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8月，中央文獻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吳冷西同志《憶毛主席》一書。作者該書始撰于1990年12月，完稿于1994年6月，于1995年2月由新華出版社首次出版。此后曾三次加印，每次作者都有修正。這次再版，將作者歷次修正完整收錄。現經作者家屬授權和中央文獻出版社同意，由昆侖策研究院分篇轉載該書有關章節，以饗讀者。

　　（九）又斗爭又團結

　　從香山到中南海

　　1959年4月19日是星期日，天和日暖，我大清早就同家人一起去香山郊游，中午在香山飯店吃飯和休息。

　　這是舊地重游。1949年3月底，毛主席和黨中央從西柏坡搬到北平，開始就在香山駐節。我同新華總社的部分編輯人員隨中央到達香山，編輯部就設在香山飯店。毛主席住在半山腰上因山泉匯成兩個清澈見底的池子而得名的雙清別墅。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等中央書記處成員也住在香山。劉、周住在香山飯店舊址東面兩棟小樓里，其西就是新華社編輯部所在的香山飯店；由前后三排四合院組成。當時新華社社長是胡喬木，副社長兼總編輯是陳克寒，我是副總編輯。編輯部寫出的重要稿件，都送少奇同志和恩來同志審閱，其中特別重要的還要送毛主席審閱，這是中央在西柏坡集訓新華社主要干部時立下的規矩。我每晚11點左右帶著最后審定的稿件乘車進城，到設在司法部街原國民黨“聯勤總部”（位于現在人民大會堂西邊，已在1959年拆除）的新華總社城內辦事處，向北京各報發稿，并處理北京分社當天采寫的重要稿件，然后連夜返回香山。直到8月間編輯部搬進城內司法部街為止，每天晚上都是這樣。恩來同志從5月份起即忙于籌備人民政協，一般是白天到中南海辦公，夜晚回香山。少奇同志6月到8月訪蘇，回國后即搬入中南海。毛主席在香山為新華社寫了許多重要評論和新聞。他的著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是在雙清別墅寫的。他直到9月中旬寫完了五評艾奇遜白皮書的新華社社論：《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才搬入中南海菊香書屋。

　　這次重游香山，離新華社搬離此地，差不多快十年了。由于整個上午游覽了臥佛寺、碧云寺等地，相當疲勞，我在香山飯店餐廳吃完午飯后就到后院我原來住宿的地方休息，準備午睡。正在這時候，服務員來要我接電話。我一時有些納悶，怎么電話打到香山來找我了？我接上電話，才知道是中南海總機打來的，說毛主席的秘書羅光祿同志找我說話。這時我心里想，中南海的總機話務員真了不起，居然能打聽到我在香山飯店。羅光祿同志的電話很快接通，他通知我說，毛主席要我馬上回城參加會議。這樣一來，午睡不成了，我馬上坐車回城，直奔中南海。這時已是下午3點多了。

　　當我走進頤年堂的時候，毛主席沖著我說，一說曹操，曹操就到。你到哪里去了？上午通知下午3點開會，找了半天才找到你。我趕忙說，我一清早上香山去了，剛才接到開會的通知就馬上回來。

　　開始反擊

　　毛主席接著說，昨天（4月18日）印度官員散發了一個達賴喇嘛關于西藏叛亂的《聲明》，我們要抓住這個機會開始反擊。找你來是要你立即起草一篇評論。我問：評論著重講哪些觀點？毛主席說，剛才同總理他們議了議，可以著重從三個方面批駁所謂“達賴喇嘛聲明”：

　　第一，《聲明》從“西藏獨立”說起，反映了英帝國主義歷來的夢想，要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

　　第二，《聲明》說人民解放軍在西藏違反1951年關于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條協議，但又舉不出任何事實。我們要指出，過去8年中，西藏地區的一切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和宗教制度，仍然同和平解放以前一樣，沒有任何改變；西藏內部的事務，幾乎沒有一件不是經由原西藏地方政府負責進行的；中央人民政府還宣布1962年以前不進行民主改革。

　　第三，《聲明》歪曲了3月10日至19日發動叛亂的經過，我們可以根據達賴喇嘛3月10日以后給中央駐藏代表譚冠三將軍的三封信來說明：達賴喇嘛是被反動分子包圍，并在3月17日被劫持走的。《聲明》中也說是“顧問們認識到”達賴喇嘛及其家屬和官員“離開拉薩成為十分緊迫”。

　　周總理還補充說，《聲明》行文不用第一人稱“我”，而用第三人稱“他”，完全不是西藏文體，而是像英皇誥示那樣的文體；《聲明》用的某些觀念和詞句也是外國的；散發這聲明的又是印度官員。我們要指出，這些都表明《聲明》不是達賴喇嘛本人的，而是別人強加于他的。評論中可以揭露這點。

　　少奇同志還談到，評論要提出質問：現在發表這個聲明，究竟想干什么？可以點出他們這樣做是下決心同中國對抗。

　　會上還提出有關西藏叛亂和中印關系的一些其他意見。最后毛主席提出，時間不早，會議到此結束。他要我當天晚上把評論起草出來，他夜里等著看。

　　我散會后即回新華社起草評論，晚飯后繼續寫。完稿并打出清樣送中南海，已是20日凌晨3點多了。

　　第二天（4月20日）下午，毛主席找我和胡喬木一起到他家里去，先把他修改過的清樣給我們看，其中主要是加了一段話，即：“現在西藏的這一個叛亂班子，完全是英國人培養起來的。印度的擴張主義分子繼承了英國的這一份不光彩的遺產，所以這個班子中的人們的心思，是里通外國，向著印度，背著祖國的。你看，他們雙方是何等親熱呵！簡直是卿卿我我，難舍難分。”毛主席還要胡喬木和我對評論中的某些措辭再斟酌修改。胡喬木和我在主席的臥室里當場作了一些修改，然后請主席審定。毛主席看了我們的修改，最后提出，這篇評論要今天馬上發表，而且可以署名為“新華社政治記者評論”，這樣的形式會引起人們的重視。題目仍然是《評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由新華社今晚先發，《人民日報》明天（4月21日）登在第一版頭條位置。以達賴名義發表的《聲明》也全文發表。我趕緊回新華社布置翻譯和發稿。

　　隔了一天，4月22日，毛主席又在他家里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我也列席了。毛主席在會上說，現在宣傳上集中反擊印度的反華言行。《人民日報》的版面要調整，集中反映有關西藏叛亂的問題，宣傳我們迅速平定叛亂以及目前正在采取的民主改革措施。印度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在西藏叛亂問題上的反華言行，都要陸續發表。國際上支持我們的言論也要發表。從3月17日起，尼赫魯僅在議會中就發表了五六次講話，我們一直保持沉默，為的是看看他要走多遠，有意后發制人，現在可以回答他了。《人民日報》要抓緊寫出評論尼赫魯講話的文章，經中央討論后發表。

　　毛主席這里提出《人民日報》抓緊起草的文章，是4月初在杭州一次常委會議上指示我著手準備的。

　　西藏叛亂

　　本來，早在3月10日，西藏少數上層反動分子策動在拉薩聚眾鬧事，中央得報后指示中央駐西藏工作委員會加強戒備，嚴陣以待，不打第一槍。毛主席當時不在北京（他在第二次鄭州會議后即于3月上旬南下武昌），他在3月12日至15日連續3次打電報向中央提出他的看法，認為拉薩上層反動集團可能認為我們軟弱可欺，鬧事可能擴大，我們不得不準備提前實行民主改革。他建議我們在西藏軍事上采取守勢，政治上采取攻勢，分化上層，教育下層，做好平定爆發叛亂的準備，并請中央考慮對達賴可能出走采取何種應對措施。他還贊成中央以中央駐藏代表譚冠三將軍名義寫信答復達賴在3月10日以后的三次來信，寬大為懷，希望達賴實踐歷次諾言，與中央同心。

　　少奇同志于3月17日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西藏藏軍積極準備叛亂的緊急情況和毛主席的建議。會上，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講到，我們和平解放西藏已經8年。過去沒有進行民主改革，主要是等待上層人物覺悟。現在一些上層人物要叛亂，這逼得我們不得不進行改革。當前首先是準備堅決平息叛亂，改組西藏地方政府，改組藏軍，實行政教分離，然后全面實行民主改革。會上大家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意見并討論了對達賴本人的方針。比較一致的意見是：最好設法使達賴留在拉薩，如果做不到，他硬是出走，這也沒有什么不得了。因為現在我們工作的立足點已不是等待原來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些上層分子覺悟，而是堅決平叛，全面改革。對此，少奇同志、周總理和小平同志著重加以解釋。周總理還指出，這次事件同印度當局有關，英國和美國政府在幕后很積極，支持印度當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線。叛亂的指揮中心在印度的噶倫堡。在會議結束前，中央得悉達賴已離開拉薩，當即決定增調部隊入藏，準備對付可能發生的叛亂，但方針仍是決不打第一槍。

　　3月19日晚，西藏叛國集團發動叛亂。中央即指示駐藏人民解放軍于3月20日進行堅決反擊，迅速平定叛亂，并開始實行民主改革。

　　【1959年3月西藏平叛】

　　毛主席從武昌到上海，先開政治局常委會，然后于3月25日至4月5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七中全會。我3月23日到達上海時，大家議論集中于西藏叛亂。會議的第一天，毛主席宣布這次會議著重討論人民公社和1959年工農業生產計劃指標問題，同時要小平同志把中央常委對西藏叛亂和中印關系的意見向會議通報。小平同志傳達中央常委的意見是：

　　第一，要理直氣壯，堅持平息叛亂。因為8年來中央和入藏部隊執行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而西藏上層叛亂集團卻撕了協議，背叛祖國，武裝反抗中央，進攻人民解放軍。

　　第二，要聲討西藏上層叛亂集團，但對達賴還要留有余地，還是用“叛亂集團劫持達賴”的說法，同時宣布由班禪出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代理主任（原主任為達賴）。

　　【1959年4月5日，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右）迎接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到拉薩】

　　第三，現在我們的口號是建設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新西藏。要重新起草西藏自治區章程，要進行民主改革，要建設社會主義，這些都要理直氣壯地宣傳。

　　第四，現在暫不公開點印度當局（尼赫魯為代表）的名。毛主席提到中國古語說，“多行不義必自斃”，現在讓印度當局多行不義，到一定時候我們再跟它算賬。尼赫魯關于西藏叛亂的一些講話，也暫不報道，因為報道了就要反駁，現在還不到跟他辯論的時候。要看一看再說，這是留有余地。與此相關，印度噶倫堡是這次叛亂的指揮中心，也暫且不提。這同樣也是因為提了就要同印度政府交涉（后來在3月28日的新聞公報中只提到1955年的叛亂分子的活動中心是噶倫堡，印度官方即多方辯解）。

　　小平同志傳達后，就指定我同有關同志起草一個新華社關于西藏叛亂事件的新聞公報。我們起草后經喬木同志修改即送中央常委審閱。毛主席于27日在草稿上作了多處修改，并請其他常委同志以及喬木和我在文字上再加斟酌。新華社在3月28日廣播了這份公報，《人民日報》29日刊出。這以后，毛主席多次批示要我注意印度官方的反應，并考慮加以報道。

　　上海會議結束后，毛主席到杭州。我隨周總理也去杭州，任務是參加修改準備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的周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和李先念副總理的預算報告。4月8日，毛主席在杭州西湖的西南岸劉莊別墅，召開中央常委會議。會上，大家對周總理的報告稿意見不多，很快就定稿了。毛主席在會上強調要馬上準備對西藏叛亂事件以及印度當局的態度發表評論。他指出，此事國內國外都很關心，估計這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中大家要議論。毛主席說，《人民日報》要著手準備一篇比較充分的、把問題展開來講的社論。現在英國、美國和印度都在吵吵嚷嚷，搞反華大合唱，支持西藏上層叛亂集團，反對我們平叛。我們要沉著應戰，要準備在宣傳上加以反擊。回北京后就著手準備。

　　4月13日回到北京后，周總理具體布置我著手起草評論，他由此想到并確定成立一個國際問題宣傳小組，由我和喬冠華（當時是外交部部長助理）負責，吸收張彥（中央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姚溱（中宣部國際宣傳處長）和浦壽昌（總理的外事秘書）等參加，直接歸他和小平同志領導，每周或半月在人民日報社開會，討論有關國際問題的報道和評論，有問題直接向他請示。目前集中力量研究和起草有關西藏叛亂和印度當局態度的報道和評論。由于在上海會議時毛主席指示發表尼赫魯3月30日的講話（4月3日在《人民日報》作了詳細報道），我先把《人民日報》一篇觀察家評論修改好，經周總理審定后于4月15日發表，題目是《不能允許中印友好關系受到損害》。這篇評論，只講了帝國主義和印度非官方攻擊我平叛的言論，而對尼赫魯演說中說“不可讓中印關系惡化”，表示歡迎。但評論中引了《印度快報》對尼赫魯演說的評論，說尼“在送鮮花方面非常慷慨，右手向西藏大扔鮮花，左手向中國大扔鮮花”，說尼要“保持這兩方面的微妙的平衡，那顯然是他最為難的時刻”。

　　4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會議主要討論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和第三屆人民政協第一次會議的議程。毛主席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其中談到西藏叛亂問題。4月18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人民政協會議也同時舉行。西藏叛亂事件成了這兩個會議議論的中心之一。

　　接著就是前面提到的毛主席4月22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提出在宣傳上集中反擊印度方面在西藏叛亂事件上的反華言行。我參加會議后回來趕忙向《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傳達和布置。當天夜里，我想到前些時候《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對印方的反華言論極為克制，現在開始反擊，應當有一篇解釋的文章，于是趕寫了一篇題為《予誹謗者以打擊》的文章，在23日《人民日報》的國際版發表。4月24日又發表了兩篇短評。

　　直指英印不要躲閃

　　4月25日，毛主席給喬木同志、彭真同志和我寫了一封信，信是這樣寫的：

　　喬木、冷西、彭真同志：

　　“帝國主義、蔣匪幫及外國反動派策動西藏叛亂，干涉中國內政”，這個說法，講了很久，全不適當，要立即收回來，改為“英國帝國主義分子與印度擴張主義分子，狼狽為奸，公開干涉中國內政，妄圖把西藏拿了過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閃，全國一律照18日（按：應為4月20日）政治記者評論的路線說話。今日請喬木、冷西召集北京各報及新華社干部開一次會，講清道理，統一規格。請彭真招呼人大、政協發言者照此統一規格，理直氣壯。前昨兩天報紙好了，聲勢甚大。也有缺點：印度、錫蘭、挪威三國向我使領館示威，特別是侮辱元首這樣極好的新聞，不擺到顯著地位，標題也不甚有力。短評（按：指《人民日報》4月24日兩篇短評）好，不用“本報評論員”署名，則是缺點。昨天評論，《人民日報》的評論（按：指《予誹謗者以打擊》）不如光明的評論（按：指《光明日報》4月24日題為《清醒點，印度擴張主義者！》）有力，一個是女孩子，一個是青壯年，我有這種感覺。請注意：不要直接臭罵尼赫魯，一定要留有余地，千萬千萬。但尼赫魯廿四日與達賴會面后放出些什么東西，我們如何評論，你們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緩一二天發表。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四月廿五日上午六時

　　喬木同志和我25日上午看到毛主席的信后，馬上照辦，召開了會議，統一宣傳口徑，并研究了尼赫魯和達賴的談話。據印度報業托拉斯報道，達賴告訴尼赫魯，他寫給譚冠三的三封信是真的。尼赫魯說，印度仍然實行和平共處原則。我們后來根據尼赫魯會見達賴前后幾次談話，4月27日以“本報評論員”名義發表了題為《讀尼赫魯總理的談話》的評論。國際宣傳小組26日討論毛主席的信時，大家都有這樣的感覺：在形勢轉換的關鍵時刻，我們的思想總趕不上毛主席。《人民日報》如此，外事部門也未能例外。

　　以斗爭求團結

　　4月25日晚，毛主席又召開常委會議，討論反擊印度反華言行問題。胡喬木和我都列席了。毛主席一上來就問我，文章寫得怎樣。我回答說正在修改。接著，毛主席提出他的進一步的想法。他說，我們反擊印度的反華活動，著重同尼赫魯大辯論。現在我們對尼赫魯，要尖銳地批評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鬧翻，要斗爭到底。其實也不會完全鬧翻。我們的方針是以斗爭求團結。現在形勢對我們有利，叛亂已迅速平定，他再鬧也鬧不到哪里去，他對西藏局勢無能為力。這次斗爭只是筆戰、舌戰，但對澄清是非極為必要，對內對外都是如此，大辯論有極大好處。但是，斗爭要有理、有利、有節。有理，就是對尼赫魯的幾次講話要加以分析，反駁他時要充分講道理，把西藏叛亂的原因、我平叛和改革的性質、印方過去的干涉、我們為維護中印友好關系的努力等等，都講得清清楚楚。有利，就是有利于印度人民弄清事實真相，有利于圍繞西藏叛亂事件的國際斗爭，有利于我在西藏平定叛亂和民主改革，也要有利于維護中印友好關系和爭取尼赫魯同我們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有節，就是要留有余地，對尼赫魯要有分析，好的要肯定，只批評他不好的，不要把話說絕，還要講究必要的禮貌，既尖銳又委婉，不謾罵，要給尼赫魯下樓的臺階。為了表明我們的忍耐和后發制人，新華社和《人民日報》要充分發表印方的反華謬論，也要充分反映西藏人民對平叛和改革的熱烈擁護。要發表讀者來信和歷史資料，充分說明我平叛、改革的正確和外國干涉的無理。

　　毛主席說，尼赫魯原來對形勢估計錯誤，誤以為我對叛亂沒有辦法，有求于他。確實我駐藏部隊數量很少，入藏時連地方干部共有五萬人，1956年撤出三萬多人，只留下一萬多人。西藏地方很大，邊境線很長，沒有那么多軍隊駐守，也很難全都守住，叛亂分子自由進出。但人民解放軍還是頂用的，這次駐藏部隊稍為增加一點，很快就把叛亂平息了。所以現在印度當局很被動，我們很主動，是反擊的好時機。人大、政協正在開會，會上發言理直氣壯，聲討西藏上層叛亂集團，反對英帝國主義分子和印度擴張主義分子干涉中國內政。但我們不是執意要跟印度鬧翻，不怕鬧翻不等于以鬧翻為目的，我們是以斗爭求團結。對達賴也不是當作叛國者，還是采取爭取他回來的方針，人大還要選他當副委員長，跟班禪一樣。他是否回來，那是他自己的事。但我們表示這樣的態度對國內國外都有必要。因此《人民日報》的文章還是要高舉團結的旗幟，這樣對內對外都有利無害。

　　會上其他常委都談了自己的看法，都同意毛主席的意見。大家都要求抓緊時間把文章寫出來。最后毛主席決定，起草小組加以擴大，由胡喬木領頭，要我先修改出一個初稿，然后交喬木修改，再提交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

　　這以后的幾天，我同《人民日報》和國際宣傳小組的同志集中時間修改文章，于4月30日修改完畢，即送喬木同志。喬木在5月1日修改了一整天，當晚由中央辦公廳印出分送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及有關同志。

　　高屋建瓴與剛柔相濟

　　5月2日下午，毛主席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喬木的修改稿。會上毛主席和其他同志講了不少意見，主要有以下6點：

　　一、文章應以評論尼赫魯4月27日的講話為主，他前此在議會中發表的六次講話可不涉及，以免分散力量。

　　二、要高屋建瓴，從西藏人民早已盼望改革農奴制度講起，一下子把尼赫魯置于反對社會進步的地位，因此要用相當文字分析西藏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野蠻和落后。

　　三、要揭穿尼赫魯打著“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的幌子干涉中國內政，說明我國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以及在西藏和平解放8年來執行十七條協議。

　　四、要指出印度歷來對中國西藏地區的野心和干涉，著重揭露1950年我進軍西藏時和這次叛亂事件中印度政府的所作所為，并聯系英帝國主義侵略西藏的歷史以及印度擴張主義分子繼承了英國人的衣缽。

　　五、要指出尼赫魯本人前后自相矛盾，肯定他說過的好話，批評他的壞話，指出他一時承認西藏是中國一部分，一時又要把西藏變為中印緩沖區；一方面同中國一起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另一方面又以種種借口干涉中國內政。

　　六、評論全篇貫徹維護中印友好，并以此收尾。周總理特別指出，要引用尼赫魯1954年10月訪華時說過的好話。

　　毛主席在會議快結束時，同意會上對文章題目提出的意見，把題目改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他要喬木和我當晚好好想想大家的意見，第二天用一天的時間修改，4日再送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

　　5月3日一整天，喬木同志和我同浦壽昌（周總理的外事秘書）一起修改稿子。喬木同志胸有成竹地提出了系統的修改意見，并親自動筆進行修改。我同浦壽昌同志從旁提些意見請他斟酌。我們從上午9點到夜里9點，完成了全稿的修改。午餐和晚餐都在喬木同志家中。

　　5月4日下午，毛主席再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人民日報》評尼赫魯講話的文章。會上大家只提了一些有關個別提法和詞句的意見，因為原則意見上次會上已提過，并經喬木同志巧妙地綜合在一起了。毛主席最后提出，政治局原則上通過這篇文章。署名仍同1956年兩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文章一樣，寫明是“人民日報編輯部根據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寫成的文章”。為慎重起見，他還要我們在第二天再認真從頭到尾通改一遍，隨修改隨送他看。這樣，喬木同志同我和浦壽昌同志，5月5日再通讀通改一遍。修改不多，毛主席在晚飯前就最后審定了。我在這一天清早，已布置新華社翻譯，所以定稿后即迅速用中、英文同時播出，《人民日報》5月6日登出。

　　5月6日夜，毛主席的秘書打電話給我，說毛主席指示：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從5月7日起一律暫停發表印度和其他外國對西藏問題的言論，也一律暫停發表批評印度、英國等的反華言行的評論，看看印度及其他方面的反應再說。全國各報也照辦。由我告訴中宣部發出通知。因此從5月7日起，輿論界一片風平浪靜，外交部則開始了一連串的中印之間的“照會戰”。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一文的發表，在國內外引起強烈的反應。一位外國報紙駐北京記者在報道中評論說，“這是一篇馬列主義的杰作，它抓住了問題的本質，態度鮮明而堅定，又始終貫徹中印友好的方針。”印度的報界紛紛發表社論。《政治家報》的社論說，《人民日報》文章的“大部分是以溫和的和相當說理的態度來說明中國在西藏問題上的立場”。《國民先驅報》的社論說，“《人民日報》文章要求停止印度人和中國人在西藏問題上的爭論，它的語氣是友好的。”“中國人保證說，民主、繁榮的西藏自治區，必然會成為鞏固和加強中印友誼的一個因素，而不會成為、也不可能成為對印度共和國的任何威脅。這種保證將會為人們所接受。”當然，也有一些報紙仍然對《人民日報》的文章橫加指責。至于尼赫魯總理本人，他5月8日在議會中講話時說：“來自中國的言論對大家所知道的事實提出了異議。我對于來自中國的一些有關印度的言論，也不認為是事實。我有時懷疑我們繼續進行這種爭論會不會有什么用處。”對于尼赫魯這種似乎他是旁觀者的態度，英國《泰晤士報》社論說，“尼赫魯不會再來反駁，而會注意中國方面關于恢復友好關系的說法。”香港一家報紙評論說，文章“說情又說理，委婉又強硬，確是使尼赫魯頗難回答的”。

　　爭取與留有余地

　　毛主席在看到了各方反應之后，于5月11日上午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他說，對尼赫魯應該有一個正確的方針。尼赫魯是中間派，不同于右派。他像任何人一樣，是可以分析的。他有兩面性，有好的一面，又有壞的一面。《人民日報》的文章肯定了他好的一面，但著重批評他壞的一面。這是因為他在前一時期放了很多毒，我們這樣做是必要的。但是，要記住，經過這樣一次批評以后，我們還是要看到他還有好的一面，他做過好事的一面，所以還應該爭取他，給他下樓的機會，不要把事情做絕。

　　毛主席又說，對達賴目前宜采取不予理睬的方針。不管他發表什么聲明，我們都暫不理睬，看一個時期再說，這也是留有余地。因為他畢竟是一位宗教領袖，畢竟在西藏和平解放初期表現還可以，后來到北京當人大副委員長，表現也可以。就是說，達賴有過好的一面。因此，將來他如果想回來，我們還是采取歡迎的態度。只有一個條件，就是他回來之前要發表一個聲明，宣布他過去在噶倫堡和其他什么地方說過“西藏獨立”之類的話是不對的，一律作廢，這樣就可以回來。這個條件不算苛刻。我們既往不咎，是夠寬大的了。

　　毛主席還特別對我說，今后關于西藏問題的宣傳，數量要減少，正面的和反面的各占一半，不要說一切都好，也不要說一切都壞，總的分量要減少。

　　在這以后，毛主席和中央同志的主要精力，又重新回到糾正大躍進時期工作中“左”傾的錯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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