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鎮壓學生難道沒有錯？把那么多學生打成‘反革命’難道是

　　正確的？你們還追問學生們的后臺是誰，后臺就是我！什么人

　　鎮壓學生運動？在前是清封建王朝，以后是北洋軍閥，后來是

　　國民黨，現在又輪到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還說沒有錯？”

　　話說1966年8月4日上午，劉少奇在中南組參加討論，他在發言時說：

　　“主席不在家的這一段，是由我主持工作的，我絕對不逃避責任。我的錯誤的中心問題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群眾運動。中央常委的同志，書記處的同志，也包括北京市委的同志，運動轟轟烈烈地一來，我們就同意派工作組去。這次文化大革命，群眾起來要民主，毛主席又這樣大力支持，把我們夾在中間，這也是上擠下壓，看你是否支持群眾。我們這些人，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們自己的命可以不可以呀？這是個大問題。要下決心，革我們自己的命，無非是下臺。我們這些人可以下臺，你決心讓他革，反而可以不下臺，你不讓人家革，非讓你下臺不可。犯了錯誤也沒有什么可怕的，無非下臺，我不怕下臺，我有5個不怕：殺頭不怕；坐牢不怕；開除黨籍不怕；撤職更不怕；老婆離婚也不怕。大家都要有這個思想準備。”

　　8月4日下午，毛主席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他問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

　　“想通了沒有？”

　　劉瀾濤說：

　　“我至今認識不到錯在什么地方？”

　　毛澤東嚴厲地批評他說：

　　“鎮壓學生難道沒有錯？把那么多學生打成‘反革命’難道是正確的？你們還追問學生們的后臺是誰，后臺就是我！”

　　毛澤東轉向與會者們說：

　　“什么人鎮壓學生運動？在前是清封建王朝，以后是北洋軍閥，后來是國民黨，都是鎮壓學生運動的。現在又輪到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還說沒有錯？這與陸平、蔣南翔有什么區別！

　　中央自己違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學生起來了，又鎮壓他們。不是沒有人提過不同意見，就是聽不進去；另一種意見卻是津津有味。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問題，實際上是方向問題，是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這次會議要解決問題，否則很危險。

　　自己下命令要學生起來革命，人家起來了又加以鎮壓。什么群眾路線，什么相信群眾，什么馬克思主義，都是假的。多年來已經是如此了，凡碰上這類的事情，就爆發出來。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黨，新市委鎮壓學生群眾，為什么不能反對？看你站在哪個階級方面，向哪個階級作斗爭。

　　我是沒有下去蹲點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無產階級，規定班與班、系與系、校與校之間一概不準往來，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人們對所謂中央6月20日的批語有意見，這是對的。

　　北大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是20世紀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貼大字報是很好的事，應該讓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報告中卻說黨有黨紀，國有國法，要內外有別，大字報不要貼在大門外給外國人看見。其實除了機密的地方，例如國防部、公安部等不讓外人去看以外，其它地方有什么要緊。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也允許群眾請愿、示威游行和告狀。而且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是寫在憲法上的。從這次鎮壓學生群眾文化大革命的行動來看，我不相信有真正的民主，真正馬列主義。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團中央，不僅不支持學生運動，反而鎮壓學生運動。要嚴格處理。”

　　劉少奇插話說：

　　“我在北京，我有責任。”

　　毛澤東說：

　　“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講客氣一點，是方向性錯誤，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為什么天天講民主，民主來了，又那樣怕？”

　　劉少奇馬上頂撞道：

　　“無非是下臺，下臺就是。不怕下臺。”

　　葉劍英插話說：

　　“我們有幾百萬軍隊，怕什么牛鬼蛇神！”

　　毛澤東說：

　　“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此時會議空氣十分緊張。毛澤東宣布說：

　　“今天大會不開了，開小組會好了。把這里講的傳達給大家，你們分別去參加。”

　　散會后，毛澤東看見了列席會議的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把他叫到跟前，對他說：

　　“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上冊我已經看完啦，寫得很不錯。你通知武漢市委，對他加以保護，讓他把書寫完。”

　　8月5日早晨，王任重給武漢市委第一書記宋侃夫打電話，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緊接著，宋侃夫向抓全市“文革”運動的市委書記黎智和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辛甫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黎智和辛甫隨即又向駐市文化局和文聯的工作組作了傳達。

　　8月5日上午，八屆十一中全會印發了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及6月2日《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毛澤東在該文中“對于無產階級革命派來說，我們遵守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紀律，我們無條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一句后面，加了一條批注，他寫道：

　　“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廣大革命師生及革命干部對于錯誤的領導，就廣泛地進行過抵制。”

　　中共中央還下發文件宣布：

　　“中央1966年6月20日批發的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9號）是錯誤的，現在中央決定撤銷這個文件。”

　　8月5日這一天，毛澤東用鉛筆在一張1966年6月2日的《北京日報》轉載《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邊角上，寫出了一大段文字。后來，秘書徐業夫在兩頁信紙上用毛筆將這一大段文字謄清后，交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又親筆改動了幾個字，并加上了一個標題：《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他還在后面注明了時間：1966年8月7日晨3時。

　　8月7日上午，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印發給八屆十一中全會的與會者們。毛澤東在他的大字報中寫道：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50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系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

　　毛澤東 1966年8月7日晨3時。

　　據《戚本禹回憶錄》說：“我聽江青說，主席對她說過，他們好搞陰謀，文件不經我同意就轉發全國，他們搞‘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也都是悄悄地搞；北京大學的《9號簡報》，也是未經我的同意就轉發全國的。我的大字報是陽謀，是對付他們派工作組的陽謀，是對付‘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的總后臺的陽謀。”

　　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所說的“在50多天里”的情況，據不完全統計：自“618事件”以后，在全國各地學校中有數以百萬計的干部、群眾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野心家”，被批斗，被開除黨籍、團籍，被投進監獄。毛澤東的這張《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一經發出，便使劉少奇更加孤立了。

　　8月8日，毛澤東主持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全文抄錄如次：

　　一、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說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實踐證明，毛澤東同志的這個論斷是完全正確的。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以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廣大的工農兵、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這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有魄力，有智慧。他們用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大鳴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堅決地向那些公開的、隱蔽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舉行了進攻。在這樣大的革命運動中，他們難免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沿著這個大方向繼續前進。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會有阻力。這種阻力，主要來自那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也來自舊的社會習慣勢力。這種阻力目前還是相當大的，頑強的。但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畢竟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大量事實說明，只要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這種阻力就會迅速被沖垮。由于阻力比較大，斗爭會有反復，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復。這種反復，沒有什么害處。它將使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特別是年青一代，得到鍛煉，取得經驗教訓，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黨的領導敢不敢放手發動群眾，將決定這場文化大革命的命運。目前黨的各級組織，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存在著4種情況。

　　（一）能夠站在運動的最前面，敢于放手發動群眾。他們是“敢”字當頭、無所畏懼的共產主義戰士，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他們提倡大字報，大辯論，鼓勵群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時也鼓勵群眾批評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種正確領導就是由于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由于毛澤東思想領先。

　　（二）有許多單位的負責人，對于這場偉大斗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因而處于軟弱無能的地位。他們是“怕”字當頭，墨守舊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規，不求進取。對于群眾的革命新秩序，他們感到突然，以致領導落后于形勢，落后于群眾。

　　（三）有些單位的負責人，平時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他們更是“怕”字當頭，怕群眾起來抓住他們的辮子。實際上，他們只要認真進行自我批評，接受群眾批評，是會被黨和群眾諒解的。不這樣做，就會繼續犯錯誤，以致成為群眾運動的絆腳石。

　　（四）有些單位是被一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持著。這些當權派極端害怕群眾揭露他們，因而找各種借口壓制群眾運動。他們采用轉移目標、顛倒黑白的手段，企圖把運動引向邪路。當他們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時候，還進一步耍陰謀，放暗箭，造謠言，極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擊革命派。

　　黨中央對各級黨委的要求，就是要堅持正確領導，“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改變那種處于軟弱無能的狀態，鼓勵那些有錯誤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參加戰斗，撤換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那里的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

　　四、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亂子。毛澤東主席經常告訴我們，革命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識別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哪些做法是正確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確的。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以便群眾闡明正確的觀點，批判錯誤的意見，揭露一切牛鬼蛇神。這樣，才能使廣大群眾在斗爭中提高覺悟，增長才干，辨別是非，分清敵我。

　　五、堅決執行黨的階級路線。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問題。黨的領導要善于發現左派，發展和壯大左派隊伍，堅決依靠革命的左派。這樣，才能夠在運動中徹底孤立最反動的右派，爭取中間派，團結大多數，經過運動，最后達到團結95%以上的干部，團結95%以上的群眾。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極端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把他們最大限度的孤立起來。

　　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注意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同擁護黨和社會主義、但也說過一些錯話，做過一些錯事或寫過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嚴格區別開來。注意把資產階級的反動學閥、反動“權威”，同具有一般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人，嚴格區別開來。

　　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必須嚴格分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內部矛盾搞成敵我矛盾，也不要把敵我矛盾當成人民內部矛盾。人民群眾中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的現象。幾種不同意見的爭論，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眾會在正常的充分的辯論中，肯定正確，改正錯誤，逐步取得一致。在辯論中，必須采取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辦法。對于持有不同意見的少數人，也不準采取任何壓服的辦法。要保護少數，因為有時真理在少數人手里。即使少數人的意見是錯誤的，也允許他們申辯，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在辯論中，每個革命者都要善于獨立思考，發揚敢想、敢說、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節問題上爭論不休，以便加強團結。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有些學校、有些單位、有些工作組的負責人，對給他們貼大字報的群眾，組織反擊，甚至提出所謂反對本單位或工作組領導人就是反對黨中央，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反革命等類口號。他們這樣做，必然要打擊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積極分子。這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決不允許這樣做。有些有嚴重錯誤思想的人們，甚至有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利用群眾運動中的某些缺點和錯誤，散布流言蜚語，進行煽動，故意把一些群眾打成“反革命”。要謹防扒手，及時揭穿他們耍弄的這套把戲。在運動中，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大學、專科學校、中學和小學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為了防止轉移斗爭的主要目標，不許用任何借口，去挑動群眾斗爭群眾，挑動學生斗爭學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后期酌情處理。

　　八、干部問題。干部大致可分以下4種：

　　（一）好的。

　　（二）比較好的。

　　（三）有嚴重錯誤，但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況下，前兩種人（好的，比較好的）是大多數。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肅清他們的影響，同時給以出路，讓他們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開始涌現了許多新事物。在許多學校、許多單位，群眾所創造的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等組織形式，就是一種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新事物。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是群眾在共產黨領導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組織形式。它是我們黨同群眾密切聯系的最好的橋梁。它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權力機構。無產階級同過去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斗爭，需要經歷很長很長的時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不應當是臨時性的組織，而應當是長期的常設的群眾組織。它不但適用于學校、機關，也基本上適用于工礦企業、街道、農村。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候選名單，要由革命群眾充分醞釀提出來，再經過群眾反復討論后，進行選舉。當選的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可以由群眾隨時提出批評，如果不稱職，經過群眾討論，可以改選、撤換。在學校中，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應該以革命學生為主體，同時，要有一定數量的革命教師職工的代表參加。

　　十、教學改革。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改革舊的教育方針和方法，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必須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在各類學校中，必須貫徹執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學制要縮短。課程設置要精簡。教材要徹底改革，有的首先刪繁就簡。學生以學為主，兼學別樣。也就是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的斗爭。

　　十一、報刊上點名批判的問題。在進行文化革命群眾運動的時候，必須把對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傳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傳播，同對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結合起來。要組織對那些有代表性的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批判，其中包括對哲學、歷史學、政治經濟學、教育學、文藝作品、文藝理論、自然科學理論等戰線上的各種反動觀點的批判。在報刊上點名批判，應當經過同級黨委討論，有的要報上級黨委批準。

　　十二、關于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的政策。對于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只要他們是愛國的，是積極工作的，是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是不里通外國的，在這次運動中，都應該繼續采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對于有貢獻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應該加以保護。對他們的世界觀和作風，可以幫助他們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相結合的部署問題。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單位和黨政領導機關，是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重點。文化大革命使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更加豐富、更加提高了。必須把兩者結合起來進行。各地區、各部門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進行部署。在農村和城市企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地方，如果原來的部署是合適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亂它，繼續按照原來的部署進行。但是，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提出的問題，應當在適當的時機，交給群眾討論，以便進一步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思想。有的地方，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中心，帶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這樣做，如果那里黨委認為合適，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產。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項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發動群眾，妥善安排，就能保證文化革命和生產兩不誤，保證各項工作的高質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強大的推動力。把文化大革命同發展生產對立起來，這種看法是不對的。

　　十五、部隊。部隊的文化革命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按照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的指示進行。

　　十六、毛澤東思想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行動指南。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要在廣大工農兵、廣大干部和廣大知識分子中，開展活學活用毛澤東主席著作的運動，把毛澤東思想作為文化革命的行動指南。各級黨委，在這樣錯綜復雜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須認真地活學活用毛澤東主席著作。特別是要反復學習毛澤東主席有關文化革命和黨的領導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各級黨委，要遵守毛澤東主席歷來的指示，貫徹執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先做學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辯證法，反對形而上學和繁瑣哲學。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必將取得偉大的勝利。

　　林彪在通過《十六條》的這一天，接見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他說：

　　“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轉過來了。不然，文化大革命運動就會夭折，就會中斷，資產階級就會占優勢，我們就要打敗仗。”

　　8月9日，毛澤東接到了戚本禹轉送的李達在7月19日寫給他的求救信。

　　原來在7月16日，毛澤東在武漢暢游長江的消息傳遍了武漢三鎮，7月18日，有好心人勸李達去找毛澤東，李達想了想說：“我現在這個樣子不好去找，去找他他也不會見我的。”這時已經遭受長達兩個月折磨的李達，胃部大出血，糖尿病發作，全身骨瘦如柴，其家屬提出自己出錢治療，但上面卻不同意。過了一個晚上，身心倍受摧殘的李達便決定向毛澤東求救。7月19日，他用寫交待材料的稿紙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短信：“主席：請救我一命。我寫有坦白書，請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隊取閱為感。此致最高的敬禮！李達頓首7月19日。”他把信裝進牛皮紙信封內密封好，懇求學校“文革”工作隊派人送到毛澤東在武漢東湖梅園1號的住處，可20天后這封信才輾轉送到了北京。

　　毛澤東看完李達的求救信，當即批示道：

　　“陶鑄同志閱后，轉任重同志酌處。”

　　此時的李達，再次遭到了十幾萬人大會的“聲討”、“批斗”、“示眾”、“審訊”、“辱罵”、“罰跪”，批斗會結束后的8月13日，李達突然摔倒在地，口吐鮮血，不省人事，血壓降到90/50毫米，高燒持續不退，大小便失禁。衛生科的醫生提出要送他到醫院治療，卻遭到監管人員的拒絕。一直拖到8月22日，李達才被送進醫院，安排在最普通的病房里，危急時刻迫害他的人竟慘無人道地命令停止為他用藥。臨終前的李達還在說：“等運動結束后，我到北京去，向毛主席告狀！”8月24日，李達含冤走完了他的人生，終年76歲。

　　據《戚本禹回憶錄》說：“王任重雖然是中央文革的副組長，但他在湖北、武漢卻是堅決執行劉、鄧的資反路線的，他不斗當權派，專斗被他指定的李達等學術權威和一些老師、教授。王任重在‘大躍進’的時候，搞‘浮夸風’是出了名的。李達反對王任重的那些做法。當時王任重還提出，要‘學習馬克思、超越馬克思’的口號，也受到了李達的批評。所以王任重和李達結怨很深。文革開始后，王任重就把李達說成是武漢的吳晗，發動學生起來斗他。”“我見到李達這封求救信后即呈送給主席，李達在信上求主席救他一命。毛主席見信即作了批示。”“我記得一次中央會議上，毛主席就當著王任重的面說對李達可以批評，但他是黨內最早宣傳馬列主義的理論家，要保護。而王任重接到主席批示后，并未對李達采取任何保護措施，致李達被斗病重，不及時救治，而被迫害死亡。”

　　再說8月10日，毛澤東來到中央文革接待站，接見了前來慶賀中共中央頒布《十六條》的人民群眾。

　　據《戚本禹回憶錄》說：“后來，接待站門口的人越來越多，過路的行人一看到是毛主席，都涌了過來。連門前路過的公交車也停下來不走了，車上的人都探出頭來要看毛主席，警衛戰士怕出事情，就趕緊簇擁著主席離開了。主席在離開前跟群眾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第二天的報紙和廣播就發布了這個消息。這次主席來中央文革群眾來訪接待站接見群眾，對發動廣大群眾參加文革運動起了非常重大的推動作用。我的記憶中，這是建國以來，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第一次親身到中央的人民來訪接待站會見群眾（在紅軍和延安時期，黨和國家領導人會見來訪群眾是很普通的事）。相反，而現在倒經常發生把群眾從人民來訪接待站抓走的事情。毛主席說的，人民來信來訪工作是黨和國家聯系群眾的重要渠道，現在已經被許多領導人遺忘了。”

　　8月12日，八屆十一中全會舉行閉幕式，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全會改組了中共中央領導機構。

　　會議補選了6名政治局委員，他們是：陶鑄 陳伯達 康生 徐向前 聶榮臻 葉劍英

　　政治局常委由原來的7人擴大為11人，他們是：毛澤東 林彪 周恩來 陶鑄 陳伯達 鄧小平 康生 劉少奇 朱德 李富春 陳云

　　其中新增加的常委是：陶鑄 陳伯達 康生 李富春

　　會議還正式撤銷了“彭、羅、陸、楊”的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職務，選舉陶鑄為書記處常務書記，葉劍英為書記處書記；謝富治、劉寧一為書記處候補書記。

　　此時，劉少奇雖然仍是政治局常委，但在常委中名次排列上，由原來的第2位降到了第8位。林彪因受到毛澤東的信任和支持，由第6位上升到第2位。陶鑄也排到了第4位。

　　林彪在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始前，正在大連養病，他曾經給毛澤東打電報請假。毛澤東在會議中途又通知林彪，要他來京參加會議。林彪便在8月6日到會了。這次會議是林彪最開心、最滿意的一次會議，他私下對人說：

　　“這下我由小六變成老二了。”

　　八屆十一中全會沒有重新選舉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從此以后，對外只有林彪被稱為中央副主席，而其他的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都基本上不再提及他們的這個職務了。

　　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毛澤東應林彪的要求，同意由江青當著葉群的面，燒毀了7月8日寫給江青的那一封信。

　　據《戚本禹回憶錄》說：“全會期間，葉群來找江青說，我們那位（指林彪）對主席給你的那封信總感到不放心，怕將來被人利用來攻擊他。于是，江青就請示主席。主席說，那就把信的原件交給葉群，就放在他們那里好了。可葉群還是不放心。她說，放在他們那里，他們也不好隨便處理的。江青再請示主席，主席說，那就燒了吧。于是江青就把葉群叫來，當著她的面，叫我和衛士大孫一起把主席寫的那封信的原件，拿到屋子外面的小花園里燒掉。我拿著信和大孫一起跑到屋子外面的小花園里，找了個空的花盆，把信放在里面，由大孫點火把信燒了。在燒的時候，我心里直覺得可惜，這是多么珍貴的文物啊。江青和葉群就站在窗前看著我們燒。我記憶中，后來根據總理手抄件公布的信的內容，和原信內容是一致的。有人說公布時對手抄件作了修改，這個說法是不對的。”

　　此時在政治局常委排名上，還有一個人引起了人們的議論，他就是鄧小平。據《戚本禹回憶錄》說：“在這次中央常委的排名中，他從原來的第7位竟上升到了第6位。這一來好多人都有意見了，怎么他和劉少奇一樣是犯錯誤，結果卻不降反升了呢？中央文革的一些成員和謝富治等中央委員對鄧小平都有議論。我記得還是陶鑄把大家的意見去跟主席反映的。主席就讓林彪主持了一個由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加的會議，專門批評鄧小平。同時也是幫助挽救他，緩和一些中央領導同他的矛盾。我也參加了這個會議并擔任記錄。不料，在這次會議上許多人對鄧小平批得很厲害。特別是張云逸、謝富治，他們都和鄧小平共過事，對鄧小平是知根知底的。張云逸說，你這個人從參加革命開始就不堅定，當革命遇上困難的時候你就逃跑。而且對他是怎么逃跑的，張云逸都說得清清楚楚。他說，左、右江起義受挫，你就跑到越南去了，然后再從那里去了上海。這件事情一直是鄧小平的一塊心病。鄧小平說，他是去向中央作匯報的。張云逸就說，匯報，你打個電報或者派個人去就好了。部隊都要垮了，你這黨代表再一跑，軍心不就亂啦。謝富治擔任政委的陳（賡）、謝（富治）大軍是2野的主力。所以謝富治知道鄧小平的事情更多，他揭發出來的事情簡直是挖鄧小平的老底。他說，哪一仗，你不聽劉帥的話，瞎指揮，結果打了敗仗；哪一仗，你擅自作主，結果弄得損兵折將，你就做你的政委，你為什么老要去干預劉帥的軍事指揮。你每次的干預都搞得我們非常被動。所以鄧小平對張云逸和謝富治都是恨得要命的，他后來一定要把謝富治的骨灰從八寶山扔出去，睚眥必報啊！”

　　再說在八屆十一中全會舉行閉幕式上，通過了全會的公報。公報重申并完全同意毛澤東自1963年迄今4年以來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和方針。公報強調說，毛澤東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行動指南，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發展。

　　毛澤東在閉幕式上發表了總結性講話，他說：

　　“關于黨的‘九大’，恐怕要準備一下。什么時候開，要討論。黨的八屆一次會議到現在已有10年了，現在需要開黨的‘九大’。大概是在明年一個適當時候開，現在要準備。建議委托中央政治局同他的常委來籌備這件事好不好？至于這次全會所決定的問題，究竟是正確的還是不正確的，要看以后的實踐。我們所決定的那些東西，看來群眾是歡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個決定就是關于文化大革命，廣大的學生和革命教師是支持我們的，而過去那些方針，廣大的革命學生跟革命教師是抵抗的，我們是根據這些抵抗來制定這個決定的。但是，究竟這個決定能不能執行，還是要靠我們在座的與不在座的各級領導去做。比如講依靠群眾吧，群眾路線，還是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依靠，一種是不依靠；一種是實行群眾路線，一種是不實行群眾路線。決不要以為，決定上寫了，所有的黨委，所有的同志就都會實行，總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實行。可能比過去好一些，因為過去沒有這樣公開的決定，并且這次有組織的保證。這回組織有些改變，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常委的調整，就保證了中央這個決定以及公報的實行。

　　對犯錯誤的同志，總是要給他出路，要準許改正錯誤。不要認為別人犯了錯誤就不許他改正錯誤。我們的政策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幫’，‘團結——批評——團結’。我們這個黨是不是黨外有黨？我看是黨外有黨，黨內也有派，從來就是如此，這是正常現象。我們過去批評國民黨，國民黨說黨外無黨，黨內無派；有人就說，‘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我們共產黨也正是這樣。你說黨內無派？它就是有，比如說，對群眾運動就有兩派，不過是占多占少的問題。如果不開這次全會，再搞幾個月，我看事情就要壞得多。所以，我看這次會議是開得好的，是有結果的。”

　　接著，林彪也發表了講話，他說：

　　“這次會議解決了重大的問題。在這次規模宏大的文化革命進行的過程中間，發生了嚴重的路線錯誤，幾乎扼殺這一革命，使之停頓下來，中斷下來，倒退下來。在這種危險的時候，主席出來扭轉了這種局面，使這次文化革命能夠重整旗鼓，繼續進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破‘四舊’，立‘四新’，使我們社會主義的建設除了物質的發展以外，精神上、思想上得到健康的發展。今天又把組織機構解決了，保證了我們今后的工作能夠更加落實。”

　　會議結束后，劉少奇第一次向鄧小平表明了心跡，他說：

　　“我覺得，他頑強不屈、足智多謀而又殘酷無情。他已把所有的大權握在手心，使所有的政治局委員們都像傀儡一樣亦步亦趨。我們只能退卻，隱蔽下來，等待東山再起。”

　　王光美插話說：

　　“就是這樣。只要他不再搞他的突然襲擊，我們的選擇就不會告吹。”

　　鄧小平顯得比較輕松，他說：

　　“怕什么？大不了混戰一場，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最后還不知道鹿死誰手呢！”

　　就在這8月間，邵華在北京大學畢業后參加了工作。

　　邵華從小酷愛文學，1954年她創作的詩歌《黃繼光》、散文《節日的夜晚》等作品，發表在《少年文藝》上。此后，邵華在工作之余，相繼發表了為姐姐劉思齊的父親劉謙初撰寫《劉謙初傳》和為自己的父親撰寫的《陳振亞傳》。邵華依然喜歡寫抒情散文，她和毛岸青合寫的《我們愛韶山的紅杜鵑》，曾被編入中學語文課本。

　　8月15日，毛澤東在陳伯達、康生關于李雪峰不再兼任北京市委書記的請示報告上寫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林、周、陶、劉、鄧、雪峰同志閱，請林主持開會談一下。雪峰市委書記兼職，暫時似可名義上不動，實際工作交與吳德主持，需要華北局支持時去支持一下，似較好，請酌。

　　毛澤東 1966年8月15日

　　接著，毛澤東給劉少奇寫了一封信，要劉少奇把1943年6月28日由劉少奇起草給續范亭的討論人性、是非、善惡的那封信稿，找出來送給他看。

　　本傳在第四卷中已經詳細說過，毛澤東曾在劉少奇的信稿上作了66個批語，批評了劉少奇關于人性問題的一系列歷史唯心主義、庸俗唯物主義和二元論的錯誤觀點。

　　這一天，劉少奇遵囑將這一信件送給了毛澤東。

　　8月16日，陳伯達在接見外地來京群眾、學生的講話中，首次提出兩個“偉大”，他說：

　　“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央已經作了決定，這是我們偉大領袖、偉大舵手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

　　陳伯達講完話，領頭高呼：

　　“我們偉大的領袖、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

　　8月16日晚，中央文革小組決定在天安門廣場召開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參加大會的主要是北京和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學生。毛澤東表示將出席這次大會，并要求身邊的工作人員為他準備一套綠軍裝。這是他自建國以來第一次提出要穿軍裝。

　　8月17日，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作為中共中央文件，傳達到了縣團一級。

　　8月18日，為了推動文化大革命的全面開展，經過中央文革小組的精心安排，50萬紅衛兵和人民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規模宏大的“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在天安門城樓上，在東西兩側的觀禮臺上，安排有1500名紅衛兵代表。天安門城樓、天安門廣場和廣場兩側的東西長安街，都由紅衛兵維持秩序。

　　毛澤東身穿草綠色的軍裝，滿面紅光，神采奕奕地來到天安門廣場，第1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代表。

　　據《戚本禹回憶錄》說：此前，“毛主席特意提出讓中央警衛局給他準備一套軍裝。總理知道之后馬上說，那我們這些陪同毛主席參加接見的領導人也都要穿上軍裝，我們是毛主席的‘老紅衛兵’嘛。林彪馬上給解放軍總后勤部下達了命令，給所有登上天安門的中央領導都發了一套軍裝。”

　　新華社通訊方面在現場及時地報道了大會的盛況，播音員激情地廣播道：

　　“今天清晨5時，太陽剛從東方地平線上射出萬丈光芒，毛主席便來到了人群如海、紅旗如林的天安門廣場，會見了早已從四面八方匯集到這里的革命群眾。毛主席穿一套草綠色的布軍裝。主席的軍帽上一顆紅星閃閃發光。毛主席走過天安門前金水橋，一直走進群眾的隊伍當中，同周圍的許多人緊緊握手，并且向全場革命群眾招手致意。這時，廣場上沸騰起來，人人雙手高舉過頂，向著毛主席跳躍著，歡呼著，拍著手。許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紅了，許多人流下了激動的眼淚，他們歡喜地說：‘毛主席來了，毛主席到我們中間來了！’”

　　爾后，毛澤東在工作人員護衛下，離開人群，健步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代表宋彬彬（副總理宋任窮之女。后來加入美國國籍，任英資北京科比亞系統工程有限公司和北京科比亞創新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在天安門城樓上將一個鮮紅的紅衛兵袖章獻給毛澤東。毛澤東高興地讓她將紅衛兵袖章戴在自己的左臂上，欣然默認了“紅司令”這個紅衛兵總司令的稱號。他親切地問：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宋彬彬。”

　　毛澤東微笑著將手一揮，說：

　　“要武嘛！”

　　宋彬彬自此改名為宋要武。毛澤東在江青陪同下，又同在城樓上的彭小蒙（又名蕭夢，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彭炎之女，北大附中紅衛兵領袖，“三論造反精神”主筆，“西糾”、“聯動”成員）進行了簡短的談話，內容如下：

　　毛澤東：陸平現在干什么？

　　彭小蒙：陸平在北大掃地。

　　毛澤東：陸平只能掃地，就像我一樣，我到了你們學校也只能掃掃地，別的干不來。我是你們的勤務員。張承先也是個壞人，把你們‘紅旗’拆散了。你們要把‘紅旗’拉起來。你們發展了多少人呢？

　　彭小蒙：有發展了。

　　毛澤東：這就對頭了。

　　彭小蒙：主席身體好不好？

　　毛澤東：我身體很好。我在長江里游泳，有個青年同志肝痛了，我就上來了，要不然可以游三、四個小時。

　　彭小蒙：下一步怎么辦？

　　毛澤東：你們一斗二批三改，按《十六條》辦事。會不會游泳？

　　彭小蒙：才學會，游得不好，很亂。只會游十幾米。

　　毛澤東：那不叫游泳，那叫閑庭信步。（他作了一個閑庭信步的樣子）你要能這樣，就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了。你們老怕別人批評。馬克思主義就是壓出來的。經風雨，發展興旺起來。

　　江青：不能讓她老出風頭，要讓她謙虛。

　　毛澤東：你怎么能這樣說呢？要讓人家干革命嘛！

　　大會就要開始了，林彪穿著軍裝，也戴上了紅衛兵袖章，和毛澤東站在一起。

　　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主持了大會。他宣布說：

　　“我們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這里同大家見面。”

　　林彪接著講話，他說：

　　“毛主席是當代無產階級最杰出的領袖，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毛主席最相信群眾，最關心群眾，最支持群眾的革命運動，和革命群眾心連心！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的一個嶄新階段，是當代最高水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當代改造人民靈魂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最強大的思想武器。”“我們堅決支持你們敢闖、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們的毛主席，毛主席是統帥。我們在偉大統帥的指揮下，好好地聽我們統帥毛主席的話，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夠順利發展，一定能取得偉大的勝利。”

　　林彪還說：

　　“我們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要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要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保皇派。要反對形形色色的壓制革命的行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們要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我們要掃除一切害人蟲，搬掉一切絆腳石！”

　　周恩來也在大會上講話說：

　　“十一中全會是一次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會議。這次會議通過的《十六條》，是在毛主席親自領導下制定的，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認真地學習它，熟悉它，掌握它，運用它。”

　　北京大學的聶元梓和北京、哈爾濱、長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學生代表也先后發了言。

　　大會結束后，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了50萬人的浩浩蕩蕩的游行隊伍。在整整6個多小時內，他一直堅持在場。他高興地對林彪說：

　　“這個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義。”

　　毛澤東看見了茅以升，就走上前去，與茅以升親切握手交談。他又走到程潛面前，拉著程潛的手說：

　　“我想了幾年，才想出這個辦法。”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毛澤東就把程潛送到解放軍301醫院保護起來。程潛在301醫院住了3個月后，向毛澤東提出要回家住，毛澤東表示同意，指示有關部門保護好程潛的安全。沒想到，這一次會見，竟是他們的最后一面。

　　關于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戚本禹回憶錄》說：“那天接見，從清晨一直進行到了晚上。毛主席長時間地站立在城樓上，還要不時地向下面的人群揮手、喊話，非常勞累。不要說主席那時已經是73歲的高齡了，就是像我這樣當時才30多歲的年輕人都覺得很累了。主席站得時間久了，感到腳痛了，我們就都勸他去城樓里面去坐下來稍微休息一下。可是沒休息多久，傅崇碧就跑過來，說前面見到毛主席的紅衛兵隊伍過去了，可后面沒有見到毛主席的就不肯走了，隊伍中間空出了一大段。而每當這種時候，總理總是向下面大聲地喊話，要停在那里的隊伍趕快朝前走。但是不管他怎么喊，下面的紅衛兵就是不走，他們不停地喊著：我們要見毛主席！直到主席出來向他們招手，隊伍才向前走。這些情景在當年的電影紀錄片里都能看到的。”

　　這天晚上，毛澤東回到中南海后依然十分興奮，他對護士長吳旭君說：

　　“文革中這些群眾主要是年輕人、學生，正是杜勒斯們寄托和平演變希望的最年輕的一代。讓他們親身體驗斗爭的嚴重性，讓他們把自己取得的經驗和認識再告訴他們將來的子孫后代，一代一代傳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預言在中國難以實現。”“你總說‘亂’。你沒有看到最根本的一條：這個運動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革命，不要怕。我考慮發動群眾。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受到教育，鍛煉他們的本領，讓他們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這個辦法試一試。我也準備它失敗。現在看來，群眾是發動起來了，我很高興，他們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跟隨我南征北戰的老同志，我沒有忘記他們對黨對人民的貢獻。周總理跟我講哪些人有困難，我都讓周總理去保他們。”

　　8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新華社通訊，標題是：《毛主席同百萬群眾共慶文化大革命》。報道中說參加接見百萬群眾的中央領導人有：

　　“毛主席 林彪 周恩來 陶鑄 陳伯達 鄧小平 康生 劉少奇 朱德 李富春 陳云 董必武 陳毅 賀龍 李先念 譚震林 徐向前 葉劍英 薄一波 李雪峰 謝富治 劉寧一 蕭華 楊成武 江青……”

　　這就把八屆十一中全會中央政治局常委調整后劉少奇被排在第8位的重要信息，首次公布于全中國人民面前。

　　報道中還說：“在大會進行中，師大女附中一個‘紅衛兵’，登上天安門城樓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親切握手。城樓上下的‘紅衛兵’，無限歡欣，有的一蹦尺把高，非常激動地說：‘毛主席是統帥，我們是他的小兵。’有的說：‘毛主席參加了我們紅衛兵，對我們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給我們撐腰，我們什么也不怕。’”

　　這一天，各大報紙都在顯著的位置上報道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消息，發表了從陳伯達和林彪講話中歸納出來的口號：“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

　　自8月19日起，紅衛兵首先在北京繼而在全國搞起了“破四舊”運動。他們走上街頭，張貼大字報，散發傳單，發表演說，號召群眾起來砸爛封、資、修的東西。

　　據《戚本禹回憶錄》中說：“否定文革的人們，總是把紅衛兵與1966年8月的‘破四舊’，所謂的‘紅八月’的‘紅色恐怖’聯系在一起，與其中的隨意抄家、亂打人、打死人和破壞文物等不文明、非人道的行為聯系在一起。其實這里的情況很復雜。在1966年的8月，當紅衛兵運動起來之后，由北京一些中學的‘老紅衛兵’帶頭，很快就在社會上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破四舊’的行動。本來‘破四舊’是《十六條》中提出一個號召。我們中央文革小組當然是支持的，所以在紅衛兵小將上街進行‘破四舊’的活動時，我們都講了話，給以支持。《人民日報》還發了社論，贊揚紅衛兵小將的革命行動。但是，后來在某些權勢人物的唆使下，把‘破四舊’行動演變成了一場亂抄家、亂打人、打死人、亂沒收私人財產、隨意驅逐‘地、富、反、壞、右、資’所謂‘黑六類’家庭，和出身成份不好的人離開北京等等的非法行動。這些行動絕不是中央文革小組叫人去做的。在中央文革小組召開的所有會議上，沒有一個人在會上提出過這樣的建議。如謂不信，可以翻查所有的文革會議記錄。據文革小組當時的調查了解，在背后支持這個‘亂打人’、‘亂抄家’和驅離‘黑六類’人員等行動的是葉劍英領導的‘首都工作組’控制的。王任重在里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他們并沒有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會上提出過，更不要說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同意了。毛主席更是不知道。就在紅衛兵上街進行‘破四舊’的1966年8月，‘首都工作組’以加強首都安全的名義，實施了一項把一些居住在北京城里的‘地、富、反、壞’以及歷史上有重大問題的人驅趕出北京的計劃。而他們用來出面執行這項計劃的主要是一些‘高干子弟’的中學生帶頭。他們不久即組織成立了所謂的‘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即‘西糾’）等組織。我記得在一次毛主席參加的中央會議上，葉劍英還向主席匯報了把一批人驅趕出北京的事。當時主席對這種做法是有疑問的，主席認為只要這些人沒有現行的破壞活動，那就應該就地發動群眾對他們進行監督，而不是把他們簡單地趕走。主席說，你把他們都趕到農村去，那叫農村怎么辦啊？由于主席的表態，總理就中止了這個計劃的實施。后來，葉劍英曾經在一次群眾大會上說了這件事，他說，解放那么多年，一些人整天躲在‘深宅大院’里罵共產黨，罵毛主席。誰都不敢動他們。現在‘紅衛兵’小將一來，就把這些社會的垃圾都掃除了。他把這事稱為是‘不朽的功績’。”“在‘破四舊’行動中搞‘亂打人’、‘亂抄家’，甚至打死人的，主要是那些背后受到了指示和支持的主要由‘高干子弟’、‘革干子弟’、‘軍干子弟’組織的所謂的‘老紅衛兵’，當然也有一些跟他們跑的學生，他們并不是高干子弟，甚至出身并不怎么好的，為了要表現積極，加入了打人行列里去的也有。但他們畢竟是少數。”

　　在這個時期，康生有一個小故事，在此權作一個小插曲。

　　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8月間開展了破四舊運動以后，一度曾有許多很有價值的文物和古董都被作為四舊來破壞。康生得到消息后，他一面和一些紅衛兵打招呼，要他們注意保護文物，一面又親自到銷毀市場去，收集了許多有價值的東西。他說：

　　“這些東西如果不保護好，就會毀于一旦。我現在把它們先保存起來，將來國家要的時候，我全部送還。”

　　就這樣，康生收存了許多的無價之寶。他何以如此熱心地收藏文物呢？讀者可能有所不知，康生不但是著名的政治家，而且還是現代不可多得的一位書法家、畫家、鑒賞家和篆刻家。在書法方面，康生是真、草、隸、篆4體皆能，尤善章草，自成“康體”，堪稱大家。著名文物鑒賞家、前清翰林院編修陳叔通認為，當代中國有4大書法家，即：康生、郭沫若、齊燕銘、沈尹默。據說陳叔通家中曾藏有康生手書的真、草、隸、篆4條屏。明馮夢龍編纂的《醒世恒言》，據考證明朝天啟丁卯年刻本世間只有4部，其中兩部在日本，一部在大連圖書館，康生不知用何種辦法搞到一部，并親自校訂。該書共缺佚70余處3670字，全由康生仿宋體木刻字補之，并用“康體”寫了詳細的說明并附于書中。幾千個小楷字從頭至尾無一懈怠，確實功力不凡。更為稱奇的是，康生還能雙手寫梅花篆字，他經常左右開弓，或竟用左手，故常以“康生左手”落款。對于自己的書法水準，康生是相當自負的，據說他曾經放言：“郭沫若那字，也叫書法？我夾根木棍也比他寫得強！”有人評論說，康生“此言雖屬狂語，但平心而論，與康生的字相比，郭沫若的書法確實顯得俗媚了些”。不僅如此，康生還精鑒賞，通篆刻，擅繪畫，他常用“魯赤水”的筆名落款于畫中，這3個字與齊白石的名字字字相對，似有與其爭鋒之意。

　　據《戚本禹回憶錄》中說：“康生是個公認的文物鑒定大家。在文革的時候，也低價收購了很多文物，他的目的是要保護這些文物。在他去世前，他把這些文物全部捐贈給了國家，一件也沒有留給自己家里人。”

　　欲知毛澤東后來多次接見紅衛兵的盛況，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毛澤東說：“文革中這些群眾主要是年輕人、學生，正是杜勒斯們寄托和平演變希望的最年輕的一代。讓他們親身體驗斗爭的嚴重性，讓他們把自己取得的經驗和認識再告訴他們將來的子孫后代，一代一代傳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預言在中國難以實現。”這就是他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初衷！如果不是發生了“一0六”政變，文革中造就的幾千萬接班人能不能實現老人家的愿望呢？

　　電子版咨詢微信:   qunfeiyang2014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