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包產到戶搞了幾千年,還要試驗嗎?如果實行包產到戶,
兩年不到,就會兩極分化,就有人會討小老婆。”
話說1962年5月26日,新疆伊利地區一伙暴徒在蘇聯領事館人員策動下,發起暴亂。他們手持武器攻打中共伊犁自治州委、州人委機關,打傷州委副書記、州長和公安局副局長,搶去一批檔案、文件,造成惡性事件。
事件發生后,當地黨政軍民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迅速動員起來,鎮壓了這一起反革命武裝叛亂。
中國政府在事件發生后,一再向蘇聯提出抗議和交涉,要求允許被脅迫出境的中國邊民返回中國境內,遭到了蘇方的無理拒絕。
后來,蘇聯在與阿爾巴尼亞的關系繼續惡化之時,聲稱將集結大兵于邊境,隨時都有出兵阿爾巴尼亞的可能。毛澤東在臥室里剛起床,得知這一消息,好長時間一言不發,一根接一根地抽煙。有頃,他讓身邊衛士叫來秘書,嚴肅地說:
“我要馬上見蘇聯大使。”
工作人員勸他刷刷牙、洗洗臉,換身衣服,然后到會客廳里去等候蘇聯大使。毛澤東說:
“不用了,就在這兒見。”
后來秘書偷偷地告訴大家:主席這次火可發大了!他指著蘇聯大使的鼻子,毫不客氣地說:
“你們不是要出兵阿爾巴尼亞嗎?歐洲離我們這里很遠,我們不會去。但是,我們跟你們有那么多的邊界線,去哪里都可以,戰爭真正打起來是沒有邊界的!”
自此以后,蘇聯就再也不敢提出兵阿爾巴尼亞的事了。
1962年6月3日晨,毛澤東給兒媳邵華寫了一封回信。
此前,毛岸青和邵華是在這年初春從大連回到了北京,在中南海見到了父親毛澤東。有一天,邵華向毛澤東提出想繼續讀書的要求,毛澤東認真地說:
“孩子,你愿意學習,這很好嘛,這件事我讓秘書同志來幫你辦。”
毛澤東又笑著對小兩口說:
“新媳婦總該去認認家門,讓外婆和親友們看看嘛!”
此時,毛岸青的組織關系在總參謀部,毛澤東讓他向羅瑞卿請假,帶著邵華回湖南探親。
遵照父親的囑托,毛岸青和邵華一同回到了湖南。他們先到板倉,給媽媽掃墓,又到韶山看望鄉親們。然后回到長沙,看望年已92歲高齡的外婆向振熙和舅舅楊開智、舅媽李崇德,向他們傳達了毛澤東的問候。回到北京后,邵華便轉到北京大學中文系繼續求學。
邵華在北大學習了幾個月,感覺學業壓力大,心里著急,因之情緒比較低落,就病倒了。她忍不住將自己的病情和煩惱告訴在杭州的父親。毛澤東為勸慰她,就在回信中寫道:
你好!
有信,拿來,想看。要好生養病,立志奔前程,女兒氣要少些,加一點男兒氣,為社會做一番事業,企予望之。《上邪》一篇,要多讀。余不盡。
父親6月3日上午7時
毛澤東在信中所說的《上邪》是西漢樂府《鐃歌十八曲》之一,其詞云:“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6月8日,毛澤東在杭州召見楊成武、許世友等人。楊成武、許世友向毛澤東匯報了蔣介石最近可能在東南沿海進行軍事冒險的動向及人民解放軍的部署。毛澤東說:
“現在對于整個敵我情況,有了個清楚的概念。部署很好。完全是積極的方針。敵人最多來15萬人,再多也不可能。必要時,可以把敵人進攻的作戰計劃公布出去。”
6月10日,毛澤東來到湖南視察,下榻在省委蓉園1號樓。省委安排由胡真負責接待毛澤東的工作。
這天晚上,胡真到1號樓檢查對毛澤東生活安排的情況,毛澤東正在乒乓球室打乒乓球,胡真便來到毛澤東的臥室查看。胡真一進臥室,看到毛澤東的桌子上放著書,在床鋪的里側,也放著一排線裝書,枕頭疊得高高的。
毛澤東喜歡躺著看書,書放在床鋪里側的床邊上,他需要什么書就能信手撿來。疊高的枕頭,可作為看書的靠墊,看書看疲勞了,就可以順勢躺下睡覺。
胡真查看了一遍,從臥室里走出來,毛澤東正好從西頭走過來。胡真雖然從延安時期以來多次見到過毛澤東,甚至和毛澤東照過兩次像,但那都是集體活動,還從沒有像今天這樣單獨和毛澤東相處過,心里難免有點緊張。還是毛澤東先開口說話了,他問道: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胡真。”
“你在哪個部門工作?”
“我在省委辦公廳工作,這次是負責接待工作的。”
毛澤東主動伸出手和胡真緊緊握手,說:
“接待工作不好做,我這次來麻煩你們了。”
胡真說:
“不麻煩,不麻煩。這是我們應盡的責任,是應該做的。”
“怎么不麻煩,這么晚了,你還要來檢查工作,看看有沒有不周到的地方。一切安排得都很好嘛!我要感謝你呢!”
毛澤東這么一說,胡真又緊張起來了,他說:
“毛主席來湖南,這是毛主席對湖南的關心,我們要感謝毛主席。”
毛澤東又一次握了握胡真的手,然后揮揮手,帶著微笑向他的臥室走去。
6月10日這一天,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準備粉碎蔣匪幫進犯東南沿海地區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盤踞在臺灣的蔣介石殘余匪幫,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準備向我東南沿海地區進行一次冒險進犯。今春以來,蔣匪幫就積極地進行各種作戰準備和軍事部署。據判斷,他們很可能在最近期間,即臺風季節前后,對我福建省和閩粵、閩浙接合部地區發動一次二三十萬人的登陸作戰,妄圖在大陸上建立一塊反革命根據地,作為它實行反革命復辟的立足點。美帝國主義也想利用蔣匪幫這次軍事冒險,對我進行試探。全黨和全國人民必須提高警惕,從各方面作好準備,決不讓美蔣這一罪惡陰謀得逞。如果蔣匪幫敢于來犯,就堅決、全部、徹底、干凈地消滅它。當然,我們準備好了,敵人也可能不敢來。不管敵人來與不來,我們都要認真地充分地作好準備,在思想上、工作上都要放在打的上面,決不可有絲毫輕率大意和僥幸心理。
二、蔣匪幫這次冒險進犯,可能增加我們某些困難。但是,敵人送上門來,這對我們來說也是一件好事,因為這正是我們殲滅它的好機會。打勝了這一仗,不但可以鼓舞軍心民氣,為我解放臺灣統一祖國的斗爭創造有利的條件,而且還可以打擊美帝國主義的氣焰和各國反動派的反華陰謀,有力地支援東南亞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爭。我們過了長期的和平生活,從全國解放以來已經將近13年,從抗美援朝戰爭結束以來已經9年,麻痹松懈的情緒有所增長。年輕的一代,沒有親身經歷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反動統治下被壓迫被剝削的生活。這次戰爭,對掃除干部和群眾中的麻痹松懈情緒,教育青年一代,考驗我們的革命精神和工作,加強全國的團結,都會有很大的好處。“多難興邦”,這是經驗之談,是很有道理的。
三、粉碎賣國賊蔣介石的冒險進犯,是為了保衛我國人民革命勝利果實,是偉大人民解放戰爭的繼續。我們應該打勝這一仗,而且完全有把握打勝這一仗。我國人民在黨和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經過了長期艱苦的革命斗爭鍛煉,有高度的階級覺悟,對蔣匪幫有刻骨的仇恨,決不允許已被推翻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3座大山重新壓在自己頭上。我國各民族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愛國人士在政治上是團結一致的。我們在軍事力量上就全局來說又是占絕對優勢。我軍是勝利之師,士氣高昂,蔣介石是我手下敗將,老“運輸隊長”,兵力有限,士氣低落。我們有鞏固的后方,強固的國防設施,以逸待勞;敵人是遠離巢穴,渡海作戰,困難重重。我們有社會主義國家和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只要全黨全軍堅決執行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所規定的作戰方針和指示,我們就一定能夠粉碎蔣匪幫的進犯。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由于我們在這樣長的時期中,是過的和平生活,由于連續3年的嚴重自然災害,在經濟生活中還有暫時的嚴重困難,打起來以后,還可能增加某些緊張情況,蔣匪幫的突然襲擊,特別在作戰地區,敵人可能進行轟炸和空降的地區,在開始的時候,可能給我們造成一些損失。我們要正確認識這些有利條件和困難,時刻記住毛澤東同志的教導,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對蔣匪幫的進犯,一定要認真對待,弱敵要當強敵打,不要輕敵麻痹。
四、人民解放軍要立即動員起來,完成一切戰斗準備。已經指定的部隊,應當迅速開赴前線。其余部隊也應當積極作好參戰準備,隨時聽候調動。各參戰部隊應當根據中央軍委的命令,迅速制定作戰方案,加固沿海地區和島嶼的防御工事,抓緊進行戰備訓練,積極做好后方勤務工作,保證糧彈的運輸和供應。要大力加強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鼓舞戰斗意志,發揚英雄頑強艱苦奮斗的傳統戰斗作風,緊緊地和人民群眾團結在一起,保證堅決而迅速地完成殲滅敵人的戰斗任務。
五、要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有領導有步驟地進行宣傳教育。各級黨委應當立即根據本指示的精神在黨內進行傳達和解釋。中央即將通過新華社公開揭露蔣匪幫進犯我沿海地區的陰謀。在新華社消息公布之后,各地應當立即在群眾中講清這次作戰的意義、目的和有利條件,徹底揭露賣國賊蔣介石的罪惡歷史和這次進犯的陰謀,激發群眾對蔣匪幫的新仇舊恨,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和戰備觀念,堅定必勝信心,克服麻痹松懈情緒。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要邀集民主人士座談,講清形勢,鼓舞信心。要教育群眾識破和制止敵人的謠言,防止少數壞分子煽動鬧事,并且注意保守軍事秘密。要通過這次戰備宣傳教育,鼓勵群眾努力生產,厲行節約,認真貫徹精簡工作,團結一致,克服困難,更好地完成當前調整國民經濟的各項任務。各地黨委和政府有關部門要通過這次粉碎蔣匪進犯的斗爭,進一步加強國防建設,做好本年度的新兵征集工作,大力加強軍工生產,滿足前線需要。
六、東南沿海準備作戰的地區要立即做好戰備動員工作,大力支援軍隊作戰。這些地區,要在黨委統一領導下成立支援前線委員會,統一領導當地的戰備和支前工作,保證軍隊作戰需要的糧食和柴火的供應;動員醫院、交通、郵電等部門為前線服務;組織短途運輸,組織擔架隊,做好戰地救護;組織沿海民兵準備支援和配合軍隊作戰,幫助軍隊送情報,搜捕空投特務,消滅空降匪軍,保護工礦企業、倉庫、交通要道和重要橋梁;進行防空教育,組織群眾防空。在島嶼和前沿地區,要加強對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的監督和控制。對于制造謠言、煽惑人心、進行破壞活動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懲辦。
1962年6月10日
6月11日,毛澤東審閱修改新華社根據他的指示起草的揭露蔣介石進犯東南沿海陰謀的電訊稿,他在上面加寫了一段話:
“蔣匪軍多數人是被強迫來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黨是想到大陸來拼命的,或者是為了到大陸沿海地區進行搶劫,想發橫財的。因為臺灣人少,兵員不足,匪幫頭子們則想到大陸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壯年補充部隊。”
爾后,毛澤東要林克轉告劉少奇,請劉少奇召集政治局常委及彭真、羅瑞卿、蕭華、陸定一、吳冷西開會,將電訊稿通讀一遍,加以斟酌,再行定稿。
6月18日,毛澤東準備離開湖南去武漢,他在長沙召見湘潭地委書記華國鋒,在談話中了解到湘潭地區夏糧增產了10億斤。
6月18日晚,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在內部印發揭露蔣介石進犯東南沿海陰謀的新華社電訊稿的指示,要求各地黨委根據電訊稿的內容,“在干部和人民群眾中用口頭講明,使人民普遍有所準備。”
6月20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轉發《關于民族工作會議的報告》寫了一個批語: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西藏工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各黨組,總政治部:
中央同意烏蘭夫、李維漢、徐冰、劉春同志《關于民族工作會議的報告》和對民族工作會議提出的重要問題的處理意見,認為這些意見是正確的,在今后5年以內,各少數民族地區應當采取的方針,也是適當的。現在,把這兩個文件發給你們研究執行。
中央認為,檢查一次民族政策的執行情況是必要的。各有關黨委和政府,應當在最近期間經過檢查,解決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總結經驗,提高干部。應當讓同志們知道,民族問題的徹底解決,是長期的,必須進行長期的經常工作,才能逐步實現。如果不看到這種長期性,不重視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民族問題,不照顧民族特點和地區特點,不按黨的政策辦事,在工作中就勢必要犯錯誤。這幾年來,一些地方在民族工作中所以發生問題,就是因為忽視了民族問題的長期性,沒有認真貫徹執行甚至違反了黨的民族政策和其他有關的方針政策。正因為如此,就有必要在干部和人民中重申黨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統一戰線政策和其他的方針政策,并且要經常認真地檢查政策執行的情況,務使同志們切實按照黨的方針政策辦事,不得在黨的方針政策以外另出點子,另興章程。過去行之有效的規章制度,被忽視了的要恢復,經常工作也要恢復起來。凡屬方針、政策、重大問題和重要計劃,必須嚴格執行請示報告制度。
在這次精簡中,管理民族工作的機構不要取消,干部不要精減,干部太弱的,要適當加強。
宗教問題,是一個具有廣泛群眾性的問題,在許多少數民族中,宗教問題同民族問題密切聯系在一起,必須長期堅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應該按照群眾宗教生活的實際需要和意見,處理少數民族宗教上存在的問題,讓群眾的宗教活動恢復正常。對于漢族人民信仰的宗教中存在的問題,也應當參照這個精神加以處理。
在一切民族自治地方和民族地區,應當仿照此次中央召開的民族工作會議的辦法召開會議,并且切實解決問題,執行情況,隨時報告中央。中央的批示連同烏蘭夫、李維漢等同志《關于民族工作會議的報告》發至自治縣委和有少數民族雜居的縣委。《民族工作會議提出的重要問題和我們的處理意見》發至自治州黨委和有關的地委。
中央 1962年6月20日
6月22日,毛澤東改變原打算23日離開武漢去青島的主意,他給彭真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我現決定在武漢住到月底,游長江對我十分有益,我要游7天至10天江,然后直返北京。因此,巴基斯坦大使、卡博代表團,都在武漢談話。請你安排。”
也就是在6月22日這一天,彭德懷把他用了數月寫成的8萬余字的長信,呈送給毛澤東。他在信中回顧了廬山會議前后的情況,敘述了建國后和外國人交往的情況,要求中央查清“里通外國”問題。他在信中寫道:
“殺頭都不要緊,但事情要弄清楚。”“我這個人很渺小,但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它有自己的光榮歷史,歷史應該是真實的,它不能有假。不能因為捏造了我的假歷史給黨的歷史抹黑。我有權利、有義務做這個申訴!”
“若是為了我彭德懷自己,寫不寫,申不申冤,都沒有多大意思。我在想,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是一個老兵,心里有什么,應該向黨說。敢說真話這是我們黨興旺的一種標志,也是黨對黨員的要求。我就是講真話,不管怎么我也講,我不怕殺頭,年紀大了,離見馬克思的時間也不長了。我是實事求是地寫的,特別是對我里通外國的說法,應講清楚,中央可以派人調查嗎?如果我出賣祖國,到天安門前把我的頭殺了,我沒意見。”
6月24日,《人民日報》以《全國軍民要提高警惕準備粉碎蔣匪幫軍事冒險》為題,發表了毛澤東審閱定稿的新華社電訊稿,揭露蔣介石“反攻大陸”的陰謀。
這篇電訊立即引起國際輿論的關注,連美國人也感到蔣介石底氣不足,連忙向蔣施加壓力,勸阻他放棄所謂的“反攻大陸”計劃。
6月24日這一天,在外地養病的陳云回到北京,他就農村分田到戶問題,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鄧小平交換意見,劉少奇、朱德、陳云、鄧小平表示贊成;周恩來既沒有表示同意,也沒有表示反對;只有林彪表示反對;加上在外地的毛澤東,在政治局7位常委中,反對派也只有2人。
6月27日,美國總統肯尼迪就臺灣海峽局勢發表聲明,表示不支持蔣介石進攻中國大陸。
蔣介石反攻大陸的陰謀至此徹底破產。
后來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周恩來對毛澤東這一段時間關于國際戰略的考慮,作了回顧。他說:
“在這個問題上,生動地表明毛主席抓住了國內外形勢中的主要矛盾。當時的形勢是:西北邊境上,有蘇聯修正主義者在新疆的少數民族中進行顛覆活動,搞了一部分人跑到蘇聯去;在西南的邊境上,有尼赫魯挑起的中印邊境沖突。那時候,我們很多同志都很注意這兩方面的問題。從社會主義陣營的內部關系來說,從我國同民族獨立國家的關系來說,這兩個方面都是主要矛盾。可是,從全盤的國際關系來說,我們同美帝國主義之間的斗爭是主要矛盾。所以毛主席說,更重要的還是要抓住美蔣竄犯大陸的陰謀,加以揭露,進行動員,這就有可能推遲或者制止他們的陰謀。毛主席抓住了這個中心環節,就調動了全局。好像下棋一樣,一個子走活了,全局就活了。首先,當然是把軍隊動員了,軍事工業動員了。然后,我們的干部、基本群眾,動員起來了。最后,6月23日新華社公開揭露美蔣陰謀。這一來,全世界都被調動了。首先是臺灣,到處來打聽消息,英國是不是牽線呀?中美是不是妥協呀?中蘇關系如何呀?緊張得很。美蔣矛盾尖銳了。接著,肯尼迪在6月27日就發表聲明,說他不支持進犯大陸。實際上,早在23日的華沙中美兩國大使會談中,美國人就作了保證。英國跟著說,它不參加臺灣海峽的戰斗。法國也說,這對它沒有任何義務。甚至連日本也出來說,這件事是對東亞不利的。最后才是赫魯曉夫,他摸準了,得到了美國的內部通知了,才在7月3日來一個馬后炮,廉價的保證。雖然他的保證是被迫的,裝樣子的,假的,但也有一點表面價值,至少叫群眾看到不能反對中國。美蔣的陰謀被揭露后,全世界都指責美蔣。”“總之,敵、我、友這3方面在這個斗爭中都調動起來了。”
再說6月30日,毛澤東離開武漢。他在北返途中,在鄭州從劉建勛那里得知河南的麥收還不錯,預計秋收還要好一點;在濟南從山東省委的匯報中,了解到山東的“情況大變”,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災外,農村形勢不錯,麥收42億斤,比原來估計的29億斤多了13億斤。
6月底,田家英結束了在湖南的調查,回到北京。他立即將調查情況向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作匯報。他認為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的確是個好辦法。田家英的匯報剛開了一個頭,劉少奇就接過去說:
“現在情況已經明了啦。可以按照農民的要求,實行分田到戶。”
劉少奇分析了國內的嚴峻形勢,他說:
“再這樣下去,無產階級專政要垮臺,我現在一天也不敢離開北京。”
田家英問道:這個分田到戶的意見,可不可以報告主席?劉少奇說:可以。
此后,這個曾經投靠過彭德懷如今又投靠了劉少奇的田家英,在劉少奇、鄧小平的支持下,起草了一個旨在分田單干的《恢復農業生產的十大政策》,《十大政策》提出要繼續放寬政策,不搞“一刀切”,以促進農業生產的恢復發展。《十大政策》允許維持農戶的個體經濟,允許農戶之間可以進行適當的土地調整,允許雇工,允許借貸,允許自由貿易。
1962年7月2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有人說:幾個中央局主要負責人對這一段老是講錯誤,講困難,有意見。據陶鑄、柯慶施講,主席也表示:恐怕講錯誤差不多了,講困難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講克服困難。彭真聞聽此言,立即表態說:
“講困難到此為止,轉為積極方面。”
鄧小平也表示同意,他說:
“我傾向這樣。”
在大家討論包產到戶問題時,鄧小平說:
“恢復農業,相當多的群眾提出分田。陳云同志做了調查,講了些道理。意見提出是好的。不管是黃貓、黑貓,在過渡時期,哪一種方法有利于恢復,就用哪一種方法。我贊成認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產到戶,究竟存在什么問題。你說不好,總要有答復。對于分田到戶要認真調查研究一下,群眾要求,總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過渡時期要多種多樣。現在是退的時期,退夠才能進。總之,要實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這幾年就是千篇一律。”
7月5日,毛澤東到了天津,聽取了劉子厚的匯報后,他說:
“今年河南麥收秩序空前好。湖南也很好。麥收秩序空前好,出乎干部群眾的預料。”
7月6日晨,毛澤東回到了北京。
這一天,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見了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澤東匯報了關于“包產到戶”的意見,他說:現在全國各地實行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農民,約占30%,而且還在繼續發展。與其讓農民自發地搞,不如有領導地搞。將來實行的結果,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干的可能達到40%,60%是集體和半集體。等到生產恢復了,再把他們重新引導到集體經濟。
毛澤東靜靜地聽著,一言不發。等到田家英講完了,他突然問道:
“你的主張是以集體經濟為主,還是以個體經濟為主?”
田家英一時無言以對。毛澤東又問道:
“這是你個人的意見,還是有其他人的意見?”
田家英見毛澤東如此嚴肅,知道事關重大,就不敢提他曾經向劉少奇匯報一事,自然也不敢說是劉少奇的意見了,他說:
“是我個人的意見。”
毛澤東不再說什么,談話就這樣結束了。
也是在這一天,陳云給毛澤東寫信說:“對于農業恢復問題的辦法,我想了一些意見,希望與你談一次,估計一小時夠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處來。”
下午,毛澤東約見了陳云。陳云申述了他主張實行分田到戶的理由,他還說:分田到戶不會產生兩極分化,不會影響征購,恢復只要4年,否則需要8年。據陳云后來回憶說:“談話以后,毛澤東同志很生氣。”
7月6日這一天,江青看了吳晗撰寫的新編歷史京劇《海瑞罷官》,她說:
“該劇存在著嚴重的政治錯誤,堅決禁演這出戲。”
原來,《海瑞罷官》是吳晗應京劇藝術家馬連良之邀撰寫的一出新編歷史劇。在《海瑞罷官》這出戲里,有一句唱詞是:“將我罷官理不平”。1961年1月,《海瑞罷官》劇本在《北京文藝》上發表,同時由北京京劇團公演。
此后,報刊上發表了許多評論文章,有的文章說海瑞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鼓勵他失敗了再干,要“有朝一日重整紀綱”等等。
江青看了《海瑞罷官》和報刊上的文章,對毛澤東說,《海瑞罷官》有重大陰謀,是替彭德懷翻案的。
毛澤東要田家英讀一讀《海瑞罷官》的劇本,并提出他自己的看法。田家英看了劇本后,對毛澤東說:
“看不出《海瑞罷官》有什么陰謀,如果硬要說這個劇本有陰謀,而對之進行批判,以后就沒有人敢研究歷史敢寫歷史劇本了。”
7月7日,鄧小平在接見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與會者時說:
“在全國,鞏固集體經濟,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認多種多樣的形式。有些包產到戶的,要使他們合法化。現在,實行各種形式的包產到戶的,恐怕不止20%,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樣的問題應該百家爭鳴,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個辦法來。中央準備在8月會議上研究一下。”
7月8日,毛澤東在他的住處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田家英開會,他介紹了河南、山東兩省的夏收情況,說形勢并不那么壞。建議劉少奇找河南、山東、江西的負責人談談,了解一下農村的形勢。
毛澤東還表明了對“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干”的反對態度;批評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條》,卻熱心搞什么包產到戶,分田單干。
最后,毛澤東指定陳伯達為中央起草關于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就這樣,由劉少奇、鄧小平授意田家英起草的旨在分田單干的那個《恢復農業生產的十大政策》,不用提交政治局討論就流產了。
7月9日、10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先后同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譚啟龍談話,了解情況。
7月10日,劉少奇在對中直機關和國家機關下放干部的講話中說:
“現在相當多的集體經濟發生動搖,如果搞不好有散的危險。你們到農村去,要抓鞏固集體經濟的問題。”
此時,毛澤東點名要胡耀邦到湖南帶職鍛煉,“做點實際工作”。不久,胡耀邦調任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兼湘潭地委書記。在胡耀邦離京前,毛澤東囑咐他,要經常到基層群眾中去跑跑,搞調查研究。要深入群眾,聯系群眾,把黨的政策及時傳達給群眾,把群眾的意見和建議,及時反映上來。胡耀邦表示,一定要按毛澤東的教導去做。
7月17日,鄧子恢向毛澤東陳述實行“包產到戶”的意見。
早在5月間,鄧子恢派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王觀瀾帶領工作組到安徽省當涂縣作調查。王觀瀾調查后,給鄧子恢來信說:“我寧肯犯錯誤,也要說田間管理包產到戶責任制好。群眾的干勁可大了,晚上帶著燈干活……”那時候,毛澤東不在北京,鄧子恢便在5月24日向劉少奇提交了《關于當前農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問題的意見》,劉少奇說可以試行。隨后,鄧子恢在6月間先后在總后勤部、高級黨校等處作了4場報告,指出要想把農業搞上去,必須發展生產力,而發展生產力的最好辦法,是搞好田間管理包產到戶責任制。
7月17日這一天,鄧子恢向毛澤東匯報了他在5月24日向劉少奇提交的《關于當前農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問題的意見》以及安徽宿縣符離集區委書記武念慈寄給他的符離集區委《關于“責任田”問題的匯報》。鄧子恢說:“責任田”是一種聯產計酬的責任制,適應農村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和廣大農民的需要,有強大生命力,廣大農民不愿改變。
在鄧子恢一個半小時的匯報中,毛澤東幾次提出問題,他都不作回答,只管講他自己的意見。鄧子恢終于講完了,毛澤東這才說上了一句:
“把你的意見和符離集的匯報送來,我要看看。”
這次談話使毛澤東非常不愉快,以至于耿耿于懷,在兩個月后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又重提此事。
7月18日,中共中央緊急下發了由毛澤東起草的《關于不要在報紙上宣傳“包產到戶”等問題的通知》。《通知》中說:
“最近,有的地方報紙,以讀者來信的方式,公開討論了‘包工到戶’、‘包工到組’和‘包產到戶’的問題,并且透露了某些地區實行‘包產到組’的情況。這種做法是不妥當的。今后,關于這些問題,一般不要在報紙上宣傳。關于改進人民公社的經營管理和加強生產責任制的一些作法,可以在報紙上進行宣傳,但是不要涉及人民公社體制和所有制形式的改變問題,更不要在報紙上透露了某些地區實行包產到戶的情況,因為敵人會用這些材料來反對人民公社的。”
這天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與楊尚昆談話。據楊尚昆在日記中記載,毛澤東在談話中提出:“1、是走集體道路呢?還是走個人經濟道路?2、對計委、商業部不滿意,要反分散主義。”
楊尚昆在日記里寫道:“我覺得事態很嚴重!!十分不安!”
7月19日,毛澤東召集政治局常委會,重述了他昨天向楊尚昆談到的那兩個問題。
會議決定,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人在23日、24日分兩批去北戴河。
7月20日,毛澤東同準備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各中央局第一書記談話,他說:
“你們贊成社會主義,還是贊成資本主義?當然不會主張搞資本主義,但有人搞包產到戶。現在有人主張在全國范圍內搞包產到戶,甚至分田到戶。共產黨來分田?對農民,要讓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產到戶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態度。問題是要分析農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們如何領導。有人似乎認為我們和農民搞了幾十年,現在好像不行了,難道我們就這樣脫離群眾?有人說恢復農業要8年時間,如果實行包產到戶,有4年就夠了,你們看怎么樣?難道說恢復就那么困難?這些話都是在北京的人說的。下邊的同志說還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經濟形勢究竟是一片黑暗,還是有點光明?”
7月22日,毛澤東看了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和第二書記王任重在廣西桂林專區龍勝縣主持召開的關于鞏固生產隊集體經濟座談會的《記錄》,當即批示印發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他還批示道:
“這個文件所做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見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是否還有可議之處,請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發給省地兩級去討論。”
7月23日,毛澤東審閱了《關于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草案)》,他決定將這一草案作為中央工作會議文件之一,印發討論。
7月25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戴河召開,后來一直開到8月24日,整整1個月。
鄧子恢到北戴河后,在中央工作會議開始之前拜會了毛澤東,再一次陳述了實行包產到戶的好處。他說,包產到戶不牽涉到所有制問題,是一種集體經濟的管理形式,確實能增產,群眾歡迎。毛澤東嚴肅地說:
“包產到戶搞了幾千年,還要試驗嗎?如果實行包產到戶,兩年不到,就會兩極分化,就有人會討小老婆。你怎么動搖了!波蘭鬧自由化,還不敢公開解散合作社。”
鄧子恢強調說:包產到戶不是解散合作社。毛澤東不高興地說:
“你這次搞包產到戶,馬克思主義飛走了!”
7月28日下午,毛澤東在他的住處北戴河95號樓會議室,召開有各中央局第一書記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他在談到國際國內形勢時說:
“當前國際國內都有一個共同性問題,就是革命究竟由無產階級領導,還是由資產階級領導?對我們這些國家來說,就是究竟要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要資產階級專政?赫魯曉夫說我們是獨特路線。不獨特不行,不與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劃清界限不行。國際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頭。”
在談到黨內出現的一些右的苗頭時,毛澤東說:
“出氣的好處是思想活了。同時,像包產到戶等主張也出來了。有的是正確的考慮,有的則是牛鬼蛇神。”
他轉向三北地區的負責人問道:
“你們穩住穩不住?你們那里是資產階級領導,還是無產階級領導?”
當毛澤東在反對分田單干問題上處于少數派地位之際,當他準備在會議上發表一篇重要講話的時候,他要先與地方上的負責人分別談話,聽取他們的意見,闡述自己的觀點,也就是要先“吹吹風”。這是毛澤東在處理重大原則問題時常常采取的一種方法。據保留下來的不完全的談話記錄記載:
1962年8月2日,毛澤東在錢讓能寫給他的“保薦書”上寫了一個批示,印發與會者。
原來早在5月底,安徽太湖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錢讓能給毛澤東寫了一個《關于保薦責任田辦法的報告》,長達1.8萬字。他認為包產到戶的“責任田”辦法不能改,所以就在報告中極力向毛澤東保薦“責任田”的辦法。毛澤東在批示中寫道:
“印發各同志。安徽太湖縣、縣委、宣傳部錢讓能同志給我的一封信,請大家研究。”
8月2日晚,毛澤東同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及其他華北地區負責人談話說:
“看來你們那里單干問題還不嚴重。從全國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錯誤在糾正嘛。有少數人把形勢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數人說一片光明。從整個形勢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問題。問題主要是反映在國內的階級斗爭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這個斗爭的時間相當長,100年以后還有這個問題,這種形勢要看到。”
8月3日,毛澤東同西北地區負責人談話。
8月4日下午,毛澤東同西南地區負責人談話。
8月5日,毛澤東同華東的柯慶施、李葆華和中南的陶鑄、王任重談話。鄧子恢、陳伯達、陳正人、廖魯言、王觀瀾也在座。毛澤東說:
“我‘周游’了全國一遍,找各大區的同志都談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區云南、貴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談到這樣的問題: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干,半年的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討小老婆的。他們說,貧困戶,中間戶,富裕戶,各占三分之一。你們有沒有這種調查?
有沒有階級呢?我看還有。地主、富農、反革命殘余都還存在。農村當中還有富裕階層,階層之間有沒有矛盾呢?矛盾分幾種。第一種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第二種是人民內部矛盾,包括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也類似敵我矛盾,因為這兩個敵對階級是互不相容的,這種矛盾同第一種矛盾雖然近似,但是要有區別,還是把它說成是內部矛盾為好。1959年反右傾斗爭,大多數是搞錯了。彭德懷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1959年反右傾運動不能一風吹。準備把彭德懷的信印發給大家看一看。”
在講到分田到戶問題時,他說:
“有的人主張60%分田到戶,有的人主張全部分田到戶。這就是說,基本單干或者全部單干。也就是說,把5億多農民都變成小資產階級,讓小資產階級當權,讓小資產階級專政。可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事。看來允許百分之幾到百分之十幾鬧單干是可以的,還有90%是集體的嘛!如果全部鬧單干,或大部分鬧單干,我是不贊成的。如果那樣搞,黨內勢必分裂。”
“我找各大區的同志談話,每個省都說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來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況估計得過分黑暗了。當然也不是像1958年搞浮夸時講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間派。應當說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許多問題還亟待解決。還要花幾年的工夫,這些問題才能得到解決。”
毛澤東最后說:
“請大家議一議:是搞無產階級專政,搞資產階級專政,還是搞小資產階級專政?我們到底要走什么道路?”
8月6日下午,毛澤東在北戴河中直俱樂部會議室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全體大會。他在講話中提出了3個問題,要大家討論:社會主義社會究竟存在不存在階級?國內形勢是不是一片黑暗,還是有點光明?社會主義社會是不是就沒有矛盾了,有些什么矛盾?
關于階級問題,毛澤東說:
“社會主義國家,究竟存不存在階級?在外國有人講沒有階級了,因此,共產黨是‘全民的黨’,不是階級的工具,不是無產階級的黨了。無產階級專政不存在了,叫‘全民專政’,‘全民的政府’。對什么人專政呢?在國內就沒有對象了,就是對外有矛盾。這樣的說法,在我們這樣的國家是不是也適用?可以談一下。我同6個大區的同志都談了一下,聽說國內也有人這樣講。有人聽到說國內還有階級存在,大吃一驚。資產階級極右派從來不承認有階級存在。認為沒有階級了,不要改造,不承認階級斗爭,說階級斗爭是馬克思捏造出來的。資產階級不承認階級,孫中山就不講階級,說只有大貧小貧之分。有沒有階級,這是個基本問題。”
關于形勢問題,毛澤東說:
“形勢問題。也要談一談。國際問題,要找幾個人準備一下。究竟是什么情況?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反動的民族主義、廣大人民群眾各階層、民族資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情況如何,以后再說。
國內形勢,談一談。究竟這兩年如何?有什么經驗?過去幾年,有許多工作沒有搞好。有許多還是搞好了,如工業建設、農業建設、水利等等,還是有成績的。現在有些人說,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這個看法對不對?這是講農村。工業,因為主觀客觀的原因,今年上半年是不那么好的,那么下半年怎么樣?也可以談一談。大體上說,有些人把過去幾年看成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現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沒有什么好多光明了。這兩種看法,究竟是哪一種對?或者都有不對?如果都不對,就要提出第三種看法。第三種看法是怎么樣的?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問題不少。還是回到我們在第一次廬山會議上講的三句話:‘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兩年調整,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做得不那么好。以農業為基礎,談了3年,1959年——1962年,4個年頭,實際上沒有實行。中央的東西,有些沒有下去,有些成了廢品。所謂沒有實行,就是沒有認真做,個別做了,或者是做得很不好。形勢問題,我傾向于不那么悲觀,不那樣一片黑暗。現在一點光明都沒有,我不贊成那種看法。”
關于矛盾問題,毛澤東說:
“有些什么矛盾?第一類是敵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內部的矛盾,無非是這兩類。人民內部有一種矛盾,它的本質是敵對的,不過我們處理的形式是當作人民內部矛盾來解決,這就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如果我們承認階級殘余還存在,那就應該承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是存在的,而且是長期存在的,不是幾年幾十年的問題。我想甚至是幾百年,這個殘余還要存在。哪一年社會主義完結,進到共產主義社會,就沒有階級矛盾了。不是階級矛盾,也有別的矛盾嘛。馬克思主義是不贊成沒有矛盾的,不贊成‘無沖突論’的。
現在有一部分農民鬧單干,究竟有多少?從全國來說,你們估計一下,是百分之幾,還是百分之十幾,還是20%?不是從個別地方來說。個別地方,比如安徽,那就多了。現在這個時期,這個問題比較突出。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農業合作化還要不要?主要就是這樣一個問題。已經包產到戶、分田到戶的,現在暫時不要動,不要去強迫糾正。但是要注意做工作。我們的中心,這一次文件上表現了。為什么要搞這么一個文件,講鞏固集體經濟呢?就是因為現在這股鬧單干的風,越到上層越大。
資產階級分階層,農民、小資產階級也分階層。比如現在鬧單干的,是那個勞動力強的、比較富裕的階層。有比較貧的階層,有比較富的階層,還有中間的階層。地主富農的殘余還存在著。資產階級跟地主富農爭奪小資產階級,他們就是要搞單干。無產階級如果不做工作,集體化就不能鞏固。”
毛澤東還談到了積累與消費、集中與分散、民主與集中以及敵我之間的矛盾。
欲知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還有哪些重大活動,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毛澤東說:“現在這股鬧單干的風,越到上層越大。”事實的確如此。從這一章的敘述中可以看出,中央政治局7常委除毛澤東外,反對單干的只有林彪。周恩來模棱兩可,而劉、朱、陳、鄧則是支持包產到戶的絕對多數。新中國建設短短12年,這座社會主義大廈尚未最后竣工,社會主義制度也還有待于進一步完善,當此之時,這些人便以困難和挫折為借口,要扯下旗子。一個從黨的核心到中央及地方大員(鄧子恢、曾希圣等)、到吹鼓手(田家英等)、再到基層政權中的區委書記(武念慈等)為代表的新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政治派別(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參加革命的“初心”原本是改朝換代而非馬列主義)已經顯現出來。他們的政治綱領是《恢復農業生產的十大政策》,社會基礎是深受“傳統的觀念”束縛著的廣大農民中的相當一部分(以安徽、湖南部分農民為代表)。由此看來,再次處于少數派地位的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后來的八屆十中全會期間所做出的一切努力,決不會是一場輕松的政治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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