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保馬今日推送馬嬌嬌老師的文章《“新世界”:抗戰初期“晉察冀”的敘事生產與地方言說(1937-1938)》。晉察冀地處對日武裝斗爭最前線，乃是抗戰期間第一個成立，也是唯一一個得到國民政府行政院和軍事委員會正式承認的敵后根據地。自創建伊始，晉察冀即在大眾輿論中取得了高度的象征價值，據此考察左翼文人的前線報告、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宣傳、西方人士的烏托邦想象，或能再現根據地地方敘事的“發生史”：1937-1938年間，在晉察冀急需建構地方身份之時，各方話語力量究竟賦予了該地何種歷史內涵？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其文字內部又包含怎樣的言說策略？對“晉察冀”的形塑與生產，實際上也是創制“新世界”的一種努力，這一過程中不同性質的文本往往彼此驅策、交互，乃至往復作用——這種地方敘事上的聯動與“升格”，或許本身就是政治發生的過程。

　　1937年10-11月間，山西戰線持續告急，娘子關、忻口、太原相繼失守，中國正規軍實質上已經喪失了在華北戰場組織有效軍事抵抗的能力[1]。對此，日軍不斷夸耀其武功，諸如“華北大勢定矣，皇軍神威所至無敵”[2]等言論甚囂塵上，偽滿洲國國務院的機關報《大同報》（新京）即稱“北支全線忠勇皇軍之壓倒的進擊，在世界戰史上放燦然之光彩”，而“向南方退卻之中國華北全線兵數”，則“不值日軍一擊”[3]。此種情形下，遏制正太、同蒲、平漢、平綏等交通大動脈，進逼平津等主要城市的五臺地區即凸顯出獨特的地方要義。1937年10月，聶榮臻率八路軍115師一部進駐五臺；經由閻錫山電請漢口中央政府之后，次年1月10日，晉察冀邊區政府成立。晉察冀遂成為抗戰期間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得到國民政府行政院和軍事委員會正式承認的敵后根據地。

　　日軍侵占太原

　　作為一個新近創建的地方政權，盡管其戰略重要性不言而喻，此時的“晉察冀”對于后方讀者來說，依然是一個有待闡釋的對象。1938年1月，周立波陪同美國武官卡爾遜到訪邊區，隨后發出此地的第一篇對外報道；同年8月，新華社記者陳克寒又于漢口連載系列通訊，晉察冀正式得名“敵后模范的抗日根據地及統一戰線的模范區”；此外，沙汀、何其芳所在的魯藝文學系，以及抗戰文藝工作團第一、二組等團體皆曾在此過境，并留下了不少實地觀察記錄。這批外來者的身份駁雜不一，其游歷文字的視角亦參差不齊，通常人們并不將之視為晉察冀文藝史的內在組成部分。但若是考究晉察冀的地方敘事，不難發現，其最初的書寫經驗確由這些文本所貢獻。本文關心的問題是：1937-1938年間，在晉察冀急需建構地方身份之時，此類文字究竟賦予了該地何種歷史內涵？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其話語又包含怎樣的言說策略？對此，本文將分別就左翼文人的前線報告、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宣傳、西方外來者的烏托邦想象展開討論。對“晉察冀”的形塑與生產，實際上也是創制“新世界”的一種努力，這一過程中不同性質的文本往往彼此驅策、交互，乃至往復作用——這種地方敘事上的聯動與“升格”，或許本身就是政治發生的過程。

　　一

　　“創造新世界”：從周立波的華北之行說起

　　1937年12月20日，剛剛結束前線訪問的周立波致信周揚，與其分享自己的印象：

　　一個多月的生活，使我變成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人。我們從五臺出發南下，步行了三分之一的山西，經過了十幾個縣的地域，每天走五六十里、八九十里不等。……這種行軍在當時是有點苦，現在想起來，真正是有味、新鮮的印象，常變的觀感。[4]

　　彼時周立波與周揚遵從中共地下黨的安排，皆從淞滬會戰后的上海脫身不久。通信的當下，前者甫自五臺歸來，周揚則身在延安[5]。隨處調轉的行軍生活顯然帶給了周立波別樣的體驗，在其口中，“前線”仿佛具備某種蠱惑，令人“現在就想馬上回到前方去”[6]。

　　周立波像

　　不過，此處“前線”的意義可能并不局限于“新鮮”“常變”所帶來的刺激，更在于其內部所能促成的、超出既有經驗的文學實感。周立波提及，自己在上海法租界未能完成的《新蓮花落》，終于在戰地得到了暢快的續寫，“前線”成為了打破創作困頓的重要憑借。事實上，他在這封長信里展現出異乎尋常的表達欲，不但一度難產的詩作順利落地，同時還記錄了大量的戰地細節。后文中，周立波這樣解釋道：“我很快樂，所以寫了這許多閑話。”[7]

　　“我很快樂”的情緒價值，連同這一階段周立波亢奮的書寫欲望，理應被視為新的環境下重新充盈起來的寫作主體的外在表征（“使我變成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人”）。回頭來看，遲至同一年內的二月間，他的詩歌里依舊殘余著一股寂寞幽閉的情調：“也曾想/雪上題詩，/讓詩名與白雪“同圬春風”，/晶瑩無比。/也曾想/海中歌唱，/讓歌聲共海鷗飄飛天外。……/但人事蹉跎，/詩心易老，/到于今，/剩下了，/窮愁千萬，/千萬窮愁。”[8]這未嘗不是一部分左翼青年精神上的癥候，即其無法徹底突破亭子間的逼仄與緊張，在此參照之下，此刻的“我很快樂”就成了別有意味之事。華北前線不但一洗寫作者的“千萬窮愁”，并且觸發了嶄新的歷史感覺：

　　我打算打游擊去。烽火連天的華北，正待我們去創造新世界。我將拋棄了紙筆，去做一名游擊隊員。我無所顧慮，也無所怯懼。

　　我要無掛無礙的生死于華北。我愛這種生活，戰斗的而又是永遠新鮮的。[9]

　　所謂“拋棄了紙筆”“打游擊去”云云，與其說是實際的行動計劃，毋寧說是感受到“新世界”的召喚以后溢于言表的激奮，其內里浪漫化的沖動無可忽略。同時也應注意到“無所顧慮”“無所怯懼”等表述的背后，其間的“我”所具備的自我確信。與此不無關系的是，留滬期間的周立波也曾在詩作中提及青年人的死，然而其語調會不自覺地流露“我常常怕，/在這黑暗的夜里，/我會無端的死去，/沒有人知道，/更沒有人憐惜；/冷落地被拋在荒丘里，/被親人很快地忘記”的陰冷[10]。為此他呼喚一個不具名的、“永遠不會拋棄我”的中華母親大地，但這一抒情的姿態并不能完全消解“死”的無歸屬感。相形之下，“烽火連天的華北”承諾了一個更具參與性、“永遠新鮮”的生活，而“戰斗”這一行為動作本身也不斷產生歷史意義，足以激發“我”持續的主體投入。某種程度上，從“我常常怕”到“無掛無礙的生死”，更深層的轉換機制或許有賴于歷史場域的變動，即“華北”作為周立波所想象的“新世界”的浮現。正值八路軍出兵山西前線、華北被目為“世界大戰的起點”之際[11]，走進歷史發生的現場、深入戰爭的中心地帶，這恐怕也是周立波興奮難以自抑的原因之一。

　　1937年12月26日，也即寫作上文長信的6天之后，周立波再赴五臺。此次戰地之行，他的身份為美國軍事觀察員埃文斯·福代斯·卡爾遜的隨行翻譯。旅途開始于一個“日本轟炸機兩架，橫空而來”的時刻[12]，余下的52天內，二人依次取道晉東北—晉察冀—晉西北，直至1938年2月19日返回山西洪洞。隨后，周立波南下漢口專門寫書，并根據親身見聞完成了兩本關于華北的“小冊子”，其中之一即《晉察冀邊區印象記》（以下簡稱《印象記》）而這也是晉察冀最早的一次歷史書寫。在該書的序言里，周立波自陳其意：“現在是同胞們磨劍使槍的時候，我不愿意拿我的無力的文字來靡費讀者的時間。但這時代是太充滿了印象和事實，哀傷與歡喜，我竟不能自禁的寫了下面這些話，希望不全是無謂的空談。”[13]作為第一個出入晉察冀的后方文人，周立波的感受并非個例，據此查究其戰地時感與文學言說，或許有助于呈現晉察冀的最初面目。

　　周立波（左一）在農村

　　旅途流轉中，周立波曾頻繁提及一種“懷古”的“幽思”。他的行程大半盤桓在山西境內，“那些經歷了千百年風雨浸潤的陵墓之前的石人和石馬，還是顯露著我們祖先往日的光榮。他們立在荒野里，好像在告訴后代：‘你們爭氣罷，古老的中華民族，不應該被欺侮，前代的光榮，不應該被失落’。”[14]前朝陵寢、舊都廢墟一類的文明碎片映射著一個已經消逝的“過去的榮光”[15]，同時也見證了中國戰亂兵燹的現實危機（“這古老的山西，也飽嘗了敵人的血劫”[16]），在作者不乏自省的目光中，對華夏文明的“懷古”最終落入的是民族主義的情感創痛。不過，在晉察冀的五臺山麓，周立波很快發現了新的革命風景，上述“古往今來”的嘆逝之嗟迅速被“棄舊揚新”式的政治抒情所替代：

　　三十八年的歲月，還沒有恢復龍泉關的原氣。……城外有兩百多家人家，當我們過身時，婦女們都出來了，還有孩子們的歌詠隊，還有農民自衛隊。這回不是義和拳，不再用迷信，不止用刀矛了，他們有最現代的組織、最科學的頭腦。……到山頂東望，太行山脈的山巒，如波濤洶涌、縱橫無極。在這里，你真會感到自然的雄偉。綿延幾千里的山地，好像是特別為我中華民族造設的一樣，敵人就是派幾萬架飛機、幾千尊大炮來，到這里也沒有辦法。[17]

　　龍泉關是長城的一個戰略關隘，乃冀、晉兩省分疆之處，其所轄屬的阜平縣，眼下正是晉察冀邊區首府之所在。文中所謂“三十八年的歲月”，指的是庚子年間八國聯軍侵華，德軍曾在此劫掠的舊事；而“最現代的組織”“最科學的頭腦”的說法，則以義和拳的“原始迷信”為對照，強調歌詠隊、自衛隊、游擊隊等新組織所帶來的新氣象。日后收入《印象記》時，此處行文配有龍泉關群眾大會的紀實攝影一張，會場上人頭攢動，軍民、男女、老幼均有，全體皆在振臂高呼。盡管作者并未對此做出更多的介紹，但在饒有意味的圖文互證下，一個不斷發動中的、民氣澎湃的鄉村整體已經躍然紙上。周立波此行由西安一路向西、向北，直至進入太行山系的群山深處，通覽其戰地日記，讀者不難發現內地鄉村的凋敝與破敗，兵災匪亂、農家破產、難民逃荒等實例在其筆下時有滑落。然而，晉察冀卻以其“緊張、嚴肅和整飭”的地面秩序給予了周立波新的振奮[18]，他在這個戰爭的腹地看見了另外一種日常：

　　我到洪子店時，敵人剛退走，他們放火燒了的房子，還在冒煙。

　　鎮上的幾個壯丁，已經在鎮外的田野掩埋尸體。人民正在陸續的回來。鎮上又開始聽到嬰兒的哭聲和雞狗的喧囂了。一切都在迅速的恢復常態，人民又要開始常態的生活了。女人們忙著打掃屋宇，男人們忙著收拾街衢，墻壁上的我軍標語，被敵人涂掉了許多，這些都要重新寫制，做宣傳工作的人也都忙了。[19]

　　“常態”當然不是對戰爭苦難的麻木或漠視，恰恰相反，在八路軍“反對逃跑、慌張和潰亂”的實際工作原則下，它代表了戰時地方工作的計劃與有序，其中貫徹著足以超越戰爭之“非常態”的實踐理性。周立波的前線記錄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對敵寇燒殺暴行和鄉村劫后慘象的鋪敘，包括他本人也曾遭遇炮火催逼的敵情。但是，作家并未耽溺于對戰爭暴力的控訴，反而有意識地突出了中共治下“恢復常態”“繼續工作”的能力，正在此中，華北敵后顯示出巨大的革命潛能。

　　晉察冀邊區人民組織擔架隊配合八路軍作戰，搶運傷員

　　周立波稱，“現在，華北的農民是真正的起來了”，“你到了邊區會有這樣的感覺：人人都緊張，都有事情做，從小孩子一直到老人家，從小腳的農婦一直到樸素的女學生，從農民工人一直到兵士，都是那么匆忙，為什么呢？為了一個簡單的共同目的：為了打日本”[20]。這部分地涉及對晉察冀群眾動員工作的觀察。地處華北抗戰最前線，廣泛且有效的戰爭動員自然是晉察冀得以生存的本根之策。此外，“抗日”的軍事任務與“政治民主”“改善民生”等多項社會政策之間的辯證關系也頗值得注意。正如歷史學家所指出的，針對敵寇暴行的反抗并不必然造就抗日政權的穩固，比之單一的軍事斗爭更為關鍵的，是中共能否為破產（或瀕臨破產）的鄉村重建一個新的公共秩序[21]。即軍事上的斗爭還將要求經濟、政治等多條戰線的支持，“武裝反侵略”與“鄉村改革”、“抗日”與“民主”實際上是互為表里的一體。在此意義上，周立波的“常態”書寫很可能觸及晉察冀鄉村革命化進程的最初經驗，他的文本相當自覺地追索了敵后地方治理的各個命題：民主政權的創建（“這是一個粗具規模的新的行政區”[22]），經濟獨立的嘗試（“調劑民食、維持貿易、發展實業”[23]），宗教合作的實現（“他們出了家，但并沒有出國”[24]），婦女解放的成就（“在昨天，華北婦女還是含羞膽怯的‘土包子’，到今天，她們中間有的人，已經成了驍勇堅忠的戰士”[25]），農民運動的發動（“他們不再是命運的奴隸，而是一切的主人”[26]），等等。受制于實地見聞的有限，周立波的文字未免流于全景式的速寫，但它通過此類“發生于舊的長城內外的事故”，完整地報告了一個新生政權如何浮出歷史地表，進而將之形塑為某種象征：

　　民族的精神，我們的英勇的中國同志多年以來所號召的聯合戰線的精神，在侵略者之前突然奮張起來，成為一道新的、近代的中國的長城。[27]

　　二

　　從“報告”到《印象記》：文學作為驅動

　　1938年6月，周立波的《晉察冀邊區印象記》于漢口正式出版，總經銷為讀書生活出版社，實價國幣五角五分。

　　周立波《晉察冀邊區印象記》，讀書生活出版社，1938年

　　此時期武漢已躍升為全國出版業新的中心，一大批書局、書店、雜志公司紛紛由滬、寧等地遷來，加之戰前原有與新近創辦的本地組織，一時間集結在武漢的出版機構達63家之多[28]。這股文化力量無疑攜有“宣傳國難”的巨大勢能，最形活躍如生活書店者，就曾登報表示“愿盡最后一滴血汗”[29]“提高抗敵的戰斗力量”[30]。此言不排除有自我廣告的成分，但也不乏出版人真誠的愿望，正是在其搜羅廣博的努力之下，大量的抗戰救亡讀物得到了快速的推介。舉上海雜志公司為例，該社幾乎以逐月的頻率，相繼推出華北相關的數種新書[31]。可以說，“前線”既生成于、又反向推動著大后方的文化出版熱，而《印象記》與“晉察冀”自然也將廁身這一浪潮之內。不過，市面上同類型的戰地報告普遍定價在一角半到三角之間[32]，《印象記》“五角五分”的定價并不算低。對此，《新華日報》的一則廣告或能提供某些線索：

　　認識晉察冀邊區的唯一讀物

　　了解華北抗戰情勢的最好報道

　　這本書是敵人后方的游記。烽火中的華北人民之抗戰姿態和苦難，悲傷與歡喜，都深印在書里。

　　怎樣在敵人后方繼續抗戰？是全國抗戰志士今日所最關心的問題。武器短少的第八路軍和游擊隊，最近在華北捷報頻傳。他們怎么能夠這樣的？這本書可以解決這些疑問。

　　舉凡晉察冀邊區的歷史、經濟、政治、民運、文化、宗教，以及戰術與戰略諸問題，這書都詳細談論到，而且都以游記式的輕松文筆出之。

　　全文凡三十數篇，約十萬字，附有鋅版和銅版名貴插圖三十余幅，并附關于華北的外論四篇，都足有助于華北問題的理解。[33]

　　“高價”的背后，可能涉及成本的問題，同時也體現出出版方對《印象記》的信心。究其緣由，大抵不出以下幾種：（1）書內包含大量來自敵后的攝影、地圖、書報等圖像，有紀實之品格[34]；（2）該書兼具游記的可讀性與史筆的真實性；（3）作為晉察冀的“唯一”讀物，《印象記》以其充分的獨家信息，即時地呈現了敵后抗戰中并不為人熟知的一面。正當全國輿論陷于“華北業已淪亡”“日軍不可戰勝”的衰調之際，該書明確表示華北不會成為第二個“滿洲國”，首篇文章《從河北歸來》開宗明義：

　　我們精忠驍勇的第八路軍和人民義勇軍，人民游擊隊不但沒有退出華北一步，而且在那里建立了許多鞏固而又廣大的抗日根據地。

　　感謝第八路軍和一切民眾武裝的英勇，中華民族的人民，在這里依然度送常態的自由獨立的生活。[35]

　　對于政治風向擺蕩反復、民心動搖不定的后方來說，如此堅定且有一定實據的論斷相對難得，“常態的生活”更是奢靡，因此該書在國統區反響極大。據沙汀的回憶，1938年自己與卞之琳、何其芳同上延安，以期轉赴華北敵后，“寫一本像立波的《晉察冀邊區印象記》那樣的散文報道，借以進一步喚醒國統區廣大群眾，增強抗戰力量”[36]。《印象記》所受之歡迎，由此可見一斑。

　　周立波本人對《印象記》的用心頗可一提。事實上，作為著者兼發行者，該書的編輯排印基本由周立波一手經辦，上文廣告詞也近似其手筆。不僅如此，若是將之放回1938年的寫作序列，“印象”的誕生另有特殊之處。如前所述，周立波所經地域包括晉北、晉察冀、晉西三處，事后作者專取晉察冀一節為《印象記》，余下一頭一尾則捏合為并不完整的《戰地日記》。此舉未免有損文本間的連續性，對其前線經驗亦有割裂之虞，但周立波個人的用意已經相當顯豁，即完成對“晉察冀”——中共第一個敵后根據地——的單獨敘事。他在“序言”中稱，“把這本書獻給晉察冀邊區的戰死者和負傷者……他們的英靈和血，永遠是中華民族的光華，和人世的驕傲”[37]，對晉察冀的整體形塑由此貫穿全書之始終。引而言之，該地自進入公眾視野伊始即取得了高度的象征價值，而《印象記》也稱得上第一個有“地方自覺”的晉察冀文本。

　　也許并不偶然的是，《印象記》在后方得到了中共系報紙的大力推介[38]。結集之前，該書就曾以單篇通訊的形式見載于漢口，這其中既包括《新華日報》《群眾》這般政黨性質明顯的黨報黨刊，也包括《新學識》（主編徐步、史枚）、《戰地》（主編舒群、丁玲）、《全民周刊》（主編柳湜）一類并無公開的政治旗號，但實際負責人多為中共黨員的進步刊物。該書付梓以后，交由讀書生活出版社總經銷，而后者自上海時期起便是中共地下黨的文化陣地。綜合來看，所謂“推介”又不止于“發表”，實際上也牽涉“廣告”“評論”“發行”等多重環節，中共因此構成“晉察冀”敘事生產中另一引人注目的力量。僅就《新華日報》一家而言，早在1938年6月16日《印象記》即已出現在“新書預告（即出）”中，6月25日出版當天又登上該報頭版，此后相似的宣傳文字還反復出現在7月5日、8月28日、9月17日與11月16日、17日的廣告里。與之同列其位的，或者是艾思奇、柳湜等中共知識分子的理論著作，或者是《陜行紀實》一類對紅色延安的考察報告，而經由發表現場的上下左右，不難窺得《印象記》與“晉察冀”所在之政治譜系與文化網絡。如今最早可見的讀者評論來自《全民周刊》，時間為1938年7月2日，距離《印象記》面世不過一周。此刊物在公開性質上屬于第三方力量主辦，但書評作者“羅之揚”卻顯然是中共人士，盡管不能確證其具體身份，他對晉察冀的介紹已然使用了周立波原文所無、僅在中共內部所流通的說法。羅之揚稱該地為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模范區域”，進而要求全國皆行效仿，建立起更多類似晉察冀的政權[39]。

　　雖然一再強調來自中共的導向作用，本文卻無意將《印象記》推定為純粹的政治支配下的產物，而是傾向于呈現兩股力量的交錯：其一為抗戰以來文化界所普遍掀起的戰地報告熱，其二則肇始于中共對晉察冀的宣傳訴求，《印象記》以其“唯一讀物”的身份，恰在兩者的接榫之間。換句話說，與其將此間的政治-文藝描述為單向度的“支配/受制”，不若說是彼此的驅策、交互，而《印象記》這一文本所牽連的“晉察冀”的生產，正是從此種聯動機制中不斷汲取著新的動力。

　　一方面，“戰地報告”正是抗戰初期最具生產性的文藝樣式，其背后實有20世紀30年代以來左翼文學的經驗脈絡。有關“報告”（Reportage）之獨立文學地位的取得，如今學界公認應歸功于“左聯”1930年的介紹。作為“不二價的最新輸入”[40]，報告向來被“左聯”標舉為無產階級革命最有力的文體[41]，故其從不避諱該形式在政治宣傳上的激進屬性——按照捷克報告文學家基希的說法，此誠乃“一種危險的文學式樣”[42]。不過，報告此后的性質又較30年代早期有所不同，其事實上的寫作主體日漸溢出左翼的范疇，尤其隨著其與新聞日報等大眾媒體的合流[43]，該文體之上“普羅列塔利亞特”的色彩大為沖淡，及至抗戰時期，人們已經很難將之指認為某一集團的專屬。這一過程中，戰爭成為其文類經驗型構的另一基點，“七七”事變的爆發更造成報告“異常的發達”：

　　報告文學填充了一切雜志或報紙的文藝篇幅：一切的文藝刊物都以最大的地位（十分之七八）發表報告文學；讀者以最大的熱忱期待著每一篇新的報告文學的刊布；既成的作家（不論小說家或詩人或散文家或評論家），十分之八九都寫過幾篇報告。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報告文學就成為中國文學的主流了！[44]

　　具體到周立波而言，他是左翼內部較早對報告的文體意義進行重新思考的作家，其寫于1936年的文章《談談報告》強調，現今中國的文學皆在“烽火之旁寫作”，“用事實做指南的報告就有它存在的價值”[45]。可以看到，華北事變等民族危機不斷給予周立波這樣的青年以強力的刺激，類似“亡國滅種”的表述在其1930年代中期的文字中被不斷地重復著；然而，他也同時發現，面對“充滿了災難又充滿了英雄事業的現實”，當下的文藝卻只能陷于“一般的沉寂”，“我們不只是沒有西面長征的英雄敘事詩，就是一個罷工、一個學生運動的事實，也不能留下動人的記錄”[46]。或者被隔離于真正的抗爭之外無法作為，或者對紙上的革命進行人工的空想、機械的圖解，這就是左翼作家在戰前所面臨的普遍困境。就此言之，當周立波提出以“整個的社會”作為“報告文學者的寫字間”時，其實也在呼吁文學打破既成的桎梏，重新為之召喚介入歷史的活力。他說，“我們要設法走到這歷史動亂的最中心去”[47]，又說，“我們的作家可以積極的參與這歷史的運動”[48]，如果考慮到抗戰初期文化界風行一時的“前線熱”，可知相似的行動愿望并非周立波一人所獨有，實乃群體性的共識，而其1937年的華北一行與對晉察冀的“發現”，也并未脫離這一邏輯線索。

　　基辛《秘密的中國》，周立波譯

　　肖洛霍夫《被開墾的處女地》周立波譯本，1946年

　　另一方面，出于文學事實上的聯系，周立波此前最為暢銷的譯作《秘密的中國》《被開墾的處女地》，也在晉察冀的敘事生產中得到了反復的征引。羅之揚的書評開篇即稱，“當我讀基希的《秘密的中國》時，曾期望著報告文學‘戰斗與自由的中國’之出現，《晉察冀邊區印象記》可說就是這么一本作品”[49]；1938年的另一篇介紹文章則直接將晉察冀命名為“被開墾的處女地”[50]。可見此類文學性象征資源對其地方價值的正向附加。但是，文學上的征引和轉譯所能產生的影響畢竟有限，即便《印象記》本身的創作，也非毫無缺陷——周立波抵達晉察冀之時，距離邊區正式創建不過兩周，材料不全、觀察不深，自然造成《印象記》的力度不足。從后事來看，對晉察冀更為全面、具體且持久的形塑，仍將依賴政黨的輿論活動，這就要求本文的討論轉出抗戰文藝的層面，進入中共宣傳的范疇。

　　三

　　“堡壘”“模范”或“烏托邦”：晉察冀的幾種輿論面相

　　晉察冀邊區誕生的1938年，乃是抗日統一戰線既成、國共合作較為密切之時，當下中共已經取得合法化的政黨地位，亦被允許興辦公開刊物，組織輿論活動的條件相較從前大為成熟。有研究者曾言明，在西方，“宣傳”（propaganda），“是一個中性詞，表示‘散布一個思想’”[51]。但政黨宣傳作為一種特殊的觀念輸出，其背后的政治利益與說服意圖也是不可掩的事實，此時和“宣傳了什么”同樣值得追究的，另有“如何宣傳”與“為何宣傳”。若是就此切入中共對晉察冀的話語生產，或能一窺該地在抗戰期間所居處的獨特位置，及其地方敘事的部分淵源。

　　就晉察冀的總體宣傳來看，盡管相關言論也曾見諸《解放》《群眾》等刊物，但這類文字數量較少，傳播渠道有限；若論報道的持續性與典型性，應推漢口的《新華日報》為代表。后者既為中共唯一在國統區發行的機關報紙，刊行其上的“晉察冀”也就不可避免地帶有大后方的語境烙印，乃至成為其間輿論運作的內在組成部分。而通覽抗戰初期的《新華日報》，一個初步的觀察是，中共對晉察冀的言說有著顯著的“語境性”特征。這并不是說，晉察冀的地方意涵隨時轉易、日趨多元，恰恰相反，該地自始即確立了自身作為“華北抗戰堡壘”的核心定位，且這一形象得到了一以貫之的強化，關鍵在于此中的語境應用與相應的政治表達。換言之，“晉察冀”的意義惟有在中共整體性的政治敘事之中，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強調。

　　有關晉察冀最早的官方通告，出現在1938年2月14日的《新華日報》，一則題為《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成立》的消息記載了五臺地區卅九縣建立統一戰線政權的經過，屬于對其建制原委的交代[52]。不過，此前經由多位八路軍將領的公開講話，晉察冀實際上早已進入大后方讀者的視野，譬如任弼時曾稱其為“支持華北抗戰的一個堅固的堡壘”[53]，彭德懷也介紹過該地的對日反圍剿斗爭[54]，朱德則借此總結八路軍在敵占區組建游擊隊的經驗[55]。凡此種種，雖不是對晉察冀的專論，卻已足夠昭示該地身為軍事根據地的地方特質，所謂“前線堡壘”的說法也近乎晉察冀的固定修辭了。可以補充的是，正是在此“軍事/政治”的區隔上，晉察冀與陜甘寧構成了最基本的差別。以1938年的《新華日報》為例可知（見圖1），兩者在同一年內的報道總量不相上下，各自的側重點卻截然不同。陜甘寧主要以政治、文化類內容居多，而晉察冀則貢獻了絕大部分的軍事題材，這自然與兩地的戰爭地緣差異有關：相較于晉察冀“華北抗戰第一線”的特殊區位，陜甘寧的重要性更體現在“它是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的所在地”[56]，兩者一為政治中樞，一為軍事堡壘，彼此各有不可替代之處。當陜甘寧在大后方被塑造為“中國最民主、最進步，貫徹三民主義和抗戰建國綱領最為徹底的地區”之時[57]，晉察冀則以其抗戰實績，成為了中共宣示自身軍事武裝之合理性與合法性的重要憑借。

　　圖1 《新華日報》兩地報道之數量對比圖（1938年）

　　如此則不難理解，中共對晉察冀的言說，往往動因并歸附于現實的戰事刺激。1938年5月，歷經為時數月的激戰之后，徐州會戰以中方軍隊的戰略撤退而告終。為解釋抗戰前景，也為激揚民氣之故，《新華日報》屢屢提醒讀者注意敵后的新變化：

　　我們不應只注視徐州戰事的進退而應統觀全局，……冀省我晉察冀邊區各游擊支隊的積極活躍進逼平津，在敵人后方展開廣大的游擊戰事，不斷的削弱與消耗敵人的有生力量，這是配合著我津浦線戰事以有力的呼應行動，我們不久會看見津浦線的敵人，如像在山西一樣的失敗。[58]

　　徐州會戰以后，抗戰越發顯現出長期性的特征，一時間人心不免悲觀動搖。此種情形下晉察冀之“進逼平津”所隱含的積極意義已經不言而喻，所謂對津浦戰線的“呼應行動”，也不失其時地突出了八路軍敵后戰場對全線戰局的配合作用。應該提及，這一階段中共正極力駁斥外界有關“游而不擊”的指責，本次宣傳亦不例外——“毀謗在山西艱苦奮斗的戰士游而不擊的人們，今日應該被勝利的事實，堵住了口”[59]， 而晉察冀在前線的發展與壯大，無疑便是中共急欲對外展示的勝利事實之一種。

　　除此之外，抗戰初期另一次對晉察冀的集中塑造，發生在武漢會戰期間。自1938年8月26日起至9月16日止，《新華日報》以《模范根據地的晉察冀邊區》為總題，對該地進行了長達二十天的連載報道，文字總數約計五萬，主題囊括邊區的創生背景、政權組織、經濟現狀、文化實況、民眾運動與統一戰線的發展，等等。這些文字日后復由新華日報館結集出版，在其隨刊登出的新書廣告中，編者的口氣相當平實：

　　本報所發表的陳克寒先生作的《模范抗日根據地的晉察冀邊區》一文，不僅對邊區抗日運動作了忠實的介紹，而且提出了在抗戰建國中的一些具體問題，足供讀者以參考和幫助。作者在晉察冀邊區為時頗久，材料均系實地考察所得，的確是一部心血作品，現得作者同意將原文加以補充修改，發行單行本。凡從事救亡實際工作者，關心邊區救亡運動者不可以不人手一冊。[60]

　　毛澤東親筆題詞：“抗日模范根據地——晉察冀邊區”

　　陳克寒[61]，上海“左聯”出身，193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以新聞工作見長。他長期供職于中共宣傳系統，新中國成立后歷任新華社社長、文化部副部長等職，此時正是《新華日報》通訊版的特派記者兼主筆。按照其自述，陳克寒7月入晉察冀，一個月后回返，隨后文字見于報章；然而這一系列關于晉察冀的寫作，僅僅只是為了增添一本“抗戰建國”的救亡讀物嗎？

　　種種跡象顯示，晉察冀的“模范”敘事確屬一個久經準備的策劃。必須指出，1938年8月25日乃是紅軍改編八路軍一周年，當天《新華日報》以頭版社論向八路軍全體戰斗人員“致以革命的敬禮”，并刊發了總指揮朱德關于華北抗戰的談話。在此特殊的歷史時刻，繼之而來的晉察冀宣傳不啻擁有了儀式性的意義，進而內嵌為政治紀念的一個環節了。除卻“一周年”的節點外，尚有一則動向值得額外的注意。——自1938年7月發表于《解放》周刊以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正在黨內黨外引發越來越大的反響。雖則彼時國共雙方皆行主張長期抗戰，但毛澤東針對持久戰之戰略認知與戰術實操的闡述依然有其獨到之處，這一著作也因此被視為中共方面全面抗戰路線的綱領性文件[62]。為最大程度實現“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基本目標，文章尤其強調在敵占區建立根據地的必要性，指出如此即有可能變“敵后”為“前線”，直至堅持到全國性戰略反攻的到來[63]。《新華日報》稱，晉察冀的存在即證明了建立上述根據地的可行性，“晉察冀邊區所作的一切，應當而且可以在全國一切抗日區域內實現”[64]；陳克寒同樣引用了《論持久戰》的文字，以此論證“中國有持久戰的潛在力量，中國有最后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可能，中國人民在華北可以自由呼吸”[65]。這或許說明，晉察冀之被賦予“模范”意涵，實在中共有關“持久戰”的戰略邏輯之內，而其敘事話語的鋪陳，也部分地承擔了這一過程中鼓動呼應與經驗推廣的效用。

　　毛澤東《論持久戰》，1938年

　　1938年10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召開，會上晉察冀正式得名“敵后模范的抗日根據地及統一戰線的模范區”，“模范”這一稱號最終得到了來自延安的公開認證。在大會主席團發給晉察冀的官方通電中，口氣相當熱烈：“希望你們繼續堅持統一戰線的方針，動員一切力量，……長久保持晉察冀邊區是最進步的模范的抗日根據地，作為將來進攻日寇最好的前進陣地。全會對你們有無限的慰問與希望！”[66]以“模范”創造活的樣本，進而擴大先進經驗的示范效應，這自然是政治運動的慣用手法之一。但若是將“模范”視為一種對地方特征的實際描述，而不止于“最進步”“最好”等抽象形容的話，那么其中還將牽涉統一戰線在晉察冀的具體實踐。簡言之，它將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一）民眾合作。為了集中力量戰勝敵寇、實現民族解放，根據地自覺地對統一戰線內的某些斗爭進行了約束，并在一定范圍內施行了階級調和[67]。通過政治上的代議制民主，經濟上的減租減息、合理負擔，晉察冀在爭取軍、政、民三位一體的聯合、地主與佃戶的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績，“統一戰線在邊區發展到全國范圍內罕有的程度”[68]。由這一時期的晉察冀書寫來看，往來根據地的人士均對此地的抗日意志和群眾合作印象深刻，一位曾經履足上海、北平、南京、漢口等地的外國軍事觀察家即寫道，“可能是因為這里的領導人精力充沛、能力卓越，也可能是敵人包圍下人們的心理狀態所致”，“該區軍民之間和不同政治信仰人群之間的合作精神要好于我去過的其他地區”[69]。

　　（二）國共合作。抗戰初期中共對國民黨采取了極為克制的態度，這主要表現在“合作抗日”的主張上。基于此，中共的宣傳口徑有意強調晉察冀受國民政府的領導，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以此彰顯該地為國共統一戰線的“模范”。但對“團結”的宣揚，并不意味著中共對自身獨立性的放棄。如同歷史學家所述，即便統一戰線早已形成，國共的意識形態之爭從未真正消弭，為了爭取更廣泛的領導權，中共始終強調“斗爭”形式的變化。換言之，“團結”同時也是一種“斗爭”的手段[70]，而對晉察冀的“模范”形塑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視為這樣一種“革命的策略”。應該看到，國共合作自1939年起即摩擦不斷，至1941年徹底破裂，在此期間，對晉察冀的“模范”言說即時地包含了對黨爭復起的不滿與批判：“晉察冀邊區之所以有光輝燦爛的今天并不是一個謎，也不是一個奇跡，而是在團結的旗幟之下堅持抗戰到底可以預期的結果。……對各地的不幸的摩擦不能不感到莫大的痛心！”[71]

　　綜上所述，所謂的“模范”既包含晉察冀之在地經驗的具體“事實”，同時又是擴大政治影響的一種“策略”，對晉察冀的言說中，上述兩種政策性的內容與宣傳性的成分應當被予以雙重的考慮。有關晉察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具體實踐的史實考辨與制度研究，茲事體大，恐非文學研究者所能輕易論斷[72]；本文則以“政治宣傳”為借重，意在強調“模范”作為“敘事”層面的話語意義。如果我們將之視為由中共所主導的政治/文化話語實踐，進而承認其為晉察冀話語生產的形式之一的話，那么，另外一種與之相關、卻又有所區隔的說法也應包括“在外”，它主要產生自西方人士的口中——即其時頗為流行的“烏托邦”之說。

　　四

　　“烏托邦”及其“謬誤”

　　彼時西方輿論界尚沉浸在埃德加·斯諾對“紅色中國”的發現中，中共根據地由此迎來了一批外籍人士的到訪，埃文思·福代斯·卡爾遜（Evans Fordyce Carlson）是在此風尚之下第一個訪問晉察冀的美國軍官。與同期聚集在華北前線的西方記者相較，卡爾遜的兩個身份特征尤其醒目：其一，基于其美軍“軍事觀察員”的官方身份，卡爾遜對晉察冀的訪問同時葆有“外交”的意義；其二，不同于斯諾對馬列原典的熟稔，亦不同于史沫特萊對共產主義信仰的激烈宣揚，在1938年1月進入晉察冀之前，卡爾遜并無知識資源上的儲備，甚至不具備政治上的親共傾向，——如同美國軍中最流行的觀點，他更習慣于稱中共為“暴民”或“土匪”。但他對中國的現實政治并非毫無所知，憑借駐守上海公共租界（1927-1929）、北平美國公使館（1933-1935）的履歷，以及長期從事對華情報工作的經驗，卡爾遜已經對中國的政治空氣有所掌握。及至抗戰爆發，卡爾遜有意為美軍評估中共的武裝實力與游擊戰術，晉察冀所在的華北敵后遂進入其視野。其中，上述兩位中共的“同情者”承擔了引路人的角色：斯諾的《西行漫記》引起了卡爾遜對中共的直接興趣（盡管這一興趣最初是以“質疑”的方式存在的），史沫特萊則建議他前往五臺，據后者稱，那里正在進行一切政治、社會和經濟方面的試驗。對卡爾遜來說，晉察冀的實地見聞完全證實了史沫特萊的說法：

　　這里有一千萬到一千五百萬人民正在經營一個合作生活的偉大試驗。唯一的逼迫他們這么做的恐怕就是外人的侵入。他們在這種制度（化）、合條理，而公平公正的關聯之下合作愈久，其價值利益也愈明顯。即使一旦日本人的壓力消除以后，這種新型的生活亦已在他們心里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使他們會永久繼續這種生活，而將這地方成為一個實際的烏托邦的中心。[73]

　　美國駐華武官卡爾遜來晉察冀邊區訪問，聶榮臻（中）與卡爾遜交談

　　無獨有偶，第一個訪問晉察冀的美聯社記者霍爾多·漢森（Holdore Hanson）也表達了極其相似的結論：

　　在晉北一座佛教圣山，由中國共產主義者、基督教徒、佛教徒、喇嘛、愛國大學生以及不識字的農民構成的奇異組合體，重現了一個柏拉圖想象的理想國。[74]

　　1938年3月，漢森受中共的主動邀請前往冀中呂正操部隊觀摩，“這是戰爭期間我第一次看到中國人臉上洋溢著真正的快樂”；同年7月經冀中進入晉察冀，隨后抵達延安，在那里他得到了毛澤東本人關于五臺“民主試驗”的確證，但后者提及的“新民主革命”“統一戰線”等詞匯卻令其頗感“費解”[75]。就此言之，無論“烏托邦”也好，“理想國”也罷，它首先是不明所以的西方人基于自身的知識經驗，對中共專門化的革命政策與社會構想所進行的一種轉述。

　　其次，自根據地回返的西方人士，基本對中共表示了眾口一詞的服膺，而所謂“烏托邦”一類的譬喻，也早已不是最新的發明[76]，在20世紀30年代的語境中，它往往用以指稱集體主義的公共生活、公平公正的社會秩序、團結一致的合作原則、平等博愛的道德自新，等等。肯尼思·休梅克曾經就西方人士的解放區考察指出，“盡管外國觀察家并沒有在每一個具體問題上取得一致意見，但他們所寫的報道中驚人的相似性卻遠遠超過了彼此之間的分歧”。就這一層面而言，卡爾遜與漢森筆下的晉察冀，在根本上也共享了以延安為代表的“紅色中國”的總體圖景，即“一個充滿著贊美性詞藻和根據某種愿望造成的光明形象”[77]：民主、進步、年輕、有活力、自尊、受人民歡迎、具備世界視野……但這類與“紅色中國”有關的書寫熱潮，并非全然出自共產主義運動的視角，某些結論囿于書寫者的既定認知，尚難擺脫東方學意義上的“挪用”，——卡爾遜口中的五臺“烏托邦”或許就是例證之一。

　　晉察冀似乎為這位公理會牧師家庭出身的美國人展現了一個新鮮、樸素、道德化的社會雛形，卡爾遜認為自己從中找到了符合基督教教義的宗教啟示。是故，不但根據地的改革被比擬為“接近耶穌的故鄉所提倡的合作”，八路軍之間的同志情誼也被視為“基督的生命和犧牲精神的活的證據”[78]。在寫給羅斯福總統的秘密信件中，他詳細報告了中共的軍事戰術，繼而強調八路軍正直、真誠、自律、友愛、樂于奉獻等種種道德品質。總之，這是一群更為“西方化”的東方人，“你可以像與西方人一樣與他們交談和相處（You can talk and act with them much as you would talk and act with Occidentals）”，“相較于中國的其他團體，他們的處世態度、行為品德更加近似我們(The leaders of the 8th Route Army have developed a group of Chinese whose attitude toward the problem of life, and whose conduct, more nearly approached our own than do those of any other large Chinese group)”[79]。盡管這一結論值得商榷，但其對于中共的推重并非作偽，據愛潑斯坦的回憶，卡爾遜“曾執著地反對帶‘左’的味道的任何東西”，“現在變成了一個對中國共產黨的精神和實力崇拜的人”[80]；也正是在與“我們西方人”的親緣性中，中共的東方實踐立刻擁有了世界意義：“（五臺的）這些男人和女人們，為了中國——或許也是為了西方，正在開創一條新路。”[81]

　　對此，曾經為卡爾遜擔任翻譯的周立波發表過自己的看法：“因為他是統一戰線的對象，我們盡量避免了爭執”，“但卡爾遜距離革命是太遙遠了”[82]。如果僅僅以對革命的理解衡量，周立波的評價并未失據——鑒于抗戰初期根據地各項政策的溫和性，卡爾遜傾向于視中共為追求“務實”效果的實用主義者，進而否認其與俄國式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之間的關聯[83]。問題在于，如何理解此類不夠“革命”、甚至包含東方學凝視的烏托邦形象？事實上，在“紅色中國”的寫作序列中，與卡爾遜觀點近似的西方人士不在少數，中共大多被描述為一個并不激進的、令人倍有好感的農村改革者，而非真正的共產主義者[84]——這對統一戰線的宣傳有直接的好處。從后事來看，漢森將五臺“民主試驗”的事實擴散至北平的西方知識圈，卡爾遜則在漢口頻頻宣揚中共的抗戰事跡與道德品質，出于這一現實的理由，或許可以說，這些“非革命”的、摻雜了謬誤的烏托邦想象，本身即是“革命”敘事的一部分，它即時地參與了“紅色中國”的生產，并為之補充了世界性的視野。這也是本文在討論晉察冀的輿論面相時，認為應將之包括“在外”的原因。

　　除了短期的戰地訪問之外，另一種西方觀察來自長期的在地體驗。抗戰期間，基于獨特的地理位置，晉察冀一度成為日占區人士撤往重慶大后方的重要通道，燕京大學的英籍教授班威廉（Willian Band）夫婦即案例之一。在充滿冒險氣質的回憶錄《新西行漫記》中，班威廉夫婦特別標舉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再三聲明“我們是純粹科學家，對于政治，根本就不感興趣”，一切只以“理智的和科學的”為方法[85]。這種立場看似不偏不倚，實則有所阻抗，華北鄉村中的農民——而非向來處于輿論焦點的中共及八路軍——由此得到了重點關注：

　　普通一般史家、新聞記者和外交家只會注意一個國家或政黨的首領和巨頭，從這些要人們的言論行動中去估計一國或一黨的前途；但是中國的前途決不是單純從幾個巨頭身上所能窺測。中國人民大眾的真正生活亦不是幾個巨頭們所能代表。政治方面的變化，不過是下層沸揚著的洪流上所泛出的一點泡沫而已；而中國內在的力量亦只有在接觸到下層洪流時才能感覺到。這個洪流是靜靜的不斷的在進行著，它的力量日益增加，誰也不能加以遏制。[86]

　　班維廉夫婦與晉察冀邊區第一屆參議會議員談話(1943年1月)

　　在國共黨爭日益尖銳的20世紀40年代，班威廉夫婦有關自由主義的表態具有現實的針對性，即高度警惕成為某一政黨的宣傳工具，使自身免于黨爭的牽連。某種程度上，其所堅持的乃是一種“非政治的政治”。居留晉察冀的兩年間，班威廉為當地的游擊隊青年教授了無線電和全部高等物理學、大學微積分，“所有成績達到了最高大學的水平”，他們以知識分子的啟蒙信仰、科學教育的傳播手段接近這些底層農民，繼而發現了“真正的中國”[87]。事實上，通過朝夕相處，他們既發現了華北鄉村的貧苦、堅忍、“富于人情味”和“不可被征服”，也發現了迷信、不衛生、貪污、舞弊等舊習慣的殘余，在其眼中，根據地早已不復“紅色中國”式的神秘與浪漫，反而是種種反義詞的混合體：

　　中國這一塊大地上充滿著理論上的沖突和形式上的矛盾，各種各式的對立和極端：幼稚與老成，文雅與粗俗，豪富與貧窮，誠實與奸詐，負責與欺騙，暴行與禮貌，懶惰與勤勉，聰明與愚蠢，在這種種矛盾之中，還有一種真正與強大的團結統一力量。[88]

　　換言之，相較于東方化的烏托邦想象，一種“連中國人自己都難以解釋”的言說上的困難，或許更加接近戰時中國的真面目。班威廉夫婦認為，這種駁雜敘事“或許因為我們太靠近了沒有看到全貌”，但其中的每一個字“我們自信都是完全絕對真實準確的”，即其強調科學“實錄”意義上的客觀可信。應該說，這對英國夫婦對于中國的政黨政治并無特別的愛好，且其賦予底層民眾的“同情之理解”，更多出自“科學家”的知識立場與改造愿望。不同于卡爾遜將中國抗戰之希望寄托于“一個真誠的領導人”（即統治階層中的實權者），班威廉顯然注意到了更廣大、也更無名的人民大眾：“我們看到了他們走向這條大路的第一步，經過了這次革命，形成新的組織，使全部的潛力解放出來，對于人類文化前途，一定有更高更大的貢獻。”[89]據此，完全有理由將其文字視為戰時西方觀察的另一類型，而“紅色烏托邦”式的想象也在此中獲得了新的突破。

　　1939年10月28日，李公樸率“抗戰建國教學團”到訪晉察冀，并針對根據地內黨、政、軍、民諸情況進行了為期六個月的考察。在日后的總結中，李公樸稱晉察冀不能因襲、無從改良，遂在最艱苦的戰斗環境與最樸素的物質條件中建立起了“新中國的雛形”[90]。回頭來看，正當日軍大肆進行“肅清華北、業已成功”的戰爭宣傳之際，晉察冀作為一個“新世界”的實體與象征，在左翼文人的前線報告、中共的政治宣傳、西方人士的烏托邦想象等文本中被反復地予以呈現。較之未曾遭受日軍直接侵襲的延安，深陷戰爭腹地的晉察冀長期處于戰火交加、四面封鎖的孤絕狀態，這種極端的封閉環境加重了主體對當下時空的“沉浸”，感情經驗被極度激活，有關戰爭、“崇高”的抒情氣質往往由此生發。《印象記》中有如此的細節，即將踏入晉察冀的地界時，“村雞在啼，狗睡在麥田里，野外的羊群里，時常發出羊的和諧的啼聲”，但面對“還我河山”的宣傳標語，眾人卻“再也忍不住落淚”[91]。此類特殊的情感體驗的喚起，未嘗不是“新世界”的感召作用，其中往往隱藏著新的政治認同。可以看到，到訪晉察冀后，周立波回到漢口“專門寫書”；卡爾遜亦無法對大后方“失敗主義”的論調保持沉默，“在北方的日占區和敵后，大家態度樂觀，情緒激昂……而漢口的中國人則是在失敗主義的氣氛中混日子，根本不為國家的利益做事”[92]；抵達重慶后，班威廉夫婦也立刻察覺“這個大都市是一切罪惡的成果”。據此言之，對“新世界”的標舉，立意也就存于對“舊世界”的反抗，這一敘事生產背后的邏輯動因與實際效果頗可注意。在不同話語力量競逐博弈的抗戰中國，“晉察冀”的型塑與言說，對于討論不斷演化的地方政治文化實踐而言，始終具備“案例”的意義，而與此相關的討論，或能揭示一種有待補足的歷史多質性。

　　注釋

　　[1]“在華北，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已經結束，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游擊戰爭進入主要地位。”見毛澤東：《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88頁。

　　[2] 《華北大勢定矣 太原將下濟南可危 皇軍神威所至無敵》，《大同報》（新京）1937年10月8日（朝刊），第一版。按，本文所涉“皇軍”“支（那）”等表述，僅為保存原文原貌之需，絕無他意，識者諒之，下文皆同。

　　[3] 《華北華軍六十師 不值日軍一擊》，《大同報》（新京）1937年10月24日（朝刊），第1版。

　　[4] 立波：《信》，《戰地日記》，漢口：上海雜志公司，1938年，第124頁。

　　[5] 1937年9月周立波與周揚、何干之等人撤離上海前往延安，途經西安時，周立波受八路軍辦事處的委派，陪同史沫特萊前往五臺的八路軍前方總司令部進行戰地采訪，并會見了朱德、彭德懷、聶榮臻等人。后八路軍總部由五臺遷往晉南，晉察冀則以五臺為中心建立了根據地。此間周立波的詳細行蹤，參見胡光凡：《周立波評傳》，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年，第88-94頁。

　　[6] 、[7] 、[9]立波：《信》，《戰地日記》，第125頁；第132頁；第133頁。

　　[8] 立波：《也曾想》，原載《大晚報·火炬》（上海）1937年2月7日，轉引自《周立波選集》第4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0頁。

　　[10] 立波：《可是我的中華》，《文學》（上海）第7卷第2期，1936年8月1日，第424-430頁。

　　[11] 裘德：《華北——世界大戰的起點》，原載上海《譯報》，轉引自立波：《晉察冀邊區印象記·附錄（二）》，漢口：讀書生活出版社，1938年，第191頁。

　　[12] 1937年12月26日日記，立波：《戰地日記》，第2頁。

　　[13] 立波：《晉察冀邊區印象記》，“序言”第1頁。

　　[14] 1938年1月18日日記，立波：《戰地日記》，第64頁。

　　[15] 巫鴻曾經將“懷古”描述為這樣一種美學體驗：“凝視（和思考）著一座廢棄的城市或宮殿的殘垣斷壁，或是面對著歷史的消磨所留下的沉默的空無，觀者會感到自己直面往昔，既與它絲絲相連，卻又無望地和它分離。懷古之情因此必然為歷史的殘跡及其磨滅所激發，它的性格特征包括內省的目光、時間的斷裂，以及消逝和記憶。”見巫鴻：《廢墟的故事：中國美術和視覺文化中的“在場”與“缺席”》，肖鐵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頁。

　　[16] 立波：《北行一日記》，《西北文化日報》1938年1月13日，第4版。

　　[17] 立波：《五臺山麓》，《新華日報》1938年4月21日，第2版。后收入《晉察冀邊區印象記》。入集時文字有一定的增刪，在有原刊出處且不妨害原意的情況下，本文均以第一手報刊為準。

　　[18] 立波：《滹沱河畔》，《晉察冀邊區印象記》，第46頁。

　　[19] 立波：《洪子店的劫火余煙》，《戰地》第1卷第2期，1938年4月5日，第19頁。

　　[20] 立波：《自衛隊》《滹沱河畔》，《晉察冀邊區印象記》，第59、45頁。

　　[21] 歷史學家達格芬·嘉圖通過對晉西、冀東、山西、豫北等多個地區的討論指出，“日本的殘暴行為可能導致兩種完全對立的作用：在一個地方激發自衛的意識，而在另一個地區造就失敗主義的情緒。許多地方確實由于日本的屠殺、破壞而或多或少地發展了抗日運動，但這決不是持久的。抗戰必不可少的基礎是維護農民中最貧窮的部分的利益和廣泛處理經濟問題，重建鄉村的經濟和政治秩序。” 達格芬·嘉圖：《走向革命——華北的戰爭、社會變革和中國共產黨（1937-1945）》，楊建立等譯，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第80頁。

　　[22] 立波：《從河北歸來》，《新華日報》1938年3月22日，第4版。

　　[23] 立波：《滹沱河畔》，《晉察冀邊區印象記》，第41頁。

　　[24] 立波：《“他們出了家，但并沒有出國”》，《晉察冀邊區印象記》，第90頁。

　　[25] 立波：《封建，受難與解放》，《晉察冀邊區印象記》，第68頁。

　　[26] 立波：《自衛隊》，《晉察冀邊區印象記》，第60頁。

　　[27] 扉頁獻語，立波：《晉察冀邊區印象記》，第1頁。

　　[28] 參見蘇朝綱等：《中國抗戰大后方出版史》，重慶：重慶出版社，2015年，第11-12頁。

　　[29] 《生活書店（最新出版）》（廣告），《大公報》（漢口版）1938年5月18日，第1版。

　　[30] 《生活書店（最新出版）》（廣告），《大公報》（漢口版）1938年1月10日，第1版。

　　[31] 由《大公報》（漢口版）上逐月更新的圖書廣告可知，上海雜志公司“報告文學選輯”內直接報告華北戰事的有三部：《晉北大戰與八路軍》《西線的血戰》《平漢前線》；“戰地生活叢刊”內的《七將領》《游擊中間》《陽明堡的火戰》《西線隨征記》《八路軍學兵隊》也屬于這一系列；在“戰地報告叢刊”中，則可例舉《北方的原野》《黃河北岸》《在西戰場》《沁河岸上》等。以上新書出版時間與《印象記》相近，均在1938年1至6月，可見“華北”成為一時的文學熱點。

　　[32] 如范長江主編的“抗戰中的中國叢刊”，價格分別為一角半（謝冰瑩《在火線上》）、二角（徐瑩《抗戰中的西北》、范長江《從盧溝橋到漳河》）、三角（范長江《淪亡的平津》）不等。

　　[33] 《晉察冀邊區印象記》（廣告），《新華日報》1938年9月17日，第1版。

　　[34] 當時的公眾輿論對中共與八路軍了解不深，大眾出版社的一則新書廣告，頗能說明“事實”如何成為賣點：“本書作者在邊區生活有年，對于該方民眾運動有極深刻的了解……自與一般道聽途說、東抄西襲者不可同日而語。”參見《陜甘寧邊區的民眾運動》（廣告），《新華日報》1938年5月28日，第1版。

　　[35] 立波：《從河北歸來》，《新華日報》1938年3月21日、3月22日，第4版。

　　[36] 沙汀：《漫憶擔任代系主任后二三事》，《沙汀文集》第10卷，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180頁。

　　[37] 《晉察冀邊區印象記》，“序言”第1頁。

　　[38] 有關“中共系報紙”的說法及詳情，參見1937年7月-1938年10月“中國共產黨主辦的刊物”，蘇朝綱、王志昆、陳初蓉撰稿：《中國抗戰大后方出版史》，第20-21頁。

　　[39] 羅之揚：《〈晉察冀邊區印象記〉》，《全民周刊》2卷5號，1938年7月2日，第71頁。

　　[40] 茅盾：《關于“報告文學”》，《中流》（上海）第1卷第11期，1937年2月20日，第621頁。

　　[41] 最經典的表述來自1930年8月“左聯”所作決議《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新的情勢及我們的任務》：“從猛烈的階級斗爭當中，自兵站的罷工斗爭當中，如火如荼的鄉村斗爭當中，經過平民夜校，經過工廠小報、壁報，經過種種煽動宣傳的工作，創造我們的報告文學（Reportage）吧！這樣，我們的文學才能夠從少數特權者的手中解放出來，真正成為大眾的所有。這樣，才能夠使文學運動密切地和革命斗爭一道發展，也只有這樣，我們作家的生活才有切實的改變；我們的作品內容才能夠充滿了無產階級斗爭意識。”《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新的情勢及我們的任務》，《文化斗爭》第1卷第1期，1930年8月15日，第9頁。

　　[42] E.E.基希：《一種危險的文學式樣》，王榮綱編：《報告文學研究資料選編（下）》，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09頁。

　　[43] 胡風曾經描述報告文學的兩個源頭，其一為擁有左翼血統的、以作家創作為主的“報告”，另一為日報新聞等刊物上的“通訊”，抗戰使得前者“由想象的文藝更直接地突進了生活”，后者則“由事實底報道接近了文藝”，即促進了兩者的合流。胡風：《論戰爭期一個戰斗的文藝形式》，《七月》第5期，1937年12月16日，第129頁。

　　[44] 以群：《抗戰以來的中國報告文學》，《中蘇文化》第9卷第1期，1941年7月25日，第44頁。

　　[45] 立波：《談談報告文學》，《讀書生活》第3卷第12期，1936年4月25日，第526頁。

　　[46] 立波：《一九三五年中國文壇的回顧》，《讀書生活》第3卷第5期，1936年1月10日，第222頁。

　　[47] 立波：《談談報告文學》，《讀書生活》第3卷第12期，1936年4月25日，第527頁。

　　[48] 立波：《我們應該描寫什么》，《讀書生活》第4卷第1期，1936年5月10日，第26頁。

　　[49] 羅之揚：《〈晉察冀邊區印象記〉》，《全民周刊》2卷5號，1938年7月2日，第70頁。

　　[50] 朗北峙：《被開墾的處女地——在晉察冀邊區中》，《客觀旬刊》第3期，1938年9月25日，第13-15頁。

　　[51] 劉聘：《宣傳學視野中的左翼文學——以夏衍文化實踐為個案》，博士學位論文，浙江大學，2005年，第3頁。

　　[52] 《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成立》，《新華日報》1938年2月14日，第2版。

　　[53] 任弼時：《山西抗戰的回憶》，《新華日報》1938年1月15日，第2版。

　　[54] 陸詒：《彭德懷談前線狀況》，《新華日報》1938年1月20日，第2版。

　　[55] 朱德：《八路軍半年來抗戰的經驗與教訓》，《新華日報》1938年2月9日，第4版。

　　[56] 林邁可在自己的專著中指出，如果把解放區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延安和陜甘寧地區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是中央領導機構的所在地”（important only as the location of the central organization）。Michael Lindsay, The Unknown War: North China, 1937-1945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03), 14.

　　[57] 參見洪福忠：《抗戰期間晉察冀邊區在大后方的宣傳——兼與陜甘寧邊區的比較》，《廣西社會科學》2018年第9期，第116頁。該文章是最早論及《新華日報》中晉察冀與陜甘寧之地方形象差異的研究，結論頗富啟發性，惟其使用的數據基本來自報刊的目錄索引。本文在此基礎上，通過返回原刊，對1938年的數據進行了重新統計。

　　[58] 《我軍奉命退出徐州（短評）》，《新華日報》1938年5月21日，第3版。

　　[59] 《山西勝利的意義（短評）》，《新華日報》1938年5月20日，第3版。

　　[60] 《模范抗日根據地的晉察冀邊區》（新書預告），《新華日報》1938年10月1日，第1版。

　　[61] 有關其傳略，參見李繼凱等編著：《延安文藝檔案·延安文學 延安作家（一）》，西安：太白文藝出版社，2015年，第189-191頁。

　　[62] 參見楊奎松：《毛澤東為什么要寫〈論持久戰〉？》，《抗日戰爭研究》2018年第3期，第20-33頁；桑兵：《〈論持久戰〉的各方反響》，《學術月刊》2019年第9期，第169-184頁；桑兵：《鼓與呼：〈論持久戰〉的輿論攻勢》，《中山大學學報》2019年第6期，第1-12頁。

　　[63] 毛澤東指出，建立根據地的問題“是隨著戰爭的長期性與殘酷性而來的，因為失地的恢復須待舉行全國的戰略反攻之時，在這以前，敵人的前線將深入與縱斷我國的中部，小半甚至大半的國土將被控制于敵手，成了敵人的后方。在這樣廣大被敵占領地區發動普遍的游擊戰爭，將敵人的后方也變成它的前線，使敵人在其整個占領地上不能停止戰爭……沒有根據地是不能支持的。”毛澤東：《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新華日報》1938年6月21日，第3版。

　　[64] 《介紹抗日根據地的晉察冀邊區（社論）》，《新華日報》1938年8月27日，第1版。

　　[65] 克寒：《為創造敵后方抗日根據地而斗爭》，《新華日報》1938年9月16日，第4版。

　　[66] 《中共六中全會擴大會主席團致晉察冀邊區電》（1938年10月5日），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6-77頁。

　　[67] “邊區一切人民包括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包括抗日的地主和資本家，包括各抗日黨派、團體和各界人士，也包括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在內，只要不投降，不反共，都不是專政的對象，都是同樣實行民主，保護他們的生命、財產和政治權利。”謝忠厚、肖銀成主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北京：改革出版社，1992年，第17頁。

　　[68] 克寒：《民族統一戰線在戰區》，《新華日報》1938年9月15日，第4版。

　　[69] 埃文思·福·卡爾遜：《關于中國西北部軍事活動的報告——特別有關中國八路軍（原共產黨部隊）的組織和策略》，趙岳、徐貞譯，舒暲、趙岳編著：《太陽正在升起：卡爾遜親歷的中國抗戰》，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年，第128頁。

　　[70] 參見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中國革命的策略在國際背景下的演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第304頁。

　　[71] 李公樸：《華北敵后——晉察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年，第2-3頁。

　　[72] 可參見安井三吉：《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戦線の展開過程——晉察冀辺區の形成·発展》，《歴史學研究》（別冊特集），東京：青木書店，1971年，第152-164頁；安井三吉：《抗戦初期華北の抗日民族統一戦線——晉察冀辺區軍政民代表大會をめぐって》，《歴史評論》，東京：校倉書房，1972年，第59-78頁。

　　[73] E. F. Carlson：《中國雙星》，世界編譯室譯述，上海：民光出版社，1941年，第74、241-242頁。

　　[74] 霍爾多·漢森：《中國抗戰紀事》，韓國瑞譯，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17年，第206頁。原文這一節的標題即為《五臺山政治烏托邦》。

　　[75] 霍爾多·漢森：《中國抗戰紀事》，第258頁。

　　[76] 參見周寧：《東風西漸：從孔教烏托邦到紅色圣地》，《文藝理論與批評》2003年第1期，第122-137頁。

　　[77] 肯尼思·休梅克：《美國人與中國共產黨人》，鄭志寧等譯，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238、184頁。

　　[78] 米契爾·布賴克福特：《卡爾遜與中國：美國人的軍官、中國軍的朋友》，劉山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年，第186頁。

　　[79] 卡爾遜1937年12月24日、1938年3月4日致羅斯福總統信，“Letters to FDR”, in Huge Deane eds.,  Evans. F. Carlson on China at War, 1937-1941 (New York: China and Us Publication, 1993), 27, 34-35.

　　[80] 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回憶埃文思·福·卡爾遜》，舒暲譯，舒暲、趙岳編著：《太陽正在升起：卡爾遜親歷的中國抗戰》，第318頁。

　　[81] 埃文思·福代斯·卡爾遜：《中國的雙星》，祁國明、汪杉譯，汪溪校，北京：新華出版社，1987年，第206頁。

　　[82] 周立波：《戰場三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00-201頁。

　　[83] “‘中國共產黨集團’并不是我們習慣用的專有名詞‘共產主義’的含義，其經濟計劃并不包括土地共產和重新分配財產，我稱他們為一群自由民主黨人，或者叫社會民主黨人。”卡爾遜1937年3月4日致羅斯福總統信，“Letters to FDR”, in Huge Deane eds., Evans. F. Carlson on China at War, 1937-1941, 32-33.

　　[84] 參見肯尼思·休梅克：《美國人與中國共產黨人》，第210-227頁。

　　[85] 班威廉夫婦：《新西行漫記》，斐然等譯，上海：時代書局，1950年，第291、1頁。

　　[86] 班威廉夫婦：《新西行漫記》，第316頁。

　　[87] 班威廉夫婦提及：“在燕京大學的時候，我們常說起，我們距離真正的中國是多么遙遠？這許多近代科學知識對于一般貧苦的農民到底有什么用處呢？我們所教誨的這般享受慣的大學生，將來如何能和環境相配合？……你假使和最貧苦的農民同住上幾年工夫，吃過同樣的糧食，睡在同一茅舍之中，你就會曉得，上面所提出的如何使中國學生和他將來工作環境相配合這一個問題，完全是反動的無意識的。我們的實在責任，只在使他們有豐富的知識，在革命事業中發生決定的作用，這就是這些游擊隊青年在那深山中攻讀高級科學的目的。”見班威廉夫婦：《新西行漫記》，第85-86頁。

　　[88] 班威廉夫婦：《新西行漫記》，第315頁。

　　[89] 班威廉夫婦：《新西行漫記》，第315、318頁。

　　[90] 李公樸：《華北敵后——晉察冀》，第161頁。

　　[91] 立波：《娘子關前》，《抗敵》第1卷第11、12期合刊，1938年4月30日，第9頁。

　　[92] 卡爾遜1938年8月15日致羅斯福總統信，“Letters to FDR”， in Huge Deane eds., Evans. F. Carlson on China at War, 1937-194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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