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沒有戰爭，資本主義國家就會有經濟困難。我們的門是開著的，幾年

　　以后，英、美、西德、日本等都將與我們做生意的。他們有技術，我們

　　需要技術，他們的經濟有困難，就會向我們出口技術了。”

　　話說1956年9月15日下午2時，中國共產黨第8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隆重開幕。會場主席臺中央破例沒有懸掛毛澤東的畫像。出席大會的代表共1026名，候補代表107名，代表著全黨1073萬黨員。

　　蘇聯、南斯拉夫、法國、意大利等59個國家的共產黨、工人黨、勞動黨和人民革命黨的代表團，國內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中央國家機關、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人民團體的負責人，應邀列席了會議。

　　宋慶齡、黃炎培等應毛澤東之邀，在主席臺上就坐。宋慶齡激動地說：“這是我畢生中感到最光榮和最愉快的事。”

　　在熱烈的掌聲中，毛澤東宣布大會開幕，并致開幕詞。他說：

　　同志們：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現在開幕了。（全體起立，長時間地熱烈鼓掌）

　　從我們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的11年間，在全中國和全世界，為了共產主義和人類解放事業而英勇奮斗和辛勤工作，因而付出了自己生命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我們應當永遠紀念他們。（全體起立，默哀）

　　我們這次大會的任務是：總結從七次大會以來的經驗，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斗。（熱烈鼓掌）

　　在七次大會以來的11年中，我們在一個地廣人多、情況復雜的大國內，徹底地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決定性的勝利。在兩個革命的實踐中，證明了從七次大會到現在，黨中央委員會的路線是正確的，我們的黨是一個政治上成熟的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熱烈鼓掌）

　　我們的黨現在比過去任何時期都更加團結，更加鞏固了。（熱烈鼓掌）

　　我們的黨已經成了團結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核心力量。（熱烈鼓掌）

　　我們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績。我們的工作是做得正確的，但是也犯過一些錯誤。在這次大會上，需要把我們工作中的主要經驗，包括成功的經驗和錯誤的經驗，加以總結，使那些有益的經驗得到推廣，而從那些錯誤的經驗中取得教訓。

　　就國內的條件來說，我們勝利的獲得，是依靠了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并且廣泛地團結了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為了進行偉大的建設工作，在我們的面前，擺著極為繁重的任務。雖然我們有一千多萬黨員，但是在全國人口中仍然只占極少數。在我們的各個國家機關和各項社會事業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黨外的人員來做。如果我們不善于依靠人民群眾，不善于同黨外的人員合作，那就無法把工作做好。在我們繼續加強全黨的團結的時候，我們還必須繼續加強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團結，繼續鞏固和擴大我們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必須認真地糾正在任何工作環節上的任何一種妨害黨同人民團結的不良現象。

　　在國際范圍內，我們勝利的獲得，是依靠了以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社會主義陣營的支持，（熱烈鼓掌）以及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熱烈鼓掌）

　　現在，國際形勢的發展對于我國的建設事業是更加有利了。我國和各社會主義國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國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渴望戰爭、不要和平的，僅僅是少數帝國主義國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略發財的壟斷資本集團。由于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的不斷努力，國際的局勢已經趨向和緩。（鼓掌）

　　為了爭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們必須進一步地發展同社會主義陣營中各個兄弟國家的友好合作，（熱烈鼓掌）并且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加強團結。（熱烈鼓掌）

　　我們必須爭取同一切愿意和我們和平相處的國家，在互相尊重領土主權和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以及世界上一切國家的和平運動和正義斗爭，我們都必須給以積極地支持。（熱烈鼓掌）

　　我們堅決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蘇伊士運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動，堅決反對任何侵犯埃及主權和對于埃及實行武裝干涉的企圖。（熱烈鼓掌）

　　我們必須使帝國主義的制造緊張局勢和準備戰爭的陰謀徹底破產。（長時間的熱烈鼓掌）

　　我國的革命和建設的勝利，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密切地聯系起來，這是我們黨的一貫的思想原則。許多年來，特別是從1942年整風運動以來，我們在加強黨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方面，做了許多工作。現在，比起整風運動以前，我們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水平，已經提高了一步。但是我們還有嚴重的缺點。在我們的許多同志中間，仍然存在著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和作風，這就是：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工作上的官僚主義和組織上的宗派主義。這些觀點和作風都是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是不利于黨內和黨外的團結的，是阻礙我們事業進步、阻礙我們同志進步的。必須用加強黨內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們隊伍中的這些嚴重的缺點。（鼓掌）

　　十月革命以后，列寧給蘇聯共產黨提出了這樣的任務：學習，再學習。蘇聯的同志們，蘇聯的人民，按照列寧的指示做了。他們在不長的時間內，取得了極其燦爛的成就。（長時間的熱烈鼓掌）

　　蘇聯共產黨在不久以前召開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又制定了許多正確的方針，批判了黨內存在的缺點。可以斷定，他們的工作，在今后將有極其偉大的發展。（長時間的熱烈鼓掌）

　　我們現在也面臨著和蘇聯建國初期大體相同的任務。要把一個落后的農業的中國改變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的中國，我們面前的工作是很艱苦的，我們的經驗是很不夠的。因此，必須善于學習。要善于向我們的先進者蘇聯學習，（鼓掌）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國家學習，（鼓掌）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黨學習，（鼓掌）要善于向世界各國人民學習。（鼓掌）

　　我們決不可有傲慢的大國主義的態度，決不應當由于革命的勝利和在建設上有了一些成績而自高自大。國無論大小，都各有長處和短處。即使我們的工作得到了極其偉大的成績，也沒有任何值得驕傲自大的理由。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我們應當永遠記住這個真理。（熱烈鼓掌）

　　同志們，我和大家都相信：已經得到解放的中國人民的力量是無窮無盡的，我們又有偉大的盟國蘇聯和其他兄弟國家的援助，（鼓掌）我們又有世界上一切兄弟黨的支持，（鼓掌）又有世界上一切同情者的支持，（鼓掌）我們并沒有孤立的感覺，這樣，我們就一定能夠一步一步地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熱烈鼓掌）

　　我們這次大會，對于我國的建設事業的前進，將要起很大的推動作用。（鼓掌）

　　今天在座的有五十幾個國家的共產黨、工人黨、勞動黨和人民革命黨的代表。（長時間的熱烈鼓掌）他們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們和我們有一種共同的語言。（鼓掌）他們走了很長的路程來到我國，以崇高的友誼參加我們黨的這次代表大會。這對于我們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和支持。（熱烈鼓掌）我們對他們表示熱烈的歡迎。（全體起立，長時間的熱烈鼓掌）

　　今天在座的還有我們國內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熱烈鼓掌）他們是和我們一道工作的親密的朋友。（鼓掌）他們一向給了我們很多的幫助。（鼓掌）我們對他們表示熱烈的歡迎。（全體起立，長時間的熱烈鼓掌）

　　這篇開幕詞總共不到3000字，與會者熱烈鼓掌竟多達34次。

　　毛澤東在開幕詞中多次提到民主黨派和堅持統一戰線的方針，黃炎培情不自禁地即席作七絕4首，題為《東方紅遍環瀛》，祝賀共產黨“八大”的召開。其中第4首詩云：

　　天安國慶延佳節，萬水千山念苦辛。杖策延安如昨夢，《東方紅》已遍環瀛。

　　在會議休息時，一些代表走到毛澤東面前，稱贊開幕詞寫得簡短有力、鼓舞人心。毛澤東說：

　　“這不是我寫的，是個年輕秀才寫的，此人是我的秘書，叫田家英。”

　　前邊已經說過，這篇開幕詞是毛澤東和陳伯達、田家英、胡喬木以及書記處諸人集體創作的結果，毛澤東之所以這樣說，是有意提攜和鼓勵田家英。眾所周知，毛澤東是寫文章的大手筆，他在會議上所作的報告以及他的所有文章，從來不讓別人代筆，都是他親自動手寫的。這篇開幕詞應該說是他一生中的唯一的一個例外。當然，田家英功不可沒，開幕詞中那一句“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的確是田家英的得意之筆，也是毛澤東很喜歡的一句話。

　　再說毛澤東致詞后，宋慶齡也在大會上致詞說：

　　“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我們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將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終于會成為全世界的一種通行的社會制度。”

　　接下來，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報告》。《政治報告》中說：

　　“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革命的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了，新的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斗爭的任務已經變為保護社會生產力的順利發展。”“在革命戰爭中行之有效的經驗，不能夠用于新中國的經濟建設。”

　　早在政治報告起草時，薄一波說，稿子只寫了反對保守主義，沒有寫反對冒險主義，有片面性。他建議作為中共中央的政治報告，兩種傾向都應當提到。劉少奇認為薄一波的意見很好，就把反對冒險主義也加進去了。

　　《政治報告》中僅僅有4次提到毛澤東的名字。報告反復強調的是加強黨的集體領導。早在1945年中共中央“七大”上，劉少奇在他的報告中曾經有105次提到了毛澤東的名字。

　　9月15日晚，中共“八大”主席團舉行會議，選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康生、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張聞天、彭德懷、林彪、鄧小平13人組成大會主席團常務委員會。

　　9月16日，鄧小平在“八大”會議上作了《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

　　《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強調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反對個人崇拜，反對突出個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

　　鄧小平報告結束后，周恩來作了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第2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報告。

　　此后，大會對3個報告進行了熱烈討論。朱德、陳云、董必武、彭德懷、陳毅、李富春、薄一波、羅瑞卿等68人在大會上作了發言，還有45人提交了書面發言。

　　羅瑞卿的發言內容是《我國肅反運動的主要情況和若干經驗》。毛澤東對羅瑞卿的發言很滿意，帶頭為羅瑞卿鼓掌。

　　9月17日下午，毛澤東在周恩來陪同下，接見了埃及首任駐華大使哈桑·拉加卜，接受了拉加卜遞交的國書，并致答詞說：

　　“你們收回蘇伊士運河是一個很好的開始，納賽爾總統最近最好不要到沒有警戒的地方去，因為帝國主義的計劃失敗后，他們會采取各種手段，像暗殺等等。西方國家罵納賽爾總統是個野心家，是個希特勒，說他想統治阿拉伯世界。但是，我們認為，納賽爾總統是亞非地區的民族英雄，因此，帝國主義才不喜歡他。

　　據我看，美國也同意埃及收回蘇伊士運河。它不會幫助英國從埃及手里把運河奪回去，這樣對美國也有好處。美國另外有它的目的。對美國說來，運河在英、法手里和在埃及手里沒有什么區別。它本來就不期望實現杜勒斯計劃。美國是想借此機會把英、法從中東趕出去，以便建立它自己的勢力范圍。蘇聯、阿拉伯國家、印度和科倫坡國家都支持埃及，有蘇聯在，英國、美國、法國就不敢輕易行動。”

　　毛澤東請哈桑·拉加卜大使轉告納賽爾：

　　“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將盡一切可能支持埃及人民維護蘇伊士運河主權的英勇斗爭，我們的幫助沒有任何條件。你們有什么需要，只要我們能力所及，一定幫助。我們對你們的幫助，你們能還就還，不能還就算了，我們可以給無代價的援助。當然，埃及是個有民族自尊心的國家，如果接受我們的援助還是要還，那么現在可以記賬，以后再說，或者過了100年以后再還吧。埃及現在遭受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我們也經歷過這種封鎖，深知埃及人民的艱苦。中國在抗美援朝時，花了不少錢，死了不少人，現在沒有戰爭了，可以盡力幫助埃及。”

　　9月17日這一天，毛澤東給黃炎培寫了一封回信。

　　此前，黃炎培在9月9日將老朋友張叔通所作的書畫冊送給了毛澤東，并附信說：“‘八大’快要召開了，這一時期緊張得很。希望緩和些緊張，謹奉上書畫冊一本，公余瀏覽一下，可能增進些神情的瀟灑。這書畫冊，是一位80歲老畫師一年畫成，每幅自加跋語的。我在這上邊寫了一首長古，為他介紹，他和我是新聞記者同事20年，他在抗日時期，吃了很大的苦，他的愛國熱情是可敬的。他能畫而很少作畫，惜墨如金，最近為了農村和工商界對領導上一片頌聲而作。最近工商界接受種種新的措施，特別是5厘定息，大、中、小皆大歡喜。他是本著極高度誠意而寫出來，特代陳，乞賜教；我的詩附求賜教！”

　　毛澤東在復信中寫道：

　　“畫冊、敘詩和另詩3首均已收到，十分感謝！張先生是否生活上有困難？是否愿意接受援助，請便告知。”

　　黃炎培收到毛澤東的回信后，復信毛澤東，告知張叔通生活窮困，其所在的江蘇省文史館每月只給他生活費50元，黃炎培認為如果政府給他更多的照顧的話，他會接受的。

　　后來在12月16日，毛澤東致信黃炎培，委托他轉送給張叔通500元。

　　９月18日下午6時，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會見蘇聯共產黨代表團米高揚、波諾馬廖夫、尤金等，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鄧小平、王稼祥在座。雙方就兩黨處理黨內關系的經驗教訓，并準備共同幫助兄弟黨解決黨內矛盾、增強團結的問題，交換意見。

　　毛澤東說：

　　“對黨內犯錯誤的人，應該采取什么態度呢？我們說，犯了錯誤，還是要給他工作做，還是要給他飯吃，不能一棒子打倒，要給他改正錯誤的機會。”

　　米高揚說：

　　“您講的對待犯錯誤的人應該采取的這種正確的態度，我在1949年來中國時，就曾聽您說過，當時給我的印象很深刻。我回到蘇聯后，曾經一字不掉地對斯大林講過。可是，當我說完了以后，斯大林并不作聲。他的辦法同您的相反。我知道，他是不以為然的。”

　　毛澤東說：

　　“當國內只有一個黨的時候，更應注意聽取反面的意見。”

　　這其間，彭德懷和米高揚有一段對話，彭德懷說：

　　“米高揚同志，為什么斯大林生前你們都喊他天才、英明、萬歲，可他死后你們又罵他漆黑一團？他的錯誤既然那么嚴重，為什么不在他生前提意見，人死了才算舊賬？他還能聽得到能改正嗎？”

　　米高揚說：

　　“當時誰敢提呀。”

　　彭德懷說：

　　“這是對黨對人民對領袖負責的態度嗎？”

　　米高揚說：

　　“誰提了誰就要掉腦袋。”

　　彭德懷說：

　　“怕死還當什么共產黨員！”

　　是日晚10時，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會見朝鮮勞動黨代表團崔庸健等，劉少奇、彭德懷、鄧小平、聶榮臻、王稼祥、李克農在座。毛澤東就黨內團結問題，黨內發揚民主問題，談了意見。他說：

　　“黨內如果有不同的意見，應該展開爭論，取得一致的看法，或者進行表決，少數服從多數，同時應該允許那些少數同志保留他們不同的意見。”

　　此后一個時期，毛澤東幾乎每天下午或晚上都要像這天一樣，會見一些兄弟黨代表團，一天一般是兩個代表團，有時是3個。每次會見，少則1個多小時，多則3個小時。據不完全統計，他先后一共會見了29個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團。會見結束后，他又常常接著召開“八大”主席團常委會和各代表團團長會議，直至深夜，其緊張而繁重的工作情況由此可知。

　　9月19日下午，毛澤東出席中共“八大”全體會議。大會休息時，他和周恩來會見希臘共產黨代表團和巴西共產黨代表團。

　　9月21日晚7時，毛澤東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等，在北京飯店出席中共“八大”主席團招待55個國家的兄弟黨代表團、代表和觀察員的宴會。“八大”主席團全體人員，七屆中委和候補中委，中央各部門負責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作陪。

　　是日晚10時40分，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主持召開中共“八大”主席團常委擴大會議，討論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候選人名單。

　　９月22日下午2時，毛澤東在政協禮堂休息室會見意大利共產黨代表團斯科奇馬羅、拉約洛，王稼祥在座。談到斯大林問題時，毛澤東說：

　　“斯大林的錯誤，有它的歷史和社會根源，但主要應從主觀認識上找根源。蘇聯在階級消滅以后，當國家機構的職能喪失了十分之九時，當階級斗爭已經沒有或已經很少的時候，仍找對象，大批抓人殺人，繼續行使它們的職能。客觀形勢已經發展了，社會已從這一個階段過到另一個階段，這時階級斗爭已經完結，人民已經用和平的方法來保護生產力，而不是通過階級斗爭來解放生產力的時候，但是在思想上卻沒有認識這一點，還要繼續進行階級斗爭，這就是錯誤的根源。斯大林的錯誤還是小部分，七分是正確的，三分是錯誤的，也許還比三分少些，只有一分到二分。看歷史問題是要時間，需要幾十年，甚至幾百年。”

　　９月23日下午2時40分，毛澤東在政協禮堂休息室會見德國統一社會黨代表團烏布利希等，劉少奇、王稼祥在座。烏布利希說：

　　“第8次黨代會對我們有很大教育意義，不僅了解了中國，并且對我們是一種鼓勵和支持。你們在經濟、哲學問題的提法上很有趣。”

　　毛澤東說：

　　“要互相參考。只可參考，不可硬搬，好像我們不能硬搬蘇聯一樣，硬搬就危險，我們曾經硬搬而吃了大虧。”

　　烏布利希說：

　　“我們的道路相同，而走法不一樣。”

　　毛澤東說：

　　“方向是一個，內容是一個，是社會主義的內容，民族的形式。”“共產國際很長時期犯了很大錯誤，把我們的革命搞掉了90%。共產國際解散了，就搞出一個新中國來。我們不是不相信馬列主義，而是更相信了。共產國際搞教條主義，情報局又搞教條主義，教條主義就不是馬列主義。”

　　是日下午5時，毛澤東在政協禮堂休息室會見英國共產黨代表團波立特等，劉少奇、王稼祥、劉寧一在座。在講到斯大林的錯誤時，波立特說：

　　“你們那篇文章（指《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筆者注）是共產主義運動中關于斯大林問題的最好文章，是對共產主義的偉大貢獻。”

　　毛澤東說：

　　“在斯大林時期，階級沒有了，社會已進入了沒有階級的社會，反革命更少了，但斯大林的思想仍停留在舊社會的時代。我認為這樣才能夠解釋他的錯誤，即是認識的錯誤，認識不符合客觀事實。”

　　他還說：

　　“我們的勝利只有7年。我們的政權專政的職能，即對反革命分子的專政，只剩下10%了。由于沒有這樣多的反革命分子，所以專政的范圍縮小了。”“現在我們的任務是解放生產力。生產力首先需要人。要人們不恐慌，要黨內不恐慌，要民主黨派不恐慌，要全國人民不恐慌。其次，是保護生產力。”

　　9月24日晨5時，毛澤東致信楊尚昆，要他通知各代表團團長和各小組組長，立即閱讀由陳伯達、胡喬木起草的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草案，并于下午2時以前，各小組開會討論一次，由秘書處將修改意見匯總送交胡喬木，再作修改。

　　9月24日下午3時，毛澤東在政協禮堂會見了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維塞林諾夫等人，王稼祥在座。據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毛澤東外交文選》中的《吸取歷史教訓，反對大國沙文主義》一文，毛澤東在此次會見中的談話，全文如下：

　　我們歡迎你們來到中國。你們來，我們很高興。我們得到你們的支持，得到各國兄弟黨的支持。當然，我們也支持你們，支持所有的兄弟黨。現在世界上馬列主義的共產黨的陣線，不管是在取得勝利的地方，或者是在尚未取得勝利的地方，都是團結一致的。但是也有過不團結的時候。我們有對不起你們的地方。過去聽了情報局的意見，我們雖然沒有參加情報局，但對它也很難不支持。這是1948年的事。1948年情報局罵你們是劊子手、希特勒分子，對那個決議我們沒表示什么。1948年我們寫過文章批評你們。其實也不應該采取這種方式，該和你們商量。假如你們有些觀點是錯了，可以向你們談，由你們自己來批評，不必那樣急。反過來，你們對我們有意見，也可以采取這種辦法，采取商量、說服的辦法。在報紙上批評外國的黨，成功的例子很少。這次事件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來說，是取得了一個深刻的歷史教訓。你們吃了虧，但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說來，卻取得了犯錯誤的教訓。要充分認識這個錯誤。

　　你們承認新中國，我們沒有回答，也沒有反對。當然我們不能也不應該反對，而且也沒有理由反對。英國帝國主義承認我國的時候，我們都沒有反對，你們社會主義國家承認的時候，又有什么理由反對呢?

　　那時沒有回答你們，也有一個原因，就是蘇聯朋友不愿意我們和你們建交。那么中國是不是獨立國呢？當然是獨立國。既然獨立，為何要聽他們的話呢？同志！那時蘇聯提出這樣的意見，我們不同意也很難辦。當時有人說世界上有兩個鐵托，一個在南斯拉夫，一個在中國。當然沒有作出決議說毛澤東就是鐵托。我對蘇聯同志講過，你們懷疑我是半個鐵托，現在他們不承認。從何時起才摘下半個鐵托的帽子呢？從抗美援朝打擊了美帝國主義以后，才摘下了這個帽子。

　　過去的王明路線，實際上就是斯大林路線。它把當時我們根據地的力量搞垮了90%，把白區幾乎搞垮了100%。少奇同志在‘八大’的報告中也談到這一點。為什么不公開說明這就是斯大林的路線呢？這也有原因。蘇聯可以公開批評斯大林，我們公開批評就不那么好。我們應該和蘇聯搞好關系。也許過一些時候可能公開提出。世界上的事總是這樣，事實就是事實。那時第三國際做了許多錯事。第三國際前后兩段還好，中間有一大段不好：列寧在世的時候好，后來季米特洛夫負責的時候也較好。中國第一次王明路線搞了4年，對中國革命的損失最大。王明現在在莫斯科養病，我們還要選他當中央委員。他是我們黨的教員，是教授，無價之寶，用錢都買不到的。他教育了全黨不能走他的路線。這是我們第一次吃斯大林的虧。

　　第二次是抗日戰爭的時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見斯大林的，他能講俄文，很會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國來。過去他搞“左”傾，這次則搞右傾。在和國民黨合作中，他是“梳妝打扮，送上門去”，一切都服從國民黨。他提出了六大綱領，推翻我們黨中央的十大綱領，反對建立抗日根據地，不要自己有軍隊，認為有了蔣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們糾正了這個錯誤。蔣介石也“幫助”我們糾正了錯誤。王明是“梳妝打扮，送上門去”，蔣介石則是“一個耳光，趕出大門”。蔣介石是中國最大的教員，教育了全國人民，教育了我們全體黨員。他用機關槍上課，王明則用嘴上課。

　　第三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和羅斯福、丘吉爾開會，決定把中國全部都給美國，給蔣介石。當時從物質上和道義上，尤其是道義上，斯大林都沒有支持我們共產黨，而是支持蔣介石的。決定是在雅爾塔會議上作出的。斯大林把這件事告訴了鐵托，在鐵托自傳中有這段談話。

　　共產國際解散后我們比較自由些。這以前，我們已經開始批評機會主義，開展整風運動，批評王明路線。整風實際上也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國際在指導中國革命問題上的錯誤，但是關于斯大林和第三國際我們是一字未提。不久的將來也許要提。過去不提的原因有二：一、既然中國人聽了他們的話，那么中國人自己就應該負責。誰叫我們去聽他們的話呢？誰叫我們去犯“左”傾、右傾的錯誤呢？有兩種中國人：一種是教條主義者，他們就聽斯大林那一套；另一種中國人就不聽那一套，并且批評教條主義者。二、我們和蘇聯的關系中不愿引起不愉快。第三國際沒有檢討這些錯誤，蘇聯也沒有提到這些錯誤，我們提出批評就會同他們鬧翻的。

　　第四次，就是說我是半個鐵托或準鐵托。不僅蘇聯，就是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非社會主義國家中，都有相當一些人曾經懷疑中國是否真正的革命。

　　你們可能不很了解，為什么現在中國還掛斯大林的像。莫斯科的同志通知我們，他們不掛斯大林的像了，游行的時候只拿列寧及其他活著的領袖的像，當然沒說也讓中國照辦。我們很為難。斯大林的4條錯誤，中國人民并不知道，就我們整個的黨來說也是不知道的。這和你們的情況不同，你們的事人民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我們黨內知道兩次王明路線的錯誤，但人民并不知道這是來自斯大林的錯誤。至于斯大林不讓中國革命和懷疑我是半個鐵托的錯誤，只有我們黨中央知道。

　　我們支持蘇聯作為中心，這對社會主義運動有利。這一點你們也許不同意。赫魯曉夫批評斯大林，你們從上到下都歡迎，而我們就不同，我們人民不滿意。因此，中國不掛斯大林像不行。過去我們游行中拿著馬、恩、列、斯的像，拿著幾個中國人——毛、劉、周、朱的像和兄弟黨領袖的像。現在我們采取了“打倒一切”的辦法：誰的像都不拿。今年“五一”波波維奇大使在北京，你看游行時不是沒有拿像嗎？但是有5個死人——馬、恩、列、斯、孫的像，和一個活人——毛澤東的像，還掛著。掛就掛吧。你們南斯拉夫人可能說，蘇聯都不掛斯大林的像了，你們中國人還掛。

　　到現在還有人懷疑我們社會主義建不成功，說我們是假共產黨，那又有什么辦法呢？這些人吃完飯，睡完覺，就在那里宣傳，說什么中國黨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中國建不成社會主義，要建成那才怪呢！看吧，中國也許要變成一個帝國主義，除了美、英、法帝國主義以外，又出現了第4個帝國主義——中國！現在中國沒有工業，沒有資本，可是過100年以后，那才厲害呢！成吉思汗復活，歐洲又要吃虧，也許要打到南斯拉夫去！要防范“黃禍”呀！絕不會如此！中國黨是個馬列主義的政黨，中國人民是愛好和平的。我們認為，侵略就是犯罪，我們不侵犯別人一寸土、一根草。我們是愛好和平的，是馬克思主義的。

　　在國際上，我們反對大國主義。我們工業雖少，但總算是大國，所以就有些人把尾巴翹起來。我們就告訴這些人“不要翹尾巴，要夾緊尾巴做人”。我小的時候，我的媽媽就常常教育我“夾緊尾巴做人”。這句話很對，現在我就時常對同志們講。

　　在國內，我們反對大漢族主義。這種傾向危害各民族的團結。大國主義和大漢族主義都是宗派主義。有大國主義的人，只顧本國的利益，不顧人家。大漢族主義，只顧漢族，認為漢族最高級，就危害少數民族。

　　以前有人認為，中國人不愿和別人友好，要和蘇聯分裂，要成為禍害。現在，在社會主義國家里，這樣的人少了，從抗美援朝起開始減少。而帝國主義則不同了，中國愈強大，他們就愈怕。但他們也知道中國工業不發達，只靠人多力量大，沒什么可怕。他們第一怕蘇聯，第二才怕中國，怕我們的政治，怕我們在亞洲起影響。所以他們就經常說，中國不得了，將要侵略，等等。

　　我們非常謹慎小心，不盛氣凌人，遵守五項原則。我們自己曾是被欺侮的，知道受欺侮的滋味不好受。你們可能也有同感吧？

　　關于中國的前途，就是搞社會主義。要使中國變成富強的國家，需要50到100年的時光。現在已不存在障礙中國發展的力量。中國是一個大國，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對人類的貢獻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將來這種狀況會改變的，可是這已不是我這一輩的事，也不是我兒子一輩的事。將來要變成什么樣子，是要看發展的。中國也可能犯錯誤，也可能腐化，由現在較好的階段發展到不好的階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階段發展到較好的階段。當然即便不好總不會像蔣介石時代那樣黑暗，是辯證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這樣曲折地發展下去。

　　腐化、官僚主義、大國主義、驕傲自大，中國都可能犯。現在中國人有謙虛的態度，愿意向別人學習，這也是有原因的，我們沒有本錢：一、我們原先沒有馬列主義，這是學別人的；二、我們沒有十月革命，是在十月革命32年以后才在1949年取得革命勝利的；三、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們是一個支隊，不是主力軍；四、我們沒有工業化，主要是農業和破破爛爛的手工業。因此，就是有人想翹尾巴，也沒有本錢，頂多翹一兩公尺。但是我們要預防將來，10年、20年以后就危險了，40年、50年以后就更危險了。

　　同志們，我勸你們也要注意這一點。你們工業化程度比較高，發展比較快，斯大林整了你們，但是有理的是你們，真理在你們這一方面。這都可能成為你們的包袱。

　　上面講的斯大林對我們犯的4條錯誤，也可能變成為我們的包袱。中國過幾十年在工業化后，翹尾巴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你們回去以后，請告訴你們的下一代，將來中國如果翹尾巴，翹到一萬公尺以上，就批評它。要監督中國，要全世界都來監督中國。那個時候我就不在了，去找馬克思開代表大會了。

　　我們過去對不起你們，欠了你們的賬。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我們寫過文章批評你們，為什么現在還要沉默呢？在批評斯大林以前，有些問題不能說得這樣清楚。過去我和波波維奇談話時只是說：蘇聯不批評斯大林，我們就不好批評；蘇聯不與南斯拉夫恢復關系，我們也不好和你們建交。現在就可以講了，關于斯大林的4條錯誤，我就和蘇聯朋友講過，和尤金講過，將來見到赫魯曉夫時也要對他講。你們是同志，所以也和你們講了，但是現在還不能登報，不能讓帝國主義知道。以后也許有一兩條錯誤要公開講的。我們和你們不同，你們在鐵托自傳中提到斯大林的錯誤，因為你們和蘇聯斷絕了關系。

　　斯大林提倡辯證唯物主義，有時也缺乏唯物主義，有點形而上學；寫的是歷史唯物主義，但做的常是歷史唯心主義。他有些做法走極端，個人神化、使人難堪等等，都不是唯物主義的。

　　我在見到斯大林之前，從感情上說對他就不怎么樣。我不太喜歡看他的著作，只看過《論列寧主義基礎》、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長文章、《勝利沖昏頭腦》等。他寫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文章我更不愛看。他和列寧不同，列寧是把心給別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則站在別人的頭上發號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這種氣氛。我見到他以后就更不高興了，在莫斯科的時候和他吵得很厲害。斯大林有脾氣，有時沖動起來，講一些不大適當的話。

　　我曾寫過一些歌頌斯大林的文章，一共3篇：一篇是在延安慶祝他60壽辰時寫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詞，第三篇是他死后《真理報》要我寫的。我向來不愿祝賀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賀我。但到莫斯科去祝壽，不歌頌他，還能罵他不成？他死后，蘇聯需要我們的支持，而我們也要支持蘇聯，就寫了那篇歌功頌德的文章。這不是對斯大林個人的，而是對蘇聯黨的。延安的那篇文章，我拋掉了個人感情，把他當做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那篇文章還比較有生氣，其他兩篇不是出于內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人的生活就是這樣矛盾的，感情上不愿寫，但理智上不這樣不行。

　　莫斯科批評斯大林以后，我們就可以講這些情況了。今天把他的4條錯誤講給你們聽了，但是為了和蘇聯保持關系，不便在報紙上公開講。在赫魯曉夫的報告中關于斯大林對我們犯的錯誤，只提到一個糖廠的問題，所以我們還不便公開講。矛盾的事情還是有的。

　　蘇聯一般來說，總的是好的。他們有4個好：馬列主義、十月革命、主力軍、工業化。他們也有陰暗面，有些錯誤。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敵人利用對斯大林的批評在全世界展開攻勢，我們應該支持蘇聯。他們的錯誤是會糾正的。對南斯拉夫的錯誤已由赫魯曉夫糾正了。對于王明的錯誤，他們已經了解了，而過去我們批評王明，他們就不愿意。他們也取消了“半個鐵托”的帽子，一共取消了一個半鐵托。取消了給鐵托戴的帽子，我們很高興。

　　對斯大林的批評，我們人民中有些人還不滿意。但是這種批評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義，揭開了蓋子，這是一種解放，是一場“解放戰爭”，大家都敢講話了，使人能想問題了。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自由、平等、博愛，是資產階級的口號，而現在我們反而為它斗爭了。是父子黨，還是兄弟黨？過去是父子黨，現在有些兄弟黨的味道了，但也還有些父子黨的殘余。這也是可以理解的，殘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去掉蓋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獨立思考。現在有點反封建主義的味道。由父子黨過渡到兄弟黨，反對了家長制度。那時的思想控制很嚴，勝過封建統治。一句批評的話都不能聽，而過去有些開明君主是能聽批評的。你們南斯拉夫想來也有過這樣的君主，別人指著鼻子罵他都行。資本主義社會就比封建時代進了一步，美國兩黨——共和黨和民主黨可以相互罵架。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想些辦法。當然，沒有集中和統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統一對我們有利，使我們在短期內能實現工業化，能對付帝國主義。但這也有缺點，就在于使人不敢講話，因此要使人有講話的機會。我們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慮這些問題。

　　我國很少有人公開批評我，我的缺點和錯誤人們都原諒。因為我們總是為人民服務的，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我們雖然也有命令主義、官僚主義，但是人民覺得我們做的好事總比壞事多，因此人民就多予歌頌，少予批評。這樣就造成偶像，有人批評我，大家就反對他，說是不尊重領袖。我和中央其他同志平均每天都能收到300封信，其中總有幾封信是批評我們的，但這都不署名，或署假名。他們并不怕我整他，而是怕周圍的人整他。

　　你們提到的《論十大關系》，這是我和34個部長進行一個半月座談的結果。我個人能提出什么意見呢？我只是總結了別人的意見，不是我的創造。制造任何東西都要有原料，也要有工廠。但我已不是一個好工廠了，舊了，要改良，要重新裝備，像英國的工廠需要改裝一樣。

　　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龍套。你們看，這次黨代表大會上我就是跑龍套，而唱戲的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同志。

　　９月24日晚，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主持召開中共“八大”主席團常委和各代表團團長會議，討論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草案。

　　9月25日下午，毛澤東會見了拉丁美洲一些國家黨的代表團（參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他在談話中說：

　　“美帝國主義是你們的對頭，也是我們的對頭，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對頭。美帝國主義要干涉我們比干涉你們是困難一些。美國離我們很遠，這是一種因素。但是，美帝國主義的手伸得很長，伸到我國的臺灣，伸到日本、南朝鮮、南越、菲律賓等地。美國在英國、法國、意大利、冰島、西德都駐了兵，在北非和中近東也有它的軍事基地。它的手伸到全世界。它是一個世界性的帝國主義。它是全世界人民的反面教員。全世界人民要團結起來，互相幫助，在各個地方砍斷它的手。每砍斷它的一只手，我們就舒服一點。”

　　接著，毛澤東重點講述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些經驗、教訓，最后強調說：

　　“共產黨人不要怕犯錯誤。錯誤有兩重性。錯誤一方面損害黨，損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員，很好地教育了黨，教育了人民，對革命有好處。失敗是成功之母。失敗如果沒有好處，為什么是成功之母？錯誤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過來。這是馬克思主義。‘物極必反’，錯誤成了堆，光明就會到來。”

　　9月25日晚8時45分，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同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談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草案。

　　是日晚11時，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同劉少奇、周恩來、陳云、彭真、鄧小平交談會見各兄弟黨的情況。

　　９月26日下午2時，毛澤東出席中共“八大”全體會議。會議選舉了中央委員；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1945年寫進中國共產黨黨章中的“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這句話，在新黨章中刪去了。整個“八大”都沒有再提“毛澤東思想”。

　　下午4時15分，毛澤東在政協禮堂休息室會見保加利亞共產黨代表團于哥夫等，王稼祥在座。談到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時，毛澤東說：

　　“季米特洛夫同志給我們的印象很深，這是一位好同志，對同志關系好，沒有教條主義，沒有命令主義，不強迫別人接受他的意見。他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報告很好。”

　　毛澤東問：

　　“你們覺得我們這個大會怎樣？”

　　于哥夫說：

　　“提出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值得我們研究。”

　　毛澤東說：

　　“時間開的太長了，砍掉一半就好了。主要是總結一些經驗。十一年（從1945年的“七大”到這次“八大”——筆者注）時間是很長，斗爭很豐富。這次大會的空氣，是反映人民的希望，建設工業。”

　　9月26日晚10時30分，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主持召開“八大”主席團常委會，討論政治報告決議草案和新一屆政治局委員候選人名單。這次會議一直開到27日凌晨1時55分才結束。

　　9月27日凌晨2時，毛澤東在決議草案的封面上給胡喬木寫了一個批示：

　　“照此付印，付翻譯。我在第5頁上加了‘各人民民主國家’幾個字。”

　　是日下午1時10分至1時50分，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

　　就在這個期間，陳伯達、胡喬木急急忙忙將經過修改的政治報告決議稿送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見決議稿上又增加了一句話：“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此時離“八大”閉幕式開會只有1個小時了，他略一沉吟，就同意印發了。

　　關于決議中臨時增加的這一句話，據胡喬木在1980年10月9日回憶說：“這個問題是陳伯達提出的，陳伯達找了康生，這時大會已經快閉幕了。他們商量了一個修改的意思，把我找去。陳伯達搬出列寧的《落后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這篇文章的一些話作為依據，說明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問題。然后我和陳伯達去找毛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給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他說，好，趕快去印。”

　　據參加決議起草工作的鄧力群回憶說：“我記得，大概是（‘八大’閉幕）兩個星期以后，毛主席對這個問題提出懷疑。他說列寧講的是亞洲與歐洲比較，你們講的是自己與自己比。陳伯達向我們傳達過毛主席講的這個意思。”

　　９月27日下午2時，毛澤東出席中共“八大”閉幕式。

　　會議選舉中央候補委員。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批準劉少奇代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所作的政治報告；會議還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

　　在剛剛產生的第八屆中央委員會中，有97位中央委員和73位中央候補委員。

　　王明、李立三均當選為中央委員。

　　此前，李立三在“八大”上將自己準備發言的稿子呈送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看后，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改動，就批示說“可用”。于是，李立三在大會上發了言，深刻地檢討了自己在歷史上的錯誤，講述了對“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針的深切體會，表達了對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感激之情，決心繼續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奮斗。后來在1958年初，身為工業部副部長的李立三，深入工廠調查研究，發現了鞍鋼總工程師馬賓等人總結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工作經驗，即工人參加管理，干部參加勞動；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領導干部、工人、技術人員相結合。李立三對這一經驗非常重視。“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提法，也受到了毛澤東的稱贊，批示在全國進行推廣。

　　馬賓，原名張源，1913年出生于安徽省滁州市，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參加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后曾任新四軍政治部編譯組組長、新四軍軍部軍法處科長（經歷過皖南事變）、射陽縣委書記（陳云曾為其撰寫《學習馬賓式群眾工作方法》的社論）、松江省軍區民運部部長、哈東地委書記、遼寧省委秘書長、民運部部長等職。他在東北解放后，任鞍山鋼鐵公司總經理，1956年畢業于蘇聯西伯利亞鋼鐵學院，歸國后任鞍鋼總工程師。

　　再說9月27日下午3時，毛澤東在政協禮堂休息室會見羅馬尼亞工人黨代表團喬治烏—德治等，王稼祥在座。毛澤東提到了李立三在“八大”上的發言，他說：

　　“前幾天在會上的發言，很受外國同志的歡迎，民主人士聽了很欣賞，犯過錯誤的同志聽了也高興。他的錯誤也有破壞作用和教育作用兩面，現在剩下的也只有教育作用的一面了。”

　　毛澤東提起了1949年2月他會見米高揚時的談話，他說：

　　“我們曾經和蘇聯同志談過，如果過去對布哈林、季諾維也夫，甚至托洛茨基，不采取趕走他們和槍斃他們的辦法，而仍留他們在黨內，仍選舉他們做中央委員，是否會更好一些。蘇聯同志也認為恐怕會更好一些。”

　　喬治烏—德治說：他們在上海看了些工廠，印象是產品質量好，勞動熱情高。毛澤東說：

　　“我們的質量還不好，只注意數量，不注意質量。要提高質量，成本就高，就不能得獎；要成本低，質量就不高。現在的制度有很多毛病。過去我們沒有選購制度，今后將改變方針，實行選購制度。我們的制度較之過去只是相對的好，而不是絕對的好。資本主義在經營上有許多地方比我們好，我們也要學習他們的好東西。目前的國際形勢是好轉了，我們估計戰爭是很難打起來的。沒有戰爭，資本主義國家就會有經濟困難。我們的門是開著的，幾年以后，英、美、西德、日本等都將與我們做生意的。他們有技術，我們需要技術，他們的經濟有困難，就會向我們出口技術了。”

　　是日下午4時半，毛澤東在政協禮堂休息室會見波蘭統一工人黨代表團奧哈布等，王稼祥在座。毛澤東說：

　　“中國還是一個未經開發的國家，人民是窮的。窮是壞，也是好。窮了就要革命，迫切要求提高生活水平。無文化，不好，但整個中國是一張白紙，好寫字。”

　　奧哈布說：

　　“中國有悠久的文化傳統，文物古跡很多。”

　　毛澤東說：

　　“帝國主義是不怕我們的幾千年文化的。古董當然是要保護的，但我們更需要現代的科學和文化。”

　　在講到波茲南事件時，毛澤東說：

　　“就是一萬年以后，人類還會有矛盾。”

　　波茲南事件是波蘭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第一次針對波蘭統一工人黨政府的大規模罷工事件，因發生在波蘭中西部城市波茲南而得名。1956年6月28日，采蓋爾斯基機車車輛制造廠約80%的職工開始上街游行，從捷爾任斯基大街向波茲南市中心行進。游行者舉起“要面包和自由”的標語，并喊出了“俄國佬滾回去”、“釋放囚犯”和“打倒秘密警察”等口號，沿途有更多的群眾和鐵路修車廠的工人加入游行隊伍，聚集10余萬人，逐漸發展成暴力事件，6月30日被波蘭政府鎮壓。波茲南事件導致了至少74人死亡（包括軍警8人），800人受傷，658人被拘捕。波茲南事件是波蘭逐漸擺脫蘇聯政治控制的里程碑事件之一。毛澤東接著說：

　　“現在我們把未來想得很美，可是未來到來時，人們又會感到不滿意。那時，社會上還有善惡，無惡即無善；社會上還有美丑，無丑即無美。那時，還有真理，也有謬誤。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沒有矛盾的思想，是錯誤的。”

　　毛澤東還說：

　　“我們將向你們學習。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長處和短處，否則就不能生存下來，也不會發展。應該學習任何民族的長處。哥白尼（文藝復興時期的波蘭天文學家，他在40歲時提出了日心說，著有《天體運行論》——筆者注），他是一個天文學家，他不僅屬于波蘭一個國家，他屬于全世界，凡是科學都是全世界的。”

　　9月28日下午2時，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中共“八大”主席團常委和各組組長、副組長會議，商談選舉新的中央領導機構問題。

　　下午4時，毛澤東在懷仁堂主持召開中共八屆一中全會，預選新的中央領導機構。

　　是日晚7時，毛澤東召開“八大”主席團常委會會議，討論中央領導機構預選情況。

　　晚7時50分，毛澤東主持召開“八大”主席團常委和各組組長、副組長會議，通報預選的結果和通過候選人名單。

　　晚11時，毛澤東繼續主持中共八屆一中全會，正式選舉中央領導機構。

　　八屆一中全會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有17人，他們是：毛澤東 劉少奇 周恩來 朱德 陳云 林彪 鄧小平 林伯渠 董必武 彭真 羅榮桓 陳毅 李富春 彭德懷 劉伯承 賀龍 李先念

　　選出政治局候補委員有6人：烏蘭夫 張聞天 陸定一 陳伯達 康生 薄一波

　　選舉了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央書記處書記有：鄧小平 彭真 王稼祥 譚震林 譚政 黃克誠 李雪峰

　　候補書記有：劉瀾濤 楊尚昆 胡喬木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鄧小平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全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為中共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會議結束后，從不愿打擾毛澤東的王稼祥去找毛澤東，他說：

　　“主席，請把我在中央委員會和書記處的職務，讓給比我更有貢獻的老同志、好同志。”

　　毛澤東聽了，笑著說：

　　“稼祥同志，你做了那么多的工作，當一名中央書記處書記，是完全應該的，你就不要謙讓了。”

　　王稼祥繼續申述自己的理由，他說：

　　“在政治上教育我挽救我，使我從‘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中解脫出來的是黨；我負傷以后，又被從死亡線上搶救下來的還是黨；長征開始時，‘左’傾錯誤的中央領導人曾想把我拋棄，但是后來終于被抬著上了路，使我再一次死里逃生，并且一直活著和健康的成長著，仍然是黨！而我奉獻給黨的，根本比不上黨所給予我的，我覺得有負于黨。”

　　毛澤東見王稼祥坐著不動，笑著問：

　　“你今天找我，還有別的事嗎？”

　　王稼祥說：

　　“我就是為這件事來的。”

　　毛澤東說：

　　“既然這樣，你也就不必再談了！”

　　欲知毛澤東此后的工作情況，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本傳前邊已經說過，王明在1956年1月間以治病為由再次去了蘇聯。中央在8月上旬致電王明，希望他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回國參加“八大”。9月8日，王明回電表示因病無法回國，向中央請假。毛澤東對王明仍然采取團結的方針，在“八大”上多次做工作，使許多代表投了王明的票，在王明缺席的情況下，仍然當選中央委員。后來自六十年代起，隨著中蘇關系不斷惡化，長期留居蘇聯的他根據政治需要，化名為“馬馬維奇”、“波波維奇”等，先后發表《論中國事件》、《列寧、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中共五十年》、《“整風運動”是“文化革命”的演習》等書，全面地系統地歪曲、篡改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把自己打扮成正確路線的代表，污蔑毛澤東，為自己的錯誤翻案，無中生有地造謠說毛澤東多次謀害他，企圖加速他的死亡，公開地走上了背叛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道路。即便如此，中央對他再沒有作任何決議，也沒有開除他的黨籍。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逝于莫斯科。第二天，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刊登了《追悼王明同志》的文章，稱其為“國際共運的老戰士，中國共產黨的著名活動家”，“蘇聯的老朋友，蘇中兩國人民的友好和合作的積極捍衛者”。這才是：永不翻案人盡知，嘴尖皮厚枉稱明。江山代有小人出，翻云覆雨每相同。青史如鑒能照妖，大鬼小鬼現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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