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堡戰役后，河東紅軍主力穩住了陣腳，局面也大為改觀。

　　雖然河東紅軍主力的生存危機尚未根本解除，但從后來的情況發展來看，他們實際上已經熬過了因寧夏戰役流產所帶來的“黑暗低谷”，“勝利成果”也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從環境上來說，胡宗南部主力停止進逼暫取守勢，那個“萬不得已”時要付諸實施的“作戰新計劃”至少也可以緩行，部隊可在現地獲得休整，蘇區可得進一步鞏固……

　　而從國共正在進行的秘密談判的大局上來說，共產黨的地位也隨之得到了增強。

　　寧夏戰役流產而“徐陳”組成“西路軍”之際，國民黨談判代表陳立夫給共產黨談判代表潘漢年開出的價碼是：⑴紅軍可縮編至三千人，其余由寧方編遣⑵師長以上官佐由寧資遣出洋考察，半年后回國按材錄用⑶可派代表參加國會及在各軍政機關工作，并要求周恩來赴寧與蔣介石“面談”；而山城堡之捷后，中共中央更有底氣地堅拒了這個苛刻的條件，故而到了“西安事變”爆發前的12月初，國民黨方面這個“紅軍縮編至三千”的價碼，就變成了“三萬”[1]。而就是這個價碼，中共中央也再度明確表示了拒絕：“紅軍僅可在抗日救亡之前提下承認改換抗日番號，劃定抗日防地，服從抗日指揮，不能減少一兵一卒，并須擴充之。彼方如有誠意，須立即停戰，并退出蘇區以外，靜待談判結果”，“我們決心以戰爭求和平，絕對不作無原則讓步”。[2]

　　討價還價是談判桌上的常生態，但價碼取決于籌碼，那還是服從統計規律的。

　　而戰場較量之勝負得失，就是權重極高之籌碼，雙方勢在必爭：蔣介石在開出的價碼未得滿足之后，必欲發起新的進攻以圖勾銷共產黨手中那不多的幾個籌碼；而志在“肩負起挽救民族危亡領導責任”的共產黨人，自然也不會在“彼方步步進逼，要價日增”的前提下接受“招安”之局。如此，共產黨人除了開展廣泛的統戰工作，在“各方面造成停止進攻紅軍的運動，先醞釀，然后發動。一處發動，到處響應，以此迫蔣停止剿共”外，更重要的，還要準備以戰場上的勝利來贏得自己的生機。

　　山城堡之捷后，毛澤東和彭德懷等就擬再戰胡宗南，以鞏固和擴大有利局面。

　　11月26日，中革軍委發布命令：“任命彭德懷同志為前敵總指揮，任弼時同志為政委。除西路軍外，一、二、四方面軍及其他兵團，人民武裝，統歸前總指揮”[3]，這意味著河東紅軍三大主力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統一指揮”。同日，毛澤東在致彭德懷電中通報國際國內形勢后，特意指出：“紅軍能在定、環地區熬過一個月就好。[4]”

　　30日，毛澤東電示彭德懷：“敵進則堅決消滅之，數日內敵軍仍有進攻可能[5]”；而彭德懷則于當日24時致電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國燾，提出：“丁師慘敗后，蔣、胡已感困難，引起了戰術上的變化。在一月內我求得再打一戰，消滅胡部四個團左右，可引起戰略上的變化，使之不能不暫取守勢。如一個月內不能求得戰爭，打成相持局面，我得休息整理，使三個方面軍進一步團結和一切行政、戰術初步統一起來，……[6]”

　　彭德懷還對河東紅軍主力行動方向提出了建議：

　　⑴向西政治上不利。經過高山草地，回民區域，給養不易解決，衣服鞋襪不能克服寒冷。

　　⑵向南政治上好，以出河北抗日為目標，雖布〔師〕出有名，亦可擴紅籌款，但有使張、楊為難，且可吸引蔣向陜、甘增兵。胡敵不聽我們調動，而乘隙進攻鹽池、定邊，聯成寧夏、陜北封鎖，進占保安，動搖基本蘇區。

　　⑶向東以援綏抗日，準備在神府東渡，政治更好，更可保全蘇區以東，赤化安邊、橫山、榆林、米脂、神木、府谷、吳堡、東勝、河曲，發動蒙民鞏固北面防線，在圍攻榆林、米脂下調動二高。集中恢復瓦窯堡及陜北蘇區，紅軍得以休息訓練，惟擴（紅）、籌資較差。但這一行動前盡可能在定、安、鹽、環四縣之間，在定開始主力戰時，我軍正式發表宣言援綏抗日。故第三方案在各方面說來均較好。[7]

　　次日凌晨3時，毛澤東與日前到達保安的周恩來、朱德、張國燾聯名致電河東紅軍前敵總指揮彭德懷、政治委員任弼時，指出河東紅軍主力的“當前行動方針”還是“就地堅持，準備打胡”：

　　甲、李毅承認盡力使全線停止，但又承認無法長，該方面蔣不愿取長期守勢，我軍仍須一面整理，一面準備作戰，再打一仗則大局已定。

　　乙、一、二月后，綏遠、西北、全國有起較大變化可能，李毅建議我軍熬過一、二個月。

　　丙、十二月確定在現地區，以隨時準備打胡姿態，加緊休息整理，最小限度經費可以解決，衣服可以做齊。[8]

　　雖然生存危機尚未完全解除，但從這些切切實實的謀劃中仍然輻射著堅強的信心。

　　同一天，毛澤東起草的朱德等紅軍將領名義致蔣介石的信中，更是洋溢著一派豪情：

　　吾人雖命令紅軍停止向先生之部隊進攻，步步退讓，竟不能回先生積恨之心。吾人為自衛計，為保存抗日軍隊與抗日根據地計，不得已而有十一月二十一日定邊山城堡之役。夫全國人民對日寇進攻何等憤恨，對綏遠抗日將士之援助何等熱烈，而先生則集全力于自相殘殺之內戰。然而西北各軍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戰陣知之甚悉，彼等之心與吾人之心并無二致，亟欲停止自殺之內戰，早上抗日之戰場。即如先生之嫡系號稱勁旅者，亦難逃山城堡之慘敗。所以者何，非該軍果不能戰，特不愿中國人打中國人，寧愿繳槍于紅軍耳。人心與軍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捫心一思其故耶？[9]

　　懇切動人的語氣背后是勝利注入的底氣，言語所輻射的力量自然就大于了言語本身。

　　看形勢也好，找機會也好，都只能立足于自身。

　　遺憾的是，這樣立足于自身的信心，在西路軍主要首長身上，卻日漸消褪。

　　被視為西路軍大敵的毛炳文第三十七軍西渡和東返期間，西路軍首長實際上已經開始對“馬家軍”有了更接近清醒和客觀的認識，當然也對自己此前信心滿滿打包票要完成的“任務”所面臨的困難有了切身的感受。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其實與河東主力是一樣的：如何立足于自身，尋求擺脫生存危機的辦法！

　　毛澤東、周恩來等提出的辦法可以概括為：“集中兵力打殲滅戰”、“保持東邊回旋余地”，以戰斗的勝利來開展局面——甚至具體到了“凡打兩團以上之敵，二兄均宜親自指揮，親自看地形，親授干部以機宜”。這樣的“指示”在今天的人們看來屬于“老生常談”，而在一些親歷失敗有著糾結心態的當事人看來，也大有“站著說話不腰痛”且“不著邊際”之嫌。

　　所以當時徐向前起草的“徐陳”對毛澤東等的回復是：“我們現無能集優勢兵力[10]”。

　　數十年后，他在《歷史的回顧》中總結道：

　　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我軍進行戰役戰斗，歷來重視集中兵力，形成拳頭。而西路軍擔負的任務及所處的地形條件，卻使兵力的集中，受到極大限制。開始，我們對馬家軍的戰斗力估計不足，有輕敵思想，西進時兵力不夠集中，古浪一仗吃了虧。“亡羊補牢，未為晚也！”然而，當此之時，建立根據地的任務擺在面前，壓倒了一切。我們想集中兵力，事實上卻集中不起來。河西走廊是條“弄堂”，地勢狹長，堡寨稀疏，走上幾十里地，見不著一戶人家。每個堡寨，一般頂多能夠容納一營的兵力，堡寨周圍，盡是荒涼的戈壁灘。兩萬多部隊停下來建立根據地，要占據地盤，要吃要住，能不分散嗎？這樣，就在從山丹到涼州的三百多里地段里，拉成了“一字長蛇陣”。中央要求我們“集中兵力”，“齊打齊進’，原則上沒有錯，但實際上是同建立根據地的任務和當地的地形條件相矛盾的。我們提了不同意見，沒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壘，就地堅持。要想集中兵力擊敵，擺脫被動挨打的局面，真比登天還難。[11]

　　這也許是言之成理的理由，卻是一個無法重新通過實踐驗證的理由。數十年后再重新檢點，無論什么人怎么去質疑，都難逃“站著說話不腰痛”的反詰。可問題在于：如果不考慮東返，除了“集中兵力”、“齊打齊進”，還能有什么贏得生存發展機會的更好辦法？“建立根據地”與“占據地盤，要吃要住”，真的就對立得互不相容？中國工農紅軍在土地革命戰爭中的革命根據地，又有哪一個是僅靠“占據地盤，要吃要住”發展起來的？建立根據地的首要前提是“擊破敵人的進攻”！不擊破敵人，一切皆無從談起！而“集中以應付敵人，分散以發動群眾”，這不也是紅四方面軍將士們在經營建設鄂豫皖、通南巴這兩大根據地的實踐，多次使用過的有效辦法么？

　　而遍查這個時期西路軍作戰紀錄，沒有一個團以上建制的殲滅戰。

　　數十年后，《歷史的回顧》在批評中央后拿出的辦法是：繼續西進，取得國際援助再回師橫掃而東進。這個問題我們在前面已經作過剖析，這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取的！而且，就他所陳述的關于地形、就糧等種種不利于“集中兵力齊打齊進”的困難條件來說，在“繼續西進”的進軍沿途也是同樣存在甚至還有可能更為惡劣的！——同樣有“要吃要住”的問題而且還更困難！如此，向中央要辦法，可遠隔數千里之外的中央還能給出什么辦法？把這“比登天還難”的原因，歸咎于“建立根據地”的任務——這可是渡河之初他們要來而且信心滿滿保證能完成的啊！公道不公道哩？東返？他們此前此后都不愿意考慮而且的確也存在不少困難；西進？不僅取決于西路軍能否在西進途中克服與“建立根據地”同樣的困難，還取決于如何與“遠方”援助物資到達的時間相契合——而這又并不是當時的中共中央所能左右的，甚至“遠方”也不一定能左右：兩度變換接濟地點，物資蹉跎往返轉運，運抵安西的時間怎么提前得了？

　　要說“比登天還難”的話，中央豈不是“比登天更難”？

　　這個情況，中共中央在此前此后就再三對西路軍首長表明過的！11月25日，毛澤東在對西路軍首長作戰部署的回電中，更是決然地要他們打消對“遠方援助”不切實際的幻想：“遠方接濟，三個月內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團結奮斗，打開局面[12]”。

　　如此，除了“就地堅持，打開局面”，還能有什么擺脫生存危機的良方？而要“就地堅持，打開局面”，不先“集中兵力各個擊破敵人”，還能有什么破解困局的妙招？雖然此間遭遇的確是此前從來沒有遇到過的困難，河西走廊的地形和“馬家軍”快速機動能力也的確在很大程度抑制了紅軍戰力的發揮。但正因為如此，才更需要以極大的堅忍和耐心集中兵力創造各個殲敵的機會！……

　　舍此，絕無任何贏得生存發展機會的可能。

　　對此，西路軍失敗后回到延安的陳昌浩終于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與檢點：

　　（當時我們）未以擊滅敵人為接通遠方之基本條件。如果正確估計到甘北敵情、地形及戰局內容與戰略要素，不能擊滅當前之敵，是不能希圖完成其某種戰略任務，何況西路軍當前任務之如此巨大，不擊滅二馬至少給予嚴重與基本打擊，迫其一時停戰是不能完成“接通遠方之任務”的，然在當時我們有著這樣的估計：

　　A、以敵力及地形對敵之優勢，毛炳文部之繼進，不愿在涼州以東與敵作不利之決戰；

　　B、以為相當團聚兵力接次或集結前進，在極力講求避免決戰條件之下，可以先進入甘肅、玉門、安西，先接通遠方得到補充再與二馬決戰；

　　C、企圖執行限期占領甘、肅二州與安西之任務，而唯恐損失實力不能按期完成任務。

　　這樣觀念，若有相當根據，然在實際上既不能逃避決戰，在敵人緊迫進攻之下，不先求擊退敵人是不能達到目的地的。這一戰略估計的不正確，結果不能在古浪山丹地段集力打敵，不能在涼州到永昌山丹地段集結全力打敵，……即使進入肅州以西，“我能往寇亦能往”，不擊退敵人又如何能取得東西到手呢？這一教訓是值得注意。[13]

　　相較于《歷史的回顧》，不能不認為陳昌浩的反思更為中肯。

注釋

　　[1]楊奎松《失去的機會——戰時國共談判實錄》第24～第27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2]《毛澤東、周恩來關于國共談判情況及我們的原則立場給張學良電（1936年12月10日15時～17時）》，《中國共產黨關于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174頁，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3]《任弼時年譜（1904～1950）》第30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4]《毛澤東關于國際國內形勢及紅軍任務致彭德懷電（1936年11月26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105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5]《毛澤東關于今后工作任務致彭德懷、任弼時電（1936年11月3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0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6]《彭德懷關于目前行動方針與十二月份作戰計劃致毛澤東、周恩來等電（1936年11月30日24時）》，《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91～第89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7]同上。

　　[8]《毛澤東、周恩來等關于紅軍戰斗部署致彭德懷、任弼時電（1936年12月1日3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105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9]《致蔣介石 (1936年12月1日)》，《毛澤東書信選集》第87～第89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

　　[10]《徐向前、陳昌浩關于敵我情況致朱德、張國燾并中央電（1936年11月24日23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99～第90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1]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7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12]《毛澤東對西路軍作戰部署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6年11月25日24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0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3]《陳昌浩關于西路軍失敗的報告（1937年9月3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8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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