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重大歷史關頭，總能作出正確預見，制定正確路線方針政策，展現出偉大革命領袖高瞻遠矚的政治風范。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30周年的講話中，予以高度評價。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從井岡山到開辟江西革命根據地，毛澤東率領的紅軍經歷了多少血與火的淬煉，生活是何等的艱難困苦，今人難以想象。國民黨多次“會剿”“圍剿”紅軍的兵力超過紅軍幾倍甚至十幾倍。“白色恐怖”籠罩蘇區。為了打破敵軍頻繁重兵“會剿”“圍剿”，紅軍經常連續行軍、打仗，休整的時間很少。國民黨軍隊對革命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妄圖把紅軍餓死、困死。在敵人經濟封鎖下，紅軍吃不飽穿不暖。英勇的紅軍沒有被極度的困難嚇倒，毛澤東、朱德等紅軍領導人與官兵同甘苦、共患難。毛澤東在當年寫的一份報告中說：“從軍長到伙夫，一律吃五分錢的伙食。”紅軍缺鹽，就熬土鹽；缺醫療用具，就用竹子自制；為了節省燈油，毛澤東和戰士一樣每晚只用一根燈芯。紅軍自己動手辦起了修械廠、軍械廠、棉被廠、印刷廠等。　　

　　但是，在長期處于敵強我弱的軍事形勢下，在極其艱苦的生活中，也有一些人動搖了。他們認為，紅軍被困在山區，四周被敵軍團團包圍，經濟十分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能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呢？因此，他們提出了疑問：“革命高潮未必很快到來”，“紅旗到底能夠打多久？”這個疑問，實際上是對毛澤東提出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思想的懷疑。毛澤東意識到，提出這種疑問的人，不是一兩個人的想法，而是代表著一批人對革命前途失去信心。毛澤東覺得，應該在科學分析基礎上，對革命前途提出預見性判斷，以增強黨內和紅軍內對革命必勝的信心。恰好1929年底，擔任紅4軍第1縱隊縱隊長的林彪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表現出悲觀失望情緒。毛澤東是在閩西上杭縣古田鎮賴坊村一間不足6平方米的簡陋廂房中收到林彪的信。他思考一周之后，認為應該幫助林彪及黨內一些同志轉變對中國革命悲觀思想的認識，進一步詮釋中國革命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理論。他于1930年1月5日給林彪寫了一封回信。信中批評了林彪“缺乏建立政權的深刻的觀念”，闡述了中國革命應該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根據后，高瞻遠矚地作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判斷，提出了革命高潮“很快就會到來”的預見。毛澤東在信中這樣寫道：“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在極其艱難困苦中，毛澤東卻作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大膽預見。在這個極富詩情畫意的語言預見中，毛澤東借用了“它”這個特指對象。這個特指對象，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革命。毛澤東在給林彪的回信中就說：對于這個預見，“多數人因為看到而相信，只有少數人因為相信而看到”。但歷史事實證明了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預見：長征勝利，陜北立足，抗日戰爭勝利，解放戰爭勝利，新中國成立……長期在山溝溝里堅持斗爭的中國共產黨取得的勝利一個接一個如約而至。毛澤東對于自己幾十年前的這個預見十分珍視，在1948年公開發表給林彪的信時，將原來的《時局的估量與紅軍行動問題》標題，改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抗日戰爭是持久戰

　　全國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抗日。但是，在廬山發表“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抗戰宣言的蔣介石，卻一直沒有制定一個具有遠見的抗日戰爭總戰略。他講的話，與空喊口號沒有什么區別。沒有戰略規劃的國民黨正面戰場，一敗再敗，最后不得不遷都到依靠天險保護的重慶。

　　在此情況下，是毛澤東對于抗日戰爭整個進程進行預見，制定了抗日戰爭的總戰略。這個總戰略，就是持久戰。

　　七七事變發生后，隨著抗日戰爭的發展，毛澤東認為中國需要一個抗戰總戰略，共產黨應該擔負起制定這個總戰略的責任。為了制定這個總戰略，毛澤東對中日雙方基本情況進行了認真研究和長期思考，還在延安組織了一個“抗日戰爭研究會”吸收中央一些領導人、理論干部、軍事干部參加，大家共同讀書、研究問題。

　　毛澤東經過刻苦研究和集思廣益，形成了抗日戰爭持久戰的總戰略，由此產生了《論持久戰》這部系統論述抗日持久戰略的著作。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用了近10天的時間，講演了《論持久戰》的基本內容。不久，《論持久戰》在延安公開發表。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對抗日戰爭的前景和總戰略作出明確判斷：抗日戰爭最后勝利是中國的，但抗日戰爭不能速勝，而是持久戰。毛澤東提出這個論斷的根據來自對中國和日本兩方面情況的科學分析：日本方面的長處是其戰爭力量之強，其短處則在其戰爭本質的退步性、野蠻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國際形勢的寡助。中國方面的軍力、經濟力、政治組織力比較弱，然而正處于進步的時代，其戰爭是進步的和正義的，又有大國這個條件足以支持持久戰，世界的多數國家是會要支援中國的。中日雙方這些特點“規定了和規定著戰爭的持久性和最后勝利屬于中國而不屬于日本”。接著，毛澤東又論述了抗日戰爭為什么是持久戰的道理：敵強我弱這種情況沒有產生基本變化，在戰爭一定階段上，敵人還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勝利，但我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的努力，使敵我只限于一定階段內的一定程度上的勝或敗，造成了持久戰的局面。在中國方面，弱的因素雖有了某種程度的進步，但距離足以阻止敵之進攻及準備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還遠得很，這也規定了戰爭不能速勝，只能是持久戰。毛澤東論述了持久戰的三個階段：“這種持久戰，將具體地表現于三個階段之中。第一個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御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的時期。三個階段的具體情況不能預斷，但依目前條件來看，戰爭趨勢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觀現實的行程將是異常豐富和曲折變化的，誰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戰爭的‘流年’來；然而給戰爭趨勢描畫出一個輪廓，卻為戰略指導所必需。”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論述了實現持久戰的總方針。這個總方針把重點放在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上。毛澤東指出：在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中主動地、靈活地、有計劃地執行防御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而第三階段中，則是戰略反攻戰，主要任務是收復失地。收復失地，主要靠中國自己的力量，但也須依靠國際力量和敵國內部變化的援助。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還論述了游擊戰對抗日戰爭的重大意義，強調了“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的道理。

　　毛澤東高瞻遠矚，制定了抗日戰爭持久戰的總戰略，并且加以系統論證，對抗日戰爭的發展規律有了科學把握，產生了一個連毛澤東也沒有想到的一個結果：毛澤東在共產黨內、在中國人民中、在包括國民黨高官在內的社會各界人士中，贏得了廣泛的欽佩和尊重，連在理論上好挑別人“毛病”的王明，也不得不說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水平高。據鄧力群回憶，毛澤東發表《論持久戰》，使人有豁然開朗之感，大家都感到，毛澤東英明、高明。國民黨方面有“小諸葛”之稱的高級軍官白崇禧也對毛澤東提出的抗日戰爭總戰略佩服有加，還用他自己的理解對毛澤東的總戰略作了解讀。

　　抗日戰爭果然是按照毛澤東的預料發展的。中國方面在抗日戰爭中，基于這個總戰略，形成了抗日戰爭中，國共兩黨合作又分工，分別在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起主要作用的戰爭格局；抗日戰爭也確實經歷了三個階段，而毛澤東在這個戰略中提出的要廣泛聯合國際力量才能奪取抗日戰爭最后勝利的預見也被證實，在抗日戰爭的后期，正當中日戰爭處于相持階段時，國際力量發生了重要變化。美日之間打起了太平洋戰爭，美國在太平洋同日本進行了逐島爭奪戰。蘇聯在1945年5月打敗德國后，也向遠東集結部隊，并于8月向日本駐扎在東北的關東軍發起進攻，消滅了日本關東軍主力，中國也展開戰略反攻，最后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毛澤東在民族存亡的歷史關頭作出正確預見，制定了抗日戰爭持久戰總戰略，指導了抗戰整體進程。

　　要“研究”一下蔣介石

　　抗日戰爭還在繼續時，毛澤東已經對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必然打內戰的預見。1945年7月22日他在致王震等的電報中說：“蔣介石一切準備都是反共的，內戰危險空前嚴重。”因此，我們要爭取“在粵北湘南創立五嶺根據地”。1945年8月4日他在致鄭位三等的電報中再次強調，共產黨要“準備應付必然的內戰局面”。要“精心設計，預為籌劃”。日本天皇裕仁宣布《終戰詔書》前兩天的1945年8月13日，毛澤東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發表講演，對抗日戰爭勝利后必然發生內戰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作出了預先判斷。后來的局勢果然不出毛澤東所料，抗戰勝利后，蔣介石為了消滅共產黨發起了內戰。

　　毛澤東能作出這種科學的預見，是從“研究”蔣介石入手的。他從幾個方面深刻分析蔣介石，指出了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本質。

　　毛澤東從歷史上“研究”蔣介石和國民黨，指出：“國民黨怎么樣？看它的過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現在；看它的過去和現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將來。這個黨過去打過整整十年的反革命內戰。在抗日戰爭中間，在1940年、1941年和1943年，它發動過三次大規模的反共高潮，每一次都準備發展成為全國范圍的內戰，僅僅由于我黨的正確政策和全國人民的反對，才沒有實現。”

　　接著毛澤東用一段形象的話揭露蔣介石在抗日戰爭期間就處心積慮地準備“搶”人民抗戰勝利果實：“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蔣介石，大家知道，是一個極端殘忍和極端陰險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觀，等待勝利，保存實力，準備內戰。果然勝利被等來了，這位‘委員長’現在要‘下山’了。八年來我們和蔣介石調了一個位置：以前我們在山上，他在水邊；抗日時期，我們在敵后，他上了山。現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來搶奪抗戰勝利的果實了。”

　　接著，毛澤東又從歷史角度“研究”蔣介石的本質說：蔣介石這個人“歷來是不知感恩的。蔣介石是怎樣上臺的？是靠北伐戰爭，靠第一次國共合作，靠那時候人民還沒有摸清他的底細，還擁護他。他上了臺，非但不感謝人民，還把人民一個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內戰的血海。”現在日本要投降了，但蔣介石絕不感謝人民，他“總之是要發動反人民的內戰，要屠殺人民”。

　　毛澤東又對現實的蔣介石作了“研究”。他用蔣介石“手里拿著刀”打比喻，說了一段十分生動形象的話：“他左手拿著刀，右手也拿著刀。我們就按照他的辦法，也拿起刀來。這是經過調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辦法。這個調查研究很重要。看到人家手里拿著東西了，我們就要調查一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是刀。刀有什么用處？可以殺人。他要拿刀殺誰？要殺人民。調查了這幾件事，再調查一下：中國人民也有手，也可以拿刀，沒有刀可以打一把。中國人民經過長期的調查研究，發現了這個真理。軍閥、地主、土豪劣紳、帝國主義，手里都拿著刀，要殺人。人民懂得了，就照樣辦理。”

　　毛澤東基于這種分析作出預見：抗日戰爭勝利后，按照蔣介石的方針，是要打內戰的，“所以內戰危險就十分嚴重”。根據這個預見，毛澤東提出了我們的應對方針：蔣介石對于人民是寸權必奪，寸利必得。我們呢？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現在蔣介石已經在磨刀了，因此，我們也要磨刀。”

　　抗日戰爭勝利后的局勢，果然如毛澤東所預料的那樣，蔣介石在美帝國主義的援助下，在抗日戰爭結束后不久發動了內戰，企圖消滅人民力量。由于毛澤東對局勢預先作出分析和預見，并在黨內統一了認識，制定了正確的應對方針，在蔣介石發動內戰時，中國共產黨與蔣介石“針鋒相對，寸土必爭”，在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下，經歷了3年軍事斗爭，在全國范圍內取得了戰勝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偉大勝利。

　　過渡時間不要說死

　　新中國成立后，建立的是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新民主主義的前途必然是社會主義。但是，對于中國何時從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毛澤東有個總的想法，這就是根據實際情況的發展來決定。因此，當有人問他，中國什么時候走向社會主義時，毛澤東的回答是：過渡時間不要說死。毛澤東在1949年剛剛建國時估計，過渡大約需要二三十年的時間。理由是：國民經濟還沒有恢復和發展，大規模國家工業化建設尚未展開，缺乏向社會主義轉變所必要的物質基礎和社會經濟秩序；占國民經濟大約百分之九十左右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雖然正在擺脫封建制度的枷鎖，但其生產方式還是個體的、分散的、十分落后的，要把它們通過適當形式引導到合作社經濟的軌道，還要有一個過程；在中國現代工業中居第二位的私人資本主義工業，還沒有納入國營經濟領導的軌道。等到二三十年后，條件成熟時再談過渡。在過渡問題上不能頭腦發熱，不能犯“急性病”。

　　但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的社會經濟生活發生了超出毛澤東原來預料的重大變化。這種變化在1952年夏秋之交表現得最明顯。

　　從國內情況看，抗美援朝戰爭使中國人民團結一心，努力工作，各行業發展很快，特別是支持戰爭的工業發展更快，拉動了國民經濟總體快速發展，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提前完成，在新中國成立剛剛3年的時候工農業主要產品的產量就超過了建國前最高水平。經過3年經濟恢復，國營工商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產值比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到1952年9月，國營上升到67.3%，私營下降到32.7%，國營經濟已經超過私營經濟。經歷“五反”運動后，私營工商業已經開始納入接受國營經濟領導的軌道。新區土改順利完成后，農村中的互助合作事業普遍地發展起來，也有一些以土地入股為主要特點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還有少數集體農莊。一場深刻的農村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變革悄然興起。蘇聯援助下的100多項重大工程，使中國工業化進程加快，從1953年起，全國范圍的大規模經濟建設已經開始。毛澤東密切注意這些變化，并且對之進行了分析。他的初步判斷是：現在，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更加穩固；國家掌握著經濟命脈，國營經濟已經居于領導地位；合作社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也穩步發展。

　　從國際形勢看，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教訓了美帝國主義。毛澤東作了這樣的估計：世界戰爭大體上10年到15年打不起來。

　　在發生了這些重大變化之后，毛澤東開始考慮中國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這一重大問題。

　　195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召開書記處會議。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借著另外一個同志的話頭，說了這樣一段話：“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不是十年以后才過渡到社會主義。”毛澤東明顯改變了過去需要二三十年才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判斷，并且初步講了作出這種判斷的根據。毛澤東作出這個判斷，得到了中央高層領導同志的一致贊成。參加這次會議的薄一波后來回憶：毛澤東闡述了自己的意見后，中央其他領導人沒有提出異議。而且，在這之后，在毛澤東的主持下，中央又多次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過渡問題。雖然我們現在還沒有討論情況的詳細材料，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中央高層在這個問題上，意見是一致的。

　　但毛澤東對過渡問題仍然采取慎重態度。1953年初毛澤東南下調研，并廣泛征求意見后，才決定公開講要改變過渡時間的話。1953年2月19日，毛澤東在找中南局幾位負責人談話時，向他們講了自己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關于過渡問題的想法，接著說了這樣的話：“我愛進步的中國，不愛落后的中國。中國有三個敵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已經被打倒了，還有民族資產階級，個體農業、手工業和文盲三個問題，當然對待這些人不能用對待前三個敵人的辦法。個體農業，要用合作社和國營農場去代替，手工業要用現代工業去代替。手工業目前還要依靠，還要提倡，沒有它不行。對民族資產階級，可以采取贖買的辦法。”毛澤東回到北京的第2天，即2月27日晚，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向大家講了自己南下調查研究的情況，同時，向與會同志表明了自己在過渡問題上的決心：“什么叫過渡時期？過渡時期的步驟是走向社會主義……類似過橋，走一步算是過渡了一年，兩步兩年，三步三年，四步四年，五步五年，六步六年……十到十五年走完了。”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還多一些的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及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此后毛澤東把思考的重點放在如何表述過渡時期總路線問題上。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了調整過渡時間的問題。他講道：“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段話，是毛澤東對過渡時期總路線作的比較完整的表述。接著，毛澤東對過渡時間作了解釋。他說：“考慮來考慮去，講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比較合適。根據幾年來的經驗，大概十年到十五年是一定需要的。”“過渡時期的總任務，包括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兩個部分。”同時，他強調了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燈塔”地位。他說：“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不要脫離這條總路線，脫離了就要發生‘左’傾和右傾的錯誤。”毛澤東用走得快和慢，形象地批評了在過渡問題上“左”和右的觀點，說：“我們提出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比較好……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過渡，最后全部過渡完。”

　　中央政治局會議經過認真討論，同意毛澤東關于過渡問題的意見。接下來的重要問題，就是如何闡述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毛澤東對此十分重視。1953年9月，周恩來在全國政協常委會第四十九次擴大會議作的題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報告中，按照毛澤東和黨中央當時的意見，對過渡時期總路線闡述說：“在我們的人民民主的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中，不是要等到那么一天，由國家宣布所有的生產資料都歸國家所有，而在這一天以前，一切都原封不動毫無變化。這是不可能的……我國根據國際條件尤其是國內各階級聯盟和經濟發展的情況，不采取這種激烈的突然變革的辦法，而采取溫和的逐步過渡的辦法。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雖然是一場革命，但可以采取逐步的和平轉變的辦法，而不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布實行社會主義。在過渡時期中，要使社會主義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9月11日，是這次政協常委擴大會的最后一天。這一天，周恩來在會上作的總結報告中進一步指出：“我國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就是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也就是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在國民經濟比重中逐步增長的時期。”

　　這次會議后，各級黨組織在全國范圍展開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傳活動。但許多地方對過渡時期總路線解說不一。毛澤東及時發現了這個問題，要求中央宣傳部起草一個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宣傳提綱，以此統一口徑，準確表述過渡時期總路線。中宣部組織人起草了七稿，毛澤東看后均不滿意。毛澤東決定親自動手，對第七稿進行修改和補充。經毛澤東審閱修改的提綱，對過渡時期總路線作了這樣的完整表述：“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毛澤東還在10月15日的一次談話中，把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關系，比作“主體和兩翼”。“主體”和“兩翼”密不可分、互為前提。毛澤東還說，實現國家工業化，即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同實現社會主義改造，是由新民主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過程的兩個方面。“總路線也可以說就是解決所有制的問題”。毛澤東作出上述這些指示后，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任務依次完成。

　　毛澤東對過渡時間采取不事先說死的辦法，而是根據實際情況變化作出判斷和調整，使中國順利從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這得益于他高瞻遠矚的預見性。1945年5月31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作結論時就說過這樣一段話：“什么叫做領導？領導和預見有什么關系？預見就是預先看到前途趨向。如果沒有預見，叫不叫領導？我說不叫領導。”毛澤東正是具有預見性的偉大領袖。他高瞻遠矚的風范，永遠值得我們敬仰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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