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通訊社2021年3月1日發表題為《黨領導改革開放事業35周年：黨強、民富、國家發展》的文章：
越通社河內——在1986年12月越共六大，我黨提倡國家全面革新開放事業。值此至今，在黨領的導下，改革開放事業已經過35年歷程。
越南通訊社2023年1月22日舊文重發，題為《越南——新的發展機遇、新地位及新渴望》：
改革開放35多年來，越南已經和正在取得諸多偉大成就，有力提升越南的國際地位和威望。
根據百度百科，對越南的“革新開放”是這么說的：
革新開放是指1986年越南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所提出的政策，主要是經濟上和思想上的改革與開放。
1986年12月，在中國提出“改革開放”政策幾年之后，越南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革新”路線。導入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政策，改變了越南長期以來對外封閉的情況，令越南向世界開放，同時大幅度提高了國內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國際上的形象，使越南進入了經濟高速發展時期。
那么，越南的改革開放到底是為誰服務的呢？我們從財富比例來分析。
筆者查詢了“世界財富與收入數據庫”，整理了三類人——最富有的1%人群，最富有的10%人群，50%的底層人群所占財富比例。
曲線圖中，黃綠色為最富有的1%人群，紅色為最富有的10%人群，藍色為50%的最底層勞苦大眾。
從圖表中可以看到，越南在改革開放后，最富有的1%的人群占有社會總財富的基本在25%-26.6%之間；最富有的10%的人群占有社會總財富的基本在59%-60%之間；占越南人民50%的最底層的勞苦大眾占有社會總財富的從未超過5%。
構成大概如下圖：
越南在改革開放前的數據，筆者沒有找到。按照一般認為，計劃經濟是“平均主義”，相信財富占比應該比較平均。
根據百度百科：
1954年按照《日內瓦協議》，越南實行南北分治后，北方獨立，照搬蘇聯計劃經濟的模式，發展之路越走越窄......1975年南北統一后，越共走了一條中國五十年代選擇的建設道路，斯大林模式，和閉關鎖國——朝蘇聯“一邊倒”政策。
既然是全盤照搬蘇聯的經濟模式，蘇聯的數據應該有參考性。筆者查詢了“世界財富與收入數據庫”中俄羅斯數據（解體前是蘇聯），沒有查到70年代財富占比數據，但是查到了三類人群（1%，10%，50%）的收入數據。
曲線圖中，黃綠色為最富有的1%人群，紅色為最富有的10%人群，藍色為50%的最底層勞苦大眾。
在上述圖中，明顯看到蘇聯在上世紀20年代到80年代，50%的人群收入要大于1%的人群，與10%的人群相當。這是沙俄、蘇聯、俄羅斯歷史上收入最平均的年代。
從俄羅斯（蘇聯）解體后，可以看到1%與10%人群的收入占比急劇攀升，50%人群的收入占比斷崖式下跌。這無疑也反映了三個人群財富占比情況。
蘇聯上世紀60、70年代的收入數據，可以作為越南同時期財富數據的參考。
越南修正主義由改革開放前財富差距不大的“平均主義”，進化到改革開放后的兩極分化，越修這個改革開放到底是為誰服務，一目了然。
數據不會騙人。
越南通訊社2021年9月15日發表題為《我們需要的社會是真正為了人的發展的社會》的文章：
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強調，我們需要的社會是發展要真正為人民服務，充滿仁愛、團結、互助、朝著進步及人文價值方向前進的社會。
上圖綠色為1%最富有人群，紫色為最富有10%人群，藍色為最底層50%人群。橙色為財富占比。
誰的財富占比多，誰就是改革開放真正的受益人。
從圖中，不難得出結論，越南的改革開放到底是為誰服務的——是為紫色人群（10%）服務的，更是為綠色人群（1%）服務的。也就是說，越南的改革開放是真正為10%的“精英”服務的。
看到這張圖，如果說越修是為最底層50%人群服務的，會不會啞然失笑？會不會送給它一個大大的“呵呵”？
什么是欺騙？什么是迷惑？這就是。
列寧說：
“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關系（這種關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于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
上圖，是不是直觀地反映了階級的概念？橙色的財富，也就是全體人民的勞動成果，都集中到10%的集團手里，這個10%的集團占有另50%集團的勞動成果，這就是剝削。
除財富占比數據外，收入基尼系數數據也能說明問題，筆者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制作了亞洲國家的基尼系數圖。紅點為越南，紅線為中國。
從圖中可以看到，在亞洲國家，越南的基尼系數也名列前茅。
越修還在口口聲聲說為人民服務，說讓越南全民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筆者不由得想到了《人民日報》1962年5月25日第6版《失去的周末》精彩的論述：
現在，肯尼迪總統嘴里的“全民福利國家”的“全民”已經只剩下最后一個、也是最確切的一個代詞了：“全民”=壟斷資產階級。
三座大山的代表常凱申在他的《中國之命運》里滿嘴飄香（大言不慚、不知羞恥）地這樣說：
我們要以計劃經濟和社會立法，使每個國民的生活與生存，都有保障，務必做到“資本國家化，享受大眾化”之目的，尤須以計劃經濟和社會立法，實現民生主義之和平的普遍的革命。
《官僚資本論》（許滌新，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卻毫不留情地扒下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遮羞布：
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國家就是四大家族的私產；國家資本在實際上就是四大家族的私人資本。所謂“國家”，所謂“政府”，不外是他們用來掠奪人民的“名義”罷了；所謂國家資本，自然是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另一種形式，掛著國家招牌的形式。
國民黨的四大家族，就相當于越修的1%人群。
毛主席1943年8月8日在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一針見血地指出古今中外反動派所謂“為人民服務”的本質：
“國民黨也需要老百姓，也講“愛民”。不論是中國還是外國，古代還是現在，剝削階級的生活都離不了老百姓。他們講“愛民”是為了剝削，為了從老百姓身上榨取東西，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還有一種用場，就是能擠奶。剝削階級的“愛民”同愛牛差不多。我們不同，我們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們的黨是人民的代表，我們要使人民覺悟，使人民團結起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同國民黨是對立的，一個要人民，一個脫離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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