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對蔣介石來說，留給他解決中共問題的時間和機會已經不多了。一方面，他長期寄希望于依靠外交途徑解決中日問題的幻想即將以自己的步步退讓、日本人的步步緊逼而宣告破滅。此前，他曾告誡黨人“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后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反言之，如果“最后關頭”到來，那只好“放棄和平”“決心犧牲”。而讓他認識到“最后關頭”已然來臨的，正是他一直以來姑息縱容的日本侵略者。1936年1月，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宣布包括實行“中、日、滿經濟合作”，即承認滿洲國等條件在內的“廣田三原則”。這就等于把蔣逼向了死角，誠如他所言：“我們拒絕他的原則，就是戰爭；我們接受他的要求，就是滅亡。”既然和平已經絕望，大戰不可避免，那么，對他來說，中共問題斷無拖延之理。因為他始終認定“攘外必先安內”。

　　另一方面，自1927年就與他分道揚鑣的中共及其軍隊，已在其重重“圍剿”、步步緊追之下，西進北上到達陜北。在蔣介石看來，此時的中共及其軍隊萬里奔襲人困馬乏，即使不是窮途末路，恐怕也是強弩之末。他必須畢其功于一役，解決這個“心腹之患”。在調集嫡系部隊約三十個師厲兵秣馬準備由河南開赴陜甘參加“剿共”之后，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又親赴西安，責令張學良、楊虎城率領悉數人馬迅速開赴“進剿”前線，兵合一處，將打一家，直搗黃龍。正所謂“家有千金，行止由心”，兵精將廣自然平添任性，他躊躇滿志又志在必得。

　　然而，令蔣介石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意氣昂藏的督戰之旅，最終竟成了以身犯險的“兵諫驚夢”。對于這次兵諫，歷史上比較統一的說法是“西安事變”，亦稱 “丙子雙十二事變”。“事變”一詞的基本含義是指突然發生的重大政治、軍事性事件，其最主要的特點是其令人猝不及防的“突然性”。作為一個“突發性”事件， “中國共產黨在事變前沒有與聞這件事”已是歷史定論。但這一定論絲毫無損于中共一系列軍事、政治活動在促成張、楊以霹靂手段行菩薩心腸的歷史進程中所發揮的重要影響。與其說張、楊的“兵諫”手段本身具有不為中共所知的“突然性”，毋寧說設法逼蔣或聯蔣抗日的主張具有大勢所趨的必然性。誠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樣，歷史運動是一種合力作用的結果。在論及西安事變時只談中共在事變發生后的種種斡旋，而鮮及其對事變爆發的影響是有失片面的。事實上，紅軍長征入陜就是西安事變爆發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影響因子。

　　因“痛”而醒：剿共內戰陷死路

　　紅軍長征入陜首先體現為軍事入陜。所不同者，在張學良看來，紅軍進入陜西乃是“赤匪”之“竄陜”，而在楊虎城看來，則是軍事之“犯陜”。雖是一字之差，但意蘊深長，對張學良來說，紅軍是所謂“窮寇”“窮途”“窮徒”，是可以一擊而垮，一擊而潰者。對楊虎城來說，“我的地盤我做主”，“誰也別動我的鍋盔牙子”，無論是東北軍還是紅軍，都是不受待見的不速之客。

　　“醉過知酒濃，挨打方知疼”，真正讓張、楊及其率領的東北軍、西北軍領略共產黨紅軍雄強戰斗力并感受到錐心之痛的，恰在他們與紅軍真正交手之后。無論如何，入陜的紅軍是他們遇到的最難纏的“硬茬兒”。

　　張學良和他的東北軍是名副其實的地方勢力，九一八事變后，張學良及其東北軍威名掃地，身懷國仇家恨而不能報，還被國人冷眼相對惡語相加，可想而知當時張學良和東北軍的處境何其尷尬。東三省的丟失，作為國民政府領袖的蔣介石自然也難逃其咎，在被逼下野的壓力之下，蔣介石索性玩起了丟卒保車，張學良也索性黑鍋背到底，十分配合地在蔣介石的安排下“出國考察”，躲過了輿論的風口浪尖。歸國后的張學良率領他的東北軍繼續忍辱負重，被蔣介石從華北調到華中，再從華中調到西北，其劍鋒所指只有一個，就是“進剿”紅軍，只不過由于紅軍長征而屢屢撲空，未建寸功。東北軍遷駐西北“剿共”前線后，張學良認為自己的機會來了。從帶兵人的角度分析，東北軍盤馬彎弓、以逸待勞，紅軍則萬里長征、師疲馬乏，中國古代兵法向以“勞師遠征”為兵家大忌，以“以逸待勞”為取勝常道。況且紅軍連“勞師遠征”尚不夠格，簡直就是“羸師遠遁”，自己完全可以“張網以待”“守株待兔”。這些似乎都可以成為張學良足以輕視紅軍的理由。不料， 東北軍與紅軍交戰3 個月，經勞山、榆林橋、直羅鎮戰役，東北軍喪失三個師，被擊斃兩個師長、五個團長，被俘兩個團長和4000 余人。作為一個統軍將領，張學良深知帶兵之難，帶一支“弱兵”更難。然而正是這樣一支被自己視為“弱兵”的對手在長途遠征之際竟仍能保持如此強盛的戰斗力，使自己這個“強者”一戰而虧，再戰而潰，張學良對紅軍這個對手的敬意開始潛滋暗長。

　　1935年11月的直羅鎮戰役，紅軍全殲東北軍109師，正在南京參加國民黨五大的張學良，在會上備受冷遇。張學良要求補充損失的部隊，蔣介石非但不予回應，反而注銷了他兩個師的番號。張學良要求撫恤死亡將士，給死亡的兩師長家屬各撫恤10萬元，亦遭蔣介石峻拒。由于戰爭的失敗和得不到補充、撫恤，東北軍官兵士氣大為動搖。張學良曾嘆息說：戰爭的慘敗，“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為因內戰而犧牲優秀將才之可惜”。張學良認識到，隨蔣“剿共”無出路，遂產生“用和平方法解決共產黨問題”的想法，即聯共的思想，張學良的抗日愛國之心隨之更進一步增強。

　　遠征而來的東北軍如此不堪，坐擁地利之便，雄踞三秦之險，“修水利”“守孤城”“功滿三秦”經營家門既久的楊虎城及其西北軍又當如何？1935年5月到11月，張學良率東北軍20余萬人先后開入陜、甘后，楊虎城自感孤危，對于東北軍入陜，他既愿“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又懷臥榻之憂，深恐齊大非偶。如果說，楊虎城對“外來戶”東北軍是“防人之心不可無”的話，對于紅軍，一開始他有足夠的理由要將之拒于關中之外，因為紅軍的闖入既與他雄踞關中的政統相異，又與他當西北王的夢想相逆。這就使得楊虎城在初期對紅軍的作戰中是相當堅決的，這從其與紅軍作戰大有破釜沉舟之勢可見一斑。在阻擊紅軍北上的作戰中，楊虎城派去的幾乎清一色是自己苦心經營的警備旅，這當然不排除楊虎城要采用“精兵速戰”給紅軍來個下馬威的可能性，但事與愿違的是他的命運竟和張學良高度雷同，若合符節。1935年1月，在關中東南門戶柞水縣蔡玉窯、藍田縣葛牌鎮兩地被紅軍消滅六個營。3月，其警備2旅兩個團在秦嶺腹地佛坪、華陽地區被紅軍消滅。4月，其警備3旅五個營在柞水縣九間房又被殲滅。7月，其警備1旅在陜西山陽縣袁家溝口被殲滅，旅長唐嗣桐被俘。在短短半年時間，楊虎城的“家底”損失慘重，而擊敗楊虎城自恃為勁旅的竟是同一支紅軍部隊——積極要求北上抗日的紅25軍。楊的軍事力量被紅軍大大削弱后，引發的不是蔣介石的同情而是輕視。紅軍強勁的戰斗力和神出鬼沒的戰術令楊大為詫異，他曾沉痛地說：“抗日，大家有出路；打內戰，大家同歸于盡。要抗日，先要停止內戰。”

　　由是觀之，迭遭敗績，損兵折將是導致張、楊對紅軍的態度發生改變的重要原因，也是二人對蔣介石的“攘外安內”策略產生顛覆性質疑乃至后來兵戎相對以諫之的心理基礎。舍此，事之變者，不亦難乎？如果說“西安事變”是“逼”出來的一場“捅天”事變，那么，其邏輯似乎應該是這樣的：蔣介石逼張、楊“剿共”在先，紅軍以其強悍的軍事反擊反逼張、楊改變在后，張、楊復以霹靂手段倒逼蔣停止內戰，則又其后矣！

　　因“覺”而明：逼蔣抗戰尋出路

　　紅軍長征入陜既是軍事入陜也是政治入陜。政治工作是紅軍起家本錢和看家本領，是紅軍的最大優勢。中央紅軍在陜北立足后，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毛澤東曾向同志們發問：“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其豪邁之情溢于言表。毛澤東指出：“長征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長征又是宣傳隊”，“不因此一舉，那么廣大的民眾怎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毛澤東預言，“長征又是播種機”，“它散布了許多種子在十一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獲的”。如果說政治工作的核心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極大限度地孤立和瓦解敵人，那么，長征與其說是一次重大的軍事行動，毋寧說它本身就是一次重要的政治進軍。

　　事實上，自九一八事變、特別是華北事變以來，由于中日民族矛盾開始上升為主要矛盾，使國際關系和國內階級關系發生了新的變化。尚在長征途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就于1935年8月1日，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號召全國各黨派立即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財力、武力去為抗日救國的神圣事業而奮斗。這難道不正是“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的題中要義嗎？不正是黨和紅軍當時最大的政治主題嗎？政治主題一旦確立，接下來最重要的就是政治策略。中共向來視政策和策略為黨的生命。對于積貧積弱的中國，面對強敵入侵的熾焰愈演愈烈，唯一的出路當在于盡快結束內戰。而內戰的始作俑者蔣介石此時正是橫亙在抗日事業面前的一塊“頑石”。對于這一“頑石”，棄之反之不現實，討之伐之力不逮，聯之合之乏資本，因為“斗”也罷“合”也罷皆需“本錢”，誠如毛澤東指出的那樣，“目前中國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暫時還是大于革命力量”，“這也是正確的估計”。事情果真“無可奈何”了嗎？中共的斗爭實踐反復彰明一個道理：力量上的不足往往可以通過政治上的鮮明導向來彌補甚至超越。

　　繼《八一宣言》發表并引起強烈的政治反響之后，是年12月9日，由中共北平臨委會組織領導的一二·九運動爆發，抗日救亡怒潮席卷了整個北平城，不僅有力配合了紅軍的北上抗日行動，并為抗日運動成為全國的運動準備了人心。次年2月17日，征塵未洗的紅軍又組成中國人民抗日先鋒隊，發布《東征宣言》，東渡黃河，挺進山西抗日前線，由于蔣介石和閻錫山的阻攔，為避免內戰，保存抗日力量，抗日先鋒隊被迫回師。5月5日，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和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回師通電——《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通電中改變了“抗日反蔣”的政策，表示愿同一切放棄進攻紅軍的武裝隊伍停戰議和。通電把蔣介石也放在促其覺悟之列，在國民黨下層軍官中引發很大影響，甚至連閻錫山都不得不承認紅軍抗日的主張是真誠的，足見這些宣言對國民黨內部引起的震動之烈。5月5日《通電》之后，9月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中央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提出“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標志著中共中央的對蔣方針已由過去反蔣抗日轉變為逼蔣抗日。從長征開始到立足陜北，始終高舉“北上抗日”的大旗，一路北上一路鼓呼，即使面對圍追堵截的滅頂之災，也堅持以飛蛾投火的勇毅和精衛填海的絕決，為中華民族的存亡續絕而吶喊奮斗，并以實實在在的抗日行動和極富犧牲的獻身義舉，使人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紅軍是為了民族大義犧牲最堅決，奮斗最英勇，奉獻最真誠的民族脊梁，贏得包括國民黨愛國將領在內的各方力量的廣泛認同，也使蔣介石一意孤行的“攘外安內”政策不斷受到孤立、質疑和瓦解。中共《八一宣言》發表后，國民黨開明將領張學良、楊虎城、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即表示贊同中共的主張。在我黨躬身踐行的政治引領下，各種力量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日益達成時代共識，這是面對強敵的民族覺醒。既然要不要結束內戰已鮮有疑義，接下來的問題就成為“夢醒之后怎么辦”的問題，內戰如何停止，以怎樣的方式停止開始上升為各方關注的時不我待的重點問題。在瓦窯堡會議上，毛澤東堅信“革命的勝利總是從那些反革命勢力比較薄弱的地方首先開始，首先發展，首先勝利”。那么，這個可資利用的薄弱環節究竟在什么地方？如何把握和運用好這個薄弱環節？毛澤東似乎已成竹在胸。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后，毛澤東曾在陜北紅軍大學的一次報告中，運用陜北老百姓趕毛驢作比喻說：“老百姓讓毛驢上坡有三個辦法：一拉、二推、三打。對待蔣介石在抗日的問題上，我們就像是對待毛驢上坡一樣，他不愿上山，不愿拿槍打日本，我們怎么辦呢？就得向老百姓學習，采用對付毛驢的一套辦法，拉他和推他，再不干就打他一下。西安事變就是這樣，打了他一下，他會上山抗日的。”一語點破了如何把蔣介石“逼”上抗日之路的命門，當然，如何點中這一命門，還需要在錯綜復雜的矛盾斗爭中進行積極的政治統籌和策略運用，統戰工作無疑將是關鍵一招。

　　因“義”生勇：同仇敵愾是明路

　　紅軍長征入陜同時也是統戰入陜。所謂統一戰線，是指不同集團的人為了相同目的結成的共同陣營。統一戰線能否成功實施往往是對領導者政治胸襟，政治膽略，政治智慧，政治器局的全面考量。當然，統戰工作一旦成功，其帶來的收獲往往是十分豐盈的。

　　陜西這個地方，至今仍廣為流傳著一個傳統秦腔劇目《三滴血》，講的是糊涂官“滴血認親”斷案的故事，其邏輯是：若非親人，則“血在盆中不粘連”。也許在蔣介石看來，紅軍、東北軍、西北軍是“不是冤家不聚頭”，就如同這互不粘連的“三滴血”。“看戲的不怕戲大”，他要把這令人鬧心的“三股勢力”玩于股掌。對蔣介石來說，二桃可以殺三士，一石亦可擊三鳥，三角形固然有其穩定性，但三角關系從來都最具破壞力，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蔣介石把張學良的東北軍調到西北，看似確有“一石三鳥”之妙：作為一個失去了地盤的地方實力派軍事力量，東北軍調入陜西，實是為其找了一個就食的地盤，并且為其戴上一頂“剿匪”的桂冠，從道統上講，似乎也足夠“高大上”，況且紅軍已是強弩之末，這個功勞簡直就是白送給他張學良的，東北軍安能不感恩戴德？作為土生土長的地方實力派的西北軍，出于保地盤守家底的基本生存邏輯，楊虎城已“數逆上意”不肯離陜以出擊紅軍，但現在紅軍已闖入自己的地盤，楊虎城自然也不肯善罷甘休，這也是楊虎城初期與入陜紅軍數度交手的原因之一，且不論東北軍與西北軍的地域差異、情感隔閡，但就利益關切來說，二者擰成一股繩的概率遠遠低于二者發生利益沖突的可能性，用東北軍牽制監視西北軍亦可謂妙棋一招；既然東北軍建功心切，西北軍保土心急，因利乘便讓“明知不是伴，事急緊相隨”的兩支地方實力派與自己的“心腹大患”紅軍斗個死去活來，他蔣介石都會成為坐山觀虎斗的最大贏家。

　　蔣介石的“一石三鳥” 之策看上去的確很美，一切從各自利益出發考慮問題似乎也顯得有根有據，但他忽略了一個最大的利益和現實。那就是對于20世紀30年代后半期的中國來說，除了國與共、中央與地方、嫡系與地方、地方與地方等復雜的利益纏斗之外，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入侵，中華民族的存亡續絕已然成為一個超越于所有利益之上的現實利益。一旦超越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而上升至民族國家之高度，利益就轉化成了大義。“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當求萬世名”，這是考量合格政治家的第一要義。“順應歷史潮流”在彼時之中國絕不是一句空話，而是政治家對時代的積極回應，也是其政治倫理之底線。“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雖為古訓，但在當時更是彰顯民族大義之警語。

　　面對民族大義，經由種種斡旋與努力，使各方力量舍私斗而就公義，棄小利而成大義，最終形成戰勝外侮的滾滾鐵流，正是我黨和紅軍統戰工作的邏輯起點，對統戰工作的高度重視也恰恰是黨和紅軍用鮮血換來的重要歷史經驗。早在福建事變中，我黨在統戰工作上曾犯下顛覆性的歷史錯誤。1933年底，正當“圍剿”與“反圍剿”激戰正酣時，以十九路軍為主導，在福建爆發反蔣事變，蔣介石對紅軍的“圍剿”嚴重受挫，由于當時“左”傾“關門主義”盛行，致使福建事變失敗，中共獲得之良機轉瞬即逝，結果被敵人各個擊破，福建事變被彈壓，蘇區紅軍被迫長征，唇亡齒寒，教訓大矣！痛定思痛，痛何如焉？直至1935年底，毛澤東仍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中借蔡廷鍇及福建事變以警示全黨要高度重視統一戰線，指出：“目前的時局，要求我們勇敢地拋棄關門主義，采取廣泛的統一戰線，防止冒險主義”，殷鑒不遠，用血換來的教訓往往值得倍加珍視，紅軍入陜之后，便立即展開了統戰工作。

　　在估計和分析了東北軍、西北軍的處境和現狀后，毛澤東堅信：“環西北數省而軍者非盡漢奸賣國賊，其中盡多愛國有志之人，告之以亡國滅種之禍，陳之以聯合救國之謀，動之以漢奸賣國賊之蠢與危，必有能感發興起者叩。”統戰工作大有可為，我黨對張、楊及其所部的統戰工作主要從上下兩個層面展開。

　　針對國民黨上層領導人和軍隊將領，主要由毛澤東、周恩來通過發出大量信件的方式，呼吁他們以國家存亡為念，積極走抗日救國之路。這個工作在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和以楊虎城為首的第十七路軍身上取得了突破性進展。1936年1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紅軍領導人發表公開信《紅軍為愿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申明中共政治主張，表示愿同正在陜北“圍剿”紅軍的東北軍首先停戰，共同抗日。東北軍廣大將士，深受家鄉淪陷之痛，強烈要求打回老家去，不愿同主張抗日的紅軍作戰，行親痛仇快之事。這種情緒無疑對張學良和東北軍高級將領產生了重要影響。1936年春，長期從事抗日救亡運動的高崇民經南漢宸介紹來到西安，做中、上層人士的疏通工作，3月下旬，上海地下黨委派劉鼎到西安，出任中共駐東北軍代表，劉鼎很快被張學良奉為上賓，他曾對左右表示：“劉鼎是個有學問的人，有什么問題你們可以問他”，足見信任之殷，張學良曾感慨說：“共產黨胸懷寬闊，知識淵博，不畏艱辛，為國為民，難怪他們能立于天地之間。”東北籍的進步人士杜重遠也對張學良做了不少工作。中共中央先后兩次派聯絡局局長李克農去見張學良商談合作抗日。4月9日晚間，周恩來和張學良在膚施（延安）教堂秘密會晤，雙方一致同意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并就互不侵犯、互相幫助等問題達成初步協定。張學良表示：你們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勸，一定能把他（蔣介石）拉到抗日戰線上來。延安會談對張學良走上聯共抗日道路具有決定作用。延安會談又是東北軍從內戰轉向聯共抗日的重要轉折點，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和東北軍全面合作關系的確立。1936年8、9月間，中共中央又派葉劍英為紅軍代表團團長常駐西安，協助張學良改造部隊。10月5日，毛澤東和周恩來致書張學良，再次申明中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并請他將中共的主張轉達給蔣介石。

　　十七路軍總指揮、西安“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作為陜西地方實力派首領，有抗日的要求，也有一定的進步思想，早在大革命時期就與一些共產黨人過從甚密，1935年12月，中央派汪峰為代表，持親筆信在西安會見楊虎城，向楊指明出路，堅定他聯共抗日的決心。此間，中共北方局負責人南漢宸由天津派王漢英也來到西安，帶來南漢宸提出的六項建議。1936年初，中共中央調當時在德國的與楊有世交的王炳南回國做楊虎城和十七路軍的工作。經多方努力，楊虎城完全接受中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雙方商定：紅軍與十七路軍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聯系；共同為抗日做準備。紅軍的秘密交通站、運輸站也在十七路軍的掩護下建立起來。

　　在對上層統戰工作開展的同時，針對張楊部隊中、下層軍官和士兵的統戰活動也緊鑼密鼓地展開：1936年初，東北軍王以哲部一個團在陜北甘泉為紅軍所圍，彈盡糧絕，紅軍本可易如反掌地將其殲滅，但紅軍卻高唱著“槍口對外，齊步向前”“打回老家去”的歌聲主動撤圍。絕處逢生的該部官兵受到強烈震撼。東北軍進攻瓦窯堡時，紅軍又主動撤退，在瓦窯堡城樓上寫著“山海關”三字，當東北軍看到這三個大字，看到瓦窯堡城中隨處可見的“東北軍打回老家去”“收復東北失地”等標語時，個個淚流滿面。在日漸深入的抗日宣傳和統戰滲透下，越來越多的東北軍官兵跑到紅軍陣地上談心，道出了他們心中的苦楚：“我們退出家鄉實在是不得已，現在弄得妻離子散，無家可歸，眼看就要當亡國奴了，誰還愿意打內戰呢？”十七路軍的官兵因受到中共抗日主張的影響，對“剿共”內戰也越來越厭倦，借故請假，因“病”請假，脫隊離隊的不斷增加，十七路軍開赴陜北前線的士兵紛紛給楊虎城寫信，有人表示：“我們愿意死在抗日的戰場上，不愿死在內戰的戰場上，打死一個日本鬼子祖宗有光，打死一個中國人死了無臉見先人”，希望楊虎城能立即率領他們打日本。

　　優待被俘官兵并對其進行思想幫扶是統一戰線策略向下層延伸的重要舉措。凡被俘的東北軍官兵，紅軍都待之以禮，不打不罵，不搜腰包，不當俘虜看待，愿回家的發給路費，愿回部隊的發馬還槍。在物質生活嚴重匱乏的情況下，把好食品給俘虜吃，把好窯洞給俘虜住。被俘官兵紛紛表示：“再和紅軍打仗就不是人。”被釋放的官兵回部隊后，熱情贊揚抗日統一戰線主張，如星星之火，使越來越多的東北軍官兵受到感染，表示不再愿為內戰作無畏的犧牲。黨中央同東北軍統帥張學良直接聯系的建立，就是對被俘軍官實行優待政策的結果，起搭橋作用的就是在榆林橋戰役中被俘經教育后釋放的東北軍團長高福源。張、楊在取得與共產黨抗日合作的協議后，為了應付蔣介石，表面上還唱著“剿匪”的調調，實際上已經在進行抗日的準備工作。東北軍、十七路軍，儼然已成了紅軍的同盟軍。

　　采用多種形式，進行抗日統戰宣傳，亦是統戰工作的有效方式。1935年，中共黨員、著名左翼作家張寒暉在西安目睹幾十萬東北軍和東北人民流亡慘狀，以北方失去親人的女人在墳頭上的哭訴哀聲為素材而創作的抗日歌曲《松花江上》，唱出了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民眾以至中國人民的悲憤情懷，風靡中華大地。在與東北軍的交鋒中，紅軍常以此曲感化東北軍官兵，致使其悲不自勝無心戀戰而挫敗，從而在局部開創了由開戰到停戰，由停戰繼而聯歡的局面，此曲著實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統戰作用，以致歷史學家唐德剛常將之與楚漢相爭時張良“悲歌散楚”相比附，稱其“如出一轍”。翌年12月9日，中共西北特別支部在西安組織一二·九運動一周年紀念，在愛國青年的游行隊伍中，亦有人領唱《松花江上》，聽者無不動容而和之，也正是在當天勸阻學生赴臨潼向蔣介石請愿的活動中，張學良沉痛表示：“請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內，用事實來答復你們。”三日后，西安事變爆發。事變爆發前的1936年10月27日，蔣介石由張學良、楊虎城、邵力子等陪同乘車離開常寧宮“行轅”，前往秦嶺北麓的長安王曲軍官訓練團，向東北軍、十七路軍上校以上軍官“訓話”，仍喋喋不休地鼓吹“攘外必先安內”的要害是“剿共”，命令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必須服從命令，到陜北前線去“剿共”，當即就受到受訓官兵的抵觸。正是蔣的一意孤行，違背了“舉國一致對外”的民族大義，使得“兵諫”之事變勢在必然，也使得蔣悉心醞釀的原定于事變當日發布的第六次“圍剿”計劃胎死腹中。

　　張學良在事變發生后的“致全國電”中聲明：發動事變是為了使蔣抗日，為迫使蔣“補贖前愆”，前愆者何？“東北淪亡，時逾五載。國權凌夷、疆土日盛……，凡屬國人，無不痛心……蔣委員長受群小包圍，棄絕民眾，誤國咎深，學良等涕泣進諫，屢遭重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學良等多年袍澤，不忍坐視，因對介公作最后之諍諫，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足見張學良對失去東北的創巨痛深，亦可見蔣“逼”人之甚切！其口吻與中共指示之大旨何其相似乃爾？亦可見中共統戰政策的政治威力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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