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冬，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講演

42年前，筆者在解放軍西安政治學院學習時，學校曾組織我們到延安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舊址參觀學習。所見所聞，感觸頗深。2023年深秋，筆者與中華慈善總會的兩位朋友參觀了位于邢臺西部漿水鎮的抗大舊址和抗大陳列館，再次被抗大精神感動。抗大總校從延安轉移到這里雖然只有2年零2個月的時間(1940年11月至1943年1月)，卻為中國革命培養了數千名德才兼備、軍政兼優的干部，留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動人故事。

一

邢西抗大校址位于邢臺西部的漿水鎮地區。這里是抗日戰爭的前沿，30多公里之外就有日軍的據點、炮樓。日軍隨時都有可能對邢西抗大實施騷擾、破壞、“掃蕩”。由于抗大是為革命培養指揮人員的學校，日軍非常害怕。他們把抗大視為埋在他們心臟地區的一顆重型炸彈，下狠心要吃掉抗大。侵華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曾揚言：“消滅了抗大，就消滅了邊區的一半。”

1942年5月下旬，日軍出動大批兵力，分四路氣勢洶洶地“掃蕩”抗大總校所在的漿水地區。但抗大領導和師生早有準備，他們遵照毛主席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采取敵進我進、方向相反、尋找空隙、悄然而過的戰法，在黑夜分幾路突圍了出去。他們不但打破了敵人的“掃蕩”，而且在兩個多月的突圍中，邊戰斗邊教學，走到哪里，就教學到哪里。能講一個小時，就講一個小時。不能講一個小時，就講半個小時。甚至一邊行軍，一邊教學。漿水鎮周圍的一座座山頭、一條條山溝、一片片樹林、一個個窯洞，都曾是他們的臨時課堂。在反“掃蕩”期間，他們實現了打仗、學習兩不誤。

由于日軍數量多，武器先進，盡管粉碎了敵人的“掃蕩”，絕大部分師生安全跳出了敵人的包圍圈，但也有幾十名師生光榮犧牲。

陸軍中學(第三大隊)一臉胡子、被大家稱為“馬克思”的副校長史紫千，由于腿部負傷，走路不便，不幸被捕。敵人看他一臉胡子，像個大官，想從他身上知道一些八路軍的秘密，便把他押到太原，用盡威脅利誘之手段。但史紫千始終守口如瓶，堅貞不屈，對敵人破口大罵。無奈之下，敵人將他捆綁在太原城東門外，當作練習刺殺的靶子，活活地將他刺死。

身體有病的四隊指導員杜敬農帶領幾個小戰士突圍時，與一敵人遭遇。當敵人的刺刀向他刺來時，他為了不讓敵人刺向那幾個小戰士，雙手緊緊抓住敵人的刺刀不放，示意小戰士快跑。敵人見他不放刺刀，就左右旋轉刺刀。杜敬農的雙手頓時血肉模糊，但他仍緊緊抓住敵人的刺刀不放。敵人猛地往回一抽，拔出了刺刀，狠狠地刺入杜敬農的胸膛。杜敬農高喊“共產黨萬歲”，壯烈犧牲。此時那幾個小戰士已經跑遠。

為躲避敵人的“掃蕩”，已經懷孕的抗大女學員程克和7名師生緊急向山上轉移。當他們轉移到一個山洞時，程克生下了一個孩子。面對緊隨其后、到處搜山的敵人，程克擔心新生嬰兒的啼哭聲會暴露他們的目標。為掩護同在一起的7名同志，程克作出了一個常人難以想象的舉動……一個鮮活的小生命，來到這個世界上，連一聲啼哭都沒發出，就死在了媽媽的手里。

抗大圖書館一位姓劉的工作人員因為懷孕，走路不便。后面的敵人一邊追趕她，一邊大喊“抓活的”。眼看就要被日軍追上了，她縱身一躍跳下懸崖，壯烈犧牲。

二

抗大在邢西漿水地區時期，正是全國抗戰最艱苦的時期。漿水地區本來就災荒連年，廣大農民生活貧困，加上這里又處于敵后，敵人頻繁的“掃蕩”和嚴密的封鎖，人民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但抗大師生戰勝了生活上的重重困難。沒有住處，他們就把戲樓、寺院、馬棚、牛羊圈打掃干凈，作為“理想”的住處;人多炕小睡不下，他們就緊緊地擠在一起。有時幾十人同睡一個土炕睡不下，他們就采取“打顛倒”的方法，一個人頭朝里一個人頭朝外。被子不夠，就兩個人分別從兩頭鉆進同一個被窩。夜晚翻身時，得商量好一起翻身。如果配合不好就會扯開被子，露出身子，容易著涼感冒。早晨起床時，頭朝外的學員先下地穿衣服，頭朝里的學員在炕上打背包。然后，雙方再進行交換，動作非常整齊。

為了解決糧食問題，學校組織師生們到山西、邢東、內丘、沙河等地買糧食。沒有運糧口袋，他們就把褲腿扎住，將褲襠掛在脖子上，褲腿垂吊在胸前，褲腰搭在背后，里面灌滿糧食。師生們叫它“騎馬口袋”。一次，一名通信員背糧的軍褲不結實，裝滿糧食后，褲子裂開了一個大口子，里面的糧食流了出來。指導員問：“誰帶針線了，趕快縫縫。”可問遍了全隊，誰也沒帶針線。怎么辦?那名通信員靈機一動，就把自己穿的褲子脫下來裝糧食，再穿上那條已經破了的褲子。

由于糧食緊張，抗大規定每人每天的口糧由1.5斤減為1.3斤，后來又減至1斤。再后來，他們為救濟災民，又從1斤減至8兩，省出2兩給災民。不夠吃，他們就把吃干糧改為喝稀飯。再不夠吃，就上山挖野菜。到了冬天，就把一天三頓飯改為一天兩頓飯。為了增加副食來源，學校號召每個伙食單位都要養豬，都要開荒種土豆、蘿卜。師生們在河邊挖沙坑生豆芽。沒有食鹽，就從墻上刷硝石粉代替食鹽。

那時，抗大極缺布匹。因此，總校規定，抗大師生的棉衣至少要穿三年。師生們每人一個針線包，衣服隨破隨縫。為了節省衣服，男同志夏天操練時都不穿上衣，光著膀子訓練。學校還號召師生們，冬天穿草鞋，夏天打赤腳，鍛煉鐵腳板，以保證反“掃蕩”時有鞋穿。滕代遠、何長工、張際春等學校領導還帶頭打赤腳，每天光著腳板走來走去。

由于生活艱苦，抗大一切從簡。上干科宣教干事王衍鐸與衛生處助理軍醫李鳴結婚，一共花了2元錢，買了1元錢的花生和1元錢的柿子，往桌子中間一放，客人們誰吃誰拿。

至于學習場所與學習用品，那困難就更多了。沒有教室，他們夏天就在樹蔭下，冬天就在牛羊圈里;沒有教材，教員們就自己編寫，油印成冊;課本少，就幾個人合看一本;沒有桌凳，就用土坯和石塊壘起來做桌凳，有時就用背包做凳子，用雙膝做課桌;沒有黑板，就在門板或墻上涂一層鍋底灰當黑板;沒有鋼筆，就把子彈殼或敵人的罐頭筒鐵皮磨出尖來做鋼筆;沒有墨水，就把鍋灰加水攪拌當墨水;沒有筆記本和白紙，就用草紙代替;紙和筆都沒有，就用木棍當筆，沙土當紙，在大地上練習。

牛克倫

三

漿水地區的山上山下都有許多柿樹、棗樹、栗子樹、核桃樹。一到夏秋季節，山谷里到處都散發著果子的清香。有些果子壓彎了枝頭，距離地面很低。人走在樹下，一不小心就會被果子碰頭。但是，抗大師生牢記“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牢記八路軍秋毫無犯的光榮傳統，沒有一個人伸手去摘一個果子。就是掉在地下的果子，也沒人去撿一個吃。

抗大師生為了維護群眾的利益，往往跑到距村子較遠的山上砍柴，把駐地近處山上的柴留給當地群眾用。1941年7月的一天，住在馮家溝的上干科五隊去20多里遠的王莽山砍柴。隊里規定，一般學員要背七八十斤，女同志和年紀大的以及小戰士每人背50斤。教員劉祖靖、霍丁身體弱，每人也是50斤。女教員林風懷有身孕，隊里不讓她參加，可她非要來參加不可。為了照顧她的身體，隊領導讓她背20斤，可她嫌20斤太少，就背了30斤。

7月天氣炎熱，背了一段，林風和霍丁就累得滿頭大汗，遠遠落在了后邊。這時，一名50歲左右的老鄉從后面趕了上來，對林風說：“林教員，看把你們累的。我是馮家溝的，剛走完親戚要回家，正好一路，讓我幫你們背吧。”說罷，就要把林風、霍丁肩上的干柴拿過去。林風、霍丁看他一大把年紀，要背兩個人的柴，不忍心。那名村民說：“我一個莊稼漢，年輕時挑個百八十斤是家常便飯，現在雖然年紀大了，但挑百十斤沒問題。”說罷，他就把林風、霍丁的兩捆柴捆在了一起，搭在肩上就走。林風、霍丁說：“謝謝，謝謝!”老鄉說：“要說謝，我們得謝你們。你們五隊駐在我們村，每天給我們打水掃地，給我們看病治病，教我們唱歌識字，夏收時幫助我們割麥子，秋收時幫助我們收玉米，還牽來騾馬幫我們耕地、播種。我們應該感謝你們!”

抗大有一個文工團，創作了許多節目。比如反映八路軍大戰平型關、殲滅日本板垣師團的《大戰平型關》，揭露國民黨反動派法西斯統治下民不聊生、社會黑暗的《青天白日》，以岳飛被奸臣殘害的慘痛教訓為歷史背景、揭露批判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皖南事變的《宋亡鑒》等。這些節目很受干部戰士和當地群眾的歡迎。

一天，文工團正在山西武鄉、黎城地區演出，突然接到總校命令，被要求立即趕回漿水駐地，抓緊排練，迎接6月1日抗大成立五周年慶祝大會。文工團馬上停止演出，抓緊往回趕。可頭天晚上到了白岸村八路軍后方醫院時，醫院領導懇請他們給醫院的傷病員和醫務人員演出一場。文工團團長牛克倫說：我們有任務，要趕回漿水，請理解。這個醫院的院長是從德國不遠萬里前來支援中國抗戰的醫生米勒。米勒一聽他們不演出，住一夜就走，竟撲通一聲跪倒在地上，用不大熟練的漢語對牛團長說：“你不——答應——演出，我就——不起來!”牛團長立即答應了他的要求，并連忙把他拉了起來。

精彩的演出之后，米勒十分高興。他當場給牛克倫團長寫下了“衷心感謝您讓我在前線度過了一個美好的夜晚”的感謝之言。如今，這張充滿抗日深情也充滿中德友誼的紙條，就珍藏在漿水的抗大陳列館里。

一次，文工團在抗大演出《大戰平型關》。在觀看的師生中，有兩個日本人，一個名叫山本，一個名叫吉田。他們是八路軍從戰場上俘虜的日本士兵，后在八路軍的說服教育和俘虜政策的感召下，愿意和我們一起抗日，成為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友。當時，他們在抗大擔任日語教員。當他們看到“林彪”和“板垣”分別頭戴盔甲，身著戰袍，背插各色小旗，在緊密的鑼鼓聲中手執大刀長矛出場大戰的時候，都目不轉睛地觀看。

這時，舞臺上的“板垣”對他的部下喝令：“巴德魯，巴德魯。”山本和吉田聽后不約而同地搖頭笑道：“不對，不對，‘巴格牙魯’在日語里是渾蛋的意思，是罵人的。日本軍隊長官對部下從不這樣稱呼，你們應該改過來。”坐在一旁的政治主任教員張演連忙對他們解釋說：“‘板垣’講的不是‘巴格牙魯’，是‘巴德魯’。”兩個日本教員問：“不是你們把‘巴格牙魯’說成了‘巴德魯’?”張演解釋說：“不是。‘巴德魯’是蒙古語，意思是勇士們。在我國的古裝戲里，凡是少數民族首領稱呼或吩咐部下時都用‘巴德魯’這個詞。”兩個日本朋友聽后會意地笑了。

1941年7月的一天，抗大文工團到晉冀魯豫臨時參議會慰問，演出《宋亡鑒》。就在大家化好裝、穿好行頭要登臺演出時，演岳飛的史若虛發現“岳飛”的髯口(胡子)找不到了。他把后臺的箱子等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這時，臺下的觀眾鼓掌催促趕快開演。史若虛急得渾身冒汗，團長牛克倫也急得團團轉，其他演員也急得不行。在臺下就座的八路軍野戰政治部主任羅瑞卿氣呼呼地走到后臺問道：“為什么還不開演?下邊坐的有幾個省的參議代表，這么重要的演出為什么一拖再拖?”牛克倫團長連忙解釋說：“‘岳飛’的胡子沒有拿來。戲箱是魯藝實驗劇團的，每次演出都是這只戲箱，從來不曾缺過什么，今天不知怎么就缺了‘岳飛’的胡子。”

羅瑞卿一聽，馬上走下臺去找到魯藝實驗劇團的總支書記馬路，說：“你馬上跑步回去，把‘岳飛’的胡子盡快拿來!”馬路轉身就跑。這時，牛團長走上臺去，向大家解釋說：“今天演員多，化裝比較復雜，慢了一些，請大家諒解!”不久，馬路把“岳飛”的胡子拿到了后臺，演出立馬開始。演員們努力表演，把戲演得非常精彩。當戲演到大理寺正卿萬俟卨以“莫須有”的罪名審問岳飛，岳飛據理爭辯，大理寺正卿對岳飛動大刑逼供時，臺下觀眾發出一片怒罵聲、斥責聲。當演到父老鄉親在長亭含淚為岳飛斟酒送別時，臺上的演員和臺下的觀眾都熱淚盈眶、泣不成聲。

四

抗大在漿水期間，得到了八路軍129師的大力支持。師首長在指揮戰役戰斗的間隙擠出時間去給抗大師生們講課。劉伯承就曾幾次到漿水去給師生們講課。他們結合實戰經驗，把毛主席的游擊戰理論講得生動活潑。劉伯承結合實際戰例講道：“什么是游擊啊?游，就是走;擊，就是打。游而不擊，是逃跑主義，擊而硬碰是拼命主義，都是要不得的。我們要游，要擊。也就是，哪里好走，走哪里;怎樣好走，怎樣走;哪里好打，打哪里;怎樣好打，怎樣打，才是正確的。”師生們聽了劉伯承的課，更加深了對游擊戰的理解。

劉伯承早年在指揮護國軍攻打北洋軍閥據守的豐都縣城時，右眼中彈致殘。右眼里的假眼球戴的時間長了就不舒服，他就把假眼球取出來，讓眼睛休息一會兒。有一次，他到抗大講課時間長了，就把假眼球取了出來，放在了講臺上。不料，下面坐在前排的一個學員看到劉伯承的假眼球，覺得新鮮好奇，就把那顆假眼球拿了下來仔細觀看。看完后，就抓在手里，忘了放回桌面。劉伯承講完課，找不到那只假眼球，問道：“我的眼睛丟了，誰見了?”那名學員這才慌忙把假眼球遞上來說：“在這里呢!”劉伯承接過假眼球，笑著對那名學員說：“你可真會開玩笑啊!”

抗大總校一大隊是上干科。1942年5月敵人對抗大“掃蕩”時，教員劉炎50多歲，他愛人宮荷又體弱多病，隊領導只好把他們留在一座山上，并把衛生所助理軍醫李鳴留下照顧他們。

第二天一早，劉炎腰部疼痛。李鳴正要給他按摩，突然山下槍聲大作。接著，哭泣聲、叫喊聲由遠而近：“快跑啊，快跑啊，敵人要搜山了。”他們三人趕快站起來，準備向右后面更高的山上轉移。在這危急時刻，山下傳來一個偽軍的喊聲：“向左邊跑，向左邊跑。右邊有日本人，右邊有日本人，不要向右邊。”聽到這個偽軍的呼喊，他們來不及辨別好意歹意，就轉回頭向著左邊跑，跑了不遠發現一個小山洞，鉆了進去。這時，槍聲、喊聲好像就在頭頂。過了一會兒，聲音漸漸小了。又過了一會兒，什么聲音都沒有了。

事后他們才知道，敵人這次搜山，左面是偽軍，右面是日軍。凡是從山頭向右邊跑的，都遇上了日軍，不是被打死打傷，就是當了俘虜。凡是從山上向左邊跑的，就躲過了敵人。他們三人之所以成功脫險，主要是八路軍平時在偽軍中的抗日宣傳工作起了積極作用。一些偽軍明里在幫日軍，暗里卻心向八路軍。剛才大喊的就是這樣的偽軍。不然，他們可能就英勇犧牲了。

在1942年5月的反“掃蕩”中的一天晚上，文工團領導組織大家把服裝道具、帳篷舞臺和不便攜帶的東西堅壁了起來，然后組織轉移。這時，指導員李玉堂把民運委員、流動宣傳隊隊長李庭荃和通信員朱殿文叫到跟前，指著豬圈里的5頭肥豬說：“組織上決定你們兩個同志留下，趕上這5頭肥豬上山，躲避敵人‘掃蕩’。”李庭荃看著豬圈里的5頭豬，有些為難。李玉堂強調說：“這5頭豬是我們宣傳隊，特別是炊事班精心喂養長大的，以后我們大家改善生活主要靠殺豬吃肉。你們一定要把它們趕到山上，將其隱蔽起來，決不能讓它們落到敵人手里，成為敵人嘴里的肉。”

李庭荃和朱殿文接受了趕豬上山的任務。朱殿文是通信員，平時就有槍。李庭荃是流動宣傳隊隊長，平時沒有槍。為了打擊敵人，同時也為了保護好這5頭豬，他到團部領了一支步槍和一些子彈，然后和朱殿文背上米袋，打開豬圈，趕著5頭豬出發了。

李庭荃和朱殿文原以為日軍是從東邊邢臺那邊過來的，就趕著豬往西邊的山上走。不料，他們剛剛走了10多里路，碰上了從山上下來的總校一大隊干事余斯光。余斯光是奉命上山偵察敵情的。看到他倆趕著豬要上西山，趕緊攔住說：“鬼子馬上就從這座山上下來了，你們把豬往哪里趕?要送給鬼子，讓鬼子改善生活嗎?!”

李庭荃和朱殿文一聽，立即改變方向，把豬往南邊的陡坡上趕。可幾頭豬有點累了，跑不動了。他們就用柳條抽打豬屁股：快跑，日軍來了。如不跑，就成了日軍的“俘虜”了。半個小時后，他們就把5頭豬趕到了南山頂上的密林中。回頭一望，只見從剛才他們要去的山上下來一支隊伍，前面是偽軍，后面是日軍。敵人正朝著漿水的方向走去。

五

抗大在太行山抗日根據地期間，業余時間相對比較單調。為了活躍氣氛，豐富生活，大家在一起時經常相互出謎語猜謎語。一次工作之余，政治部主任張際春就出了四句謎語讓大家猜：“瑞雪鋪滿道，晚霞照野溪，朔北漫游去，何處把身棲。”

張際春的要求是，每一句打一位抗大干部的名字。政治部的同志都很聰明，很快就把第一、三、四句猜了出來。“瑞雪鋪滿道”是文工團的女團員白璐。“朔北漫游去”是宣傳部的沙旅同志，到朔北漫游就是到沙漠旅游。“何處把身棲”指的是宣傳部的干事胡家同志。但“晚霞照野溪”說的是誰，大家一時猜不出來。張際春告訴大家，是赤茜同志。赤茜是羅瑞卿的夫人郝治平，時任抗大女生隊政治指導員。當年挺進太行山時，郝治平更名赤茜。這一句的意思是：赤色的晚霞照在小溪邊開黃花的草本花上，這種草本花叫作茜，與“溪”同音。張際春一解釋，大家一陣歡笑。

羅瑞卿原是抗大的副校長，后來調任八路軍野戰政治部主任。離開抗大時，他曾表示：我以后每月回抗大一次，看望大家。可是一走一年多，也沒有回抗大一次。1941年6月1日，抗大隆重舉行成立5周年大會。羅瑞卿代表八路軍總部前來出席。有抗大干部就在送給他的會議小冊子上寫了一首詩《討賬》，意思是羅瑞卿沒有兌現每月回抗大一次的承諾，他們要“討賬”，要他“還賬”。

羅瑞卿登臺講話時說：我預先沒有料到同志們對我這樣“苛刻”，否則，我來不來，還值得考慮考慮。大家怪我“賴債”也可以。不過，去年我答應每月回來一次，是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而定下來的。可后來情況變了，我自然就難以照辦了。當然這中間也怪我疏忽，沒有向大家說明。我的工作很忙，你們住漿水，我住××，相距數百里，中間又是山山水水的，還有敵偽軍搗亂破壞，很不方便。這次來，早行晚宿，走了兩天。假使我兌現承諾，每月來一次，那我只好每天啥都不干，都在走路之中了。這次來“還賬”，我只能“減息”償還，要我“加息”，就太難做到了。這一次回來，就算我以一當十，“還盡欠賬”了。你們誰也不要再向我“討賬”了，我沒有賬還你們!

羅瑞卿講完，會場笑聲一片。

在大會期間，訓練部以木板、厚紙、麻繩、舊布、棉絮、滑輪為材料，精心制作了一個“月地運行儀”。用手一搖，儀器就顯示出太陽、地球、月亮運行的狀況和相互關系。這件儀器轟動了漿水地區，方圓幾十里的群眾都趕過來看稀奇。有的群眾問：哪個是地球?訓練部的同志指著“地球”說：這個是地球。群眾問：我們漿水鎮在地球的哪里?訓練部的同志笑笑說：和整個地球相比，我們漿水鎮就好比一粒小米。再說，這個地球儀僅是真正的地球的幾萬萬分之一，在這上面是看不到我們漿水鎮的。還有人問：玉皇大帝住在哪里?上帝住在哪里?訓練部的同志就給他們講樸素的唯物辯證法，指出神仙、上帝是不存在的，要打敗日本侵略者，要創造幸福生活，得全靠我們自己。

那時，進入抗大學習的大部分學員，出身貧寒，沒上過學，斗大的字不識幾個。雖然他們在部隊的戰斗間隙學習了一點文化，但遠遠不夠，經常鬧出笑話。有一次，老師布置大家寫日記作文，說不會的字可以畫圈代替。結果一個學員的一行字畫了7個圈：“我○了個毛○去○○，毛○○了，我把它○了。”教員看了幾遍也不懂其中的意思，就把那個學員叫來，讓他念。那個學員念道：“我牽了個毛驢去馱肉，毛驢死了，我把它殺了。”老師聽后，就耐心地一個字一個字教他。經過一年左右的學習，學員們大都會寫信、記日記、看報紙，各方面素質都有明顯提高。

這一幕幕場景，一個個故事，一個個人物，一句句言語，生動地詮釋了毛澤東為抗大制定的“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的教育方針以及“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優良校風，鑄就了抗大不畏艱險、不怕犧牲、聯系實際、學以致用、關心群眾、紀律嚴明、樂觀向上、以苦為榮的崇高精神和優良作風。保持和發揚這種崇高精神和優良作風，我們就能在前進的道路上，克服一切困難，戰勝一切敵人，早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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