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價值觀的破和立

黃紀蘇

1840年中華民族遭遇空前危機，其后一百年內憂外患，這就好像身上挨了一刀，血流不止。社會的肌體隨即出現應激反應，仁人毀家紓難，烈士奮身赴死，集體主義、英雄主義、利他主義的社會價值觀深受尊崇，廣為流傳。這套社會價值在中華民族的解放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難以估量。很難設想一幫身陷絕境的半亡國奴，可以像經濟學家為我們指定的“理性人”那樣冷靜地盤算利益，計較得失。世俗化的薩達姆政權隔三差五向將士們發放紅包，懷揣美元的將士見了美軍都跑得無影無蹤——如今“沙漠的雄鷹”老薩虎皮鸚鵡似地呆在鳥籠一樣的地方喋喋不休。而阿克薩烈士旅的人彈源源不絕，炸得以色列吊車推土機日夜轟鳴，不知是在為自己打隔斷，還是在替巴勒斯坦國修長城。新中國建立后，為了在國貧民瘠、虎狼環伺的內外環境下快速發展經濟，這套社會價值非但不能休息還得加班加點，把“大河沒水小河干”的道理唱得家喻戶曉。后來，隨著文革把中國革命推向高峰又推下深谷，這套價值觀被狠狠揮霍了一次之后元氣大傷，從此無精打采。于是個人利己的價值觀吊兒郎當過來，吹著口哨等接班。記得到了文革后期，不少革命歌曲都被少男少女重新填了詞。例如《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頭兩句“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被改成“大海航行全靠我，雷鋒開車我坐車”。大英雄毛澤東靠邊站了不算，小英雄雷鋒成了的哥，拉著“小我”們重新上路。

社會價值轉型的軌跡，首先是林彪事件。集體主義、利他精神還有其對立面個人主義、利己主義，在相當程度上也屬于集體行為，大家互相盯著比著：你利他，那我也利他；他都不利他了，咱還不趕緊利己！這情形有點像股市，大家忽而爭先恐后地買，忽而你追我趕著拋。林彪事件后，中央下發了《五七一工程紀要》，其中“九（屆）二（中全會）以來，統治集團內部爭權奪利的斗爭達到白熱化的地步”云云，所造成的普遍讀后感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的核心集體已經拋出理想主義了，這可是人家二把手的親兒子透露的，咱小老百姓就別攥著那玩意兒不撒手了！那種幻滅，其力度和速度不亞于滑坡或雪崩。接下來是恢復高考，它明明白白告訴大家：社會競爭場上比賽的標準從今往后是“才”是“智”了，以往危難時期所格外倚重的“德”從此退居二線了。其影響是彌漫的，絕不限于莘莘學子。記得后來有個親戚，說起年輕時投筆從戎，沒去中央大學、西南聯大報到而是去了延安，頗有悔色。還有一位樸實忠厚的知識女性，因為毛時代時興謙讓她謙讓成了，到后來評定職稱沒人說她舍己為人,都說她級別這么低可見能力特別差，她撫今思昔怪凄然的。我們最近排了出戲劇《我們走在大路上》，講述近三十年世道人心的變遷，其中有位右派平反后這樣感嘆：

    如今沒人說我當右派不好，兒女們都嫌我右派當得太小――折騰一輩子才折騰了個公費醫療。

接下來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商品經濟的興起，“才能”的重心開始由能讀書善考試向會賺錢敢折騰轉移，當時有“T型人才”“復合型人才”的說法。工具理性得到了進一步的確立，往好里說，“才”的標準更多元、社會更平等了；往壞里說，不擇手段唯利是圖成為人生指南，社會將更會一元更不平等?！洞舐飞稀酚羞@樣的臺詞：

管它正義路西斜街――只抄那道近的

管它紅砂掌黑砂掌――只練那致命的

管它奶媽奶粉――只喝那營養價值高的

管它名醫名妓――只當那紅得不得了的

說你“老實”可不是夸你

說你“邪性”可不是罵你

說你“本本分分”可不是抬舉你

說你“乍乍乎乎”可不是數落你

說你“人挺可靠”是說發家致富靠不上你

說你“混蛋一個”是說將來混得好的可能還就是你

這次社會價值的變遷讓經濟精英如坐春風：

錢跟燈絲似的，咱跟燈泡似的，少女少婦跟撲楞蛾子棄暗投明似的！

同時導致了知識精英的失落不滿，他們當時嘴里老嚼個詞兒叫作“失范”。

想當年寫倆繁體字她就暈，來段朦朧詩她就跟。到如今一說春秋公羊她就翻，一提五德終始她就竄，文化大討論的報導她看也不看，還讓我注意點社會觀瞻，“別老吐沫星子亂濺”！社會結構可以混沌，咱家里頭必須“反熵”――為人妻子不能“失范”。說來我也一肚子中國經典、幾書柜西方文化，怎么就敵不過胡同口三長兩短汽車喇叭！瞧她掏出小鏡子那個照啊，扔下親兒子那個跑啊，不就一鄉鎮企業老冒嘛！改革剛斯斯文文走到魁星閣，怎么一扭身，抄起別人老婆吭吭吃吃又進了高粱地？

追原禍始，八九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知識階層的普遍不滿。而八九的一個重要結果，則是官僚階層的普遍恐慌。記得有個做處長的朋友蘇東解體之際對我說，“想想怪別扭的，你說職務到那兒了被人民群眾拉出去槍斃也認了，咱這九品芝麻官頂多也就是被單位同事吐口吐沫扇倆耳光，還不夠臊的呢！”這恐慌，有的朋友理解為對社會主義失去信仰，怕不大準確。其實早在舉國呼吸吐納鬧氣功熱的時候，那信仰就煙消云散了。與其說官僚階層對主義失去信仰，不如說他們對政權失去信心，不知那兒的工資還能領到哪年哪月，就別提退休費了。凄惶的眼神旋即化作忙亂的腳步，那等不及的，套了救生圈即外國護照就從左舷往水里跳；沉著點的，棄船之前拆走了不少值錢的器材。這種沉船心態、棄船運動持續了很久，直到近幾年外國人都要偷渡中國,船的左舷才稍稍清靜一點。不過右舷卻一直消停不下來：局長主任們喊著改制的號子把貨物從那兒放入黑壓壓的民營化登陸艇。那些個頭不顯但吞吐能力超強的載體穿過半明半暗的天色，興沖沖駛往各家各戶的碼頭。

這樣草草看下來就會明白, 常言所謂“舊的不在，新的沒有”并非以往三十年社會價值觀的實況。個人的、利己的、競爭的社會價值早已接過喇叭指揮我們走了很長的路。這套價值觀的問題，是造成了普遍的“沒有”：沒有信義，沒有尺度，沒有德性，沒心沒肺。原來的那套價值觀不能說沒有這些“沒有”，但要少得多。

那么如何看待并解決這個問題呢？還要回顧一百六十年的大歷史，這段歷史有一脈相承之處，那就是中國走上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跑道，至今也沒跑到盡頭。跑道意味著優勝劣汰，優勝劣汰意味著泰森牌價值觀還得要。泰森牌價值觀在傳統儒家、法家以及自由主義那里都有一些，但在社會達爾文主義中的含量最高。當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依然是霍布斯、達爾文他們說了算。這個事實，如果對美國只是動情還沒到癡情，應該不難明白。問題在于，中國社會內部應不應該弘揚社會達爾文的原則——其實，根本不用三部四委下文件總動員，只要一甩手放任自流，社會三步并作兩步就變成野生動物園。按照一類觀點，對外競爭是對內競爭的自然延伸：對內不能斷其喉，對外如何能食其肉？這個理，我想過去二三十年間中國社會上上下下都深信不疑。結果明白著，群體性突發事件一年多似一年，一個中國差不多變了兩個。受到嚴重傷害的內部關系，不可能不影響到對外競爭力。因此，歷史的輪盤似乎已轉到補偏救弊的階段。這個階段應該更多地強調互利利他的精神，提倡憐貧濟困的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價值觀。不過，也要特別留心不從一個極端滑向另一個極端，要能在動態中把握競爭與合作，利己與利他間的平衡。一個內部長期缺乏競爭缺乏張力的社會，的確無法適應外部叢林的嚴酷環境。不少晝夜唱歌跳舞的原著文化就是這樣把生存的機會跳沒了。

社會價值觀事關靈魂心性，風氣的轉變屬于文化上的慢工細活兒，手術刀對它都嫌粗魯，別說大砍刀了。依靠國家權力強行禁什么糾什么樹什么的辦法，在秦始皇時代都不算好辦法。建構適應和諧社會的價值觀，會是是一個既能動又自然的過程。無論學者還是政府，都要留心有為與無為之間那漂移不定的邊界。

原載《中國與世界觀察》2006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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