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經驗是什么？

——紀念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發表五十周年

李 偉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新中國的童年時代——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初創時期，毛澤東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建國以后毛澤東的代表作。在毛澤東的《正處》這本著作里，反映和總結了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哪些具有根本性的歷史經驗呢？而在這個問題上，我國思想界理論界是有分歧和爭議的。

一

眾所周知，我們現在研讀的毛澤東的《正處》這本著作，是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的。而一個人整理和修改自己將要公開發表的發言，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我們自己何嘗又不是這樣做呢！但是這樣一件事情，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來不斷地受到來自我國思想界理論界的指責和批評。

1986年，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重編《毛澤東著作選讀》，對《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作了這樣一個題解：“這是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后來毛澤東根據原始記錄加以整理，并作了若干重要的補充和修改，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報》發表。這篇講話在我國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的情況下，明確指出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結束，并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我國政治生活的主題提了出來，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是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正確方針的繼續和發展。講話公開發表前，反右派斗爭已經開始，由于當時對右派分子向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進攻的形勢作了過份嚴重的估計，在講話稿的整理過程中加進了強調階級斗爭很激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這些同原講話精神不協調的論述。”此話一出，注家蜂起，指責和批評《正處》文章多起來，這樣的紀實文學更是一本接一本。

1999年《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出版，在注釋里依然堅持1986年題解的觀點，2003年出版的《毛澤東傳（1949—1976）》還是堅持了1986年題解的觀點。

如果說在1986年那個時候，蘇聯戈爾巴喬夫資本主義化的改革剛剛開始，國內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正是發展時期，我國思想界受這種國內外“大氣候”和“小氣候”的影響和迷惑，一時還看不清事情的本質，對毛澤東指出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發生誤解，還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我國經過1989年“反革命暴亂”——注意，這是鄧小平定的性——和1991年蘇共亡黨亡國，對毛澤東的這段話還持懷疑和指責的態度，就有些不大好理解了。

縱觀20年來指責和批評《正處》的地方和內容，幾乎都針對《正處》中這樣一段人們比較熟悉的文字：“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①]

那么現在怎么看這個問題呢？我認為，在公開發表的《正處》里，毛澤東增加了對我國階級斗爭的分析和論斷，請注意，毛澤東說的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用的是“有時”這兩個字，難道歷史證明毛澤東說錯了嗎？特別是毛澤東用十分明確的、毫不含糊的語言提出“誰勝誰負”的問題，這是《正處》這本著作里一段最精彩的文字和最深刻的理論思想，是全文的精髓之一。

有沒有這樣的一系列修改，是大不一樣的。沒有這樣的話，這篇著作的意義就降低了許多，文章的時效性就大大縮短了。正是這樣的修改，具有畫龍點睛的作用，大大提升了文章的實踐意義和理論意義，使這篇文章的實踐方針和理論思想具有了更強烈、更鮮明的時代精神和更廣闊、更高遠、更深邃的歷史縱深，使這篇文章不僅在毛澤東思想發展史上，而且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占有了極其重要的地位，因而才成為照耀著當代一切馬克思主義政黨和無產階級革命群眾認識和開拓社會主義航向的燈塔。

要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到底是什么，無論從《正處》發表之前的歷史情況看，還是從《正處》發表之后50年的歷史情況來看，歸根結底可以歸結為一句話，那就是毛澤東在《正處》里講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請大家注意，1957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講了一段意思相同的話：“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斗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斗爭，還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②] 毋庸置疑，毛澤東提出的“誰勝誰負”、“誰戰勝誰”的問題和論斷，是一個已經被當代世界史證明了的歷史事實和社會現實。

遠的不說，我國發生的八九政治風波和蘇共亡黨亡國的事情，難道不是一覽無余地證明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毛澤東做出的這樣一種理論分析、政治判斷和事實描述，在經歷了國內外幾十年來一波又一波驚心動魄的歷史風浪后，和平演變從一種思想理論變為活生生的社會現實和歷史現實，難道我們對“誰勝誰負”、“誰戰勝誰”的問題還存有任何一點懷疑、猶豫、僥幸和幻想嗎？

毛澤東提出的“誰勝誰負”、“誰戰勝誰”的問題，涵蓋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諸方面，是共產黨人正確觀察和認識——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社會的切入點，是制定社會主義發展戰略和政策策略的出發點。

馬克思指出，一個時代所提出的問題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它是時代自己內心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③] “誰勝誰負”、“誰戰勝誰”的提問，就是這樣一個反映時代聲音的問題。——這是一個戰略問題，它以最鮮明、最直白的語言表現了新生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相互關系。關于社會主義，難道還有比無產階級要保衛政權和資產階級要復辟更為重要的問題嗎？蘇東劇變揭示了這樣一個道理，“誰勝誰負”、“誰戰勝誰”的問題闡明了——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期間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問題和基本特征，是我們觀察和認識社會主義的燈塔。

社會主義不僅是個國內問題，更是個國際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他們談論社會主義往往也是從國際范圍講的。毛澤東觀察和研究社會主義，寫出《正處》一書，不僅研究了我國的情況，也深入研究了那時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在寫《正處》之前，1956年，毛澤東親自組織并動手修改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樣兩篇文章，所以在《正處》一文中提出“誰勝誰負”的問題，不僅是針對我國的，也是針對那時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只是那時不便于公開說透。

二

早在19世紀70年代，恩格斯分析和總結德國工人運動時說了這樣一段話：“德國的實踐的工人運動也永遠不應當忘記，他是站在英國和法國的運動的肩上發展起來的，它能夠直接利用英國和法國的運動用很高的代價換來的經驗，而在現在避免它們當時往往無法避免的那些錯誤。”[④] 無疑，主動地認識和科學地借鑒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是馬克思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必須經常鍛煉的基本功。毛澤東就經常不斷地演練這樣的基本功。1956年匈牙利事件發生后，在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及時提醒全黨：匈牙利事件“教育了我們中國的同志……我們就要從這些事情中得到教育。這類事情是題中應有之義，永遠也會有的。”[⑤] 毛澤東就是這樣一位不但善于科學地鑒別正反歷史經驗，而且善于運用正反歷史經驗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家、思想家、戰略家。這也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顯著特點。毛澤東是一位嚴肅負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戰略家，所以他說“誰勝誰負”、“誰戰勝誰”這番話，決非一時之興，空穴來風。有了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報告和波蘭匈牙利動亂，我們黨變得警覺了。

后來，1962年，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上告誡全黨：“無論什么時候，現在，將來，我們這一輩子，我們的子孫，都要向蘇聯學習，學習蘇聯的經驗。不學習蘇聯，要犯錯誤。人們會問：蘇聯被修正主義者統治了，還要學嗎？我們學習的是蘇聯的好人好事，蘇聯黨的好經驗，蘇聯工人、農民和聯系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的好經驗。至于蘇聯的壞人壞事，蘇聯的修正主義者，我們應當看作反面教員，從他們那里吸取教訓。”[⑥] 每當筆者讀到這段話是，總是感慨良多。蘇聯的歷史，蘇聯的風風雨雨，簡直就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和真假社會主義的一面鏡子。自十月革命以來，難道還有比蘇聯這樣一個前車之鑒更真實、更深刻、更生動的社會主義教科書嗎？

經過近七年的觀察，毛澤東分析國內外的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實際情況，在1964年進一步指出：“如果我們和我們的后代不能時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級領導權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而被修正主義者所篡奪，則我國還可能要走一段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⑦] 看來，毛澤東確實從五十年代的蘇共二十大和波蘭、匈牙利事件中接受了教育，增長了才干，而那些事件的當事人（政黨、國家）已經作為失敗者被趕出了歷史的舞臺。

1964年中蘇論戰，毛澤東修改“九評”這篇文章，增加了這樣一段話：“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斗爭，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幾十年內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在時間問題上，與其準備短些，寧可準備長些；在工作問題上，與其看得容易些，寧可看得困難些。這樣想，這樣做，較為有益，而較少受害。”[⑧] ——這才是一個戰略家說的話，也體現出一個戰略家的眼光和作為。為了防范風險，取得經驗，必要的時候就得勒緊褲腰帶，付出一筆學費。北京八九反革命暴亂和蘇東劇變，雄辯地證明了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理論所具有的視穿千秋的歷史眼光和時代精神，折射出毛澤東——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政治家、戰略家所具有的勇于探索、敢于實踐的科學勇氣和戰斗品格。

毛澤東根據那時共產主義運動所取得的經驗教訓，提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表現了毛澤東的思想方法和領導方針這樣一個特點：“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沒有事先的計劃和準備，就不能獲得戰爭的勝利。”[⑨]“所謂預見，不是指某種東西已經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現了，在眼前出現了，這時才預見；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遠，就是說在地平線上剛冒出來一點的時候，剛露出一點頭的時候，還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時候，就能看見，就能看到它的將來的普遍意義。”毛澤東很早就提出了“沒有預見就沒有領導”，“沒有預見就沒有一切”，“為著領導，必須有預見”的口號。[⑩] 思想上理論上的科學預見和實踐上工作中的積極主動，是毛澤東的一個特點，也是毛澤東的一個過人之處。毛澤東的一些想法、提法和做法，往往使人感到具有某種巨大的前瞻性，又一時難于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在毛澤東的工作中，你看不到那種東一榔頭、西一棒子的救火隊式的應急行為，看不到那種頭疼醫頭，腳疼醫腳，臨渴掘井，疲于應付的忙亂現象，而是將問題解決于萌芽狀態。由于毛澤東有這種見微知著的觀察能力和判斷能力，所以他總是能在人們想不到的地方發現問題，提出問題，把工作主動地做在前面，主動地開拓工作的局面。無疑，沒有這樣的戰略眼光和行為能力，列寧不能成就十月革命，毛澤東也不能成就中國革命，不會開辟出社會主義的道路，也就不可能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和戰略家。

三

毛澤東防修反修的實踐和理論，也是在歷史的曲折中進行和發展起來的，有的時候，有的方面，甚至是通過某種看似扭曲的方式創造性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當我們剝離開毛澤東階級斗爭實踐上的擴大化病灶后，就顯露出了它強健的肌體。毛澤東做出的防修反修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許多實際行動，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是開創性的，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增添了許多前所未有的內容，從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理論思想，并取得了十分寶貴的實踐成果和理論成果。歷史的曲折性和復雜性，常常向人們展示了這樣一種社會現象和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在歷史上，許多革命的、先進的、科學的、正確的東西，有的時候是通過某種間接的、扭曲的方式表現出來，發展起來的。在現實生活中，形式與內容的背離，現象和本質的沖突，原因與結果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需要人們仔細地加以辨認和區分。正像馬克思在《資本論》指出的那樣：“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余的了。”[11] 階級斗爭學說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最高科學，只有經過長期地、艱苦地學習和實踐，才能逐步理解和掌握。不經過長期深入的觀察、研究和實踐，以急功近利的眼光和立竿見影的要求，是不可能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

蘇共亡黨蘇聯亡國的前車之鑒，已經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留下了極其慘痛的教訓。無疑，在階級斗爭問題上，如果我們不能把我國六七十年代實踐中的擴大化錯誤與非擴大化的正確的理論和實踐嚴肅地科學地區別開來，如果我們不能繼承和發展毛澤東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理論遺產，我們可能會犯絕大的錯誤。在階級斗爭問題上，在這方面，無論是毛澤東的理論思想、斗爭實踐，還是經驗與教訓，對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來說都是一筆極其寶貴的、特別豐厚的財富，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也是世界人民今后繼續進行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和防止和平演變斗爭的取之不盡的思想源泉和偉大力量。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必須樹立起這樣一種堅定不移的思想認識，科學地總結和運用毛澤東的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和防止和平演變的理論思想和實踐經驗，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思想界一項必須經常進行的思想任務和工作任務。

這里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對全黨的理論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提出了這樣的要求：“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工作是不能離開現實政治的。我這里說的政治，是國內外階級斗爭的大局，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現實斗爭中的根本利害。不能設想，離開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計革命斗爭的實際發展，能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理論家。”[12] 鄧小平明確地告訴人們，他在經濟問題上講了一些話，“都是從政治角度講的”。他把“發展經濟”確定為“一個政治目標”。[13] 鄧小平的論述告訴了我們這樣一個實實在在的道理，在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歷史時期——社會主義社會中，社會生活和社會實踐的各種形式如政治、經濟、文化等，是在這樣或那樣的階級關系和階級交往中進行的，不存在脫離了階級關系的單純的獨立的經濟建設和文化生活，而馬克思主義本身及其發展更是離不可國內外的階級斗爭。鄧小平的這個思想，對我們理解毛澤東是怎樣進行理論創新的，對我們理解毛澤東是怎樣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對我們理解毛澤東為什么能夠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提供了答案。

[①]《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頁。

[②]《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頁。

[③] 馬克思：《集權問題》(1842年5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頁。

[④]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1970年第二版序言的補充》(1974年7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6頁。

[⑤]《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1月)，《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8頁。

[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頁。

[⑦]《在徐冰〈關于中央統戰部幾年來若干政策理論性問題的檢查總結〉上加寫的一段話》(1964年1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頁。

[⑧]《對〈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稿的修改》(1964年7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頁。

[⑨]《論持久戰》(1938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頁。

[⑩]《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1945年5月)，《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6頁。

[11]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3頁。

[12]《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79年3月)，《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頁。

[13]《我們的宏偉目標和根本政策》(1984年10月)，《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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