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毛澤東主席在閱讀《人民日報》】

　　【原編者按】今年8月，中央文獻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吳冷西同志《憶毛主席》一書。作者該書始撰于1990年12月，完稿于1994年6月，于1995年2月由新華出版社首次出版。此后曾三次加印，每次作者都有修正。這次再版，將作者歷次修正完整收錄。現經作者家屬授權和中央文獻出版社同意，由昆侖策研究院分篇轉載該書有關章節，以饗讀者。該書的“編后語”和第一部分“（一）從評價斯大林說起”已發（見【相關閱讀】），本篇為第二部分“（二）新聞的階級性”。

　　憶毛主席

　　———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

　　吳冷西著

　　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2022年8月第1版

　　【1960年，在最高國務會議召開之前，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前審閱新華社消息稿。左為吳冷西。】

　　【作者簡介】吳冷西（1919.12.14-2002.6.16），廣東新會人。1937年進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及馬列學院學習，曾任延安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國際部主任，新華社副總編、總編輯。1952年任新華社社長。1957年兼任人民日報總編輯，1964年兼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直至“文革”開始。1977年后任中共中央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1980年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1982年任廣播電視部部長。中共第十一屆、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全國人大第三、四、五屆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第二、三、四屆主席，第五屆名譽主席，中國廣播電視學會會長。

　　（二）新聞的階級性

　　1957年黨中央決定開始整風后不久，5月18日晚上，毛主席在他住所——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當我得到通知趕到毛主席的臥室時，少奇同志、周總理、小平同志（他們都是常委）和彭真、陸定一、胡喬木等同志都已在座。

　　這是我年初出國訪問（1月15日至3月21日，主要是考察英國、法國、埃及、巴基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亞等國的通訊社）歸來后第一次參加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的氣氛還是和過去一樣融洽、隨便。

　　我進門就在毛主席的大木板床床腳靠左一邊，緊挨小書桌坐下（可以說，這是我慣常坐的位置，既是末座，又可就近書桌寫點什么）。毛主席右手拿著香煙，左手揚起一張報紙，沖著我問：“你看過5月13日的《新民報》沒有？報上有一篇文章，題目叫作《先鋒何在？》，署名林放即趙超構，內容相當尖銳，但文筆比較客氣。”

　　我回答說，“沒有看，這幾天又是布置機關內整風，又是報道全國大鳴大放。”

　　毛主席說，搞新聞工作的再忙也要每天瀏覽全國報紙。上海的《文匯報》、《新民報》，北京的《光明日報》，尤其非看不可，而且要仔細看，看他們有什么議論，有什么獨家新聞，編排怎樣，從中可以看出政治思想動向。你們的新聞工作者協會正在開座談會，昨天《人民日報》報道了。現在新聞界有許多議論。

　　四點意見

　　毛主席把當時新聞界已發表的議論歸納為四點：

　　一、他們說，新聞要新。現在新聞太少，舊聞太多。

　　毛主席說，新聞要新，這應當不成問題，因為不是寫歷史。但是不能沒有“舊聞”，也還要有“無聞”。這個問題，我在3月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談過，說要作具體分析。一般講新聞要新、要快是對的，但有的事情發表太快副作用就很大。比如1955年底，北京市幾天時間就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宣布進入社會主義，在天安門開慶祝大會。這樣的新聞本來要慎重考慮，但當天就廣播了，以致全國各地一擁而上，照北京的辦，工作草率、粗糙。所以新聞太快了有時就出毛病，不如慢一點好。這個問題看來思想上未解決。

　　二、他們說，現在新聞自由太少，統制太多。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包辦一切。

　　毛主席說，我們的新聞統制，是否比國民黨更厲害？很難說。我們在全國解放后的頭幾年，新聞統制比較嚴，很有必要，因為政權剛拿過來，還不穩固，既搞土改、鎮反，又要抗美援朝，死板一點好，就是一家獨鳴。現在社會主義改造已基本完成，情況有了變化，應當研究一下，統制太多、太嚴要有所改變。

　　三、他們說，記者應當是先鋒，“先天下之放而放，先天下之鳴而鳴”。過去出過許多名記者，現在沒有，個個都是廖化。

　　毛主席說，《先鋒何在？》一文中說的就是這個意思。記者是先鋒，這在原則上不能說不對，問題是怎么樣的先鋒。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說現在沒有真正的先鋒，個個都是濫竽充數，這恐怕不好說。

　　四、他們說，現在報紙文風不好，教條主義，黨八股，引不起讀者興趣。

　　毛主席說，教條主義很討厭，我也不喜歡。我在延安整風開始時就數了黨八股的八大罪狀。我在3月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跟新聞出版界人士座談時也說到，報紙要搞得生動活潑，登些琴棋書畫之類，我也愛看。當時《新民報》趙超構提出要“軟些、軟些、再軟些”。我也反對太硬，太硬了讀者不愛看。但是我也擔心太軟了不好，黃色的東西會出來，所以說兩個“軟些”就行了。上個月去上海，看了幾天《新民報》，辦得還是比較嚴肅的。趙超構是有見解而又誠實的人，他1944年訪問延安，我同他談過話，他回去后寫了《延安一月》，在國民黨統治區影響很大（看來，毛主席對趙先生的印象比較好，他后來在反右斗爭中揚“新民”而抑“文匯”不是無因的。6月間，毛主席還特意接見了趙先生，勉勵他繼續進步）。

　　毛主席原來靠著床頭斜躺著，這時直起腰來坐在木床上，用右手扳著左手的指頭說，看來現在新聞界有三條路線，一條是教條主義，一條是修正主義，一條是馬克思主義。現在教條主義吃不開，修正主義神氣起來，馬克思主義還沒有真正確立領導地位。許多人不懂得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新聞學。

　　兩種新聞學

　　毛主席說，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立足點是新聞有階級性、黨派性。資產階級新聞學是以資本主義經濟為基礎。自由競爭，你死我活，無政府狀態，是資產階級新聞界的特點，但它們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對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有害的東西，他們都不發表。現在許多人都說解放前的報紙如何好。其實，《大公報》、《申報》從清朝、北洋軍閥到國民黨統治時期都是適應當時政權的需要。當然，資產階級報紙有些東西還是要學習的，不能根本割斷傳統，像電影那樣，有些好東西還要繼承和發揚。共產黨是把人類有史以來的優秀文化遺產都繼承下來，加以發揚光大。但是，我們無產階級新聞學是以社會主義經濟為基礎的，這同資產階級新聞學根本不同。在學習資產階級報紙的好東西時，只講一致，不講區別，忘記了無產階級的新聞政策，那是不對的。無產階級的新聞政策，同資產階級的自由競爭、無政府狀態不同。在我們國家里，無論哪一種報紙，都納入國家計劃，都要服從無產階級利益，都要接受共產黨的領導。這是憲法規定的，因為無產階級最能代表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

　　毛主席說，無產階級的新聞政策和資產階級的新聞政策，有一個共同點，這就是新聞有階級性、黨派性。資產階級報紙只登對他們有利的東西，不登對他們不利的東西。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報紙也不登對我們有害的東西。這都是階級利害關系，是普遍規律。赫魯曉夫的反斯大林秘密報告，資產階級報紙大登特登，我們報紙就一字不登。西方通訊社有些消息，我們就不采用。它們也不采用我們的東西。倒是我們辦了一個《參考消息》，登了許多西方官方和報刊罵我們的東西，可以說天天替帝國主義作義務宣傳，目的是使我們的干部接觸細菌，增強免疫力。中央決定《參考消息》擴大發行40萬份，過一段時間，總結一下經驗，加以改進，進一步擴大發行。這是“有聞”、“無聞”的問題，涉及階級利益的問題。

　　這時大家議論紛紛，對西方報紙封鎖我們的消息舉了許多實例，也談到了西方許多對我們有害的東西我們也不刊登。大家還很關心《參考消息》擴大發行的情況。我作了扼要的匯報。我還談到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有類似《參考消息》的內部刊物，不過發行范圍很小，一般干部和大學生看不到。

　　毛主席接著又說，有些消息，是我們自己做的事情，不登報、不廣播。如禁止鴉片煙，又如轟轟烈烈的新區土地改革，我們就沒有發消息，這也是一種“無聞”。我的一些講話，當時并沒有公開發表。1955年關于農業合作化的講話，過了3個月才發表；今年2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已經過了3個月，還在修改，也許下個月才能發表。這不是“舊聞”嗎？還有去年4月講的“十大關系”，已經一年多了，也還不準備發表，將來發表也是“舊聞”。我這個人就是不想冒險，先講一講，看一看反應，再作修改，然后發表。有時修改多次還不滿意，只好不發表。這是因為新聞觀點不同，每個階級都有自己的新聞觀點和新聞政策。

　　毛主席說，有“新聞”，有“舊聞”，有“無聞”。第一有自由，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的都有自由；第二無自由，凡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都無自由，即有限制。世界上沒有絕對的新聞自由，只有相對的新聞自由，不自由的情況依據不同的階級利害關系而不同。因為有自由，先鋒總是要出的，不會只是出廖化。有新聞，就可以出先鋒，舊聞也不是不能出先鋒。發表《先鋒何在？》一文的作者本人就起了先鋒的作用。

　　毛主席說，根本問題是新聞本來就是有階級性的。新聞的形式并沒有階級性，正同話劇的形式也并沒有階級性一樣，漢奸也可以演話劇。白話體裁國民黨用，我們也用。我有時也寫些舊體詩。但是，問題在于內容，表現什么思想、什么主題、什么傾向，贊成什么、反對什么，這就有階級性了。報紙同政治關系密切，甚至有些形式，有些編排，就表現記者、編輯的傾向，就有階級性、黨派性了。

　　毛主席最后說，現在新聞界議論很多，把教條主義攻一下有好處，不攻一下就只能出廖化，不能出先鋒。我們要接受正確的批評，認真改進新聞工作。

　　毛主席這次談話，是在黨中央決定開始整風，并邀請黨外民主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大鳴大放展開時講的。當時新聞界知名人士參加過3月間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得風氣之先，首先鳴放起來。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從5月16日起在北京邀集全國新聞界代表人物開座談會，征求對新聞工作的意見。第一次座談會的意見，發表在《人民日報》第一版上。毛主席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覺察到新聞界存在三條路線，并指出歸根到底是新聞的階級性和黨派性，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新聞學、新聞觀點、新聞政策。

　　在這以后，6月間展開了反右斗爭。新聞界一些代表性人物和資產階級新聞觀點受到了批判。有些批判是必要的、正確的，但是有些批判擴大化了，絕對化了，是錯誤的，其惡果是傷害了許多有才華的只有某些思想毛病的同志，把許多人錯劃成右派。

　　毛主席這次談話，是他繼3天前（5月15日）寫的《事情正在起變化》那篇文章之后，專門談新聞問題。毛主席在那篇文章中已經談到黨內一些有修正主義思想的人，否認報紙的黨性和階級性，混同無產階級新聞事業與資產階級新聞事業的原則區別，欣賞資產階級自由，反對共產黨的領導，贊成民主，反對集中，反對為了實現計劃經濟所必需的對于文化教育事業（包括新聞事業在內）必要的但不過分集中的領導、計劃和控制。毛主席這次談話，著重講了新聞的階級性問題。對于新聞界當時的各種議論，他采取分析的態度，擇其善者而從之，并認為攻一下教條主義有好處，可以使我們認真改進新聞工作中的缺點。這次談話在新聞理論和工作實踐上，都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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