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資本主義的復辟

THE RESTORATION OF CAPIT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作者：威廉·比爾·布蘭德（William Bill Bland）

譯者：辛本赤

原編者按：在中國互聯網語境中，每當提到蘇聯的勃列日涅夫時期，與之相關的就是所謂發展停滯與各式無聊的反共蘇聯小笑話。然而正是在所謂的停滯的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開啟了柯西金改革，轟下了資本主義復辟的油門。從本篇文章開始，我們將向讀者推送英國霍查派活動家比爾·布蘭德的作品《蘇聯資本主義的復辟》。這本書提供了許多實證材料，還原了所謂改革的真實面貌，并且作者提出了在復辟過程中存在兩個潛在的資產階級集團的觀點，使得我們可以從一個更深層次的社會政治集團斗爭的角度認識蘇聯復辟過程。

前言

　　這本書是對1965年至1966年“經濟改革”后蘇聯發展起來的經濟體系的分析，這一分析是在大量證據的基礎上進行的，這些證據幾乎全部來自蘇聯官方經濟期刊。

　　考慮到中央經濟計劃的實際廢除，引入利潤作為生產的調節器，將有效的所有權和“雇用和解雇”權賦予工業管理，以及企業利潤在管理層和車間人員之間的不公平分配，作者得出的結論是，正如標題所示，到1970年代，蘇聯經濟基本上已經成為一個偽裝在紅旗下的復辟的資本主義了。

引言

大不列顛共產主義聯盟的領袖比爾·布蘭德

　　1917年11月俄國革命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官方意識形態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具有這樣的特征：

　　（1）生產資料——工廠、土地等——為資本家的個人或個人集團所有;

　　（2）資產階級通過控制國家機器來掌握政治權力;

　　（3）生產受利潤動機支配;

　　（4）剝削之所以發生，是因為資本家部分或全部依靠他人，即其雇員的勞動而生活；

　　另一方面，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社會是這樣的

　　（1）生產資料歸勞動者集體所有;

　　（2）這個工人階級通過控制國家機器掌握政治權力;

　　（3）生產由國家計劃調節；

　　（4）剝削——部分或全部依靠他人勞動生活——已經消除。

　　根據這些定義，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把蘇聯在革命之后建立的社會描述為社會主義社會。

　　在革命后的幾年里，為防止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而進行的政治斗爭，以及當這樣一個社會已經建成時，為恢復資本主義社會而進行的政治斗爭可以分為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從1917年到1921年，采取了武裝內戰的形式，結合了相當多的外國國家的武裝干預以及公開反蘇的政治黨派，如進步黨和孟什維克黨對共產黨的政治斗爭。

　　第二階段

　　1921年，隨著白衛軍的失敗和公開反社會主義政黨的鎮壓(理由是與反革命武裝力量勾結)，斗爭的第二階段開始了。在第二階段，反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政治反對派仍然具有公開性，但現在是由唯一的合法政黨共產黨內部的反對派進行的。然而，這一階段的形態必然不同于第一階段，因為反對派現在自稱是“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

　　例如，20世紀20年代反對派的一條關鍵論點是，不可能在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由此得出的結論要么是，任何在蘇聯改造社會的企圖都應該推遲到西歐社會主義革命到來之后，要么是，蘇聯政府應該“履行其國際主義義務”，命令紅軍進入西歐，“幫助”那里的工人推翻資本主義。

　　與反對派的斗爭由約瑟夫·斯大林領導，他在1922年至1952年擔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這一重要職務，最終這些反對派的主張被絕大多數共產黨成員拒絕了。

　　第三階段

　　1927年，反對派在政治上失敗，其最著名的領導人列夫·托洛茨基被逐出蘇聯，這迫使反對派剩余成員認為，公開挑戰斯大林領導層政策在近期內不太可能取得成功。因此，他們停止了公開反對譴責他們的“以前的錯誤”，并承諾停止一切派系活動。共產黨內部似乎出現了歷史上的第一次政治一致。

　　然而，在現實中，反對派的斗爭僅僅進入了一個新的第三階段，他們努力確保其成員被任命為有影響力的職位，同時密謀通過恐怖主義手段消滅那些他們認為是不可調和的政治對手的人。正如斯大林所說，反對派已經成為“一個陰謀和恐怖主義組織”。

　　這個無可爭辯的歷史事實被一個幾乎被普遍接受的神話所掩蓋，至少從這個時候起，斯大林就扮演了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獨裁者”的角色，而這個神話本身就是1934年隱藏的反對派圍繞斯大林建立的“個人崇拜”的產物。

　　羅伊·梅德韋杰夫的這段時期的“歷史”對斯大林充滿敵意，他指出，“邪教”的創始人是卡爾·拉德克，他在1937年的公開審判中承認對蘇聯政府犯有叛國罪：

　　1934年第一期《真理報》刊登了拉德克的巨幅兩頁文章，對斯大林大加贊揚。這位前托洛茨基主義者多年來一直領導著對斯大林的積極反對，現在稱他為“列寧最好的學生，列寧主義黨的楷模……”這似乎是媒體上專門歌頌斯大林的第一篇大文章，它很快以22.5萬冊的小冊子重新發行，這在當時是一個巨大的數字。

　　(R.A.梅德韋杰夫:《讓歷史評判》;倫敦;1972年;第12頁)。148)。

　　而這個“邪教”最狂熱、最令人作嘔的擁護者之一正是尼基塔·赫魯曉夫，他在1956年成為這個邪教的主要角色：

　　“同志們，我們在黨的十八大上聽到了斗爭的報告......在我們黨及其斯大林主義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下，在我們偉大的指導者和領袖斯大林同志的天才的領導下……

　　我們戰勝法西斯代理人--這些卑鄙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布哈林主義者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勝利，首先要歸功于我們偉大領袖斯大林同志的個人努力。

　　烏克蘭布爾什維克共產黨……像一堵鋼鐵墻一樣堅固地圍繞著斯大林主義中央委員會，圍繞著它敬愛的領袖——我們偉大的斯大林。

　　烏克蘭布爾什維克對斯大林同志的忠誠反映了他在整個烏克蘭人民中享有的無限的信任和忠誠。

　　烏克蘭人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密地團結在布爾什維克黨和我們的偉大領袖斯大林同志周圍。

　　在斯大林同志的領導下，烏克蘭的布爾什維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正是由于斯大林同志對烏克蘭文化發展的特別重視，我們才在文化發展方面取得了如此重大的勝利。

　　正因為如此，烏克蘭人民全心全意，懷著最深切的感情和獻身精神宣告：……我們敬愛的斯大林萬歲！

　　在整個蘇聯布爾什維克的隊伍現在比以往更加牢固地焊接在他們的領導人、老師、烏克蘭人民的朋友周圍——斯大林同志。

　　萬歲，全人類的杰出天才，帶領我們勝利走向共產主義的導師和向導，我們敬愛的斯大林同志！”

　　（赫魯曉夫:1939年3月在蘇共十八大上的講話，載于《今天和明天的社會主義土地》，莫斯科;1939年;第381，382，383，389，390頁）

　　1937年，斯大林對德國作家萊昂·費希特爾的精明觀察表明，他對“個人崇拜”是絕對真誠的——盡管作為一名被隱藏的反對派多數派囚禁的囚犯，他無法阻止這一點：

　　“我坦率地向他(斯大林)談到了對他進行的庸俗和過度的崇拜，他同樣坦率地回答說……他認為這是可能的……‘破壞者’可能是在背后操縱這一切，企圖敗壞他的名聲。”

　　正是由于斯大林對國家安全機關在應對恐怖主義行動方面的不作為公開表示不滿，才導致他把自己的個人秘書處交由亞歷山大·波斯克列貝舍夫領導，并賦予其特殊調查職能。正是該機構發現的證據迫使國家安全機關于1936年至1938年對多名反對派主要成員進行審判，其中包括前國家安全局局長亞戈達。按照事先擬定好的計劃，被告在公開法庭上承認犯有叛國罪，而他們尚未被發現的同謀則對他們大加辱罵。

　　在他們的新領導人尼古拉·葉若夫的領導下，從1936年秋天開始，國家安全機構變得極其“活躍”，實行恐怖統治，導致許多誠實的共產黨人被逮捕，未經審判就被監禁或處決。

　　盡管“個人崇拜”使得“葉若夫時代”的罪行可以歸咎于斯大林的“病態多疑”，但當歷史事實被從宣傳中剝離出來時，它揭示了斯大林對葉若夫領導下的國家安全機構的行為進行了長期斗爭，導致后者于 1938年末被解職(隨后被捕)，并由斯大林信任的同事拉夫連季·貝利亞接任。與赫魯曉夫等人后來提出的指控相反，在貝利亞擔任內務人民委員和國家安全負責人(1938年12月至 1946年1月)的整個時期，沒有一個著名的共產黨員被內務人民委員會逮捕。相反，在貝和亞的領導下，內務人民委員會清洗了負責“葉若夫時代”的官員，進行了改組，并對葉若夫時代判刑的政治犯案件進行了審查，審查的結果是大量政治犯得到平反和釋放：

　　“貝利亞很快就幾乎徹底掃除了舊的內務人民委員部。從亞戈達時代幸存下來的少數人……現在跟著他們的同事去執行……

　　到1939年3月，貝利亞的手下在各地都掌權；他自己的格魯吉亞追隨者占據了許多主要職位……

　　貝利亞的任命通常被當作標志大清洗結束的日期……

　　貝利亞擔任NKVD的總結果是，在獄中等待審判的人中有一部分被釋放了……

　　在蘇聯的城鎮和鄉村，隨意大規模逮捕的壓力大大減輕。”

　　“清洗終于結束了，這一點從下列事實中可以看出：貝利亞接替葉若夫擔任內務人民委員；在基輔，五名格伯烏官員因嚴重濫用職權被處決；在西伯利亞中部的一個小鎮，四名格伯烏官員因涉嫌速捕150名兒童(其中一些不滿12歲)而被審判：莫斯科正在上演的戲劇《第58條》向熱情的觀眾揭露清洗的暴行；最后，數百名(如果不是數千名的話)政治犯被釋放。”

　　(《泰晤士報》，1939年2月27日，第11頁。)

　　雖然他們在斯大林周圍建立的個人崇拜對陰謀者很有好處，但是也有嚴重的缺點。盡管是少數派，但斯大林和他的政治盟友通過分配給他們的一個“無害的”任務，來譴責任何被認為是資本主義方向的社會主義社會變革的提議：

　　“薩寧娜和溫什爾同志建議將MTS(機器和拖拉機站)作為商品出售給集體農場，這個建議是倒退到過去的落后狀態，試圖開歷史的倒車。

　　第一、結果就會是集體農莊成了基本生產工具的所有者,換話說，它們就會處于我國無論哪一個企業都沒有的特殊地位，因為大家知道，在我國，甚至國有化的企業也不是生產工具的所有者。究竟用什么來作為集體農莊的這種特殊地位的根據呢？這究竟是出于什么樣的進步的、前進的考慮呢?可不可以說,這樣的地位就會促使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就會加快我們的社會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呢?如果說這樣的地位只會使集體農莊所有制離開全民所有制更遠，不是使我們接近共產主義，反而遠離共產主義,豈不是更正確些嗎?

　　第二、結果就會是擴大商品流通的活動范圍，因為巨量的農業生產工具會投進商品流通的范圍。薩寧娜和溫什爾兩同志是怎么想的呢？商品流通范圍的擴大能不能使我們向共產主義推進呢？說它只會阻礙我們向共產主義前進，豈不是更正確些嗎？

　　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論》中表明，商品流通的存在必然導致…資本主義的復辟。

　　(J.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莫斯科，1952年;第100-2頁）。

　　而“個人崇拜”的存在，使得反對派多數必須最充分、最有利地宣傳對他們綱領的這種攻擊！

　　此外，雖然反對派多數可以依靠斯大林周圍的少數派堅持共產黨的原則，即多數的決定對少數派具有約束力，少數派不得公開表示異議，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者認為，只要他們承認共產黨基本上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基礎上的，是繼續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原則應用于社會主義建設，那么這種“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就是有效的。如果反對派在斯大林在世時，利用他們在共產黨領導機構中的多數席位，采取明顯破壞蘇聯社會主義社會基礎的舉措——也就是斯大林去世后采取的那種舉措——那么，以斯大林為首的少數派就會說：“蘇聯共產黨不再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而是一個由社會主義叛徒主導的修正主義政黨；因此，忠于馬克思列寧主義迫使我們公開譴責其多數派領導層，并呼吁黨的普通黨員和工人階級通過拋棄這些修正主義領導人來拯救社會主義”。這種對反對派綱領的危險——斯大林周圍的“個人崇拜”大大加劇了這種危險——阻止了他們在斯大林在世時利用他們的多數——做更多破壞社會主義基礎的事情，而不是增加管理層、官員和知識分子與工人群眾之間的經濟和社會差距，從而創造一個特權階層，為未來資本主義的恢復提供社會基礎。盡管在斯大林在世期間，反對派經歷了很多挫折——這些挫折在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的“秘密講話”中得到了惡毒的表達——但斯大林忠實的護衛使對斯大林發動恐怖襲擊變得極其困難。他們與德國情報機構一起精心制定了一項計劃，利用 1941年德國入侵蘇聯的機會，以斯大林“無能”為由將其趕下臺；但反對派再次被擊敗，被迫承認斯大林是“蘇聯勝利的建筑師”，至少在他生命的剩余時間里是這樣。

　　第四階段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蘇聯摧毀社會主義的政治斗爭進入第四階段。不久之后，尼基塔·赫魯曉夫被任命為共產黨第一書記，并于1955年被任命為部長會議(“總理”)主席。

　　從一個角度來看，赫魯曉夫政權必須被視為蘇聯在此之前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后來的勃列日涅夫政權所推行的“經濟改革”之間的中間階段。因此，它負責采取一系列政治上必要的準備措施，然后才能啟動這些“經濟改革”，這些措施包括：

　　（1）對斯大林的詆毀，允許以“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名義采取與斯大林所表明的政治立場直接沖突的措施

　　（2）將斯大林剩余的政治盟友：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拉扎爾·卡加諾維奇、拉夫連季·貝利亞從有影響力的職位上撤職——拉夫連季·貝利亞甚至肉體上被消滅；

　　（3）引入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主義，與對“斯大林獨裁”的攻擊有關，允許埃夫塞·利伯曼和其他經濟學家組織一場“經濟改革”運動，該運動于1962年得到官方認可；

　　（4）一九六四年開始在有限的領域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實驗性"試點。

　　然而，赫魯曉夫政權不僅僅是勃列日涅夫政權的準備，這一事實表明，赫魯曉夫的繼任者被迫對赫魯曉夫及其支持者發動激烈的政治斗爭，并在取得勝利后，使他成為一個“非人”。

　　這種利益沖突基本上是兩個胚胎資本家集團之間的沖突：一個集團，主要集中在俄羅斯共和國主要由參與重工業的高級管理人員組成，在政治上由勃列日涅夫周圍的派系代表；另一個集團，主要由參與輕工業的高級管理人員組成，由赫魯曉夫周圍的派系在政治上代表。

　　在資源應分別分配給重工業和消費品行業的程度上的政策分歧，伴隨著外交政策分歧。赫魯曉夫派代表參與輕工業的經濟實力較弱的新生資本家，認為蘇聯有必要遵循實際上相當于服從美國的外交政策，而勃列日涅夫派則支持“獨立”的外交政策。

　　1964年10月，參與重工業的早期資本家與軍方結盟，他們認為自己的地位足夠強大，可以拋棄赫魯曉夫政權的內外政策。

　　第五階段

　　因此，蘇聯反對社會主義斗爭的第五階段始于1964年任命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為蘇聯共產黨總書記。（1977年6月增加了國家元首一職）

　　這一階段標志著反對蘇聯社會主義的長期斗爭的頂峰：“經濟改革”的引入，雖然聲稱要“推進社會主義的發展”，但實際上卻破壞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并以本質上屬于資本主義的基礎取而代之，盡管在形式上與西方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不同。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無法詳述反社會主義斗爭的簡要歷史。本文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理解隨后的分析。1949年的“列寧格勒事件”是例外，它在附錄3中得到了分析，因為它在斯大林在世期間代表著引入“經濟改革”的夭折嘗試，這些“經濟改革”在他死后被采納。

　　本書的主要目的是分析“改革”經濟制度的特征，其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正如已經說過的，“蘇聯”領導人繼續聲稱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并利用蘇聯官方來源的材料，主要是經濟雜志，這些雜志的讀者更為嚴謹和專業，往往比大眾媒體更坦率。

　　令人遺憾的是，書中包含的大量文獻并不容易閱讀，但如果沒有這些文獻，這本書將只不過是一份毫無價值的人的意見。一個20世紀90年代的事件的后記——擺脫“社會主義”面具和清算蘇聯本身。

第一章、中央經濟計劃體制的廢除

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

　　在前蘇聯存在的社會主義社會制度下，生產是通過中央國家機構根據當前經濟計劃向企業傳達的詳細指令以計劃的方式進行調控的：

　　“就社會化生產而言.....社會將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分配到不同的生產部門”

　　(K.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倫敦;1974年;第362頁)。

　　“我們的計劃不是預測計劃，也不是猜測計劃，而是指導性計劃，對領導班子有約束力，決定著今后全國經濟建設的走向。”

　　(J.V.斯大林:中央委員會向蘇共十五大提交的政治報告(B)，載于《著作》，第10卷;莫斯科1954年;第335頁)。

　　根據當代蘇聯宣傳家的說法，從一九六五年開始實行的“經濟體制改革”，目的是“改進”、“鞏固”甚至“完善”中央經濟計劃：

　　“擬采取多項措施，提高國家經濟計劃的科學化水平。”

　　(A.N.柯西金:《論改進工業管理、完善規劃和提高工業生產的經濟激勵》，載于:《消息報》，1965年9月28日，夏普(主編):《蘇聯的計劃、利潤和激勵》，第二卷;紐約;1966年;第15頁。)

　　“經濟改革意味著國家經濟計劃的改善……改革鞏固了中央計劃。”

　　(《真理報》1966年1月14日社論:《蘇聯經濟改革:主要特點和目標》，莫斯科，1967年，第9頁)。

　　實際上，我們將看到，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存在的中央計劃經濟，自從“經濟體制改革”以來，已經從蘇聯的經濟中消失了。

　　在消除中央計劃經濟的過程中，第一個階段是針對中央計劃經濟的密集宣傳運動，中央計劃經濟被譴責為過時、局限、官僚主義，當然，這是由于斯大林對社會主義的扭曲：

　　“經濟管理中的這些缺點不應該通過使計劃更加復雜、更加詳細和更加集中來消除而應該通過發展企業的經濟主動性和獨立性來消除——企業必須有更廣泛的主動性；它們決不能受制于來自中央的瑣碎的監護和官僚主義的計劃方法。”

　　(E.G.Liberman:“成本核算和工業人員的物質鼓勵”，載于:“Voprosy Ekonomiki(經濟學問題)，1955年第6期，載于:M.E.夏普(主編):同前，第一卷;第7頁)

　　“斯大林……用法令代替赤裸裸的行政管理，用經濟手段來指導經濟……

　　應取消對企業金融資源使用過度、過于細致的監管，并給予企業更多利用這些資源的機會”

　　(L.加托夫斯基:《利潤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作用》，載于:《共產黨人》(共產主義)，第3卷。NO.18,1962年，載于:M.E.夏普(主編):同前，第一卷;第95，104頁)。

　　“應該取消小監管的做法”。

　　(V.S.Nem chinov:“使企業對更密集的計劃感興趣”，載于《經濟問題》第11期，1962年，M.E.夏普(主編):同前，第1卷;第152頁)。

　　“這些規范(由中央國家計劃部門確定——WBB)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過時；它們已經變成了瑣碎的監護，束縛了經理的活動……現在到了拋棄基于指令性規范的過時經濟管理形式的時候了。”

　　(V.Trapeznikov:《企業靈活經濟管理》，載于《真理》，1964年8月17日，M.E.夏普(主編):同前，第一卷;第193-4頁)。

　　"最重要的是，必須大幅度限制上級機構采用純行政管理方法來管理企業，并給予企業充分的獨立性"。

　　(R.別洛烏索夫:“首要的事情是經濟有效性”，載于:“真理”，1964年11月13日，M.E.夏昔(編輯):同前，第一卷:第221頁)。

　　“以行政干預手段對企業進行全方位的指導，是一種非常糟糕的做法，不會產生好的效果。”

　　(V.貝爾金和1.伯曼:“企業的獨立性和經濟刺激”，載于:“消息”，1964年12月4日，載于:M.E.夏普(編輯):同前第一卷;第225頁)。

　　"經理們可以支配某些物質和金錢資源，但使用這些資源、操縱這些資源的權利卻相當有限。上級組織過多的監護束縛了工作人員的主動性。

　　(V.嘉布佐夫:“財政和經濟刺激”，載于《經濟公報》，1965年第41期，M.E.夏普(主編):同前，第2卷;第48頁)

　　“純粹的行政經濟指導方法……已經很普遍了。對企業工作的細化管理和小規模監管也是如此。”

　　(L.加托夫斯基:“計劃和成本計算的統一”，載于:“共產主義者”，1965年第15期，載于:M.E.夏普(主編):同前，卷2;第80頁。

　　“集中化規劃不能通過對每個企業生產的產品數量和種類的指示來確定，這種企圖只會堵塞規劃渠道。”

　　(E.G.Liberman:《計劃、直接聯系和盈利能力》，載于《真理》，1965年11月21日，M.E.夏普(主編)同前，第2卷;第172頁)

　　“中央計劃……不能變成一種迷戀，變成一種絕對的計劃，被視為必須在每個細節上執行的計劃。”

　　(A.M.魯米揚采夫:“蘇聯經濟今天的管理：基本原則”，載于《蘇聯經濟改革：進展和問題》，莫斯科;1972年；第20頁)。

　　宣傳運動的主題不是廢除中央計劃，而是“改進”中央計劃，根據這一主題，運動中提出的要求是，將下達給企業的中央經濟指示的數目“減少”到幾個“關鍵指標”。

　　“只有關鍵性指標，決定性指標，才能下放給企業，讓企業董事在企業范圍內進行經濟管理，獲得更大的權利和機會。”

　　(E.G.Liberman:“生產計劃和長期經營標準”，載于:“經濟問題”，1962年第8期，載于:M.E.夏普(主編):同前，第一卷;第66至66頁)。

　　“國家計劃應該擺脫不必要的指標”

　　（A.茲韋列夫:“反對在解決復雜問題中過分簡化”，載于:“經濟問題”，1962年第11期，載于:夏普(主編):同前，第一卷;第142頁。）

　　“我們必須讓企業擺脫過多的強制性指標。

　　（利伯曼：“我們是否在與資本主義調情？利潤和'利潤’”，載于:“蘇聯生活”，1965年7月,M.E.夏普(主編):同前，第1卷;第309頁)。

　　1965年9月，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正式通過了“經濟體制改革”

　　“工業管理的一個嚴重缺點是行政方法已取代經濟需要，企業在經濟活動方面的權力受到限制。

　　企業的工作受到許多指標的制約，這些指標限制了企業人員的獨立性和主動性，削弱了他們對改進生產組織工作的責任感……

　　人們認為，制止對企業活動的過度管制，減少對企業要求的計劃指標的數目，是有利的。”

　　(CC,CPSU:《關于改進工業管理、完善計劃和加強工業生產經濟刺激的決定》，載于《蘇聯經濟改革:主要特點和目標》，莫斯科，1967年，第147頁)。

　　總理阿列克謝·柯西金概述了“關鍵指數”，建議僅向企業下達這些指標：

　　未來……一個企業將有以下指標從上到下建立：要銷售的商品數量；商品的主要種類工資基金；利潤總額和利潤支付到預算和預算分配；集中資本投資和產能及固定資產調試的數量；引進新技術的主要目標;材料和設備供應的指標。

　　所有其他經濟活動指數將由企業獨立規劃，無需得到上級機構的認可。

　　(A.N.柯西金:《論改進工業管理、完善規劃和提高工業生產中的經濟激勵》，載于《消息報》，1965年9月28日，載于:M.E.Sharpe Ed.:op.cited,Voume 2;p.18-19.）。

　　蘇聯的宣傳人員贊同中央委員會和柯西金給人的印象：

　　“國家計劃只批準最基本的指標，確保經濟建設的均衡發展，企業在此基礎上自主組織經濟活動。”

　　(S.哈維納:“在資產階級理論的歪鏡中”，載于《經濟公報》》，1965年第44期，“蘇聯經濟改革:主要特點和目標”;1967年，莫斯科;第141頁。)

　　“改革的實質是集中統一計劃，制定國民經濟建設的最一般性指標，擴大企業的獨立性。

　　(A.M.魯米揚采夫:“蘇聯經濟今天的管理:基本原則”，載于《蘇聯經濟改革:進展和問題》，莫斯科，1972年;第16頁)。

　　"為了擴大企業的經濟獨立性和主動性，各部委和部門為企業規定的計劃任務數量已經減少到最低限度"。

　　(A.N.葉菲莫夫:"長期計劃和科學預測"，同上;第72頁)。

　　這些說法沒有明確指出的是，“經濟體制改革”不僅僅是減少了國家“計劃部門”下達給企業的“指標”，而是將指令轉化為剩余的“指標”對企業有約束力的“準則”，企業可以遵循或不遵循，由他們選擇。

　　哈爾科夫大學工程經濟學教授、"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設計師Evsei Liberman以其特有的直率表達了真實立場：

　　“應該從中央為每個企業規定一個目標”

　　(E.G.Liberman：“工業管理規劃及其發展的物質刺激”，載于《共產黨》(共產黨)，1956年第10期，載于:M.E.夏普(主編):同前，第一卷;第32頁)。

　　“將制定控制數字……以一般化的價值形式提供給經濟各部門。這些控制數字將以同樣的形式傳遞給企業，不是作為精確的指令，而是作為制定其計劃的指導方針。”

　　(E.G.Liberman：“計劃、直接聯系和盈利能力”，載于《真理報》，1965年11月21日，載于《蘇聯經濟改革:主要特點和目標》，莫斯科，1967年;第51頁)。

　　因此，隨著企業轉移到“改革”后的經營體制，它們在實踐中開始規劃自己的生產，甚至包括它們將生產的大宗商品種類和質量"這些企業(即在"改革"制度下工作的企業——WBB)現在自行擬訂生產計劃"

　　(V.索科洛夫、納扎羅夫和科茲洛夫:“公司和客戶”，載于《經濟公報》，1965年1月6日，M.E.夏普(主編):同前，第1卷;第251頁)。

　　“社會需要的結果是通過擴大企業在確定品種等方面的權利來實現的……等等……新的管理制度……·擴大了企業在研究需求和改變品種等方面的權利。”

　　(A.M.Ru myantsev:“蘇聯經濟今天的管理:基本原則”，載于《蘇聯經濟改革:進展和問題》，莫斯科;1972年;第21和24頁)。

　　“管理經濟的唯一辦法是……給予企業平等權利，使它們生產的各種商品具體化……”

　　最初能夠而且必須制訂(即經濟計劃——WBB)的是企業本身，而且這些計劃必須是高度和有充分根據的計劃

　　(P.B.Bunich:“規劃和刺激的方法”，同上;第36，49頁)。

　　企業和協會的五年計劃已成為規劃其活動的基礎”

　　(L.M.加托夫斯基:“經濟改革和技術進步的刺激”，同上;第171頁)。

　　“企業根據實物數量、銷售總額和其他經濟指標決定生產什么范圍的貨物”

　　(B.1.布拉金斯基:“蘇聯經濟中的計劃和管理”，載于《蘇聯計劃經濟》，莫斯科;1974年;第125-66頁)

　　蘇聯經濟學家把這種“改革”的“經濟計劃”制度稱為“從下而上的計劃”：

　　“企業實際上應該成為從下而上進行規劃的基本機構。”

　　(E.G.Liberman:“實現蘇聯工業計劃的經濟杠桿”，載于《共產黨》(共產主義)，1959年第1期，M.E.夏普(主編):同前，第1卷;第48頁)

　　“另一種方式(“經濟規劃”——WBB)是鼓勵生產集體(即生產企業的員工-WBB)盡一切可能采取主動，從下到上而不是從上到下地執行規劃”

　　(R.別洛烏索夫:“首要的事情是經濟有效性”，載于《真理》，1964年11月13日，M.E.夏普(主編):同前,第一卷;第220頁。)

　　因此，自從“經濟體制改革”以來，詳細的中央“經濟計劃”只能是所有企業的個別經濟計劃的總和。

　　但是，由于企業在“計劃期”內經常改變其經濟計劃，價格波動等，因此，在這一時期開始時產生的中央“經濟計劃”與最終的經濟結果幾乎沒有關系:

　　“從企業到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WBB)的五年計劃制定工作在過去五年中沒有完成”

　　(N.Y.Grogichinsky:“經濟改革行動”，載于《蘇聯經濟改革:進展與問題》，莫斯科;1072;第211頁)。

　　“編制五年計劃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A.科明:《計劃價格形成方法和實踐中的問題》，載于:《計劃經濟》，1972年第9期，載于《經濟學問題》，第一卷16.第1期;1973年5月;第48頁。）

　　“客觀評估計劃的執行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分配計劃從未達到完整的形態……只有在計劃期結束時才算完成……不可能編制一個對所有價值指標都有根據和平衡的國民經濟計劃……以實物指標和價格為基礎……從價值指標來看，五年計劃基本上失去了意義”

　　(V.科托夫:《價格:國民經濟計劃的工具和計劃價值指標的基礎》，載于《計劃經濟》，1972年第9期;《經濟學問題》，第16卷，第1期;1973年5月;第61、62、69頁)。

　　因此，當代蘇聯經濟學家承認，自"經濟體制改革"以來，蘇聯經濟的特點是"不確定性"，即無政府狀態：

　　“在預期經濟結果的概率性質中表現出來的不確定性確實存在，甚至在社會主義社會也是客觀上固有的”。

　　(L.Veger:“在不確定條件下計算經濟效益”，載于《經濟問題》，1972年第2期;《經濟問題》，第15卷，第4期;1972年8月;第41頁)

　　“在企業廣泛獨立的情況下，集中計劃也面臨著需要制定以過程的不確定性概率(隨機性)為特點的經濟管理方法”。

　　(A.M.魯米揚采夫:“蘇聯經濟今天的管理:基本原則”，載于《蘇聯經濟改革:進展和問題》，莫斯科;1972年;第23頁)。

　　這一切并不是說當代蘇聯政府沒有“經濟計劃”，或者說它不再影響蘇聯經濟發展的方向。與當今大多數正統資本主義國家一樣，蘇聯政府不時地制定廣泛的“經濟計劃”。然而，這些計劃并不是通過指令強加給企業的。蘇聯政府努力通過使用正統資本主義國家政府所使用的“經濟杠桿”來影響企業使企業大體上遵循其當前“經濟計劃”的路線：

　　“這些影響深遠的措施之一應該是更多地利用經濟杠桿來影響生產。”

　　(E.G.Liberman:“實現蘇聯工業計劃的經濟杠桿”，載于《共產黨》(共產主義)，1959年第1期，M.E.夏普(主編):同前，第1卷;第55頁)。

　　“試圖在規劃中更廣泛地利用經濟杠桿和經濟刺激，是對規劃行政概念的一種健康反應。”

　　(L.Alter:“激勵必須與企業的長期規劃聯系起來”，載于:“經濟問題”1962年第11期，載于:M.E.夏普(編輯):同前，第一卷;第167頁)。

　　“是時候拋棄基于指令性規范的過時經濟管理形式了……即使在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影響力也得到了成功運用……在我國的條件下，當所有金融和經濟杠桿都掌握在國家手中時，經濟影響力的措施將被證明更加有效……

　　上述建議的總體目標是用經濟影響的總和來代替通過指令對企業高管的每個步驟進行控制。

　　(V.Trapeznikov:“企業靈活經濟管理”，載于《真理》，1964年8月17日，M.E.夏普(主編):同前，第一卷;第194、195、199頁)。

　　“實施靈活經濟方法……的前提是，重心要從強制行政轉向指導企業的經濟方法”。

　　(L.列昂季耶夫:“經濟管理的計劃和方法”，載于:“真理”，1964年9月7日，載于:M.E.夏普(編輯):同前，第一卷;第208頁)。

　　“在計劃社會主義經濟中掌握商品貨幣關系……意味著建立一種基本上新的機制，在這種機制中，與商品貨幣關系有關的經濟杠桿體系作為國民經濟規劃的工具發揮作用....

　　社會主義國家.……借助于經濟杠桿體系來指導國民經濟和每一家企業”。

　　(G.科西亞琴科:“計劃和成本會計”，載于《蘇聯財政》，1964年第12期，M.E.夏普(主編):同前，第1卷;第232，238頁)。

　　“決定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杠桿仍然掌握在國家手中。”

　　(N.K.拜巴科夫:“新條件下經濟規劃的任務”，載于《真理報》，1965年10月29日，載于:M.E.夏普(主編):同前，第2卷;第100頁)。

　　這些“經濟杠桿”的確切機制將在后面的章節中討論。

第二章、利潤成為生產的調節器

　　在蘇聯經濟中，中央經濟計劃作為社會生產的調節器被廢除，這就需要一種不同的調節器來取代它：這種調節器只能是利潤。

　　當代蘇聯經濟學家將蘇聯經濟中的利潤定義為企業收入超過支出的盈余：

　　“利潤是直接由生產價格和成本的差額形成的。”

　　(L.加托夫斯基:《利潤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作用》，載于:《共產黨人》(共產主義者)，未。18.1962年，M.E.夏普(主編):《蘇聯的計劃、利潤和激勵》，第一卷;紐約;1966年;第98頁)

　　早在1961年蘇共第22次代表大會上，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就宣布：

　　“我們必須提高利潤和盈利能力的重要性。”

　　(N.S.赫魯曉夫:《蘇共綱領報告》，第22期《蘇共代表大會》，倫敦，1961年;第54頁。)

　　這條路線被赫魯曉夫的繼任者所進行的“經濟改革”進一步發展。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總書記和阿列克謝·柯西金總理：

　　“以利潤為例，它是社會主義的經濟手段之一，大大提高它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作用，是成本核算的必要條件。

　　(社論:“經濟政策和共產主義的工作”，載于《真理報》，1966年1月14日，載于《蘇聯經濟改革主要特點和目標》，莫斯科;1967年;第11頁)。

　　事實上，用于表達"經濟體制改革"實質的術語——"成本核算"——被當代蘇聯經濟學家定義為一種以確保每個企業盈利為基礎的管理方法：

　　“成本核算的本質是任何企業都應該用自身的收入來覆蓋支出，并且應該在此基礎上獲得利潤。成本核算制度使每個企業都有興趣獲得更大的利潤。

　　(L.加托夫斯基:p.ci.;p.90。)

　　“成本核算(khozraschot)是社會主義企業應用的一種管理方法，它以貨幣形式衡量企業的投入和經營成果，以企業用自己的收入彌補自己的支出，確保盈利能力為基礎。

　　(A.M.Ru myantsev:“蘇聯經濟今天管理:基本原則”，載于《蘇聯經濟改革:進展和問題》，莫斯科;1972年;第12頁)。

　　“成本核算是管理經濟的一種關鍵方法，它基于以貨幣計量的成本與生產活動的結果進行比較，并確保生產的盈利能力。”

　　(S.卡梅尼采:“蘇聯的工業管理經驗”;莫斯科1975年;第130-1頁。)

　　在成本核算下，利潤已經上升到“衡量企業效率的最高標準”的地位：

　　“在最大程度上反映企業經營情況的標準是利潤”

　　(V.Trapeznikov:《企業靈活經濟管理》，載于《真理》，1964年8月17日，M.E.夏普(主編):同前，第一卷;第196頁)。

　　“利潤是衡量企業整體活動的最普遍的標準”

　　(L.列昂季耶夫:“經濟管理的計劃和方法”，載于:“真理”，1964年9月7日，載于:M.E.夏普(編輯):同前第一卷;第209頁)。

　　“利潤概括了經營的所有方面”

　　（利伯曼:“我們是否在與資本主義調情?利潤和'利潤’”，載于:“蘇聯生活”，1965年7月，載于:M.E.夏普(主編)同前，第1卷:第309頁）

　　“利潤更全面、更深刻地反映了社會主義企業在國民收入基礎上的經營活動的重要方面......利潤是衡量一個企業生產效率的指標”。

　　(B.蘇哈列夫斯基:《經濟激勵的新要素》，載于《經濟問題》，1965年第10期，《蘇聯經濟改革:主要特點和目標》，莫斯科;1967年;第76頁。)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潤……表現了每個社會主義企業經濟活動的效率”

　　(社論:《共產主義的經濟政策和工作》，載于《真理報》，1966年1月14日，同上;第11頁)。

　　然而，當代蘇聯社會學家在撰寫關于正統資本主義國家的著作時，繼續對：

　　“………'人際關系’理論和實踐方面的專家試圖掩蓋利潤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主要目標和動力這一事實。在他們的著作中，“利潤’的概念要么根本不提及，要么被當作企業效用和有效組織的社會檢驗”。

　　(N.博戈莫洛娃:《人際關系學說:壟斷者的意識形態武器》，莫斯科;1973年;第63頁。)

　　實際上，當代蘇聯經濟學家用來表示“企業效率的最高標準”的利潤的特殊方面是“盈利能力指數”，即企業一年內獲得的利潤占其全部(固定和流通)資產價值的百分比：

　　“如果對企業的整體盈利能力進行評估，則最好將利潤與國家提供給特定企業的社會生產性資產的價值聯系起來。

　　實際上，通過將利潤與生產性資產相匹配，勞動的相對生產率就被決定了……很自然，這種積累應該與固定資產和流通資金的全部價值相匹配，因為它們表達了應用于生產的所有資源。”

　　(E.G.Liberman:“計劃、直接聯系和盈利能力”，載于《真理報》，1965年11月21日，載于《蘇聯經濟改革:主要特點和目標》，莫斯科;1967年;第55頁)。

　　“企業活動最普遍的指標是盈利能力指標，以利潤與生產資產的比率計算。”

　　(P.布尼奇:“提高資本投資有效性和產出資本比率的經濟刺激”，載于《經濟學問題》，1965年第12期，載E:M.E.Sharpe Ed.:op.cited, Volume 2; p.189.)

　　正如一些蘇聯經濟學家指出的那樣，盈利指數只是正統資本主義國家所謂的“利潤率”的委婉說法：

　　“盈余價值相對于資本總額的比率叫做利潤率……盈余價值和利潤實際上是同一件事，在數字上是相等的。”

　　(K.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倫敦;1974年;第43、48頁)

　　“這個指數(即盈利指數——WBB)…在資本主義國家被廣泛使用(因為這個指數不高于也不低于投資資本的利潤率)”

　　(I.卡西茨基:《主要問題:為企業計劃保費和指數的標準》，載于《經濟問題》，1962年第11期，M.E.夏普(編):同上，第1卷，第139頁)。

　　當代蘇聯經濟學家斷言，在蘇聯原有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利潤被視為微不足道:

　　“對利潤重要性的明顯貶低，有時甚至完全忽視……是斯大林個人崇拜時期的特征……利潤……被看作是一個純粹的形式范疇”

　　(L.加托夫斯基:同上，第95頁。)

　　他們將此歸咎于斯大林擔任蘇共總書記期間對“不變”經濟規律的“漠視”：

　　“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確定利潤是否應該是判斷企業工作的基本指標，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于斯大林時代不重視經濟建設的不變規律。這一不變規律，無論在何種制度下運行，都是普遍存在的；經濟必須產生大于生產支出的產出；這一原則，無論過去如何被忽視，在理論上為今天在蘇聯接受利潤提供了基礎。

　　(L.列昂季耶夫:《真理》，1964年7月10日，見JL.費爾克:《蘇聯經濟爭論》，劍橋(美國);1966年;第77-8頁)。

　　斯大林“不尊重”客觀經濟規律的說法當然是不正確的，盡管他并不認為其中大多數是“不變的”，而是相對于一個確定的歷史時期而言：

　　“馬克思主義把科學規律，無論是自然科學規律，還是政治經濟學規律，看作是獨立干人的意志之外發生的客觀過程的反映。人可以發現這些規律，了解這些規律，研究這些規律，在自己的活動中考慮這些規律，為社會的利益利用這些規律，但是他不能改變或廢除這些規律。經濟建設的規律是客觀規律。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它的規律與自然科學的規律不同，是無常的，它們，或者至少大多數規律，在一定歷史時期內起作用，之后它們就被新的規律所取代”

　　(J.V.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的經濟問題》，莫斯科;1952年;第6.7.8頁)

　　事實上，在蘇聯以前存在的社會主義制度下，被認為是“次要的”并不是蘇聯社會整體的利潤，而是個別企業甚至個別工業部門的利潤。

　　斯大林被指控無視的“經濟規律”是由新一代蘇聯經濟學家發明的：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應該由價值規律來調節，這體現在個別企業的盈利能力上。

　　斯大林拒絕這個概念，這是千真萬確的。

　　“完全錯誤的是，在我們當前的經濟制度下，價值規律調節著各個生產部門之間勞動力的'比例’。如果這是真的，那就無法理解為什么我們最有利可圖的輕工業沒有得到最大限度的開發，為什么我們往往不太有利可圖的重工業有時甚至完全沒有利可圖的優先發展。

　　如果這是真的，那就無法理解為什么一些仍然不盈利的重工業工廠沒有被關閉，為什么一些肯定能盈利的新輕工業工廠沒有開放。

　　如果這是真的，那就無法理解為什么工人沒有被從對國民經濟非常必要但利潤較低的工廠轉移到利潤更高的工廠——根據調節生產部門之間勞動力分配的比例的價值規律”

　　(J.V.斯大林:同上;第27至8頁)。

　　由于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無論是高利潤還是低利潤，一般都歸國家所有，因此，在短期內，最重要的是個別企業或個別工業部門的盈利能力，而在較長的時期內，最重要的是整個經濟的盈利能力:

　　“如果我們不是從個別工廠或個別行業的角度，也不是從一年的角度，而是從整個國民經濟的角度，從比如說十年或十五年的角度來考慮是否有利可圖，這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正確的方法，那么，某些工廠或某些行業暫時、不穩定的有利可圖性，同我們從國民經濟平衡發展規律和經濟計劃中得到的有利可圖的更高形式和更穩定、更持久的有利可圖性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簡而言之，毫無疑問，在我們目前的社會主義生產條件下，價值規律不能成為分配到各個生產部門中的勞動力的“比例調節器”

　　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不是利潤，而是人和人的需要。”

　　(J.V.斯大林:同上;第28至第86頁)

　　當代蘇聯宣傳家聲稱，他們拒絕“與斯大林有關的經濟理論的扭曲”，并強調個別企業利潤的重要性，他們“回到了列寧的概念”：

　　“列寧指出，每個企業都必須在盈利的基礎上運作，也就是說，它應該從收入中完全支付它的開支，并應該獲得利潤。”

　　(A.N.柯西金:《論改進工業管理、完善規劃和提高工業生產中的經濟激勵》，載于《消息報》，1965年9月28日，載于:M.E.Sharpe Ed.:op引l,Volume 2, p.21.)

　　由于毫無疑問列寧的目標是蘇聯社會應該走向共產主義，這些宣傳者聲稱，通過“回歸列寧的每個企業都應該有利可圖地運作的概念”，蘇聯社會正在“走列寧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道路”。

　　的確，1922年1月列寧提到：

　　"……迫切需要……讓每個國有企業都付出代價并展示利潤”

　　(列寧:《新經濟政策下工會的作用和職能》，載于《匯編》，第33卷;莫斯科，1973年;第185-186頁)

　　然而，如果從這段話中引用更多的話，當代蘇聯宣傳家將新經濟政策下加強利潤的作用描述為“社會主義發展的措施”，甚至“向共產主義的前進”，這種完全的歪曲就變得顯而易見：

　　“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兩者都受到國家控制(由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國家控制)，現在被允許并正在發展；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國有企業被置于所謂的利潤基礎上……

　　鑒于迫切需要……使每個國有企業自籌資金并實現盈利，并鑒于狹隘的部門利益的不可避免的上升和部門熱情的過度高漲，這種情況必然會在涉及工人群眾與國有企業或其主管部門的董事和經理之間的勞動條件的事務中產生一定的利益沖突。因此，就社會化企業而言，工會無疑有義務保護勞動人民的利益”

　　(V.1.列寧:同上;第184，185-6頁)。

　　因此，與當代蘇聯宣傳家相反——他們把加強個別企業利潤的作用說成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尺度甚至是“向共產主義邁進的尺度”，列寧直截了當地把新經濟政策中采取的類似臨時措施說成是向資本主義經濟原則的被迫的、暫時的退卻，這種退卻不可避免地會在工人群眾和企業管理者、國家部門之間造成階級利益的對立。

　　然而，在新的成本核算制度下，利潤——現在被作為“企業效率的最高標準”——取代了中央經濟規劃，成為社會生產的調節器：

　　“在我們的媒體中，已經提出了一種解決明顯矛盾的方法，即一種自動的'自我調節器’……據稱，這種自動自我調節器的作用可以由盈利能力來完成……在盈利能力爭議中，一些經濟學家反對讓它成為社會生產的調節者，理由是利潤是資本主義的范疇。當然，這種反對是站不住腳的

　　(B.蘇哈列夫斯基:“關于改進物質激勵的形式和方法”載于:“經濟問題”1962年第11期，載于:M.E.夏普(主編)同前，第一卷;第116-117頁。

　　“生產將服從于利潤的變化”

　　(G.科西亞琴科:“改進計劃的重要條件”，載于《經濟問題》，第11期，1962年，M.E.夏普(主編):同前第一卷;第158頁)。

　　“利用利潤來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的目標，適應經濟的計劃指導，為社會主義按勞分配服務，不可避免地需要制定一個特殊的機制”

　　(B.蘇哈列夫斯基:《經濟激勵的新要素》，載于《經濟問題》，1965年第10期，《蘇聯經濟改革:主要特點和目標》，莫斯科;1967年;第78頁)。

　　上一節中提到的“經濟杠桿”，蘇聯國家試圖通過它們對企業利潤的影響來影響企業經濟活動的方向通過它們對企業利潤的影響來實現：

　　“必須對整個經濟杠桿體系進行調節……以便有利于企業實現……國家經濟計劃”

　　(涅姆奇諾夫:《社會主義經濟管理和生產計劃》，載于《共產黨》(共產主義)，1964年第5期，載于M.E夏普(主編):同前，第一卷;第189-189頁)。

　　“為了對經濟活動施加有效經濟影響，必須選擇一個最大程度地體現企業運作并符合國民經濟和企業人員利益的標準……利潤構成了這樣一個標準”。

　　(V.特拉佩茲尼科夫:同上;第196頁。)

　　有可能……在這樣的經濟條件下建立企業，使企業在自身利益的指導下……選擇實現經濟計劃的最佳路線……

　　在成本核算制條件下，經濟杠桿的總和從長期來看通過利潤影響企業。

　　(B.蘇哈列夫斯基:“企業和物質刺激”，載于《經濟公報》，1965年第49期，M.E.夏普(主編):同前，第2卷;第205，206頁)。

第三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當然，利潤不是在商品生產中實現的，而是在商品銷售中實現的：

　　“利潤是根據銷售的商品，而不是根據生產的商品來決定的。”

　　(G.科西亞琴科:“計劃和成本會計”，載于《蘇聯財政》，1964年第12期，M.E.夏普(主編):《蘇聯的計劃、教授和激勵》，第1卷;紐約;1966年;第245頁)。

　　因此，為了實現其目標利潤，企業必須使其商品生產符合其對這些商品市場的評估：

　　“社會主義市場是……國家和合作企業生產的產品和消費品的銷售領域”

　　(L.加托夫斯基:“計劃和成本會計的統一”，載于《共產黨》(共產黨)，1965年第15期，M.E.夏普(主編):同前，卷2;第88頁。)

　　以利潤動機對社會生產進行調節，實際上就是市場調節：

　　“應該更大規模地訴諸市場機制。”

　　(G.Kosiachenko:ibid; p.243.)

　　“不利用社會主義市場的機制……，就不可能保證企業在完整的集體經濟基礎上運作”

　　(R.拉基茨基:《對蘇聯經濟改革的資產階級解釋》，載于《經濟問題》，1965年第10期，題為《蘇聯經濟改革:主要特點和目標》，莫斯科，1967年，第129頁)。

　　“我們必須承認……市場機制……在社會主義生產中起著調節作用。”

　　(L.康尼克:《規劃與市場》，載于《經濟學問題》，1966年第5期，載于《經濟問題》，第9卷第8期;1966年12月;第31頁。)

　　蘇聯市場不僅是大宗商品的預期買家，而且是大宗商品的預期賣家——生產企業——相互競爭的市場，盡管大多數當代蘇聯經濟學家更喜歡在“社會主義市場”的情況下談論“競爭”（emulation）而不是競爭（competition）（譯者注：As noun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mulation and competition is that emulation is the endeavor or desire to equal or excel someone else in qualities or actions while competition is the action of competing.以下皆使用競爭的說法）

　　“企業將競爭訂單；競爭將基于質量保證、交貨日期和價格的比較.“、”

　　(E.G.Liberman:《計劃、直接聯系和盈利能力》，載于《真理》，1965年11月21日，M.E.夏普(主編)同前，第2卷;第176頁)。

　　“個人或集體與其他個人或集體進行競爭。

　　經濟體制改革和行業管理部門原則的實行，為同一部門企業之間的具體競爭創造了有利條件。”

　　(V.K.Fed inin:《經濟改革和發展社會主義仿效》，載于《蘇聯經濟改革:進展和問題》，莫斯科，1972年;第241、244頁)。

　　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的力量就是在正統資本主義國家中運行的供給和“需求”的經濟力量：

　　“市場需求……是決定國民經濟比重的主要因素……

　　由消費控制盧布，是爭取提高消費性能和高效廉價產出的有效經濟桿。……

　　在每個給定的時間點上，市場的特點是供求關系明確……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由于存在商品生產，供求(相互適應)的客觀經濟規律在起作用……忽視供求規律對經濟會產生負面影響”。

　　(L.加托夫斯基:同上;第85、88、89頁;)

　　“如果不利用社會主義市場的機制及其類別，如目前的商業狀況，……供求關系，就不可能確保企業在完全成本核算的基礎上運作”

　　(B.拉基茨基;同前。;第129頁)

　　“今天，人們普遍承認，即使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市場營銷和市場波動的問題仍然存在。”

　　(L.康奈克:同上;p.25.)

　　當代蘇聯經濟學家聲稱，就像正統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學家一樣，這些通過利潤動機運作的市場力量以這樣一種方式調節社會生產，即在特定時間現有的生產資源允許的范圍內，滿足人民的需要：

　　“社會主義利潤的增長，是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最充分地滿足人民要求的手段之一。”

　　(L.加托夫斯基:《利潤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作用》，載于:《共產黨人》(共產主義)，第3卷。18,1962年，載于:夏普(主編):同前，第一卷;第92頁。)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潤是發展社會主義企業，從物質上刺激企業活動的經濟手段。

　　社會主義生產的主要目標是滿足人民的要求……

　　加強利潤作用的措施……是旨在發展經濟和建設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措施”

　　(社論:“共產主義的經濟政策和工作”，載于《真理報》，1966年1月14日，載于《蘇聯經濟改革:主要特點和目標》，莫斯科;1967年;第11頁)。

　　與查爾斯·威爾遜的名言“對通用汽車有好處的，對美國也有好處”相呼應，當代蘇聯的宣傳家們宣稱“對每個企業有利的，一定對社會有利”：

　　“對整個社會有利的事情，也會對每個生產集體有利。

　　(E.G.Liberman:“生產計劃和長期經營標準”，載于:“經濟問題”，第8期1962年，載于:M.E.夏普(主編)同前，第一卷;第66-7頁)。

　　“1965年的經濟體制改革體現了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基本原則：對社會有益的，必須對每一個企業有益。

　　(E.G.Liberman:《計劃、直接聯系和盈利能力》，載于《真理報》，1965年11月21日，《蘇聯經濟改革:主要特點和目標》，莫斯科;1967年;第50頁)。

　　“對社會有益的事情應該對企業有利可圖，并為員工提供物質激勵……這個公式表達了社會主義制度經濟機制的本質。

　　(L.加托夫斯基:“計劃與成本核算的統一”，載于《共產黨》，1965年第15期，M.E.夏普(主編)同前，第2卷;第72頁。)

　　當然，通過利潤動機將生產與市場聯系起來，在特定時間的生產資源限制內，確保了生產與消費公眾“需求”的聯系。但是，與之相聯系的“需求”是“有效需求”，即以潛在消費者能夠在市場上愿意花費在商品上的貨幣來表達的需求。

　　當代蘇聯宣傳家承認：

　　“在商品貨幣關系的范圍內，對商品偏好的概念……轉化為相對獨立的貨幣需求形式任何需求的規模，都是以需求為基礎的，取決于人口收入等因素。

　　(A.M.Ru myantsev:“蘇聯經濟今天的管理:基本原則”，載于《蘇聯經濟改革:進展和問題》，莫斯科;1972年;第28頁)。

　　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固有現象，因此，這導致“有效需求”與實際社會需求幾乎沒有相似之處，與消費者的實際需求幾乎沒有相似之處——例如，由于社會對住房的需求被對辦公樓的“有效需求”所壓倒，因此，在工薪階層面臨嚴重的住房短缺問題的同時，卻出現了建造過多辦公樓的現象。

　　蘇聯自“經濟體制改革”以來就存在這種反常現象，這是當代蘇聯一些經濟學家所承認的：

　　“不同人口階層之間收入分配不均，導致較低收入階層不能充分滿足其基本需求，而較高收入階層能夠滿足較少的基本需求”。

　　(A.M.魯米揚采夫:同上，第28頁)

　　“直到最近，生活水平都是為兩個基本群體規劃的：工人、雇員和集體農民。

　　今天，也有必要計算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口群體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P.克里洛夫和M·奇斯季亞科夫:《改進國民經濟計劃方法的問題》，載于《計劃經濟》，1972年第1期;《經濟學問題》，第15卷，第4期;1972年8月;第33頁。)

　　“盡管工業企業享有較高的消費需求，但它們仍試圖減少相對無利可圖的、特別是完全無利可得的產品的生產”

　　（A.萊文:“滿足消費者需求的經濟激勵”，載于:“經濟問題”，1972年第4期;載于:“經濟學問題”，第15卷，第6期;1972年10月;第5頁)。

　　“1970年和1971年，塔吉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肉類和奶制品工業部為了追求其企業的高額利潤，減少了人民穩定需求的低價產品的生產，不合理地增加了更昂貴產品的生產。結果，該部的企業獲得了超過計劃的數百萬盧布的利潤。

　　(S.Starostin&G.Emdin:《五年計劃和蘇聯的生活方式》，載于《計劃經濟》1972年第6期;《經濟學問題》，第15卷，第10期;1973年2月;第95-6頁)。

　　“對蘇聯經濟發展趨勢的分析表明，人口在收入水平方面的差異特征正在逐漸發生變化。不可避免的是，那些收入相對較高的群體所占的份額會上升。與此同時，儲蓄標準相對較低的家庭所占的份額會減少。”

　　(T.伊文森:《人口貨幣儲蓄預測中的問題》，載于《高等學校的科學報告:經濟科學》，1973年第11期;《經濟學問題》，第17卷，第2期;1974年6月;第66-7頁。

　　這個問題將在后面的章節中更詳細地討論。

　　企業根據對市場的評估制定生產計劃，這就需要發展正統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調查等特征：

　　“為了確保成功地管理國民經濟，必須進行實際的市場研究”

　　(L.加托夫斯基:同上;第88頁)

　　推銷技巧:

　　“在那些有訓練有素的銷售助理的商店里，生意要好得多……那里的座右銘是：沒有一個顧客不買到好東西就離開”

　　(V.索科洛夫，M.納扎羅夫和N.科茲洛夫:“公司和客戶”載于《經濟公報》，1965年第1期，M.E.夏普(主編):同前，第1卷;第255，256頁)。

　　“在廣告最響亮的商店里，生意要好得多。”

　　(V.Sokolov，M.Nazarov&N.Kozlov:同上;第255頁。

　　“廣告通過影響購買者的品味，能夠減輕生產計劃和研究消費者需求……適當的廣告可以加速商品的周轉。

　　我們都對好的廣告感興趣。但提高其藝術和技術水平將需要增加在廣告上的支出……這樣的支出會物超所值。”

　　(L.佩卡爾斯基和阿努弗里延科:“試驗的翅膀”，載干《青年共產主義聯盟真相》，1965年6月3日，M.E.夏普(主編):同前，第一卷，第299頁)。

　　“我們不能忽視美國廣告業務背后巨大的技術和組織經驗。我們必須毫不猶豫地利用最好的。”

　　(V.特雷斯特琴科:“心理學和廣告”，載于《文學公報》，1967年2月8日，T.V.格里爾:“蘇聯的市場營銷”;紐約;1973年;第98頁。

　　“誰也不知道廣告是多么地使一個城市的外表煥發活力。事實上，它可能是建筑組合的'活力。”

　　（A.維亞特金:“討論城市發展問題:美和成本估算”，載于《消息報》(新聞)，1968年1月19日;載于:T.V.格里爾:同上;第105頁)。

　　“在新的規劃和經濟激勵制度下，……恰到好處的廣告也促進了企業的成功……正如我們所知道的，海報、標志和陳列柜使城市及其街道變得有吸引力。”

　　(V.魯薩科娃和蘇代茨:“問題和判斷:讓我們記住廣告”，載于:“真理”，2月19日，載于:T.W.格里爾:同上，第99頁，第105頁)

　　“好的廣告不僅能為產品或服務創造有利的條件，還能為消費者創造合理的需求。”

　　(.卡涅夫斯基:《廣告的效果》，載于《真理》，1972年4月1日，T.V.格里爾:同上，第100頁)。

　　“就像在電視上一樣，蘇聯電臺的廣告只出現在“黃金時段”……一個普通的電臺包括15到30分鐘的廣告，在幾個時段播出，方便電臺，但總是在黃金時段晚上6點到11點。一段廣告的長度從5分鐘到15分鐘不等。”

　　(T.V.Greer:同上;第110，113頁)

　　“在‘經濟體制改革’中，鼓勵生產企業通過與貿易企業簽訂直接合同，將市場投機風險轉給貿易企業:

　　這些企業(即生產企業--WBB)現在根據貿易機構下達的貨物訂單和與它們簽訂的直接合同自行制定生產計劃。”

　　(V.索科洛夫。M.Nazarov&N.Kozlov:同上;第251頁）

　　“生產企業與消費企業之間的直接合同應該更廣泛地發展。”

　　(A.N.柯西金:《論改進工業管理、完善規劃和提高工業生產的經濟激勵》，載于《消息報》，1965年9月28日，載于:M.E.Sharpe Ed.:op引l,Volume 2; p.37.)

　　“經濟合同的作用將得到提高，企業之間，即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永久直接聯系將得到更廣泛的發展。”

　　(L.Gatovsky:同上;第77頁。)

　　“合同關系……應涵蓋100%的企業和100%的產出……

　　供應商企業與消費者之間長期穩定的關系……是通過批發貿易有計劃地分配生產資料的首要條件”

　　(N.Y.Drogichinsky:“行動中的經濟改革”，載于:“蘇聯經濟改革:進步與問題”;莫斯科;1972;第215216頁)。

　　“我們計劃將從事大規模生產的協會和企業完全轉變為直接和長期的關系，建立在長期經濟合同的基礎上。”

　　(A.N.柯西金:“1976-1980年蘇聯國民經濟發展指導方針”，蘇共25屆代表大會，莫斯科;1976年;第401頁)。

　　蘇聯的合同法現在基本上與正統資本主義國家的合同法相似，即違反合同的企業（例如，未能按商定的質量交付商品，或未能按商定的日期交付商品）應向因違反合同而受害的企業支付違約金：

　　“在工作不佳的情況下，應該實施經濟制裁，比如對延遲交貨處以罰款。”

　　(V.Trapeznikov:“企業靈活經濟管理”，載于《真理》，1964年8月17日，M.E.夏普(主編):同前，第1卷;第197頁)。

　　“未能滿足交付條款應涉及巨額罰款”

　　(E.G.Liberman:《再論計劃、利潤和獎金》，載于《真理》，1964年9月20日，M.E.夏普(主編):同前第1卷;第215頁)。

　　“建議在企業或組織不履行交付貨物的合同義務的情況下，增加企業的物質責任，這樣，作為一項規則，有罪的一方將賠償所造成的任何損失。

　　(A.N.柯西金:《論改進工業管理、完善規劃和提高工業生產中的經濟激勵》，載于《消息報》，1965年9月28日，載于:M.E.Sharpe Ed.:op.cited, Volume 2; p.25.)

　　“工業自給自足的發展還表現在增加罰款金額，并責成有責任的企業用自己的成本核算資源充分賠償所造成的損害。對于因運輸機構過失而造成的損失，也采用了同樣的程序。”

　　(P.G.Bu nich:“計劃和刺激的方法”，載于《蘇聯經濟改革:進展和問題》，莫斯科;1972年;第53頁)

　　國家通過“經濟杠桿”影響經濟發展方向的一種方法當然是參與市場，但這種參與是有限的：

　　“大部分工業企業不向國家銷售產品，而是向其他工業企業或貿易組織銷售，這代表了國內市場的主要部分。

　　(B.蘇哈列夫斯基:“企業和物質刺激”，載于《經濟公報》，1965年第49期，M.E.夏普(主編):同前，第2卷;第212頁。)

　　然而，國家壟斷了軍火市場，并在建筑業(公共建筑、學校、醫院、劇院等)市場占有相當大的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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