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化”語境中談“核心價值觀”

曠新年

帝國正在我們的面前出現。

——麥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帝國》

隨著柏林墻的倒塌，兩個世界重新變為了一個世界。福山宣告“歷史終結”。以“全球化”的名義，世界地圖發生急劇而深刻的變化。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價值失落，意義真空，用祝東力先生的話說，處于一種“精神崩潰”的狀態。北京大學潘維教授《論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觀》一文以深刻的危機意識揭示了“社會核心價值觀的迷失”的現象。無論是對于個人，還是對于群體來說，最大的失敗莫過于價值觀的失敗。明亡之際，士人有一種“天崩地解”的感覺。顧炎武鮮明地區分了“亡國”與“亡天下”：“亡國”只是政治統治的失敗，“亡天下”則是文明和價值體系的崩潰。如果到了文明淪喪、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的時候，布衣百姓也應該起而匡扶世道。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這樣的“天崩地解”的經驗。孔子的時代，禮崩樂壞，那是“天崩地解”的典型。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現代時期，是“天崩地解”最近的一次經驗。

當潘維教授思考“社會核心價值觀”的時候，黃紀蘇先生編劇的《我們走在大路上》以文學的形式體現了同樣的關注。這個戲劇的副標題是“近三十年社會心理史”。戲劇的主題用黃紀蘇自己的一句話來概括就是，“三十年的道路以及行走展示了民族復興與階級分化正負兩種價值”。這個戲包含了憂心如焚的作者對于民族命運揮之不去的憂思，社會分化是作者思考的中心。黃紀蘇把中華民族看作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兩極分化不僅導致了社會震蕩和民族道德的崩潰，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會造成“民族利益”和“民族共同體”的瓦解，導致民族凝聚力的喪失，這個站立起來了的民族可能因此再一次仆倒。黃紀蘇以戲劇和激情的形式回應了潘維對于同一問題的理論思考。二十多年來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導致了中國民族內部嚴重的階級分裂和社會沖突。潘維和黃紀蘇批判了人性惡和原子式的個人主義觀點，反對將這種“叢林原則”運用于民族共同體的內部，反對民族內部的殘酷“競爭”，相反要將中華民族凝聚成為一個整體，形成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去與民族國家外部西方帝國主義競爭。這既是一種世界的視野，也是一種歷史的視野。“民族共同體”的想象要消弭階級的裂縫和鴻溝，呼喚民族的和解與認同。

潘維教授認為，價值觀對于一個社會的構建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用他的話說，“先有南斯拉夫民族觀的崩潰，后有南斯拉夫民族國家的崩潰。”價值觀既是一個社會成立的基礎，同時也是一種文明的最高標志。一個社會或者一種文明推展和追溯到最后，拿出來的是它的價值觀。每一種文明都具有自己特殊的價值觀。不同的價值觀創造了不同的文化和道德，表露為不同的政治和法律制度。

古代中國是一個文明-國家，文明和國家是一體的。在“家國同構”的時代，我們的價值觀是推己及人，一步步往外擴展的：修身治國平天下，從家擴大到國，直至天下，各種倫理關系構成了一個封閉的、完美的同心圓。家族價值觀構成了中國傳統價值觀的基礎和核心：對家施展起來是“孝”，對國施展起來便是“忠”。

潘維指出，“國際觀”是核心價值觀里最薄弱的一層。核心價值觀體系的崩潰往往始于國際觀的崩潰。鴉片戰爭使中國的“天下”破裂，從而展開了中國近代史和“改變中國”的一幕，開始了中國現代價值觀的重建過程。這種價值重建的過程是圍繞著創造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目的而展開的。為了民族的解放，為了建立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一切對于傳統價值的破壞都被合法化了。我們無情地摧毀了一切傳統不適應的政治、法律、道德、文化和價值。19世紀的中國從經濟上來說是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經濟總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以上，甚至超過了今天的霸權美國；但是，卻被西方列強，甚至蕞爾小國日本打敗了，因此，中國被迫從一種“文明”轉變為一個“國家”。同樣，1905年，俄國在日俄戰爭中的失敗也成為了俄國革命的導火索。作為歐洲大國的俄國被一個亞洲的小國日本打敗了，因此引起了俄國現代深刻的社會政治革命，并且最終使俄國在新的價值觀的基礎上在20世紀重建為一個“超級大國”。

潘維將核心價值觀分為七個層次。我認為，民族國家是最關鍵的環節。民族國家是西方“強加”于我們的一個東西。中國作為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是被西方“打”出來的。我們被迫創造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被迫接受了現代西方的民族主義。新的價值觀的置入和確立需要一定的歷史契機。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家族價值觀一次又一次地敗于西方的民族國家價值觀。因此，從晚清開始了中國現代“破家立國”的過程。潘維強調觀念和價值觀對于社會的導向作用，精英們的思想變化，然后引起社會關系的變化。但是，另一方面觀念和價值觀又需要與一定的時代社會相適應。面對民族危機，陳獨秀在《青年雜志》發刊詞里沉痛宣告：“吾寧忍國粹之消亡，而不忍現在及將來之民族不適世界之生存而歸消滅也。”于是，中國一再發生“西天取經”的故事。

近代中國所面臨的是中華民族整體的危機，其歷史任務是擺脫被西方列強殖民、踐踏的命運。從孫中山到毛澤東，中國現代歷史運動的基本目的是，建立一個自主、獨立的“新中國”，即建立一個強大的現代民族國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是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是現代世界最基本的原理，以至于20世紀現實的社會主義也限于“一國社會主義”的形式。中國革命體現了毛澤東對于一種新型的以工農為主體的現代民族國家的構想。毛澤東從“民眾的大聯合”到“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最終歸結為建立一個新型的現代民族國家。馬克斯·韋伯在著名的《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中指出：“全球經濟共同體的擴展只不過是各民族之間相互斗爭的另一種形式，這種形式并沒有使各民族為捍衛自己的文化斗爭變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這種斗爭變得更困難，因為這種全球經濟共同體在本民族內部喚起當前物質利益與民族未來的沖突，并使既得利益者與本民族的敵人聯手而反對民族的未來。”《毛澤東選集》的第一篇文章是1925年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在這篇文章里，毛澤東開宗明義地提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正如美國國家意識形態的代表人物亨廷頓在他新近的一本書中的提問“我們是誰？”毛澤東的結論是：“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于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毛澤東是以什么來劃分敵我呢？他是以與帝國主義的關系作為分清敵我的界線和試金石：誰與帝國主義站在一起，誰就是我們民族和國家的敵人。在《這個世界會更好嗎》一書中，我們看到，梁漱溟晚年有一個反省：他早年一直否認階級，想使中國合起來，可是卻沒有使中國合起來。相反，毛澤東主張階級斗爭，通過分而走向了合，通過階級斗爭使中國團結統一了起來。毛澤東認為，只有最廣大的工農階級的利益才是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中國只有在最廣泛的工人農民利益的基礎上才能團結、統一、強大和鞏固。

潘維和黃紀蘇把弱肉強食的國際關系看作是一種宿命，可是，他們卻企圖在此基礎之上建立一個“人的王國”。他們對于國際關系“弱肉強食”的看法不僅是一種典型的民族主義觀點，而且實際上接受了西方主流的看法：因為沒有一個世界政府，所以國際關系是霍布斯的那種“自然”狀態，也就是說，國際領域不存在正義。確實，現存的國際組織都是建立在軍事同盟之上，一戰后的“國聯”和二戰后的“聯合國”都是戰勝國的組織。安理會五常是五個戰勝的大國。然而，另一方面，孫中山、章太炎、毛澤東都不是這樣看待國際關系的。毛澤東劃分了“三個世界”。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中說：“中國古時常講‘濟弱扶傾’。……所以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于世界負一個大責任；如果中國不能夠擔負這個責任，那么中國強盛了，對于世界便有大害，沒有大利。” 章太炎在《送印度缽邏罕保什二君序》中提出了一種新的現代解放的方案：“他日吾二國扶將而起，在使百行得職，無以蹂躪他國，相互毀傷為事，使帝國主義群盜，厚自慚悔，亦寬假其屬地赤黑諸族，一切以等夷相視，是吾二國先覺之責已！”他們都看到弱小民族的共同命運和共同利益，弱小民族的相互援助、共同奮斗產生了“國際主義”。可見，孫中山和章太炎等人的現代思想和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一開始就包含了批判和超越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內容。中國現代的思想并不是簡單地等同于“啟蒙”和“現代化”，或者“文明開化”。中國現代思想在對于現代西方文明適應的同時也包含了抵抗，在吸收的同時也包含了批判。中國對于現代化道路的獨特探索隱含著超越西方文明的可能性。因此，當孫中山所領導的中國的辛亥革命發生以后，列寧提出了“先進的亞洲”與“落后的歐洲”的看法。在中國，歷史沒有終結。

中國是始終抵抗和唯一沒有被西方殖民主義徹底征服的非西方大國。在中國，現代化并不是“自然地”發生的，而是由于西方的入侵引起的。現代化并不是目的，而是作為“救亡”的方法和手段而出現的。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延續了五千年的文明古國，在歷史上曾經多次被周圍低度文明的蠻族所征服。1840年鴉片戰爭，人們普遍將此理解為“西方文明打敗了中華文明”，人們卻普遍忽視了在和西方相遇的時候，中國正處于王朝周期性的衰落之中，因此中華文明內在的合理性被壓抑了。

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的現代時期有一點像中古“五胡亂華”的黑暗時代。這個佛教流入的時代，天玄地黃，中國處于苦難絕望的深淵，經受著異族征服、天下崩離、文明解體的巨大混亂、黑暗、痛苦和苦悶。當時，西方印度的宗教征服了中國最優秀的心靈。這種大混沌帶來了民族的大融合和文化的大交流，從而產生了更開放的心靈和更輝煌燦爛的文明。隨著中國經濟的成長和政治地位的上升，中國不僅必然重新恢復地區性大國的地位，而且必然重新成為最重要的文明中心之一。與我們通常的成見相反，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是一個極端的現代化主義者，從來沒有人像他那樣給予資本主義如此崇高的贊美。然而，華勒斯坦在《現代世界體系》中文版序言中卻指出：“創立資本主義并不是一件榮耀，而是一種文化上的恥辱。”考古學家張光直在他的許多文章中反復強調，世界文明形成的方式主要有兩種形態，一是西方式的；一是世界式的（非西方式的），也就是中國式的，社會財富的積蓄主要是靠政治程序完成。中國傳統的理想是“公正”，它的反面是“偏私”。自“地理大發現”以及西方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全球化運動以來，古老的東方文明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喪失自身主體性的“洋務運動”過程。這些文明在完成了“救亡”的任務和克服了“殖民”的歷史之后，將重新回復其自身文明的主體性。1930年代，陳寅恪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書》中明確地預言了這一前途。日本學者溝口雄三在與汪暉的對話中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洋務運動是一個剝奪普遍性的運動，這個過程大約要三百年。這期間中國人的文明觀動搖了，似乎西洋優于中國。但一百年后，中國會展現自己的文明特點。到22世紀，人們也就可以用中國的、印度的原理來思考世界的問題，那時洋務運動就該結束了。事實上，這一進程現在已經加速了。中華民族正在面臨著一個“繼往開來”、“返本開新”的時代。

當中華民族以崛起的姿態走向21世紀的時候，甘陽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提出了“從經濟民族走向政治民族”的思考。甘陽在《走向“政治民族”》中指出，中國在進入二十一世紀時將面臨的關鍵考驗是，古老的中華民族能否成熟為韋伯所謂的現代“政治民族”。普法戰爭以后，德國在統一的過程中作為一個新興大國迅速崛起。甘陽認為，中國當今也面臨上一個世紀之交德國所面對的成為一個成熟的“政治民族”的課題。韋伯認為，現代經濟的發展必然促成社會的高度分殊化，從而引起整個社會日益多元分散的離心力傾向，因此韋伯所思考的是，如何使多元分散的社會利益能夠凝聚為民族整體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心力，克服民族分崩離析的狀態。甘陽認為，中國現代經濟和現代社會的發展趨勢，已經歷史性地提出了中國如何走向“政治民族”的問題。進入新世紀，甘陽又進而提出了“從民族國家到文明國家”的思考：20世紀中國的中心問題是建立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而21世紀中國的中心問題則是重建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國家”。他指出，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文明”是“現代國家”的源頭活水。

“改革開放”作為一種政治合法性和意識形態的武器已經被濫用了二十多年。今天，利益分化不斷深化的結果形成了“斷裂的社會”，“共識破裂”，社會沖突日益加劇。利益的高度分化使得“不爭論”已經成為不可能了，而“不爭論”本身最終導致一個民族思想機能的喪失。“共識破裂”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袁偉時和上海的“歷史教科書事件”以及革命史觀與買辦史觀的尖銳對立。袁偉時和朱學勤等人的買辦史觀將“殖民”詮釋為“文明”，否定從孫中山到毛澤東的現代中國艱難重建的革命歷史過程，挑戰和解構現代民族國家史觀。

所有的價值都具有歷史的相對性，都受到時間和地理的限制，沒有超時代、超社會、超階級、超歷史的永恒價值，所有的價值觀都是一定社會歷史條件的產物，尤其是與生產方式有密切的關系。價值觀是歷史地形成的，它與具體的歷史情境、共同的歷史記憶有關。它不是根據推理或模型建立起來的，是不能強迫接受和強行灌輸的。一定的價值觀形成相應的共同體，同時一定的媒介也創造新的價值認同和共同體。口傳的方式創造了部落社會，而大航海則創造了“世界”。有人將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與印刷的發明和出現聯系起來，提出了“印刷資本主義”的概念。今天，網絡和衛星電視已經進一步把“世界”變成了“地球村”，因此，一個新的全球化過程正在出現，一種新的“想象的共同體”和價值認同正在創造之中。價值建構是人文學科尤其是文學的重要功能。文學的作用就是將價值觀和現實接合起來。任何一種新的價值觀都是“陌生的”和“不自然的”。小說和敘事的目的就是要把“不自然的”變成“自然的”，把“陌生的”變成“熟悉的”。盧卡奇在《敘述與描寫》中指出，敘事作品中“這種本質的東西，即人及其社會實踐，越是顯得不是推敲出來的藝術品，不是他的藝術造詣的成果，越是顯得是某種天然生長出來的、某種不是發明出來的而只是發現出來的東西，那么他就寫得越是富有魅力，越是帶有普遍性。”文學作品借助于情感和想象力潛移默化的作用，用故事征服世界。因此，杰姆遜認為，所有的敘事都包含了意識形態。如果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生產的不是想象力和價值認同，而是變成了“盯關跟”，那么，它就是最大的失敗。

一方面，所有的價值觀都是歷史地形成的，都是特定時空的產物；但是另一方面，所有有生命力的文明都宣稱自己的價值觀是“普遍的”，“普世的”，“普適的”。我不贊同用消極的“中國國情論”和“亞洲特殊價值論”來拒絕“普世的價值”，而是相反要將自己的價值積極地建構為“普遍的價值”，以自己的價值觀去與其他的價值觀進行競爭。歸根到底，各種價值是互相競爭的。越是具有生命力和生長性的價值，就越是具有凝聚力和結合力，就越是能夠引起更多的人響應和共鳴，就越是能夠結合和產生更大的“群”。不論是漢唐的中國、羅馬帝國、大英帝國，還是現代的美蘇帝國，都宣稱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它們都認為自己的價值觀是全世界全人類共同的價值觀，代表了人類普遍的價值理想。共產主義宣稱它是普適的，是全人類最高的價值觀，是一種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新的價值觀。共產主義曾經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吸引了當時世界上最優秀的人物，形成了國際性的運動，出現了“紅色的30年代”。就像今天的美國輸出“民主”，蘇聯和中國也曾經輸出“革命”。因此，不論是古代，還是現代，所有文明的發展都具有“帝國”這一潛在的趨勢。

馬克思主義繼承了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以來的西方現代思想文化遺產，這種思想是以“全人類”為地平線，以“人的解放”為主題。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是通過對于自然的征服解放人，這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培根的功利主義。這也是培根所說的“知識就是力量”的含義。20世紀殖民地民族主義運動通過首先解放民族而使人獲得解放。毛澤東思想認為需要通過階級的解放才能獲得民族和個人的解放。民主成為了一種普遍的價值，成為了現代（民族國家）政治合法性的來源。阿馬蒂亞森堅持認為，民主價值觀是普適的，如果中國是民主政治，就不會發生1950年代末的大饑荒。

“國家”是19世紀西方列強強加于我們的，民族國家的意識是由于西方的入侵而發生的。在中國，首先有了“國家”的啟蒙，然后才有“個人”的啟蒙。也就是說，為了“國家”而創造“個人”（國民），“個人”從“家族”中被“解放”出來，最終是為了被組織到更大的結構——“國家”之中去。中國現代價值觀的重建是圍繞著創造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或者說“救亡”這一基本目標而展開的。為了“國家”這一目的，一切對于傳統價值觀的反叛都被鼓動起來，孝道、婦道等傳統的禮教制度被無情地摧毀，在古代“大逆不道”的事情在現代反而成為了值得自豪的英雄壯舉。為了“國家”這一目的，中國傳統價值觀發生了全面的崩潰和重建。俗話說，綱舉目張，當我們討論中國現代核心價值觀的時候，就必須抓住“現代民族國家”這個綱。20世紀一切價值觀都被迫服從現代民族國家的目標，一切價值都被統攝于“民族國家”的目的之下，一切的價值都由“民族國家”重新整理、安排和規劃。

當今，我們處于美國所主導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或者說面對一個“帝國化”的過程。帝國并不是窮兵黷武，也不是富甲天下，而是普遍的文明和秩序。用麥克爾·哈特和安東尼奧·奈格里的話來說，“將倫理與法律的契合性和普遍性推到了極致：帝國境內天下太平，帝國保證所有的人得到公正。”“帝國”是一個由“國家”到“天下”的過程。帝國沒有邊界，它的統治包括了整個“文明的”世界。在帝國化的過程中，現代民族國家的“主權”必然受到挑戰，并且必然引起價值觀整體性的重建。價值渾沌和多元化或者說“社會核心價值觀的迷失”是轉型期或過渡時代必然的現象。科索沃戰爭宣示了“人權高于主權”新的價值概念，因此自由派的朋友奔走相告。用他們的話說，如果再發生六四事件，美國的坦克就可以到天安門來保護“人權”了。上海教科書明確地以“文明”來消解民族國家的主體性和對于民族國家的價值認同。是帝國，還是民族國家？這決定了哪一種價值觀成為核心的價值觀。袁偉時和朱學勤代表了“帝國”的價值認同，他們明確主張消解民族國家的價值認同。潘維和黃紀蘇則代表了對于帝國化的抵抗，他們企圖維護民族國家的主權和價值認同。

龍應臺曾經傲慢地聲稱，“請用文明來說服我”。龍應臺的論述很容易被我們輕忽，其實她的說法極具挑戰性，必須被嚴肅地對待。在今天，我們必須拿出自己的文明、自己的價值觀，而不是“空洞”的民族國家或“主權”。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對帝國最有力的抵制，像甘陽所說的那樣，就是中國必須重建為文明-國家。隨著中國、印度這些古老文明的復興而形成的新的世界，將可能像“軸心時代”一樣，各種文明重新回到自己原來的地位。

2006/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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