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一格，布法羅大學社會學系

　　譯者：李梅

　　原編者按：盡管在北美中國學與性別研究的雙重影響之下，中國革命與現代中國女性之間關系的研究已經層出不窮，但過往的研究或多或少都帶有某種宏大色彩，或著眼于革命的激進烏托邦承諾對性別平等的追求（及其挫折），或著眼于女性的個體生命在革命進程中的成就（以及這種成就的被遮蔽），但以上種種或多或少都將革命當作某種不可改變的歷史進程，而并未對這種革命進程的構造的角度進行某種性別化的審視，董一格老師這篇文章的出彩之處，便在于采用“社會再生產理論”，重新審視了革命中國的性別政策是如何被構造出來，并且這種政策與女性在再生產中付出的勞作之間的張力最終改變了50、60年代革命運動的進程。

　　今天是2024年5月12日，也是母親節，在今天發表本文，謹以此向仍處于再生產張力之中的“母親”與并未獲得“母親”這種意識形態歸屬的女性勞作者們，致以我們微不足道的敬意。

　　原文摘要：

　　社會主義下“婦女解放”的現有學術研究主要集中在英勇女性進入男性主導領域的事跡，本文則探討了社會主義中國常被忽視的女性群體。在中國，這些女性被稱作“家屬”，她們是工作場所中男女員工的女性家屬（妻子、母親及姻親）。具體而言，本文聚焦于1949—1962年鄭州紡織工人家屬的經歷。本文認為，盡管家屬被描繪為“寄生”在正式工人身上，但她們在家庭內外從事著廣泛的有償或無償勞作。與資本主義和其他國家社會主義體制下的女性一樣，這些中國女性的無償家務勞作支撐著勞動力的日常和繁衍再生產，因而對工業積累至關重要。此外，家屬還在車間和集體化服務設施中從事有償工作。這種有償工作補助了積累，而這些女性的抵抗推動了GLF（1958—1962）的最終崩潰。這項研究在兩個方面推進了相關領域。首先，它擴展了關于女性的勞作、社會再生產和資本積累之間關系的理論，收納了一種既具備再生產性質又是有償的勞作——先前未受重視的勞動形式。其次，現有文獻集中于結構分析并解釋女性勞作對積累的作用，而本研究同樣重視女性的主體性，并展示兩者之間的互動如何塑造歷史軌跡。

　　作者將此文獻給她的摯友、革命中國批評研究領域的同行者徐曉宏博士（1978—2023）。

　　導言

　　六十年前擔任廠長時，是否需要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對此，現年九十多歲的韓佩蘭如此答道：“許多女同志家庭負擔很重，但我沒有，因為有‘沈媽’幫忙。”1942年，年僅十五歲的韓佩蘭在上海加入了中共地下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她迅速晉升為黨的女干部，1958年，移居河南省省會鄭州，擔任國營鄭州第一棉紡織廠的廠長。

　　作為鄭州歷史上僅有的兩位女廠長之一，韓佩蘭的名字經常被我采訪的當地人提及。她在官僚體系中的顯赫地位以及她在動蕩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間所遭受的苦難，使她成為當地集體記憶中難以忘懷的一個人物。

　　因此，當我最終有幸與韓佩蘭本人交談時，聽到她提及沈媽在幕后的故事，我感到驚訝，因為我其他的采訪對象都未曾提及過。由于沈媽已去世多年，我只能通過韓佩蘭的敘述重建她的故事：

　　沈媽，我現在已經想不起她的娘家姓了，她嫁給了我丈夫的兄弟，曾住在江蘇省。20世紀50年代末，我丈夫的兄弟去世后，留下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孩子，她們一家三口來到鄭州投靠我家。起初，沈媽作為家屬，與我們住在一起，幫我做飯，照顧我的兩個孩子和生病的公婆，還有她自己的娃。這是我從沒做過飯的原因。后來，在70年代，社區開始辦小工廠，她就找了家工廠打工賺錢。她說：“大家都有手有腳，我不該留在家里吃白飯。”幾年后，她的女兒找到一份學校老師的工作，沈媽和她的孩子就搬了出去。她搬走后，我不知道該怎么做家務，就花錢雇了個保姆。

　　沈媽的身份是一種悖論。一方面，她被韓佩蘭識別為家屬，這個詞代指家庭中一個人之外的遠近家庭成員，包括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及其他親屬。在中國古代，家屬一詞泛指無論性別的遠近家庭成員，但在二十世紀初，隨著工業化與軍事化的興起，“家屬”開始與女性家庭成員聯系在一起，尤其是男性工人與軍事人員的妻子。在貓時期（1949—1976），“家屬”繼續保持這一含義，并越來越被理解為一個女性化的詞匯。通常情況下，“家屬”可以與“職工家屬”互換使用，后者即工作場所職工的家屬。這個詞還用于和政治身份相關的表達中，如烈士家屬、資本家家屬以及右派家屬。

　　另一方面，在姓氏后加上“媽”是革命前中國稱呼女性家政工的標準方式。韓佩蘭將她的姑嫂稱作“沈媽”，揭示了韓如何理解二人之間的社會經濟關系。沈媽通過承擔所有家務以換取她和她兩個孩子的生計，實際上在韓家擔任了女傭的角色。然而，沈媽似乎更將自己視作一個“不做事”的家庭成員，而非女傭。因此，當有機會獲得一份有償工作時，她毫不猶豫地選擇離開，因為她認為自己“在家里吃白飯”。

　　沈媽被貼上的“家屬”標簽與她實際所做工作（從服務韓家到進廠工作）之間存在著非常顯著的張力。這意味著，盡管“家屬”一詞在話語上暗示著一個人對他人的依屬，但被如此標簽化的人實際上遠非僅是一個“依屬者”。盡管“家屬”一詞在貓時代的中國就已經是官方話語的構成部分，并出現在社會主義往昔的個體記憶中，但作為歷史行動者的“家屬”仍然模糊不清，逃避著學者的審視。

　　與貓時代流行的女性超人符號，如“鐵姑娘”（獨立、強壯且肌肉發達的女性農民與工人）不同，“家屬”主體并不完全符合“社會主義婦女解放”的話語。在中國共產黨的修辭中，家屬被視作“‘紅色’管家人”。一方面，這個詞暗示著黨將家屬主要定位在家庭空間，要求她們服務于其他從事著有償工作的家庭成員。因此，家屬往往被她們的丈夫與其他在公共領域工作的女性掩蓋，甚至被視為“社會主義的寄生蟲”。另一方面，“‘紅色’家政”應與“持家”（homemaking）這一概念應該明確區分，后者是隨著福利資本主義下養家者—持家者制度（the breadwinner–homemaker family regime）的興起而出現。在中國的語境中，“家”與“戶”的界限在五十年代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革。在GLF（1958—1962）的高潮階段，大多數城市家庭婦女被要求進入公共場所工作，許多家庭職能被集體化，家屬則成為那些新創造的公共場所的主要維護者，成為歷史上最激進的社會再生產實驗之一的主角。

　　這項研究首先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第一個十年間家屬橫跨不同社會空間的動蕩軌跡的實證概述。雖然我在進行全國層面的分析時主要依賴于全面收集的一手、二手資料，但我對地方動態的描述是基于在鄭州市進行的案例研究。資料來源包括鄭州市檔案館的文件、當地工廠志、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中國當代政治運動歷史數據庫，以及對經歷過社會主義時期的鄭州紡織工人及其家庭主婦的采訪。

　　從概念上講，這項研究通過兩種方式加深了女性主義政治經濟學和歷史上社會主義研究之間的持續對話。首先，關于女性工作與“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現有討論主要集中在基于家庭的無償工作，本文的案例擴展至曾在家庭中完成的集體化、有償的女性工作，并解釋這類工作如何促進社會主義積累。其次，這想研究不僅揭示了積累的邏輯，還會密切關注歷史行動者的能動性。中國的女性不是被動屈從于黨和國家自上而下的計劃，而是在黨和國家的內部、基層中，通過接受或抵抗“家屬”這一范疇，積極地與國家展開談判。正如我將展示的那樣，她們的一些努力最終成為影響歷史進程的一部分，使得GLF這一貓領導下最具雄心的計劃脫軌。

　　女性工作、社會再生產與積累制

　　眾所周知，女性的有償、無償工作在支撐工業資本主義的歷史形成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前資本主義經濟中，女性承擔著家庭日常生計與繁衍交替的大部分任務。同時，她們還積極參與創收活動，例如將羊毛紡成紡織品、將紡織品織成布料。她們對家庭經濟的貨幣貢獻，盡管與男性相比較小，但事實證明，在家庭生命的特定階段她們是支撐維系的關鍵。隨后，工業資本主義的出現給女性工作的社會結構帶來了深刻的變革，有效地掩蓋了女性工作的價值——社會學家瑪麗亞·米斯（Maria Mies）稱之為“家庭主婦化”（housewifization）。隨著大多數創收任務從家庭中移除并集中在工廠和其他公共領域，家庭逐漸失去了組織經濟的主要作用。盡管最初，女性（及兒童）也外出工作，但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她們的勞動力參與率下滑。與此同時，她們對男性的依賴也在增加。這不僅因為男性實際工資的增長，還因為法律制度與文化意識形態共同作用下產生了一種家庭工資制度，男性成為養家者，女性成為持家者。同時，女性繼續承擔家務中的無償工作。由于這類勞動沒有貨幣形式的補償，它們常常被低估，并被認為是可以忽略的。

　　近期發展的社會再生產理論（SRT）超越了對工業資本主義如何影響女性工作的實證探詢，基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的分析，將女性的無償家務工作視作更廣泛的社會再生產——支持人類及我們社會的日常與繁衍交替的過程——的一部分。盡管SRT深刻揭示了女性的工作以及更廣泛的社會再生產如何促進原始與持續的積累，但其分析范圍主要限于資本主義下的動態。值得發問的是，歷史上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制度發展了一種組織社會再生產的替代方法，在其中女性的工作是否以及如何以不同的方式進行配置？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政權在經濟工業化與社會關系轉型的過程中，他們的一條戰線便是動員女性參與有償工作并促使家庭再生產功能的社會化。然而，盡管在理論上為女性工作的適當評價與促進性別平等提供了希望的土壤，但沒有一個共產主義政權成功實現了這些目標。

　　日益增長的關于“原始社會主義積累”的學術研究或許能提供一些洞見，以理解這些困境：盡管歷史上的共產主義政權宣稱擺脫了資本主義，但仍與其對立面具有相同的特征——盡管口頭上宣稱要提供社會保障與福利，但卻以犧牲社會再生產為代價實現快速的工業積累。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甚至創造了新型的暴行，例如強迫農民集體化土地并將大部分利潤上交國家。此外，在這些農村社區中，農村女性首當其沖地承受了過度積累的重擔。一方面，婦女被以性別平等的名義動員參與農業生產。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國家支持，以及根深蒂固的社會習俗，她們仍然被迫進行無償的再生產勞動，這“減少了再生產工人的生活與勞動力所需的必要勞動時間，從而增加了剩余勞動時間，即可以獲取利潤的時間”。即使在城市地區，社會主義福利制度提供了更好的勞動保護與更發達的公共服務，婦女的再生產勞動仍然補助了總體積累。由于沒能對男女生理差異提出有效的挑戰，女性仍被視作次要的工人與主要的照料者（care-givers）。在公共領域，她們集中在輕工業和服務部門，與男性職業相比通常薪酬較低。諷刺的是，國家政策保障了女性在工作中的“特殊需求”，為母親提供慷慨的產假，這進一步加強了女性工作與社會再生產之間的文化聯系。

　　盡管現有的分析充分說明了女性工作對資本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經濟中資本積累的作用，但較少關注制度的積累需求與社會再生產領域中女性能動性之間的張力。下一節將回顧社會主義中國政治經濟中性別政治的重要文獻，表明當前的研究有助于闡明積累邏輯與歷史能動性之間的動態關系。

　　女性勞作、再生產勞動與社會主義中國的工業積累

　　與前資本主義歐洲的女性類似，帝制中國晚期的女性也從事著各種家庭活動，或是支撐家庭生計，或是直接產生現金收入。例如，在長三角和珠三角，漢族女性不僅承擔了家庭中全部的再生產任務，還得在家中紡紗織布，生產棉制品與絲綢產品，這也是重要的收入來源。隨后在二十世紀之交的第一波工業化浪潮中，家庭紡織品與其他婦女手工藝品被工廠制造業取代，從而導致中國女性的家務工作貶值。這一轉變在二十世紀中期中共接管國家時達到頂峰。

　　中共的性別項目受兩個因素的驅動。首先，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中國設想從家庭中“解放”女性，使她們參與政治與正規經濟活動，作為創建無階級社會這一宏大議程的組成部分。其次，為了實現工業化和農業發展的宏偉目標，中共有時將女性視作“勞動后備軍”，動員她們被視作加速積累的必要手段。因此，在“婦女能頂半邊天”的旗幟下，全國的工業、農業項目大量吸納女性加入勞動力隊伍。結果是“鐵姑娘”的形象開始流傳，并鼓勵女性在傳統上由男性主導的領域中蓬勃發展。

　　為了促進“婦女解放”和經濟發展，中共還決心改造社會再生產領域。盡管早期文獻認為黨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愿景中忽視了家庭領域，但近期的研究揭示了更為復雜且微妙的情況。簡而言之，與其他國家社會主義政權類似，社會主義中國也見證了一種要求農民、非正規工人等其他群體（包括農村女性與城市家庭主婦）進行低報酬或無回報（free riding）工作的“原始積累”形式。

　　艾約博（Jacob Eyferth）指出，在農村，女性的工作——從種植副作物到制作鞋子、衣服——在維持家庭日常生計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從而補助了以極高積累率和低消費率為特征的“社會主義發展制度”。國家從農村地區抽取了超過維持生活消費所需的剩余產出的80—90%，以供養城市人口并重新投資在工業化領域，卻沒能將工業盈余回饋給農村地區。相反，正是通過延長農村婦女白班后的工作時間，才能滿足基本消費品的需求。

　　與農村不同，城市家庭主婦的勞動被抽取得較少，因為國家為她們提供了某些方面的生計保障。例如糧票、公共住房、醫療保健等其他國家補貼服務。

　　然而，城市女性對積累的貢獻仍然至關重要。賀蕭（Gail Hershatter）指出，這一時期的“家庭”與公共領域被完全分離，并在話語層面上被黨-國忽視。然而，宋少鵬對家屬的開創性研究表明，一方面，國家將城市家屬視為一個獨特的政治組成部分，重視她們的勞動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意義；另一方面，國家故意保持公共與家庭之間的界限，從未挑戰兩個領域內外的性別勞動分工。在很大程度上，家屬的勞動——包括煮飯、育兒、種植副作物與制作基本消費品——被視為她們的“天然”職責，而不產生任何形式的經濟價值。

　　宋少鵬得出結論，通過利用家屬的免費勞動，國家能將工人的工資與福利再分配維持在較低水準，從而將大部分利潤重新投資于工業生產。

　　盡管女性工作的貶值與積累的邏輯相一致，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女性確實擁有能動性，游走在各種政治與社會空間之中。在王政關于中國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研究指出，國家對城市家屬家庭角色（家庭性）的保留以及對其再生產工作的低估，并不是積累體系所需的。王政揭開了看似一體的國家狀態，分析了國家女性主義者與男性黨領導之間的政治斗爭。她揭示了家屬家庭角色的自然化是國家女性主義者在反右運動中生存策略的結果，當時她們的機構——全國婦女聯合會（ACWF）面臨著被廢除的風險。

　　本研究關注政治經濟和歷史能動性，轉而考察1949—1962年GLF之后，家屬的生活經歷與紊亂的積累策略之間復雜的關系。換句話說，本文的目標是通過一個實證案例研究來展示政治經濟和歷史能動性在塑造家屬經歷與再生產勞動景觀方面的動態關系。接下來，我將探討國家不斷變化的積累策略如何與其改變家屬的不穩定壓力相互作用，同時不斷劃定生產與社會再生產、有償與無償勞動之間的界限。本研究將重點從國家層面的話語和主要大都市轉移到鄭州的地方案例。

　　鄭州作為河南的省會城市，是今日全國最大的城市之一，在貓時代初期是一個年輕的棉紡織廠城鎮。鄭州位于黃河中下游的南岸，東距開封八十公里，在晚清時期仍是一座規模不大的城市。

　　在二十世紀的前十年，隨著雄心勃勃的民族主義工業家穆藕初將他的紡織業務從上海擴展到鄭州，開設豫豐紗廠，鄭州崛起為一座工業城鎮。穆藕初之所以選擇鄭州，是認為當地的棉花生產總成本會很低。新建的京漢、隴海兩大鐵路在鄭州交匯，能提供經濟的運輸條件；河南是重要的棉花產區、人口大省，能提供廉價的原材料和勞動力。最初，盡管有工業發展，但隨后數十年的戰爭、自然災害和頻繁的洪水使得這座城市在1948年中共接管時幾乎淪為白地。隨著新政權部分出于戰略安全考慮，計劃將工業生產中心從沿海轉移到內陸地區，鄭州回復了工業化，與石家莊、咸陽等地一起成為全國六大紡織基地之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最初十年間，除了重開豫豐紗廠，鄭州還新建了五家棉紡廠及數十家配套工廠，包括染色和紡織機械廠。至1960年，鄭州人口增加了六倍，從十五萬增長至約一百萬。勞動力由一小部分從遠方工業城市（上海、青島和武漢）遷徙的熟練工人，與大量從附近村莊招募的年輕農民組成：約有六成的職工是女性。作為鄭州的新來者，大多數工人定居在工廠附近的生活區，每個工廠都成為一個工業工作“單位”。作為一種組織并控制勞動生產與社會再生產的全國性模式，單位提供了一系列詳盡的福利，包括醫療保健、住房與子女教育。本研究的許多工人都表示，他們的一生都在單位中度過，結婚生子、退休養老，即使這些國有工廠在二十一世紀初停止運營。

　　接下來的章節按時間順序排列，追溯家屬在最初的工業化階段（1949—1957）、GLF與伴隨的城市人民公社運動（1958—1962），以及緊隨其后的精減期的經歷。然而，我并不是試圖按時期劃分來解釋這些變化，而是關注不同時期的變化，以闡述再生產勞動的主體、意義與界限在歷史上如何被構建與重構。

　　單位小區的紅色家政

　　“作為家屬，必須要努力做到‘紅’、勤、巧、儉，這樣她才算是‘紅色管家人’！”1962年1月，鄭州市工會女工部主任王玉溪在一次會議上發表演講，鼓勵會員“勤儉建國、勤儉持家”，也被稱作“兩勤”。這并不是“兩勤”第一次被提出。“兩勤”運動最早由全國婦女聯合會在1957年發起，強調城市女性在家政上的關鍵作用，并將其與建設社會主義國家聯系起來。

　　與全國婦聯最初“動員婦女參加生產以實現婦女解放”的議程相比，強調女性的家庭角色初看之下似乎頗為費解。王政認為，1957年這一突然的保守轉向是國家女性主義者保護自己，不被男性主導的黨內高層罷免而采取的戰略舉措。但本節認為，全國婦聯在1957年之前就已從組織女工轉向為組織家屬，并通過這一過程，家屬的位置也被固定在家庭空間內。

　　四十年代末，中共回到城市時，大多數城市女性不是能輕松符合革命想象的“無產階級工業工人”。相反，城市女性的人口構成相當復雜，包括手工藝女工、小販、性工作者、知識分子、服務業勞動者，以及舊資本家與資產階級專業人士的家庭成員。截至1953年，中國所有國有工業企業中的女性職工總數為213.2萬，僅占整個城市女性人口的6%。鄭州這樣幾乎未工業化的內陸城市，1948年末估計有15萬居民，大多數是貧窮的體力勞動者和難民。根據鄭州婦聯的數據，城中約有六萬名女性。除了少數工廠工人、性工作者以及鐵路工人的家庭主婦外，其他女性都是“貧苦勞動婦女”。她們中的大多數是逃離戰爭和自然災害，與小販、人力車夫及其他類型的體力勞動者結婚而定居鄭州。面對經濟崩潰、高失業率以及復雜的階級構成，全國婦聯認為她們的核心任務應該是組織貧苦體力勞動者的家屬進行“生產自救”。全國婦聯的工作從最基層開始，將失業的女性聚集在一起，建立制鞋、手紡亞麻、縫紉與洗衣的作坊，以換取現金收入。1949年的頭幾個月，全國婦聯動員了超過七千名女性參與這些活動。

　　然而，時至五十年代中期，全國婦聯的影響范圍縮小到再生產領域，因為鄭州的勞動力格局發生了徹頭徹尾的變化。1953—1958年，六家現代化棉紡織廠與一系列配套企業相機投入生產。成千上萬的紡工、織工，以及技術人員、干部落戶鄭州；大多數工人是18—25歲的女性。在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城市的過程中，諸如手工藝等看似“微不足道”的生產形式逐漸消退。“貧苦勞動婦女”的范疇也在地方婦聯的話語中逐漸消失。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家屬成為指代單位體系中失業家庭成員（主要是女性）的一個主要范疇。盡管許多年長、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女性繼續制鞋、縫紉、裁剪以及洗衣，以增加家庭收入，但她們不被視作“勞動婦女”，而只是家屬。換句話說，她們的身份主要與社會再生產相關聯，盡管她們的勞動并不完全如此。

　　與家屬“家庭化”相伴的是全國婦聯對工業單位體系的影響力被切斷。盡管全國婦聯是首個將家屬納入其婦女工作議程的組織，但根據1951年全國婦聯與全國總工會（ACFTU）聯合發布的建議，家屬的組織工作應該主要由工廠工會負責，婦聯協助。1954年底，鄭州婦聯（ZWF）經過部門重組，生產部被取消，因為“它在工廠內部組織并動員女工，與工廠工會的職能重疊。”此外，“支持社會生產是我們整個社會的總體目標，設立一個專門負責生產的部門是多余的”。1956年，全國婦聯發起“五好”運動，幫助一線工人實現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生產目標（圖1），號召家屬“勤儉節約，家庭生活安排好”“家庭、鄰里團結互助好”“教育子女好”“清潔衛生好”“學習好”。正如全國婦聯主席蔡暢所言，“職工家屬要以社會主義的方式處理家庭問題，要積極展開‘五好’工作，更好地幫助自己的丈夫和親人出色地完成國家計劃”。在紡織業，由于大多數單身或年輕母親在生產部門工作，家屬通常帶著孩子或丈夫從農村移居過來的老年女性。除了做飯和照顧孫輩，還有許多人加入了縫紉和洗衣小組。例如在1953年，鄭州第二棉紡織廠共有七十一名家屬，除了十名家政女傭，其他都是工人的妻子。工廠的福利部門將她們組織成七個小組，為工人提供集體服務，其中十五人有償洗衣。過去，家屬只為自家人洗衣服，現在，她們還能向更多的新職工提供這類服務。因此，工廠管理人員認為，這是家屬減輕配偶經濟負擔的好方法。

　　圖1：全國婦聯五好運動的宣傳，1957年10月。來源：ChinesePosters.net，經授權。

　　1956年之后，更多地農民擁入全國各地的城市，與子女或親戚同居，工業企業工會開始組織家屬在單位小區種植副作物，養豬，生產生活基本用品。家屬還是維護公共衛生、綠化環境的關鍵勞動力資源。正如鄭州市工會關于女工和家屬的季度報告所示，1956年，全市范圍家屬被征召起來消滅“四害”，并在小區附近植樹種花。例如，在1956年第二季度，國棉二廠四百戶家庭的家屬挖出了三十公斤蠅蛹，紡織用房建設企業的家屬消滅了五百只老鼠，并在小區附近種植了兩千多棵樹。

　　家屬不僅貢獻了她們免費或報酬微薄的勞動來維護、發展集體空間，還是單位小區內發展金融互助網絡的中心。由于工資普遍較低，每個工廠都得設立自己的互助基金。參與的家庭被要求每月向集體賬戶捐款十到二十元，然后每年一次，能從基金中借一大筆錢，用于婚喪嫁娶、子女醫療、外出旅行等用途。家屬通常為各自的家庭記賬。截至1956年，鄭州40%的單位建立了自己的互助基金。單位互助基金會的數量從1957年的301個增加到1961年的1423個，參與戶數從39239戶增加到72602戶。這種互助網絡在大型紡織綿廠周圍最為發達，那里的工人和家屬住得更近。通常，省錢最多、花錢最少的家屬會受到單位工會的表揚。

　　1949—1957年間，家屬所做的大部分勞作都不被視作生產工作，因此報酬非常微薄——如果存在的話。在這一時期，很少有四十歲以上的女性能找到有固定的有償工作。對她們來說，在國營棉廠工作并獲得相對較高的工資是一種奢侈，只有比她們更年輕、受更好教育的人才能享受到。然而，1958年的GLF，以及隨后的城市人民公社運動，深刻地重塑了家屬在眾多生產、再生產勞動和有償、無償工作中的地位。

　　構建社會主義大家庭：城市人民公社運動中的家屬

　　1957年，“兩勤”運動尚未完全實現，次年就迎來了GLF。在“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口號下，這一激進措施推動數量空前的中國女性進入生產領域——以家庭為中心的“兩勤”話語突然開始動搖。

　　為了加速工業化積累，超英趕美，1957年11月，貓在莫斯科宣布，新的發展方針將采取激進的模式，通過進一步集體化生產、提高勞動強度與最小化再分配來加速積累。這種措施放棄了中央配給制，要求地方政府和企業自給自足。人民公社是一項主要在農村地區實施的制度創新，在城市實施的程度與時間較少，旨在將生產和社會再生產結合，并使后者集體化，以便國家無需在福利供給上花費任何資金。

　　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中共動員家屬進入公共空間的熱情達到了高潮。對于最高層來說，動員女性參與GLF包括兩個方面。首先，已經外出工作的大量年輕女性應該代替她們的男性同事，更多地承擔密集勞動或復雜技術的新工業與建設項目。其次，對于那些從未有過正式工作，但占城市女性人口大多數的家屬，她們現在的任務是參與生產或集體化的社會再生產。一小部分家屬會在國企工作，但其余的則自發組織成以單位、小區成型的公社內的小型工廠、制造作坊、服務型集體、托兒中心以及公共食堂。

　　在GLF初期，黨的最高領導層提出了一項新穎的集體化再生產勞動計劃。1958年6月14日，劉少奇在全國婦聯發表了一次講話，談及女性勞動解放與推動生產之間的關系：

　　要把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這不是對婦女特別有好感，而是為了整個生產，為了社會的進步，進到共產主義社會應該是使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因此，我有這么一件設想：要建立很多的托兒所，公共食堂，辦很多服務性的事業[……]組織生產是基礎，是否可以把職工家屬、農村婦女為生活服務的基礎上組織起來。

　　劉少奇著重強調了家屬的作用，進一步證實他的想法：

　　我到上海職工宿舍區去看，小孩子多得很，象螞蟻子一樣，哇哇叫，工屬抱著孩子沒有事情作，每天是帶孩子、煮飯、洗衣服，情緒不高，問她想什么，她想找點事作，可是沒人帶孩子、煮飯。沒有事情，又不甘心，只好帶著孩子去串門子，東說西說，說閑話，引起吵架、糾紛。有人寧愿出去替別人煮飯、帶孩子，自己家里又請人來煮飯、帶孩子。為什么呢？因為她們認為帶自己的孩子是家務勞動，帶別人的孩子是社會勞動。作了工人，心里愉快些。

　　劉少奇建議家屬集體化煮飯、洗衣、裁縫、制鞋和托兒。在他看來，社會再生產領域可以屈從于大規模生產的邏輯：“服務事業并不只是消費，也有生產，作飯也可以說是生產，這是食品工廠，是食品工業。補衣服是大修理，理發也是修理，總之，都是社會上必需的，不可少的。”劉少奇還順便提到，再生產勞動集體化后，緊隨其后的應是“技術革命”，就像生產領域正在發生的那樣。

　　劉少奇發表上述講話的同一個月，鄭州見證了全國首批公社，紅旗公社的初步發展。繼紅旗公社之后，八月，另一個著名的公社成立，囊括鄭州紡織機械廠與附近的幾個小區。盡管這些早期發展出現在地方報紙與內參，但直至兩年后的1960年才在全國范圍內公開宣傳。正是在這一年春，貓及其盟友試圖在經濟危機與隨之而來的自然災害中繼續推動GLF時，城市人民公社成為全國性運動。也是在這一年，鄭州的五家棉紡織廠聯合成立了一個大型公社——紡織人民公社——這個公社壽命短暫，我的受訪者從未主動提起過。在全國范圍內，國企與公共機構的女性職工人數從1957年的330萬增加到1959年的1000萬。僅在國有工業部門，這一數字就從130萬增加到490萬。在對22個省市的調查中，建立了73萬個集體工廠和作坊，其中85%的成員是女性。另一項對全國21個城市的調查顯示，1958年有53.5萬家屬參加了公共生產和服務工作。截至1960年5月，共有500萬人在公社工作，其中80%是家屬。在鄭州，根據當地婦聯的數據，共有63526人從家庭中“解放”出來，其中82%是家屬。在這些家屬中，14000人在國有工業企業或其附屬服務部門找到了工作；其余的，約三分之二，被要求自發組織基于公社的工業作坊和福利服務。對家屬來說，即使是作為合同工而非固定工，在國企工作也比參加集體作坊和服務業更具吸引力，因為前者的工資更高、福利更好，還有社會聲望。

　　鄭州紡織機械廠公社的1352戶中家庭共有1421名家屬，年齡在二十至五十歲不等，其中309人超過五十歲。其中42人擁有高中文憑，31人擁有小學證書，但絕大多數都是文盲。其中約四分之一的人在國營部門工作，但絕大多數仍通常在棉紡織廠作為實習生或合同工工作；剩余的留在公社工作。

　　在GLF之前被視作“無法就業”的家屬，現在被國家視作“能夠生產”。在沒有上級具體規劃的情況下，基層公社領導和群眾開始嘗試各種生產和服務工作。大約240名家屬開始從事工業和農業生產，其余的負責運營40個食堂和101個護理服務機構，從擁有數百名兒童的大型托兒所到互助小組。后者包括一種上門服務，由一位老年女性護理三到五個孩子（有關早期互助小組的圖片，見圖2）。共有128名護理工，照顧1550名兒童，其中72%是紡織機械廠公社自身需要護理服務的兒童。

　　通過將煮飯、托育及家務活動轉移到集體空間，公社制度打破了公共-家庭的界限。然而，打破生產勞動與再生產勞動的價值階序并不容易。這些新設立的護理服務機構的職工工資取決于她們是工廠的固定職工還是從公社招聘的家屬。前者根據證書與工齡，月收入在39—48元之間，而后者的工資僅在15—18元之間。此外，固定職工的醫療費可以全額報銷，而這些家屬職工只能報銷一半。此外，她們的食品及其他必需品的票證也維持在較低數量。從國家的角度來看，社會再生產的集體化比GLF之前由家屬完成的再生產勞動更節省。在城市公社，通過更高效的社會再生產方式，更多的家屬可以從中解放出來，投入生產，從而全面加速積累。

　　正如劉少奇直言不諱地告訴女干部那樣，這不是為了“幫助婦女”，而是為了提高社會再生產的“生產力”。然而，由于以下原因，這種集體化社會再生產的方法并未奏效，家屬對這種安排的抵制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城市公社不受歡迎的原因。

　　首先，公社所帶來的社會再生產效率似乎并非高層領導所期望的“節省勞動的技術”，而是以犧牲服務質量為代價。的確，人們有過食品加工機械化的嘗試。早在1958年6月就有報道，河南農村的食堂發明了制作面條、切菜、切紅薯的機器。然而，在鄭州的食堂中并未發現類似措施?？p紉集體要求家屬在工作時使用自己的縫紉機，理論上可以提高制衣效率。但在托兒等人際服務中，節省勞動力僅僅是降低人均服務比例。以家庭為基礎進行護理工作時，護理工與兒童的比例大約是1:2或1:3，但在日托中心，這下降至1:15，幼兒園是1:10。護理工與兒童的比例如此之低，許多家長擔心子女的安全和健康，因此經常出現退學現象。

　　其次，由于國家不打算補貼這些公共服務，公社不得不依靠自己的社員啟動這些設施。鄭州紡織機械廠公社要求五十戶家庭讓出自己的住房以新建食堂；還要求每個公社社員捐出一到三元作為“啟動”資金；而且，最初的兩個月，提供公共服務的家屬并沒有報酬，而只是“志愿者”。

　　圖2：來源：Chinese Textile Workers, volume 13, July 1953.

　　經歷初始階段后，這些護理機構也主要向工人收取費用以維持運營。平均來說，送一個孩子到集體護理中心每月需花費十元，包括伙食費。除了兩名從生產工人調過來的護理工，工資由工廠支付以外，其他工作人員和日常維護工人的工資都靠向小孩父母收取的費用。作為參考，國有紡織棉廠中女性的常見工作，紡工或織工的月收入在49—60元之間。在五十年代末，大多數紡織工人的家庭都有兩三個小孩。因此，一個預計收入為100元的雙收入家庭來說，將所有的小孩送到護理機構（20—30元）將占家庭收入的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許多父母認為比例太高，難以承受。因此，雖然理論上向父母收取的費用能夠支撐護理機構的運轉，但實際上，一些設施很難招收足夠的兒童來維持自身運轉。

　　最后，在公共領域工作的家屬工資處于工資標準的最低端，大約每月30—40元。1958年，國棉四廠招聘了53名家屬來管理他們的托兒機構。這些家屬抱怨道，“做托兒工作沒有保障。隨時都有可能被撤職，甚至沒資格入工會。在養老金上，那里的工作年限不計入工齡。你連員工證都沒！”一些臨時的護理工甚至囤積本該提供給孩子的食物。

　　即使對那些國營工廠的正式職工來說，托兒工作的低酬也使得大多數人試圖避免這項工作。年輕的畢業生不希望被分配到幼兒園，他們認為這意味著地位低下與“沒有前途”。由于缺乏護理工，一些原本在一線車間工作的女性被調到護理中心。其中一名女工不滿地抱怨道：“我現在的工資是每個月46.7元，是車間里最低的，卻是托兒所里最高的！將來經濟好轉的時候，車間會漲薪，但我敢打賭說托兒所不會。”

　　由于生產性工作與服務性工作之間的階序，大多數家屬更愿意選擇在工坊工作并學習木工等技術技能，而不是在食堂或護理中心提供服務。一位拒絕加入食堂的家屬曾言：“我一輩子都在圍著灶臺轉。不想再做飯了！”另一名家屬抱怨道，“在家照顧孩子還不夠嗎？為什么還要我在外面做這個？”

　　除了上述問題之外，集體化，包括煮飯和托兒的集中化，并不一定減少了家庭的社會再生產成本——情況通常恰恰相反。實際上，一些家屬抱怨說，公共食堂與托兒服務增加了他們的支出，因為所有家庭成員都得支付食堂的費用；除了支付護理服務費以外，他們還得購買配方奶粉，因為無法進行母乳喂養。例如，1959年，時年四十四歲的孫玉蘭開始工作，她的月收入是24元。她有三個孩子，護理服務的總費用是36元，遠超她的收入。理論上，人們可以認為，盡管成本相對較高，但護理工作的集體化與有償化是一種將經濟資源從父權社區轉移到女性個體的創新方式。但實際上，當家庭仍是唯一合法的自愿分配單位時，即使開始賺取工資的女性也不歡迎這種新安排。賺取工資的家屬帶來的額外收入仍無法抵消失去免費家務勞動的額外成本。

　　后GLF的精減與家屬的再家庭化

　　1961年6月，隨著經濟和社會危機的加深，表現得最為嚴重的便是農村的自然災害，中共中央停止了GLF的投資活動。在全國的城市地區，由于預算大幅削減，到1963年7月，約有兩千八百萬城市居民領取糧食配給后下放農村。同一時期，國企與公共機構的女性職工減少了三百五十萬，即從1960年的一千萬減少到1963年的六百五十萬。1962年，鄭州國企職工共十七萬六千人中，有三萬四千人被精減，其中約一萬一千人（占34%）是女性。這些女性中，有三千四百五十名家屬回到城市的家中。同年，在五十四萬八千名城市居民中，約有十分之一被下放農村，其中三分之一為家屬。

　　對精減的反應因群體而異。對家屬來說，一小部分（約20%）覺得逃離臨時工廠或公社的工作是一種解脫，只要能允許她們留在城市。這些女性要么體質較弱，要么有太多孩子需要照顧。有些女性來自丈夫收入更高的家庭，正如先前所述，這些家庭更經濟的做法是一個家屬在家里養孩子，而不是送到護理機構。

　　其他家屬雖對公社的突然解散并不特別失望，但也希望繼續從事各種服務工作以換取額外收入，正如她們在GLF之前所做的那樣。在當地居委會與婦聯的幫助下，他們開始在街頭擺攤賣小吃、縫布鞋底、做家政工、織毛衣、織包包、理發、在小作坊做小時工，以及在社區里做其他類似的工作。平均每月她們可以賺25—30元，與她們在公社的收入差不多，甚至略高。這些工作在時間和地點上也更靈活：很多工作可以帶回家完成。

　　反抗精減最激烈的是那些GLF之前曾在國有工廠擔任正式職位的3500多名紡織工人，她們現在被要求下崗并成為“家屬”。她們曾享受著國家職工的經濟與社會聲望，將精減視作巨大的經濟損失和個人羞辱，擔心丈夫會“看不起”她們。例如，在國棉五廠，約有一千名由家屬轉為工人的人拒絕下放。她們的平均年齡為三十九歲，月收入50元（相當不錯），平均每人有3.7個孩子。她們強烈反抗，聲稱如果失業將面臨嚴重的“經濟負擔”。最終，五廠沒有將她們下放，而是讓她們繼續工作。

　　城市人民公社運動結束后不久，鄭州市工會就與婦聯合作，重新開展“五好”“兩勤”運動。這一次，整個工業系統面臨更嚴峻的條件，經濟惡化，資源匱乏。家屬再次被要求履行“紅色管家人”的作用，多生產副作物與基本消費品，更密切地監督家庭的賬目，節約開支，共度難關。

　　GLF期間社會服務方面的發展并非都是徒勞的。盡管城市公社及其臨時食堂和護理中心都消失了，但在國有工廠中仍有許多護理機構仍然存在并繼續運作。1961年11月，托兒機構的數量從GLF高峰期的1934個急劇下降到僅城市范圍內的138個。然而，1961年的兒童登記總人數比1957年高出2.2倍，員工人數也從603人增加到2616人?？磥?，GLF幫助培養了在職父母對公共護理服務的新需求意識。從這些服務中受益的許多一線工人希望工廠繼續提供這些服務。

　　1961年底，在國家發展戰略調整后，允許國企增加福利開支，護理服務費用也隨之降低，尤其是三歲以下兒童的費用。在接下來的四十年里，國棉廠開辦的幼兒園成為鄭州最好的幼兒園，甚至在國際上也享有一定聲譽。總體而言，根據檔案資料和訪談，約有一半的在職母親在社會主義時期至少送過一個孩子到工廠提供的托兒機構。那些不得不將孩子留給家庭其他成員照顧的人，主要是出于經濟原因。

　　結論

　　本文聚焦于地方社區的家屬生活經歷，首先這是對社會主義中國史上一個重要但被忽視的群體的實證描述。它展示了家屬的勞作不僅對社會主義積累體系的形成至關重要，而且她們圍繞“公共”與“家庭”、“生產性”與“再生產性”之間不斷變化的邊界的斗爭，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貓最具雄心的計劃之一——GLF的脫軌。這些發現可以為以下兩個研究領域提供啟示。

　　首先，本研究推進了我們對于女性的勞作與積累體系之間關系的理解。女性主義政治經濟學揭示，資本主義下的積累不僅依賴于“剝削”——即侵占工作場所中正式工人的“剩余價值”，只支付工人自我再生產的成本——還通過“剝奪”運作，即在市場之外的領取榨取無償勞動成果，如殖民主義、奴隸制以及“家庭主婦化”。而近期的文獻同樣表明，類似的“原始積累”過程也發生在歷史上存在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就“家庭主婦化”而言，無論在哪種體制下，女性在家庭中的無償勞作都是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中國也不例外。然而，正如我在本文中所展示的那樣，在中國短暫的城市人民公社運動期間出現了一種更激進的剝奪女性的勞作的方法。

　　對于劉少奇等最高層領導人來說，社會再生產本身應該成為“大規模生產”的場所，以加速工業積累。在這一新體系中，積累的實現不僅可以通過將女性的勞動力從“非生產性”家庭領域轉移到生產領域：它還發生在集體化的社會再生產領域內。通過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國家用集體化但無補貼的托育、護理勞動，替代發展不平衡的福利項目，而這些勞動大多數由過去的家屬承擔。換句話說，城市公社中的再生產集體化不僅旨在釋放更多勞動力進入生產領域，而且還將社會再生產本身轉變為“大規模生產”的場所，潛在地遵循了現代工業生產所規定的集中化、中央化的相等邏輯。

　　然而，與已經引入機械化、自動化的大規模生產領域不同，由于社會再生產領域基于人際服務的性質，難以機械化。為了提高“效率”，公社不得不采取另一種方法，以服務質量為代價，降低每位受護理者的護理工人數量。這種安排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相當大的不滿和抵抗?？傮w而言，生產邏輯的物化（reification）破壞了政權加速積累的目的，因為它未能意識到社會生活的邏輯永遠無法簡化為工業經濟的邏輯。

　　其次，本研究超越了結構性力量對女性的影響，仔細審視了政治經濟和歷史能動性之間的相互作用。盡管她們的勞動被政權剝奪，但在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波動中，家屬表現出了顯著的能動性。盡管國家話語越來越多地將家屬與家庭性、社會再生產聯系在一起，但這些女性取得的實際成就要多得多。除了在家中夜以繼日地勞作之外，她們還在單位提供各種服務，并在GLF期間為生產作坊與集體化再生產設施提供了職工。她們的重要勞動不僅照料了工人，還維系了社區的凝聚力。

　　然而，家屬并不總是符合黨-國的期望。由于他們一直為家庭的生存而勞作，家屬從來都不是國家所描繪的社會“寄生蟲”。家屬會抓住為家庭創造額外收入的任何機會。然而，當這種工作由國家強加，且經她們權衡后認為代價過于沉重時（正如GLF的案例所示），家屬進行了抵抗。她們抱怨這種強制性的“解放”，不愿意將孩子送到公共護理機構，退出照料——所有工作中報酬最低、最不穩定的工作。事實上，她們有時干脆拒絕接受這些任務。城市人民公社運動的命運可能是注定的，因為它在1960年重新出現時，全國性自然災害已經達到頂峰，饑餓的農民無法像以往那樣繼續補貼城市居民的工作和生活。然而，城市實驗本身的問題以及參與者對其的抵抗，有助于我們全面地了解這段歷史。

　　我強調結構與能動性之間的相互作用及其相應的后果，也突出了批判性性別研究中的一個基本信息。通過運用性別視角來審視歷史，我們不僅為那些曾被霸權話語邊緣化的人帶來正義，而且還提供了一個更全面的解釋，說明歷史過程為何以某種方式展開。就目前的情況而言，如果不關注女性的勞作和社會再生產的問題，我們對GLF的考察將是不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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