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今年8月，中央文獻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吳冷西同志《憶毛主席》一書。作者該書始撰于1990年12月，完稿于1994年6月，于1995年2月由新華出版社首次出版。此后曾三次加印，每次作者都有修正。這次再版，將作者歷次修正完整收錄。現(xiàn)經作者家屬授權和中央文獻出版社同意，由昆侖策研究院分篇轉載該書有關章節(jié)，以饗讀者。該書的“編后語”和第一、二部分“（一）從評價斯大林說起”、“（二）新聞的階級性”已發(fā)（見【相關閱讀】）。本篇為第三部分“（三）政治家辦報”及附錄“五不怕及其他”。

　　憶毛主席

　　———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

　　吳冷西著

　　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2022年8月第1版

　　【1960年，在最高國務會議召開之前，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前審閱新華社消息稿。左為吳冷西。】

　　【作者簡介】吳冷西（1919.12.14-2002.6.16），廣東新會人。1937年進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及馬列學院學習，曾任延安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國際部主任，新華社副總編、總編輯。1952年任新華社社長。1957年兼任人民日報總編輯，1964年兼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直至“文革”開始。1977年后任中共中央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1980年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1982年任廣播電視部部長。中共第十一屆、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全國人大第三、四、五屆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xié)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xié)會第二、三、四屆主席，第五屆名譽主席，中國廣播電視學會會長。

　　（三）政治家辦報

　　6月7日，即上次談話半個月之后，毛主席找胡喬木和我到他家中談話。當我們一起到他臥室時，發(fā)現(xiàn)沒有其他人參加這次談話。

　　從盧郁文事件說起

　　我們剛坐下來，毛主席就興高采烈地說，今天報上登了盧郁文在座談會上的發(fā)言，說他收到匿名信，對他攻擊、辱罵和恫嚇。這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發(fā)動反擊右派的好機會。

　　毛主席這里指的事情經過是這樣：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在5月25日民革中央的座談會上發(fā)言，指出一些人提的意見有擺脫黨的領導的意思，主張黨和非黨之間的“墻”應由兩方面共同來拆，并批評了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鈞提出的“政治設計院”的主張。在這以后，盧郁文收到了匿名信，信中攻擊他“為虎作倀”，辱罵他是“無恥之尤”，并恫嚇他如不“及早回頭”就“不會饒恕”他。盧郁文在6月6日的座談會上宣讀了這封恫嚇信，并表示他不怕辱罵，不怕威脅，他還要講話。

　　毛主席說，這封恫嚇信好就好在他攻擊的是黨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員；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個有名有姓的人署名。當然署名也可以作為一股勢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們廣泛地聯(lián)想到一種傾向，一股勢力。本來，這樣的恫嚇信在舊社會也為人所不齒，現(xiàn)在我們邀請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這樣的恫嚇信就顯得很不尋常。過去幾天我就一直考慮什么時候抓住什么機會發(fā)動反擊。現(xiàn)在機會來了，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發(fā)動反擊右派的斗爭。社論的題目是《這是為什么？》，在讀者面前提出這樣的問題，讓大家來思考。雖然社論已經把我們的觀點擺明了，但還是讓讀者有個思想轉彎的余地。魯迅寫文章常常就是這樣，總是給讀者留有余地。

　　毛主席說，寫文章尤其是社論，一定要從政治上總攬全局，緊密結合政治形勢。這叫作政治家辦報。

　　毛主席談到這里，話題一轉，直截了當?shù)貙ξ艺f，今天找你來，主要不是談這些，而是中央想調你去《人民日報》主持編輯工作，看你是不是愿意去。

　　毛主席話題這么一轉，我感到很突然。我事前毫不知情，就是喬木通知我去主席處談話時也沒有透露半點信息。所以我當時沖口而出說了一句話：“我毫無思想準備。”

　　四月的批評

　　毛主席看看我又看看喬木，接著就談到《人民日報》任務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領導力量。他說到，兩個月前他曾經批評《人民日報》沒有宣傳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的精神。他說他批評《人民日報》對最高國務會議無動于衷，只發(fā)了兩行字的新聞，沒有發(fā)社論，以后又不宣傳。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甚至連新聞也沒有發(fā)。結果《文匯報》、《新民報》和《光明日報》把旗幟抓了過去，大鳴大放。真是百家爭鳴，唯獨馬家不鳴（按：“馬家”指的是馬克思主義這一家）。他在上海（按：毛主席在3月下半月離京，南下天津、濟南、南京、上海等地視察）發(fā)現(xiàn)這個情況，感覺很不妙，就回北京來查此事。他先找胡喬木談，第二天（4月10日）又找《人民日報》總編輯和副總編輯談。毛主席說，他當時說得嚴厲了一些，說他們不僅不是政治家辦報，甚至也不是書生辦報，而是死人辦報。這樣猛擊一掌，為的使他們驚醒過來。毛主席說，他當時列舉幾個例子證明他的看法。他指出《人民日報》當天的社論（按：指4月10日的社論《繼續(xù)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和前幾天的社論（按：指4月6日的社論《教育者必須受教育》）都沒有提最高國務會議和宣傳工作會議，好像世界上根本沒有發(fā)生這回事。

　　毛主席對著胡喬木說，中央黨報辦成這樣子怎么行？寫社論不聯(lián)系當前政治，這哪里像政治家辦報？喬木解釋說，這件事情他也有責任。《人民日報》在最高國務會議后訂了宣傳計劃，也起草了幾篇社論，但他感到寫得不好，修改了幾次，仍然沒有把握，所以就耽誤下來了。

　　這次談話中，毛主席沒有當場決定我去《人民日報》。他要我再考慮考慮，10天后再談。他在那篇《這是為什么？》的社論上又改了幾個字，要胡喬木在第二天（6月8日）《人民日報》上發(fā)表，要新華社在當天晚上向全國廣播。這樣我和胡喬木就各自回家了。

　　還不到10天，6月13日下午，毛主席的秘書電話通知我：主席要找我談話，要我馬上就去。當我到達毛主席的臥室時，胡喬木已經在座。

　　毛主席一開始就告訴我，中央已經決定調我去《人民日報》，同時還兼新華社的工作。

　　四點改進意見

　　毛主席接著又重提他4月10日同《人民日報》同志的談話。毛主席說，他在那次長達4小時的談話結束時，曾歸納了四點意見：

　　一、報紙的宣傳，要聯(lián)系當前的政治，寫新聞、文章要這樣，寫社論更要這樣。如2月間的最高國務會議和3月間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及其以后的發(fā)展，報紙的宣傳要圍繞這個當前最重要的政治來做。

　　二、中央的每一重要決策，報紙都要有具體布置，要訂出寫哪些社論、文章和新聞的計劃，并貫徹執(zhí)行。2月間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當時來不及整理發(fā)表，但可以根據(jù)講話要點寫文章、社論來宣傳，在這方面，《人民日報》有充分的條件可以得風氣之先。現(xiàn)在這個講話已作了多次修改，差不多了，只有幾個地方還要斟酌一下，再過幾天就可以發(fā)表。《人民日報》就要準備作系統(tǒng)的宣傳。

　　三、《人民日報》要在現(xiàn)有條件下努力改進工作，包括領導工作。編委會可以擴大些，開會要討論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實質問題，可以爭論。報紙的編排和文風，不要刻板，要生動活潑。文章要寫得短些、通順些，標題要醒目些，使讀者愛看。

　　四、要吸收報社以外的專家、學者、作家參加報紙工作，要團結好他們。理論版和文藝版要設專門的編委會，請報社外的人參加，屬半獨立性質。

　　談到這點意見時，毛主席講了一段很長的話。他從領導的任務一是決策、一是用人講起，評說漢代幾個皇帝的優(yōu)劣。他稱贊劉邦會用人。他說漢高祖劉邦比西楚霸王項羽強，他得天下一因決策對頭，二因用人得當。據(jù)《史記》載，劉邦稱帝之初，曾問群臣：何以他得天下而項羽失天下？群臣應對不一。劉邦均不以為然。毛主席這時背誦《史記》中劉邦說的一段話：“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zhèn)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zhàn)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毛主席接著說，高祖之后，史家譽為文景之治，其實，文、景二帝乃守舊之君，無能之輩，所謂“蕭規(guī)曹隨”，沒有什么可稱道的。倒是漢武帝雄才大略，開拓劉邦的業(yè)績，晚年自知奢侈、黷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詔，不失為鼎盛之世。前漢自元帝始即每況愈下。元帝好儒學，摒斥名、法，拋棄他父親的一套統(tǒng)治方法，優(yōu)柔寡斷，是非不分，賢佞并進，君權旁落，他父親罵他“亂我者太子也”。

　　毛主席說，領導的任務不外決策和用人，治理國家是這樣，辦報紙也是這樣。

　　毛主席這時又回過頭來就調我去《人民日報》工作的問題對我說，你先作為喬木同志的助手去試試看。今晚就同喬木一道去上班，拿這篇文章去。

　　這時，毛主席遞給我一篇打字稿。我看是一篇用“人民日報編輯部”署名的文章，題目是《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這樣的署名很少用，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去年（1956年4月和12月）先后發(fā)表的《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那兩篇文章。那兩篇文章在我們起草時不是用這個題目，也不是用“人民日報編輯部”署名，都是在差不多定稿時由毛主席提議修改并經政治局同意的。

　　毛主席接著說，上次批評《人民日報》時，我曾許下諾言，說我辭去國家主席后可以有空閑給《人民日報》寫點文章，現(xiàn)在我還沒有辭掉國家主席，就給《人民日報》寫文章了（按：毛主席要辭去國家主席職務，早在1956年八大之前就在中央內部提出過。1957年4月30日毛主席邀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商談幫助共產黨整風時又對他們講到他想辭去國家主席。事后陳叔通和黃炎培聯(lián)名寫信給少奇同志和周總理，力陳不贊成毛主席辭去國家主席。毛主席把這封信批給中央政治局同志傳閱，他在批語中說，他要從1958年起擺脫國家主席職務，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問題。5月8日，政治局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了陳、黃的信和毛主席的批語，一致同意毛主席的意見。此事經黨內充分醞釀，1958年12月八屆六中全會才作出決定。1959年4月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才改選劉少奇同志擔任國家主席）。

　　毛主席最后嚴肅地對我說，要政治家辦報，不是書生辦報，就得擔風險。你去《人民日報》工作，會遇到不少困難，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要準備碰到最壞的情況，要有五不怕的精神準備。毛主席扳著指頭說這五不怕是：一不怕撤職，二不怕開除黨籍，三不怕老婆離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殺頭。毛主席接著逐條作了解釋，講了很長的一大段話（詳情見我寫的《五不怕及其他》一文，附后）。

　　【1952 年吳冷西就任新華社社長，圖為吳冷西在新華社工作時留影。】

　　【附錄】（作者吳冷西，1987年12月發(fā)表于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人民日報回憶錄》中）

　　五不怕及其他

　　1957年6月7日，胡喬木同志通知我，說毛主席要找我談話，要我先到他的住處，然后一起去見毛主席。

　　這是一個初夏的下午，中南海顯得特別幽靜。我們從喬木同志住處出來，沿著小路走過居仁堂（這是中央書記處辦公的地方，后來拆除了），來到勤政殿（這是毛主席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的地方，后來也完全拆除重建了）后面的一個小側門，進去便是毛主席的住所———菊香書屋。

　　這是一個不很大的四合院。毛主席通常習慣在北房工作和睡覺，雖然他的大書房在東廂房。這高大的北房是五開間，毛主席睡覺和看書大都在靠東邊的一間，那里簡直也是一個書房，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也常在這里。

　　我們進去的時候，毛主席正在翻看當天的報紙。他似乎剛醒來不久，斜躺在兩張單人木床合拼成的大床上，已看過的《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放在左手一邊的木板床上，那里堆滿近期看過或要看的書，有古籍（大都夾著書簽），也有新書（有些翻開的）。他手里正拿著《文匯報》，右邊的床頭桌上還放著好些其他報紙。

　　毛主席見我們進來就放下報紙，招呼我們在靠床前的椅子上坐下。他先問我們看過今天的報紙沒有？說現(xiàn)在報紙很吸引人看，許多人高談闊論，說要幫助共產黨整風。

　　談了一些別的事情之后，毛主席就直截了當?shù)貙ξ艺f，找你來是商量一件事，就是想調你到《人民日報》去工作，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

　　這件事對我很突然，事前一點風聲也沒有，連胡喬木同志也沒有給我透露過半點信息。我當時反應很快，但也只對毛主席說了一句話：“我毫無思想準備。”

　　毛主席接著談道，《人民日報》任務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領導力量，經再三研究才考慮你去。這時我就申述我的情況，說我雖然在延安馬列學院學習和研究了兩年，又在抗大和陜北公學講過馬列主義課，但十多年來一直搞新聞工作，沒有搞理論，學術問題、文藝問題懂得更少，不適宜到《人民日報》去。毛主席聽了之后，又大講了一段關于黨內許多負責黨員怕教授的話，指出這很不妥當。

　　最后在結束談話時，毛主席對我說，中央想調你去《人民日報》，可以同時兼著新華社社長。給你十天考慮時間，最多不能超過半個月，時間很緊，工作很需要。十天后再談。

　　從毛主席住處回來以后，我一直權衡主客觀條件，總覺得我去《人民日報》不合適。

　　還不到10天，6月13日下午，毛主席的秘書高智同志打電話給我，要我馬上到毛主席那里去。這次我是從頤年堂進去的。這里是毛主席主持政治局會議或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地方。1956年波蘭和匈牙利發(fā)生亂子時，這里幾乎每天下午都有會議。從頤年堂向東走過一段回廊，才到達毛主席住的菊香書屋的西門。

　　我到達毛主席住房時，胡喬木同志已經在座。

　　毛主席一見到我就問：這幾天考慮得怎樣？去不去《人民日報》？

　　我又拿這些天想到的意見，向毛主席重新說明我不宜去《人民日報》的理由，但最后增加了幾句這樣的話：從我本身的條件看，我認為我去《人民日報》是不適宜的。但我是一個黨員，中央如果做出決定，我只有服從。我希望做出決定之前能考慮我個人的意見。

　　毛主席回答得很干脆，他說，沒有那么多好考慮的了，中央已決定你去《人民日報》，而且今天就要去。今天你先以喬木同志的助手的身份去，幫他看大樣。你看了他再看，由他簽發(fā)。這樣工作一段時間，中央將正式宣布任命你當總編輯，同時還可以繼續(xù)兼任新華社社長，把兩個單位的宣傳統(tǒng)一起來。

　　毛主席接著嚴肅地告誡我說，你到《人民日報》工作，要有充分思想準備，要準備遇到最壞情況，要有“五不怕”的精神準備。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職，二不怕開除黨籍，三不怕老婆離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殺頭。有了這五不怕的準備，就敢于實事求是，敢于堅持真理了。

　　毛主席說，撤職和開除黨籍并不罕見，要準備著。殺頭在正確路線領導下大概不至于，現(xiàn)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傾路線領導，也不同于張國燾。但對坐牢得有精神準備。共產黨內一時受冤屈的事還是有的，不過在正確路線領導下終究會平反糾正的。一個共產黨員要經得起受到錯誤的處分，可能這樣對自己反而有益處。毛主席接著舉例說，屈原流放而后有《離騷》，司馬遷受腐刑乃發(fā)憤著《史記》。他自己也有這個體會。他說到，他講打游擊戰(zhàn)的十六字訣時，并沒有看過《孫子兵法》。后來王明“左”傾路線領導譏諷說十六字訣來自過時的《孫子兵法》，而反圍剿打的是現(xiàn)代戰(zhàn)爭。這時他才找到《孫子兵法》來看。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也是這時看的。那時他被解除指揮中央紅軍的職務，就利用空閑看了不少從紅軍走過的縣城中弄來的書籍。

　　然后，毛主席笑著問我：你怕不怕老婆離婚？我回答說，不怕，我想不至于，如果我是受冤屈的話。毛主席接著說，不怕老婆離婚是對男的說的，對女同志就應該不怕丈夫離婚。總之，這“五不怕”總得準備著。

　　這次談話后，我就抱著試試看的心情去《人民日報》上班。毛主席說的“五不怕”，我經常用來告誡自己，經常警惕是否真正做到實事求是，是否敢于堅持真理。

　　半個月以后，黨中央才宣布鄧拓同志任《人民日報》社社長，我任總編輯。鄧小平同志為此專門召集《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兩個編委會的同志開會，宣布中央的決定，并肯定鄧拓同志主持《人民日報》成績是主要的、基本的。他希望大家團結一致，努力把《人民日報》辦得更好。在這以后，鄧拓同志和我的分工是，他主管評論、理論和文藝，我主管新聞和版面，直到一年多以后他工作變動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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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3月，我去成都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也叫作成都會議。會議從3月8日開到26日。會議結束的當晚，田家英同志（他當時是毛主席的秘書）告訴我：毛主席說，我送給他審閱的《人民日報苦戰(zhàn)三年工作綱要》他來不及看了，要我隨他到重慶，然后沿長江下武漢，那里還要開會。

　　3月27日，毛主席乘專列離開成都，到達重慶時已是萬家燈火，層層疊疊，整個山城十分壯觀。

　　29日乘“江峽輪”從重慶出發(fā)，晚泊白帝城。隨毛主席乘船的除警衛(wèi)和服務人員外，只有田家英和我。看來毛主席意在暢游三峽，借以稍事休息，排遣一個月來連續(xù)開會的勞累。據(jù)毛主席身邊的勤務員告訴我們，毛主席正在填一首詞，似乎還未定稿，用鉛筆寫的，放在床頭。

　　30日早飯后，“江峽輪”起航開入三峽。快到巫峽時，毛主席穿著睡衣來到駕駛室，欣賞奇峻的兩岸峽谷風光，特別留意從幾個側面觀看了神女峰，直到快過完西陵峽，才回到艙內客廳，同田家英和我一起閑談。

　　毛主席談到，他在成都會議時收集一些明朝人寫的有關四川的詩，選了十幾首印發(fā)給與會的同志。他特別稱贊楊慎的詩，說他是明朝一位很有才學的人，因議論朝政被流放云南30年以至老死，很可惜。他又說到，四川歷代人才輩出，我們黨內好些將帥是四川人。

　　毛主席又談到在會議上印發(fā)的“蘇報案”。毛主席說，鄒容也是四川人，他的日文很好，而且是在四川學的。接著，毛主席詳細講了清朝末年有名的“蘇報案”。他講到，“蘇報案”是由鄒容寫的《革命軍》引起的。他寫這本小冊子時只有18歲，署名“革命軍馬前卒鄒容”。《革命軍》一出，上海的《蘇報》為之介紹宣傳，章太炎為之作序，影響極大。于是，清政府大為恐慌，下令抓人并查封《蘇報》，《蘇報》是當時資產階級革命派在上海的主要輿論機關，蔡元培、章太炎、鄒容、章士釗、柳亞子等都在該報發(fā)表文章，抨擊封建君主專制，鼓吹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并同康有為、梁啟超等保皇派進行論戰(zhàn)。

　　毛主席強調說，資產階級革命派辦報紙，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殺頭的。章太炎當警察拿著黑名單來抓人時挺身而出，說：“別人都不在，要抓章太炎，我就是。”從容入獄。鄒容本未被抓，待知道章太炎已被捕后，不忍老師（鄒稱章為老師，章比鄒大15歲）單獨承擔責任，毅然自行投案，終于病死獄中，時年僅20歲。《蘇報》當時的主編章士釗倒沒有被捕。

　　毛主席很稱贊這些資產階級革命家。他談到，鄒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筆直書，熱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淺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軍》就很好讀，可惜英年早逝。章太炎活了60多歲，前半生革命正氣凜然，尤以主筆《民報》時期所寫的文章鋒芒銳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為革命政論家；雖一度涉足北洋官場，但心在治經、治史，以國學家稱著。魯迅先生縱觀其一生，評價甚高，但對他文筆古奧，索解為難，頗有微詞。他出版一本論文集，偏偏取名《訄書》，使人難讀又難解。

　　至于章士釗，毛主席說，這位老先生是他的同鄉(xiāng)，湖南長沙人，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論家，除擔任《蘇報》主筆外，還給其他許多反清報刊寫文章，其后赴歐洲游學，回國后在北洋政府任過教育總長等職。他的文章比章太炎的好讀，沒有那么古奧、怪僻，也較梁啟超謹嚴而有條理。抗戰(zhàn)中一直同我黨保持聯(lián)系，建國后同我黨合作，他自己說他“反動而不反共”。

　　毛主席在船上對這幾位清末民初的政論家講了這許多話，顯然他在青年時期對他們印象甚深，也同他自己從辦《湘江評論》開始一直寫過許多政論有關。他更多的興趣在于這些政論家的大無畏的革命精神與文風。

　　聽了毛主席這一席話以后，我才開始留心近代報刊的歷史，并陸續(xù)閱讀了一些政論家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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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日至9日，毛主席召集華東和中南一些省委書記到武昌開會，一方面讓他們了解和討論成都會議的決定，一方面聽取他們（主要是吳芝圃和曾希圣）匯報“苦戰(zhàn)三年”的打算。

　　在最后一天，毛主席安排這些省委書記對《人民日報苦戰(zhàn)三年工作綱要》提意見。現(xiàn)在看來，我主持起草的那個綱要，雖然不無道理，但更多的是頭腦發(fā)熱、好高騖遠的產物。當時省委書記們關心的是改善《人民日報》同各省委的關系（前些年《人民日報》在報上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同一些省委的關系有些緊張），并希望《人民日報》多發(fā)表有關他們省的報道和文章。毛主席當時表示，《人民日報》要考慮各省委的意見，搞好同省委的關系，取得省委的幫助把報紙辦好。《人民日報苦戰(zhàn)三年工作綱要》修改后仍然作為草案先實行起來，再根據(jù)實踐的經驗不斷修改完善。

　　會議結束，各省委書記走后，毛主席仍留在武昌東湖湖濱別墅休息。我和田家英也在那里游覽了幾天。

　　別墅在東湖邊，對岸是珞珈山，武漢大學就建在山麓。毛主席早晨和傍晚都沿湖邊散步，這是他難得的正常作息秩序。在北京，他經常是整夜工作和看書，清晨才開始睡覺，下午兩點左右起床。這樣的作息時間每天向后推延一兩小時，大約半個月一個周期。

　　大概是4月11日上午，毛主席早飯后散步回來，叫田家英和我一起同他在湖邊涼棚下閑談。毛主席從長江大橋談到八七會議、武昌起義、黎元洪以至張之洞，接著又談到章太炎曾一度應張之洞之請到武昌辦報，但因同張的觀點不同，不肯就任主筆，終于離開。他又談到像章太炎這樣激進的革命派，開始也并未同康有為、梁啟超等保皇派分清營壘，而是同他們一起辦報。章太炎就曾給梁啟超主辦的《時務報》、《清議報》寫文章，共同主張維新，是后來才分道揚鑣的。

　　毛主席又泛論在近代史上統(tǒng)治階級和被統(tǒng)治階級都需要自己的輿論工具，都熱心于辦報。清末民初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是這樣，國民黨和共產黨也是這樣。

　　毛主席接著問我是不是廣東新會人，我回答是。然后，毛主席就議論起梁啟超來了。

　　毛主席說，梁啟超一生有點像虎頭蛇尾。他最輝煌的時期是辦《時務報》和《清議報》的幾年。那時他同康有為力主維新變法。他寫的《變法通議》在《時務報》上連載，立論鋒利，條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駢體、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傳誦一時。他是當時最有號召力的政論家。

　　毛主席還講到，梁啟超是在兩次赴京會試落第之后，才同康有為、譚嗣同等一起搞“公車上書”的。“戊戌政變”后，流亡日本辦《清議報》。其后即逐漸失去革新鋒芒，成為頑固的保皇派，擁護君主立憲，反對民主共和。后來，他擁護袁世凱當總統(tǒng)和段祺瑞執(zhí)政，但也反對袁世凱稱帝和張勛復辟。歐戰(zhàn)結束后出洋游歐，回國后即退出政壇，專心著作和講學。

　　毛主席又說到梁啟超寫政論往往態(tài)度不嚴肅。他講究文章的氣勢，但過于鋪陳排比；他好縱論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給人以輕率、粗淺之感。他自己也承認有時是信口開河。

　　毛主席說，寫文章尤其是政論最忌以勢嚇人，強詞奪理。梁啟超那個時候寫文章的人好賣弄“西學”，喜歡把數(shù)學、化學、物理和政治相提并論，用自然科學的術語來寫政論，常常鬧出許多笑話。做新聞工作既要知識廣博，又要避免膚淺，這不容易做到，但一定要努力學習做到。

　　毛主席還談到，梁啟超創(chuàng)辦《時務報》開始確實很辛苦，他自己寫評論，又要修改別人來稿，全部編排工作和復校工作都由他一個人承擔。后來才增加到七八個人，其中三位主要助手還是廣東人。現(xiàn)在我們的報社，動輒數(shù)百人、上千人，是不是太多了？

　　毛主席對梁啟超有褒有貶，可見對他的生平比較熟悉，對他的著作也有研究，對辦報的甜酸苦辣都很有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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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國慶前夕，9月30日下午，毛主席的秘書通知我到豐澤園（這是毛主席住地的通稱）去。當我到達毛主席書房的時候，他正在看字帖，這是他工作之余作為休息的習慣。毛主席的書房是一個真正的書房，除了一面是窗以外，房子三面都是從地板到頂棚的書架，放滿了各種各樣的書。臨窗有張大寫字臺，另一側還有一張長桌，上面堆著書，還放著好些字畫卷軸。毛主席還有一個自己的圖書館，田家英和其他幾位同志為他在全國到處收集圖書，特別是解放初期，藏書是相當可觀的。

　　毛主席見我來了就對我說，他代新華社寫了一條新聞，寫的是他對新華社記者談巡視大江南北的觀感。稿子已拿去打字，過一會就可以看到。他叫我先坐下來談談。

　　毛主席先從他巡視大江南北談起，說到地方上走走，可以看到許多新鮮的東西，從而引起一些想法，最后形成若干觀點。那篇新聞稿只說了很少的一部分。

　　毛主席接著又說，你們辦報的要經常下去呼吸新鮮空氣，記者、編輯要這樣做，總編輯也要經常下去。他扳著指頭說，今年你已經去過南寧、成都、武昌、北戴河，雖都是去開會的，但總算下去了，以后還要下去調查研究。我說我在5月間去河北、河南走了一趟，很有收獲，當然還是走馬看花。毛主席說，要下馬看花，不能老是走馬看花。

　　毛主席說，在北京當然也很重要，這是中國的政治中心，是議論多的地方。辦報要聽到各方面的議論，寫評論才能有所為而發(fā)。這方面你要學張季鸞。

　　從這談起，毛主席對《大公報》議論了一番。

　　毛主席指出，《大公報》從天津起家時是由三個人的“合作社”從別人手里接辦的。這三人“合作社”是吳鼎昌出錢，胡政之經理，張季鸞主筆。抗戰(zhàn)前雖然不斷有所發(fā)展，但在整個中國政局中沒有多大分量。抗日戰(zhàn)爭是《大公報》的鼎盛時期，國共兩黨合作的局面給《大公報》發(fā)揮其作用提供了條件。張季鸞以及繼任的王蕓生，在這方面的作用值得重視。

　　毛主席說，吳、胡、張三人合辦《大公報》時相約只辦報不做官，但后來吳、胡都做官了，只有張季鸞沒有官職，他卻是蔣介石的“國士”。張本人年青時在日本留學，雖然許多留學生都參加黨派，但他始終以超黨派自居。此后，特別是在國共合作時期，他更是以第三者標榜。他在重慶經常來往于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他同陳布雷交往甚深，同時也常到曾家?guī)r走走，到處打聽消息，然后從中做他的文章。他辦報素以客觀、公正自夸，平常確也對國民黨腐敗加以揭露批評，但每到緊要關頭，如皖南事變發(fā)生后，他就幫蔣介石罵周恩來了。王蕓生后來接他的班，在國民黨發(fā)動內戰(zhàn)前后，也是這樣給蔣介石幫忙的，直到國民黨崩潰前夕，才轉而向我們靠攏。

　　毛主席說，人們把《大公報》對國民黨的作用叫作“小罵大幫忙”，一點也不錯。但張季鸞搖著鵝毛扇，到處作座上客，這種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觀察形勢的方法，卻是當總編輯的應該學習的。

　　毛主席還說到，張季鸞這些人辦報很有一些辦法。例如《大公報》的星期論壇，原來只有報社內的人寫稿，后來張季鸞約請許多名流學者寫文章，很有些內容，他在延安時就經常看。《大公報》還培養(yǎng)了一批青年記者，范長江是大家知道的，楊剛的美國通訊也很有見地。這兩位同志都在《人民日報》工作過。

　　毛主席最后說，我們報紙有自己的傳統(tǒng)，要保持和發(fā)揚優(yōu)良的傳統(tǒng)，但別人的報紙，如解放前的《大公報》，也有他們的好經驗，我們也一定要把對我們有益的東西學過來。

　　這時，毛主席寫的新聞稿打印出來了，我看了一遍，沒有什么意見。毛主席就吩咐當晚廣播，第二天（國慶節(jié)）見報。

　　∗∗∗∗

　　從聽到毛主席講“五不怕”起，我在《人民日報》工作了整整九年。這段時間內毛主席對《人民日報》的指示很多，其中許多都有記錄存檔，可供分析研究。我在這九年工作中，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誤的教訓。但我一直未能忘懷的就是“五不怕”。

　　1967年春，當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軍事監(jiān)護”時，我在獄中給毛主席寫的第一封檢討信一開頭就提到他在十年前對我說的“五不怕”。我接著寫道：“我萬萬沒有想到，十年后的今天，我真的成了階下囚。”

　　由于這樣的前因后果，我把毛主席講的“五不怕”和同辦報有關的幾次談話寫出來。事隔30年，記憶不完全準確，但主要意思是不會錯的。謹供大家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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