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條件成熟的時候總結80年代

 祝東力

《八十年代訪談錄》將剖析的對象當作反思的主體，僅僅局限于文化表象的范圍，要想真正理解80年代，是不可能的。

近一兩年以來，“80年代”已漸漸成為國內文化界的一個流行概念，一個熱門話題。造成這一現象或曰征候的原因是：我們當前的時代境況，與80年代已經有了實質區別——換句話說，“80年代”與我們今天之間的歷史距離已經足夠遙遠，以至于作為一個歷史“對象”或“客體”，其輪廓已經完整清晰，也就是說，把握和分析“80年代”的客觀條件，已經成熟了。

當然，社會時間不會完全吻合于物理時間。作為社會時間的80年代，起始于70年代末——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和1979年1月中美建交，這兩個“改革”、“開放”的標志性事件，構成了80年代的真正起點。需要指出的是，整個80年代由多個層面組成——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等，其中文化作為社會的表象與社會的深層即政治經濟狀況，構成了復雜的互動關系，對這種關系的把握，超出了單一學科的知識和視野，而需要一種跨學科的、綜合性的理論和方法，應該說，這正是一種原初狀態的“馬克思主義”。

與政治經濟領域相比，文化界的“80年代”開始的時間更早：1977年11月作家劉心武發表短篇小說《班主任》，成為新時期文學的起點。《班主任》中的主人公團支部書記謝惠敏，具有“強烈的無產階級感情、勞動者后代的氣質”，愛憎分明，性格潑辣倔強；另一方面卻“單純地崇信”，愚昧無知，思想極左，用作家本人的話說，她是“‘四人幫’給我們教育戰線造成的內傷”的一個標本式人物。實際上，在今天看來，謝惠敏身上重疊著當代文藝的一系列經典形象，這是一個“黨的女兒”的系列，我們從中可以隱約辨認出劉胡蘭（雕塑《劉胡蘭》）、吳瓊花（電影《紅色娘子軍》）、李鐵梅（現代京劇《紅燈記》）、李雙雙（小說《李雙雙小傳》）……。她們苦大仇深，勇敢堅定，本能式地擁有階級覺悟，而且不同程度地淡化了女性特征（“不愛紅妝”）。在十七年和文革時期的革命文藝傳統中，這個系列是英雄人物形象中最主要、最基本的類型之一?？墒?，在“80年代”的這個文學起點上，通過劉心武筆下的謝惠敏，這個經典的“黨的女兒”的形象系列，被解構了。

在80年代的文化思想界，文學代表感性的一端，而哲學則代表理性的一端。在1980年前后傷痕文學、反思文學興起的同時，哲學界也展開了關于人性、異化和人道主義的討論，其支配性的結論成為當時理論界的流行口號：“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在那個時期，文學和哲學的總體取向，是強調人的自由、價值、尊嚴、權利，它所針對、所批判的是國家體制和權力——這就是80年代“啟蒙主義”的內涵。

向前追溯，從1949年以后，新中國在國際范圍內實行武裝割據，同時也遭受美國的戰略包圍，長期承受著巨大的政治經濟壓力。這種環境，迫使新中國采取了一種“準戰爭體制”，包括計劃經濟、管制型社會和傳統革命價值觀。這種體制，以國家整體安全和利益為目標，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對許多個人的壓抑和對民主的傷害，特別是，以政治運動為形式的社會動員和整肅機制，多年來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人道主義災難，積累了大量社會問題。1972年，隨著中美戰略和解，“準戰爭體制”面臨轉型，一種新的“和平體制”將取而代之。

但是，由于文革的打擊和挫折，國家體制在80年代已經沒有能力全面主導這次重要的歷史轉型了。尤其是在文化思想領域，在國家體制外剛剛崛起的精英知識分子，倡導了思想啟蒙運動。他們對于上個時代的傳統革命價值觀，不是采取調整、再造和升華的方式，而是簡單地、同時也是相當系統地清理、反叛和顛覆。他們排斥集體主義和國家意識，聲稱“不屑于做時代精神的號筒”，要求回到個人和自我。在中國，整個80年代，是價值觀念被徹底改造重塑的時期——因此，人文學術，特別是文學和哲學成為那個時代的“顯學”。從80年代初期的中短篇小說和哲學討論，到80年代中期的報告文學和中西文化比較，再到80年代后期關于政體改革的討論和電視片《河殤》，最后到廣場和街頭運動，80年代的啟蒙主義從抽象到具體、從理論到實踐，走完了自身的全過程。這種啟蒙主義，以反傳統反封建為訴求，它同一切啟蒙運動一樣，其實質是在價值觀念和符號象征的層面上消解和批判國家體制和公共權力，解脫一切國家權力的束縛，而為日后資本和市場的支配地位，提供思想基礎和輿論環境——也就是說，80年代的“啟蒙”，相反相成地為90年代的“市場”開辟了道路。

正如要認識80年代的起點，就必須追溯上一時代的狀況那樣，我們只有勾畫了90年代的特征，才能清晰地理解80年代的結局。與80年代的“提前”不同，90年代的開端可以說是“滯后”的——實際上，中國的“90年代”是以1992年鄧小平南巡和中共十四大為標志而啟動的，換句話說，90年代的社會特征自1992年以后才真正呈現出來：即市場經濟和威權政治雙重體制下面的高速增長、貧富分化、吏治腐敗、城市化以及消費文化的興起。在國家與市場、權力與資本的兩面夾擊下，80年代的老啟蒙主義迅速衰落，被功利主義的世俗理性全面覆蓋。因此，在90年代，文學、哲學這些80年代 的“顯學”迅速邊緣化，經濟學取代了人文學術，占據知識界的首席——其原因在于，由國家權力主導的市場經濟快速推進，不是價值觀念和象征符號的轉換，而是赤裸裸的利益分配，成為了90年代的主題。

總之，毛澤東時代的“準戰爭體制”所遺留下來的民主問題和人道主義債務，包括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經歷了權力重新集中和恢復秩序的保守化過程——這成為80年代啟蒙主義出現的歷史前提。而90年代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經濟人”倫理，即個人利益最大化原則，也恰恰是由80年代回到個人、張揚個性的“啟蒙主義”奠定了思想和輿論基礎。這就是80年代的“前因”與“后果”。

如上文所述，80年代的文化思想作為一種表象，折射了更深層的政治經濟狀況，其本身當然是解剖和分析的對象。然而，像《80年代訪談錄》那一類讀物，卻將剖析的對象當作了反思的主體——僅僅局限于文化表象的范圍，是根本無法理解80年代，乃至任何一個時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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