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教員在1955年4月和6月間兩次南下，對農業生產合作化運動進行大范 圍的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正是他對此前的戰略部署進行調整的重要依據。可惜這兩次調查研究的詳細資料至今還不能和世人見面。

　　但從1955年7月9日以后的史實中，讀者完全可以看明白教員與鄧子恢、劉sq等人在農業生產合作化問題上的巨大分歧：鄧zh向劉傾訴了自己的意見，劉便向教員建議召開有鄧參加的中央書記處會議。可教員則在第二天見了劉，第3天與鄧7人談了話。7月15日，鄧再次尋求劉的支持。劉便說：“鄧老，你們是專家，這個意見我們考慮。”

　　教員這才從7月18日開始，著手準備召開一個工作在全國各地第一線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他調閱第3次全國農業工作會議的全部材料和鄧子恢的總結報告，批閱衛士的回鄉調查報告，見了陶魯笳，將林乎加的電話匯報記錄和農村工作部的簡報印發來京參會人員等等， 像部署一次戰役一樣（有些人說是準備pao彈），為會議做了周密的準備。

　　1955年6 月24日，教員約見鄧子恢，首先讓鄧子恢介紹了全國農業合作化的基本情況。他聽完匯報后，要鄧子恢修改原先的計劃，把發展到100萬個社的計劃改為發展到130萬個。鄧子恢一聽，心想：搞100萬個社就夠多的了，怎么又要搞到130萬個？就說：“主席，等我回部里商量一下再向你匯報吧。”

　　6 月25日上午，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應中國政府和毛澤東主席的邀請，率領越南政府代表團乘專機飛抵北京，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首次國事訪問。胡志明走下飛機時，教員迎上前去，同他親切握手、擁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也相繼同胡志明親切握手，互致問候。胡志明在教員等人的陪同下，繞場一周，同上萬名歡迎群眾見面，機場上頓時彩旗飛舞，歡聲雷動。中午，教員在與胡志明的會見中，熱情地稱贊英勇的越南人民歷時9年的抗法戰爭的最后勝利和建設獨立國家的斗爭。胡志明則對教員和中國人民所給予越南人民抗法斗爭的無私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謝。

　　6 月26日晚，周恩來在北京飯店新樓大廳舉行盛大歡迎宴會，招待胡志明和越南政府代表團全體成員。胡志明在京期間，在教員的陪同下，參加了北京市為慶祝中國共產黨誕生34周年而舉辦的盛大游園聯歡活動，觀看了文藝演出。同時，教員和中國政府決定將8億元人民幣無償贈送給越南人民，幫助越南在各方面的建設。

　　1955 年7月4日，教員為中央起草《中共中央關于厲行節約的決定》，全文如下：

　　7 月6日，教員為中央轉發河北省委《關于整頓農業生產合作社中幾項政策問題的指示》寫了一個批語，全文如下：

　　7 月8日，胡志明離開北京，赴蒙古、蘇聯訪問。7 月9日，劉少奇給教員的值班秘書打電話說，鄧子恢對農業合作化問題有些意見，他準備和教員談談，并建議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讓鄧子恢也參加。7 月10日下午，教員沒有召開書記處會議，而是見了劉少奇，雙方談了一個小時。

　　7 月11日12時，教員在頤年堂召集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和副部長廖魯言、陳伯達、陳正人、王觀瀾、劉建勛及秘書長杜潤生7人談話。此前，教員在6月間的南下視察中，已經看到中國的農業合作運動又有了迅速的發展，在部分地區已經顯露出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之勢。所以他在6月24日同鄧子恢談話時，提議將發展合作社的原計劃100萬個，改為130萬個。鄧子恢答應回部里商量后再匯報。

　　7 月15日，鄧子恢覺得還是不能聽教員翻一番的主張。他向劉少奇匯報說，到1956年合作社發展到130萬個不行，還是100萬個為好。劉少奇說：“鄧老，你們是專家，這個意見我們考慮。”

　　7 月18日，教員給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杜潤生寫了一封信，說要調閱4、5月間召開的第3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的全部材料，其中包括鄧子恢的總結報告。

　　7 月21日，胡志明訪問蘇聯后經北京歸國，教員親自到機場為他送行，親切告別。

　　7 月26日，教員單獨見了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要他匯報山西農業合作化的情況。陶魯笳匯報說：“合作社的發展是漸進的，是在互助組的基礎上發展壯大起來的。這3年的試辦，是一步一個腳印向前推進的。這為去年的飛躍發展創造了條件。到今年4月，入社農戶占農戶總數的41%。” 教員問道：“你們的合作社在面上鋪開了，有沒有減產、死牛的情況？”陶魯笳說：“去年全省減產4.8%，而合作社占60%以上的平順、武鄉等20個縣糧食比上年增產3.8%。全省的大牲畜，從1951年到去年，年遞增率為10%。” 教員聽了很高興，他說：“你考慮過沒有，蘇聯在搞集體農莊前，不少地方已初步實現了農業機械化，水平比我們現在還要高。但蘇聯農業生產長期停滯不前，集體農莊不斷減產死牛，直到現在還沒有達到十月革命前最高水平。什么原因？”陶魯笳想了想說：“蘇聯共產黨沒有像我黨那樣始終重視農業重視農村，了解農村，我們大多數領導干部是從農村根據地走出來的，比較了解農民。我們的農業社和蘇聯集體農莊也不同，我們是經過互助組一步步發展起來的。”

　　教員用贊賞的目光望著陶魯笳說：“哦，你說對了一點。要記住，我們和蘇聯一樣，受帝國主義封鎖，要搞社會主義，只有搞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才能不跟在資本主義后面一步步爬行。蘇聯工業基礎比我們強，工業人口比例比我們大，這是優勢，如果只注意優勢不提高劣勢，就不能兩條腿走路，蘇聯農業可能出現了這樣一個問題。這是一個極為深刻的教訓。新中國要不受帝國主義欺侮，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發展工業，必須兩條腿走路。農業跟上來，靠一家幾畝地不行，要靠合作化大農業，才能有社會主義大工業，有民族重工業。農業合作化就是為這個打基礎，新中國工農業要均衡發展，兩條腿走路，才能避免蘇聯農業今天的困難。要做到這一點，正確的思想政治路線和可靠的干部隊伍是至關重要的。” 教員在陶魯笳告辭時，還一再叮囑他說：“一定要增產，一定要增牛，一定要使我們的合作社比蘇聯的集體農莊搞得更好。”

　　7 月28日，柯慶施來京準備參加會議，特意將浙江省委副書記林乎加向華東局作的電話匯報記錄呈報給教員。關于浙江省整掉15000個合作社問題，林乎加在電話匯報中說：“我們認為堅決收縮是正確的，但在收縮過程中有缺點，這就是把一些可以不收縮的也收縮了，很多地方當成了運動，主要搞收縮。有些收縮得很草率，善后工作沒有很好處理，部分農民吃了虧，傷害了他們的積極性。這些缺點在中央5月會議以后就糾正了。” 教員當即在“我們認為堅決收縮是正確的”這句話后面，寫了一個批注：“這種估計不對。”并批示印發到會人員。

　　7 月29日，教員在中央農村工作部7月26日報送的農業合作社情況簡報的正面和背面上，寫下了許多文字。中央農村工作部在簡報中提到1955年到1956年度合作社發展計劃是103萬個，而不是教員所要求的130萬個。教員就指示有關人員，將這份簡報印發給來京參加省市區黨委書記會議的負責人們，又囑咐說，他在上面寫的那些文字不要印。

　　教員在簡報上寫的是：

　　“目前不是批評冒進的問題，不是批評‘超過了客觀可能性’的問題，而是批評不進的問題，而是批評不認識和不去利用‘客觀可能性’的問題，即不認識和不去利用廣大農民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貧苦或者生活還不富裕，有一種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而我們有些人卻不認識和不去利用這種客觀存在的可能性。”

　　“農民的兩面性——集體經營與個體經營兩種思想的矛盾，哪一面占優勢？隨著宣傳和合作社示范，集體經營的思想先在一部分人中占優勢，然后在第二部分人中優勢，然后在第三部分人中占優勢，然后在大部分人中占優勢，最后在全體人民中占優勢，我們應當逐步地（經過15年）造成這種優勢。”

　　“要有堅定的方向，不要動搖。要別人不動搖，就要自己首先不動搖。要看到問題的本質方面，看到事物的主導或主流方面，這樣才能不動搖。事物的非本質方面，次要方面，必須不忽略，必須去解決存在著的一切問題，但不應將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增加生產，必須完成，并爭取超額完成五年計劃所規定的增產指標，決不能減產。是否能做到？我們黨是否在這個問題上要犯一次大錯誤？蘇聯所犯過的錯誤我們是否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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