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佐爾格，柏林大學經濟學士、漢堡大學政治學博士；
尾崎秀實，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
“20世紀間諜王子”金·菲爾比，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歷史和經濟專業畢業；
普京，列寧格勒大學法律系畢業后入克格勃……
中共隱蔽戰線的杰出戰士們中，出身名校的也比比皆是。
中共情報工作的領導人周恩來出自南開大學。
南開學校的創辦人嚴范孫和張伯苓，對入校后周恩來的深入了解，認定他必有大成。
而周總結歷來慧眼識英才。
他親自挑選和發展的名校高才們，后成為杰出的情報員，其中非常突出的一個組成部分，正是今天有些所謂清北崇拜的兩校學子。
眾多清華諜王中
今天先介紹一人
鼎鼎大名的冀朝鼎前輩
一
經濟學家冀朝鼎（1903-1963）
直到去世后半個世紀
前輩對創建這個國家
所做的真正重大貢獻
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
仍然是個謎
1963年8月13日，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副主席冀朝鼎同志的追悼會，在北京首都劇場舉行。
周恩來、陳毅、李先念、康生、郭沫若等主祭，廖承志致悼詞。
冀朝鼎只是一位副部級干部，這種喪儀的規格，遠超出慣例！
“原本只安排了一般追悼會，報告送到正在外地出差的周恩來手中，他批示說：第一要在治喪委員會中加入他和鄧穎超的名字；第二他要親自參加追悼會；第三，追悼會不能在一般地方舉行，要改在首都劇場。”
冀朝鼎的秘書廖訓振回憶說，周總理在審閱悼詞時，親筆加上一句：“尤其在秘密工作時期中，他能立污泥而不染”。
周恩來是冀朝鼎在1949年以前唯一的上級，廖訓振說，“也只有周恩來真正了解冀朝鼎的作用。”
國民黨CC系頭子陳立夫在以《成敗之鑒》為題的回憶錄中，專辟一節寫到了冀朝鼎，名曰：“冀朝鼎禍國陰謀之得逞。”
在這本近500頁的書籍中，為共產黨人開辟章節的，只此一例。
冀朝鼎是誰？他做過什么？
經濟學家的秘密身份
1939年底，中國環球進出口公司負責人陳光甫，在紐約的一家中餐館面試了一名36歲的應聘者。
環球公司是國民黨政府專為促進中美貿易設立的國營企業，陳光甫則是擁有中將軍銜的國民政府大本營貿易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光甫后來在回憶錄中說，他覺得這個應聘者英語很好，可以成為他的秘書。
陳光甫（1881-1976），中國現代著名銀行家
應聘者冀朝鼎，此時已在美國學界小有名氣。他從清華畢業后赴美，先后在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名校就讀，并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
清華學校甲子級同學畢業合影，左一為冀朝鼎
冀朝鼎的經濟學博士論文《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給他帶來了巨大聲譽。
李約瑟稱贊這本書說：“可能是迄今為止，在中國歷史上探索發展變革的最杰出的英文著作。”他后來還邀請冀朝鼎為《中國科學技術史》作序。
冀朝鼎著作英文版
蔣介石的私人政治顧問、美國著名的學者拉脫摩爾則評價：
“這是一篇具有獨創見解、善于獨立思考、很有說服力的論述。”
冀朝鼎著作中譯本
根據陳光甫向友人講述，美國財政部的官員愛德爾向他介紹了冀朝鼎。愛德爾1935年開始為美國共產黨工作。而冀朝鼎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4年赴美前夕，冀朝鼎曾專門去北京大學拜訪了李大釗。這是他第一次和共產黨人接觸。冀朝鼎后來告訴廖訓振，這次見面讓他難忘，“暢談一次，印象很深”。
三年后，左派青年冀朝鼎在布魯塞爾參加世界反帝大同盟成立大會時加入共產黨，成為第一批加入中共的留美學生。
后來他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并為參加共產國際會議的中共代表鄧中夏等做秘書和翻譯。
1929年，經周恩來批準，冀朝鼎回到了美國。
也許是組織授意，冀朝鼎結識了美國財政部貨幣研究室的柯弗蘭，并發展他加入了美國共產黨。
柯弗蘭又將冀朝鼎介紹給美國財政部的經濟學家，其中包括羅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的助手白勞德。
這些對美國財政政策擁有發言權的學者們很快發現，年輕的冀朝鼎對中國形勢的分析判斷總是十分可靠，于是將其意見作為自己對華政策的依據。
后來冀朝鼎告訴廖訓振，他當時受中共派遣接近美國政府，這些對中國問題的預測和意見就來自延安，當然十分準確。
精明勤奮的冀朝鼎很快就獲得了陳光甫的信任，并擔任環球公司總務處主任。
1948年，冀朝鼎（左一）在上海
掌管一億美元，影響國民政府貨幣政策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國民政府失去了與美國進行貿易的東南亞通道，陳光甫受命回國，冀朝鼎作為其私人秘書同行。
返回國內，最終導致了冀朝鼎與美國妻子的分離：她無法適應中國的生活。但冀朝鼎還是堅持了自己的選擇，因為這是來自延安的指示。
40年代初，冀朝鼎一家在美國。
左起：冀中民、冀朝鼎、冀中田、海麗
冀朝鼎從陳光甫這位老練的經濟專家那里獲益匪淺，他詳細了解了一個國家外貿體制的運作機制和特點。但回國后，冀朝鼎還是逐漸脫離了陳光甫，開始接近陳光甫的政敵、國民政府的實力派人物——財政部長孔祥熙。
冀朝鼎與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親還曾是孔祥熙的老師。冀朝鼎回到重慶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館。和他同住的還有已擔任美國使館經濟參贊的愛德爾。他們經常陪孔夫人宋藹齡打牌，這被陳光甫斥責為“不做工作”。
冀朝鼎（右）的父親冀貢泉（1882-1967，右二）先生是現代中國著名的法學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曾任山西法政專門學校校長、山西高等法院院長、山西司法廳長、山西教育廳長等職；冀朝鼎的弟弟冀朝鑄（1929-2020，右三），著名外交家，曾擔任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領導人翻譯，并曾任聯合國副秘書長。這是冀貢泉手捧冀朝鑄在朝鮮戰場上獲得的獎狀與兩個兒子合影。
陳光甫當然不清楚冀朝鼎的真正工作。
廖訓振說，冀朝鼎生前曾告訴他，當時他白天通過美國使館獲得了大量情報，晚上就化裝直接找周恩來匯報。
冀朝鼎回國后在“平準基金委員會”任職，這個基金會用美國提供的外匯來穩定國民政府貨幣。
冀朝鼎任秘書長，陳光甫任主任。
結果由于孔祥熙的推動和美國方面的認可，冀朝鼎最終主導了擁有一億美元基金的平準基金會。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為中央銀行外匯管理委員會主任，并帶他參加了創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會議。
由于法幣與外匯具有密切的關聯，領導外匯核心部門的冀朝鼎，開始對國民政府的貨幣政策具有相當重要的發言權。
他逐漸成為國民黨政府最重要、最信任的經濟學家。
連他參加革命的弟弟、90年代曾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冀朝鑄當年不知情時也說：“大哥是跟國民黨走的，我自己則是一心向往革命的。”
根據拉脫摩爾的回憶錄，蔣介石并非沒有懷疑過冀朝鼎的背景。他解釋說，蔣介石設想，抗戰結束后中國將依賴美國，因此迫切需要了解資本主義的經濟專家。
1946年，內戰爆發。周恩來在撤回延安前通過鄧穎超給冀朝鼎留了一封書信。信上說：茲際時局嚴重，國運益艱，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時，深望能做更多貢獻。
冀朝鼎后來告訴廖訓振，這封信給他以很大的鼓勵和安慰。
40年代，冀朝鼎在中國旅行社
“損害國家和損害政府信用的壞主意”
陳立夫對于冀朝鼎在內戰期間的作為充滿憤怒。
他在回憶錄中說，抗戰期間就知道冀朝鼎和共產黨有關系，但是孔祥熙和后來任行政院長的宋子文都很信任冀。
廖訓振告訴記者，陳立夫負責的中統曾告知孔祥熙，冀朝鼎是共產黨。一天凌晨2點，孔祥熙把冀朝鼎叫到住處當面質問，冀朝鼎從容應答：“老伯，我跟隨您這么多年，您看我像不像共產黨。”
孔祥熙沉吟許久，說：“我看不像。”
陳立夫認為，宋子文一直國外，“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這個人英文不錯，可能投其所好。孔、宋兩人都因冀很能干，結果冀為共產黨在我方財政方針任設計工作。他專門替孔、宋出壞主意，都是損害國家和損害政府信用的壞主意”。
他舉例說，抗戰結束后，宋子文主政的財政部提出以200元偽幣兌換1元法幣。結果國民政府盡收淪陷區的財富，卻盡失人心。
陳立夫認為，這些政策是“經過中央會議決定的，竟把我們趕出大陸了。因為那時老百姓對我們失望極了，心想換一個政府看看，或許還有希望，這種心理就幫助了共產黨成功。”
后來國民政府發行黃金儲蓄券，因財力緊張，宋子文就提出按六折還本。陳立夫一再反對，并提出用第二期增發來全額贖回第一期。
“但蔣公太相信宋了，他總認為宋是財經專家。”宋說沒有其他辦法就沒有其他辦法，“從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掃地”。
后來國民政府又發行過美元儲蓄券，到期后應以美元贖回，宋子文卻不予兌現。
根據陳立夫講述，“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壞主意”。
40年代末擠兌金圓券的市民
與民爭利日漸瘋狂
陳立夫將內戰時期國民政府控制通脹失利歸罪于冀朝鼎，但他沒有提到，冀朝鼎對國民政府金融政策的建議，正是因為切合了執政者的心態才得以施行。
抗戰勝利后，民族資本家們紛紛要求拿回被日偽侵占的實業資產，但國民政府以大興國營事業之名，將接收的龐大敵偽資產改組為一系列全國性或區域性的工業壟斷組織，如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中國石油公司等等。官僚資本以國營面目得以形成壟斷。
宋子文控制的中國紡織建設公司，接收了112個紡織行業企業；孔祥熙則控制了中國糧食工業公司，幾乎完全壟斷了糧食市場和面粉市場。
著名民族資本家榮德生上書國民政府：“日本紗廠接收后，全部改成國營，亦是與民爭利，以后民營紗廠恐更將不易為也。”
榮德生一語中的：
“與民爭利”，切中要害。
這樣，過去由江浙財閥支持的國民政府，一躍而控制國家全部資產的近90%。南京不僅通過戰爭整合了地方政府和軍隊，也終于有實力從經濟角度去統一割據。
到國民政府統治末期，冀朝鼎參與了號稱世界最大幣改的金圓券改革。按照設計，國民政府用金圓券強制收兌法幣、特別是金銀及外幣。“與民爭利”達到了瘋狂的地步。
著名美國學者費正清后來分析說，當時最反共的城市上層中產階級，手中剩下的少許余財被束縛在金圓券上，平民百姓對國民黨事業的最后一點支持，也同金圓券一樣化為烏有。
不過直到今天，冀朝鼎提出的促使國民政府經濟通脹的建議有多少來自西柏坡，仍然不為外人所知。
1963年冀朝鼎去世后，30年代開始從事秘密工作的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也出現在追悼會上。這個單位就是國家安全部的前身。
1949年，軍代表龔飲冰(左一)、冀朝鼎(左二)等赴上海代表中共接管中國銀行
被抓的國軍高官
金圓券崩潰之時，冀朝鼎已受山西同鄉傅作義邀請飛赴北平，擔任華北“剿總”司令部經濟處處長。他此行也是專門受中共派遣，意在策反傅作義。后來，傅作義就是在冀家在北京的老宅里決定起義的。
冀朝鼎曾向廖訓振講起北平剛剛和平解放時的一件趣事：當時他還沒來得及換裝，穿著國民黨呢子軍裝、坐著美軍吉普車出門，結果被解放軍抓住，以為他是漏網的國民黨高級軍官。
情況匯報到負責北平地下工作的中共北平市委書記劉仁那里，他立刻讓放人。從此，冀朝鼎的共產黨身份才正式曝光。
“這讓國民黨大吃一驚，美國人大吃一驚，我們自己的同志也大吃一驚。”廖訓振說。
1963年8月8日，正準備出訪阿爾及利亞的冀朝鼎因突發腦溢血，暈倒在辦公室。次日中午不幸逝世。
冀朝鼎悼念冊
二
中共情報戰線的北大名諜
1923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的潘梓年（中央特科負責人潘漢年的堂兄），在大革命低潮的1927年入黨，曾擔任中共文委書記、左翼文化總同盟書記等革命文化運動的領導人。抗戰期間他在重慶協助周恩來做情報工作，創辦《新華日報》，并被毛澤東欽點為第一任社長，被稱為“中共第一報人”。
1932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化學系王石堅，1933年在北平從事地下工作時被捕，1937年經周恩來營救出獄，被委以重任，從1940到1947年在西安領導中共的北方情報系統，并負責聯絡和指揮著名的“龍潭后三杰”熊向暉、陳忠經、申健。
但連“龍潭后三杰”也不知道的是，周恩來在胡宗南部隊中，還布置有比他們三人潛伏得更深的一條線——胡宗南司令部機要室的副主任戴中溶（上海交大電訊系）。蔣介石發給胡宗南的軍事部署、作戰計劃等電令，在胡宗南未看到之前戴中溶就已看過了。
戴中溶也由王石堅聯絡和領導。
王石堅通過“龍潭后三杰”和戴中溶兩條線，使中共中央完全掌握了胡宗南集團的核心機密。
王石堅還以西安為中心，建立起一個連結平津保、山西、甘肅、東北等地的情報網絡，為中共中央提供了大量重要情報。
1947年9月，軍統特務在北平，使用美制電臺偵聽車和傳奇飛賊段云鵬，偵獲了王石堅情報系統在北平交道口東公街附近的秘密電臺，由于李政宣叛變，導致在西安的王石堅被捕。
這一次王石堅沒有經受住考驗，叛變供出了他掌握的情報網人員，牽連被捕達123人之多（龍潭后三杰在此前數月分別赴美留學而幸免），是中共情報戰線最慘重的一次損失，以后會另文詳述。
1938年畢業于經濟系的陳忠經，曾擔任北京大學學生會主席，一二九運動時是名噪一時的學生領袖。1938年參加湖南青年戰地服務團，來到陜西鳳翔，與胡宗南“見面歡敘，歃血為盟”，當了三青團首任西安市書記，1940年秘密參加了共產黨。
經周恩來精心安排，陳忠經與熊向暉（清華大學中文系）、申健（北師大經濟系）三人構成了中共在國民黨軍隊中最重要的一張間諜網，使中共中央掌握了‘西北王’胡宗南的一舉一動，三次救了黨中央，被譽為中共情報“后三杰”。
1940－1946年就讀于燕京大學新聞系的金無怠（中間2年到英國駐華軍事代表團做翻譯），據說是受周恩來派遣，于1948年進入美國政府機構工作，直到1985年被捕，長達37年，被認為是美國情報史上隱藏最深的間諜。
金無怠官至美國東亞政策研究室主任，在中美關系破冰過程中，使中國掌握了尼克松總統希望和中國建交的情報，迫使美國作出了許多重大讓步。
美國方面評估他給美國造成的損失超過美國所有破獲間諜案的總和；金無怠則說：他對中國和美國的貢獻要以10億美元為單位來計算（參見：周恩來的戰略間諜：他給美國造成的損失遠超過已偵破間諜案總和）。
……
周恩來親自發展、領導的北大學子中的杰出情報員，還有差點把衛立煌發展為中共黨員的趙榮聲，抗日名將傅作義的長女傅冬菊。
潘梓年和新華社同事于重慶
三
出身四代翰林之家的紅色臥底
1935年入讀燕京大學法學院新聞系的趙榮聲，出生于一個四代翰林之家（這在中國1300年科舉史上可能僅此一例），1936年入黨。
1937年春聽任教文學院的斯諾講訪問延安的見聞，心向神往，就帶著斯諾給畫的一張草圖，和十余個同學前往延安。
在延安，他們見到了朱德、博古、林伯渠、陳賡、女作家丁玲等人，因為聽斯諾講毛澤東煙癮很大，還特地帶了兩罐大前門香煙去拜望毛澤東。
毛澤東主席和趙榮聲等在窯洞里暢談抗戰和統一戰線等問題。
趙榮聲從延安回來不久，全面抗戰爆發，國共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周恩來抓住這千載難逢的機會，選調大批共產黨員打入國民黨內部。
趙榮聲于1938年初被選派到國民黨第二戰區司令長官、也就是八路軍的頂頭上司衛立煌處，擔任衛立煌的少校秘書。中共中央由林伯渠負責同趙榮聲聯系。
趙榮聲和衛立煌相處時，尋機宣傳中共的主張和政策，促使衛立煌抵制蔣介石反共打內戰的行徑。
一天晚上衛立煌和趙榮聲聊天時，突然提出想參加共產黨。
趙榮聲不知如何回答，就說：“我去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問問林伯渠吧？”
林伯渠指示趙榮聲：“回去告訴衛立煌，好好做一個革命的國民黨員，做一個真正實行孫中山革命主張的國民黨員，這樣對于中國革命的貢獻比參加共產黨更大一些。”（趙榮聲《回憶衛立煌先生》）
后來劉少奇也找趙榮聲徹夜長談統戰等問題，但對趙榮聲想發展衛立煌入黨的事，批評說：“你的膽子不小，想挖蔣介石的墻腳。你知道不知道，這樣做不但對黨沒有好處，反而有危險。”
趙榮聲雖然沒有把這位國民黨上將發展入黨，卻促使他給了八路軍極大援助。
1938年4月衛立煌率部從河南往中條山轉移，趙榮聲建議取道延安。衛立煌到達延安時，中共中央組織百姓夾道歡迎，寫的歡迎標語足有三十里。
毛主席親自主持歡迎大會，并設宴招待。
衛立煌大為感動，覺得沒有準備一份禮物。趙榮聲乘機進言：“我看這份禮送不送都不要緊，他們不是說八路軍急需槍彈、醫藥和夏服嗎?只要在這上面幫他們點忙，比送份禮有用多了。”
衛立煌到達西安次日，便批了一個手諭：“"即發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步槍子彈100萬發，手榴彈25萬顆。”
還指示說：“第二戰區的軍隊受我指揮，凡是打日本的我都一樣看待。”又吩咐再發給十八集團軍180箱牛肉罐頭。
趙榮聲被譽為“做出特殊貢獻的紅色臥底”。
衛立煌（前坐）和趙榮聲（左立）在抗日前線
四
‘坑爹’女諜：我是毛澤東派來的
在上世紀20－40年代的革命大潮中，許許多多的知識青年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周恩來更以其個人的獨特魅力，影響了周邊不計其數的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其中不乏國民黨高層子女。傅冬菊便是其中的一個。
傅冬菊1995年回憶說：1941年她在重慶南開中學讀高中時，常到《新華日報》社去見周恩來，從那時起就特熱愛周叔叔。
潘梓年那時是新華社社長，周恩來情報工作方面的主要助手。
在周恩來的教導下，18歲的傅冬菊背叛官僚富商家庭，追隨共產主義，參加了中共外圍組織“號角社”。
不知是天性使然還是中共組織的引導，傅冬菊一開始就干起了情報工作。她利用自身的有利條件，把國民黨的一些機密情報和重要文件，提供給中共地下組織，或交給周恩來。
1942年，和楊振寧同一年，傅冬菊考入了西南聯大。
在西南聯大，傅冬菊沒有走楊振寧、李政道那樣的科學救國道路，而是積極投入學運，成為中共地下組織“據點”的成員。
1946年西南聯大外語系畢業生合影，前排左一為傅冬菊
1. 扭轉華北戰局
1946年傅冬菊從西南聯大英語專業畢業。當時國共內戰，傅作義出任國民黨華北地區指揮官，率部連克集寧、大同、張家口等重鎮，擊敗中共聶榮臻所部和楊羅耿兵團，華北解放軍10萬人馬喪失大部。
在這國共勝敗存亡的關鍵時刻，中共組織布置傅冬菊回北平‘看望父親’，就此留在傅作義身邊。
傅作義將最重要的機密放在寢室的保險柜里，開保險柜不回避愛女，但保險柜的鑰匙他白天放在上衣口袋里，晚上放在枕頭下。
傅冬菊知道保險柜的密碼，為了再拿到鑰匙，就打五歲的小弟弟傅恒的主意：她買了精美的巧克力糖和小弟弟做一筆交易，讓他從父親口袋取出鑰匙交給她來換巧克力糖，還要弟弟拉勾發誓永遠保守秘密。
等傅作義回到家，傅恒就爬到爸爸懷里，撒嬌要爸爸講故事，乘機拿走傅作義口袋里的鑰匙，交給了傅冬菊。
傅冬菊打開保險柜，拿到了傅作義最重要的軍事文件，用照相機拍攝下來交給中共組織。
中共華北野戰軍掌握了傅作義的軍事部署、計劃、戰略意圖等最重要的機密，逐步扭轉了華北戰場的不利局面。聶榮臻在回憶錄中，高度評價傅冬菊的作用，稱她提供的情報為“解放戰爭初期最重要的軍事情報”。
2.不讓傅作義集團撤往江南
1948年10月23日傅作義召集軍事會議部署奇襲西柏坡，散會后傅冬菊－崔月犁情報系統(崔月犁時任中共北平學工委秘書長)就得知了這一情報。
崔月犁冒著機毀人亡的危險，在上午開機發報給中共華北局城工部部長劉仁；劉仁又發來特急電報給中央。晚12時許，這份十萬火急的情報送到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手中，從而挫敗了蔣逆介石、傅作義的這一重大圖謀。
1948年11月國民黨軍在遼沈戰敗、失去東北后，蔣逆介石命令傅作義率部撤到江南。11月15日傅作義向傅冬菊透露，要全軍撤往江南。
傅冬菊立即通過地下黨組織，給中央發急電。
如果傅作義的50萬軍隊撤往江南，將給中共奪取全國勝利帶來巨大困難。
華北野戰軍尚無能力向傅作義集團發起大規模攻勢并阻止其從海路撤退，而東北野戰軍剛結束戰斗，原計劃休整三個月再進關。
毛主席接到情報后，立即改變計劃，于11月16日、18日連電林彪，嚴令東北野戰軍取消休整，立即以最快速度（一兩天內）進關，直取天津、塘沽，堵住傅作義的退路；另一方面指示傅冬菊勸阻傅作義撤往江南。
傅冬菊按照最高指示，再三勸阻傅作義撤往江南，說蔣逆介石不可信任，南撤沒有前途。傅作義與傅冬菊談得不歡而散，但在女兒勸說下對南撤一事猶豫不決。
3.截斷傅作義撤往綏遠的退路
傅作義的另一條出路是撤往他的老根據地綏遠。這也會給華北戰局帶來諸多變數。
11月27日，林彪率東北野戰軍大舉入關，其中一路會合華北野戰軍，攻打傅作義退往綏遠的必經之路張家口。
傅作義急忙派他的主力、也是他的子弟兵第35軍馳援張家口。
傅冬菊從傅作義的保險柜中，取得了這一情報。
12月7日，得到情報的中共華北野戰軍和東北野戰軍，將傅作義的35軍圍困在新保安。
傅作義見勢已無可挽回，又想撤往江南。傅冬菊得知后急忙報告給組織。
于是毛主席命令對新保安“圍而不打”，以拖住傅作義。
直到12月15日，林彪率軍包圍了天津及塘沽，傅作義再無可能撤往江南。
國民黨方面認為：傅作義由于舍不掉父女之情而成了傅冬菊的人質，從而葬送了華北及50萬大軍。
4.和平解放北平
天津被圍，傅作義成了籠中困獸，痛苦得“經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頭撞墻，咬火柴頭想自殺”（傅作義老部下張新吾著《傅作義傳》）。
傅冬菊趁勢勸父親求和降共。
傅作義那時竟然還是有投機心理，不清楚自己幾斤幾兩，初期幻想漫天要價，形勢所迫后，雖不得不向秘密求和，但仍然不老實講條件。
由于傅冬菊的情報，中共方面對傅作義的思想動態掌握得一清二楚，便遲遲不理會傅作義，一定要把自傲的他整治得服服帖帖。毛主席說，要讓全中國看到是如何打敗了傅作義。
直到1949年1月15日攻克天津后，我方才正式接受傅作義的求和。
我們與傅作義的和平談判，很多前期鋪墊過程是通過傅冬菊這一渠道進行的。
傅冬菊對傅作義在和談期間的動態、情緒變化，具體到徘徊觀望、怎么睡不好覺，如何在屋內焦慮地踱步，甚至急得把火柴棍放在嘴里咬等等細節，都及時作了匯報。
我方牢牢地掌握了和平談判的主導權。就在傅作義接受中共方面的條件，于1949年1月21日簽署了《關于北平和平解放的協約》后，毛主席決定再狠狠敲打傅作義一下，起草了一份措辭極其嚴厲的《最后通牒》：“（傅作義）身為戰爭罪犯，即應在此最后時機，遵照本軍指示，以求自贖……”
傅冬菊1月29日接到中共代表交來的這份《最后通牒》，深知傅作義“士可殺不可辱”的脾氣，害怕他看到后一怒變卦，讓北平城玉石俱焚，便偷偷將《最后通牒》放在傅作義辦公桌文件堆的最下面。
直到2月1日解放軍進入北平城的第二天，《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了這份《最后通牒》，傅冬菊才將原件交給傅作義。
傅冬菊和丈夫周毅之
傅冬菊是和平解放北平的最大功臣，她當時的作用，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與東北野戰軍五十萬大軍相比較。
當傅作義問她是誰派來的時，傅冬菊說：她是毛主席派來的。
聰明一世的傅作義，盡管早就有心理準備，但事到臨頭還是無語了……
歸結一句話：
干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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