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挽戴安瀾將軍》一直被認定為毛澤東之作，收錄在各個版本的《毛澤東詩詞集》中。然而，董必武生前的秘書牛立志卻認為，這首詩是董必武“代毛澤東同志”而作的。筆者認為，這個觀點，目前尚缺乏有力的證據。
一、題出：《挽戴安瀾將軍》作者是董必武還是毛澤東？
2005年8月20日，《人民日報》副刊以《董必武抗戰詩抄》為題，刊發了董必武生前的秘書牛立志抄錄供稿的董必武在抗日戰爭期間寫的十首詩詞，其中第三首題名和正文如下：
代毛澤東同志挽戴安瀾將軍殉國
（一九四二年）
外侮需人御，將軍賦采薇。
師稱機械化，勇奪虎羆威。
今譽東瓜著，驅倭棠吉歸。
沙場竟捐命，壯志也無違。
在此之前，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的《毛澤東詩詞集》，也收錄了一首《挽戴安瀾將軍》的五律：
挽戴安瀾將軍
一九四三年三月
外侮需人御，將軍賦采薇。
師稱機械化，勇奪虎羆威。
浴血東瓜守，驅倭棠吉歸。
沙場竟殞命，壯志也無違。
◆1943年毛澤東在延安。
《人民日報》和《毛澤東詩詞集》中刊發的這兩首詩，除了題名（為方便后文敘述，我們將這兩首詩統稱為《挽戴安瀾將軍》）、寫作時間和個別字詞（董詩中的“今譽”在毛詩中為“浴血”；“著”為“守”；“捐”為“殞”）不同外，內容基本是一致的，可以視為同一首詩。
在《董必武抗戰詩抄》一文的最后，有一段牛立志寫的附記。其中寫道：“我曾長期在董老身邊工作。今年7月底，我受邀編選董老的詩稿墨跡。在翻閱著這些情感深沉的詩篇時，我受到強烈的感染。現在，我恭謹地將董老幾十年前寫下的對九位英烈的悼亡詩抄錄給大家，其中有幾首是初次發表。”
文中說的“今年”，指的是2005年。200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發表董必武一組抗戰詩，當在情理之中。轉過年的3月5日，是董必武120周年誕辰。牛立志從1951年10月到1960年10月在董必武身邊工作，主要任務是幫助董老學習俄語，后兼做“文件、信稿的起草，詩稿的抄錄等工作”（《古調莫慚惟自愛》，牛立志著，《黨的文獻》2006年第2期）。她“受邀編選董老的詩稿墨跡”，也彰顯了有關部門對紀念這位中國共產黨建黨元老、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勛誕辰的重視。從這個角度說，認為《挽戴安瀾將軍》的作者是董必武的說法有很強的可信度。牛文發表后，就有一些學者撰文為該詩“正名”，稱該詩“并非毛澤東原創，其原創者是董必武”。（黃澤佩《董必武<代毛澤東同志挽戴安瀾將軍殉國>詩辨析》，《抗戰文化研究》2009年第3期）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版《毛澤東詩詞集》。
當然，認為《挽戴安瀾將軍》的作者是毛澤東的說法也有權威出處。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版《毛澤東詩詞集》的編者是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是1980年5月在原“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的基礎上改組而成的，專門從事黨的文獻編輯研究工作，“主要任務是編輯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著作，研究他們的思想和生平；編輯研究黨和國家及軍隊的當代文獻和歷史文獻”。作為一家編輯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著作的權威機構，將《挽戴安瀾將軍》編入《毛澤東詩詞集》，自然也有可信依據。
那么，一個問題就產生了：《挽戴安瀾將軍》的作者究竟是董必武，還是毛澤東呢？
二、正本：《挽戴安瀾將軍》收入《毛澤東詩詞集》有無問題？
（一）《挽戴安瀾將軍》的刊印依據存在一定問題。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版《毛澤東詩詞集》在刊發《挽戴安瀾將軍》時，刊印依據這樣寫道：“這首詩根據一九四三年戴安瀾將軍追悼會挽聯挽詩登記冊刊印。最早非正式地發表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政協報》，是在一篇詮釋這首詩典故的文章中提供的。”（《毛澤東詩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一版一印，第177頁）
這段刊印依據說明了一個事實，但也存在一個問題。
說明的一個事實是：《挽戴安瀾將軍》并非根據毛澤東手稿刊印，而是根據“一九四三年戴安瀾將軍追悼會挽聯挽詩登記冊”刊印。由于目前尚未發現毛澤東手書《挽戴安瀾將軍》的手跡，故認定該詩一定是毛澤東所寫的說服力就大打折扣了。這也是為何牛文發表后，社會上有人接受她的觀點的一個原因所在。
存在的一個問題是：《挽戴安瀾將軍》不是“最早非正式地發表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政協報》”的。
《人民政協報》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的機關報。在1983年12月28日版的《人民政協報》上，一位署名“天逸”的作者，發表了一篇題為《“東瓜”和“棠吉”——毛主席悼戴安瀾將軍詩中的兩個典故》的文章。文中提及的“毛主席悼戴安瀾將軍詩”，就是后來收入《毛澤東詩詞集》中的《挽戴安瀾將軍》。或許是出于對《人民政協報》權威性的信任，《毛澤東詩詞集》在收入《挽戴安瀾將軍》一詩中，并無任何質疑，且將此作為刊印依據。
然而，以《人民政協報》上的刊文作為依據，并不十分具有可信度。因為《人民政協報》上發表的這篇文章，并沒有說明這首詩的來源。歷史學研究需要嚴格依據史料。沒有來源可靠、清晰的史料，是不能視為佐證歷史的真實憑證。同時，《人民政協報》上發表的這篇文章，也不是首次正式提到《挽戴安瀾將軍》詩。這首詩，早在1982年出版的《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一書中，就有記載。書中這樣記載：
一九四二年秋季，一個陰天，在第五軍留守處所在地的廣西省全縣，李濟深主持了一個全國規模的追悼會。率領遠征軍在緬甸同日本軍隊浴血奮戰，堅守東瓜陣地，攻克棠古（編者注：吉）據點，最終壯烈獻身于茅邦之戰的國民黨第五軍師長戴安瀾的遺像前，放滿了花圈和挽聯。杜聿明戴著青紗，站立在跟隨他多年的部屬的靈柩左邊。他沒有過多地注意蔣介石、陳誠、何應欽、白崇禧贈送的花圈，卻分外認真地注視著共產黨人題贈的挽聯:
外侮需人御，將軍賦采薇。
師稱機械化，勇奪虎羆威。
浴血東瓜守，驅倭棠吉歸。
沙場競殞命，壯志也無違。
——毛澤東敬挽
（《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黃濟人著，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第206頁）
◆戴安瀾
《將》書出版于1982年4月，顯然早于“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政協報》”，故《毛澤東詩詞集》在刊發《挽戴安瀾將軍》時說這首詩“最早非正式地發表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政協報》”的說法是錯誤的。
（二）《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的記載也有問題。
《將》書雖然是一本敘說國民黨戰犯改造生活的報告文學，并不是一本嚴格的史學著作，但該書仍有一定的史料參考價值。作者黃濟人“是書中主人公之一的黃劍夫的兒子、邱行湘的外甥，被杜聿明、黃維、沈醉等視為子侄，因而得天獨厚地進入了這個特殊題材的寫作”。這部二十多萬字的圖書，是作者“在走訪這些國民黨將領的基礎上，研究了大量歷史材料寫成的”，榮獲首屆“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獎”。
杜聿明非常關心這本書的寫作，在患病期間，還臥床為作者口述，并為該書題寫了書名。照此看來，杜聿明等人對書中的史實是認可的。但《將》書在這段記載中卻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戴安瀾將軍的追悼會召開時間不對。
◆1982年出版的《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
按《將》書的說法，戴安瀾將軍的追悼會是1942年秋召開的，但實際上，戴安瀾的追悼會是在1943年4月1日舉行的。（《戴安瀾傳》，戴澄東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96頁；《李濟深畫傳》，中國國民黨革命軍事委員會宣傳部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82頁）對于這樣一個明顯的錯誤，作者黃濟人、受訪的原國民黨將領都沒有發現，實在不應該。
這個錯誤就造成了一個問題：《挽戴安瀾將軍》的寫作時間是1942年還是1943年？按照《將》書說法，寫作時間應為1942年，這與牛立志提供的詩稿時間是一致的。但由于《將》書將戴安瀾將軍追悼會時間弄錯了，所以這首詩寫作時間應為1943年，這與《毛澤東詩詞集》認定的時間又是一致的。
（三）《挽戴安瀾將軍》收入《毛澤東詩詞集》的另一則材料。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的《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在收入《挽戴安瀾將軍》時，在“考辨”中這樣寫道：
1995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曾向戴安瀾將軍的子女發函，請他們提供毛澤東挽戴安瀾將軍詩的原件。隨后，戴安瀾將軍的兒子覆東、靖東、澄東和女兒藩籬聯名來信并附上挽詩抄文照片一張。來信對毛澤東挽詩抄文照片作了說明：“家父戴安瀾將軍于1942年3月率第五軍二百師入緬對日作戰。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重創日軍，解救英軍，給世人以極大鼓舞。但由于指揮多頭，英軍不合作，戰斗由勝利轉向退卻。二百師在撤退回國途中層層遭到阻擊，在通過最后一道封鎖線時，家父親臨第一線指揮，不幸中彈負傷。因缺少醫藥，不幸于1942年5月26日在緬甸茅邦村犧牲。父親犧牲后，國共兩黨高度評價其英雄業績，盟國也給了高度贊揚。1943年4月1日，國共兩黨商定在廣西全州為戴安瀾將軍舉行公祭，由李濟深先生主持。其時國共兩黨的最高領導都送了挽聯。”“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中央決定建紀念堂，并發出通知，搜集毛主席在民間的手稿遺文。我們全家認為，毛主席寫給家父的挽詩應是一份珍貴的資料，決定將有抄寫毛主席挽詩的挽聯登記冊寄給中共中央辦公廳。”（《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吳正裕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9月版，第377—378頁）
《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一書的主編吳正裕，曾任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會長，長期從事毛澤東著作編輯研究工作。副主編李捷、陳晉都是毛澤東思想研究領域的權威專家。書中的這段記載，是十分可信的，但也說明一個問題：毛澤東并沒有留下《挽戴安瀾將軍》的手跡。
三、查證：為何說董必武“代寫”的說法是孤證？
2005年8月20日，牛立志首次提出《挽戴安瀾將軍》是董必武“代寫”的說法。在此前后，有沒有相關文獻佐證這個觀點呢？筆者以這個時間為節點，查閱了記載董必武生平的諸多史料。
2005年8月之前的史料，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第一類，記載董必武生平和主要事跡的圖書。主要有：《董必武畫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3月版）、《董必武》（胡三香等著，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6月版）、《董必武年譜（1886—1949）》（田海燕試編，《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第4期）、《董必武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5月版）等。
第二類，收錄董必武主要著作的圖書。主要有：《董必武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董必武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10月版、1986年3月版）、《董必武詩稿》（國家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董必武統一戰線文集》（法律出版社1990年6月版）、《老一代革命家家書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詩詞鑒賞》（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年版）等。
第三類，相關回憶著作和文章。主要包括：《憶我的爸爸董必武》（董良翚著，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5年6月版）、《憶董老（第一輯）》（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組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憶董老（第二輯）》（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組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等。
◆董必武
2005年8月之后的史料，主要有：
《董必武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1月版）、《董必武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7月版）、《董必武詩稿手跡選》（最高人民法院、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董必武法學思想研究會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3月版）、《董必武詩選（新編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11月版）、《董必武與抗戰大后方——思想資料輯錄》（俞榮根主編，重慶出版社2016年7月版）。
這其中的絕大多數史料，牛立志都作了顧問，有的甚至還親自參與到編輯中來。但無一例外，這些書中都沒有關于董必武“代寫”《挽戴安瀾將軍》的記載。這里面，有兩本書值得特別重視：一本是《董必武詩稿手跡選》，這就是牛立志提到的“受邀編選董老的詩稿墨跡”的那本書；另一本是《董必武詩選（新編本）》，“由牛立志同志負責選編、整理、核對和注釋”，共收錄董必武詩詞599首，是目前有關董必武最齊全的詩詞集。
通常情況下，一份新史料公布后，如果充分可信，新編、修訂著作時，通常會加以吸收。但牛立志提供的這份詩稿，在2005年8月20日后出版的相關著作中，并未加以采用。甚至連牛立志“受邀”和“負責選編”的兩本書中也沒有收錄，其中緣由，就令人大為不解了。可見，牛立志認為《挽戴安瀾將軍》是董必武“代寫”的觀點，目前還只是一家之言。
由于沒有手跡留存，且無直接關系人的回憶材料，對《挽戴安瀾將軍》究竟是毛澤東所作，還是董必武“代寫”，都不能下一個十分肯定的結論。但就目前公布的史料來看，認定為毛澤東所作的證據較為充分。牛立志提供的詩稿、附記存在著史料不準確等問題，且無相關材料佐證，可信度并不高。
另外，為戴安瀾追悼會敬獻挽詞挽詩挽聯是一件政治意義極大的事件，讓他人代寫的負面影響，毛澤東不可能意識不到。所以，盡管董必武擅長作詩，毛澤東讓其代寫的可能性幾乎是不存在的。實際上，不只是毛澤東，中共其他領導人，如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人，都為戴安瀾獻上了挽聯，這從一個方面充分說明了中共方面對這件事的重視，毛澤東請董必武“代寫”詩一事，是不大可能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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