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中央的錯誤，有些我要直接負責，間接的我也有責任。你當主席嘛，

　　誰叫你當主席？你怎么官僚主義？搞了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

　　一個命令，直到這次少奇同志報告搞出來我才知道。”

　　話說1961年12月下旬的一天，在中南海的周末舞會上，秘書室三科的崔英見毛澤東坐在沙發上休息，就走過去向他伸出手，邀請他跳舞，并自我介紹說：

　　“主席，我是新來的，在秘書室工作。”

　　毛澤東握著崔英的手，端詳著她的面孔，說：

　　“新來的？好像見過面嘛！”

　　崔英非常佩服毛澤東的記憶力，回答說：

　　“您的記性真好！1955年我在中央宣傳部工作，那時中宣部在中南海乙區辦公，夏天在乙區游泳池游泳時，見過您。當時主席還問過我‘怎么學會浮在水面上仰臥的’呢。”

　　毛澤東“噢”了一聲，說：

　　“我說見過面嘛，7年怎么就會忘記呢！”

　　他示意崔英坐在旁邊的沙發上，親切地問：

　　“你是哪里人？”

　　崔英回答說：

　　“東北遼寧人。”

　　“那你一定學過日文了？”

　　“學過7年半。”

　　毛澤東這個時期也在學日語，他讓崔英和他一起背日文的五十音圖。崔英因長期不用日語，背得很不熟練，有的發音也不準。毛澤東一邊背，一邊幫她糾正發音，還說：

　　“學過7年半，有基礎，應該繼續掌握這門外語。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崔英。”

　　“那么你的愛人是姓張的了？”

　　崔英聞言，一時愣住了，她不明白毛澤東何以如此說。毛澤東不等她回答，又微笑著問道：

　　“你讀過《西廂記》嗎？”

　　崔英這才恍然大悟，毛澤東是用崔鶯鶯和張生的故事逗她的。她會意地笑了笑說：

　　“我的張生原在中宣部工作，1960年響應號召下放到安徽基層鍛煉，碰到安徽水災，救災時犧牲了。”

　　毛澤東聽了，頓時收斂了笑容，安慰她說：

　　“他是為人民犧牲的，你不要傷心。你是烈士家屬，組織上會關照的。”

　　他又關切地問：

　　“你今年多大了？有幾個小孩？”

　　崔英說她32歲，有兩個男孩，一個10歲，一個7歲。毛澤東說：

　　“孩子還小，有人幫助你照料孩子嗎？”

　　崔英說婆婆幫助照料。毛澤東問：

　　“你一個人拿工資，家中生活有困難吧？”

　　崔英說國家補助一個孩子的生活費，對婆母也有補助。毛澤東點點，鼓勵她說：

　　“那就好嘛。你還年輕，要好好工作，好好學習吧，要把兩個孩子撫養大，教育好。”

　　崔英見毛澤東如此關心她這樣的普通干部，非常感動，就說：

　　“太感謝主席了！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好好學習，把兩個孩子撫養大教育好。”

　　12月26日，毛澤東給周世釗寫了一封回信，他寫道：

　　世釗同志：

　　惠書收到，遲復為歉。很贊成你的意見。你努力奮斗吧。我甚好，無病，堪以告慰。“秋風萬里芙蓉國，暮雨千家薜荔村”、“西南云氣來衡岳，日夜江聲下洞庭”。同志，你處在這樣的環境中，豈不妙哉！

　　毛澤東 1961年12月26日

　　接著，他又給臧克家寫了一封回信，他寫道：

　　克家同志：

　　幾次惠書均已收到，甚為感謝。所談之事，很想談談。無奈有些忙，抽不出時間來；而且我對于詩的問題，需要加以研究，才有發言權。因此，請你等候一些時間吧。專此奉復，敬頌撰安！

　　毛澤東 1961年12月26日

　　12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廖沫沙以“繁星”為筆名撰寫的一篇題目為《一朵鮮艷的紅梅》的文章，文章中說，1961年夏秋之間公演的昆劇《李慧娘》這個戲改編得很好。他在文章中還批評了那種把“鬼戲”看做迷信的思想，提出了“有鬼無害論”的觀點。

　　不久，《人民日報》社文藝部收到了一篇批評“繁星”那篇“有鬼無害論”的文章，吳冷西認為沒有必要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就把文章轉給《文藝報》處理了。

　　1962年1月初的一天，已經下鄉調查歸來的葉子龍、李銀橋、高智、封耀松、王敬先5人相約一起來到毛澤東居住的游泳池看望毛澤東。一見面，毛澤東即熱情地招呼大家：

　　“你們來了，坐，都坐！”

　　5個人在客廳里圍著毛澤東各自找位置坐了下來，毛澤東對大家說：

　　“你們下去了一年，臉都被太陽曬黑了。這樣好，既了解了情況，又鍛煉了身體，還增長了才干，三全其美，何樂而不為呀？”

　　5個人都笑了。毛澤東又說：

　　“你們寫的調查報告和心得體會，我都看過了，寫得很好。子龍寫得比較全面，高智寫得比較具體，銀橋寫得大有進步。小封和敬先寫得很認真，錯別字也比以前少多了！林克雖然沒有來，但也寫了材料；他是秀才，寫得最多。”

　　受到毛澤東的夸獎，大家心里都很高興，一個個臉上掛著喜悅的神情，葉子龍說：

　　“在下邊，我們別的都好說，就是天天想主席。夜里睡不著覺，我總看著窗戶愣神，總想主席這會子準是又在辦公，要么就是在看文件，說不準也許在練習著念英語……”

　　一句話就像打開了放水的閘門，引得大家把這一年來在外邊對毛澤東的思念全都傾瀉了出來。

　　“我白天想主席想得最多，”封耀松說：“老是掛念主席吃不好……”

　　“我也是……”，王敬先說：“我還擔心張仙朋和張景芳他們熬不好麥片粥呢！”

　　毛澤東說：

　　“他們做得都很好。”

　　“我夜里想主席想得最多……”，高智說：“有時一覺醒來，就再也睡不著了。”

　　毛澤東笑著說：

　　“你是想你媳婦了吧？”

　　一句話，說得大家哄堂大笑起來。毛澤東問李銀橋：

　　“銀橋，你都想么事呀？”

　　李銀橋眼里含了淚花，說：

　　“我就是想你……”

　　毛澤東又問：

　　“你想我什么事呀？”

　　“什么都想……”，李銀橋老老實實地說：“就連主席的拉屎放屁我都想……”

　　又是一陣笑聲。毛澤東擺了一下手說：

　　“我也想你們哩！”

　　1月3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來華訪問的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理事長安井郁，并同安井郁一行人進行了談話。他在談話中就世界的劃分提出了“中間地帶”的觀點，他說：

　　“中間地帶國家的性質也各不相同：英、法、比、荷這些國家有殖民地；有些國家被剝奪了殖民地但仍有強大的壟斷資本，如德國、日本；有些是取得了真正獨立的國家，如幾內亞、阿聯、馬里、加納；還有一些取得了名義上的獨立，實際上仍是附屬國的國家，如法屬非洲和英屬非洲的一些國家，拉丁美洲許多國家名義上獨立，實際上是美國的附屬國。”

　　毛澤東還提出了“間接同盟軍”的思想，他說：

　　“英國和法國是帝國主義，但是，是大帝國主義美國想吃掉的中等帝國主義國家，它們也很難混，可以作為人民的間接同盟軍，因為它們同美國也有矛盾。日本的松村謙三、石橋湛三、高崎達之助等人，他們不大高興美國，同池田有區別，可以作為人民的間接同盟者。”

　　“可以利用的一點是，英法在亞洲和非洲有殖民地和附屬國，或者有些國家形式上獨立了，但英法在那里還有強大的投資，美國想把英法從這些地方擠出去，用新殖民主義代替舊殖民主義。”

　　1月上旬，崔英在中南海的周末舞會上又見到了毛澤東，她在慢四步舞曲的旋律聲中邀請毛澤東跳舞，一邊跳一邊報告毛澤東說：

　　“主席，現在有許多在反右斗爭中劃成右派的人在申訴，很多人給您寫信，要求平反，主席知道不知道？”

　　毛澤東聞言，便停下腳步，說：

　　“不知道。那些劃右派的定案材料寄來了嗎？”

　　崔英說：

　　“寄來了。我就是看了那些材料，才知道下面有擴大化的錯誤。這種情況不知主席知道不知道？”

　　毛澤東說：

　　“詳情不知道。”

　　崔英又報告說：

　　“對右派的申訴信件，負責反右工作的領導有指示，原則上不作處理，右派是敵我矛盾，不能平反。”

　　毛澤東聽了，十分生氣地說：

　　“誰說的？真正劃錯了的右派要糾正，要平反！你轉告秘書室主任，把各地的右派申訴情況寫一個綜合材料送給我。”

　　后來，崔英向秘書室領導匯報后，萬萬沒有想到，幾天后她就被調離了中南海，遠離了毛澤東。

　　關于這件事，《戚本禹回憶錄》是這樣記載的：“崔英在秘書室是處理群眾來信的，大約是 61、62 年的時候，她接觸到大量被錯打成右派者的申訴，就在又一次陪主席跳舞的時候告訴主席：一些錯劃右派的案例反映出，反右派運動中錯劃的情況看來是相當嚴重的。有很多群眾來信，反映他們單位劃右派劃錯了，把給單位的領導提了意見的人，都打成了右派。主席大吃一驚，說：有那么多錯誤，有那么多右派？為什么把提意見的人劃為右派，那怎么行呢？主席還說：‘崔英，你去把這個情況弄一個報告給我看看。我們共產黨從來實事求是，有錯誤就要改正。如果把人錯劃右派了，也要改正。’很顯然，主席這是要給錯劃右派平反。主席要崔英弄個材料，崔英很高興。但寫報告上送是有規矩的，都要經過秘書室領導同意。而且她只是個科員，沒有權力調度全部群眾來信。反右派運動結束后，各地錯劃右派的申訴信，像雪片一樣寄到秘書室，各個科都有很多。這個事即使叫我做，我也得經室主任同意才可以到其他科調信。崔英這個人挺高傲的，看得起的人不多，跟她那個科的科長小馬（馬芷蓀）工作關系也不是很好，就來跟我商量。我問：‘你經過科長同意了嗎？’‘科長？她左得很，不會同意的。’崔英說。崔英的科長小馬是田家英的小相好，我也不愿意得罪她。再說，她科里的事情我插手也不合規則。不過，那是在‘八司馬事件’之后，我對錯劃右派特別有體會，不愿意有人像我們‘八司馬’那樣受到冤枉。所以，我是發自內心支持崔英的，當我看到她實在不愿去和小馬商量，就說，你去找陳秉忱，他是副主任，他批準了，也算是給領導講過了，你再去找各科要信就可以了。我不叫她直接找田家英，是因為馬芷蓀和田家英關系好，去找他，他肯定支持馬芷蓀，問題還是解決不了。崔英聽我的意見去找陳秉忱，這個人是從軍隊來的干部，組織觀念強，人不錯，就是一點也不圓通，他去跟田家英匯報了。田家英很敏感，這是主席要的東西，就覺得事情很大，他知道反右派是鄧小平主持的，而楊尚昆和鄧小平關系很密切，這事弄不好主席一批就會牽扯很多人，于是他就去跟楊尚昆匯報了。這一匯報不要緊，情況急轉直下。楊尚昆說，這哪行啊！這是捅天的事。怎么你們秘書室一個小干部可以隨便捅天？要是這樣，今天這個捅，明天那個捅，大家都隨便找毛主席，我們還能工作嗎？楊尚昆問田家英：‘這人是從哪兒來的？’田家英答：‘從宣傳部調來的。’楊尚昆說：‘趕緊把她調走，不能要了。’而且是‘限3天之內，要在禮拜六舞會之前把她弄走’。田家英馬上找到小馬科長，小馬本來就不滿意崔英（其實這兩個人都是有才能的女子），田家英傳達‘3天內調走’，小馬卻說‘明天就得走’，只給崔英一天的準備時間。”“要她走，也沒說什么理由，就說是工作需要。其實崔英也猜著了：一定是自己給主席反映右派申訴這件事，引起有關人的不滿。崔英走前問過我，我也說不清楚，我怎么說啊！我說：‘我真不知道這事。你跟我不是一個科，他們調走你，不用經過我，他們跟楊尚昆匯報，也不用跟我商量的。’當時在秘書室不贊成崔英調走的還有‘八司馬’的李公綽和朱固等。崔英在實際調出后，中宣部也不接了。這件事給崔英打擊太大，聽說此后幾年她犯了精神憂郁癥。另據說，崔英走后，周六舞會上主席問起崔英怎么沒來，秘書室女同志說她調走了。”“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給小馬貼大字報，說小馬打擊報復崔英。小馬解釋說：‘不是我叫崔英走的，是楊尚昆要調崔英走的，是田家英告訴我楊尚昆叫調走她的。’造反派到楊尚昆的秘書孟繁述那里去核實，這整個過程才清楚。改革開放后，崔英在廣州的《同舟共進》雜志發表了一篇《我和毛主席跳舞》，把整個過程說得很詳細。崔英現在還在北京，住在西單教育部街。”

　　關于為錯劃右派平反的問題，《戚本禹回憶錄》還記載了另一件事：“第二件事是關于華東《新聞報》的一個資深編輯的。我看到一封群眾來信說，這個人在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事情公開后寫了一個稿子，涉及斯大林，說斯大林沒有好好聽聽群眾的意見。那時候，我們還沒有和蘇聯決裂，《新聞報》就認為他‘反蘇聯’、‘攻擊共產國際’，按‘不利于國際團結’這一條，把他劃為右派了。我認為這是錯劃，就把信轉到《新聞報》，請他們重新考慮。《新聞報》回復說，大家的意見都是把他劃為右派。在文革的時候，這個人又要求平反。中央文革接到來信，我就按正常程序，把情況反映到主席那里去了，還去問總理給不給人家平反。總理說：‘右派平反的事最好以后處理，不要現在就搞’。主席看到我們的匯報材料后，就問這個事，問到底有沒有這個人。我叫華東的張春橋去查，張春橋是很好的，他說，主席問這個事，我們有責任去查清楚。他一查，真有這么個人，這個人真沒有反黨，真是擁護毛主席。他‘反蘇’，是斯大林和赫魯曉夫兩邊都反的。我覺得，這樣的一個人是應該平反的，就去給總理匯報：‘總理，你看調查的情況是這樣……’我把張春橋調查到的情況都說了。總理聽了后說：‘這樣的情況還不止一個哩。還是由運動后期統一處理吧。’總理說了統一處理，那就統一處理吧，我也沒有辦法，我起碼是把事情報告給主席了，也給總理匯報了調查到的情況。記得總理當時還強調說：‘這個事單獨處理的話，那就要連鎖反應了，雪片一樣，處理一個又來一個，那就沖擊文化大革命，變成平反運動了。還是后期統一處理。’文化大革命后期我進了秦城，這個人的平反事情處理了沒有，我就不知道了。總理是不是跟主席商量過這事，我也不知道了。反正有這么個事。”

　　“以上兩件事說明，不愿意給錯劃右派平反的阻力不在主席這里。主席是實事求是，從來不離開這個方針的。右派錯劃了，就該平反。我們秘書室是一直給主席送信，反映錯劃右派要求改正的事。主席看到了就叫我們調查處理，但是我們當時沒有看到中央給錯劃右派改正的文件。文革中才知道，統戰部收到我們轉去的一些申訴信以后，原準備搞一個給右派平反的文件提交中央，但鄧小平告訴統戰部的部長：右派一律不能平反。有什么問題以后再說，現在不宜平反。鄧小平這個右派不能平反的指示違背了中共中央 1962 年8月對于搞錯右派應于改正的指示，也違背了毛主席的認真處理右派申訴的意見。”“現在有人說，鄧小平這個違反中央指示的意見是來源于毛主席1962年9月《關于檢查右派分子甄別試點問題的批語》。現查文件，毛主席確實在這個批語中批評了國家機關黨委要求在中央機關內對‘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別，而上級硬要試點，以取得經驗，加以推廣’的錯誤作法。但毛主席在這個批語和此前的所有批語中，均沒有不給錯劃右派改正的指示。相反，他總是主張，調查事實，有錯必糾，該摘帽的摘帽，該平反的平反。他和崔英在舞會上的談話就證明了這一點。所以，現在有人為鄧小平開脫，拿毛主席的這個批語為鄧小平做擋箭牌，把不給錯劃右派改正的責任推給毛主席，是違反事實的，是沒有說服力的。這個批語的意思是說，‘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別’，‘而上級硬要試點’，給人家平反，還要作為經驗推廣，是沒有必要的。這絲毫沒有對錯劃右派不搞甄別、不做改正的意思。鄧小平當時不同意平反，后來卻和胡耀邦一伙又把不平反的屎盆子、罪名往主席頭上蓋。要么是亂批、亂斗，按主觀臆想的比例亂劃右派，制造大批冤案；要么是統統一風吹，全國除了保留幾個象征性的右派，其他右派全部平反，把大量瘋狂攻擊社會主義的、堅決不改的鐵桿右派也當成好人，給以甄別翻案，甚至奉為上賓（如茅于軾之流的）；忽左忽右、實用主義、機會主義。這與毛主席一貫的實事求是精神真是相距十萬八千里。”

　　再說1月8日，劉少奇和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起草的報告稿，才印出了前兩部分：關于目前的形勢和任務、關于集中統一，發給各小組討論。

　　據《戚本禹回憶錄》中說：“彭真在‘七千人大會’前，曾組織人在北京西郊的‘暢觀樓’，收集整理從‘大躍進’以來中央文件中的錯誤。據參與整理的人說，原來以為這次能從中央文件中找出毛主席的好多錯誤，可結果沒想到，毛主席的錯誤沒找到幾條，卻找出來劉少奇、鄧小平這些人大量的錯誤，什么‘畝產幾萬斤’，‘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等謬論，連普及‘小高爐’都是劉少奇、鄧小平最先提出來的。”

　　1月9日，毛澤東給小女兒李訥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李訥：

　　賀片收到，高興。你為什么不寫封信給我呢？為什么那樣吝嗇呢？你不愛爸爸了，是不是呢？我希望不是，你是愛我的，只因我對你幫助太少，缺乏長談，互不交心，所以如此。你給我來封信吧。

　　祝你上進！

　　父親 1月9日

　　1月9日這一天，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終于改出了中央工作會議的報告稿第3部分：關于黨的問題。

　　1月10日上午，毛澤東看了中央工作會議報告稿的前兩部分，寫了一個批語給田家英并告劉少奇、鄧小平，他寫道：

　　田家英同志并告劉少奇、鄧小平：

　　覺得好，但還沒有細想，提不出不同意見。須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3部分還沒有看。

　　毛澤東 1月10日

　　過了一會兒，毛澤東又召見鄧小平、陳伯達、田家英，提出改變中央工作會議的開法。

　　原來，按照政治局的決定，中央工作會議的主要議題是討論和修改由劉少奇代表黨中央向會議所做的書面報告，而這個書面報告是要事先經過政治局討論的。可是，中央工作會議已經進行20天了，劉少奇的書面報告才剛剛搞出來，毛澤東“還沒有細想，提不出不同意見。須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3部分還沒有看。”，更不用說提交中央政治局討論了。會議開成了這個樣子，毛澤東不得不重提他在1961年11月12日晚“在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后”，“召集縣委書記來開個會”的建議，把中央工作會議（第一階段）的規模進一步擴大，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中央工作會議第二階段“七千人大會”，見前述1961年11月16日中央“《關于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他還說：為了使“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與會者有更多的說話機會，使會議開得更加民主，改變過去中央先做報告爾后討論的開會方法，將書面報告印發給“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與會者，由劉少奇做一個說明，然后分組討論3天，征求意見，允許各種意見的發表。在與會者提出意見后，再組織起草委員會寫出報告的第二稿。他說，這樣的開會方法，可以使會議民主氣氛更濃，使報告寫得更好，使與會者感到作用更大。

　　毛澤東的這一安排，完全打亂了劉少奇的計劃。

　　1月11日，“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緊接著剛結束的中央工作會議（第一階段）在北京召開。參加“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及地委、縣委、重要廠礦企業和部隊的負責干部，共7118人，后來，人們習慣地將這次會議稱之為“七千人大會”。

　　這一天，按照毛澤東的建議，會議印發了中共中央的書面報告稿，由劉少奇作了簡單說明，爾后分組進行討論。

　　1月12日，毛澤東給康生寫了一封回信。

　　原來，郭沫若在讀了毛澤東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和郭沫若《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后，似有所悟，便步其原韻，又和了一首詩，前有小序云：“毛主席的和詩是1961年11月17日作的，我在1962年1月6日在廣州看到，是康生同志抄示給我，讀了，我受到了很大啟發。我當天曾經用毛主席的原韻，又和了一首：

　　賴有晴空霹靂雷，不教白骨聚成堆。九天四海澄迷霧，八十一番彌大災。

　　僧受折磨知悔恨，豬期振奮報涓埃。金睛火眼無容赦，哪怕妖精幾度來。”

　　康生在1月8日給毛澤東的信中，將郭沫若的小序及和詩抄呈毛澤東。為此，毛澤東在給康生的復信中寫道：

　　康生同志：

　　8日惠書收到，極高興。請告郭沫若同志，他的和詩好，不要“千刀當剮唐僧肉”了，對中間派采取了統一戰線政策，這就好了。

　　近作詠梅詞一首，是反修正主義的，寄上請一閱。并請送沫若一閱。外附陸游詠梅詞一首。末尾的說明是我作的，我想是這樣的。究竟此詞何年所做，主題是什么，尚有待于考證。我不過望文生義說幾句罷了。

　　請代問郭老好！

　　毛澤東 1962年1月12日

　　1月13日上午，毛澤東根據各組討論的情況，提議延長“七千人大會”的會期，對劉少奇的報告稿進行充分討論。

　　在討論中，各組在反對分散主義問題上出現了意見分歧。據楊尚昆1月15日日記記載：“各小組的簡報，可以看出：實際上有一種不同意反對分散主義的意見存在，而主要是存在于省級干部中間。他們的意見是：工業中有分散主義，農村中則是集中過多，不是分散主義。”“湖北省委就提出究竟有無分散主義來討論，而任重的發言是否定的！”

　　1月16日，劉少奇、鄧小平決定向毛澤東匯報。

　　這天晚上，毛澤東在釣魚臺12號樓召集劉少奇、鄧小平、陳伯達、田家英等人開會，他在聽取了匯報后，對討論中的不同意見沒有表態，還是鼓勵要大家把不同意見充分發表出來。毛澤東還決定：成立一個報告起草委員會，吸收各中央局第一書記參加，先談主要矛盾是什么，統一思想之后，再寫稿子。

　　1月17日下午，劉少奇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集報告起草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

　　1月24日，報告起草委員會經過幾易其稿，拿出了一個報告修改稿。劉少奇、鄧小平向毛澤東匯報后，決定在25日下午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修改稿；并決定大會在本月底結束。

　　1月25日下午，劉少奇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報告修改稿。

　　1月26日下午，毛澤東在釣魚臺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大會的安排問題，決定在27日下午召開“七千人大會”全體會議。因為與會者對報告修改稿已經基本上熟悉了，再照本宣科念一遍沒有什么意義，所以毛澤東提議由劉少奇在大會上對報告修改稿中涉及的問題，另外作一個口頭報告。會議還討論了劉少奇口頭報告的提綱。

　　1月27日下午，毛澤東主持“七千人大會”全體會議，劉少奇作了口頭報告。

　　關于大躍進問題，劉少奇說：

　　“實事求是地說，國內的經濟形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表現在吃的不夠，穿的不夠，用的也不那么夠。因為1959年以來這3年農業生產上有相當大的減產，工業生產在1961年也減產了，減產40%還多。兩三年以前，我們原來以為，在農業和工業方面，這幾年都會有大躍進的。在過去幾年中，的確有一段時間是大躍進的。可是，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倒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原因在哪里呢？原因不外乎兩條：一條是天災，連續3年的自然災害，使我們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了。還有一條，就是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災是主要原因呢？還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呢？各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應該根據各個地方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向群眾加以說明。有些地方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主要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我到湖南一個地方去，那里也發生了很大困難。我問農民，你們的困難是由于什么原因？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劉少奇還說，現在國內的形勢“好像一個人害了一場大病”，“跌了跤子，而且跌痛了。”

　　劉少奇公開否定了毛澤東曾經以9個指頭和1個指頭做比喻評價成績和缺點錯誤的說法。他說：

　　“總的講，是不是可以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缺點和錯誤。書面報告里沒有這樣講，那里只說成績是第一位的，缺點和錯誤是第二位的。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于1個指頭和9個指頭的關系。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系，就不能說是1個指頭和9個指頭的關系，恐怕是3個指頭和7個指頭的關系。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3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3個指頭，成績還有7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

　　“如果根本不承認有缺點和錯誤，或者只是枝枝節節、吞吞吐吐承認一些，又掩蓋一些，而不是實事求是地傾箱倒篋地承認曾經有過的和還存在的缺點和錯誤，經驗就無從總結，也無從學習，壞事就不能變為好事。這樣的人跌倒了，他自己就爬不起來，當然也不能繼續前進了。”

　　劉少奇還說，在報告修改稿中提出的4條缺點錯誤“寫得還不夠，再加一兩條也可以。”

　　關于工作中為什么會發生缺點和錯誤以及為什么長期得不到糾正，劉少奇作了進一步的分析。他說：

　　“除了我們的經驗不夠，還有別的原因。比如，我們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有了驕傲自滿情緒，違反了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如果能認真傾聽群眾的意見，特別是傾聽不同意見，很多錯誤是有可能不犯的。”

　　關于人民公社，劉少奇說：

　　“人民公社當時不辦也許可能好些，遲幾年辦也是可以的。”

　　他還公開說：

　　“三面紅旗還看得不那么清楚，待以后再來作結論。”

　　劉少奇還提出了關于彭德懷的問題，他說：

　　“這里要附帶說明一個問題。彭德懷同志在1959年廬山會議中間，寫過一封信給毛主席。我們在廬山會議上進行了反對彭德懷同志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斗爭。書面報告中說到，這場斗爭是完全必要的。我們展開這場斗爭是不是只是因為彭德懷同志寫了這封信呢？不是的，僅僅從彭德懷同志那封信的表面上來看，信中所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有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的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不算犯錯誤。問題不是彭德懷同志這封信寫錯了，問題不在這里。廬山會議之所以要開展反對彭德懷同志的反黨集團的斗爭，是由于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在反對高饒集團的時候，沒有把他提出來，他是高饒集團的余孽，是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所以，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說，到底是高饒聯盟呢，還是彭高聯盟呢？恐怕應該是彭高聯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崗利用彭德懷，而是彭德懷利用高崗。他們兩個人都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彭德懷同志除了在廬山寫了那封信以外，還有其它的背后活動。他在黨內背著黨中央進行派別活動，他陰謀篡黨。有些同志也講過一些同彭德懷同志講過的差不多的話，例如什么大煉鋼鐵‘得不償失’啦，什么食堂不好，供給制不好啦，人民公社辦早啦，等等，但是，這些同志和彭德懷同志不一樣，他們可以講這些話，因為他們沒有組織反黨集團，沒有要篡黨。彭德懷同志帶領軍事代表團在國外走了幾個月，回來以后就急急忙忙寫了那封信，是有陰謀的。當然，不了解情況的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們。所有和彭德懷意見一致的人，只要不是里通外國的，都可以平反，唯有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

　　劉少奇的口頭報告結束后，毛澤東對后邊幾天的會議程序作了安排，他說：

　　“明天，即1962年1月28日，星期天。不放假，因為我們準備這次會議在這個月底搞完。明天是28號，我們爭取30號搞完。還留有余地，留了一個31號。如果30號搞不完，那么我們加一個31號。總而言之，31號無論如何要搞完，31號晚上就可以離開北京。”

　　1月28日，在分組討論中，中央政治局委員彭真也同劉少奇一樣，提出了大躍進中的缺點錯誤究竟應該由誰來負責任的問題，并說出了幾句舉座皆驚的話，他說：

　　“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問題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彭真還說：

　　“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么高；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有那么多。……如果毛主席的哪怕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都將給我們留下惡劣的影響。”

　　陳伯達立即站直了身子反駁彭真，他說：

　　“彭真同志的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

　　彭真沒有想到陳伯達竟敢公開頂撞他，不禁為之愕然。

　　1月29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七千人大會”全體會議，林彪在大會上講了話，他一反劉少奇1月27日的觀點，說道：

　　“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會要小得多。我感覺到，我們同志對待許多問題，實際上經常出現3種思想：一種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種是‘左’的思想，一種是右的思想。”“毛主席的優點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當時和事后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可是我們有些同志，不能夠很好體會毛主席的思想，把問題總是向‘左’邊拉，向‘左’邊偏，說是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實際上是走了樣。”

　　聽林彪這樣講，毛澤東坐在主席臺上只是吸煙，并不插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等人也都不插話，整個大會都在聽林彪一個人講：

　　“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林彪此話一出，全場歡聲雷動。

　　不少與會者反映，對“林總提出的‘跟著毛主席走永遠不會犯錯誤’感受很深。”還有人說，“林總的講話，是一個根據毛澤東思想，從實際出發，具體地解決各項實際問題的范例。”

　　來自東北的與會者說：聽林彪的講話，大家反映是上了一次毛澤東思想的課，特別是對林彪所講的3年“大躍進”的得失問題，付學費問題和堅決跟毛主席走的問題，大家認為講得十分深刻透徹，是馬列主義的實事求是的分析，很有說服力。

　　另據《戚本禹回憶錄》記載：“在七千人大會上，我聽了劉少奇在會上的講話，心里是很有看法的。他講到大躍進以來的錯誤時，就說這由中央來負責，而不說他自己該負什么責任。其實，在刮‘共產風’、提‘高指標’的時候，他是最起勁的一個。毛主席在會上說了，中央的責任首先應該由他來負，因為他是黨的主席。而劉少奇在講話中順竿而下，明顯把錯誤責任上推毛主席，下推各省市。所以，后來林彪在大會發言，上來就說，不是毛主席犯錯誤，是我們這些人犯了錯誤，是我們沒有按照毛主席說的去做。林彪的講話很明顯地是有所指的。林彪的講話，受到了全場的熱烈鼓掌。”

　　毛澤東本來對劉少奇的口頭報告很不滿意，聽了林彪的講話，便說：

　　“林彪同志講了一篇很好的講話，關于黨的路線，關于黨的軍事方針。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給你一個星期、半個月搞出來。還有少奇同志的口頭報告，口說無憑，也請他整理一下。他已經答應了。”

　　毛澤東鑒于小組討論中一些地、縣兩級負責人對省委領導有意見而不敢講，不能暢所欲言的情況，又宣布說：

　　“大家出氣，暢所欲言，把話說完，趁熱打鐵，延長會期。”

　　他的話贏得了全場極為熱烈的掌聲。毛澤東接著說：

　　“這次用這么個方式，在北京開這么個會，要解決問題。現在要解決的一個中心問題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話沒有講出來，覺得不大好講。這就不那么好了。要讓人家講話，要給人家機會批評自己。你自己不批評自己，也可以，得讓人家批評你。最好的辦法還是自己來批評自己。有許多地方的同志是做了準備的，而且有的做檢討做了幾年了。有好幾個省從1959年就做自我批評，不止一次、兩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評的結果，人家就不愛聽了，說：請你不要再講了，老講那一套。這個時候你就可以不講了，這才取得了主動。我看是不是在這次會議上就解決這個問題，縣、地、省都有同志在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決。不過這樣有個問題，你們都急于回去過春節，這是個矛盾。還有幾個同志準備講話，恩來同志，小平同志，朱德同志。我也想講幾句話。（熱烈鼓掌）我們可以一面開小會，一面開大會，每天大會不超過3個鐘頭。這可能違反大多數同志的意愿。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們家里過春節才算舒服？（場內笑聲）為什么我們在北京7000人一道過一個春節不好？（全場熱烈鼓掌）我看，春節不關大局，不關什么工、農、商、學、兵、政、黨。我主張集體在北京過一個春節，有什么不好啊？（全場熱烈鼓掌）”

　　“我相信能解決上下通氣的問題。有一個省的辦法是，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全場活躍，鼓掌）我建議讓人家出氣。不出氣，統一不起來。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為氣都沒有出嘛，積極性怎么能調動起來？到中央開會還不敢講話，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講話了。我們幾個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決出氣的問題。有什么氣出什么氣，有多少氣出多少氣。不管是正確之氣，錯誤之氣，不掛賬，不打擊，不報復。你罵了我，我整你一下，這是不許可的。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講了幾十年馬克思主義，我們黨內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沒有很好建立起來，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腦筋里面沒有產生，沒有民主。”

　　“這次會議沒有你們，這個報告制定不出來。第1章、第2章全靠同志們。常委、政治局、書記處都沒有開會。我只看了一下，也沒有看完，提出干脆統統發下去，讓大家去討論。后來組織21人的起草委員會，整整搞了8天，每天開一個下午的會，有時6個鐘頭，搞了七八遍，才搞了出來。從群眾中來嘛！不從群眾中來，這個報告就搞不出來。全靠大家的幫助，集體的智慧，共同創造了這個文件。至于這個文件是不是有缺點錯誤，過一兩年總可以看得出來，到時候再修改。橫直是有錯誤就要改，誰的錯誤誰就改。是我的錯誤我要改。中央的錯誤，有些我要直接負責，間接的我也有責任。你當主席嘛，誰叫你當主席？你怎么官僚主義？搞了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個命令，直到這次少奇同志報告搞出來我才知道。可見我的官僚主義相當可觀了。總之，要解決上下通氣的問題。”

　　“實際上，我們現在開的是5級干部會議：縣委、地委、省委、中央局、中央。如果你們贊成，就按照這個方法去做，改正我那一天說的辦法。（鼓掌）如果你們不贊成，一定要明天結束，我也可以接受，我們明天就可以散會。如果你們想解決上下通氣這個問題，就趁此機會，就在這里解決，舒舒服服回去。（熱烈鼓掌）如果你們贊成，就這樣做。（熱烈鼓掌）每天下午有一個同志講話，上午討論，開出氣大會。”

　　散會后，毛澤東問身邊的總參謀長羅瑞卿：

　　“林彪同志的講話水平很高，這樣的講話你們作得出來嗎？”

　　羅瑞卿誠懇地回答說：

　　“我作不出來。”

　　欲知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還有什么重要講話，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如果讀者細細品味，就不難發現“七千人大會”前后與1959年的廬山會議有很多相似之處！所不同的是毛澤東對劉少奇等人采取了暫且寬容和忍耐的態度。

　　應該說，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口頭報告是一箭雙雕：一是把矛頭對準了“三面紅旗”，對準了毛澤東個人，要追究“人禍”的責任（本章中所說的彭真在中央工作會議第一階段搜集毛澤東的錯誤和第二階段“七千人大會”討論時的反毛言論，便是此一活動的注腳。倘若沒有林彪1月29日那一篇與劉少奇針鋒相對的講話和會場上的強烈反應，倘若再有幾個彭真式的人物接著發難，“七千人大會”會不會演變成為第二個“廬山會議”？）；二是對彭德懷落井下石（彭德懷果然被激怒了，隨后便寫出了給黨中央的“八萬言”申訴書）；從而為自己登上黨政權力的巔峰掃清道路。

　　本傳在第七卷后半部及第八卷這一部分，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產生背景及過程已經作了極其詳細的描述，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在對待三面紅旗的認識問題上，始終認為“三面紅旗”是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的一個壯舉，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發展。他在一封信中曾經說過，為捍衛“三面紅旗”，準備同全世界作戰。毛澤東也承認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但他是在肯定“三面紅旗”的前提下糾正這些錯誤的。而且他是在大躍進開始僅僅3個月后，就最先發現了那些缺點、錯誤，并對其進行了一步步的解決糾正。盡管被“廬山會議”打亂了部署，但在經過了一段反右傾活動后，又連續不斷地開始糾“左”了。而劉少奇的口頭報告則罔顧事實，旁敲側擊地強調某些個人的因素和責任，其目的就是要將這一議題變為“七千人大會”的主旨。這是毛澤東絕對不能容忍的。就這樣，劉少奇接班人的地位在毛澤東心目中動搖了。后來，他在和外賓談話中說到產生拿掉劉少奇接班人的想法，是從“七千人大會”后就產生了，便是一個很好的佐證。

　　還需要說明的是，與毛澤東這一時期全部有據可查的歷史正好相反，站在黨、政工作第一線的劉少奇和鄧小平此一時期的歷史卻出現了空白。據2012年7月號《東方紅文萃》署名“可伍”的文章《從公開檔案看五風》一文中說，在出版的《劉少奇選集》（下卷）中，在關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方面，“不僅沒有一篇涉及到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的文章，而且從1958年5月30日至1961年5月7日，整整3年不可思議地出現了文獻空白！”在《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中關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方面，“不僅沒有一篇涉及到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的文章，而且從1958年4月7日至1960年3月25日，竟然也不可思議地出現了近兩年的空白！從1960年3月25日開始，又出現了1年零7個月的空白！”筆者要說的是，這種現象說不可思議也可思議，有人要為其“尊者”諱，必然要掩蓋其“尊者”的歷史。如果把真實的歷史資料全部抖摟出來，豈不是要真相大白于天下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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