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批評“反冒進”

　　南寧會議

　　1958年元旦過后不久，我到中央書記處的辦公地點——中南海居仁堂開會。

　　居仁堂是一座小巧玲瓏的宮殿，相傳清末西太后經常在此接見外國使節，坐落在中海和南海交界處，毛主席住地豐澤園的北面。因年久失修，1961年拆除，準備重建辦公樓。后來考慮到經濟困難，工程一直沒有開工。現在是一塊平地，只在附近蓋了一座毛主席晚年居住的202號樓。

　　書記處會議由小平同志主持，主要內容是傳達毛主席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會議開始不久，彭真同志遞給我一個召開南寧會議的通知，是毛主席親筆這樣寫的：

　　“吳冷西、總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黃敬、王鶴壽、李先念、陳云、鄧小平、彭真、喬木、陳伯達、田家英、歐陽欽、劉仁、張德生、李井泉、潘復生、王任重、楊尚奎、陶鑄、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劉建勛、韋國清、毛澤東，共27人，于11日、12日兩天到齊，在南寧開10天會，20號完畢（中間休息2天到3天，實際開會7到8天）。譚震林管中央，總司令掛帥，陳毅管國務院。”

　　我看了很吃驚，為什么通知把我的名字放在最前面？我當時是人民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社長，很自然地想到是不是這次會議特別同報紙和通訊社有關。我首先聯想到，《人民日報》在幾天前發表的元旦社論《乘風破浪》，只經少奇同志和周總理審閱定稿，沒有送毛主席（他當時在杭州）審閱，是不是有什么問題？這篇社論明確提出從1958年起把重點轉移到技術革命方面來，用15年時間趕上和超過英國，發表后在國內外影響很大。這是根據毛主席在莫斯科參加兄弟黨會議時的幾次講話的精神寫的，我想不致有什么大問題。接著我又想到，在1957年11月兄弟黨莫斯科會議后，《人民日報》還發表過兩篇較有分量的社論。一篇是11月18日的社論，指出隨著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必然會帶來農業生產高潮，還會帶來工業生產高潮，出現生產大躍進。這是在我們報紙社論中第一次出現“大躍進”這個后來震動國內外的名詞。這篇社論是《人民日報》編輯部自己寫的，我看大致沒有什么問題。另一篇是12月12日的社論，是論述毛主席在《農村合作化高潮》一書的序言中提出的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這一篇社論是經毛主席在莫斯科參加兄弟黨會議時親自修改定稿的，當然不會有什么問題。

　　我聽了傳達毛主席在杭州會議的講話，其中談了17個問題，都沒有涉及報紙和通訊社。我問胡喬木和楊尚昆，他們說不了解開會通知的名單排列有什么特別的意義，但胡喬木的神態似乎流露他擔心發生什么事情。

　　這個謎一直到南寧會議上才逐步解開。

　　1月12日，南寧會議開始，毛主席一上來就講他建國八年來一直為工作方法而奮斗，1956年“反冒進”是錯誤的。這里說的“反冒進”，是指1956年6月到11月中央一些同志發現不少地方和部門的基本建設規模（包括農田水利建設）過大，造成財政赤字，原材料非常緊張，因而提出反對急躁冒進。

　　這樣，南寧會議就成為一次以批評“反冒進”為中心的議論工作方法的會議，為同“反冒進”相對立的“大躍進”在政治上、思想上作準備的會議。

　　毛主席認為，一個時候搞得快一點、多一點，調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提出“反冒進”的口號。“反冒進”挫傷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特別是農民的積極性，是錯誤的方針，是反對多快好省的方針的。他嚴厲地批評了國務院的政府工作報告、財政工作報告和計劃工作報告，也指出《人民日報》1956年6月20日反冒進的社論（題目叫作《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是非常錯誤的。這時我才開始悟到會議通知中毛主席點我的名的一個因由。

　　散會后我馬上找喬木同志，問他毛主席指的《人民日報》社論是怎么回事。他說他也不完全清楚。我們商量后當天晚上就打電話回北京，要《人民日報》編輯部把6月20日社論的全部過程稿送到南寧，并要他們寫一個關于社論起草與修改、定稿過程的簡單說明。

　　我13日收到《人民日報》編輯部送來的材料后，同喬木同志一起查看整個起草過程。原來這篇社論最初是由《人民日報》編輯部起草的。在中宣部討論時陸定一同志認為不能用，要重新起草。他請示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要他根據政治局會議的精神親自組織中央宣傳部的同志起草。初稿由王宗一同志起草，在中宣部多次討論、修改后由定一同志送少奇同志和周總理審閱。他們兩位都作了一些修改，并提出再加斟酌的一些意見。定一同志根據這些意見又作了修改，最后送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審定。少奇同志在個別地方作了修改后送毛主席。我們在最后定稿的清樣上看到，毛主席圈了他的名字，寫了“不看了”這幾個字。我同喬木商量，整個過程清楚，但不好在會議上講，免得使事情尖銳化，因為會議從一開始空氣就非常緊張了。

　　【1959 年 10 月，在機場歡迎胡志明主席訪華時，劉少奇主席與吳冷西談話】

　　批判《人民日報》社論

　　毛主席把《人民日報》社論的摘要在會議上印發，并且加上批語：“庸俗的馬克思主義，庸俗的辯證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實際上并沒有反右，而是專門反‘左’，而且尖銳地針對我的。”

　　毛主席在會議過程中，多次批評《人民日報》的社論，并且把這篇社論作為當時中央一些同志“反冒進”的證明。他逐段逐段地批判這篇社論。

　　毛主席指出，《人民日報》的社論是6月20日發表的，距離李先念同志在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的報告只有五天。那個報告是“反冒進”的，社論發揮了“反冒進”的思想。毛主席念了社論中的一段話：“急躁情緒成為當前的嚴重問題，因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間，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的各系統的領導干部中間，下面的急躁冒進有很多是上面逼出來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一出來，各系統都不愿別人說自己右傾保守，都爭先恐后地用過高的標準向下布置工作，條條下達，而且都要求很急。各部門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績。中央幾十個部，每個部一條，層層下達，甚至層層加重，下面便受不了?，F在中央已經采取一系列措施，糾正這種不分輕重緩急、不顧具體情況的急躁情緒。”毛主席在念完這段話后說：“這是說，中央已經下決心反冒進了。”

　　毛主席再念了社論的一段話：“現在中央已經采取措施糾正這種情況了，各部門、各地方工作中的冒進傾向，有些已經糾正了，有些還沒有糾正，或者糾正得不徹底，但作為一種思想傾向不是一下子所能徹底克服的，需要我們今后經常注意。”接著，毛主席評論說，這些話的意思是說還要繼續“反冒進”。

　　毛主席說，急躁冒進究竟從何而來？《人民日報》的社論說，“在反對保守主義之后，特別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針和發布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后，在許多同志頭腦中就產生了一種片面性（急躁冒進）。”毛主席評論說，這一段話是尖銳地針對我的。

　　毛主席說，這篇社論說的是既反右又反“左”。你不能說它一點馬克思主義也沒有，好像有一點。社論說，“右傾保守思想對我們的事業是有害的，急躁冒進思想對我們的事業也是有害的，所以兩種傾向都要加以反對。今后我們當然還要繼續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傾保守思想的各種表現，以保證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受阻礙地向前發展。”你說這些話不對？這是對的啊！但是，這是庸俗的馬克思主義。你看，這篇社論下面接著就說，“但是在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的時候，我們也不應當忽略或放松了對急躁冒進傾向的反對。只有既反對了右傾保守思想，又反對了急躁冒進思想，我們才能正確地前進。”毛主席說，這篇社論的落腳點是落在反對急躁冒進，反“左”而不是反右上面。社論的作者把文章做在“但是”后面。

　　毛主席還說，社論引用了我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序言的話。看來作者的用意一來不要冒犯我，二來是借刀殺人。但引用時又砍頭去尾，只要中間一段，不引用全文，因為一引用全文就否定作者的觀點了。我寫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鋒芒是對著右傾保守的。社論引了我說掃盲用急躁冒進的辦法是不對的這些話，用來作為反對急躁冒進的根據。社論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沒有重點。實際上重點落在“反冒進”上面。作者引用我的話來反對我。

　　宋玉的辯才

　　毛主席說，他并不反對對某些搞過了頭的東西加以糾正，但反對把一個指頭的東西當做十個指頭的東西來反。對過急過多的東西加以調整是必要的，但在全國范圍內把急躁冒進當做主要傾向來反對就錯了，這實際上是反對多快好省的方針?！度嗣袢請蟆返纳缯摲疵斑M，使用的是戰國時代楚國一位文學家宋玉攻擊登徒子大夫的手法，攻其一點，不及其余。毛主席詳細地講了宋玉的故事：起因是登徒子大夫在楚襄王面前說宋玉此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希望楚襄王不要讓宋玉出入后宮。有一天楚襄王對宋玉說，登徒子大夫說你怎么樣怎么樣。宋玉回答說，“體貌閑麗，所受于天也?？诙辔⑥o，所學于師也。至于好色，臣無有也。”楚襄王問，你說自己不好色，有什么理由呢？宋玉回答說，“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墻窺臣三年，至今未許也。”宋玉說這樣一個絕代佳麗勾引他三年，他都沒有上當，可見他并非好色之徒。接著，宋玉攻擊登徒子說，“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攣耳，唇厲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意思是說登徒子的老婆頭發蓬蓬松松，額頭前突，耳朵也有毛病，不用張嘴就牙齒外露，走路不成樣子而且駝背，身上長疥瘡還有痔瘡。宋玉問楚襄王：登徒子的老婆丑陋得無以復加，登徒子卻那么喜歡她，同她生了五個孩子。請大王仔細想想，究竟是誰好色呢？毛主席說，宋玉終于打贏了這場官司。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攻其一點，盡量擴大，不及其余的方法。整個故事見宋玉寫的《登徒子好色賦》。昭明太子把這篇東西收入《文選》，從此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詞，至今不得翻身。

　　第二天，毛主席把宋玉這篇賦印發給大家看。

　　乘風破浪

　　在15日的會議上，毛主席談到什么時候都要鼓干勁、爭上游時又提到《人民日報》。他說，《人民日報》的元旦社論寫得好，因為它的主要精神是鼓起干勁，力爭上游，乘風破浪，這也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問題。

　　當天晚上，毛主席找我和胡喬木到他住處去談話。他的住處離我們住的廣西省政府交際處大樓不遠，是經常接待越南胡志明主席的別墅式的高大平房。毛主席主持的會議就在這間大平房的客廳里舉行。當我們到達那里時，毛主席開始就問元旦社論是誰寫的。喬木說是《人民日報》的同志寫的。我補充說，這篇社論經喬木同志作了較多的修改，并經少奇同志和周總理定稿。喬木說，當時毛主席不在北京。少奇同志說定稿時已打電話報告了主席。毛主席說，社論寫得好，題目用《乘風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愨就說過“愿乘長風破萬里浪”。我們現在是要乘東風壓倒西風，十五年趕上英國。你們辦報的不但要會寫文章，而且要選好題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聞也得有醒目的標題。

　　接著，毛主席又重提1957年春天《人民日報》不宣傳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精神。他說，《人民日報》能結合形勢寫出這樣好的元旦社論，為什么去年就成了死人辦報？他對喬木說，我當時很生你的氣。我先一天批評你，第二天批評總編輯、副總編輯。當時在氣頭上，說話有些過重，很不溫文爾雅，因為不這樣就不能使你們大吃一驚，三天睡不著覺。去年四、五、六月，實際上是我當《人民日報》的總編輯。你也上夜班、看大樣，累得不行。后來我想這也不是辦法，才找人給你做幫手。找不到別人，就派吳冷西去。這時，毛主席轉向我說，當時我對你說過，如果在《人民日報》呆不下去，就回到我這里當秘書。看來派你到《人民日報》去沒有錯。現在大家對《人民日報》反映比較好，認為有進步。評論、新聞都比較活潑。但是還要努力，不要翹尾巴，還是要夾著尾巴做人。

　　寫評論和到地方上去

　　我向毛主席匯報了現在《人民日報》采取各編輯部包干寫評論的辦法。毛主席說，《人民日報》的評論要大家來寫，各編輯部在他們分工的范圍內包干的辦法是好的。但包干也要有個統帥，你這個總編輯就是統帥。你的任務是組織大家寫，自己也寫。有一些比較重要的評論你要親自主持寫，像我們前年起草《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那兩篇編輯部文章那樣，是我親自主持寫的。

　　談到這里，毛主席提起他幾天前（1月12日）寫給廣西省委書記劉建勛、韋國清的一封信，信中是談辦好省報問題的。信中說：“送上幾份地方報紙，各有特點，是比較編得好的，較為引人看，內容也不錯，供你們參考。省報問題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值得認真研究，同廣西報的編輯們一道，包括版面、新聞、社論、理論、文藝等項。鉆進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報紙比較又比較，幾個月時間就可以找出一條道路來的。精心寫作社論是一項極重要任務，你們自己、宣傳部長、秘書長、報社總編輯要共同研究。第一書記掛帥，動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論，是必要的。一張省報，對于全省工作、全體人民，有極大的組織、鼓舞、激勵、批判、推動的作用。請你們想一想這個問題，以為如何？”毛主席說，他之所以寫這封信，是鑒于《人民日報》的經驗教訓，不僅中央報紙，而且省級報紙，也要認真辦好，關鍵是黨委要抓緊。

　　毛主席又說，你們采取包干的辦法寫社論，可以避免一個人獨攬一切，既有分散、又有獨攬，這也是一種生產關系，一種工作方法?？偩庉嬐骶庉嫴恐魅蔚年P系應該這樣，有統有分。各編輯部和各版可以展開競賽，半年或一年評比一次，看誰搞得好。毛主席還強調說，寫評論要結合形勢，結合當時的政治氣候。要看得準、抓得快、抓得緊、轉得快。要像今年元旦社論這樣，不要像去年二、三、四月那樣，對我在最高國務會議的講話毫無反應，聞風不動。評論要寫得中國化，有中國氣派，不要歐化，不要洋八股，不要刻板，要生動活潑。形式要多樣化，有編者按語，有短評、時評，有專論、社論，有評論員文章、觀察家文章、編輯部文章，等等。評論是說理的，但不排斥抒情，最好是理情并茂。

　　毛主席問我，最近有沒有到地方上走走。我回答說，我到《人民日報》后一直忙于內部工作，還沒有到地方上調查研究。毛主席嚴肅地說，《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頭頭，一定要經常到地方上去，呼吸新鮮空氣，了解下面的實際情況，搞好同省委的關系。你2月份就下去，到兩廣和福建跑一跑，既當記者，又做地方工作，你不要老呆在北京。北京官氣重，只能作加工廠，沒有原料，原料來自下面。你的位置應該活動一些，經常到各地跑跑。2月份下去一個月或兩個月都可以，八大二次會議時再回來。

　　《人民日報》是中央一個部門，有任務經常聯系地方，還有任務經常轉載地方報紙上的好東西。這對地方報紙是鼓勵，也使地方上的同志非看《人民日報》不可，而且還可以把一個地方的好東西向全國推薦。你們前些日子介紹上海梅林食品廠和浙江桐廬縣的經驗就很好。毛主席接著就談到了上海、廣東和浙江省委的三個報告，要《人民日報》考慮轉載。他說這三個報告也不是都寫得很好，報紙可以摘要發表。

　　我向毛主席匯報《人民日報》準備有計劃地在第五版發表一些思想評論。毛主席聽后說，《人民日報》是中央機關報，不能簡單地報道各項具體工作、具體業務，它的主要任務是從思想上、政治上影響全國。我贊成你們寫思想評論，而且要當做一項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來做，認真做好。比方說，紅與專的關系是一個重大問題，你們可以就這個問題展開議論，要號召全國各地、中央各部門，黨政軍民學都來注意紅與專的問題。

　　毛主席還問了《人民日報》內部的一些情況。我向他匯報《人民日報》干部情況后，他說，要學會用人。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每個人都有長處和短處。要善于用他的長處，幫助他克服短處。你不要搞一言堂，要讓不同的意見能充分發表。古人就提倡“兼聽”，共產黨人應該更能“兼聽”。“兼聽則明”，聽到各方面的反應，就能夠從中吸取各方面的營養，減少工作中的失誤。

　　在談話過程中，胡喬木同志主要談了他在去年初沒有抓緊宣傳主席講話，并說主席批評他淺、軟、少是對的。他只簡單地談到1956年6月《人民日報》社論的大概情況，并說他那時正起草八大政治報告，無暇顧及此事。毛主席說，這不關你的事。那篇社論寫好后曾送給我看。我在清樣上寫了“不看了”三個字，罵我的東西我為什么要看。后來喬木同志在會議上只檢討1957年的事，沒有談1956年的事。

　　談話進行了將近兩個小時，毛主席毫無倦意。最后他說他還要準備明天在會議上的講話，談話到此結束。

　　第二天（1月16日）上午，毛主席作了長篇講話，主要談學習問題。他開頭就說，任何一個部門，任何一個省委，任何一個軍委，特別是報紙，一定要學理論，做理論工作。各個部門、黨委和報紙的主要負責人，要經常擠出時間來學習理論，學習各方面的知識。毛主席說，這次我特意指定吳冷西來參加會議，因為他是黨中央機關報的總編輯，他應該了解全面的情況。報紙是新聞紙，對許多事情的反應要快，但勉強求快就會出錯。現在《人民日報》反映中央的意見比較快，比較好，但還要進步。有些重大問題自己沒有把握，就應多加斟酌，不可草率從事。不僅報紙的重要文章要多加斟酌，中央各部門、各地方黨委給中央的文件，應該像中央前年寫《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那兩篇文章那樣認真討論，認真修改。如果不這樣認真，那么你這個部長，你這個省委書記，早晚有一天要垮臺。毛主席又說，現在大家都說很忙，為黨為國，夜以繼日，但是只搞些數字，不搞理論，不搞辭章學，不搞考據學，不搞邏輯學，寫出來的東西就是一大堆數字、材料，沒有把心思放在理論方面，這種情況很不好?！度嗣袢請蟆房偩庉嫺匾暲碚摚灰蝗粘Ａ魉话愕男侣剤蟮姥蜎]了。

　　歷史表明，毛主席批評“反冒進”是錯誤的，反冒進是對的，根據少奇同志和周總理的思想撰寫的《人民日報》1956年6月20日社論也是對的。把南寧會議上毛主席批評《人民日報》社論的講話，作為歷史教訓，記錄下來，看看毛主席五十年代后期起的錯誤指導思想早期軌跡如何，我以為還是有益的。至于他在這次會議期間關于如何辦好報紙的意見，無疑是仍然值得我們重視的。

　　【1962 年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西花廳前談話，指示新華社工作，右為吳冷西】

　　（五）鼓足干勁與壓縮空氣

　　根據南寧會議的精神，我在2月間連接主持起草了幾篇較重要的社論，如《鼓起干勁，力爭上游》、《打破舊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等。從這時起，《人民日報》的宣傳向“左”傾斜。

　　同樣根據南寧會議精神，我主持《人民日報》編委會制訂了全面改進《人民日報》工作的二十三條綱要，對宣傳中央路線方針政策、評論工作、新聞報道、版面和標題、干部隊伍、同各地省、市委的關系，等等都提出了要求，其中有些是適當的合理的，有些則是要求過高、過急。我趕在成都會議之前把這二十三條綱要報送毛主席，請他給予指示。

　　成都會議

　　成都會議于3月9日召開，那是在成都郊外金牛壩賓館舉行，各部部長和省委書記住在四層樓的賓館，中央政治局常委住在各個小別墅。這次跟南寧會議一樣，也是政治局常委的擴大會議，到會的中央有關各部部長和東北、華北、西北、西南各省的省委第一書記。中南和華東只有個別省委書記到會，其余的將參加在武昌召開的會議。

　　武昌會議（4月1日—9日）可以說是成都會議的下半部，主題都是傳達和討論南寧會議的精神，各省匯報本省的規劃。也可以說這兩個會議是南寧會議的繼續。

　　在成都會議上，毛主席始終處于興奮狀態。他在18天的會議中，除了在聽各省匯報時不斷插話外，一連發表了6次長篇講話（3月9日，10日，20日，22日，25日，26日），那氣勢真可謂思如泉涌，氣若長虹，高屋建瓴，勢如破竹。

　　他一開頭就提出現在我國進入技術革命時代，但接著又兩次提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兩大剝削階級和兩大勞動階級，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

　　他指出我國當前社會主義建設高潮的出現及其原因，認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正在創造中，還有待證明。

　　他分析教條主義在我黨歷史上所造成的危險及其產生的原因，提出要繼續反對教條主義。

　　他大講尊重唯物論、尊重辯證法，大講矛盾的互相轉化，大講建設社會主義的兩種方法，認為“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砍掉了多快好省的方針、《農業四十條》（指中共中央1956年1月提出的《1956年—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簡稱“農業四十條”）和促進會這三個東西，擔心會不會再來一次反冒進。

　　他提倡堅持原則與獨創精神相結合，特別是批評京戲《法門寺》里賈桂式的“奴才習慣”，表揚《西廂記》里普救寺和尚惠明挺身突圍請援兵，欣賞《紅樓夢》里鳳姐說的“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風格，稱贊《蘇報案》中鄒容寫的《革命軍》把滿清帝制批得痛快淋漓和章太炎指名大罵光緒帝“載湉小丑，不辨菽麥”的氣概，并列舉古今中外著名人物，說明總是青年人勝過老年人，學問少的人勝過學問多的人，總是后來居上，號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要有六不怕的精神。

　　這次會議上，除了印發中央各部門和各省的工作報告及有關決議草案外，毛主席還親自批示印發了《華陽國志》、《都江堰》、唐宋詩人有關四川的詩詞五六十首、明朝人的入蜀詩十八首、《蘇報案》等等以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著作的摘錄。

　　會前我送給毛主席的《人民日報苦戰三年工作綱要》草案也由毛主席批印給會議了。

　　干勁要鼓足

　　毛主席在會議的第一天講話（3月9日）時即談到：“報紙如何辦？中央、省、專區的報紙如何改變面貌，辦得生動活潑？《人民日報》提出二十三條，有躍進的可能。我們組織和指導工作，主要依靠報紙，單是開會，效果有限。”這同他在南寧會議時專門寫信要劉建勛和韋國清同志抓好報紙一樣，毛主席很重視辦好報紙。

　　在會議過程中，有一次在散會的時候，可能是3月20日，毛主席講完話從會議廳出來，我趕上前去問毛主席：這次會議討論不討論《人民日報》的二十三條？毛主席想了一下回答說，這次會議討論很多問題，光印發的工農商方面文件就有兩大堆，文教方面的人沒有來，《人民日報》的問題以后有機會再討論。

　　很顯然，毛主席在會議過程中講話的上述主要之點，也是《人民日報》宣傳報道的綱目。特別是毛主席在他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大約在3月15日左右）談到總路線時，提醒我說，《人民日報》2月3日的社論題目叫作《鼓起干勁，力爭上游》，這兩句話很好，但還不夠。廣大干部和群眾的干勁，在去年反擊右派以后，早就“鼓起”來了，現在的問題是鼓得夠不夠，責任在領導。這里有一個數量問題，是鼓起三分、五分還是七分、八分？領導的責任是因勢利導，使干部和群眾的干勁鼓得足足的。所以我們的總路線，應該叫作“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總路線”，這就比較完全了。毛主席的這些話，連同他后來談總路線開始形成的話，給我深刻的印象是宣傳要強調鼓勁，就是毛主席所說的氣可鼓而不可泄。

　　還有兩件事給我印象深刻。一是毛主席在3月22日講話中談到“提高風格，振作精神”時，批評陳伯達過去死也不肯辦一個理論刊物，膽子太小，這次才振作精神，下決心辦。另一件是毛主席在3月25日講話中批評衛生部，說他們替《人民日報》寫的關于除四害的社論，寫了很久還是沒有寫好，替中央起草的除四害指示根本不能用。毛主席說，衛生部不衛生，思想上并不相信四害真的可以除掉。后來還是胡喬木同地方上的同志合作，才把中央指示寫成了，社論也寫好了（按：指《人民日報》2月13日的社論《一定要在全國除四害》）。這兩件事都說明辦報紙要提高風格、振作精神。他在批判教條主義時，還指出《人民日報》過去學《真理報》，照搬洋教條一套，連標題也模仿，不獨立思考，像三歲孩子一樣，處處要人扶，否則就喪魂失魄，沒有主見，沒有獨創，連中國人辦報的好傳統（如講究版面的編排和標題等）也丟掉了。后來才有所改變。

　　留有余地

　　當然，在會議過程中，毛主席也多次講到辦事要留有余地。本來，南寧會議議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條》中，曾規定：苦戰三年，爭取大部分地區基本改變面貌。到了成都會議，毛主席一開始就提出究竟要多久完成十年農業計劃和工業計劃？他開始設想：苦戰三年，基本改變本省面貌，爭取七年內實現農業四十條，五年實現農業機械化。他請各省研究。在會議過程中，毛主席看到河南的計劃是苦戰一年，實現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滅文盲，遼寧要一年實現三自給（即糧、菜、肉本省自給）。他說，也許你遼寧是對的，我懷疑是錯的，你是馬克思主義，我是機會主義。河南今年辦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全都能做到，可不可以還是提五年做到。今年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報?！度嗣袢請蟆酚彩强ㄋ?。否則這個省登報，那個省登報，大家搶先，搞得天下大亂。一年完成不登報，兩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報。各省提口號恐怕時間以長一點比較好。我就是有點機會主義，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陣風，不要看河南說一年完成，你也說一年完成。就讓河南今年試一年，靈了，讓它當第一。你明年再搞。只差一年，有什么要緊。毛主席說，此事關系重大，他到武昌時要找吳芝圃談談。他還說，1955年合作化高潮時周小舟看見別的省一年實現高級社，緊張得不得了。其實不要緊。李井泉就是從容不迫，四川實現高級化不是五五年，也不是五六年，而是五七年，不是也蠻好嗎？

　　毛主席說，現在報紙宣傳報道上要調整一下，不要盡唱高調，要壓縮空氣，這不是潑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要大家按實際條件辦事，提口號、訂指標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這些話我雖然聽到了，但是被前面所說的關于解放思想、提高風格、敢于創新等等大量的議論壓倒了，因而沒有足夠的重視。隨著“大躍進”高潮的到來，也沖昏了頭腦。

　　毛主席在會議結束前的講話中還說，希望各省第一書記，恐怕還要加一個書記及其他某些同志，從繁忙工作中解放一點出來，做一些研究工作，注意一些重大的問題。比如吳冷西同志，我們談過幾次，要他學《大公報》的張季鸞，到處串門子，打聽消息，聊聊天，看看市場，參加這樣的會議。中央的報紙也好，省市的報紙也好，總主筆不能每天沉埋在那些事務工作里頭，必須解放一點。如何解放法，大家去研究?？偠灾俟芤稽c事，少管一點就能多管一點。

　　成都會議可以說是繼續南寧會議的批判“反冒進”。毛主席看到會議開始階段務實較多（主要是討論“兩本賬”）后，提出會議最后幾天務虛、整風、開思想座談會。從3月24日上午起采取召開大組會議（差不多是全體會議），由少奇同志主持，毛主席不出席。大家漫談思想，結果又走向總結1956年的所謂“反冒進”的教訓。發言的人差不多都作了自我批評，不僅各大協作區區長都講了（柯慶施很活躍，連插話講了3次，總是帶著教訓人的口氣），到會的政治局委員也講了，周總理、少奇同志、陳云同志、小平同志都談了經驗教訓，彭老總也說很受啟發。

　　成都會議就是在大家檢討“反冒進”的空氣中結束，廣度和深度都超過南寧會議，是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之前的思想準備會議。歷史地看，經過南寧會議和成都會議，指導思想上“左”的傾向已經抬頭了。這也反映在《人民日報》的宣傳報道上。

　　過三峽，下武昌

　　在成都會議結束的當天，晚飯的時候田家英告訴我：毛主席說，《人民日報》的二十三條改進工作綱要，這次會議來不及討論。毛主席說他將去武漢，要我隨他一道去重慶，下三峽，將在武昌議一議《人民日報》的問題。

　　3月27日，我和田家英隨毛主席乘專列從成都到重慶。這是過去蔣介石專用的專列，樣式和布置都已陳舊。參加會議的中南和華東的協作區長們另乘專列先行。毛主席的專列當晚抵達重慶。

　　3月29日，毛主席乘“江峽輪”從重慶出發。隨毛主席乘船的除了警衛人員（由王敬先同志率領）和服務員外，只有田家英和我。原來計劃同毛主席一起到武昌開會的一些省委書記已乘客輪先行出發。我和田家英估計，毛主席意在暢游三峽，借以稍事休息，排遣一個月來連續開會的勞累。據毛主席的服務員告訴我和田家英，毛主席正在填一首詞，鉛筆寫的，尚未完成，放在床頭，可惜他匆忙間沒有記住。

　　“江峽輪”29日晚抵白帝城，已是夜色蒼茫，但聞隱隱濤聲。30日早飯后，“江峽輪”起航進入瞿塘峽?？斓轿讔{時，毛主席披著睡衣來到駕駛室，一面欣賞三峽風光，一面同船長和領航員談及有關三峽的神話和傳說。毛主席還從船長手中接過望遠鏡，留意從幾個側面觀看了神女峰。他對我們說，宋玉在《神女賦》中說，“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其實誰也沒有見過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義描繪，竟為后世騷人墨客無限的題材。

　　直至快過完西陵峽，毛主席才回到艙內客廳，同田家英和我閑談。他從田家英的同鄉革命軍馬前卒鄒容談起，縱論蘇報案中的章太炎、章士釗等人，進而泛論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也曾經是生氣勃勃，勇于革命的壯士（詳見拙作《五不怕及其他》）。

　　武昌會議

　　4月1日至9日，毛主席召集華東和中南一些省委書記到武昌開會，一方面讓他們了解成都會議的情況，另一方面聽取他們（主要是河南的吳芝圃和安徽的曾希圣）匯報“苦戰三年”的打算。大體上每隔一天開半天會，其余的時間讓大家看成都會議的文件，并由譚震林、柯慶施和陶鑄介紹成都會議的情況。

　　毛主席在聽各省匯報時，作了很多插話。

　　在吳芝圃談到河南正處在全面大躍進時，毛主席說，這可能是冒險主義，也可能是馬克思主義。后來，毛主席又說，河南的工作做得還是好的，不要說他們過火了，只是要壓縮一下空氣，做得切實些，一些口號在登報時要注意一下。

　　在曾希圣談到安徽大搞水利工程時，毛主席說，現在說苦戰三年改變面貌，其實三年之后還要苦戰五年，才能完成《四十條》。提口號要注意留有余地。苦戰三年只能算是初步改變面貌。對于下面報上來的成績，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事有真必有假，要打個折扣才穩當一點。對工程師、科學家，要又信又不信，要相信科學，但要破除迷信。

　　在舒同談到山東三年實現《四十條》有把握時，毛主席說，今年是空前的一年，這樣的大躍進在歷史上未曾有過，我們沒有經驗。今年要看一年，明年膽子可能大一點，現在還是要小心謹慎，不要把事情說滿了。

　　在周小舟談到湖南也處于高潮時，毛主席分析全國出現高潮的原因：一是從前（1955年到1956年上半年）有過一個高潮；二是1956年6月起反冒進，又有了“反面經驗”；三是1957年三中全會恢復了《四十條》、多快好省和促進會；四是整風、反右調動了群眾的積極性，這是最重要的。毛主席還說，他現在擔心是不是會再來一個反冒進。

　　毛主席又講了現在存在兩個剝削階級和兩個勞動階級（工人和農民）。一個剝削階級是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的殘余，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加上一個右派。另一個剝削階級是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不同于前一個剝削階級。我們的方針是團結后一個剝削階級，孤立前一個剝削階級。階級斗爭依然存在，還會有反復。這里又一次流露了毛主席重提階級斗爭的想法。

　　省委對《人民日報》的意見

　　4月7日上午，根據毛主席的意見，由柯慶施主持會議，專門討論《人民日報》二十三條改進工作綱要。會上，我先介紹了起草這個綱要的想法，希望各省委書記多提意見。到會的九個省、市（上海）委書記都提了意見，歸納起來主要是：

　　1、對毛主席和中央的意圖，《人民日報》得風氣之先，希望能及時告訴各省報和省委，同時在報紙上用評論的形式加以宣傳。過去《人民日報》在這方面做得不好，宣傳過渡時期總路線和反右斗爭時做得比較好。

　　2、《人民日報》宣傳大好形勢的主流不夠，而對支流則講多了，特別是對一些群眾有意見而又難于解決的問題（如職工福利、房子、兩地分居等等）講多了。

　　3、最近一個時期的宣傳，希望在壓縮空氣時注意避免影響士氣，避免泄氣，要保護群眾的積極性。

　　4、第七版的理論文章，希望能正確闡述中央同志提出的理論問題，把實際生活中的問題加以理論闡述，對爭論的學術問題應適時反映并且要表明態度。

　　5、報紙的版面，希望能照顧全國各省，避免各省登報不平衡。

　　6、過去報紙對有些省工作中的問題，批評不夠實事求是，至今仍有意見。

　　7、報社派駐各地記者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過去有些記者對問題看不準，抓不起，也寫不清，希望能繼承全國解放前的好傳統，可以考慮由省委一位常委兼任記者站或新華分社的社長。希望能編印毛主席寫的一些新聞、社論，供記者編輯學習。

　　當天下午開會時，毛主席問柯慶施：上午談《人民日報》的問題談得怎樣。柯慶施只簡單說，大家提了一些意見，吳冷西都記下了。毛主席說，《人民日報》要經常注意搞好同全國各省委的關系，多聽省委的意見，認真研究和解決他們提出的問題。《人民日報》要辦得好，不僅要同中央各部門搞好關系，還要取得各省的支持和幫助?！度嗣袢請蟆肥屈h中央的機關報，中央自然得管，各省委也有責任幫助把它辦好。我們的一貫方針是全黨辦報。毛主席還說，《人民日報》的二十三條改進工作綱要，可以作為草案先實行起來，到年底再總結經驗，加以修改。《農業四十條》寫于1955年，其后經過多次修改，還要再修改才提到八大二次會議去。

　　會議結束后，毛主席仍留在武昌東湖湖濱別墅休息，我和田家英也停留了幾天。那時的湖濱別墅，同后來重建的東湖賓館不同，是一棟石頭建筑，并不很大，坐落在東湖岸邊。毛主席每天早晨和傍晚都沿湖邊散步。

　　大概是4月11日上午，毛主席早飯后散步回來，叫我和田家英一起同他在湖邊涼棚下閑談。毛主席問到，柯慶施主持的會議上，各省委書記談了些什么意見。我根據記憶，把上述意見作了扼要的匯報。我還談到，《人民日報》同各省委的關系總的來說還是比較正常的。只是有幾個省委對《人民日報》1955年—1956年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中央曾為此作過決定）時批評他們省里的某些工作有意見，一度關系比較緊張，所以在會上還舊事重提。毛主席說，對省委提的意見，要作分析。對的要接受，認真改進。你們認為不對的可以提到小平同志主持的書記處會議上討論，然后向有關省委作必要的解釋。一般人都不太容易接受批評，你們在報紙上公開批評省委的某項工作中的缺點，人家有意見是正常的，何況你們的批評有時不免不夠實事求是。因此你們的批評應當十分慎重，事實力求八九不離十。涉及省委本身的，事前可以聽聽中央書記處的意見。批評一般工作中的缺點，你們編輯部自己負責，當然也不要魯莽從事。無論如何，你們要經常告訴記者、編輯，要搞好同各省委的關系，這是按黨的原則辦事的關系，不是庸俗化的關系。

　　應注意之點

　　接著，毛主席又談到《人民日報》的宣傳問題。毛主席說，武昌會議，還有成都會議的精神，就是《人民日報》宣傳的大綱，有些具體意見，我在這兩個會上都談到了。還有幾點同報紙關系較為密切的意見。接著，毛主席談了以下幾點意見：

　　1、近來報紙的宣傳反映實際不夠，但也有不實之處，如指標、計劃講得過頭了?，F在要調整一下，壓縮空氣。鼓勁的話要講，但不要華而不實。江蘇提出十分指標、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勁，這種精神是好的，應當宣傳。這次在武昌有些省提出，怕一說調整一下宣傳調子就會泄氣，這種顧慮要注意。目前總的方針還是鼓足干勁，氣可鼓而不可泄。

　　2、現在各地提出這個“化”那個“化”很多。“化”就是要變，反映群眾的愿望。提出“化”的口號響亮，能動員群眾。但是報紙在宣傳的時候要慎重。比如說綠化，不能說種一些樹就是綠化，要成活、成片、成林，像在飛機上看到湘南、粵北那樣郁郁蔥蔥才算綠化。又如水利化，有說一年實現的，有說三年實現的，其實都不能叫作“化”，只是改變一些面貌。又如說“四無”，應當相信可以實現，但不是一兩年或三五年可以實現的。一個“化”，一個“無”，不要隨便宣傳已經實現了。即使是講訂規劃、提口號，也要留有余地，在時間和空間上說得活一點。否則，說一年或兩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沒有事情干了嗎？要留給后代子孫一些事做?，F在說苦戰三年基本改變面貌，其實只是初步改變面貌，能否做到還得看一年。

　　3、報紙的宣傳要搞深入、踏實、細致。我們講多快好省的方針，報紙上不能只講多快，不講好省。我們是要好大喜功的。大而無功，其實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實就是無功而還。報紙對一些具體問題，要由小見大，要把許多雜亂無章的事情加以概括，從理論上把事情說清楚。報紙的評論，應帶理論色彩，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質，抓住了規律。這樣把綱提起來，才能使干部和群眾方向明確。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筑的重要性就在這里。

　　4、現在全國出現高潮，出現許多新鮮事物，但也魚龍混雜，泥沙倶下。記者、編輯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對眼前色彩繽紛的現象作出政治判斷，有遠見卓識。這不容易，但應努力做到。目前大躍進的形勢正是鍛煉的好機會?？梢园凑崭魇∥岢龅囊庖姡幱∫恍┬侣労驮u論供記者、編輯學習（后來新華社編印了毛主席寫的新聞和評論的文集）。

　　5、報紙的問題帶有普遍性，不僅《人民日報》存在，省報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開全國報紙的總編輯會議，討論新聞宣傳如何改進。此事要告訴陸定一同志并報告中央書記處（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見辦了。后來定一同志說夏天太忙，秋后再說。在北戴河會上，也沒有就此作出決定。看來這是因為形勢變化太大太快所致）。

　　毛主席在談話中又一次催我離開北京到外地走走看看，并且要我在八大二次會議后就下去一兩個月，回來就開全國報紙總編輯會議。我在五六月間去河北、河南調查研究，雖走馬看花，也很有收獲。

　　南寧會議是一個勁反“右傾”的，成都會議和武昌會議的主旋律是鼓足干勁，其間雖然也談到留有余地或壓縮空氣，但聲音微弱，到了5月間的八大二次會議，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聲壓倒一切。我主持《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宣傳也隨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嚀，開始還是比較謹慎，但到了6月份，農業上的生產“衛星”開始放了，接著是鋼鐵“衛星”、煤炭“衛星”也陸續出現了，“大躍進”形成高潮，浮夸風到處泛濫。對人民公社，開始還只限于典型報道，后來從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產風。雖然不能說《人民日報》和新華社應對1958年的浮夸風和共產風負有主要責任，但我主持這兩個單位的宣傳工作在這期間所造成的惡劣影響，至今仍深感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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