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實社會中，經常會聽到一些糊涂認識，例如南街村這個話題，就經常有人說，南街村是因為在市場經濟中才能發展到現在的規模，不然在過去它的方便面去哪里賣？

　　持有這種觀點的真不少，每次看到這樣的言論，就會想：這一定又是讓那些年歷史虛無主義泛濫成災的時候，腦筋被帶偏了，以為過去連個市場也沒有，才會說出南街村沒地兒賣方便面的蠢話來。

　　毛主席的時代，不但有市場，而且有個正在培育的大市場，如果培育成功，它的潛力不可限量。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總結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和教訓，要求教育干部懂得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按勞分配，什么是價值交換，談到市場問題，他說：

　　“陳云同志過去講過要以市場第一，當時有很多人反對，我也沒有開腔，現在看，還不是回到那個軌道？出口第一，內銷第二；市場第一，基建第二。這個辦法我看不能推翻。”

　　“市場第一”，多么高的地位，在老一輩革命家的手里，從來就沒有輕視過市場，從來都把市場舉得高過頭頂。

　　一九五○年四月十二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一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四次會議，聽取陳云財政狀況和糧食狀況的報告，他說：

　　“以前集中力量搞財政是對的，以后要轉到工商業方面。《共同綱領》中說五種經濟要各得其所，現在私營經濟感到元合法地位，公營經濟中也有不得其所的。要在經營范圍、原料、市場價格、周轉資金等方面，將私營經濟真正作為國家五種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從四月到九月的六個月中，中財委要召開一些工商業會議，調整工業要有所準備，要工商業者、公營企業參加，由政府領導，把口號變為實際，否則人家說我們講空話。”

　　一九五○年四月十三日，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聽取陳云“關于財政狀況和糧食狀況的報告”，他發表講話指出：

　　“今后幾個月內政府財經領導機關的工作重點，應當放在調整公營企業與私營企業以及公私企業各個部門的相互關系方面，極力克服無政府狀態。《共同綱領》規定，在經營范圍、原料供給、銷售市場、勞動條件、技術設備、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調劑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這必須充分實現，方有利于整個人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工業計劃問題，他說：

　　“財力是要創造的，應有所增加，即創造工業利潤，應看到廣大市場的開辟。我們有一個廣大的市場，但工業品缺乏，這是一個矛盾。解決了這個矛盾，就有了工業基礎。”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毛主席審閱修改《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他加寫道：

　　“要使國家得到比現在多得多的商品糧食及其他工業原料，同時也就是提高農民的購買力，使國家的工業品得到廣大的市場。”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毛主席會見英國工黨代表團，談到國際和平環境問題，他說：

　　“我們沒有別的本錢，只有一樁，就是老百姓。人多，地大，是我們的兩樁本錢。至于建設近代化的國家，那需要很多的時間、精力。我們這類國家，如中國和蘇聯，主要依靠同內市場，而不是國外市場。這并不是說不要國外聯系，不做生意。不，需要聯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有兩個基本條件使我們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設，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這總是可以取得同意的。”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毛主席聽取主管重工業的國務院第三辦公室匯報，關于生產資料的利潤問題，他說：

　　“生產資料利潤低一些，不收周轉稅，這是兩件大事情，影響整個人民生活。這樣做的結果，初看起來，國家財政收入似乎要減少一些，但是基本建設多搞了，生產也發展了，結果利潤會更大。基本建設發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費性的、服務性的市場也擴大了。”

　　大躍進時期，受自然災害、瞎指揮風等因素的影響，工農業生產受到一定破壞，生產發展跟不上人民需要和購買力的增長，發生了物資緊缺問題。為了解決這一矛盾，國家采取了許多措施，高度重視市場建設，一方面堅持自力更生為主、力爭外援為輔的方針，大搞副食品生產，大力發展日用工業品的生產，支援全國市場需要；一方面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大力壓縮社會購買力，從各方面吸收社會游資，減少市場的壓力。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毛主席在廬山住處召集部分中央領導人和各協作區主任開會，他說：

　　“過去陳云同志提過:先市場，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場，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贊成。現在看來，陳云同志的意見是對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個字安排好，這是六億五千萬人民安定不安定的問題。這樣有利于建設，同時國家也可以多積累。”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談到社會輿論問題，他說：

　　“我們多數派同志們腰桿子要硬起來。為什么不硬?無非是一個時期蔬菜太少，沒有頭發夾子，沒有肥皂，比例失調，市場緊張，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都緊張，搞得人心緊張。我也緊張，說不緊張是假的。說我們脫離群眾，我看是暫時的，就是兩三個月，春節前后。群眾還是擁護我們的，我看現在群眾和我們結合得很好。”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一日，毛主席在八屆八中全會上發表講話，談到十年來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教訓，他說：

　　“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這十年，對于他們是突如其來的。去年一年，今年這半年，不但有正面的成績，而且有反面的成績，比如‘共產風’、浮夸之風吹遍全國，強迫命令，否定商品交換、等價交換、價值法則，還有比例失調，市場緊張，引起城鄉各階級緊張。這大為教育了我們的同志，學會什么叫價值法則，什么叫等價交換。這是個大學校。”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毛主席同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一起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到工農業關系，他說：

　　“要說工業向農業要求擴大市場，也要說農業向工業要求增加各種工業品的供應。要保證農民得到更多的工業品。”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七日，《關于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草案) 》印發，草案指出：不論輕工業或重工業，都要以五億幾千萬農民的農村為主要市場。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九日，毛主席會見越南勞動黨訪蘇代表團，談到自力更生問題，他說不要依賴中國和蘇聯：

　　“要搞農業、輕工業，和初步搞些重工業。這一切要經過很長的過程，尤其是重工業，只能在原料和市場條件具備的情況下才能搞得起來。不然工廠蓋起來，有了產品，沒有銷路。”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一日，毛主席會見阿聯總統外交事務顧問薩布里和夫人一行，談到中國的發展經驗，他說：

　　“我們的建設主要是靠自己的人力、資源、市場，以此為主，國際貿易為輔。”

　　新中國建立后的幾十年里，由于對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掌握不足，走過“共產風”之類的彎路，但那是短暫的，在更長的時期內，我們掌握了價值法則，掌握了社會主義的等價交換，發展起來了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市場，中國的大市場是自帶的，它是中國人民的一大本錢，它為建立社會主義的鴻基偉業發揮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由于舊中國欠賬太多，物資貧乏，建國后很長的一個時期，我們處于物質短缺的狀態，生產跟不上需求的發展，屬于一個賣方市場，不得不限制需求，生產出來的商品根本不愁賣，供不應求。回到南街村這個話題，要是把南街村置于過去的時代，那會要多紅火有多紅火，那時生產商品的企業都是大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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