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今年8月，中央文獻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吳冷西同志《憶毛主席》一書。作者該書始撰于1990年12月，完稿于1994年6月，于1995年2月由新華出版社首次出版。此后曾三次加印，每次作者都有修正。這次再版，將作者歷次修正完整收錄。現經作者家屬授權和中央文獻出版社同意，由昆侖策研究院分篇轉載該書有關章節，以饗讀者。該書的“編后語”和第一至六部分“（一）從評價斯大林說起”、“（二）新聞的階級性”、“（三）政治家辦報”及附錄“五不怕及其他”、“（四）批評‘反冒進’”、“（五）鼓足干勁與壓縮空氣”、“（六）武仗與文仗”已發。本篇為第七部分“（七）冷靜的促進派”。

　　憶毛主席

　　———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

　　吳冷西著

　　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2022年8月第1版

　　【1960年，在最高國務會議召開之前，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前審閱新華社消息稿。左為吳冷西。】

　　【作者簡介】吳冷西（1919.12.14-2002.6.16），廣東新會人。1937年進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及馬列學院學習，曾任延安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國際部主任，新華社副總編、總編輯。1952年任新華社社長。1957年兼任人民日報總編輯，1964年兼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直至“文革”開始。1977年后任中共中央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1980年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1982年任廣播電視部部長。中共第十一屆、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全國人大第三、四、五屆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第二、三、四屆主席，第五屆名譽主席，中國廣播電視學會會長。

　　（七）冷靜的促進派

　　1958年10月26日上午，毛主席秘書通知我，說毛主席要找我和田家英談話。我原以為，大概是談發表毛主席的《論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因為毛主席一個星期以前寫信給我，要我把《世界知識》雜志發表的毛主席論紙老虎的一組論述加以轉載，轉載時可以另寫編者按語，并要我就此同陸定一同志商量。我同定一同志商量結果，認為毛主席的論述，還可以再增加一些，重寫按語。于是我找田家英同志幫忙增加一些毛主席的論述，主要是1957年和1958年的論述，并一起草擬了《人民日報》編輯部的按語，排出清樣后送毛主席審定。所以我想毛主席找我們是談這件事。

　　當我到達毛主席臥室時，田家英已在座，手里拿著我們編好的關于紙老虎的言論的大樣和按語。田家英先給我看了經毛主席修改過的按語，主要是修改按語最后一段。毛主席還要我們對幾段論述作一些調整。

　　處理完此事后，毛主席對我們說，今天找你們來是談另一方面的問題，談國內問題。

　　接著，毛主席就直截了當地提出，他想派我和田家英到地方上去作一次短期的調查研究。地點他已經選好了，就是河南新鄉地區的一個縣（修武縣）和一個公社（新鄉縣的七里營公社）。他要我們各自帶幾個助手，分別先后去修武縣和七里營公社，了解公社化后的情況，時間一個星期。他將在11月初離京去鄭州，在那里開一個小會，作為12月初在武昌召開八屆六中全會的準備。他要我們11月5日在新鄉搭乘他的專列去鄭州。

　　三件大事

　　毛主席說，中國今年出了兩件大事，一是大躍進，一是公社化。其實還有第三件大事，這就是炮打金門。他說，大躍進是他發動的，公社化是他提倡的。這兩件大事到8月間北戴河會議時達到高潮，但那時他的心思并沒有全花在這兩件大事上，很大一部分精力被國際問題吸引去了。早先是同赫魯曉夫大吵了一頓（赫魯曉夫7月底到8月初訪華），不久又炮打金門。毛主席說，他在這段時間想了許多國際問題。他列舉了一連串問題，如戴高樂上臺、黎巴嫩事件、緊張局勢、封鎖禁運，等等，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談了他的獨特見解。毛主席對我說，你們辦報的要經常研究國際問題，多同一些有見解的人交換看法，慢慢形成比較符合實際的觀點，遇到國際上突發事件，就不致惶惶無主或臨時抱佛腳。

　　毛主席說，現在來談國內問題，你們辦報的也要心中有數。這就要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北戴河會議迄今已有兩個月。國慶節前我去大江南北走馬看花，除了給你們新華社寫了一條新聞（按：指毛主席自己寫的巡視大江南北的新聞，登在10月1日報紙上）外，感到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認真研究。

　　毛主席說，大躍進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進，使中國的落后面貌大為改觀；搞得不好，也可能變成災難。你們這次下去，主要是了解公社化后的情況。北戴河會議時我說過公社的優點是一大二公。現在看來，人們的頭腦發熱，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你們要去的修武縣，全縣已成了一個公社。我還要派人去了解山東壽張縣，聽說那里準備苦戰三年進入共產主義（按：后來知道，他已派陳伯達去遂平調查，因為陳已去過壽張了）。

　　【1958年3月，毛主席回成都途中在李井泉陪同下看麥田】

　　什么是共產主義社會

　　毛主席說，我們共產黨人的最終目標是建立共產主義社會，這是沒有問題的。現在的問題在于：什么是共產主義社會，現在并不是人人認識一致，甚至在高級干部中也各說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話。因此公社化過程中的具體做法，真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你們這次下去調查，要帶兩本書，一本是中國人民大學編輯的《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一本是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出發前要把這兩本小冊子通讀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學編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們的助手也這么辦。

　　毛主席鄭重地說，他的意思不是要我們搞本本主義，按圖索驥，對號入座，也不是要我們照本本去宣傳，而是想使我們對馬、恩、列、斯關于共產主義說過什么話有個大致的了解，下去調查中面對眼花繚亂的實際情況能夠保持冷靜的頭腦。特別當記者的，不能道聽途說，人云亦云，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心中有數，頭腦清醒，做冷靜的促進派。報紙宣傳影響大，人家頭腦發熱，搞報紙宣傳的也頭腦發熱，那就壞事了。

　　這是在“大躍進”中我第一次聽到毛主席說要做“冷靜的促進派”。回想從1958年初的南寧會議起，毛主席的多次談話，給我強烈的印象就是報紙要促進，不要促退。

　　毛主席這次談話涉及的問題較多，時間也較長，一直到中午過后。他留我和田家英吃午飯。飯廳就在北房五開間的中間堂屋。可能是預先告訴了大師傅，加了兩個菜，一個是小砂鍋燉狗肉，一個是紅燒獅子頭，其他四個菜是湖南臘肉，豆豉炒辣椒，西紅柿炒雞蛋，麻婆豆腐，都是毛主席常吃的。比較特別是一個莼菜湯，每人一個烤得半焦的玉米，這是最后吃的，也是毛主席的習慣，有時代之以烤紅薯。毛主席喜歡吃飯時喝一兩杯酒。這天喝的是茅臺酒，第一杯是主席請我們喝，第二杯是我和田家英一同祝毛主席健康。

　　毛主席在吃飯過程中還向我們交代：下去調查時不要各級領導作陪，要找生產隊長就只找生產隊長，不要公社書記、大隊長參加；要找群眾談話就不要找干部參加；要找縣委書記也只請他本人來談，因為人多了談話就有顧慮（同級干部如此，上級干部更如此）。找群眾談話要有各個階層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農的態度。還可以找下放干部談話，他們可能顧慮較少。總之要了解各種人的真實想法。助手中可以選一兩位女同志，那樣同農村婦女談話比較方便。他吩咐我們下去不要張揚，我帶的一組用新華社記者的名義，田家英那一組則用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的名義。

　　從毛主席住處出來，我同田家英商量一下，就分頭找人組成調查組。我在北京挑選了三位記者，又請河南分社選一位記者在新鄉等候，正好兩男兩女，連我在內一共五人。

　　我和田家英等一行10月27日夜乘火車離京南下，第二天抵新鄉下車。我們同新鄉地委商定，當天下鄉，田家英一組留在新鄉去七里營公社調查，我帶的一組先去修武縣，四天為期，然后調換，我回七里營公社，田家英去修武。

　　【毛主席在農村視察】

　　修武的一縣一社

　　我和記者們10月28日下午去修武縣。毛主席在8月間北戴河會議上曾經談到這個縣辦大公社。我們先請縣委一位副書記介紹全縣辦成一個大公社（13.5萬人）的一般情況，然后分別同城關大隊（原為公社）大隊長、五里塬鄉（大隊）的支部書記、艾曲鄉（大隊）艾曲村的生產隊長談了話，還召開了群眾和下放干部座談會，最后才請縣委書記單獨同我們談他對一縣一社的看法。在修武調查的四天中，我們還利用晚飯后和中午歇晌的時間串家走戶，同個別群眾接觸。

　　從調查中了解到，這個一縣一社是由原來245個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全縣統一收支，生產資料全歸公有，由公社（縣）統一調配，農副業和工業、手工業產品也全部由公社（縣）統一調撥，生活資料的日常消費由公社供給。生產大隊和生產隊干部們都說，他們實行的是全民所有制。男女老少都實行低水平的供給制，辦了公共食堂，敞開肚皮吃飯。

　　在調查過程中，我們接觸到的干部和群眾，生產熱情很高。正巧碰上他們全縣總動員大煉鋼鐵，男女老少爬高山、背礦石，不叫苦，不叫累，興高采烈，十分感人。因為辦了公共食堂，大部分婦女都上山了。但從中也了解到，由于大辦鋼鐵，地里的莊稼沒人收，只見低年級的小學生在拾谷穗。地里的棉花大部分沒有摘下來，只有幼兒園的老師帶著一些小孩摘一點點。據財貿干部對我們說，本該收籽棉900萬斤，到10月底只收到159萬斤。敞開肚皮吃公共食堂當然大家高興，許多人都說一生也沒有像這兩個月吃這樣飽的飯。但好幾位老人（有的原是貧農，有的原是中農）都在發愁，說“這樣吃法長不了”。

　　最后我們同縣委書記談了一個晚上。他先談一縣一社的優越性，也談了今后三年的規劃，但提出了不少關于全民所有制和供給制的疑問和顧慮。

　　我們在11月1日從修武轉到新鄉縣（田家英同時也從新鄉去修武）。那里是另一番天地。新鄉縣委給我們簡要介紹時著重說明他們為什么沒有像修武那樣一縣一社，只掛了一個“縣聯社”的招牌，似乎他們以為我們是贊成一縣一社的。新鄉人口和耕地都比修武多，經濟比修武富裕，糧棉都高產，每人每年平均分配也高于修武。

　　【1958年8月6日，毛主席到河南省新鄉專區七里營人民公社視察時，來到農田間查看農作物生長情況，留下了這張珍貴照片】

　　七里營的十六“包”

　　第二天，我們去七里營公社。這是全國第一個掛起“人民公社”牌子的公社。這個公社有5個大隊79個生產隊，人口3萬，耕地9萬畝，年總收入1218萬元，是新鄉縣最富的公社。這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們實行的供給制。據公社書記說，他們實行十六“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學、育、婚、樂，以至理發、洗澡、縫紉、電費，都由公社包了，這十六包的費用每人一年共78元。

　　調查了七里營公社以后，我們又去看看公社所在地周圍的兩個大隊（劉莊和陳莊）。其中劉莊大隊（那時就是史來賀同志當支部書記）給我印象特別好，主要是那里干得實在，說得也實在。史來賀同志既講成績也講困難。他的大隊有800多人，1900畝地，總收入31萬元，人均分配達104元（1957年即為96元）。當時他正在發愁的是還有三分之二的棉花在地里沒有人收。大部勞力上山煉鐵去了。

　　在新鄉，我們還調查了一個公社——興寧人民公社。這是一個4000戶、2萬人口的社，實行軍事化，全公社編成15個營50個連。尤其特別的是實行房屋公有，搞集體宿舍，社員男女老幼分開，按連、排編制集中居住。我們具體調查了東郭大隊，這個大隊共有224戶，開始時有150戶男女老少都分開住，現在仍有60戶集中住在八個地方，男女各住四處，實行禮拜六制度，回原家度周末。據大隊干部說，這是公社統一布置的。大多數社員意見很大，只有少數夫妻不和或婆媳不和的愿意分居。大隊干部說，正考慮改變做法。我遇到公社干部時就顧不得下來調查前規定的守則（不要隨便表示意見），忍不住指出這種拆散家庭的做法十分錯誤，共產主義不是不要家庭。那些公社干部還想不通，說河南許多地方都這樣做，并說有位中央負責同志當時就說過共產主義社會也要革家庭的命。

　　11月5日，毛主席乘專列南下，在新鄉稍停。田家英也從修武回來。下午，我同他一起到毛主席專列上去。毛主席正在聽新鄉地委和幾位縣委同志的匯報，他叫我們到鄭州后再向他匯報。我同田家英晚上商量好：到鄭州向毛主席匯報時，可以先扼要介紹一下修武和七里營的情況，然后著重談所看到的公社化后的問題，特別是所有制和供給制的問題，主要是修武縣委書記提出的問題和七里營的十六“包”的問題。

　　11月6日，我們隨毛主席到鄭州。當晚毛主席就要我們到專列上去匯報（他外出視察工作時常食宿在專列上，有時甚至開會也在專列上）。我們按原來計劃先扼要介紹情況。由于我先到修武，我著重匯報了修武縣委書記提出的問題。

　　我談到：修武縣委書記雖然說一縣一社是全民所有制，但他認為公社和國家的關系不同于國營工廠和國家的關系，公社的產品不能全部由國家調撥，國家也不能供給公社需要的所有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縣委書記提出：如果公社實行同國營工廠一樣的全民所有制，那么，有兩個問題他擔心不易解決：一是遇到災年，國家能否跟平年一樣撥給公社所需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二是遇到豐年，國家能否全部收購公社的產品。我說，這位縣委書記既怕災年饑荒，又怕豐年谷賤傷農。我還談到修武縣委書記懷疑他們實行的低標準的供給制能否叫作按需分配。我說這只能算是很勉強的“溫飽”。

　　毛主席詳細詢問了縣里同國家的經濟關系，互相間進行哪些交換。我匯報說，修武縣同國家的經濟往來主要有兩種，一是納稅，主要是農業稅即公糧，工商稅不多；二是交換，主要是向國家交售統購的糧、棉、油料等農副產品以及向國家購買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這兩種交換都是商品交換，現金結算的。

　　毛主席對供給制也很關心，在田家英匯報時詳細詢問了七里營公社的十六“包”的具體內容，并提出這樣低標準的平均分配是否必要和能否持久。田家英談到，七里營的十六“包”，是新鄉地區包得最多的，但標準仍然很低。“食”是吃飯不要錢，都吃公共食堂，據估計一年需42元（菜肉未計）。“衣”一項是一年每人21尺布、2斤棉花、2雙布鞋（因婦女上山煉鐵、下大田，不織不做了），共18元錢，醫藥費每人每年以2元為限。產婦補助1斤紅糖、20個雞蛋，殯葬和結婚各補助10元。看戲不要錢，那年只看了1次戲，6次電影。田家英和我都認為這只能說是平均主義，不能說是“按需分配”，更不能說是已經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

　　【1958年8月7日，毛主席在河南農村視察和孩子們在一起】

　　毛主席的評論

　　毛主席在我們匯報中間不斷插話，有些是提出問題，有些是發表評論。

　　毛主席談到修武一縣一社時指出，一縣一社恐怕太大了，縣委管不了那么多具體的事，而且全縣各地生產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會損害富隊富社的積極性。我們現在還是搞社會主義，還是要按勞分配。凡是有利于發展生產的就干，一切不利于發展生產的就不要干。供給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強管理，粗細糧搭配，干稀搭配，農忙農閑不同，要學會勤儉過日子，不能放開肚皮大吃大喝，那樣肯定維持不下去。其他只搞些公共福利事業，不要采取“包”的辦法，量力而為。延安時期的供給制，是屬于戰時共產主義的辦法，是不得已而為之，不能作為分配方式的榜樣，所以全國解放后就改行工資制了。

　　談到修武說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說，修武不同于鞍鋼，產品不能調撥，只能進行商品交換，不能稱為全民所有制，只能叫作集體所有制，千萬不能把兩者混同起來。修武縣委書記提出的問題，表明他實際上是不贊成搞全民所有制的。縣里的產品不能全部調撥給國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為一縣之長，不能不慎重考慮。尤其是國家對于縣，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證按照縣里的需要調給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遇到災年更加不能保證，這也是明擺著的。他提出的問題使我們想到：如果生產力沒有高度發展，像北戴河會議關于人民公社的決議中指出的，產品極為豐富，工業和農業都高度現代化，那么，生產關系上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從按勞分配過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這兩種所有制的接近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

　　當我們匯報到有些公社搞集體住宿時，毛主席很生氣地說，那種搞法不是給國民黨對我們的誣蔑幫了忙嗎？凡是這樣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眾起來造反。這些干部頭腦發昏了，怎么共產黨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還是一家人大、中、小結合為好。

　　談到群眾大煉鋼鐵的干勁很大，地里莊稼沒有人收時，毛主席說，1070萬噸的指標可能鬧得天下大亂。從北戴河會議到年底只有四個月，幾千萬人上山，農業可能豐產不豐收，食堂又放開肚皮吃，這怎么得了？這次鄭州會議要叫大家冷靜下來。

　　毛主席在我們結束匯報時說，你們這次下鄉調查才一個星期，但發現了坐在北京辦公室里想都想不出的問題，是不是頭腦比一個星期前冷靜一些了？是不是發現許多實際做法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在群眾運動發動起來以后，一定要注意保持冷靜頭腦，善于看出運動中過激的苗頭。毛主席說，這次我派陳伯達到遂平去，他回來卻向我宣傳要取消商品交換，實行產品調撥。他過去到過壽張，很欣賞那里苦戰三年向共產主義過渡。我們有些同志讀了不少馬列主義的書，但臨到實際問題，馬列主義就不知道哪里去了。毛主席說，看來很有必要讀一點書。他打算在鄭州會議上同到會的同志一起讀一本書，就是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面讀書，一面聯系當前我國的經濟問題，邊讀邊議，使大家頭腦清醒起來。

　　毛主席還特意對我說，《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天天作報道，發議論，尤其要注意頭腦冷靜。要當促進派，但要當冷靜的促進派，不能做冒失的促進派。毛主席還說，他對報紙宣傳還有一些意見，過幾天空一點時再談。

　　毛主席從11月6日起主持鄭州會議，對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定初稿和十五年規劃綱要草案，提了許多意見。前一個文件是陳伯達主持起草的，毛主席批評他急于過渡，諱言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要重新寫。后一文件提出1972年要生產2億噸鋼，毛主席指出這個草案缺乏根據，但不必修改，可在北京召集一些高級干部議論一下（后來就擱置起來了）。

　　從11月9日到10日，毛主席帶領與會同志逐章逐段閱讀斯大林的小冊子，上午和下午都邊讀邊議。他指出：現在有幾十萬以至幾百萬干部頭腦發熱，有必要組織大家學習這本書和另一本書《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以澄清許多糊涂觀念，保持頭腦清醒，否則，急于過渡，搞產品調撥，農民會起來造反的。毛主席在讀斯大林的小冊子過程中，講了很多很重要的意見。鄭州會議根據毛主席的建議，決定縣以上的干部普遍學習這兩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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