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線建設之前，黨和政府已經認識到照搬蘇聯設計模式的諸多弊端，開始探索自主設計道路，倡導“設計革命”，但國民經濟調整時期的設計工作又不同程度地回到蘇聯設計模式的軌道上。三線建設初期，設計工作很難滿足新的設計需求，因此“設計革命”再次興起并推廣，形成了“下樓出院”到現場“三結合”的基本工作方法。隨著三線建設的推進，設計人員與廣大干部群眾和科研人員等共同設計工廠、產品，并涌現出許多既能體現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又能切合實際的設計方案，實現了眾多零的突破，成就頗為顯著。“設計革命”為三線建設乃至我國工業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留下了寶貴經驗。

　　［關鍵詞］三線建設；“設計革命”；現場設計；自主設計

　　［作者簡介］李德英，歷史學博士，教授，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喬亦婷，博士研究生，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 本文為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三線建設歷史資料搜集整理與研究”（18JZD027）、四川大學創新 2035 先導計劃“區域歷史與考古文明”（2023xd—0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設計工作與工廠的結構和布局、產品的質量和造價等諸多方面存在密切聯系，是工業建設的重要環節之一。1959 年 3 月，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家建委）主任陳云在談及“企業設計”問題時曾明確指出：“在建設項目確定以后，設計就成為基本建設中的關鍵問題了。企業在建設的時候能不能加快速度、保證質量和節約投資，在建成以后能不能獲得最大的經濟效果，設計工作起著決定的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我國向蘇聯學習，引入了蘇聯設計模式，但該模式并不完全符合我國實際，其弊端日益凸顯。為適應我國工業建設需要，黨和政府著手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自主設計之路，并提出了“設計革命”的要求。

　　三線建設是我國工業領域開展的一次特大規模的建設活動，其“無論規模還是時間跨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近年來，三線建設史得到學術界廣泛關注，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但缺乏對“設計革命”的系統研究。而“設計革命”對三線企業布局、基本建設、產品研制、生產生活等多方面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因此，有必要對“設計革命”進行認真梳理和研究。本文擬以三線建設中“設計革命”為切入點，探析“設計革命”提出的原因，反思其利弊得失，以加深對“設計革命”乃至新中國自主設計道路的了解和認識。

　　三線建設前設計道路的轉變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工業建設基本沿襲蘇聯模式。因難以承擔重要企業的設計工作，我國便引入蘇聯的設計模式，強調向蘇聯專家學習：“凡屬舉辦性質重要其產品在我國尚未生產過的新工廠，或在舊的大工廠中改建重要裝備，我無改建把握者，均應聘請蘇聯設計組（初步設計、技術設計、施工圖）”。在蘇聯專家的指導和幫助下，我國的設計工作從無到有、快速建立健全起來，逐漸擔負起鐵道、交通、郵電以及民用建筑等基本建設的設計任務，但全面照搬蘇聯設計模式而產生的問題也逐漸顯現。

　　（一）“設計革命”的初次興起

　　蘇聯設計模式偏向于集中決策和專家主導，強調高標準、高規格，注重形式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財政經濟、物資供應都很困難，受蘇聯設計模式影響，我國的設計工作中出現了標準高、協作差、占地多、貪大求全以及脫離實際、脫離群眾、脫離政治（簡稱“三脫離”）等問題。可見，隨著我國工業和基礎建設事業的推進，蘇聯設計模式的弊端日益凸顯。與此同時，蘇共二十大后，中國和蘇聯在很多問題上產生了分歧。中共中央開始反思蘇聯模式，從全面學習蘇聯轉為“以蘇為鑒”。而蘇聯援助的項目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有些項目推遲了，有時還有在某些方面留一手”，中蘇關系的裂痕越來越大。

　　針對上述問題，黨和政府日漸認識到探索適合中國國情與實際的自主設計道路的重要性。例如，1956 年 2 月 22 日，國家建委主任薄一波在全國第一次基本建設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爭取在五年左右的時間內，使我國的設計力量，能夠基本上獨立地擔負起國民經濟各部門基本建設的設計任務，并且爭取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末，使我國的設計工作接近和達到世界的先進水平”。1957 年 5 月 31 日，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在全國設計工作會議上進一步強調：“除了技術特殊、確實自己不能設計的以外，其他的一般項目我們都要爭取自己設計，并做到設備盡可能由國內供應”。

　　“一五”計劃順利完成后，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明確要求“二五”計劃要擺脫蘇聯設計模式。例如，1958 年 1 月，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提出“不斷革命”，“我們的革命是一個接一個的……現在要來一個技術革命”，并強調“把黨的工作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3 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批評了“硬搬蘇聯的規章制度”的情況，認為“建國之初，沒有辦法”，但“現在情況變了，大企業的設 計、施工，一般說來可以自己搞了；裝備，再有五年就可以自己造了”。同月 29 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火燒技術設計上的浪費和保守》，要求“提高設計的質量和水平”，并認為這是“所有設計部門在整風中必須解決的一個關鍵問題”。自此，作為技術工作的分支，設計工作成為“革命”的對象，由學習蘇聯逐漸轉向探索適合中國國情與實際的自主設計道路。

　　在探索過程中，設計單位和人員深入各施工現場，與一線施工人員緊密合作，就設計工作中出現的問題做了大量調查，并不斷轉變工作的方式方法，即采用現場設計、“三結合”等工作方法，簡化設計內容和手續，修改設計標準等規章制度，使設計工作轉向群眾民主決策，力求以中小規模為主，做到“多快好省、土洋結合、因地制宜”。通過自主探索，設計工作初步實現了“革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二）初次“設計革命”的影響

　　此階段的“設計革命”在破除蘇聯模式、探索適合中國國情與實際的自主設計道路中取得了重要進展，一定程度上增強了自行設計能力。正如 1959 年 3 月陳云在談及“企業設計”時明確指出的：“我國的設計工作，經過了按照國外設計進行翻版的階段，參照國外設計進行修改的階段，現在已經開始進入自行設計的階段”。

　　也正是經過這一階段大膽探索，即便在面臨蘇聯毀約停援、撤走專家、帶走設計圖紙及有關資料等困境時，我國也能堅定不移地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正如中央軍委第二副主席賀龍所言：“我們必須臥薪嘗膽，奮發圖強，從產品設計、試制和生產，到原材料的供應，都要立足國內”。為此，廣大設計人員和科研工作者攻克了一道道難關，自行完成了眾多設計任務，最大程度地減少了損失，并實現了諸多突破。例如，導彈總體主任設計師孫家棟曾回憶：“蘇聯專家走了以后，當時大家那個干勁不是低潮，相反地激發出了一股干勁，一鼓作氣，自己把導彈干起來”。在成功仿制蘇聯近程地地導彈的基礎上，1964 年 6 月 29 日，我國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地地導彈也試驗成功。

　　但此時的“設計革命”還存在一些問題，尤其是一些地方及部門過分追求節約，給安全生產埋下了隱患。例如，1960 年 1—9 月，各地工程事故頻發，國家建委黨組指出其首要原因是“設計上片面節約，安全系數過低，不適當的修改設計或套用圖紙，采用新技術、新結構、新材料未經認真試驗就發圖施工”。與此同時，片面追求數量而忽略質量，導致產生了不少無效設計，反而降低了一些設計院的工作效率。例如，1958—1962 年，建筑工程部（以下簡稱建工部）給水排水設計院中南分院共完成設計項目 202 項，其中有效設計僅占設計總量的 53%。

　　1961 年 1 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決定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開啟對國民經濟的全面調整。9 月 15 日，中共中央下發《關于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要求所有工業部門都必須毫不動搖地貫徹執行“八字”方針。由此，全國設計工作也得到了相應的調整。10 月，建工部制定《關于設計工作的條例》，提出：“采用標準設計和重復使用圖紙，必須仔細研究，正確選用”；“采用新技術，既要采取積極的態度，又要一切經過試驗”；等等。1962 年 12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嚴格執行基本建設程序、嚴格執行經濟合同的通知》，提出從 1963 年起，“設計任務書未經批準的，不準正式列入年度計劃；設計文件未經批準的，一律不準動工”。此后，“設計革命”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得到了相應解決，但新的問題也隨之出現。例如，設計工作中發生了“回到舊的設計思想和設計方法老路的趨勢。有的地方把初步樹立起來的正確的設計思想否定掉，把被否定過的一些機械論的、不正確的東西恢復起來了；敢想敢干的革新精神都沒有了；對設計程序、規程、方法等必要的改革也認為不行了，似乎非要恢復過去的老樣子不可”。又如，現場設計、“三結合”等工作方法也未得到普遍執行，“設計中發生了問題，也光是從書本上找辦法，很少到 現場去接觸實際，總結群眾的實踐經驗”。可見，此次“設計革命”并未完成既定目標，直到 1964 年三線建設開始時，我國設計工作仍未完全擺脫蘇聯設計模式的影響。

　　三線建設初期的“設計革命”

　　隨著國際冷戰格局加速演進，我國周邊安全面臨嚴重威脅。1964 年 8 月，“中央作出了在三線地區開展以戰備為中心大規模建設工業、交通、國防、科技設施的重大戰略決策”。三線建設在我國迅速展開，幾乎陷入停頓的“設計革命”也重新被重視起來。

　　（一）設計工作中的沖突

　　在三線建設戰略決策醞釀過程中，國家計委未能迅速調整“三五”計劃方案，毛澤東認為，這是由于編制計劃的方法受到蘇聯影響：“過去制定計劃的方法基本上是學蘇聯的”，“要改變計劃方法，這是一個革命”。根據這一要求，1964 年 6 月 10 日，李富春在各部門、各大區負責同志座談會上，提出了著手研究計劃體制、管理體制、基本建設管理等方面如何擺脫蘇聯模式的問題。隨之，基本建設中的設計工作矛盾也很快顯現出來。

　　基于應對可能出現的戰爭威脅，中共中央對三線建設提出了各項要求，其中選址布局上要求一切新的建設項目“不在第一線、特別是十五個一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建設”，且“都應貫徹執行分散、靠山、隱蔽的方針，不得集中在某幾個城市或點”。這與蘇聯模式中大平地、大方塊、大集中、大廠區的傾向大不相同，導致不少人產生抵觸情緒。如據三線規劃重慶地區小組初步了解，“在部分領導干部中，還是有思想問題的：有的不愿進洞，認為洞內地下潮濕，通風照明條件差；有的對新建車間不愿分散，認為分散后不易管理，不方便；特別是技術設計人員、基建人員的思想問題就更多”。

　　與此同時，三線建設強調“最重要的是搶時間建設”；“保證重點，兼顧一般，集中力量打殲滅戰”，要求速度和效率兼顧。但不少部門和單位受到蘇聯模式的影響，“不管建設什么項目，總是貪大求全，不注意專業化和協作，不注意采用新技術和新工藝，非生產建設應有盡有，標準又高，結果是用人很多，占地很廣，投資很多，效果不大”。中共四川省委也曾反映：一些不夠合理的設計分工增加了設計手續，延長了設計時間，影響了三線建設。

　　可見，蘇聯設計模式影響下的設計工作與三線建設的要求之間存在諸多矛盾，“設計革命”再次被提上日程。

　　（二）“設計革命”的再次提出

　　1964 年 7 月 29 日，周恩來指示即將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一定要有革命思想”， “尤其在工業建設方面，對過去大而全的方向問題，要否定一下”。8 月初，周恩來在聽取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匯報 1965 年生產和基本建設計劃安排情況時指出：“設計人員要下現場，轉變設計思想，進行一次設計工作大革命，不能天天在房子里照老模子套”。對此，國家計委迅速進行相關部署。首先，國家計委在同月北戴河計劃座談會上總結出了更多設計問題，要求在 1965 年設計工作中“實行革命辦法，肅清照抄蘇聯的教條主義，克服浪費現象，做到少花錢、多辦事”。其次，針對設計中的問題，國家計委提出“召開設計會議，整頓設計思想，修改蘇聯的一套設計、施工制度，樹立自力更生、適合中國國情的設計思想”。最后，在 10 月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上，國家計委明確提出：“我國的設計工作必須進行徹底的改革”，“走我國自己的獨創的設計道路”。

　　隨著黨和政府對設計問題的批評以及對設計工作提出的“革命”要求，一些設計院開始行動。例如，建工部副部長宋養初率領工作組到北京有色冶金設計院蹲點時，參與了該院的設計工作改革，同時調查了北京 14 個設計院開展設計工作改革的情況，并召開了座談會。宋養初認為：“在設計工作會議召開以前，從下邊先開展這樣一種群眾性的改革運動，可以充實設計工作會議的內容，同時也可以提高設計人員的覺悟水平和政策水平。這對將來進一步實現設計工作的革命化好處很大。我們除了直接參加有色設計總院的運動以外，還打算有計劃地推動其他設計院的運動”。1964 年 10 月 24 日，宋養初將相關情況、經驗與推廣想法向中央匯報。11 月 1 日，毛澤東在審閱宋養初的匯報后批示：“要在明年二月開全國設計會議之前，發動所有的設計院，都投入群眾性的設計革命運動中去，充分討論，暢所欲言”；并指定國家經濟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家經委）副主任兼中央工業交通政治部主任谷牧負責此項工作，要求他“立即部署，并進行幾次檢查、督促，總結經驗”。次日，谷牧召開會議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并指出“設計革命”的目的是“打破蘇聯‘框框’的束縛，總結出一套適合我國情況和符合多快好省要求的設計工作辦法來”。由此可見，“設計革命”具有兩個重要使命：一是“破”，破除蘇聯模式的束縛；二是“立”，根據我國實際情況探索、建立起一套有效的設計工作方法。這兩個使命具有重要的思想解放意義，為廣大設計單位和人員自主探索設計道路指明了方向。“設計革命”很快就從北京的設計院擴展到地方設計院與工礦企業。

　　（三）“設計革命”的初步推廣

　　如前文所述，作為當時工業建設的重中之重，三線建設成為“設計革命”的典型領域。其中，西南鐵路建設“設計革命”的經驗形成較早。

　　1964 年 9 月，以成昆鐵路為中心、包括川黔和貴昆（又稱滇黔）鐵路的西南鐵路建設“大會戰”開始。但川黔線施工中“不斷出現問題”。西南鐵路建設工地指揮部（以下簡稱西工指）多次深入現場調查，認為這些問題的根源在于受蘇聯影響而形成的錯誤設計思想。“如果不能盡快改變設計工作中的陳規陋習，要適應當時那種施工‘兵臨城下’的形勢需要，把鐵路建設全面鋪開，是根本不可能的”，對此，西工指要求全體勘測設計人員“‘下樓出院’，深入現場，到群眾中去，到大自然的實際中去，敢于實踐，勇于創造”，并在《西南鐵路勘測設計工作條例（草案）》中提出了“下樓出院”“現場設計”“三結合”的設計要求。其中，“下樓出院”是由西工指最先提出的一種工作方式，目的是讓設計人員離開辦公樓、設計院等辦公場所，到設計工作的各類現場，為進一步實現“現場設計”“三結合”設計做好準備。西工指的這一做法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肯定。11 月 13 日，中共中央轉發了鐵道部代理部長兼西工指副總指揮、中國人民解放軍鐵道兵第一政治委員呂正操的報告，并要求工交等部門學 習西南鐵路的做法，也要“下樓出院”到現場工作和蹲點。在中央的肯定下，西南鐵路建設“設計革命”的做法得以在全國推廣。在推廣西南鐵路建設“設計革命”做法的同時，更多的設計問題顯現出來，甚至有人質疑“設計革命”。如有設計人員說“下樓出院”是“得不償失”“不正規”“保證不了質量”“保證不了總體性”。面對這些質疑，重慶浦陵機器廠（以下簡稱浦陵廠）的經驗為中央進一步推廣“設計革命”提供了新的助力。

　　浦陵廠是第八機械工業部在重慶北碚布點新建的三線企業，1964 年由上海動力機廠全部搬遷并利用重慶下馬的玻璃廠改建。浦陵廠建設規模雖小，設計工作卻并不容易。該廠設計工作開始時，“一共只有二十四個工作人員，其中僅有一個工程師。全部資料只是一份設計任務書、一張地形圖和少數舊有建筑圖。任務要求很急，必須在十天時間完成九個專業和三十五個項目的施工圖設計”。與此同時，考慮到農民群眾“怕占用好田好土、怕減少收入、怕搬家、怕浪費土地”等顧慮和“希望得到工廠的支援”等要求，其現場指揮部提出了“三不四要”原則。對此，一些設計人員則表示反對：“搞工業建設，占點好田好土，拆遷幾戶民房，是不可避免的”，“修住宅不搞陽臺、不搞抽水馬桶是不合理的”。為此，該廠現場指揮部采取了以下措施：組織上，“各設計工種混合編隊，組成設計組”；設計方法上，“現場設計，互相結合，平行作業”；設計思想上，“組織學習，整頓思想”，明確設計方針和“三不四要”要求。這些措施很快就產生了效果。例如，設計組的組織形式，“打破了分階段、分專業依次設計的框框，各專業之間密切協作，勘測和設計同時進行，平行設計，往返提資料沒有了，扯皮的事也少了”。在踏勘中，設計人員通過訪問、請教當地工農群眾獲得水文、地質情況等設計所需資料。經現場指揮部及時召開會議以及耐心啟發教育，設計人員在“下樓出院”到現場“三結合”過程中，認識到“為一兩分土地而爭，實質上是對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的態度問題”，覺得“不遷民房對建廠并無妨害”。浦陵廠的經驗得到廣泛肯定與普遍推廣，為三線建設以及全國開展“設計革命”提供了有益借鑒。

　　1965 年 3 月 16 日，谷牧在全國設計工作會議上指出：“全國各設計單位中形成了群眾性的革命運動的高潮，在設計工作戰線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勢”。隨著這個大好形勢的持續發展，“設計革命”從工業交通的工廠設計擴大到產品設計。正如《人民日報》8 月 15 日在《實行產品設計革命  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一文編者按中指出的：“光有好的工廠設計，沒有全套適用的設備，好的工廠設計也是徒然的。全套的設備要靠機械工業制造，要制造，首先就要進行產品設計”。隨著三線建設的順利推進，產品設計問題尤其是機械設備設計問題引起了各方高度關注。工廠“設計革命”擴大到產品“設計革命”。10 月 13 日，國家計委第一副主任兼秘書長余秋里在全國計劃會議上明確提出：“要進一步開展產品設計革命和工廠設計革命”；“三線的重點建設，要爭取一開始就有先進的技術水平”。國家經委也明確指出，為盡快改變機械產品“大體上只相當于世界上四十年代的水平”的落后面貌，“使我國的機械產品，在一個不太長的時期內，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就必須繼續加強機械產品的“設計革命”。可見，為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設計革命”日益深入，其覆蓋領域也愈益廣泛。

　　三線建設中自主設計的廣泛展開

　　1965 年 10 月 20 日，谷牧在全國基本建設工作會議上指出，全國已有 70% 的設計人員“都先后下樓出院，大搞現場設計”。而在三線建設中，這個比例更高。據位于貴州安順的黎陽機械廠原總設計師薛元章回憶：“當時航空設計院院長、總工程師帶領全院 80% 以上的設計人員，自帶鋪蓋被褥、圖板桌椅、書籍儀器等常年分住在各建設工地附近的破廟、倉庫里，實行設計、生產、施工‘三結合’進行現場設計”。在“設計革命”的要求下，眾多設計人員“下樓出院”到現場“三結合”，在自行設計工廠及基礎設施、自行研制設備和產品中，努力探索適合中國國情與實際的自主設計道路。

　　（一）自行設計工廠及基礎設施

　　以浦陵廠為例，通過“設計革命”，該廠在建設過程中“大大加快了設計速度”，“提高了設計質量，減少了工程量，節約了投資和土地”。“設計革命”在節約資源、提升速度、提高質量等方面的效果可見一斑。

　　首先，“設計革命”節約了大量資源。正如 1965 年 3 月谷牧在全國設計工作會議上指出的：“國家每年花出一二百億元的投資，這些投資用得得當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設計的好壞”。為此，廣大設計人員認真按照節約投資的要求開展設計工作，大大節約了投資成本。例如，據不完全統計，四川省自貢地區在 1965 年基本建設中通過采取“下樓出院”到現場“三結合”、審查修改設計等措施節約投資 350 萬元，占投資計劃的 6.28%。鑒于“設計革命”在節約資源方面的巨大優勢，1970 年 5 月，中共中央下發《關于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要求全國基本建設工程“開展設計革命，實行現場設計，堅持工人參加設計，審查設計”，以“節約投資”。隨后，為了實現節約、提高設計人員覺悟、促進設計工作革命化，國家建委也要求發動群眾審查和修改設計方案。在設計方案審查和修改中，各地三線建設“設計革命”的節約資源優勢進一步彰顯。例如，自 1970 年至 1971 年 3 月，在貴州的三線建設工程中，有 42 個建設項目達到節約效果，共節約投資 1.6284 億元、減少設備 1684 臺（件）、減少建筑面積 9.8 萬平方米、少占耕地 820 畝，此外，還節約了大量鋼材、水泥、木材等物資。由此可見，通過改變工作方法、讓群眾參與審查和修改設計方案，設計人員的思想覺悟有所提高，在自行設計工廠及基礎設施過程中，最終實現了節約資源的目標。

　　其次，“設計革命”加快了設計速度。在“設計革命”中，廣大設計人員改革不合理的設計程序，避免設計方案在不同地區、不同單位之間層層來回請示報告，從而縮短了設計時間，加快了設計速度。如 1964 年 4 個冶金企業搬遷情況顯示，設計人員改革了設計程序，“設計方案都在現場審批定案，有問題當面研究解決”。與此同時，設計人員與勘測、施工等部門工作人員大力協作，密切配合，搶時間、爭速度，進一步提升了設計進度。如位于湖北老河口的江山機械廠，由老工人、干部和工程技術人員組成“三結合”設計隊伍，采取邊測量、邊勘探、邊設計的辦法，“僅兩個多月就測量了近三十平方公里的地形，查明了地質情況，拿出了工廠擴大初步設計，三個月就做好了開工前的一切準備”。可見，通過優化工作程序、減少呈報環節，設計部門與其他部門工作人員協同合作，有效推動了設計速度和建設速度。

　　最后，“設計革命”提升了設計質量。在“設計革命”中，廣大設計人員從實際出發，結合工作人員及群眾意見，避免了工作中的片面性，從而提升了設計質量。例如，位于湖北十堰的第二汽車制造廠實行“三結合”現場設計，“加快了設計速度，提高了設計質量，促進了多快好省地完成二汽工程設計任務”。與此同時“，設計革命”解放了設計人員的思想，這對突破傳統設計模式、提高設計質量頗有助益。例如，位于四川渡口（即今攀枝花市）的攀枝花鋼鐵公司在設計中打破了“大平地、大廠區、大鐵路、工廠布置成‘人’字形和工廠不能上山”等傳統，成功設計了一個大型鋼鐵聯合企業的建設藍圖，與國內同規模的鋼鐵企業相比，工廠用地少了一半，建筑系數高了 10%—20%，廠區鐵路少了 90 公里左右，土石方工程約少了 2/3。對于這個平面布局緊湊、豎向布局特殊的設計，人們稱贊為“象牙微雕”，享譽海內外。可見，開展“設計革命”對于避免設計片面性、解放設計人員思想等均有積極意義，有助于更好地提高設計質量。

　　總之，“設計革命”在節約資源、提升速度、提高質量等方面的巨大優勢日益彰顯，使得更多人力和時間能投入新的設計任務。同時，相關設計人員和科技工作者還積極投身研制設備和產品，取得了諸多重要成就，有力地推進了三線建設。

　　（二）自行研制設備和產品

　　盡管從沿海等一線地區搬遷了一些設備，通過設計審查減少了一些設備，以及向國外訂購了一些關鍵設備，但三線建設所需要的設備眾多，仍有不少設備需自行研制解決。

　　新設備是提高工業技術水平的重要保障。不過，研制新設備在當時殊非易事，存在無資料、無經驗、無圖紙等諸多困難。為了供給三線建設最新設備，廣大設計人員與設備使用和制造單位人員相結合，攻堅克難，先后研制了一大批新設備。例如，在成昆鐵路建設過程中，廣大設計人員與干部、科研人員“到工廠現場去，向老工人請教，實行三結合技術攻關”，成功安裝使用了電子調度集中、縱橫制地區自動電話、小同軸電纜等先進裝備。與此同時，考慮到研制新設備難度大、耗時久，廣大設計人員也對既有設備進行了改造利用。例如，在重慶鋼鐵公司大軋車間設計過程中，設計人員與使用單位、設備制造單位人員組成的“三結合”聯合設計組，修改了輥道輥子、集中傳動輥道減速機等既有設備的設計，使該設計更加合理。又如，云南煤礦機械廠的工人、技術人員、設計人員組成設計小組，不僅設計出三種類型的鍛工加熱爐，還修改了 0.5 噸蒸汽錘等非標準設備的設計。如此，三線建設自行研制的設備和產品數量大為增加，降低了其對外國設備的依賴，如“攀鋼的設備 95% 以上是我國自己設計和制造的”。

　　除了設備產品外，“設計革命”還推動了其他工業產品的研制。例如，我國國防尖端產品實現了眾多零的突破：“我國自行研制的第一顆原子彈、氫彈，第一個軍用核反應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第一枚地對地導彈，第一艘核潛艇，第一批噴氣式殲擊機，第一門遠程火箭炮等，絕大部分研制、試驗基地都布局在三線地區”。以氫彈研制為例，在長時間未能獲得氫彈結構理想方案的情況下，“科技人員一方面總結經驗，一方面進一步發揚學術民主，舉辦各種專題學術報告會和討論會，人人出主意，想辦法，并提出了許多新的概念、新的設計思想和方案，從而確定了探索氫彈原理的主攻方向”。1967 年 6 月 17 日，我國自行研制的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我國成為繼美國、蘇聯之后“世界上第三個獨立研制成功氫彈”的國家，并且“從爆炸原子彈到爆炸氫彈之間所花的時間比美國和蘇聯都要少得多”。

　　總之，三線建設時期，通過自行設計、自行研制，我國在國防工業、基礎工業、交通運輸業和其他工業領域，均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和突破，為提升我國大國地位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了基礎。正如鄧小平 1988 年 10 月在視察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時所指出的：“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

　　結語

　　“設計革命”肇始于 1958 年，再興于 1964 年，是黨和政府為了擺脫蘇聯模式和其他“洋框框”的束縛，探索符合中國國情與實際的自主設計道路而發起的一場技術革新運動。“設計革命”要求設計人員“下樓出院”到現場“三結合”，深入實際、聯系群眾、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同時，還強調解放思想，充分調動廣大設計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將先進科學技術運用于設計方案中，從而“更好地為基本建設服務，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

　　當然，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設計革命”難免出現過火之處，如過分強調“靠山、分散、隱蔽”，使一些三線企業布局不夠合理，后續發展受到影響；過分強調“先生產，后生活”，使生活服務配套設計不足，職工生活的基本要求難以滿足；過分強調節約、降低成本、追求速度，使一些合理的設施被砍，留下了安全隱患；等等。但總的來說，三線建設中的設計工作面臨著國外援助受限、諸多要求不同以往等挑戰，廣大設計人員自行設計工廠、研制設備產品等，克服了重重困難，打破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蘇聯的雙重封鎖，貫徹落實了三線建設的各項要求，取得了輝煌成就。1974 年 11 月 1 日，在毛澤東發出“設計革命”號召 10 周年之際，國家建委對“設計革命”進行了階段性總結，高度肯定了“設計革命”對三線建設等設計工作的推動和貢獻：“廣大工人、干部和技術人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攀登科學技術的高峰。由于廣泛采用和發展了新技術，在冶金、燃化、水電、交通、機械、輕紡、商業等許多行業，都做出了不少經濟合理、技術先進、符合多快好省要求的好設計”。

　　改革開放后，我國迎來了科學的春天。我國的設計工作也以更開放的姿態，積極向世界先進水平看齊，在強調自主設計的同時采取走出去、引進來的發展戰略，積極與國內外同行展開交流合作，并將設計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來。在強調集體智慧的同時，設計工作還突出尊重知識產權、保護知識產權，從而使我國設計工作呈現多元化、多樣化的新格局。隨著設計工作發展戰略的改變，“設計革命”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不過，“設計革命”所倡導的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調查研究、現場設計、采用新技術、因地制宜、勤儉節約等工作方法仍是設計工作基本方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總之，無論是三線建設時期的設計革命化還是改革開放以后的設計多元化，都是中國自主設計道路探索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中國式現代化做出了積極貢獻，其經驗教訓值得進一步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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