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來到上海的瞿秋白，見到了神交已久的魯迅，兩人相遇后，互相為對方的才華所傾倒。他們在領導左翼文藝運動，開展對文化戰線的反“圍剿”斗爭，宣傳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介紹世界進步文化的斗爭和工作中，互相支持，密切配合，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

　　神交已久

　　瞿秋白（1899―1935），原名雙，后改瞿爽、瞿霜，字秋白，生于江蘇常州。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

　　1931年1月，瞿秋白在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受到王明為首的“左”傾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分子的打擊，被排斥于中央領導崗位。會后，他因肺病發作留在了上海，直到1934年1月離開。“脫離了政治舞臺”的他又開始從事自己中意的讀書寫作，而更使他感到“最愜意”的是，他得以認識魯迅，并成為肝膽相照的朋友和同志。

　　不久瞿秋白與楊之華一起，同在上海臨時中央局宣傳部工作。1931年5月上海中央局宣傳部機關遭敵人破壞，瞿秋白夫婦暫時避居于茅盾家。一天，在左聯擔任黨團書記的馮雪峰把幾份剛出版的左聯機關雜志《前哨》第一期送到茅盾家，第一次見到了瞿秋白夫婦。瞿秋白看了《前哨》上魯迅寫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說道：“寫得好，究竟是魯迅！”（馮雪峰《回憶魯迅》）瞿秋白還表示他打算利用在上海養病的機會，準備著手寫作和翻譯一些蘇聯的文學作品。不久，在馮雪峰的幫助下，瞿秋白住進南市區紫霞路68號謝澹如家。謝澹如喜歡文學并同情革命，社會關系也比較單純，把瞿秋白安排在謝家住，馮雪峰是比較放心的。馮雪峰經常把左聯編印的刊物送給瞿秋白看，并向瞿秋白匯報左聯和革命文學運動的工作和情況，他們在談話中，經常提到魯迅；同時馮雪峰向魯迅匯報左聯工作時，也經常提到瞿秋白，因馮雪峰的關系，搭起了魯迅和瞿秋白友誼的橋梁。

　　瞿秋白雖然在政治上受到了打擊，但在進步文藝界卻享有極高聲譽。早在五四時期，瞿秋白就開始了他的文學活動。1920年11月籌備文學研究會時，他已經以《晨報》記者身份前往蘇聯，所以沒有列名于文學研究會發起人名單，但文學研究會一直視他為會員。他的《餓鄉紀程》《赤都心史》均列為“文學研究會叢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所以，當馮雪峰向魯迅轉達瞿秋白對翻譯的意見時，魯迅并不先回答和解釋，而是怕錯過機會似的急忙說：“我們抓住他！要他從原文多翻譯這類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確是最適宜的了。”（馮雪峰《回憶魯迅》）共同的志趣使兩位素不相識的人走到了一起。從此，兩人依靠馮雪峰的幫助，開始了“沒有見面”的親密合作。

　　1931年秋，曹靖華從蘇聯把自己翻譯的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寄給魯迅。魯迅檢讀譯稿，卻發現序言沒有翻譯，心里很不踏實，《鐵流》如果沒有序，那將是部帶有缺憾的著作，在發稿之際，又不可能讓遠在列寧格勒的曹靖華補譯，于是魯迅想到了瞿秋白，他托馮雪峰請瞿秋白翻譯。瞿秋白欣然同意，放下手中的事，很快將涅拉陀夫的序文譯出，署名史鐵兒。魯迅讀后十分滿意，他在給曹靖華的信中高度贊揚說：“那譯文直到現在為止，是中國翻譯史上空前的筆了。”魯迅還在《<鐵流>編校后記》中贊賞道：“這書雖然僅僅是一種翻譯小說，但卻是盡三人之力而成，——譯的譯，補的補，校的校，而又沒有一個是存著借此來自己消閑，或乘機哄騙讀者的意思的。”還說：“沒有木刻的插圖還不要緊，而缺乏一篇好的序文，卻實在覺得有些缺憾。幸而，史鐵兒竟特地為了這譯本而將涅拉陀夫的那篇翻譯出來了，將近二萬言，確是一篇極重要的文字。”

　　1931年10月，瞿秋白又應魯迅之約，翻譯了俄國作家盧那察爾斯基《解放了的堂·吉訶德》，并在左聯的機關刊物《北斗》上連續刊出。本來，魯迅已從日文中將第一場譯出，并在《北斗》上以隋洛文的筆名刊出，但得到俄文原版后，魯迅認為還是請瞿秋白直接將原文從頭翻譯為好，瞿秋白也欣然答應，并立即動手。不久《北斗》被當局查禁，魯迅又將瞿秋白的譯本轉交上海聯華書局出單行本，魯迅則補譯《作者傳略》，并寫了《后記》，在《后記》中稱贊這篇譯文：“注解詳明，是一部極可信任的本子。”他還說，在讀過譯本后，“那時我的高興，真是所謂‘不可以言語形容’。”

　　魯迅曾將日文版《毀滅》轉譯成中文，并特意讓瞿秋白對照俄文本校讀，瞿秋白校讀后，給魯迅寫了封熱情洋溢的長信，在高度評價他翻譯此書意義的同時，舉例討論了譯本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這封信直接以“敬愛的同志”相稱，說：“你譯的《毀滅》出版，當然是中國文藝生活里面的極可紀念的事跡。……”他還在信中表達了相見恨晚的樸實感情：“所有這些話，我都這樣不客氣的說著，仿佛自稱自贊的，對于一班庸俗的人，這自然是‘沒有禮貌’。但是，我們是這樣親密的人，沒有見面的時候就這樣親密的人。這種感覺，使我對于你說話的時候，和對自己說話一樣，和自己商量一樣。”魯迅很高興地讀過這封長信，立即給瞿秋白回信，這封信以《論翻譯》為題，連載于1931年12月11日、25日在《十字街頭》第1、2期上。魯迅的回信，也以“敬愛的J·K同志”（J·K是瞿秋白來信時的筆名──筆者注）相稱，信中說：“看見你那關于翻譯的信以后，使我非常高興。”的確，對于《毀滅》“我真如你來信所說那樣，就象（像）親生的兒子一般愛他。”在現存的魯迅一千七百多封信中，稱對方為“同志”的，僅此一封。兩顆息息相通的心越來越貼近，他們都急切地盼望著能早日會面。

　　初次相見

　　1932年初夏的一天，瞿秋白由馮雪峰陪同，來到魯迅家，他們的第一次會面，竟如久別重逢的朋友那樣，親切自然，無拘無束，一點矜持尷尬的表情也沒有。他們暢所欲言，從政治談到文藝，從理論談到實際，從希臘談到蘇聯，甚至日常生活的瑣事，也談得津津有味，妙趣橫生。

　　不知不覺間，已經到了中午，魯迅特意準備了酒菜，兩人又是邊飲邊聊，似乎有說不完的話，直到夜幕降臨，才依依告別。許廣平還是在女師大讀書時，聽過剛從蘇聯回來的瞿秋白的講演，現在她所看到的瞿秋白，比以前顯得更老成、更成熟，給她留下了難忘的印象：“那時是一位英氣勃勃的青年宣傳鼓動員的模樣，而1932年見到的卻是剃光了頭，圓面孔，沉著穩重，表示出深思熟慮、爐火純青了的一位百煉成鋼的戰士，我幾乎認不出他來了。”（許廣平《瞿秋白與魯迅》）

　　第一次見面后，瞿秋白仍期待著與魯迅的見面，以繼續他們未盡的話題。9月1日上午，天空下著綿綿細雨，魯迅特意選擇這樣的陰雨天，以擺脫特務的盯梢，他和許廣平帶著小海嬰，來到瞿秋白住處。魯迅一家的到來，瞿秋白夫婦特別高興。兩人見面后很少客套，很快便切入主題。瞿秋白拿出他正在寫的關于中國語言文字問題的書稿，就語文改革和方言發音問題同魯迅進行了討論。瞿秋白對粵語陌生，因許廣平是廣東人，瞿秋白還特意找出幾個字，請許廣平用粵語發音以資對證。楊之華特地到飯館叫了幾個菜。當大家坐下來吃飯時，才發覺送來的菜是涼的，味道也不好。楊之華心里很不安，但魯迅毫不介意，同主人談笑風生，非常親熱。魯迅在當天的日記中是這樣記載的：“午前同廣平攜海嬰訪何家夫婦，在其寓午餐。”這何家夫婦，即是暗指瞿秋白夫婦，從瞿秋白筆名何凝演變而來。魯迅為了瞿秋白的安全，在自己的書信和日記中，從未直呼其姓名，都是以筆名、別名或單姓相稱，如何凝、維寧、寧華、它兄、疑冰、宜賓、蕭參、陳節、何苦、史鐵兒等，給人的印象是不同的人。

　　四次避難

　　瞿秋白夫婦在上海的這段時間，正是蔣介石對中央蘇區實行軍事“圍剿”，國統區內也為腥風血雨所彌漫，共產黨人和革命者隨時都有被迫害的危險，盡管瞿秋白已離開了中共中央權力核心，但國民黨政府仍把他作為“共黨要犯”重點搜捕。在這種嚴峻的環境下，魯迅置身家性命于不顧，將自己的家作為瞿秋白夫婦最可信賴的庇護所。1932年11月下旬至1933年9月，魯迅曾四次接納瞿秋白夫婦，讓他們在自己家安然地避過了危險。

　　第一次避難時間是1932年11月下旬。瞿秋白夫婦得到警報，說是有一個叛徒在盯楊之華的梢。瞿秋白不得不立刻轉移到魯迅家中，楊之華甩掉“尾巴”之后才趕到。此時的魯迅因母親生病去北京探望而不在上海，許廣平熱情地把魯迅的寫作室兼臥室及魯迅與許廣平的雙人大床騰出來，供瞿秋白夫婦使用。隔了幾天，魯迅返回上海，非常滿意許廣平這樣的安排。兩個家庭生活得十分融洽，格外親密，魯迅與瞿秋白兩人朝夕相處，似乎天天有說不完的話。

　　瞿秋白在12月7日曾把自己青年時所寫的一首舊作七絕重抄后贈給魯迅。原詩為：“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舊夢已如煙。天寒沽酒長安市，猶折梅花伴醉眠。”詩的旁邊，另題文說明寫這詩正是青年時代，殆所謂“懺悔的貴族”心情，這種“頹唐氣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這首詩寫于1917年，那時，瞿秋白母親因無力還債自殺，家境破落，前景堪憂。他在失落、彷徨中寫出的這首詩，帶著沉郁的“頹唐氣息”。時隔15年，時代雖然有了大的變化，但是，他受排擠、打擊，忍辱負重，此時的心境與15年前十分相似。他將這首詩贈與魯迅，是將自己的心扉向魯迅敞開，是對這位忘年交的充分信任。

　　魯迅也把瞿秋白視為唯一的知己，1933年春，他將清人何瓦琴的連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書寫成對聯相贈，瞿秋白非常珍視這幅對聯，一直把它掛在新居的墻壁上，表達了他們肝膽相照、患難與共的珍貴的革命友誼。

　　年末，外界形勢有所緩和，瞿秋白夫婦即離開魯迅寓所，又去為革命事業奔波。離別那一天，當時擔任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的陳云代表黨組織去魯迅寓所來接瞿秋白夫婦回紫霞路。因為對戰友的安全擔心，魯迅請夫人親自叫來三輛黃包車，臨別時，他再三叮囑瞿秋白：“你平安到達后，托人告訴我一聲，免得我擔心。”魯迅夫婦默默地目送戰友的身影消失在漆黑的夜幕中。

　　第二次避難是在1933年2月上旬。組織上得到情報，說國民黨特務要在當天晚上破壞中共在紫霞路的一個機關，經分析，很可能就是瞿秋白夫婦的住所。因此上海臨時中央局組織部部長黃玠然急忙趕到瞿秋白住處，要他們立即轉移。情急之下，瞿秋白決定再次到魯迅家中避難。

　　在這次避難期間，適值英國左翼作家蕭伯納來上海訪問。2月17日，蕭伯納在上海會見了宋慶齡、魯迅、蔡元培、楊杏佛、林語堂等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員。魯迅于傍晚回家，即與住在家里的瞿秋白談及會見的情況，他們都覺得：蕭到中國來，別的人一概謝絕，見到的人不多，僅這幾個人。他們痛感中國報刊報導太慢，蕭又離去太快，可能轉瞬這位偉大諷刺作家來華情況就會在報刊上消失。因此，最好有人搜集當天報刊的捧與罵，冷與熱，把各方態度的文章剪輯下來出成一本書，以紀念中國文壇上的這件大事。他們一拍即合，于是很快投入工作，先由許廣平到報攤上，將當天相關的文章全部搜羅來，回家后便由魯迅與瞿秋白兩人共同商討，確定所用材料，再由許廣平和楊之華兩人把文章剪下來，然后由魯迅、瞿秋白編輯而成，最后由魯迅寫序，瞿秋白寫卷頭語，署名“樂雯”，書名為《蕭伯納在上海》，定稿后即在當月交上海野草書屋出版。速度如此快，配合也如此默契，令人折服。

　　在這次避難期間，瞿秋白與魯迅深談時，信手用10個Q字母組成一幅“阿Q手執鋼鞭圖”的漫畫，畫旁寫了一句阿Q經常得意唱的那句唱詞：“我手執鋼鞭將你打！”這幅漫畫構思獨特，落筆簡練，傳神逼真，妙趣橫生。瞿秋白深諳魯迅作品，又自幼善于繪畫，這幅漫畫或許正是這種功夫的自然流露。

　　瞿秋白夫婦這次住到2月底才離開魯迅的家。由于敵人的追捕，瞿秋白的身體又有病，東躲西躲，跑來跑去，很難吃得消。魯迅也很著急，總得想法幫他找到一處較為安全和安靜的住所。這樣，在1933年3月《魯迅日記》里就連續出現魯迅看房的記載：1日，“同內山夫人往東照里看屋”；3日，“午后往東照里看屋”。那里有一幢房子是日本人租住的，所以魯迅請日本友人內山完造夫人跟他一道往東照里替瞿秋白看房子。通過內山夫人的幫忙交涉，這個日本人同意將亭子間分出來租給中國人。4日，瞿秋白夫婦就搬進了東照里12號的新居。于是6日的日記中又出現：“下午訪維寧，以堇花壹盆贈其夫人。”祝賀他們遷居。住在日本人的房子里總比夾住在中國人堆里要安靜得多，可以避免被人詢問的麻煩，減少暴露的危險。

　　不久，魯迅也由北四川路公寓搬到施高塔路大陸新村9號來住，兩家正好在同一條馬路上，一在路南，一在路北，只有不足10分鐘的路程，魯迅和瞿秋白的來往，因此更加密切了。魯迅幾乎每天都到東照里來看望瞿秋白，而瞿秋白一見到魯迅，就立刻改變了不愛說話的性情，同魯迅熱烈地討論政治、時事、歷史和文藝等方面的話題。有時候，瞿秋白也會到魯迅家去傾談一番。

　　第三次避難是在1933年7月上旬。6月初，時任上海臨時中央局宣傳部通訊社社長的馮雪峰調往江蘇省委宣傳部工作，中央局決定讓瞿秋白暫時照顧一下通訊社的工作，主要負責審查和修改通訊稿件，并為黨報撰寫文章。為了工作上的方便，就讓瞿秋白夫婦從東照里搬出，與馮雪峰同住在王家沙鳴玉坊一家花店的樓上，這里是當時江蘇省委的機關所在地。但不久，省委機關被敵人發覺，牽連到他們的住處，必須盡快撤離，情況十分危急。“到周先生家里去罷！”瞿秋白夫婦和馮雪峰都毫不猶豫地幾乎是在同一時間說出了這樣的話。于是他們冒著大雨，坐上黃包車，來到魯迅寓所。這在《魯迅日記》中也留下了痕跡。當時，瞿秋白寓居上海，經濟上比較困難，魯迅除了讓瞿秋白編選他的雜感選集，預付編輯費外，還經常以版稅的名義贈送給瞿秋白、楊之華一些稿費，7月10日《魯迅日記》記載：“下午收良友圖書公司版稅二百四十元，分付文尹、靖華各卅。以《選集》編輯費二百付疑冰。”這里的靖華即曹靖華，文尹和疑冰則是楊之華和瞿秋白的筆名。良友送來的是魯迅編譯的蘇聯短篇小說集《豎琴》的版稅，其中拉普列涅夫的《星花》一篇系曹靖華所譯，故應以版稅分與之。此書未收文尹譯文。如果分付的是《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這兩篇的版稅，則已早在1932年11月4日付過了。因為7月10日這一天瞿秋白夫婦倉促跑到魯迅家中避難，魯迅即以付給版稅名義給予支援。《選集》即《魯迅雜感選集》。這天并未收到出版者送來本書的版稅，魯迅付給編輯費，也是對瞿秋白夫婦經濟上的資助。

　　后因工作需要，中央決定仍由黃玠然護送瞿秋白夫婦去上海臨時中央局機關內部交通主任高文華家里住。

　　第四次避難是在1933年8月下旬。瞿秋白大約在高文華家里住了1個多月，突然傳來警報，高文華的住處已處危險中，要瞿秋白連夜撤離，瞿秋白夫婦權衡之下，還是決定再到魯迅家去。這時已經是深夜2點鐘了，天又下著雨，大街小巷里顯出了一天最令人毛骨怵然的沉寂。瞿秋白和楊之華各坐在黃包車上，總算一路順利地到達了魯迅的家門。但由于車夫的速度有快有慢，一個被拉到魯迅家的前門，一個被拉到后門。瞿秋白先到，慌亂中忘記了一切，咚咚猛敲前門。魯迅和許廣平聽到深夜敲門聲如此急切而響亮，以為發生了什么事。待開得門來，只見瞿秋白夾著一個小衣包猛然跨了進來。他剛進門，后門也咚咚敲響了，也是急切而響亮。奇怪，莫非特務跟蹤來了？開得后門，卻是楊之華帶著一個小姑娘闖進門來，這個十多歲的小姑娘是高文華的女兒，是因怕半夜途中被人盤問特地帶上的。原來是一場虛驚，卻弄得四鄰都開窗探望這不尋常的事件。大約9月間，瞿秋白夫婦就搬入英租界新閘路白俄公寓居住了。

　　足以傳世

　　1933年底，中共臨時中央從江西蘇區來電，要瞿秋白趕去參加六屆五中全會。1934年1月4日，瞿秋白特地到魯迅家敘別。為了表達惜別之情，魯迅特意把床鋪騰出給瞿秋白安睡，自己和許廣平睡在地板上，“覺得這樣才能使自己稍盡無限友情之萬一”。瞿秋白還將其《亂彈》文稿及關于文字改革方案的手稿交給魯迅保存。不料兩人這次徹夜長談，卻成永訣。

　　在赴瑞金的艱難旅途中，瞿秋白時時掛念著魯迅，1月9日魯迅日記中有“夜得宜賓信”，這大約是瞿秋白給魯迅的告別信。1月28日，魯迅“得宜賓信”，大約是瞿秋白已經到達蘇區的告安信吧！“宜賓”即瞿秋白。此后，《魯迅日記》中再未出現和瞿秋白通訊的記載。

　　魯迅一直擔憂瞿秋白的安全和健康。他對留在上海的楊之華說：“像秋白那樣的身體，怎么可久居在那里呢？如果他留在上海，對于全國文化上的貢獻一定不少。像他那樣的人不可多得，他是一個少說話多做事的青年。”魯迅還把瞿秋白在他家避難時用過的房間以及擺設按原樣布置好，常常忍不住要去親炙一番，睹物如睹人，以慰拳拳的苦心。

　　魯迅從報上讀到紅軍長征的消息，又牽掛起瞿秋白的健康狀況，他致信曹靖華說：“它嫂平安，惟它兄仆仆道途，不知身體如何耳。”“它嫂”指楊之華，“它兄”是瞿秋白的常用筆名。

　　其實，瞿秋白并沒有獲準參加長征，他被留在江西，以孱弱的病體，與瘋狂的國民黨軍隊周旋。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被捕，在其真實身份尚未暴露的情況下，他用“林其祥”的假名，立即給魯迅、周建人等去信，請他們設法找殷實的鋪保，這樣可以保釋。讀到這封信，魯迅心中尤為焦慮，立即給楊之華送去了50元錢，讓楊之華寄給瞿秋白在獄中用，并和周建人一道設法從各方面籌資，打算買一個鋪子，以此做擔保去跟監獄當局交涉，將瞿秋白保釋出來。

　　但當時找鋪保非常不易，經過多方做工作，終于爭取到一個店鋪作了鋪保。楊之華隨即把為瞿秋白新做的兩條褲子和魯迅送給的50元錢，連同鋪保，一并從郵局寄出。但寄出的第二天，報上就公布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這說明瞿秋白的真實身份已被敵人所掌握，他的生命處境非常危險，魯迅心急如焚，曾和陳望道相商，發起一個公開的營救活動，后來由于諸種原因而未能實行。現在只得通過蔡元培，力圖在國民黨上層營救。

　　在得知瞿秋白的真實身份暴露之后，魯迅的心情變得非常沉重，深富對敵斗爭經驗的他已經預感到無法救出瞿秋白，失望和痛惜之情在許多書信中都有所表現。5月14日，他在給曹靖華的信中，痛惜地說：“聞它兄大病，且甚確，恐怕很難醫好的了。”5月17日，在給胡風的信中說：“那消息是萬分的確的，真是可惜得很。”5月22日，在給曹靖華信中說：“它事極確，上月弟曾得確信，然何能為。這在文化上的損失，真是無可比喻。許君已南來，詳情或當托其面談。”

　　這里的“它事”，指瞿秋白被捕一事，“許君”，便是魯迅的好友許壽裳，時任蔡元培的秘書。魯迅從他那里獲悉，在國民黨的一次高級干部會議上，曾專門討論過瞿秋白的問題，蔡元培提出，在中國像瞿秋白這樣有才氣的文學家實為少有，應網開一面，不宜濫殺，但卻遭到戴季陶等的堅決反對。瞿秋白是必死無疑了，魯迅深感悲痛，他在瞿秋白就義前7天，給曹靖華的信中說：“它兄的事，是已經結束了，此時還有何話可說。”

　　魯迅特別贊揚瞿秋白的俄文翻譯才華，瞿秋白被害后，他在致蕭軍的信中無比惋惜地說：“中國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殺完，秋即其一。蕭參是他用過的筆名，此外還很多。他有一本《高爾基短篇小說集》，在生活書店出版，后來被禁止了。另外還有，不過筆名不同。他又譯過革拉特珂夫的小說《新土地》，稿子后來在商務印書館被燒掉，真可惜。中文俄文都好，象（像）他那樣的，我看中國現在少有。”

　　瞿秋白在監獄中寫下了《多余的話》，說自己想“再讀一讀”的文藝著作其中就有“魯迅的《阿Q正傳》”。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用俄語高唱《國際歌》，用中文高唱《紅軍歌》，在福建長汀羅漢嶺下英勇就義。當瞿秋白犧牲的噩耗傳來，魯迅悲憤至極，“在很長一個時期內悲痛不已，甚至連執筆寫字也振作不起來了。”（許廣平《魯迅回憶錄》）。他寫信給曹靖華說：“中國事其實早在意中，熱心人或殺或囚，早替他們收拾了，和宋明之末極象。但我以為哭是無益的，只好仍是有一分力，盡一分力，不必一時特別憤激，事后又悠悠然。”

　　魯迅從憤激中奮起，做實實在在的工作，全力編輯亡友的譯文，并囑托內山書店將書稿寄到日本，印成兩冊精美的《海上述林》，他以為這是對瞿秋白的最好的紀念，“倘其生存，見之當亦高興，而今竟已歸土，哀哉。”

　　瞿秋白被捕后，為了給瞿秋白留下永久的紀念，魯迅便與茅盾、鄭振鐸等相商，籌劃為瞿秋白出本書。為此籌款從現代書局贖回瞿秋白的《高爾基論文選集》和《現實—馬克思主義論文集》兩部譯稿。瞿秋白犧牲后，魯迅也是大病垂危。他硬是抱病忍痛，殫精竭慮，親自設計封面、編排校對、繪制插圖、選擇紙張等，事必躬親，一絲不茍。魯迅編校《海上述林》，并不是一般的為人編集，而是懷著異常悲痛的心情，出于紀念戰友的目的。他說：“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個紀念，也是一個抗議，一個示威！……人給殺掉了，作品是不能給殺掉的，也是殺不掉的！”（馮雪峰《回憶魯迅》）

　　魯迅親自為《海上述林》題寫了書名。上冊出版時，魯迅尚健在。《海上述林》只印500冊，其中包括皮脊麻布面、金頂、金字的100冊，藍色全絨面、藍頂、金字的400冊，都用重磅道林紙精印，而且收了瞿秋白喜愛的全部插圖。這兩種書都是精裝，精美絕倫。魯迅十分高興，立即把書分贈各位友人和愛讀瞿秋白的著譯而無力買書的青年。他還專門托人從上海帶了兩本書到延安，分送毛澤東和周恩來。魯迅還急于想看到《海上述林》下冊，于是，他拜托茅盾與出版商聯系“于便中或專函向能拿主意的人一催，從速結束，我也算了卻一事，比較的覺得輕松也”。魯迅為《海上述林》所寫的廣告說：“作者既系大家，譯者又是名手，信而且達，并世無兩……足以益人，足以傳世。”

　　《海上述林》出版時，署名“諸夏懷霜社”，“諸夏”即是中國，“霜”為瞿秋白的原名，“諸夏懷霜”寓意為中國人民永遠懷念瞿秋白。《海上述林》下卷于年底印成時，魯迅已逝世，遺憾的是沒有看到它的問世。

　　《海上述林》是我國現代出版史上極其珍貴的版本，也是魯迅生前編輯的最后一本書。瞿秋白與魯迅之間，其友情真可謂深厚無與倫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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