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半個多世紀前，民主人士黃炎培與毛澤東在延安的一段談話，被人稱為“延安窯洞對”。黃炎培寫有《延安歸來》，其中采用“周期率”一詞。后來，有人提出“周期率”是對“周期律”的誤引或者誤用。其實，查閱黃炎培原著，并結合當時的具體語境，不存在后人對黃炎培的誤引，也不存在黃炎培的誤用。黃炎培與毛澤東討論的不是歷史規律，而是由歷史規律決定的既可能發生也可能擺脫的歷史現象。“率”用于表達不確定性，“律”表達的確定性強于“率”，用“周期率”比“周期律”更符合原意。

　　1945年7月1日至5日，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訪問延安。7月4日這天，黃炎培應邀到毛澤東家做客長談，談到了政權興亡周期現象的問題，后來人們稱之為毛黃“延安窯洞對”。黃炎培回到重慶后，寫成《延安歸來》一書并突擊出版，風靡國統區和解放區。近二三十年來，有人認為“周期率”是對“周期律”的誤引或者誤用，主張用“周期律”代替“周期率”。此說已經在學術界、出版界造成一定程度的用詞混亂。我們認為，不存在后人對黃炎培“周期率”的誤引，也不存在黃炎培對“周期率”的誤用，應還“周期率”使用之真面目。

　　爭論不休幾十年

　　按照黃炎培《延安歸來》的記載，他與毛澤東的對話如下：

　　“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干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于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1]204-205

　　毛澤東回答：

　　“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1]204-205

　　幾十年來，此段話被廣為傳誦，成為中國共產黨提醒自己永葆旺盛革命斗志的不朽警碑。文中用了“周期率”一詞，引發了二三十年來的激烈論爭。

　　到底是“興亡周期率”，還是“興亡周期律”?長期以來，人們對使用“周期率”沒有異議。

　　但1991 年，李振民認為，黃炎培將“律”誤用為“率”，“周期率”應作“周期律”，但并沒有否認黃炎培使用“周期率”這一事實。[2]

　　2001年建黨80周年，在不少人重提毛黃“延安窯洞對”以獲取歷史的警示和啟迪之際，7月21日《文匯讀書周報》發表賴某深的《并非僅僅是一二個人的失誤》一文8月1日《光明日報》又發表賴某深的《“周期律”不是“周期率”》一文。兩文提出后人對黃炎培的“誤引說”，認為黃炎培當年用的是“周期律”而不是“周期率”，是后人“在引用黃炎培這段話時，幾乎無一例外地將‘周期律’誤為‘周期率’”[3]。

　　這樣，賴某深究比李振民更進一步，一是批評后人不尊重黃炎培的原文，二是否定了黃炎培當年用了“周期率”。

　　與之不同，另一派學者認為，不能用“周期律”代替“周期率”。王子今認為“誤用說”不能成立，但是又提出“周期律”與“周期率”是相通的。[4]比較徹底反對“誤用說”和“誤引說”的是劉作翔。針對賴某深的意見，劉作翔認為“周期律”之說存在邏輯上的矛盾。[5]

　　到2009年論爭又起。

　　2009年12月29日，《文匯報》刊登了中央黨校黨建部張榮臣教授的質疑文章，他認為“興亡周期律”一詞反映不出當年毛澤東與黃炎培談話的深層次含義，應該采用“周期率”。[6]

　　與之相反，2010年底,《咬文嚼字》雜志公布了《2009年十大語文差錯》，認為“興亡周期率”為“興亡周期律”之誤。為此，該雜志專門召開座談會，邀請楊宏雨、殷之俊、鄧偉志、金文明、袁諏、陳必祥等專家發言，并以《“興亡周期率”，還是“興亡周期律”? ——來自專家們的說法》為題，在2010年第3期雜志上刊登了專家的發言摘要。座談會發言者異口同聲地認為，應該是“周期律”而不應該是“周期率”。

　　事情并沒有完結。

　　張榮臣在2012年第14期的《新湘評論》上發表《“興亡周期率”，還是“興亡周期律”?》一文，繼續堅持自己的觀點。

　　可能受“率”“律”爭論的影響，學術界和出版界出現了“周期率”與“周期律”混用的局面。有的出版物采用“周期率”，有的出版物采用“周期律”，甚至同一本出版物也出現混用的現象。還有權威雜志也出現了“率”“律”混用的局面。

　　中共中央主辦的《求是》雜志，是思想理論界當之無愧的權威刊物，而其在2001年第22期第50頁倒數第11行和12行用的是“周期律”，而在2003年第7期第6頁倒數第4行用的是“周期率”。刊物上出現的“率”“律”混用情況，有的應是作者所為，有的則是編輯所為。

　　2001年，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筆者所作《跳出政權興亡周期率——我黨三代領導集體的不懈奮斗與追求》一文代表教育部入選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中央組織部等單位組織的全國會議后，又入選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編輯的《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理論研討會論文選》。然而令人吃驚的是，筆者原文使用的“周期率”在出版時一律被改成“周期律”。

　　但是，中央有關部門在編輯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文稿時，采用了“周期率”。1993年8月21日,江澤民在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會議上發表講話，專門提到毛澤東和黃炎培關于政權興亡的談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江澤民文選》《論黨的建設》，還有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編輯的《江澤民論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一律采編了江澤民在該次會議上講到的這樣一段文字：

　　“1945年7月，毛主席在同黃炎培談到共產黨如何跳出由盛而衰的歷史周期率時，提出了依靠民主、依靠人民監督政府，防止消極腐敗現象發生的重要思想。”[7]

　　2013年4月19日，習近平在第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時發表講話，提到毛澤東與黃炎培的對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習近平關于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論述摘編》中，摘編了習近平的這段講話：

　　“我們都知道，一九四五年，毛澤東同志在回答黃炎培提出中國共產黨如何跳出中國歷代王朝興亡的歷史周期率時說：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只要我們始終堅持黨的性質和宗旨，不變色，不變質，就一定能夠跳出這個歷史周期率。”[8]

　　這里用的也是“周期率”而非“周期律”。

　　是否誤引？

　　賴某深認為，黃炎培的那段話常常被人提起，“包括一些專門的研究著作在內，在引用這一歷史掌故時，都出現了不應有的失誤”，“幾乎無一例外地將‘周期律’誤為‘周期率’”。[3]這里的“失誤”包含兩層含義，一是當年黃炎培用的是“周期律”而非“周期率”，二是后人將“周期律”誤引為“周期率”。

　　但是，事實究竟是怎樣的呢?

　　黃炎培于1945年7月訪問延安后回到重慶，在極短的時間里，寫出《延安歸來》一書。不經送審，7月30日交由重慶南岸潤華印書館印刷，8月7日出書，由中華職業教育社的國訊書店突擊發行，以后在上海淪陷區翻印，前后共達十幾萬冊。1945年出版的國訊書店版本、上海淪陷區版本、華中新華出版社版本以及大連中蘇友好協會翻印并由建國書店發行的版本，無一例外用的都是“周期率”。

　　以1946年5月6日大連中蘇友好協會翻印、建國書店發行的版本為例，在該書的32—33頁，清楚地載有“毛黃對”。我們發現，黃炎培沒有使用“周期律”，而用的是“周期率”。書中一共有5處使用“周期率”：

　　“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

　　“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夠跳出這周期率”;

　　“把民主來打破這個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這清楚地表明，黃炎培根本沒有使用“周期律”。在黃炎培原著的兩個頁面的篇幅里，集中5次出現了“周期率”。在如此短的篇幅里接連使用“周期率”，黃炎培誤用或印刷失誤的概率不大。

　　況且，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出版的《黃炎培日記》來看，《延安歸來》是經過仔細校訂而出版的。

　　黃炎培在1945年8月4日的日記中寫道：“大清早起來，自校《延安歸來》稿：《延安歸來答客問》、《延安五日記》及兩詩合裝。”[9]64

　　8月19日的日記寫道：“復校《延安歸來》一遍，得誤處五。”[9]70

　　8月24日的日記寫道：“得晏桂芳成都工合制毯廠來信，指出《延安歸來》印刷錯誤。復謝。”[9]81

　　此書稿篇幅不長，僅僅42頁，總字數不足3萬，校訂難度不算大，依照黃炎培認真做事的習慣，一般不會發生校訂方面的錯誤。

　　從1945年《延安歸來》出版，到1965年黃炎培去世，整整20年，我們從來沒有發現黃炎培糾正“周期率”為“周期律”的任何文字與談話，其子女發表的關于“延安窯洞對”的作品中，用的依然是“周期率”。

　　1982年8月，文史資料出版社出版黃炎培《八十年來》時，將《延安歸來》附錄于后，關于毛黃“延安窯洞對”的那段話，依然使用作者本人生前使用的“周期率”，僅僅是將原來的繁體豎排文字改為簡體橫排文字而已。出版此書者，是黃炎培的友人孫起孟、孫曉村、胡厥文等民國老人，他們不至于分不清“律”與“率”。此書還附有黃炎培之子黃大能的《懷念吾父黃炎培》一文，內有“延安歸來”一節，介紹了《延安歸來》一書初版的發行情況，引述毛黃“延安窯洞對”時，使用的仍然是“周期率”。

　　1992年王華斌在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黃炎培傳》時，黃大能為之作序，文中使用的也是“周期率”。2000年文匯出版社出版《八十年來》，附錄了《延安歸來》，用的也是“周期率”。2003年，中國建材出版社出版黃大能的《傲盡風霜兩鬢絲——我的八十年》一書，大段引用了毛澤東與黃炎培的那番話，依然使用了“周期率”。2012年，黃炎培另外一子黃方毅在人民出版社出版《憶父文集:黃炎培與毛澤東周期率對話》一書，封面上豁然印有“與毛澤東十多個小時的談話，其中論及‘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的對話，就是被后人常常提起的‘黃炎培周期率’或稱‘窯洞對’”等文字。

　　可見，黃炎培父子幾十年來一直認可并使用“周期率”。所以，不存在后人對“周期率”的誤引問題。相反，“周期律”才是真正的誤引。

　　有專家提出黃炎培的秘書認為“率”為“律”之誤，說：

　　“上世紀80年代初，我曾為尚丁(黃炎培秘書——筆者注)的副手。因為我早就對‘周期率’的‘率’字有疑問，曾向尚老請教過。他說：可能是搞錯了。”[10]

　　“黃文中的‘周期率’，記得當時黃老的秘書曾回憶整理的情況，‘率’應是‘律’之誤。”[10]

　　“‘周期率’就是在《延安五日記》中出現的。它是張乃璇的記錄用字。”[10]

　　借秘書之口的證據是無力的。

　　一是以黃炎培親自仔細校訂的作品作為證據，難道不比僅僅“記得”的或“聽說”到的秘書的證言更加可靠嗎?

　　二是秘書的說法不能替代黃炎培的觀點。秘書僅僅說“可能是搞錯了”，并非十分肯定地認為搞錯了。

　　三是在《延安歸來》初版后的幾十年的時間里，黃炎培從沒有親自糾正所謂的“率”為“律”之誤，自然不必用秘書來替老人家糾正。

　　四是用“它是張乃璇的記錄用字”作為證據也是乏力的。即便張乃璇在這一點上沒有盡責，將“律”寫成“率”，但是，難道“張乃璇的記錄用字”沒有經過黃炎培審閱批改嗎?黃炎培的日記中恰恰記載了精心校訂修改《延安五日記》的情景，一般情況下，經過精心校對的不算太長的文稿，出現重大失誤的概率相當小。

　　五是按照黃炎培之子黃方毅的說法，“周期率”一詞出于黃炎培、毛澤東之口，見于黃炎培夫人姚維鈞之筆，是姚維鈞幫助黃炎培筆錄了“周期率”的對話。張乃璇肯定對整理編輯《延安歸來》文稿作出了貢獻，但姚維鈞女士的貢獻也不小。而姚維鈞女士作為先求學在貴陽女師、后考入大夏大學的大學生，并非一個沒有學識的家庭婦女,出現“律”“率”筆誤的可能性不大。

　　是否誤用？

　　如果說賴某深持“誤引說”的話，那么，李振民堅持的則是黃炎培及其后人的“誤用說”。李振民說：

　　“周期律黃文作周期率，按率指比值，律指規律、法則，此處宜用律字。另外，在自然科學中只有周期律而無周期率的概念，故本文一概從律。”[2]

　　對此，筆者不敢茍同。

　　如果聯系黃炎培的“日記五”通篇來看，應該用“率”而不是“律”。在“延安窯洞對”中，黃炎培用了大量的表達概率、可能性的字眼，如“大凡初時聚精會神”中的“大凡”，“也許那時艱難困苦”中的“也許”，“有的因為歷時長久”“有的出于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中的“有的”等，都是表達一種概率或者不確定性，表達的是政權興亡交替的可能出現的周期現象，而非鐵定的確定不移的歷史規律。

　　李振民所說的“率指比值”，是由不確定性延伸出來的詞語，僅僅是“率”一字豐富含義中的一種而已。1999年9月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辭海》(普及本)和1986年10月四川辭書出版社、湖北辭書出版社聯合出版的多卷本《漢語大字典》,認定“率”有兩種讀音“shuài”和“lǜ”，給出多種解釋。不論是讀“shuài”的“率”還是讀“lǜ”的“率”，本身具有“法則、慣常、一概”的含義，用以說明政權興亡周期現象可能出現的反復性，沒有什么不妥。

　　王子今曾經詳細地列舉了古籍中九處對“率”的讀音和釋義的詳細考證。他認為，古代典籍中有“率”讀音和含義通“律”的說明。

　　《孟子·盡心上》：“羿不為拙射變其轂率。”

　　孫奭《音義》引陸善經注：“‘率’,法也。”“讀為律。”

　　《尚書·西伯勘黎》中有“不迪率典”。

　　孫星衍疏：“《廣雅·釋言》云：‘律,率也。’‘律’、‘率’訓同，俱為法也,……‘不迪率典’謂不由法常也。”

　　王子今還引用了焦循《孟子正義》、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履部》、王先謙《后漢書集解》等古籍里對“率”的解釋，認為“率”通“律”。王子今的結論是：

　　“黃炎培‘周期率’之說原本不誤。”“所謂黃炎培‘誤用’，以及其它人‘引用’‘失誤’的說法，本身就是誤解。”[4]

　　王子今的論證，證明了“周期率”不是“周期律”的誤用，有一定的可取之處。的確，《漢語大字典》對“率”(“lǜ”)的解釋有四種，其中的釋義之三認為“率”(“lǜ”)通“律”，是法度、標準的含義。[11]

　　從起源來看，“率”字是象形字，本義為漁網或捕鳥絲網。在甲骨文中，此字中間呈網狀，兩側的四點如同水流下來，表示提網時難免水花四濺。用網捕魚或者捕鳥不是百分之百能夠成功，但比采用其他手段的成功概率高一些，由此延伸出大概、大略、大抵、往往如此等意思。

　　《辭海》(普及本)里對“率”(shuài)給出九種釋義，釋義之四是“遵循，順服”，釋義之五是“循”，釋義之八是“大率，通常”。張守節正義《史記·老子韓非子列傳》中的“大抵率寓言也”的“率”是指“率，猶類也”，引申為“一概，都”的含義。[12]在現代，此字延伸出好很多含義。作為名詞，擴展出法令、條例、規格、標準、榜樣等含義，如“率下”是指作為下屬表率，“率示”是指示范和榜樣;“率物”是指做眾人的榜樣，“率身”是指自身作出榜樣。作為動詞，延伸出遵守、遵循、順服、順從、沿著、順著等含義，如“率口”表示隨口或順口的意思，“率心”表示任其心意的意思，“率任”表示任性或放縱的意思，“率情”表示任意、猶秉性、順其性情、徇情的意思，“率服”表示全來歸順和臣服的意思。還有“率化”“率俾”“率從”等語詞。成語“率由舊章”中的“率”正是取“一概、都、一般”之義。“率”還延伸出比值、兩數之比的意義，如效率、稅率、概率、圓周率、出勤率、增長率等。

　　而“律”強調不可改變的確定性的含義，延伸出音律、樂律、規律等。用作動詞，有約束、遵循之意，如律人、律身。作為名詞的本意是指法律、法令，如律條、律科、律度、律紀、律貫、律斬等。

　　從字義上來說，不存在將“周期律”誤用為“周期率”的問題。黃炎培具有深厚的國學素養，不可能對“率”與“律”字的用法沒有了解。結合“延安窯洞對”的語境，黃炎培要表達的就是一個可能跳出或者跳不出的政權興亡周期現象的意思，所以才與毛澤東探討跳出周期率的可能。如果用“律”，則表達一種一定跳不出或者一定跳得出此周期現象的意思，則黃炎培就沒有必要問詢毛澤東能否跳出的問題了。舊史中多次上演了王朝興衰的悲喜劇，黃老正是對一種可能出現的不確定的現象心存疑問，才與毛澤東討論此事，希望中共能夠“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周期現象的支配。[13]用“率”恰恰表達的是一種不確定性。所以，用“周期率”是符合當年的語境的。

　　有專家用數學上的概率知識否定“周期率”用法，因為“隨機事件的概率為0到1之間的實數”，所以不可用“周期率”。如出版物審讀專家袁諏認為：

　　“‘跳出’概率的說法是不成立的。因為無論‘興’與‘亡’如何分配可能性，都在概率之內,即使有奇策妙招讓‘興’成為‘必然事件’，讓‘亡’成為不可能事件，仍然跳不出從0到1的數值范圍。由此可見，把‘周期率’視為‘概率’是脫不開‘否定了跳出興亡周期的可能性’之嫌的。”[9]

　　在這里，他是想用自然科學的概率概念否定“周期率”的用法。其實，與他的愿望相反，他的論據恰恰證明了必須是“周期率”而不是“周期律”。他承認“對概率略知一二者都知道，概率的數值為0到1，必然事件的概率為1，不可能事件的概率為0，隨機事件的概率為0到1之間的實數”，就是說，隨機事件的概率具有不確定性，即不能確定是1，也不好確定是0，僅僅是在0到1范圍內的實數。而黃炎培要表達的不正是政權興亡周期的不確定現象嗎?對于不同的統治集團來說，政權的存在具有不同的狀態。保持積極進取、奮發向上精神的政治集團，具有打破政權興亡周期的可能；喪失頑強戰斗力、奢靡頹廢的政治集團，則失去打破周期的可能。黃炎培這里講的，恰恰是一種可能性、不確定性,用表達不確定性含義的“周期率”來表示，恰如其分。

　　是歷史規律，還是歷史現象？

　　王子今認為：“使用‘周期率’與‘周期律’，其實并沒有原則上的區別。”[4]這種說法依然不可能避免“周期率”和“周期律”混用的局面。要避免混用局面，僅僅有訓詁學的依據是不夠的，還需要從理論上進一步說明為什么黃炎培的這段話里只能用“周期率”，而不能用“周期律”。

　　有專家提出否定“周期率”的意見，認為：

　　“從自然科學已經探明確定的一些周期來看，大致都是必然事件，地球自轉、公轉周期，哈雷彗星繞太陽運行的周期，以及元素周期，莫不如此。這樣，跳出‘周期率’就更無從說起。”[14]

　　顯然，此論忽略了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的區別，忽視了自然界的運動與社會運動的區別。馬克思主義認為，世界上存在由低到高的機械運動、物理運動、化學運動、生物運動、社會運動五種基本運動形式。自然現象可以在沒有人類參與的情況下自行發生，而社會運動需要充滿激情的人參與其中，而且恰恰是歷史主體的合力，才使得歷史呈現出特定時期的特定面貌。

　　恩格斯指出，“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相互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產生出合力，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15]

　　不同的歷史主體參與歷史活動,會產生不同的歷史發展方向。黃炎培與毛澤東討論的不是自然現象，而是很復雜的社會政治性問題。就政權興亡周期率而言，在不同性質的階級力量參與作用下，政權運行狀態呈現興亡不同的結局。

　　以自然界“只有周期律而無周期率概念”來證明“誤用說”，證據不足。自然界存在循環往復現象，社會歷史長河中也經常出現馬克思所說的“驚人的相似之處”。數學對相似情況出現的可能性用“概率”表示，政權周期興衰是否定之否定辯證運動規律在社會領域的體現，可以用“率”來表達一種不確定性或可能性。李振民和賴某深理解黃炎培用“率”而不用“律”，本不應該存在困難，因為他們肯定了“率”的字義是“兩個相關的數在一定條件下的比值”，就應該順理成章地肯定可以用“率”字概括歷史上在一定條件下交替出現的政權興亡現象。

　　從各方面意見來看，大家比較肯定“律”字具有規律的意義，“率”字具有不確定、遵循、順應、比率、反復出現的含義。那么，規律具有什么性質?王子今認為規律是可以打破的：

　　“從理論上來說，如果‘說是封建王朝的歷史規律’，‘那我們中國共產黨’也是‘能夠跳出’的。”[4]

　　此論值得商榷。

　　社會規律具有不同的層次性，有的規律只在特定的社會制度中發生作用，如剩余價值規律，稱為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律;有的規律僅僅在若干社會制度里存在并發生作用，如階級斗爭規律，稱為階級斗爭社會的規律;有的規律在一切社會中都發生作用，如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規律，稱為社會基本規律。如果政權興亡周期說“是封建王朝的歷史規律”，那么就不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中發生作用的規律了，也就不存在“我們中國共產黨’也是‘能夠跳出’的”問題了，黃炎培和毛澤東也就沒有必要嚴肅地談論此話題了。

　　事實上，無產階級政權如果變質，照樣跳不出政權興亡周期率。無產階級徹底革命的政治品質，決定了無產階級政權有可能跳出這個周期率。但是，如果無產階級政黨經不住長期執政的考驗，無產階級政權發生蛻變，那么，它就同剝削階級政權一樣，同樣難逃周期率的魔咒。蘇東劇變表明，無產階級政權變質不僅存在可能性，而且存在現實危險性。所以不能將政權興亡周期定義成“封建王朝的歷史規律”。

　　更為重要的是，歷史唯物主義認為，規律是事物內在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系，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性。人類社會的根本規律——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決定人類社會的發展、性質和面貌。人們可以認識、利用規律，但無法改變規律。人們行動是有目的的，但在許多個人意志的沖突中通過相互作用而實現的歷史過程和結果，卻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的支配。如果是“周期律”的話，那么意味著政權興亡更替是一個規律，這就等于取消了“跳出”政權興亡周期的可能性，毛澤東就不必要尋找打破歷史興亡周期的“新路”了。

　　實際上，黃炎培講到的“我生六十余年”看到的政權興亡，是舊史中存在的政權興亡周期性現象，是由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所揭示社會歷史規律——社會基本矛盾規律——所決定的社會現象，而政權興亡周期的本身并不是社會規律。也就是說，“毛黃對”中討論的不是歷史規律層面的問題，而僅僅討論了反復出現的一種歷史現象，討論的是在既定客觀規律條件下人的努力程度與政權周期興衰的關系，盡管歷史現象是由歷史規律決定的。

　　黃炎培說政權的“興”，是因為人們“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黃炎培說政權的“衰”，是因為“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變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毛澤東也是在歷史現象層面上作出的回答，跳出周期率的“新路”，是“人民來監督政府”，“人人起來負責”，雙方都沒有涉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矛盾運動的歷史規律或其他歷史規律。既然沒有涉及歷史規律，當然不必使用“周期律”。

　　我們認為，封建王朝的興衰更替，是社會歷史規律演進的必然結果，但王朝更替本身并不是社會規律。如果中國共產黨能夠跳出政權興亡周期率的支配力的話，那不是打破了歷史規律，而只是作出了符合歷史規律必然要求的選擇的結果，才避免了歷代封建王朝更替的覆轍。由上可知，“周期率”不是對“周期律”的誤引或誤用，相反，“周期律”才是對“周期率”的誤引或誤用。

　　另外，引用毛黃“延安窯洞對”時，還有幾處需要格外留心，如“其興也浡焉”中的“浡”，不是“勃”或者“渤”；“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中的“不少”本來是兩個，不要丟掉一個；“把民主來打破這個周期率”中的“把”，不要寫成“用”或者“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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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張榮臣.“興亡周期率”,還是“興亡周期律”[N].文匯報,2009-12-29.

　　[7] 江澤民文選(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23.

　　[8] 習近平關于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6.

　　[9]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黃炎培日記(第九卷)[M].北京:華文出版社,2008.

　　[10] 楊宏雨,殷之俊,鄧偉志,等.“興亡周期率”,還是“興亡周期律”? ——來自專家們的說法[J].咬文嚼字,2010(3):7-12.

　　[11] 漢語大字典(第1卷)[M].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1986:290.

　　[12] 辭海(普及本)[M].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1030.

　　[13] 黃炎培.延安歸來[M].出版地不詳:華中新華出版社,1945:33.

　　[14] 袁諏.“概率”才是“跳”不出的[J].咬文嚼字,2010(3):11.

　　[1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2.

　　【本文系2013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新中國成立初期治腐方略的功效性研究”(項目批準號:13BDJ007)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法學博士;來源：“高校馬研”微信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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