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東力：對潘維《《論現代社會的核心價格觀》的評論（發言整理稿）
文章我都看過了，我認為論述的相當系統。剛才有專家講到，說是提出了一個好的問題，但給出了一個壞的答案——不管怎么說，潘維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平臺，大家可以繼續深入討論。
這個問題我也已經關注幾年了，2004年有一次講座講的跟這個核心價值觀是一個問題。這是一個需要哲學、思想史、文化理論、政治學、社會學等等共同研究的綜合性的課題。首先，我把潘維的文章放到我的視野里來理解，把它看作反思改革開放的一系列討論的深化。關于改革開放的反思，這些年來提出了一系列話題，比如三農問題、外資政策、貧富分化、出口導向、戰略產業、國家安全等等，從各個層面、各個角度反思了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問題。但是，核心價值觀應該說是一個更深層、更本質的問題。在我看來，核心價值觀出了問題，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所有問題當中真正的癥結所在。所謂政治腐敗、國企低效等等，說到底，都是精英階層缺少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來抵消外部的各種誘惑。所以，是一個核心價值觀或者一個精神世界崩潰的問題，當前的所有問題都可以追溯到這個精神層面。
簡單回顧一下中國歷史。兩三千年以來，中國有一套完備的核心價值觀或者說信仰體系，如仁義禮智信、天地君親師，這些東西支撐了歷朝歷代，使中華民族延續了3000年，成為世界的文明中心之一。這是相當成功的。
但是近代以來，因為屢戰屢敗，這個核心價值觀經過八九十年時間被打垮了。到五四的時候，中國的精英知識分子就自覺自愿地放棄這一套實踐了兩三千年的價值體系。五四時期流行的是進化論的價值觀。但進化論在知識界占主導地位沒有多長時間，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確立了馬列主義的主導地位，這個核心價值觀或價值體系延續了四五十年，一直到70年代。我們今天面對這個精神世界崩潰的局面同馬列主義為核心的價值體系衰落是直接相關的。這個價值體系的衰落有這么幾個關鍵點：
第一，1971年的林彪事件，這是使中國持續半個多世紀的革命敘述中斷，革命故事講不下去的一個大事件。
第二，1981年對文化大革命的全盤否定，加劇了革命敘述的中斷，使整個20世紀中國革命的邏輯都出了問題。
第三，接下來就是八九事件和1991年12月蘇聯解體，使得政治精英的信念崩潰了。
前段時間，有一本香港雜志《海岸線》上發表了前中共云南省委書記令狐安的文章，其中說到，蘇聯解體給許多黨內高層官員打擊非常大。從那個時候起，腐敗全面鋪開了。腐敗，本質上就是缺少一種精神力量平衡各種現實誘惑。如果有一種精神力量存在，就會有一整套相應的文化，讓人們平靜地面對金錢、美色、權力等等，就不會有這么普遍的腐敗。
這是我對潘維文章的意義和有關核心價值觀問題的看法。下面我對他文章里面的一些邏輯提出一些個人意見。
他提出了七個層面的核心價值觀，形成了一個互動的精神動力學的結構。但是我認為，在七個層面的價值觀之外或者說之下，應該還有一個最基礎的支撐力量。我認為，還存在一個人與他自身的關系。我認為這是更根本的，就是人生觀和世界觀的問題，人生的意義是什么，我為什么活著，我活著的最終目的和追求的目標是什么？這應該是七層價值觀下面的最基礎的東西。這是我提出的第一點意見。
還有，七層價值觀的劃分可以簡化為四層甚至兩層，就是個體和整體關系，以及民族國家之間的關系，其他所有價值觀可以追溯到——或者可以從這兩種關系中推演出來。
關于七層價值觀的互動關系，不同歷史條件下它們之間的關系是多種多樣的。還有，特別重要的是，潘維最后提出了核心價值觀的形成問題，怎么樣生成一種新的價值觀并且成為主流，就是說，我們怎樣才能重建核心價值觀？這樣一種價值觀的形成不是知識精英論證研討就能形成的，而是需要一個契機。核心價值觀的生成需要什么樣的前提，整個主流社會形成一種新的價值共識需要什么條件呢？比如說，中國的革命價值觀或者革命信仰體系支撐了幾代中國人完成了幾件大事，比如贏得國家獨立，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在國際社會中成為大國，等等，這些是在革命信仰體系支撐下完成的。革命體系作為一種主流的核心價值觀，它建立的前提是中國近代以來的屢戰屢敗，是亡國滅種的現實壓力和危機感。在戊戌變法之前，譚嗣同曾經非常認真地考慮過中國滅亡之后的問題，所謂“籌辦亡后之事”，包括湖南省要在中國被瓜分之后起什么作用的問題。在創劇痛深的歷史和現實面前，才會激發出這樣一種可以起到支撐作用的信仰體系或核心價值觀。但是，我認為目前中國現在還缺少這一契機。
我就說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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