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鈞儒的一生，橫跨清末、北洋政府、國民黨統治和新中國四個時期，從一個封建社會的進士，成長為一個愛國民主進步人士，成為一位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戰友。他參與了抗日救亡、新中國成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若干重要工作，與毛澤東頗多交集。沈鈞儒將毛澤東視為自己的革命導師，“今后一切，佇待明教”，號召大家“努力作一個毛主席的好學生”。

　　“心心相印”的親密戰友

　　1935年5月、6月，日本侵略者連續蓄意制造事端，迫使國民黨當局簽訂《秦土協議》，華北局勢岌岌可危。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沈鈞儒憂心忡忡，組織愛國人士討論時局，努力探求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出路。1936年4月下旬，毛澤東委派相關同志與他聯系，傳達中共《八一宣言》精神，表示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及其組織形式，號召全國人民攜手共同救國。毛澤東的抗日政策，猶如黑暗中的一道光，照亮了他抗日救亡的前行之路，促使他決心與中國共產黨展開親密合作。此后沈鈞儒一直忠誠履行中共提出的“停止內戰，聯合各黨各派，共同抗日救國”的主張。

　　毛澤東善于團結合作，主動化解矛盾、消除誤會，沈鈞儒有切身感受。1936年8月10日，毛澤東熱烈回應沈鈞儒等發表的《團結御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對其抗日救亡聯合戰線的立場和主張給予高度評價，并代表中國共產黨旗幟鮮明地給予支持。當愛國民主人士對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出現誤會時，毛澤東致信給沈鈞儒等民主人士，誠摯地解釋事情的原委、由來，并委托潘漢年與沈鈞儒等經常交流意見。

　　在面對國民黨不斷制造摩擦、特別是在1941年1月發生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時，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顧全大局，從民族大義出發，采取以斗爭求團結的策略，一邊開展反分裂斗爭，一邊團結抗日，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沈鈞儒更深刻地理解毛澤東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進一步堅定了“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信念，決心與共產黨共進退。

　　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高舉團結抗日救國的大旗，為中華民族救亡圖存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沈鈞儒將毛澤東視為志同道合的親密戰友，對共產黨人說：“我們與你們之間，是心心相印的關系。”

　　“指揮若定，勞苦功高”

　　在沈鈞儒看來，毛澤東為和平建國付出了極大努力。為了盡力爭取和平，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親赴重慶談判。年逾古稀的沈鈞儒聽到消息后，“快活得像個青年”，親自到重慶機場迎接。面對歡迎的人群，身材矮小的他在人群外焦急地不停地喊，“我是沈鈞儒，請讓一下”，在周恩來的幫助下，沈鈞儒才得以走到神交已久的毛澤東身邊，激動地握著毛澤東的手親切交談。

　　之后毛澤東到特園出席民盟的宴請，進門就說：“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來了。”席間，毛澤東認真聽取民主人士的意見。沈鈞儒不相信蔣介石會對和談抱有誠意，于是善意地向毛澤東作了提醒。毛澤東聽了沈鈞儒掏心窩的話，很是感激，明確表示“我們共產黨對和談是有誠意和信心的”。在毛澤東及中共代表的努力下，國共雙方于10月10日簽訂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

　　沈鈞儒在調停國共爭端的過程中發現，毛澤東及中共說話算話，說到一定會做到，而蔣介石、國民黨卻背信棄義。1946年6月，國民黨撕毀協議，發動全面內戰。沈鈞儒更加認清了國民黨“假和平”的丑惡嘴臉，更加信任支持毛澤東，并完全接受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沈鈞儒決然放棄中間道路，支持毛澤東和共產黨提出的各項革命主張，堅信中國共產黨的正義事業必勝。

　　在沈鈞儒眼中，毛澤東是一位雄才大略的中共領導。1948年5月1日毛澤東致函沈鈞儒，提出了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沈鈞儒接到來信后，非常高興，積極響應“五一”號召，滿腔熱情地參與建立新中國的籌備工作。隨后沈鈞儒應邀來到東北解放區，解放區實施土地改革等政策，人民翻身當家作主人，衷心擁護毛澤東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他無比高興并吟詩抒懷，“光明自有擎天炬，照澈千秋與五洲”。1949年，為了全國徹底解放，毛澤東領導黨和人民“將革命進行到底”，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為建立新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沈鈞儒致信贊嘆毛澤東“指揮若定，勞苦功高”。

　　“英明的人民領袖”

　　在沈鈞儒看來，新中國要擔負起許多重大任務，有了毛澤東及中國共產黨“統一的正確的堅強的領導”，就有辦法克服任何困難。1951年2月，根據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主席的命令，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沈鈞儒堅決貫徹落實條例精神，肅清了很多反革命分子，為保護人民民主政權發揮了重要作用。毛澤東及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完成了社會主義三大改造，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等取得輝煌成就，改變了中國“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人民群眾生氣勃勃，斗志昂揚。

　　毛澤東對少數民族工作十分重視，有力地促進了民族團結。1950年8月，沈鈞儒接受了一項光榮任務，代表毛澤東和中央人民政府訪問西北各兄弟民族。沈鈞儒傳達了毛澤東和中央人民政府對少數民族同胞的深切關懷，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是毛澤東開展一切工作的行為準則和要求，沈鈞儒深受教育和啟發。1953年9月16日沈鈞儒給毛澤東寫了一封反映防治血吸蟲病的信。毛澤東高度重視，很快回信，并帶領全黨和全國人民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血吸蟲病防治運動，消滅了危害和肆虐人民的血吸蟲病。在毛澤東的領導下，1954年完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制定工作。沈鈞儒參加了憲法的制定工作。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為人民服務”寫入憲法條款，讓他倍感歡欣鼓舞。

　　沈鈞儒衷心擁護和愛戴“英明的人民領袖”毛澤東，他曾對家人說：“沒有黨和毛主席，哪有今天！”這是他愛戴毛澤東的最深厚的思想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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