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恩格斯對公有制和權威的論述

　　恩格斯講：“這種新的社會制度首先必須剝奪相互競爭的個人對工業和一切生產部門的經營權，而代之以所有這些生產部門由整個社會來經營，就是說，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計劃、在社會全體成員的參加下來經營。這樣，這種新的社會制度將消滅競爭，而代之以聯合。因為個人經營工業的必然結果是私有制，競爭不過是單個私有者經營工業的一種方式，所以私有制同工業的個體經營和競爭是分不開的。”（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這實際上就已經給搞“一長制”還打著公有制旗號的企業定了死罪。如果在經濟上賦予了個人決定一切的獨裁權利，如果一個企業中，工人階級無法捍衛自己當家做主的權利、必須服從一個人的意志、無法在被變質的廠長剝削自己的時候罷免他，這種企業無疑就是私有制企業了。在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由于仍然存在個人需求和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也保留了人蛻變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分子的社會基礎。在這種條件下，廠長是有蛻變為資產階級的可能的。上述內容體現了一長獨裁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根本矛盾。

　　恩格斯也講過，國有制不是公有制。恩格斯強調：“把任何一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社會主義的。顯然，如果煙草國營是社會主義的，那末拿破侖和梅特涅也應該算入社會主義創始人之列了。”（恩格斯：《反杜林論》）資產階級國家的“國有”實質上是官僚資產階級私有。所以，恩格斯也在《反杜林論》提到，社會直接占有生產資料才是真正的公有制。他講：“那時，資本主義的占有方式，即產品起初奴役生產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讓位于那種以現代生產資料的本性為基礎的產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會直接占有，作為維持和擴大生產的資料，另一方面由個人直接占有，作為生活和享樂的資料。”（恩格斯：《反杜林論》）消滅了一切資產階級之后，社會直接占有生產資料，也就是工人階級直接占有生產資料。什么是工人階級直接占有生產資料？就是工人階級擁有生產資料的支配權——在自己的生產資料所有權被侵犯的時候，可以自己充分捍衛自己的生產資料所有權。

　　綜上所述，根據恩格斯對于公有制的論述，我們可以知道這兩個科學論斷：第一，打著公有旗號搞一長制的企業早就被恩格斯判了死刑，個人獨裁和社會主義公有制有根本矛盾；第二，國有制不等于公有制，全社會直接占有生產資料、全民支配生產資料，才是真正的公有制。

　　二、從工委制到一長制，到對一長制的反思

　　列寧提出過搞一長制嗎？提出過。為什么？因為那是在1918年，為了保障在戰爭環境下統一調撥物資的效率需要，列寧提出了搞一長制。但是實際上列寧在這里走了兩個極端，因為沒有先例，就犯了片面性的錯誤。

　　十月革命之后，蘇俄實行了工委會制度。工委會制度錯誤不在工人參加管理，也不在乎集體領導，而在于選出了臃腫的、分工不明確的管理機構——工委會。不是工人階級“不守紀律”，而是先鋒隊當時沒有很好的負起責任，沒有制定明確的分工負責，工人階級無紀可依。正如列寧所說：“‘蹲辦公室的’人員中間產生出大量的怠工者和受賄者；優秀的無產階級分子為紀律而斗爭；而在前后兩種人之間，自然有很多動搖的、‘軟弱的’人，他們無力抗拒投機活動、賄賂和私利的‘誘惑’，不惜破壞整個機構來換取私利，而戰勝饑荒和失業是要靠這些機構正確地進行工作的。”（列寧：《“協調的組織”和專政》）問題不在無產階級，而在于選舉出的臃腫機構里面的大量的“蹲辦公室”的人，是他們的分工不清晰、規范不具體。所以，不能讓工人階級整體為先鋒隊的錯誤買單。

　　列寧認為：“凡是思考過社會主義的人，始終認為這是社會主義的一個條件。可是，怎樣才能保證有最嚴格的統一意志呢?這就只有使千百人的意志服從于一個人的意志。”（列寧：《“協調的組織”和專政》）這句話本身就是完全錯誤的！千百萬人應該服從的是真理，而不是個人。如果一個人的意志背叛了無產階級，就是不能服從的。對于資產階級的個人獨裁沒有抵制行嗎？不行。所以毛主席說：“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廣大革命師生及革命干部對于錯誤的領導，就廣泛地進行過抵制。”（《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6年，七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無疑，主席這里說的就比列寧說的更辯證、更精準。列寧顯然是為了戰爭期間效率需要，犯了片面性的錯誤，而毛主席更為全面、徹底的掌握了辯證法。

　　后來，列寧也強調集體領導。1920年，俄共(布)九大《關于經濟建設的當前任務》決議指出:“在任何情況下，改善經濟組織和提高生產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從上到下切實執行曾經屢次宣布的原則:一定的人對一定的工作切實負責。在討論或決定問題的過程中采用集體管理制，但是在執行過程中，集體管理制就應當無條件地讓位給一長制。衡量每個組織是否適宜，應當以該組織中各種義務、職權和責任的劃分是否明確為標準。” （《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匯編》第2分冊）可見這已經不是“千百萬人服從一個人的意志”了！但是遺憾的是，蘇聯后來并沒有充分、徹底實行集體領導下的分工負責制，一長制的弊端被長期保留。蘇修國企，就是官僚資產階級的私企而已！

　　三、毛主席大力推廣的鞍鋼憲法成功貫徹了真正的公有制原則

　　毛主席推廣的鞍鋼憲法，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分工負責制度，充分賦予工人自己捍衛自己當家做主的權利——這才是真正的公有制。真正的公有制必須是無產階級真正做主的經濟制度。

　　鞍鋼憲法實行的理論依據有三個。第一，恩格斯講的，“因為個人經營工業的必然結果是私有制”（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給一長制判了死刑。第二，恩格斯講，“那時，資本主義的占有方式，即產品起初奴役生產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讓位于那種以現代生產資料的本性為基礎的產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會直接占有，作為維持和擴大生產的資料”（恩格斯：《反杜林論》）。明確了公有制就是社會直接而非間接占有。第三，列寧講，“現在我們愈是要堅決主張有絕對強硬的政權……就愈是要有多種多樣的自下而上的監督形式和方法，以便消除蘇維埃政權的一切可能發生的弊病，反復地不倦地鏟除官僚主義的莠草。”（列寧：《蘇維埃組織的發展》）明確指出突破片面集中局限，注意自下而上的民主監督。

　　實行鞍鋼憲法，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來說，也是完全必要的。

　　第一，如果不鍛煉工人階級自己捍衛自己當家做主的權利，就無法清理階級隊伍、罷免變質分子、實現工人階級真正當家作主。變質的企業干部——官僚主義者階級，就是無償占有工人勞動的資產階級分子。正如毛主席所說：“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怎么會認識呢？這些人是斗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決不能依靠他們，我們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沒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七冊）：《對陳正人關于社教蹲點情況報告的批語和批注》）

　　第二，建國初期，一長制實行以后，黨的領導根本建立不起來。當時，大多數的技術專家遠遠不如黨的行政干部更懂政治工作。專而不紅的專家一長制，很容易走白專獨裁路線。這樣的話，黨的政治領導就建立不起來，黨委就成了專家的附庸。即使是又紅又專的專家，其個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沒有分工負責，一個人無法同時充分發揮好黨的政治領導和專家的技術負責作用。實行一長制，實際上嚴重阻礙了黨的領導的全面實現、嚴重削弱了黨的政治領導，這是毛主席極其擔心的。毛主席精準指出：“把黨的領導問題同依靠群眾、精通業務等問題并列，這種提法不妥。蘇聯有些東西就不能學，內政部可以不受黨的領導，這樣一個武器不要黨的領導，那還得了！一個工廠幾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沒有黨的領導，很容易形成一長獨裁。任何情況下，黨的集體領導這個原則不能廢除，如果企業可以除外，那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就變成了有頭有肚子沒有腳。”(《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6年，六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正如主席所說，當時的廠長主要是技術干部，其政治性遠遠不如黨委干部。沒有了黨的領導，削弱了政治領導，很容易形成白專技術工作者的一長獨裁。政府機關都是黨委集體領導，怎能到了企業就變成了專家獨裁呢？所以，毛主席在世界上最徹底、最嚴格、最堅決的在全社會各領域包括經濟領域都貫徹了無產階級的黨委集體領導。

　　第三，解決一長制給貪污腐敗、非公有制、欺壓群眾提供不受控制的權力保障的根本弊端，一定要有措施。

　　根本方法——斗私批修，進行思想靈魂長期的、全面的變革，用毛主席的話講，要在思想上“挖修正主義的根子”(《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6年，七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這必須要搞，思想靈魂要革命，但是這是個長期的過程，一下子搞不成。這是最長遠的辦法、最根本的辦法——思想路線錯了方向錯了，階級背叛了，再怎么“發展”，也無法實現共產主義的。毛主席講，“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71年，七十八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有貪污腐敗分子，根子在思想上還有舊社會殘余，思想上靈魂上進行全面、根本的改造斗爭，這是根本途徑。

　　空想方法——單純自上而下的反官僚主義。靠上級抓？靠不住。欺下瞞上的肯定有，官官相護的肯定有。即使領袖是無產階級革命家，領袖派來抓人的干部是個貪官的話，指望貪官抓貪官嗎？肯定改成抓替罪羊。所以單靠干部是不保險的。要靠真正被直接欺壓的、知道誰欺負過自己的群眾來抓貪官。指望官僚老爺在體制內自己查自己，就像幻想地主可以主動分田給農民。單純自上而下，用集中打貪官，是最空想、最無知的辦法。

　　直接方法——依靠群眾。沒有群眾公開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民主斗爭，抓不出真兇——只有群眾知道平日里誰真正欺負了自己。貪官的錢也收買不了群眾的汪洋大海，因為傾家蕩產正是貪官所不希望的。官僚沒有壓迫官僚，官僚在壓迫群眾——群眾才真心實意的打擊真的欺負過自己的變質官僚！所以，主席講：“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7年，七十四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充分鍛煉工農群眾自己捍衛自己當家做主的權利，這是毛主席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前無古人的實踐。主席認為：當上層權力被變質的資產階級分子掌握的時候，工人階級就有權利公開、全面、自下而上的揭露黑暗，自己解放自己，在沒有上層力量可以依靠的情況下，在斗爭中鍛煉出自己的骨干力量。這就根本上克服了一長制的弊端！

　　黨的領導，需要精干的黨委領導。黨委領導，精干的少數服從多數的集體領導。

　　1864年，國際工人協會成立，馬克思和恩格斯明確制定了少數服從多數的黨內政治生活根本準則。1883年4月，恩格斯強調：黨在斗爭中要遵循“按照黨的現行紀律，少數必須服從多數”（恩格斯：《致奧古斯特·倍倍爾》）這個組織原則。

　　列寧也講過：“為了保證黨內團結，為了保證黨的工作集中化，還需要有組織上的統一，而這種統一在一個已經多少超出了家庭式小組范圍的黨里面，如果沒有正式規定的黨章，沒有少數服從多數，沒有部分服從整體，那是不可想象的。”（列寧：《進一步，退兩步（我們黨內的危機）》）

　　毛主席不是獨裁君主，不是封建帝王，而是無產階級革命家。無產階級革命家就要堅持少數服從多數的組織紀律。毛主席講：“要實行第一書記說了多數人同意才算，多數人不同意，即使你是正確的，你第一書記也得服從。要建立這樣的民主集中制。”（《毛澤東文集》：《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節選）》）這就是共產黨的規矩！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堅持黨委領導，堅持的就是黨的民主集中制。政權體系之中的黨委領導不是一個人的領導，需要一個少數服從多數的精干的黨委集體領導——這個集體起核心作用，統一提供路線、方針、重大決定，然后下級負責執行。政權堅持的是黨委民主集中制的領導，那么企業怎么就不能堅持黨委民主集中制的領導呢？

　　主席看的很清楚——如果搞一長制，實際上是對不擅長政治的技術專家個人的妥協、對黨委政治領導的削弱，是蘇俄黨處理專家個人和黨的政治領導之間關系時表現的對個人的軟弱，是黨對專家個人的妥協。所以，鼓吹“一長制”這一投降白專行為實質上是荒唐的，是對黨的背叛，對黨的政治領導的背叛！

　　前文已經講過，一長制難以確立企業之中黨的領導。為了突破一長制，毛主席是支持黨委領導下的分工負責制的。毛主席的意思是——堅持黨委的政治領導、路線方針確定、政治訓練、任務監督、思想教育，堅持廠長對具體生產技術的分工負責，這樣就既能保證黨的領導、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得到充分徹底的貫徹，又能充分發揮廠長的專業技術能力。

　　集體領導并不是錯的，工委會是臃腫集體的領導，不是精干集體的領導。精干的黨委集體領導下的分工負責制度依舊可以保障效率。政權上，什么是黨的領導？就是堅持民主集中制的黨委集體的領導。列寧講：“沒有少數服從多數，沒有部分服從整體，那是不可想象的。”（列寧：《進一步，退兩步（我們黨內的危機）》）政權管理可以有精干的、堅持民主集中制的黨委領導，經濟管理也能有精干的、堅持民主集中制的黨委領導。一個人的精力終究也是有限的。黨委多人的領導，是可以使多人有充分的精力共同實現黨的領導的。

　　社會主義國家，黨委掌握政治，政治上實行黨委集體領導。那么社會主義國家，黨委管理經濟還是個人管理經濟？恩格斯講個人管工業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黨委必須管經濟！正如毛主席所說：“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毛澤東文集》：《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作為最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毛主席確實目光如炬。一長制嚴重不利于工人對自己階級利益的捍衛，所以工人必須有捍衛自身階級利益的權利；一長制削弱了黨的領導，所以黨要管企業、黨要管經濟。毛主席敏銳發現了“一長制”的根本弊端，開創了黨委領導下的分工負責制、空前鍛煉了工人自己捍衛自己生產資料所有權的能力，領導中國人民空前貫徹了公有制原則，空前實行了迄今為止最徹底的公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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