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主席作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不免要參加某些“外事活動”。有許多當年曾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人，在回憶中都提到毛主席在“外事活動”中拒絕穿黑色“禮服”的往事。

　　據建國初期在中南海任警衛干部的孫勇回憶，西元1950年初毛主席參加了接受波蘭駐華大使遞交國書的活動。過后，毛主席就批評這種接見大使的活動“搞得規格太高了，太繁瑣、太復雜了。……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可以參考西方國家的禮賓儀式，但不要照搬”，同時提出：“要求我穿黑制服、黑皮鞋去參加晚宴和接見外國大使遞交國書，我就穿這一次，再也不穿了！我就穿灰色的中山服、黃皮鞋。我就不相信，我這樣的穿著外賓就不見我了，就認為我們怠慢他們了？中國人有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和禮節，只要著裝整潔、大方、美觀就行，為什么一定要穿黑制服、黑皮鞋呢？”毛主席當即要求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召集外交部、典禮局領導開個會”，“傳達我的意見，讓他們提出改革的辦法報我。”

　　還有一次是西元1956年，毛主席準備在中南海會見印尼總統蘇加諾，參加會見的羅瑞卿建議他“按照國際慣例”把穿著的棕色皮鞋換成黑皮鞋，毛主席當即說：“為什么要按國際慣例呢？我們中國人要按中國的慣例穿！”后來，有某國領導人來訪，外交部禮賓司某負責人為毛主席又制作了一套黑色中山裝當“禮服”，毛澤東堅決不穿，禮賓司工作人員解釋說“按照國際慣例應該穿黑色的”，毛主席大聲說：“為什么聽外國人的？我是中國人，按中國習慣穿！”

　　現在揣測，毛主席之所以拒絕“按國際慣例”穿黑色“禮服”，主要原因之一應該是在我國傳統風俗中黑色服裝是喪服，日常生活、工作中穿黑衣服不符合“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和禮節”。這是很自然很正常很正確的思維觀念。耐人尋味的是，以上的故事表明，雖然毛主席在建國初就明確表達了反對搞黑色“禮服”的意見并傳達給了楊尚昆等相關部門領導，但外交部禮賓司卻仍然堅持黑色“禮服”的“國際慣例”，可見有關領導和部門并沒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執行，由此，不能不聯想到當年的一些政治運動（比如“反右”、“大躍進”、“四清”、“文革”等等）中毛主席的方針政策是否真正被貫徹落實了、某些過火的破壞性行為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穿什么顏色的“禮服”似乎只是個小事，但不同的態度卻反映出思想方式的差異。毛主席不為所謂“國際慣例”所惑，堅持“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和禮節”，這體現著他貫徹一生的獨立思考實事求是的自主思想。毛主席年輕時經歷過幾乎是全盤否定中華傳統、全盤西化的“新文化運動”，但與許多同時代人不同，他對傳統的思想、文化、技術和外來的思想、文化、技術，堅持做到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從而超越了前代和同時代的眾多英豪，成為不世出的偉人。

　　一般說毛主席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原因，是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正是他的自主思想方式的結果。舉個例子：《共產黨宣言》中把作為革命力量的“無產階級”限定為“工人階級”，將農村中沒有土地而靠當雇工為生的農民排除在外，認為農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動的” （見《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西元2014年12月第一版），這導致中共革命初期沒有自主思考能力的多數領導人，思維被限定在這個說法中，他們沉溺于城市的“工人運動”，不認為農民也是革命力量，有時甚至把農民視為“反動分子”。而毛主席不迷信外來“理論”，根據我國的歷史和現實獨立思考，最早在思想理論上確定了農村貧苦農民的無產階級身份，從而發起了眾所周知的偉大革命實踐創舉——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為中國革命勝利開辟了道路。是否具備獨立思考的自主思想，實在是革命成敗的關鍵。

　　回到“外事活動”的“禮賓儀式”上來，由于毛主席作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國事繁重，無法過問許多具體事務，建國后實際上搞的仍然是毛主席批評的“照搬西方國家”那一套，比如除了黑色“禮服”之外，還有歡迎外國政府領導人的儀式，讓“三軍儀仗隊”列隊舉刀荷槍相向，到現在形式更“完備”了，卻沒有人想一想，這種近于耀武揚威的方式是接待友好訪問者的應有之道、尊重之意嗎？這實際上是西方人文明開化遲緩、野蠻習性濃重的遺存。野蠻被當成了“文明”。

　　比當年的黑色“禮服”更甚，“改開”后在胡某、趙某等領導人的倡導下，中山裝被摒棄，“西裝”招搖登場，到現在幾乎成了集內外事活動“禮服”、公務員“官服”、做生意者“商服”、各種各類人生活“常服”等等之類功能于一體的、具有“開放”“進步”意涵的“第一服裝”，沒有人能說、敢說它那種敞領露胸的樣式既違背服裝保暖的本來功能，又不美觀，因為，這是“按國際慣例”，現在習慣說是“與國際接軌”——當然，這里的“國際”只是少數一些西方國家。

　　穿著什么樣的服飾，恐怕并不是單純的打扮，而是個人乃至社會思想方式的結果，是思想意識的體現。曾有歌詞道：“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這當然是存在的，但如果說整個社會群體性地“洋裝穿在身”而“中國心”卻更深厚，這顯然是不成立的。現在穿“西裝”在一些政治、經濟“精英”階層中成了沒有明文規定的“規定”，實現了“按國際（西方）慣例”，或曰“與國際（西方）接軌”，那么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風俗、習慣等等方面如何呢？大家都看得到，問題在于怎么認識它。

　　當年毛主席拒絕穿黑色“禮服”，只是一個穿衣習慣嗎？當然不是。毛主席當年身體力行提出的“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偉大思想，亟待現在的人們體會、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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