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篇 晚年的追逐

　　四、堅持真理不爭名利

　　張懷英一生坎坷，在政治上，上上下下，經歷過多少次大風大浪的襲擊。從“十月事件”到陳永貴下臺，他在形勢轉折的重大關口總是堅持自己的信念立場。在晉中“十月事件”中他被打成反黨宗派集團的主謀，他對此大不以為然，連檢查也不寫一份；在文革中，他在省革委辦公室主任的高位上進入“五七干校”勞動，后陳永貴請他回昔陽協助工作，省委一位領導要求他寫檢查，說只要寫一份檢查，就任命他在昔陽的職務，但他仍然置之不理，說“沒有錯寫什么檢查？”；后來因為陳永貴的問題，當時中央一位主要領導人通過山西負責人向他打招呼，說只要揭發陳永貴，他在山西不好干，可以到河北任省委常委兼石家莊市委書記。領導人的發話對他應該來說是一個轉機，但張懷英依然是無動于衷。當時陳永貴下臺了，他身邊有許多人落井下石，揭發陳永貴的種種問題，但張懷英卻不做違背良心的事，不說損人利己的話。

　　據說有一年春，張懷英去北京看望曾在毛主席身邊工作過的一位老同志。兩人見面后無話不談。對方就張懷英目前無事可做的情況也很清楚，就關心地說，你的情況這么多年過去了，可給中央寫信反映一下，我可直接交給江澤民同志。然而，張懷英面對這樣能使自己命運有所轉機的機遇卻毫不動心。他就是那么固執己見，不僅對落井下石的人大不以為然，而且對陳永貴的所謂問題只字不提，為了信仰，面臨丟官，他心甘情愿，始終保持著一個共產黨的氣節。

　　對于這一點，我在事后曾向他提起，問他為何要這樣做？張懷英不多言語，只說了這么一句：“真正的共產黨人是有原則的，既不能丟掉信仰，也不能喪失人格，更不能不顧黨性。”那一年，張懷英到北京醫院去看望中紀委一位領導。據陪同張懷英的同志回憶說，當時他本人也在場，病中的這位領導見到了張懷英表現得很激動，可能是他已經感到自己時日不多了，說：“我一生處理過好多事情，大都問心無愧，但就張懷英一事至今想來情理不通。張懷英一生清廉，為人耿直，工作出色，不能這樣處理”。講到此他落淚了，第三天中紀委這位領導就與世長辭了。

　　這里，我且不論是與非，只說張懷英的為人處事。只要是他認準了的事，天塌下來也要挺起腰干去頂。為了撐住將要塌下來的天，他能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哪怕粉身碎骨，他還是那么心定神寧、不灰心不喪氣，這大概就是人們常說的頂天立地吧。

　　然而張懷英對陳永貴卻不是這樣。1973年張懷英回昔陽主持工作后，為了更好地學大寨、鼓干勁，對昔陽縣五六十年代學大寨運動分三個階段進行了總結。張懷英到運城當地委書記后，個別人為了自己的名利和位置對陳永貴說“好多人講你的點點是張懷英出的，把大寨經驗推出界牌嶺還得靠張懷英。”陳永貴雖然已是政治局委員、國務院的副總理了，但在認識上畢竟有他的局限性，在個別人的鼓動下借批右翻案風，搞了個“聯系實際批鄧”，在昔陽嚴肅地批判張懷英所作“三個六年”的報告。張懷英在這種情況下，從穩定大局出發違心地提出回昔陽做檢查。這是他一生中很少有的違心行為。陳永貴拒絕了他的請求，并且在會上大張旗鼓地批判“三個六年”。當時昔陽一批人對此事非常不理解，也接受不了，說：陳永貴位高權重不講情意了。張懷英卻安慰他們說：“不要干擾昔陽的工作大局”。這就是政治家的胸懷，容得天下事，容得天下人。

　　這事在后來還是感動了陳永貴。陳永貴在他的彌留之際，特別想和張懷英見一見，聊一聊。張懷英得知陳永貴住院的消息，也曾三次到北京看望他，聽聽陳永貴對昔陽問題的看法，并接受了陳永貴的囑托。張懷英和人談起第二次去北京看望陳永貴的時候，說他在醫院里開誠布公地對陳永貴說：“老陳，我對你不說假話，你的身體不行了，但不要有負擔，能活一天就要好好地活一天。”陳永貴說：“我就等你這句話，你對我是不說假話哩。”

　　張懷英走后的一段時間，陳永貴感到自己的身體越來越支持不下去了，又想和張懷英說幾句心里話，就囑托他的子女，讓他們轉告張懷英。

　　記得事后多少年，張懷英曾向新華社記者范迎懷談過他第三次到北京探望陳永貴的情況。

　　當張懷英又見到陳永貴的時候，陳永貴在同命運搏斗中又爭得了一點說話的權力。他談了幾句話之后，就傷心地哭了，緊緊地握住張懷英的手，對他的又一次前來看望表示感謝，也對自己的命運感到悲傷。張懷英為了安慰他，就以戰友的姿態對他說：“不要傷心啦，你有成功的喜悅，也有失敗的苦惱，嘗過幸福的甜果，也流過辛酸的眼淚。在黨中央，毛主席的領導下，你失去的是貧困，得到的是大寨人的共同富裕，想想過去給地主干活，到街上去賣燒餅，吃了上頓沒有下頓，當時還想到會當上副總理嗎？”這話像開心的鑰匙，真得把陳永貴的心說開了：“啊！也就是！你怎么不早給我說說？”接著，陳永貴又對他說：“懷英同志，我這輩子算沒認得好劣人，既然你來了，我就愿意和你客觀地分析一下你我所走過的路程。”陳永貴便談起了昔陽和大寨，什么西水東調，國家支援，等情況…..。陳永貴在冷靜下來時才開始反思自己。他在臺上的時候，有一些一直捧他、吹他，看他眼色行事的人，在他下臺后，便對他落井下石。但在當時他的地位畢竟越來越高，對人不一定能看得清楚。這就叫“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呀。

　　事隔20年以后，我為陳永貴寫傳記時，也用紀實的手法把這一段歷史寫了進去。張懷英看了我的初稿以后，明確地向我提出：“三個六年”還是不寫為好。我問為什么？他說這樣容易貶低陳永貴。他怕貶低陳永貴，卻不怕貶低他自己，我從這里也看到了一個政治家的胸懷。然而昔陽“三個六年”的歷史和張懷英由此而作的報告不是因為我一個人不寫就無人披露，不幾日《農民日報》記者吳思在他的著作里很詳實地記述了此事，張懷英看后對我說，吳思是看了常委會議記錄了，看來不說也不行，你可以客觀地反映一下，但不要損壞陳永貴的形象。可當時我的書稿已經排版付印，不能再動了。

　　陳永貴辭去副總理的職務后，昔陽干部也都在經受嚴峻的考驗，特別是張懷英，這也是他一生中最為艱難的日子。在運城雖為地委書記，卻面臨來自上面和下面的各種挑戰，已無法正常處理所有的問題了。但張懷英畢竟是張懷英，也如他在詩中寫到的，外面喊著口號打倒張懷英，而住在小樓里的張懷英卻是專心地翻看著唐書。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張居正為了正義，不是也經受了多方面的打擊嗎？這些人卻經受住了歷史的考驗，被后世普遍認可。

　　那時，為了打倒張懷英，一些人捏造理由說他“抵制三中全會精神”，還說他“生活特殊化”。但了解他的人大都能公道說話。一位新華社記者被派到昔陽縣調查張懷英的問題，說張懷英這個人生活特殊。時任皋落公社黨委書記的李祥林對他說：“你怎么知道張懷英生活特殊？他是最廉潔的一個領導干部，在昔陽是有目共睹的。你可到他的老家看看他父母住的房，了解一下他四個孩子小時候在老家的生活就清楚啦。”當我和張懷英談起此事時，他對我說：“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任何時候都要有正氣，有自己的觀點，要敢說真話，不能怕丟官，這是黨員的基本素質。”

　　張懷英一生經歷了許多事，但是，他對大寨和大寨精神、對陳永貴的態度始終是忠貞不愈的。陳永貴在彌留之際找張懷英進行了三次談話，引起了社會上許多人的關注，但張懷英沒有對任何人透露。我記得我第一次向他采訪的時候，他守口如瓶，并不向我提供什么。在我詢問之中，他曾說了一句：“有人曾經打問陳永貴和我三次談話的內容，我對誰也沒有講，還不到講話的時候。”直到紀念陳永貴逝世10周年的座談會上，張懷英才把這三次談話公布與眾。我記得他在談陳永貴對西水東調的看法時說：老張，你往后看，我快要死了，你再活10年就看清楚了。

　　在社會上，不管是哪一個層面的人，都公認張懷英的政治水平高。他看問題不僅起點高，而且看得遠。無論對什么樣的問題，都有他獨特的認識和獨到的處理方法。他面對自己所處的不良環境也能保持著一種沉著、冷靜的態度和大度的姿態。如何認識大寨，如何對待大寨的問題，他不只一次地在自己心里翻鍋底。直到廣州《現代人報》發表了劉丹寫得一篇《從火紅的年代到蔥綠的現實》的文章，披露了有些輿論界說的“大寨賣一斤糧食國家倒貼兩毛二分六”和“大寨每人欠國家一萬元債務”的結論而遭到大寨人強烈反對的情況，他就認識到有人開始為大寨說公道話了。那篇文章首次對《大寨背離了大寨精神》這個長篇報道提出質疑，張懷英把劉丹的文章和《大寨背離大寨精神》的報道復印出來，與前來看望他的人對兩篇報導進行對比分析，交換意見。接著，《光明日報》刊登了一篇《房干村前說揚棄》的文章，說“這里學大寨沒有停步，”還特別指出當時批判大寨的極左路線形成的一風吹是“連臟水帶小孩一齊潑出去了。”這就使張懷英更進一步看出，大寨精神是經得起考驗的。特別是張懷英在部隊的兒子回來探親時說：他們到河北井陘的山里去看地形，在深山的一個村里看到了兩條標語，一條是“繼續發揚農業學大寨的精神”，一條是“不娶文盲妻，不嫁文盲漢，不招文盲婿”，這對張懷英觸動很大，他對我說：大寨精神是被大家接受的，可農村出現文盲是由單干造成的，這是個社會問題。直到陳永貴的兒子對吳思所著《陳永貴 毛澤東的農民》一書中，對陳永貴的歷史有不實之事起訴至法院需作證時，張懷英義無返顧的出具了證明，證實了當時的實際情況。他在這份證明材料中寫道：“現就《北京青年報》2002年4月24日第31版連載吳思所著《陳永貴 毛澤東的農民》一文中寫到關于陳永貴曾經參加過‘興亞會’的日偽特務外圍組織及日本投降后曾經被共產黨方面拘留，在村里挨了斗，據說還是‘五花大綁，挨了幾拳’等情況與事實不符做以下證明。事實真相是：當時的歷史時期，‘興亞會’是群眾組織，村村都有，參加人很多，根本不是什么特務組織。日本投降后，共產黨方面根本沒有拘留過陳永貴，在村里也沒有‘五花大綁挨了幾拳’之事。”

　　張懷英所以要出具這樣的證明，是他深入實際調查，認真負責地對待此事的結果。如果張懷英和陳永貴沒有廣泛的交往，如果沒有當初對陳永貴入黨時那么負責的態度，他后來的做證也是不可能的。

　　跟隨張懷英多年的同事們都有這么一種共同的看法，張懷英在日常工作中要求嚴格，遇到問題往往不留情面，但是當事情發展到了關鍵時刻，需要保護人的時候，他往往要千方百計地對人加以保護。諸如處理壽陽所謂“反標”案件的時候，他也拋棄派性的局限，使事件得到妥善處理。在運城處理“盜車集團”案后，對所牽扯人員也大都經過教育提前釋放。對陳永貴更是這樣，陳永貴雖然在處理“三個六年”的報告時對他有所傷害，但在陳永貴下臺后的危難之機，他也從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寧肯自己丟官卸甲，也不做損人利己之事。就是在陳永貴去世后的聲譽下降到最低點、法院對其歷史問題進行裁決的關鍵時刻，他毅然挺身而出為陳永貴作證，再一次維護了陳永貴的清白，這就是張懷英的人品。

　　當時社會上也有人提出了陳永貴有本事沒本事之說，張懷英就針對這種論調反駁說，任何英雄豪杰之所以能夠名揚天下，都是順應了時代的潮流。他例舉了周文王和姜太公的關系，以及鮑叔牙和管仲的關系來論證。張懷英的論證還說明，這就是魚和水的關系，沒有水也就沒有魚，魚有了水才能自在地生存。

　　張懷英借用姜太公和管仲來論證陳永貴和毛澤東的關系，說時勢造英雄就是歷史。在舊社會，陳永貴一無所有，只能當個長工，然而到毛澤東時代，給了他組織起來搞集體化的機會，才使陳永貴的才華得到發揮。也正是在建國后最困難時期，需要解決全國人民基本的生活吃飯問題，陳永貴的所做所為符合了毛澤東的愿望和當時的國情，在大寨這個小山村，既創造了物質財富，也創造了精神財富，解決了一個誰也解決不了的問題。這就是形勢的需要和個人的作用。

　　張懷英就這樣解答了陳永貴有沒有本事的問題。他看人看事總有他獨到的一面，看起來寧執不彎，但從識人和處理問題上看，有別人難以做到的一面，這也是他身邊許多老干部的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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