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在報紙刊物上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是為了鞏固黨與人民群眾

　　的聯系、保障黨和國家的民主化、加速社會進步的必要方法。”

　　話說在1950年春的一個周末，京劇高派須生李和曾到中南海為中央領導人演出，他清唱的是《轅門斬子》。毛澤東一邊聽，一邊打著節拍。唱完以后，李和曾來到毛澤東面前，說：

　　“主席，請您多多指教。”

　　“你唱得很好。”毛澤東握著他的手說，又問：“你參加黨組織沒有？”

　　李和曾回答說：

　　“1949年參加黨組織的，年限很短。”

　　毛澤東聽了很高興，鼓勵他說：

　　“要好好學習。唱古裝戲，要多看歷史書，對歷史事實，對古代人的言行舉止和語言，都應當好好研究。”

　　1950年春，毛澤民的發妻王淑蘭與朱丹華一起，帶著毛遠新來到北京，把他送到了毛澤東身邊。

　　原來，王淑蘭聽說毛澤民還留下了毛遠新這條根，心情特別激動，立即到江西和朱丹華、方志純商量，讓毛遠新恢復毛姓，送到毛澤東身邊去生活、學習。朱丹華深明大義，自然同意了老姐姐的意見。不久，她趁著到北京開會的機會，和王淑蘭一起，把毛遠新帶到了菊香書屋。朱丹華對毛澤東說，毛遠新想在北京讀書。毛澤東對侄兒說：

　　“你在我這兒是溫室里的花朵，跟著媽媽可以經風雨見世面。”

　　毛遠新對伯伯說：

　　“我住在學校，又不住這里，怎么會是溫室呢？”

　　就這樣，毛遠新留在了毛澤東身邊，王淑蘭也留在北京工作。

　　毛遠新比李訥小半歲，他們一起在北京育英小學學習。育英學校是專門為高級干部子女和烈士子女創辦的學校。每到星期天，毛遠新便和姐姐李訥、李敏一起回到毛澤東、江青身邊。江青待毛遠新視如己出，她喊毛遠新的小名，叫“小豆子”，毛遠新就喊江青“媽媽”。一到寒暑假，毛澤東就派人把毛遠新送到朱丹華身邊住些時日。

　　后來，毛遠新在1954年小學畢業后，考入了北京市101中學。

　　再說在1950年春天的一天下午，毛澤東在菊香書屋召見了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劉斐。劉斐對毛澤東說：

　　“我的體會，《共同綱領》是4路縱隊：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共同前進，向左看齊，跟工人階級走。”

　　毛澤東聽了，笑著說：

　　“是的。不過以后還要展開，變成橫隊哩！”

　　過了一會兒，鄧子恢來了，將要擔任中南軍政委員會交通部長的賀貴嚴也來了。毛澤東是讓劉斐與鄧子恢、賀貴嚴見面的。鄧子恢即將去中南主持軍政委員會工作；劉斐到中南任軍政委員會委員兼水利部長、文教委員會副主任、體委主任。毛澤東指著鄧子恢對劉斐、賀貴嚴說：

　　“他叫鄧子恢，是個老實人，現在請他到中南組閣，請你們去當他的閣員哩！”

　　劉斐說：

　　“我是水利問題的門外漢，恐怕勝任不了工作。”

　　毛澤東鼓勵他說：

　　“不懂你就學嘛，有問題你就去請教群眾嘛。要邊學邊干，哪有天生的內行呀！”

　　正說話間，工作人員報告說仇鰲老先生來了。毛澤東聞言，便起身出門相迎。他握著仇鰲的手，一面寒暄一面攙扶著老人走進客廳。鄧子恢、劉斐等人與老人一一相見。仇鰲剛一落座，就微笑著問毛澤東：

　　“潤之，你今天接我到這里來，一定有事吧？”

　　“是啊，無事怎好叨擾先生呢。不過不忙，我們好久不見，一會兒再說。來請喝茶。”毛澤東說著，將剛沏的一杯茶放在仇鰲面前，又挨著老人坐下來，接著說：“我這里沒有什么好茶葉。這還是我們一位湖南老表送給我的，雖然說不上好，可它是家鄉味呀！民以食為天。有關衣食住行的這些東西我們太需要了，但我們太少了。國民黨給我們留下這么大一個爛攤子，一下子挺難對付喲。”

　　仇鰲說：

　　“老朽以為，時下物品匱乏，的確是治國之一大難題。但是，物是死物，人是活人，人可治物。所以，目前國家最亟需的應是人才。”

　　毛澤東微笑道：

　　“亦山先生所言極是。只要有了人，一切事情都會好辦。但我們和蔣介石打了這么多年仗，現在要搞國家建設，過去的經驗用不上了，所以，單靠共產黨人恐怕是不行的。”

　　仇鰲說：

　　“你說得很對，現在國家必須廣納人才，發揮社會各界賢達的力量，讓國家機器盡快運轉起來。”

　　毛澤東興奮地拉著仇鰲的手，笑著說：

　　“看來我們是英雄所見略同。今天我請先生來就是為了此事。我們想請先生出山，就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及參事室主任之職，不知先生意下如何呀？”

　　“這個……”一生無意于仕途的仇鰲頗感意外，他說：“老朽無才，恐怕難以當此重任。況且我年事已高，老病纏身，是否……”

　　毛澤東說：

　　“這個不足為慮。你老的身體我是知道的。人們不是有句口頭禪，叫作國民黨稅多，共產黨會多嗎，你老只開開會就行了，喜歡聽就聽，不喜歡聽就起身走嘛！我看先生就不要推辭了。”

　　仇鰲見毛澤東如此誠懇，便不好再說什么，他把手中的茶杯往桌上一放，說道：

　　“好，承蒙共產黨這樣瞧得起我，我就豁出這條老命了。”

　　是日晚，毛澤東與眾人共進晚餐。在送仇鰲上車時，他又回頭叮囑劉斐說：

　　“為章，有什么困難你要向群眾請教呀！”

　　1950年3月10日，毛澤東將在勤政殿接受羅馬尼亞新任駐華大使魯登科遞交國書。

　　按周恩來的安排，被選拔和培訓出來的十幾個駐外大使提前來到勤政殿，準備躲在八扇紅木屏風后面，利用屏風的縫隙，偷偷觀看遞交國書的儀式。

　　毛澤東在接受遞交國書儀式之前，要先見見這些預備大使們。他來到勤政殿，和眾人一一握手，坐定之后，對周恩來說：

　　“這些同志都是將軍，將軍當大使，好。”

　　幾位預備大使說：

　　“我們連外國話都不會說，怎么搞外交？”

　　毛澤東說：

　　“班超、張騫不是也不懂外文么，出使西域一樣不辱使命。你們不會外交，但是，還是要你們去干外交，因為首先你們跑不了！你們出使，可以學學沈括的辦法，他每到一地，都把那里的大山河流、險要關口畫成地圖，還把當地的風俗人情也調查得清清楚楚，并叫隨員背得滾瓜爛熟。所以和遼國談判，他對答如流，有憑有據，遼國沒有空子好鉆哪！現在你們去的都是友好的社會主義國家，更不要擔心。”

　　有人問：

　　“是不是可以像改造舊工商業主一樣，改造利用舊外交人員，讓他們出使？”

　　毛澤東堅決地揮揮手，說：

　　“新中國外交官將不利用國民黨的舊外交官，完全靠我們自己，靠你們去培養新一代外交干部，這也叫另起爐灶。”

　　毛澤東走到黃鎮面前，問道：

　　“黃鎮，你原來那個名字黃士元不是很好嗎？改它做什么？”

　　黃鎮答道：

　　“我的脾氣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鎮靜’。”

　　毛澤東說：

　　“黃鎮這個名字也不錯。”

　　他大手一揮，用濃重的湖南口音朗誦起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兩句：

　　“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黃而不可毀其節。”

　　吟誦畢，他又接著說：

　　“派你出去，一定要完璧歸趙嘍。你也做個藺相如吧。”

　　有人提出對實際的外交活動不熟悉，周恩來說：

　　“讓你們來，不就是要你們觀看一個外事接見活動的嘛。”

　　遞交國書儀式就要開始了，十幾位預備大使匿身在屏風后，只見毛澤東大步走到地毯的一端，魯登科大使手持國書莊重地走上前來致詞。5分鐘后，毛澤東接過國書，對大使致答詞。最后，雙方寒暄幾句，握手告別。

　　毛澤東和外賓一走，預備大使們一個個從屏風后面走了出來，耿飚大發感慨：

　　“這嘀哩咕嚕一大堆，哪個記得住呀？”

　　黃鎮說：

　　“反正是事先寫好的，多花點時間背下來就是了。”

　　姬鵬飛出了一個主意，他說：

　　“我看關鍵是要翻譯同志練得熟，我們到時候照那意思隨便說幾句就成了，反正人家也聽不懂。”

　　袁仲賢是個急性子，他說：

　　“干脆咱們就在這兒趁熱打鐵演習一番，如何？”

　　大家聽他如此一說，無不撫掌稱好。袁仲賢自告奮勇演印度人，王幼平演駐羅馬尼亞大使。大家各就各位，認真演練了一番。

　　后來，袁仲賢果然去了印度，耿飚去了瑞典，姬鵬飛駐民主德國，王幼平駐羅馬尼亞，韓念龍駐巴基斯坦，黃鎮則去了匈牙利。

　　3月11日，毛澤東在給張治中的復電中，對張治中為和平解放臺灣所做的工作，寄予很大期望。他在電文中寫道：

　　張副主席文白先生：

　　寅微電敬悉，極感盛意。先生現正從事之工作（對臺統戰工作——筆者注）極為重要，尚希刻意經營，借收成效。

　　毛澤東 寅真

　　3月11日晚，有關部門為毛澤東設宴洗塵，祝賀他訪蘇成功。胡耀邦向毛澤東問好，毛澤東問他：

　　“來團中央多久了？”

　　胡耀邦答道：

　　“半年了。”

　　毛澤東說：

　　“小伙子上臺威信不高哇！半年不行嘛，要兩年才解決問題，不要怕嘛，該怎么做就怎么做！”

　　原來在新中國成立不久，毛澤東提名胡耀邦到北京工作，任團中央第一書記。有些人不服氣，毛澤東有所耳聞，他這個話就是講給在場的老資格的人聽的，目的是支持胡耀邦的工作。

　　梁漱溟也應邀出席了這次宴會，毛澤東特意來到他的座位前打招呼。他見梁漱溟吃素餐，又不飲酒，便笑道：

　　“梁先生堅持食素，清心寡欲，一定長壽。”

　　他還邀請梁漱溟次日晚到頤年堂作客。

　　3月12日下午，毛澤東關于征詢對待富農策略問題的意見致電鄧子恢等，他寫道：

　　鄧子恢同志并告林彪、饒漱石、葉劍英、彭德懷、鄧小平同志：

　　一、子恢寅真電悉，同意你不隨林來北京開會而派李雪峰來。

　　二、請就你們現正召開的各省負責同志會議中征詢關于對待富農策略問題的意見電告我們，即是說在今冬開始的南方幾省及西北某些地區的土地改革運動中，不但不動資本主義富農，而且不動半封建富農，待到幾年之后再去解決半封建富農問題。請你們考慮這樣做是否有利些。這樣做的理由：第一是土改規模空前偉大，容易發生過左偏向，如果我們只動地主不動富農，則更能孤立地主，保護中農，并防止亂打亂殺，否則很難防止。第二是過去北方土改是在戰爭中進行的，戰爭空氣掩蓋了土改空氣，現在基本上已無戰爭，土改就顯得特別突出，給予社會的震動特別顯得重大，地主叫喚的聲音將特別顯得尖銳，如果我們暫時不動半封建富農，待到幾年之后再去動他們，則將顯得我們更加有理由，即是說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動權；第三是我們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現在已經在政治上、經濟上和組織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資產階級是與土地問題密切聯系的，為了穩定民族資產階級起見，暫時不動半封建富農似較妥當的。

　　關于暫時不動富農的問題，去年11月有饒漱石、鄧子恢、李富春3同志參加的政治局會議中，我曾提出過，惟未作詳細的分析和未作出決定，現在已到需要作決定的時機了，決定之后需要修改土地法及其他有關土改的文件，并頒布出去，以利新區各省土改干部的學習，方有利于今年秋后開始土改，否則將錯過時機，陷于被動。因此，不但請中南局，而且請華東局，華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的同志們對此問題加以討論，并請將此電轉發所屬各省省委各市市委加以討論，將贊成和反對的意見收集起來迅速電告中央，以憑考慮決策，是為至要。

　　毛澤東

　　3月12日下午5時許，毛澤東派車接梁漱溟到中南海頤年堂，林伯渠在座相陪。一番寒暄過后，毛澤東問梁漱溟對國事有何高見？梁漱溟直言相告，他說：

　　“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歡騰。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難，這也可算是中國的古訓吧。尤其是本世紀以來的中國，要長治久安，是不容易呵！”

　　毛澤東擺擺手，笑道：

　　“治天下固然難，得天下也不容易啊！‘眾人拾柴火焰高’。共產黨靠大家，大家齊心協力，治天下也就不難了。梁先生這次到了北京，可以參加我們政府的工作了吧？”

　　梁漱溟的回答，完全出乎毛澤東的意料，他說：

　　“主席，像我這樣的人，如果先擺在政府外邊，不是更好嗎？”

　　毛澤東對梁漱溟懷疑新政權的穩固性拒絕參加政府工作，感到不悅。但他很快便轉換了話題，又東南西北、古今中外地扯了起來。該吃晚飯了，梁漱溟說：

　　“我是食素的，有一兩樣菜就行了，但你們吃什么自便，不礙我的事。”

　　毛澤東笑著大聲說道：

　　“我們也通通吃素食，因為今天是統一戰線嘛！”

　　服務員端上飯菜，江青也來到了餐廳，與梁漱溟、林伯渠打過招呼，坐在毛澤東身邊陪同客人一同進餐。毛澤東向梁漱溟建議說：

　　“你不是在山東、河南農村搞過鄉村建設嗎？你現在可以看看解放后有何變化，然后再去東北的老解放區看看，比較比較。具體行程我讓李維漢、徐冰安排，他們會通知地方政府接待你的。”

　　梁漱溟欣然接受了毛澤東的提議。

　　3月13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關于禁演舊劇問題給東北局的指示》，他寫道：

　　東北局并轉宣傳部：

　　東北戲曲改革工作，由于在編寫修改劇本上采取了與舊藝人合作的群眾路線，獲得了成績，這是好的。但你們提出號召，要在1951年底前在全東北肅清含有封建、迷信、淫蕩等毒素的舊戲曲，則是一種急性病，機械執行起來將發生很不好的結果。不知實現這一號召的根據及執行計劃如何？如果你們依靠行政命令的辦法來達到這個目的，則是錯誤的。近據東北來京藝人所談及沈市報上消息，因你處禁演舊戲太多，能唱的戲太少，以致有些地方（如沈陽）的舊劇班無法維持下去，藝人生活很成問題，有些戲院，就“貼新戲，演舊戲”應付政府。如根據你們這一號召，并以行政命令的辦法來實行這個號召，今后將會禁演更多舊劇。戲曲新報載李綸的《應禁演的和可上演的舊劇劇目及說明》，其中“應禁演的舊劇”，到該報第7期止，已列有142出之多。該報第36期載錦州市文聯從現在可演的225出中，除立即禁演一部分舊劇外，并計劃在今年10月底以前分3期禁演92出，同時又規定各戲院、茶社上演新節目的比例，本年內要達到30%。這種限期消滅舊戲的辦法是不妥當的。因為新舊戲的斗爭，是屬于群眾思想的問題，同時也是關系舊藝人職業的社會問題。過多地禁演舊戲，一方面使舊藝人無戲可演，勢必大批失業；另一方面又因新戲在數量與質量上都還不能滿足市場需要，致使群眾無戲可看，引起群眾不滿，同時新戲如不講求改進，粗制濫造，亦將反而影響其在群眾中的威信與推廣的前途。

　　現在人民已經取得政權，舊藝人亦歸向我們。對于一般舊戲，原則上不應采取禁的政策，而應采取與演這些戲的舊藝人共同商量修改的政策。對于演新戲，也不應用法令來強制執行，而應采取自愿和鼓勵幫助的原則。只有這樣做，才能既團結舊藝人，又改革了舊戲。

　　對于東北文藝工作者及政府文化機關工作人員中的某些“左”傾幼稚病的觀點和作法，望東北局加以糾正。并將東北戲劇改革實際情況與經驗告知。

　　中 央

　　3月14日，毛澤東給湘潭縣良湖鄉廣福村農民郭仕逵復了一封信。

　　本傳前邊說過，毛澤東早在1925年8月底在家鄉韶山組織農民運動時，湖南軍閥趙恒惕要捉拿他，湘潭縣議員郭麓賓聞訊后，派侄子郭仕逵給毛澤東送信，幫他脫險。1949年10月5日，郭仕逵寫信給毛澤東說，他的生活困難，希望在外省給他安排一份工作。毛澤東在復信中寫道：

　　仕逵先生：

　　去年10月5日來信收到，遲復為歉。先生處境困難，深為系念。工作問題，仍以就近設法等候機會為宜，不宜遠出省外，徒勞往返。

　　順問近安！

　　毛澤東 1950年3月14日

　　3月14日，毛澤東復信給湖南軍政委員會顧問劉揆一先生，他在信中寫道：

　　霖生先生有道：

　　去年12月27日大示奉悉，極為欣慰，遲復為歉。征糧流弊，政府已發令糾正，不知近日有所緩和否？匪禍必剿，首惡必辦，是為定則；惟剿辦須有策略步驟，以期迅速解決，安定全境。湖南匪患聞已大體解決，是否如此，先生所知如何？尚祈便中見告。敬頌大安，不具！

　　毛澤東 1950年3月14日

　　3月18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關于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他寫道：

　　中南局，華東局，西南局，西北局，華南分局，陳宋、賀李（指陳賡、宋任窮、賀龍、李井泉——筆者注），新疆分局，山東分局，并告華北局，東北局，內蒙分局，并轉各省委、區黨委、市委、地委：

　　最近各新解放區的股匪有許多地區業已肅清，另有許多地區的股匪則正在清剿中。但在股匪業已肅清地區，又發生多次反革命的武裝暴動，殺害我們干部多人，搶劫甚多公糧和物資，并在各地工廠、倉庫、鐵路和輪船上進行了多次的破壞。這證明在這些地區反革命分子的活動仍然是十分猖獗的；而我們工作中的缺點亦給了反革命分子以造謠和鼓動群眾的機會。對于這些反革命活動，各地必須給以嚴厲的及時的鎮壓，決不能過分寬容，讓其猖獗。為此，中央特作如下各項指示：

　　一、對于一切手持武器，聚眾暴動，向我公共機關和干部進攻，搶劫倉庫物資之匪眾，必須給以堅決的鎮壓和剿滅，不得稍有猶豫。在捕獲這些匪眾后，必須嚴加追問，以便捕獲其首要和組織者處以極刑。如果我們部隊來不及鎮壓，匪眾早已星散者，亦須派部隊和得力干部前去出事地區嚴加清查，力求清出匪首和組織者，加以處罰，不得敷衍了事。

　　二、在我們統治地區進行反革命的活動和組織，有確實證據者，須處以極刑或長期徒刑。為了反革命的目的而殺害我們干部，破壞工廠、倉庫、鐵路、輪船及其他公共財產者，一般應處以死刑。不是為了反革命的目的，而是為了其他目的，例如私人仇殺及偷竊公共物資等，亦須處刑，但應與反革命行為加以區別。

　　三、在剿匪地區，對于土匪過去的犯罪行為，只要他們投降，改邪歸正，一般是可以既往不咎的。但對于繼續抵抗我軍的土匪首領，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分子，窩藏與勾結土匪的豪紳地主，繼續抵抗、不愿改邪歸正的慣匪，應加以嚴厲處罰，處以長期徒刑或死刑。對于參加土匪部隊的一般群眾，則令其改過生產。

　　四、在實行上述各項鎮壓反革命活動和土匪的行動中，決不應發生亂打亂殺、錯打錯殺的現象。此事應由各省委、省政府的負責同志親自掌握。死刑及長期徒刑應經法院審訊和判決，在判決后，應經省政府主席或省政府委托之專員或其他負責人批準后，方得執行。但這種審判和批準的手續應該簡便迅速，以便在情況緊急時能及時地加以鎮壓。如果在某地發生亂打亂殺、錯打錯殺現象，則必須立即堅決地令其停止，然后加以審查。

　　五、為了有效地鎮壓反革命活動，在我們工作有缺點的地方，必須迅速認真地糾正缺點，以便安定民心，孤立反革命分子。某些地方有災荒或有一部分貧苦人民缺乏食糧的現象，必須認真地組織群眾生產救災，并以一部分公糧出賣，到實在困難的時候，對實在無法度過災荒的某一部分人，還須給以救濟，或借給一部分糧食，在收獲后歸還。只有一方面認真地安撫人民，糾正自己在工作中及作風上的缺點；另一方面，給反革命分子的暴動搗亂破壞行為以嚴厲的鎮壓，又對其脅從分子、罪惡不大的分子給以寬大處理，令其改過自新，才能鞏固地建立人民的革命秩序。

　　中共中央

　　3月20日，毛澤東復電張治中說：

　　“寅佳電悉。1、同意先生來京面敘，何日啟程盼告。2、沿途護衛請劍英布置。”

　　3月間的一天下午，陶峙岳赴北京向毛澤東匯報工作，受到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中央領導人的熱情接待，陶峙岳感到興奮和榮幸。

　　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了陶峙岳，因為陶峙岳是湖南寧鄉人，毛澤東滿面春風地握著陶峙岳的手，說道：

　　“陶將軍，我們還是湖南老鄉哩。”

　　毛澤東態度誠懇，平易近人，使陶峙岳想起了1930年蔣介石在蚌埠火車上接見他的情景：蔣介石只是略一點頭，鼻子里哼哼幾下，那不可一世的態度，與毛澤東形成鮮明的對照。

　　陶峙岳向毛澤東匯報了新疆的工作，毛澤東非常認真地聽著，頻頻點頭。毛澤東插話時，對陶峙岳提出了3點要求：

　　1、改造起義部隊，使他們真正成為人民的軍隊。2、新疆是一個多民族地區，必須消除歷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閡，以加強民族團結。3、積極建設祖國邊疆和保衛邊疆。

　　毛澤東聽完匯報后，與陶峙岳共進晚餐，席間雖無山珍海味，但那幾色湖南家鄉風味菜肴，使陶峙岳倍感親切。毛澤東像對待老朋友一樣，邊吃邊談，垂詢備至。毛澤東和陶峙岳一直談到深夜，毫無倦態之容。他們談話的內容涉獵甚廣，不僅談國家大事，也談到陶峙岳的家庭情況。毛澤東還誠懇地對陶峙岳說：

　　“要好好學習，不斷進步，過好三關。第一關是解放戰爭關，現已過去，過得很好。第二是土地改革關，不久就要過去。第三是社會主義關，現在還沒有開始，要有思想準備。”

　　3月間，香港拍攝的電影《清宮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風風火火地上映。身為中宣部文藝處副處長的江青看過影片之后，認為這部影片“內容反動”，宣揚“賣國主義”。她在會議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還說：

　　“拍攝放映這樣的電影，應該向中央請示。”

　　“請示誰？”中宣部長陸定一不客氣地說：“他們拍片子，肯定是請示了有關領導。你說影片不好，還有說好的呢，我們該聽誰的？總不能拍一部片子到處去請示中央領導吧。”

　　胡喬木也慢條斯理地插話說：

　　“這部影片我們請示過少奇同志，他說：‘這是一部愛國主義的影片，拍得不錯’。”

　　江青把這些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說：

　　“電影《清宮秘史》是一部賣國主義影片，應該進行批判。”

　　江青將毛澤東的話轉告給陸定一，陸定一向劉少奇作了匯報。劉少奇說：

　　“這是主席聽了他老婆的話，無事生非。江青在30年代和文化界的一些領導同志關系搞得不好，總想找他們的一些把柄。此事宜大事化小，千萬不要讓江青小題大做，亂了我們的工作。”

　　3月27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有各大區負責人參加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主要議題是討論財政經濟、土地改革和軍事問題。毛澤東在講話中說：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主要是抓了一個財政問題。目前財政經濟的好轉還只是財政的好轉，并不是經濟的好轉；財政的好轉也只能說是開始好轉，根本好轉需要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目前財政上已經打了一個勝仗，現在的問題要轉到搞經濟上，要調整工商業。”

　　“和資產階級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綱領》就成了一紙空文，政治上不利，經濟上也吃虧。‘不看僧面看佛面’，維持了私營工商業，第一維持了生產；第二維持了工人；第三工人還可以得些福利。當然中間也給資本家一定的利潤。但比較而言，目前發展私營工商業，與其說對資本家有利，不如說對工人有利，對人民有利。”

　　“我們是一個大黨，策略上要特別注意。尤其是我們現在勝利了，要鞏固勝利，更要注意，要反對‘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

　　3月30日，毛澤東起草了一份極其特殊的《中央為公布新的土地法征求各地對若干問題的意見》的電報，全文如下：

　　華東局，中南局，西南局，華南分局，西北局，陳、宋（指陳賡、宋任窮——筆者注）并轉各省委，并告東北局，華北局：

　　為準備秋收后在一些省區實行土地改革，擬以中央人民政府名義公布新的土地法及劃分階級的決定。在新的情況下，過去公布之土地法大綱及1933年文件，經我們研究后，有些地方已可做肯定的修改，有些問題則仍須征求各地意見。茲將擬征求各地意見的諸問題開列于后，望于研究后在20天內答復。

　　一、土地改革可否分為兩個階段，兩個階段的間隔不是幾個月，而許是幾年。在第一階段內，采取中立富農集中力量消滅地主階級的政策。即是說只沒收分配地主階級的土地、牲畜、農具、糧食、房屋，而對富農的土地財產一律不動。照此辦法，無地少地的農民能分到多少土地，相當于全村平均數的百分之幾十？

　　二、對富農的政策，如只沒收分配其出租的土地，其余的土地財產一概不動，這是否仍能達到中立富農之目的？照此辦法，連同沒收地主之土地，加以分配后，無地少地的農民又能分到多少土地，相當于全村平均數的百分之幾十？

　　三、在這種“僧多粥少”的情況下，是否可以規定：1、對向來不依靠農業為生的人，原則上一律不分給土地。2、不動富農時，雇工可否不分地，而只適當地改善其工資待遇？

　　四、假如富農的財產全部不動，而地主一般又沒有多少耕畜、農具和存糧，農民分得土地后，生產資金的困難有無辦法解決，又如何解決？

　　五、高利貸問題究應如何處理？能否規定出一個一般性的標準作為高利和普通利息之間的界限，并規定出適當的處理辦法，以便使農民既能免除過去高利貸的盤剝，而今后農村借貸關系又不致搞死；還是在新的土地法中不提高利貸問題，還是只廢除地主的債權，而其他一律不廢？

　　六、對南方的魚塘、桑田、竹園、茶山等特殊土地應注意哪些具體問題，你們的處理意見如何？此外，還有哪些特殊土地問題應該在新的土地法中加以規定？

　　七、江浙部分地區有所謂田底權與田面權（即永久使用權，但與永佃權又有不同，因為田面權還可出租和買賣）問題，在分配土地時，對田面權特別是中貧農的田面權應如何處理？其他地方是否也有此問題？

　　八、在分配土地時對典當地應如何處理？

　　九、分配土地的方法應如何規定？以鄉（行政村）為單位分配土地有無困難，分配土地的單位以如何規定為宜？

　　十、縣政府內可否成立吸收開明紳士參加的土地委員會負責處理土地改革事宜，還是即由農協辦理？

　　十一、南方富農的收入與剝削的情況比北方均較為復雜，在劃分階級計算總收入與剝削收入時，是只按其在農業上的總收入與剝削收入計算為好，還是連同其在副業及其他方面的收入與剝削收入一起計算為好？這兩種不同計算方法在實際上會產生何種不同的結果？

　　十二、佃富農是否可以參加農會？

　　十三、在分配土地時，有無留出一部“公共事業田”之必要？

　　十四、東北華北雖已完全實行或大部實行了分配土地，但對以上各項問題，仍望就你們的經驗及所見電告。

　　中央 1950年3月30日

　　1950年4月2日，毛澤東應教育部部長馬敘倫的請求，為《人民教育》雜志創刊號題詞：“恢復和發展人民教育是當前的重要任務之一。”

　　他在給馬敘倫的復信中寫道：

　　夷初先生：

　　示悉。遵囑寫了幾個字，是否可用請酌。

　　此頌 日安！

　　毛澤東 4月2日

　　4月3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關于在民族雜居地區成立民族民主聯合政府的指示》，他寫道：

　　西南局并西北局、中南局、華南分局、華東局、山東分局、華北局、東北局：

　　3月27日電悉。西南漢族與藏、苗、彝等族雜居的專區和縣的各級政府，若當地少數民族占多數時，原則上應按各民族人口比例，分配當地政府委員會及人民代表會議的名額，大量吸收少數民族中能夠和我們合作的人參加政府工作。若當地少數民族占少數時，各少數民族在當地政府機關中均應有相當名額的代表。這樣組成民族民主聯合的政府，在取得少數民族信任和培養少數民族干部方面，作用很大，應該特別注意。這樣的各級聯合政府中，少數民族的委員就可以反映他們民族的要求和意見。政府凡在處理關涉到少數民族的工作問題時，必須和少數民族的委員充分協商，力求取得他們的同意，然后做出決定。在初解放的地區一時不可能依上項原則組成政府委員會，則可先成立民族協商委員會，遇有關系民族的重要問題，先經協商委員會協商，取得大多數同意，然后提交政府決定執行。但此系過渡方式，必須在實際工作中，爭取早日成立依據上項原則組成的政府委員會。同時民族雜居地區政府的各種工作，無不與當地各個民族相關聯，因此當地的整個政府都要作少數民族的工作，即不需要再設立民族事務委員會，以免減輕政府委員會及所屬各部門對少數民族工作的責任，以致有關少數民族的問題不能很好的解決。省級政府如貴州、云南，需要設立民族事務委員會，如青海、新疆，即是包括兩個以上具有相當數量人口的多民族省份，其政府組織也應依據上述民族雜居的專縣政府組織原則，不必另設民族事務委員會。已設立者可使之成為研究和聯絡性質的機構。你們如有不同意見或其他意見，望告。

　　中央 1950年4月3日

　　1950年春的一天，楊開慧的叔叔楊昌愷之女、烈士楊開明的胞妹楊開英到中南海看望毛澤東。毛澤東一見面就握著她的手，親切地說：

　　“你就是友妹啊！”

　　楊開英乳名友妹，比楊開慧小14歲。楊開慧犧牲后，楊開英常常看望向振熙，在伯母跟前盡一份孝心。她與楊開智也情同手足。1949年冬，楊開英在湖南大學畢業后去大連參加工作，任教于大連工學院。楊開英從小患有肺病，家里無錢醫治，參加教育工作后，常年勞累，病情日益加重。她這次來北京治病，順便看望毛澤東。

　　這是毛澤東多年來第一次見到楊家人，顯得格外興奮，詳細詢問了楊開英的近況、楊老太太向振熙和楊家親戚在解放前的經歷及目前的生活狀況。在談到楊開慧時，毛澤東的眼眶濕潤了，他動情地說：

　　“友妹，你霞姐是積極主張武裝斗爭的。你霞姐是有孩子在身邊英勇犧牲的，很難得啊！”

　　楊開英聽了，不斷發出感嘆，喃喃地說：

　　“是啊，霞姐是很堅強的。她為革命而犧牲，死得其所！”

　　毛澤東看著身體虛弱的楊開英，怕她沉浸在哀傷中，就轉換了話題，說道：

　　“友妹，你的病怎樣啊？是不是好些了？”

　　楊開英說：

　　“正在治療，打針吃藥，病已經好多了。”

　　“有病就治，該休息就休息，該住院就住院。大連不方便，你就來北京治療吧。”

　　毛澤東看到楊開英病得不輕，就想叫她留在北京治療，并囑咐她說：

　　“友妹，你要多保重身體呀！”

　　楊開英自覺不便在中南海久留，她感激地點點頭，也說道：

　　“主席，您也要保重啊！”

　　楊開英返回大連后，調任大連育英中學教務處副主任。

　　4月10日，毛澤東在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第3次會議上，講到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他說：

　　“條約定下來比不定好。定下來，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別的事。不然人家整我們，給我們增加困難。現在把兩國的友誼在條約上固定下來，我們可以放手搞經濟建設。外交上也有利。為建設，也為外交，而外交也是為建設。我們是新起的國家，困難多，萬一有事，有個幫手，這樣可以減少戰爭的可能性。”

　　4月12日，周恩來將第1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工商組討論的發言記錄稿分送給毛澤東和劉少奇。他還囑咐葉子龍立即送毛澤東審閱。

　　毛澤東對這份發言記錄稿讀得非常仔細，在那些黨內干部發言的重點部分又畫、又圈、又點，在打問號的地方還密密麻麻地寫下了大段的批語：

　　一、在發言記錄稿談到“今天斗爭對象，主要是資產階級”處，毛澤東批道：“今天的斗爭對象主要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殘余，而不是民族資產階級。對于民族資產階級是有斗爭的，但必須團結它，是采用既團結又斗爭的政策，以達團結它共同發展國民經濟之目的。”

　　二、在發言記錄稿談到對私營工商業的限制和排擠處，毛澤東批道：“應限制和排擠的是那些不利于國計民生的工商業，即投機商業，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業，而不是正當的有利于國計民生的工商業，對這些工商業當它們困難時應給以扶助使之發展。”

　　三、在發言記錄稿談到私營工商業“要求劃分陣地，要河水不犯井水，我們不允許”處，毛澤東批道：“應當劃分陣地，即劃分經營范圍。講得很幼稚。”

　　四、在發言記錄稿談到“國營經濟是無限制地發展”處，毛澤東批道：“這是長遠的事，在目前階段不可能無限制地發展，必須同時利用私人資本。”

　　五、在發言記錄稿談到“我們的政策，是要‘與民爭利’。但他們所謂的‘民’，是資產階級。我們則要爭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我們說，我們就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老百姓點燈’。但這里的‘州官’是人民，我們放火可以，你們點燈就違反群眾利益”處，毛澤東在旁邊重重地畫了一道杠，批道：“完全錯誤的說法。”

　　六、在發言記錄稿談到“‘與民爭利’，表現在糧食、花紗布、火柴、百貨、鹽的控制”處，毛澤東批道：“除鹽外，應當劃定范圍，不要壟斷一切。只能控制幾種主要商品（糧布油煤）的一定數量，例如糧食的三分之一等。”

　　七、在發言記錄稿談到“百貨公司必須建立，不然即不能穩定物價”處，毛澤東批道：“建立百貨公司，并不是代替全部商業。”

　　八、在發言記錄稿談到“大資本家要停工，我們就讓他停工。我們有錢，就接收過來”處，毛澤東批道：“這是不對的。”

　　批完以后，他讓工作人員將這份材料先后送給彭德懷、林彪、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陳云、薄一波、彭真、胡喬木以及發言者本人傳閱。

　　接著，毛澤東在第4野戰軍兼中南軍區司令員林彪關于中南部隊復員問題給鄧子恢、譚政、趙爾陸和陶鑄的電報上加寫了一段話：

　　“應積極地提出復員是為了返回家鄉發展生產和建設民兵，回鄉后應服從區鄉政府領導，在人民中起模范作用，而不可亂來。”

　　4月13日，中國和印度尼西亞正式建立外交關系。

　　此后，印度尼西亞第一任駐華大使莫諾努圖拜訪毛澤東，并向毛澤東遞交國書。這天上午10時，莫諾努圖在紫禁城的朱紅大門前，受到中國禮賓司司長的歡迎，樂隊奏起中國和印尼國歌。莫諾努圖的6名隨從留了下來，被領進另一個房間，去喝香檳，吃中國甜點心。莫諾努圖被領進一個古色古香的大廳。大廳兩旁擺著明代瓷花瓶，一條巨大的紅色地毯鋪在中間。莫諾努圖穿過大廳，一扇門輕輕打開，他走進裝飾相同的第2個大廳。這時，又一扇門打開了，毛澤東就站在那里，他高大、沉著、慈祥。

　　在接見外國大使前，羅瑞卿見毛澤東穿著淺色衣服和一雙棕色皮鞋，就說：

　　“主席，你還是換上深色衣服和黑皮鞋吧。”

　　毛澤東問：

　　“為什么？”

　　羅瑞卿說：

　　“按照國外慣例……”

　　毛澤東打斷了他的話，不屑地說：

　　“我是中國人，為什么要按國外慣例呢！”

　　毛澤東寧可不經意地穿著舊襯衫、舊褲子。最后，他還是接受了一種折中方案：穿中山裝和棕色皮鞋。

　　毛澤東接受了大使遞交的國書。一直陪同在旁的周恩來，把大使領進隔壁的房間。在房間里，毛澤東和莫諾努圖就愛國主義與和平問題，進行了簡短的交談。例行談話結束后，毛澤東起身離去。莫諾努圖隨著周恩來從另一個門走了出去。

　　4月13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7次會議上發表了講話，他說：

　　“我們國家的財政情況已開始好轉，這是很好的現象。但整個財政經濟情況的根本好轉需要有3個條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現有工商業的合理調整和國家軍政費用的大量節減。這些應當爭取逐步實現，也是完全可以實現的，那時就可以出現根本的好轉。今后幾個月內政府財經領導機關的工作重點，應當放在調整公營企業與私營企業以及公私企業各個部門的相互關系方面，極力克服無政府狀態。”

　　“《共同綱領》的規定，在經營范圍、原料供給、銷售市場、勞動條件、技術設備、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調劑各種社會經濟成份，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必須充分實現，方有利于整個人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現在已經發生的在這方面的某些混亂思想，必須澄清。”

　　4月13日晚，毛澤東為祝賀向振熙80壽辰，準備讓長子毛岸英回湖南省親。他神情沉重地對毛岸英說：

　　“你現在可以回家一趟了，代我給你母親掃墓。帶些東西，代我為老太太上壽。再到湘潭老家看看，向鄉親們問好。”

　　毛澤東又說：

　　“你媽媽是個很賢惠的人，又很有氣魄，對我幫助很大。她的父親楊昌濟老人是個進步人士，對我資助不少。你外婆也是一個賢德高尚的人，她全力支持我和你媽媽的事業，我很懷念……”

　　他的眼睛濕潤了，聲音有些哽咽。

　　接著，毛澤東以他和江青的名義分別給楊老太太向振熙和楊開智夫婦寫了信。在給楊老太太的親筆信中，他寫道：

　　向老太太尊鑒：

　　欣逢老太太八十大壽，因令小兒岸英回湘致敬，并奉人參、鹿茸、衣料等微物，以表祝賀之忱，尚祈笑納為幸。

　　敬頌康吉！

　　毛澤東江青 1950年4月13日

　　楊開智，字子珍。毛澤東在給他們夫婦的信中，這樣稱呼：

　　子珍、崇德同志：

　　來信收到。你們在省府工作，甚好，望積極努力，表現成績。小兒岸英回湘為老太太上壽，并為他母親掃墓，同時看望你們，請你們給他以指教為荷。

　　此問近佳！

　　毛澤東 1950年4月13日

　　4月15日，毛澤東給《人民空軍》雜志題詞：

　　“創造強大的人民空軍，殲滅殘敵，鞏固國防。”

　　4月16日晚，毛澤東給陳毅發去了一封復電。

　　陳毅是在4月15日上海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開幕之際，致電中央和毛澤東，匯報了上海的“四月危機”及他們的工作。他還說：“多年來的毒，到目前已到迸發的時候，其困難和緊張是自然的。我們力爭比較轉得好一些，力爭痛苦少一些。本你的指示精神去辦，可以辦得下去的。”

　　毛澤東在復電中寫道：

　　陳毅同志：

　　刪午電悉。稅收問題和失業問題能照正確原則解決，取得各方同意妥慎進行，甚好甚慰。目前處在轉變的緊張時期，力爭使此種轉變進行得好一些，不應當破壞的事物，力爭不要破壞，或破壞得少一些。你們把握了這一點，就可以減少阻力，就有了主動權。會議情形，望隨時電告。

　　毛澤東 4月16日22時

　　4月18日晚，毛澤東在中南海設宴招待晉京匯報工作的董其武。作陪的有周恩來、宋慶齡、張瀾、林伯渠、聶榮臻、薄一波、傅作義、郭沫若。

　　下午6點鐘，毛澤東來了，他笑容滿面地握著董其武的手說：

　　“董其武將軍好嗎？”

　　董其武答道：

　　“好！是毛主席挽救了我。”

　　宴會結束后，毛澤東和大家一起到懷仁堂，觀看了文藝演出。

　　是日晚，毛澤東給早年東山高等小學堂的舊交毛森品寫了一封信。

　　毛森品是毛澤東在湘鄉縣東山學校讀書的同學，后來，又一同進入長沙湘鄉駐省中學學習，兩人關系很好。解放后，毛森品幾次致信給毛澤東，提出請毛澤東推薦工作，毛澤東很委婉地加以拒絕，他在復信中寫道：

　　“吾兄出任工作極為贊成，其步驟似宜就群眾利益方面有所贊助表現，為人所重，自然而然參加進去，不宜由弟推薦，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為然否？”

　　后來，毛澤東又兩次給毛森品寫信，曾前后3次贈款給毛森品，前兩次各寄200元；第3次托同是同學的蕭三帶去現金150元。同時表達了對另一位舊交毛欽明烈士、即毛森品的哥哥的懷念之情。

　　18日這天晚上，毛澤東又給在長沙第10中學任教的李淑一寫了一封回信。

　　此前，李淑一在1月17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祝賀他領導中國人民扭轉乾坤的勝利，并把楊開慧犧牲的情形及自己在白區20多年的痛苦生活告訴了毛澤東。

　　毛澤東在回信中寫道：

　　淑一同志：

　　來信收到。直荀犧牲，撫孤成立，艱苦備嘗，極為佩慰。學習馬列主義，可于工作之暇為之，不必遠道來京，即可達到目的。肖聃、午亭兩位老先生前乞為致候。順頌

　　健康！

　　毛澤東

　　信中提到的直荀就是柳直荀；肖聃即李淑一的父親；午亭即柳直荀的父親。本傳前面已經說過，柳直荀是湖南長沙人，是毛澤東早年的戰友，曾任湖南省農民協會秘書長。李淑一是楊開慧的同學，在長沙私立福湘女子中學時兩人住在一個寢室里，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李淑一與柳直荀二人就是經楊開慧介紹認識的。柳直荀參加過南昌起義，歷任中國工農紅軍第2軍團政治部主任、第3軍政治部主任等職。1932年5月，在洪湖地區被王明“左”傾路線忠實執行者夏曦主持的“肅反”運動殺害。

　　4月19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關于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

　　一、吸引人民群眾在報紙刊物上公開地批評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并教育黨員，特別是黨的干部在報紙刊物上作關于這些缺點和錯誤的自我批評，在今天是更加突出地重要起來了。因為今天大陸上的戰爭已經結束，我們的黨已經領導著全國的政權，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很容易危害廣大人民的利益，而由于政權領導者的地位，領導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產生驕傲情緒，在黨內黨外拒絕批評，壓制批評。由于這些新的情況的產生，如果我們對于我們黨的人民政府的及所有經濟機關和群眾團體的缺點和錯誤，不能公開地及時地在全黨和廣大人民中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我們就要被嚴重的官僚主義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國的建設任務。由于這樣的原因，中共中央特決定：在一切公開的場合，在人民群眾中，特別在報紙刊物上展開對于我們工作中一切錯誤和缺點的批評與自我批評。

　　二、為了公開地并且在報紙刊物上正確地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應當在黨內和人民中進行兩方面的教育。第一，要教育黨員特別是干部認識：在報紙刊物上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是為了鞏固黨與人民群眾的聯系、保障黨和國家的民主化、加速社會進步的必要方法。使得人民群眾能夠自由地在報紙刊物上發表他們對于黨和人民政府的批評和建議，縱然這些批評和建議并非完全成熟與完全正確，而他們也不會因此受到打擊與嘲笑，乃是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性和積極性，吸引人民群眾踴躍參加國家建設事業的嚴重步驟。因此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和干部必須對于反映群眾意見的批評采取熱烈歡迎和堅決保護的革命態度，而反對對群眾批評置之不理、限制發表和對批評者實行打擊、報復與嘲笑的官僚主義態度。這在今天是主要的方面。第二，要同時教育報紙刊物的編輯人員、記者、通訊員和人民群眾去區別正確的批評和破壞性的批評。我們所提倡的批評，乃是人民群眾（首先是工人農民）以促進和鞏固國家建設事業為目的的、有原則性有建設性的、與人為善的批評，而不是為著反對人民民主制度和共同綱領、為著破壞紀律和領導、為著打擊人民群眾前進的信心和熱情，造成悲觀失望情緒和散漫分裂狀態的那種破壞性的批評。報紙刊物的編輯人員、記者、通訊員和試報組，應當歡迎和領導正確的批評而反對破壞性的批評。對于這種破壞性的批評，特別是反革命分子破壞人民民主專政的言論，則是應該而且必須加以拒絕的。

　　三、為了保障在報紙刊物上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得以順利而有效的進行，中共中央特規定下列各項辦法，望各級黨委與黨報工作者切實地加以執行：

　　（甲）凡在報紙刊物上公布的批評，都由報紙刊物的記者和編輯負獨立的責任。過去在許多地方曾經實行一種辦法，就是把批評黨和政府的組織與人員的稿件送給被批評的組織和人員閱看，在征得他們的同意后，才加以發表。這種辦法，在戰爭期間調查不便的條件下，曾經避免了許多不完全符合實際的和不周到的批評，但是在現時的條件下繼續采取這種辦法卻是害多利少的，不對的。在今后，報紙刊物的人員對于自己不能決定真偽的批評仍然可以而且應當征求有關部門的意見，但是只要報紙刊物確認這種批評在基本上是正確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評者的同意，仍然應當負責加以發表。

　　（乙）對于工農通訊員的稿件，同樣適用上述辦法。工農通訊員的工作，除由報紙領導外，并應由所屬生產單位的黨的組織加以協助。工農通訊員的活動狀況，應列為檢查報紙工作和各生產單位黨的工作的項目之一。任何人不得濫用權力壓制工農通訊員在報紙刊物上的批評，或加以報復。

　　（丙）讀者來信中的有益的批評，凡報紙刊物能判斷其為真實者，應當加以發表。投書者應將真實姓名住址告知報社，但報社得依投書者的要求代守秘密。

　　（丁）批評在報紙刊物上發表后，如完全屬實，被批評者應即在同一報紙刊物上聲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錯誤的結果。如有部分失實，被批評者應即在同一報紙刊物上作出實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評的正確部分。如被批評者拒絕表示態度，或對批評者加以打擊，即應由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予以處理。上述情事觸犯行政紀律的法律的部分，應由國家監察機關司法機關予以處理。

　　四、規定列寧《論我們報紙的性質》，斯大林《論自我批評》、《反對把自我批評口號庸俗化》，毛澤東同志《論自我批評》，和《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關于黨的和蘇維埃的報刊的決議》作為各級黨委和黨報黨刊在討論和執行本決定時的學習資料。

　　五、本決定適用于黨所領導的報紙和刊物，但黨外報紙和刊物在同樣精神上采取同樣正確的態度批評黨的組織和人員時，黨也應當按照同樣的辦法給予應有的合作和支持。

　　欲知毛澤東以后如何堅持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毛澤東對于重大問題總是認真調查研究、反復討論斟酌而后作出決策。他在1950年3月30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電報《為公布新的土地法征求各地對若干問題的意見》中，擬出征求意見諸問題有13條之多，這種做法在中外歷史上實屬罕見，但在他個人則是一貫的作風。這一類史實本傳多有記述，而上述這一篇尤具特色，故立此存照，昭示后人。

　　咨詢微信:   qunfeiyang2014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