業建設等領域。這些都為非公有經濟進入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網開了一面。
對此,有民間人士持不同意見。認為非公經濟進入控制國民經濟命脈的許多領域,有違中共十五大規定“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的方針,將會動搖、改變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和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并且向有關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希望扭轉有關規定。
我認為,關于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如果從吸收社會資本,擴大公有資本的支配范圍,壯大國有經濟的控制力,促進投資主體的多元化這一角度來說,還是符合十五大精神,符合我國國企改革的方向的,因此可以有選擇地允許私人資本參股進入;但不可以把這個領域讓給私人資本獨資開發或控股經營,影響國有經濟對這些部門的控制地位,在允許非公資本參與投資經營的企事業,要加強監管。目前中國私人資本實力還不夠雄厚,即使私人資本長大,國家也只能吸收而不必主要依靠私人資本來發展這些部門。特別是這些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一般收益豐厚,多屬壟斷性級差租收入性質,按照中外學理,這種級差租性質的收入,理應歸公。所以對進入這些行業領域的私人股份的紅息,應加限制,使私人資本能夠得到一般競爭性行業的盈利。這也符合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節制資本”的要義。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參考孫先生的正確思想,對“私人資本制不能操縱國計民生”的主張,進行靈活處置,也是可以理解的。限制私人資本在關系國計民生部門取得超額壟斷利潤,就是符合孫先生主張的精神的。
2005年政府進一步明確了對非公有經濟準入范圍放開的政策以后,有些官員和經濟學人又從另一方面錯誤地解讀政策動向,要求在重要的和關鍵的領域內國有經濟與私人資本平起平坐,否認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有的甚至建議國有資本限期撤出公共服務領域之外的全部產業領域。這種觀點在上年開始制定進一步促進非公經濟發展的政策時就已經出現,而且主要集中在中央和政府的權威學校和高級研究機構的某些部位,不過在2005年上半年表現得更為突出,并且在一些主流媒體和論壇上一再公開表達。26在這種背景下,政府高層部門負責人士先后出面明確表示:1、壟斷行業和領域今后要以國有經濟為主體,這是由我國經濟制度的性質決定的;2、不能把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調整理解為國有經濟從一切競爭性領域退出;3、絕不能把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調整理解為中央“進”地方“退”,各地必須培育和發展一批有地方優勢與特色,實力雄厚競爭力強的國有企業。
即使在政府負責人一再表態的情況下,還是有聲音從體制內批評在重要領域讓國企“做大做強”的選擇,公開主張國資從產業領域全退,甚至有文章希望科斯的中國改革六字經《“共產黨加產權”》,成為今天中共急進的“時代壯舉”。27因此,盡管高層決策人士表態明朗,糾正了一些人所講壟斷行業允許準入,不講主從關系的認識,也批評了一些官員和經濟學人要國有資本從產業領域全面退出的觀點,但是“全面堅持十六屆三中全會決議關于公有制為主體,國有制為主導,發展非公有制的問題,在認識上和工作中并沒有完全解決”,28一些官員和經濟學人要國資從產業領域退出的觀點,仍然在工作層面影響國資改革,不容忽視。
比如,《中國宏觀經濟分析》披露了有關部門關于國資轉讓和減持比例的方案,29從這個方案的政策目標看,它通過國家持股比例下限的低設,使大量關鍵和非關鍵領域國有上市公司的國有股權被稀釋。有評論認為,“這個方案透露出國資要在關鍵性領域明顯減少,競爭性領域基本完全退出。這種大量減持國資的主張不妥,其后續效應(即波及非國有非上市公司和地方其他國有企業的效應)更需警惕”。30還指出,近幾年來國有工業狀況,無論是壟斷行業還是競爭性行業,持續逐步好轉,在企業數量下降情況下,資產、產值,尤其是利潤稅收貢獻都大幅上揚,表明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所有制改革和國企改革是有希望的。在此背景下繼續國資的大規模退出,是否適恰當應,需要考慮。當然,國資布局和國企組織,還有不少不合理之處,需要通過資產的進出流動,繼續進行適當的調整。
九、國有經濟的控制力應該包括哪些范圍
2006年12月18日國資委發布《關于推進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指導意見》,其要點之一是推動國有資本向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增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發揮主導作用。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重大基礎設施,重要礦產資源,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骨干企業。對于不屬于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國有資本,按照有進有退、合理流動的原則,實行依法轉讓。
對于這項部署,有兩個方面的評論。一個方面,認為不論是國有資本要保持絕對控股的軍工等七大行業,還是國有資本要保持較強控制力的裝備制造等九大行業,大都遍布非競爭性領域和競爭性領域,并不都是只有國有企業才能有資格從事的行業。屬于競爭性行業,由國資來控制缺乏合理性。在這些行業,國企筑起壟斷門檻,有違市場公平競爭原則;并稱“增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沒有法律依據”,說政府無權不經過代議機構的批準擅自指定自己的壟斷領域。但是我們要說,加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國有經濟在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必須占有支配地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起主導作用,這是我國的根本大法——憲法所規定了的,這是根本的法律依據。再說,在競爭性領域,允許國有企業以其競爭力取得控制地位,并不見得不符合市場競爭原則。
另一方面的評論是,對于不屬于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國資要“實行依法轉讓”,即退出,會引發非公有資本廣泛并購和控股眾多的原國企,后果堪虞。夏小林在人民網理論頻道《中華工商時報》撰文指出,“國資委資料顯示,2005年在約26.8萬億國企總資產中,中央企業占41.4%,而國企中還有3/4是在競爭性行業。按照某種意見,如果不考慮國資在維系社會公平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央企業之外58.6%的國企資產和3/4在競爭性行業的國企,是不是其相當大的一部分都要在‘不屬于重要行業與關鍵領域’標準下,‘實行依法轉讓’呢?如果‘轉讓’使中國產業的總資產中,私人資產的比重超過和壓倒國有資產,中國少數私人的財富急劇暴漲,這將會形成一種什么樣的財富分配狀況和收入分配狀況呢?”
夏小林關于國有經濟控制力包括的范圍的意見是值得注意研究的。他把國有經濟的社會責任分為兩種,一是幫助政府調控經濟,一是保證社會正義和公平的經濟基礎。前一個作用普遍適用于社會主義國家和現代資本市場經濟國家,而后一作用則是社會主義國家獨有的。他說,“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觀點,在一定條件下國有經濟有助于政府調控整經濟,但是OECD國家的私有化證明,即使在壟斷性的基礎產業為主要對象進行了私有化,國有經濟到了10%以下的比重以后,政府照樣可以運用各種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和商業手段等有效地調控經濟。但是社會正義和公平,卻是高度私有化的經濟和以私有化為主的混合經濟解決不了的老大難問題”?!霸谥袊鴪猿稚鐣髁x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中,增強國有資本的控制力,發揮其主導作用,理應包括保障,實現和發展社會公平的內容和標準。對那些對于政府調控經濟不重要但是對于保障社會正義和公平非常重要的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產,也應該認為是‘重要’的和‘關鍵’的領域的國有資產,要力爭搞好,防止出現國資大量流失那種改革失控,隨意實行大規模‘轉讓’的偏向”。所以,在一般所說“重要”、“關鍵”的標準之外,根據保證社會公平的標準,可以認為,即使在競爭性領域,保留和發展有競爭力的國有及控股企業,這屬于增強國有經濟控制力“底線”的范圍,也是“正當的選擇”。
基于國有經濟負有保證社會正義和公平的經濟基礎的社會責任,國家要保障在公益服務、基礎設施,重要產業的有效投資,并不排除為解決就業問題在勞動密集領域進行多種形式的投資和運營。在保障壟斷性領域國有企業健康發展的同時,還要保障在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的發展,發揮他們在穩定和增加就業、保障社會福利和提供公共服務上的作用,、增強再分配和轉移支付的經濟實力。源泉,貢獻力量,決不能像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那樣,讓國家退出經濟。我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國有經濟的數量底線,不能以資本主義國家私有化的“國際經驗”為依據。確定國有經濟的比重,理應包括保障、實現、和發展社會公平和社會穩定的內容,所以國家對國有經濟控制力的范圍,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
關于如何增強國有經濟控制力,綜合各方面的意見,還有幾點想法,簡要述之。
1.國企要收縮戰線,但不是越少越好。在改革初始階段,由于國企覆蓋面過廣,戰線過長,收縮國企的數量,集中力量辦好有素質的國企,開放民間經濟的活動天地,這是必要的。但并不是說國企辦得越少越好。這些年有些官員、學者,片面傾向于少辦國企,“盡可能避免新辦國有企業,讓‘國家輕松一點,就是管那些少得不能再少的國有企業’,‘我們留下為數不多的國有企業將是活得非常瀟灑的,不像今天這樣愁眉苦臉,憂心忡忡’”這樣的精神狀態。圍繞所有制結構政策,體制內外頻頻發出聲音,“或者將中國所有制結構的取向定在用15年—30年時間來讓自然人產權(私有產權)成為市場經濟的主體上,或者把參照系數定在歐、美市場經濟中國有成分在7—10%的模式上(國資研究室主任指出西方發達國家國企僅占全民經濟5%的份額),或者在葉利欽時期俄羅斯、東歐國家取消社會主義目標后的所有制模式上”。33這些將國有經濟比重盡量壓低的欲望,大大超出了江澤民所講的限度,就是不能影響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34國資委從2003年成立以來,央企數量已由196家減少到157家。據透露下一輪整合方案,央企數量將至少縮減1/3。國資委的目標是到2010年將央企調整和重組到80至100家,其中30—50家具有國際競爭力。令人不解的問題是,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大國,這么多的人口,這么大規模的經濟,到底應該掌握多少國企,其中中央應該掌握多少央企?俄羅斯已經轉型為資本主義國家了,普京總統無疑也是效忠于私有制的,但他在2004年8月宣布,確定1063家俄羅斯大型國企為總統掌握的國有戰略企業,政府無權對這些戰略企業實行私有化。同樣是中央掌握的大型國有企業,為什么私有化的俄羅斯保留的是比社會主義的中國的多好多倍。此中除了不可比的因素外,是否反映了我國某些官員國企辦得越少越好,追求“輕松瀟灑一些”的傾向?還有某些個別官員不好明說的傾向?
2.中央和地方都要掌握一批強勢國企。有關部門負責人指出,不能把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調整理解為中央“進”地方“退”,各地必須保留和發展一批具有地方優勢和特色、實力雄厚、競爭力強的國有大企業,使之成為本地區國民經濟的支柱。中國是一個大國,許多省、直轄市的土地人口,超過歐洲一個國家。有人建議在省市自治區一級建立一地一個或數個、或數地聯合建立一個類似淡馬錫模式的控股公司,來整合地方國企。這個建議是可行的。新加坡那樣國土面積小、人口少的國家都能做到,為什么我們做不到。前些時候國企改制地方出的問題比較多,也可以通過新的“改制”梳疏理一下。
3.國有經濟改革決策要受人大制衡監督。這個意見人們多次提出,并有專門的建議案。國有經濟改革涉及全體人民利益,不能總在工會實際管不了,人大又不嚴加審議和監督,由行政機構少數人確定國有企業留多少、不留多少的情況下來進行。,由他們來決策國資的買賣的情況下進行,極易造成決策失誤和國資流失。以保護私權為主要使命的《物權法》已經通過了。而研究開始在《物權法》之前,以保護‘公權’為使命的《國資法》,研究了多年,人們仍在翹首企望,希望早日出臺,讓各級人大能夠像英國、俄羅斯、波蘭、日本等類型的市場經濟國家的議會那樣,有權審議國有資產產權變動的方案。
4.擴大國有產權改革的公共參與。國有資產產權改革不單純是一個高層的理論問題,而且是關系各方面利益的公共政策問題。所以這個問題的討論與決策不但要有官員學者精英參加,而且要有廣大公眾參與。某國資研究機構有人認為,這是不應當由公眾來討論的潛規則問題,郎咸平掀起的討論是“引爆了公眾不滿國資流失和社會不公的情緒,是反對改革”。講這種話的精英,是把大眾當作阿斗。對于國資產權改革,公眾有知情權、發言權、監督權,少數精英把持是非常危險的。據報導,汪道涵臨終與人談話說,“我的憂慮不在國外,是在國內”,“精英,社會精英”。其背景就是他對蘇共及其領導干部變質的長期觀察和研究?!疤K聯主要是亡在他自己的黨政領導干部和社會精英身上。這些干部和精英利用他們手上的權力和社會政治影響,謀取私利,成了攫取和占有社會財富的特權階層,他們不但對完善改進社會主義制度沒有積極性,而且極力地加以扭曲。公有制度改變才能使他們的既得利益合法化。這只要看看各獨立共和國當權的那些干部和社會名流大約有百分之八十都是當年蘇聯的黨政官員和社會精英,事情便清楚了?!?4
十、發展私營經濟的正道
談基本經濟制度,不能不談私有經濟,私有經濟是非公有制經濟的一部分。其與公有制主體經濟的共同發展,構成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非公有經濟在促進我國經濟發展,增加就業,增加財政收入,滿足社會各方面需要方面,不僅在當前,而且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很長的歷史時期內,都有不可缺少的重要積極作用,因此我們必須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而不能忽視它、歧視它、排斥它。所以,黨和政府對非公有制包括私有制經濟非常重視,對它們的評價,從十三大、十四大的“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到九屆人大二次會議稱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十六大黨還提出了“兩個毫不動搖”,足見中央充分肯定非公有制包括私有制經濟的重要作用。
我國非公有制經濟有兩個組成部分,一部分是個體經濟。個體經濟占有少量生產資料,依靠個人辛勤勞動,服務社會,而不剝削他人,屬于個體勞動性質的經濟。這部分經濟目前在我國經濟中占的比重不大,將來也不可能很大,據工商局說,最近有一些年份,我國實有個體工商戶還有所減少。但是現在已經恢復正增長。另一部分是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廣大私營企業主受黨中央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號召的鼓舞,先后投身商海,奮勇創業拼搏,用心血耕耘多年,為國家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豐富人們的物質生活作出了重要貢獻,應當受到社會公正的評價。當前私營企業主要面臨的突出問題,是融資困難較大,稅收尤其是非稅收負擔較重。此類問題亟待有關部門切實解決。
私有經濟與個體經濟是有區別的。私營企業主與現在所稱新社會階層中的管理技術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等其他成分也不一樣。大家都是“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但個體勞動者、管理技術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等,一般是不剝削他人勞動的勞動者,而私營企業主雇傭勞工生產經營,他們與雇工之間存在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因為私營企業的生產經營是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所以這種剝削關系也受到我國法律的保護。私有經濟在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同時,又有占有剩余價值的剝削性質,這種由剝削制度所制約的私有制本性目的所必然帶來的社會矛盾,無時無刻不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思想道德上,人與人的關系上表現出來。私有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下表現的兩重性,是客觀上必然存在的,只能正視,不能回避。應該把私有經濟的性質與作用分開來講。只要是私人占有生產資料,雇傭和剝削勞動者,他的性質就不是社會主義的。至于他的作用,要放到具體歷史條件下考察,當它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適合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時,它就起積極作用,以至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于它不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因此不能說它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
有人說“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已不是過去的民族資產階級”了。不錯,非公有制經濟中的個體勞動者,從來不屬于資產階級。但雇工剝削的私營企業主按其性質應該歸屬到哪一類呢?恐怕除資產階級以外,沒有地方可以歸屬。當然,同時,按其作用,還可以把他歸入“社會主義建設者”、“新社會階層”這些不同層次的概念。這是非常實事求是的科學分析,容不得半點虛假。
對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有經濟,應當從兩個方面來正確對待。一方面是不應輕視,不應歧視;另一方面,不應捧抬,不應護短?,F在對私營企業輕視歧視的現象的確是有,特別是前面提到的融資問題和負擔問題。例如我國大銀行對中小企業(主要是私營),除了“重大輕小”,“嫌貧愛富”外,還存在“重公輕私”的所有制歧視。所謂企業“三項支出”(交費、攤派、公關招待費用)負擔加重,某些部門少數官員對企業勒索騷擾,成為企業不得不應付的“潛規則”;當然這里邊也有企業借此減輕正規稅費之苦衷。而在“吹捧”、“護短”方面,《人民網》2006年4月19日有人撰文說,不少地方黨政官員將我們黨的支持民營企業的政策,錯誤地執行成“捧—求—哄”,給私營企業主吹喇叭、抬轎子、送黨票,……不一而足。媒體報導,東南某省會城市,在百姓看病存在困難的情況下,撥出專項資金,選定民營企業家享受公費健康體檢和療養休假,“充分體現了黨和政府對民營企業家的關愛”。有關部門高層人士為少數企業主確實存在的“原罪”行為開脫,并打不追究的保票。某些理論家則把非公有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偷換為“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認為“民營經濟”(即私營經濟)“已經成為”或者“應當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主體,以取代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這明顯地越過了憲法關于基本經濟制度規定的界線。
對私有經濟,既不應當輕視、歧視,又不應當吹捧護短,那么應當怎樣正確對待,才符合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要求呢?毫無疑問,我們要繼續毫不動搖地發展私有經濟,發揮其機制靈活,有利于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正面作用,克服其剝削性產生的不利于社會經濟發展的負面作用。如有些私營企業主偷逃稅收,壓低工資和勞動條件,制造假冒偽劣產品,破壞自然資源環境,借機侵害國有資產,以及其他欺詐行為,都要通過教育監督,克服清除。我想廣大私營企業主,本著“社會主義建設者”的職責和良心,也一定會贊成這樣做,這對私有經濟的發展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在鼓勵、支持私有經濟發展的同時,還要正確引導其發展方向,規定能發展什么,不能發展什么。比如競爭性領域,要允許私有經濟自由進入,盡量撤除限制其進入的藩籬。特別是允許外資進入的,也應當開放內資進入。而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部門和關鍵領域,就不能允許私有經濟自由進入,只能有條件、有限制的進入,不能讓其操縱這些部門和行業,影響國有經濟的控制力。私有經濟在競爭性領域有廣大的投資天地,在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一些重要部門現在也可以參股投資,分享豐厚的盈利,他們應當知足了。作為“社會主義建設者”群體和“新社會階層”,私營企業主大概不會覬覦社會主義經濟的“主體地位”。但是確有某些社會精英明里暗里把他們往這方面推。要教育他們不要跟著這些精英跑。
總之,我們要毫不動搖地發展包括私有經濟在內的非公有經濟,但這必須與毫不動搖地堅持發展公有制經濟并進,并且這種并進要在堅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前提下進行,真正實行兩個毫不動搖,而不是只實行一個毫不動搖。這樣做,才能夠保證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鞏固發展,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注:
1.《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1頁。
2.《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64頁。
3.《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64頁。
4.《鄧小平年譜》(下),第1364頁。
5.《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49頁。
6.《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90-91頁。
7.《劉國光文集》第十卷,第510頁。
8.《劉國光文集》第十卷,第588頁。
9、13.參見《香港傳真》N2007-2。
10.《經濟觀察報》2007年3月18日。
11.《劉國光文集》第七卷,第505-506頁。
城鄉差距影響基尼系數一事,早已成為中國經濟學界的共識。網上近傳,某經濟學家將此論作為自己的發明,申請諾貝爾獎。如果屬實,真是大笑話。
12.《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4頁。
14.如,丁冰:《中國兩極分化的原因分析及解決出路》,2006年8月6日,在烏多有之鄉書社的講演。
楊承訓:《從所有制關系探尋分配不公之源》,載《海派經濟學》2004年第11輯。
15.薩穆爾遜《經濟學》下冊,第231頁,257-258頁,1982年第10版(高鴻業譯)。
16.武力、溫銳《1992年以來收入分配變化芻議》,載《中國經濟時報》2006年5月26日。
17、《江澤民文選》第三卷,第72頁。
18.《三聯生活周刊》2003年12月11日。
19.《新華網》2005年7月31日(石飛)。
20.《經濟日報》2005年8月3日。
21.《炎黃春秋》2007年第6期。
2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473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3.《人民網 強國論壇》“鞍鋼憲法”,2007年8月3日。
24.《中新網》2005年8月2日。
25.《新華網》2003年1月16日。
26、27.《香港傳真》N2005-37。
28.《股份制助民企做強做大》,《中華工商時報》2005年7月11日報導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侯云春發言。
29.《中國宏觀經濟分析》2005年第11期。
30.《香港傳真》N2006-13。
31、32.夏小林《非國有投資減緩,后效仍需觀察》,《中華工商時報》2007年1月31日。
33.《香港傳真》N2004-33。
34.香港《信報財經新聞》2007年6月23日。
(《環球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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