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毛澤東富有遠見地采取單一主權國家結構形式和單一制國家中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提供了跳出治亂興衰周期率的政治制度基礎。他預判執政將給黨帶來的嚴峻考驗，及時提醒全黨防微杜漸，戒驕戒躁，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對腐敗現象保持高度的警覺，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拒腐防變，體現了跳出治亂興衰周期率的清醒。他找到跳出治亂興衰周期率的“人民來監督政府”“人人起來負責”的人民民主新路。面臨極其復雜險峻的國內外環境，他以超凡的智慧統籌發展與安全，在國際社會中尋找維護社會主義中國長治久安的出路和機會。毛澤東堅持理論強黨，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培育良好黨風，努力建設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為新時代努力跳出治亂興衰周期率提供了寶貴經驗。

　　關鍵詞：治亂興衰；毛澤東；反腐倡廉；黨的建設

　　美國總統尼克松在著名的《領袖們》一書里，評價毛澤東“像那些最革命的領袖們一樣，會破壞而不會建設。”其實，毛澤東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而且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不但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而且善于鞏固和捍衛一個新世界。尼克松沒有看到毛澤東對建立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基礎上、處于不穩定和復雜的國內外環境中的社會主義中國安危的憂心忡忡，沒有看到毛澤東維護社會主義中國長治久安的艱辛努力，沒有看到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跳出治亂興衰周期率的歷史性貢獻。為跳出治亂興衰周期率，毛澤東殫精竭慮，警覺我國的興衰安危，從建構國家制度、防腐拒變、統籌發展與安全、找到民主新路、建設朝氣蓬勃的無產階級政黨等多個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戰略性或建設性舉措，經受住來自國內外政治、經濟、軍事諸多方面的風險挑戰考驗，為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繼續探索如何跳出治亂興衰周期率提供了制度基礎和寶貴經驗。

　　一、跳出治亂興衰周期率的政治制度預設

　　歷史偉人毛澤東總是在歷史的重大關頭，高瞻遠矚，洞察時代趨勢，做出符合歷史發展要求的長遠決策，影響歷史進程。新中國成立，毫無疑問，是永遠彪炳在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建構什么樣的國體和政體以及采取哪種國家結構形式，以保證新中國的長治久安，是新中國成立前后的中國共產黨人面臨的高難度歷史性課題。歷史見證了毛澤東在歷史抉擇的關鍵時刻表現出來的雄才大略，遠見卓識，他的抉擇為維護國家安寧和社會穩定，跳出治亂興衰周期率，提供了穩固的政治制度基礎。

　　無論是新中國成立前后，還是改革開放后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學界有不少人迷信西方的政治制度，但西方的政治制度不利于新中國的長治久安。列寧一針見血地指出資產階級國家的民主制度對人民群眾的虛假性：“實質上政權總是操在資本手里，不管權利有沒有資格限制或其他限制，不管是不是民主共和國，反正都是一樣，而且共和國愈民主，資本主義的這種統治就愈厲害，愈無恥。……所以任何民主共和制、任何選舉制度都不會改變事情的實質。”這種虛假性，帶來選舉過程中的政治腐敗性和社會混亂性。恩格斯曾揭露美國輪流執政的資產階級政黨被資本控制的腐敗現象：“這些人把政治變成一種生意，拿聯邦國會和各州議會的議席來投機牟利，或是以替本黨鼓動為生，在本黨勝利后取得職位作為報酬。”大規模的選舉舞弊，造成社會不穩定。至今，不但美國輪流執掌政權的政客們沒有改變“以最骯臟的手段來達到最骯臟的目的，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大政客集團，這些人表面上是替國民服務，實際上卻是對國民進行統治和掠奪”的局面，而且，西方民主在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試驗，也竟然交出了與西方政客關于民主自由的最響亮最漂亮許諾相對立的一幅讓人極度失望的諷刺畫！政客們爾虞我詐，相互傾軋，整個國家秩序被幾個競選的政客騙子搞得混亂不堪。議會成為全武行的混戰，選票成為賄賂，政治獻金成為投桃報李的權錢交易，這種政治制度帶來了嚴重的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

　　毛澤東詳細地研究了西方國家的政治學說和政治制度，深刻地了解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治制度，相較于封建專制制度是一大歷史進步，但被西方國家百般美化的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和三權鼎立的民主制度，實質上就是資產階級專政，照搬這套制度對于維護新中國的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沒有益處。毛澤東深知中國近代史上不止一次經歷的資產階級議會制度試驗失敗的教訓。新中國成立前一年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會議上，毛澤東講了“關于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專政”的問題，提出：“我們政權的階級性，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還有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參加。我們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會議制度，而不采用資產階級議會制。在中國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適的，不搞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和三權鼎立等。”實際上，毛澤東在這里講到了新中國的國體是人民民主專政，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新中國成立后，“建立和鞏固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它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型政權，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國家的根本保證。”只有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才能讓占全體公民最大多數而不是少數的人民當家作主，享有民主的權力，發揮出建設國家、保衛國家的沖天激情，意氣風發地投身于從來不曾有過的社會主義建設熱潮中。最廣大人民群眾參與的事業，一定不會是冷冷清清的事業，而一定是生機勃勃、興旺發達的事業。最廣大人民群眾擁護的江山，一定是擁有強大力量抵御各種風險考驗的江山。只有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建立包括軍隊、警察在內的國家力量，才能對內維護穩定，保衛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對外反擊侵略，維護國家安全。沒有人民的軍隊，就沒有人民的一切，黨指揮槍的原則堅如磐石，人民軍隊發揮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堅強柱石作用，是社會主義江山的鋼鐵長城。只有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新中國才“戰勝了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侵略、破壞和武裝挑釁，維護了國家的安全和獨立，勝利地進行了保衛祖國邊疆的斗爭。”如果新中國成立時選擇西方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肯定會出現鄧小平所說的“結果是既實現不了民主，經濟也得不到發展，只會出現國家混亂、人心渙散的局面。……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們現在十億人搞多黨競選，一定會出現‘文化大革命’中那樣‘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危及社會主義中國的社會穩定大局和政權的安全。毛澤東主張不實行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和三權鼎立制，選擇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制度，避免了西方黨派紛爭的混亂局面，奠定了擺脫治亂興衰周期率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在世界近現代歷史上，國家結構形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聯邦制，是由兩個或多個政治實體（州、邦、成員國）組成的復合制國家的國家結構形式。另外一種是單一制，就是“由若干行政區域構成單一主權國家的制度。采取這種制度的國家稱單一國。它只有單一憲法和一個最高國家政權機關，是國際交往中的主體。”二者相比較，單一制的安全穩定性優越于聯邦制。蘇聯共產黨采取聯邦制把按照蘇維埃形式組成的各個國家聯合起來，是依據當時的歷史條件不得不做出的選擇。有專家認為，蘇聯解體由多種原因引致，但不得不說蘇聯采取的聯邦制的國家結構形式讓分裂勢力有機可乘。早期的中國共產黨曾經效仿蘇俄的做法提出過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和民族自決的主張。隨著經驗的積累，對國情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黨中央和毛澤東認識到中國如果采取聯邦制的國家結構，將存在著被大國操縱和利用，導致國家分崩離析的巨大危險，所以，最終主張以單一制代替聯邦制，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決。毛澤東在1938年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少數民族“與漢族聯合建立統一的國家”。在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期間，毛澤東就新中國到底是搞聯邦，還是搞統一共和國、少數民族區域自治的問題，征求李維漢的意見。李維漢認為，中國同蘇聯的少數民族人數和分布情況不同，同蘇聯實行聯邦制時的國內外境遇不同，不宜實行聯邦制。黨中央和毛澤東采納了這個建議。新政協通過的《共同綱領》規定了“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統一的國家軍事制度”。通過《共同綱領》后僅一個星期，毛澤東審閱中共中央關于少數民族“自決權”問題給二野前委的電報時指出：新中國誕生后，不宜再強調過去為爭取少數民族，以反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而提出的民族自決權的口號，“以免為帝國主義及國內各少數民族中的反動分子所利用，而使我們陷于被動的地位。在今天應強調，中華各民族的友愛合作和互助團結”。在解決西藏問題時，同樣體現了毛澤東以單一制代替聯邦制，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決的主張。1951年5月23日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協議》里，明確寫道：“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來”“根據《共同綱領》規定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西藏軍隊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武裝的一部分”“中央人民政府統一處理西藏地區的一切涉外事宜”。第二天，毛澤東給西藏地方領導人的信里提到：“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偉大祖國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下，得以永遠擺脫帝國主義的羈絆和異民族的壓迫”。這些都體現了我國實行單一制的特點，體現了在軍事、外交等方面的中央事權。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經過鄭重思考，采取單一主權國家結構形式和單一制國家中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國家只有一部憲法，只有一個最高立法機關，只有一個中央政府，公民只有一種國籍，中央政府統一行使外交權。在中央集權的同時也實行某種程度的地方自治，各地方行使的權力來源于中央授權，接受中央政府的統一領導。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特別行政區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中央政府有權撤銷地方政府的不適當的行政行為。這種體制，符合我國自古以來民族融合多元統一的歷史事實，也符合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現實需要，有利于消除歷史上殘留的民族隔閡和歧視，發展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促進各族人民幸福地生活在統一的祖國大家庭里，促進各民族的共同繁榮。這種體制，使得黨和人民在以后的反分裂斗爭中取得法理和道義的制高點，使得境內外分裂勢力妄想采取任何“公投”“聯邦”“一中一臺”的方式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分離出去的做法，不言而喻地失去任何法理依據，必將遭到全中國人民、全世界華人和全世界公正輿論的譴責?？傊?，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遠見卓識，提供了中華民族牢不可破的制度安排，提供了粉碎借助“公投”“建聯邦”等伎倆分裂中華人民共和國圖謀的法理基礎，提供了防范民族分裂主義和反華勢力分裂中國罪惡陰謀的制度基礎，維護了國家長治久安。

　　二、防腐拒變：跳出治亂興衰周期率的政治清醒

　　一個政黨，一個政權，其前途和命運取決于人心向背。人民群眾最痛恨各種消極腐敗現象，痛恨各種特權現象。聽任腐敗現象侵蝕黨的健康肌體，將發生失去民心，喪失政權的危險。習近平總書記說過：“中國歷史上因為統治集團嚴重腐敗導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當今世界上由于執政黨腐化墮落、嚴重脫離群眾導致失去政權的例子也不勝枚舉?。?rdquo;改革開放以來，全黨的工作重心是經濟建設，但黨中央并沒有明確地把經濟建設問題提升為決定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而是明確地把執政黨的黨風或反腐敗斗爭當成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無論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腐敗現象保持高度的警覺，采取有力措施拒腐防變，為當代中國共產黨跳出治亂興衰周期率提供了寶貴經驗。

　　“明者防禍于未萌，智者圖患于將來”。歷史偉人毛澤東的過人之處，表現在中國共產黨尚未全面執政時，就預判到執政將給黨帶來的嚴峻考驗，及時提醒全黨防微杜漸，戒驕戒躁，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1944年，郭沫若寫下《甲申三百年祭》，認為明王朝和李自成兩個不共戴天地對立的政權，恰恰均覆滅于同一個原因：自身腐敗。政治腐朽與黑暗，民不聊生，是崇禎亡國的根本原因。李自成留下驕傲必敗、腐化必敗、分裂必敗的沉痛教訓。與蔣介石集團強烈抵觸排斥郭沫若的醒世良言的做法迥然不同，毛澤東以史為鑒，特別關注李自成“沒三天功夫便把北京城打下了”“真如有摧枯拉朽的急風暴雨的力量”，然而，“在過短的時期之內獲得了過大的成功，這卻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劉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淪進了過分的陶醉里去了。……紛紛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為天下就已經太平了的一樣。近在肘腋的關外大敵，他們似乎全不在意”，軍備廢弛，搜刮贓款，導致大順政權覆滅的歷史悲劇，要共產黨人以李自成為鑒。《解放日報》發表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和蘇聯人高涅楚克的劇本《前線》，并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兩文都是反對驕傲的。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說：“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還親自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在即將獲取全國政權之時，毛澤東認為奪取全國勝利僅是萬里長征走完的第一步，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以后的工作更加偉大，更加艱苦，向全黨發出“兩個務必”的號召；進北平執政前，毛澤東意識到共產黨將面臨執政的考驗，把進城執政比作“進京趕考”，說“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即便以后中國富強了，工作得到了極其偉大的成績，也要繼續保持謙虛謹慎的作風，“我們要預防將來，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危險了，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就更危險了。”“大家要謹慎小心，無論是候補中央委員、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都要謹慎小心。不要心血來潮的時候，就忘乎所以。”毛澤東在局部執政時，謙虛謹慎，防腐拒變，體現了跳出治亂興衰周期率的清醒。

　　打江山難，守江山和鞏固江山也難。人們熟知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的“兩個務必”的教導，將之作為中國共產黨防腐拒變的座右銘。其實，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他還講過一段發人深思的話：“‘畢其功于一役’，我是在流血的革命這一點上說的，就是說流血的革命只有這一次，將來由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那一次就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決。但這只是可能，將來是否不流血，還要看我們工作的努力情況。如果國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軍和我們的黨腐化下去，無產階級不能掌握住這個國家政權，那還是有問題的。”毛澤東沒有自我陶醉于即將獲取全國政權的喜悅中，而是清醒地預判了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后面臨腐化的巨大風險，提醒人們謙虛謹慎，繼續艱苦奮斗，避免政權得而復失的“流血”局面。中共進城后，果然有相當多的領導干部沒有經得住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貪圖享樂，腐化墮落。毛澤東嚴肅地告誡全黨：“自從我們占領城市兩年至三年以來，嚴重的貪污案件不斷發生，證明一九四九年春季黨的二中全會嚴重地指出資產階級對黨的侵蝕的必然性和為防止及克服此種巨大危險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確的，現在是全黨動員切實執行這項決議的緊要時機了。再不切實執行這項決議，我們就會犯大錯誤。”

　　毛澤東絕不允許“任何政治的灰塵、政治的微生物來玷污我們的清潔的面貌和侵蝕我們的健全的肌體”。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把反腐的利劍指向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堅決果斷地發動“三反”運動，發出指示：“反貪污、反浪費一事，實是全黨一件大事，我們已告訴你們嚴重地注意此事。我們認為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才能克服二中全會所早已料到的這種情況，并實現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疾惡如仇的毛澤東要求“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的斗爭一樣的重要”，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至槍斃一批最嚴重的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而絕不會因為大貪污犯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而得到寬容。鑒于黨政機關內部的貪腐往往是體制外非法商人勾結而來，為配合“三反”運動縱深開展，毛澤東決定在大中城市發動反對資產階級違法亂紀的“五反”運動，打退了不法資本家向黨和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猖狂進攻，維護了正常的經濟秩序。毛澤東發動“三反”“五反”運動時，國家百廢待興，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國民經濟恢復的工作千頭萬緒。據“三反”運動的親歷者回憶說，日理萬機中的毛澤東在“三反”運動緊張的日子里，仍然“幾乎每天晚上都要聽取我的匯報，甚至經常坐鎮中節委，參加辦公會議，親自指點。”毛澤東發動“三反”“五反”運動，雷厲風行，嚴懲腐敗分子，體制內外兼修，清理滋生腐敗的社會土壤，保障社會經濟發展，為當代中國共產黨全面從嚴治黨，深入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提供了寶貴經驗。

　　盡管“三反”“五反”運動取得了偉大勝利，但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防腐拒變斗爭是一場嚴重的長期的斗爭，不可畢其功于一役。“五反”運動結束后不久，他在發動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新三反”的指示里說：“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在我們的黨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還將是一個大問題。”在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期間，他批示道：“資產階級分子腐蝕我們和我們反對資產階級分子對于我們的腐蝕的斗爭將是長期的，這個問題不是很快就可以完全解決的。”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都希望把領導上的老爺式作風、官僚主義作風、命令主義作風，完全消滅得干干凈凈，但同時又清醒地認識到：“官僚主義這種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壞作風，一年不用掃帚掃一次，就會春風吹又生了。”“要達到這個目的，不是短時間內所能完成的，需要一個長期過程，需要每一年整風一次，徹底批判那些老爺式的和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的人們，把他們的缺點改變過來。”這種對拒腐防變常抓不懈的清醒、執著和堅持，依然值得今天的我們學習。

　　三、復雜險峻局勢中統籌發展與安全的大智大勇

　　社會主義中國從誕生那天開始，就面臨著來自國際帝國主義的敵視。圍堵與反圍堵，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是“一球兩制”背景中的社會主義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斗爭的主要形式。國際反華反共勢力憑借經濟科技軍事文化領域的優勢，全方位遏制社會主義中國的發展。經濟建設的速度和質量問題，直接關系到中國社會主義的治亂興衰。善于以史為鑒的毛澤東，當然知道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的任何一個強盛時代，如光武中興、貞觀之治、康乾盛世，沒有一個是建立在物質產品供給匱乏的國弱民窮的基礎之上。毛澤東認為，把中國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才能“改變過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種情況，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種情況，倒霉的那種情況”，“這是一種責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塊大地方，資源那么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么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毛澤東的“球籍論”，體現了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憂患意識。為了徹底擺脫被開除球籍的危險，毛澤東提出用一百年左右的時間，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1962年，他說：中國有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但經濟基礎薄弱，“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這個論斷，與我黨提出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相吻合。他提出“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斗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的斗爭”，與新時代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許多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判斷相吻合。

　　毛澤東不是不想在獲得全國政權后立即心無旁騖地集中精力從事大規模社會經濟建設。他在《論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論》里，已經有了一個建設國家的構想。即將成立新中國之際，他講到：“全國規模的經濟建設工作業已擺在我們面前”，黨和人民政府“將領導全國人民克服一切困難，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掃除舊中國所留下來的貧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但新中國處于二戰后形成的美蘇兩大陣營在亞洲對峙的最前沿，不可能完全擺脫國際紛爭的干擾。毛澤東那一代領導集體面臨著雙重任務，一方面積極進行國家建設，另一方面不得不百倍警惕并戰勝來自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顛覆、攻擊、封鎖等行為，謹慎地為共和國的建設找尋安全的國際環境。

　　在與西方國家對立狀態難以改變的情況下，毛澤東采取了“一邊倒”的政策方針，在社會主義陣營里尋找朋友，為大規模國家建設尋求安全環境和經濟技術支援。156項大型建設項目奠定了新中國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獲得了對于中國人民來說極為寶貴的建設經驗和技術骨干，留學蘇聯的一批學生成為共和國多個領域的骨干力量；獲得了北方數千公里的安全邊界。一個人口最多的國家和一個面積最大的國家，聯起手來，推動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以蘇為鑒，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警惕蘇聯領導人對中國日益增強的敵視，避免成為言聽計從的蘇聯衛星國。經過東歐和蘇聯一系列劇變的動蕩后，人們才感知到毛澤東探索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維護國家的獨立主權，不惜與蘇聯進行毫不妥協的論戰和決裂，是他一生中遇到嚴峻復雜局勢時做出的具有長遠歷史影響的、表現他解決無比艱難復雜的歷史性課題的大智大勇的偉大決策的典型案例。

　　毛澤東十分清楚地理解和平與戰爭的歷史辯證法，不要戰爭，不怕戰爭，用勝利的戰爭保衛和平建設環境。當帝國主義從朝鮮和越南——鄰近中國南北兩個方向，威脅剛成立的新中國時，毛澤東毅然決策抗美援朝、援越抗法。周總理說：“毛澤東認為如果在這個關鍵時刻不下決心，不僅朝鮮被占領，就是我們自己的建設也將成為不可能。”新中國用劣勢裝備，打敗了完全現代化裝備的美國侵略軍，打出了中國人民的威望，打出新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毛澤東說：“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遭到中國人民痛擊的美國，再也不敢輕視中國人民了。在1960年代的越南戰爭中，美國人不得不接受中國人的警告，沒有敢越過北緯17度線。戰爭不可避免有所犧牲，但是正義的戰爭動員了人民群眾，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同仇敵愾，三年國民經濟恢復計劃按時完成。經過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中國人民迎來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比較平穩的建設時期。在1955年3月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毛澤東說：“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就是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鉆研的，是鉆社會主義工業化，鉆社會主義改造，鉆現代化的國防，并且開始要鉆原子能這樣的歷史的新時期。”國家制定1956年到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確定了57項重要科技任務和616個中心問題，其中重點任務是12項”“重點發展原子能、噴氣與火箭、計算機、半導體、電子學和自動化技術”，解決了國家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中迫切需要解決的一批科技問題，大大縮小了同世界先進科學技術水平的差距。

　　統籌發展與安全的關系，是現實社會主義必須面對的戰略性課題。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里認為：“過去朝鮮還在打仗，國際形勢還很緊張，不能不影響我們對沿海工業的看法。現在，新的侵華戰爭和新的世界大戰，估計短時期內打不起來，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長一點的和平時期。這樣，如果還不充分利用沿海工業的設備能力和技術力量，那就不對了。不說十年，就算五年，我們也應當在沿海好好地辦四年的工業，等第五年打起來再搬家。”這篇講話中，毛澤東還講到調整農輕重比例；把軍政費用降低到一個適當的比例，以省出更多的財富來用于經濟建設等。天有不測風云，世界局勢沒有留給社會主義中國進一步安心從事建設以更長的時間。20世紀的60年代，戰爭陰云重新籠罩了社會主義中國。復雜的國際環境，險峻的周邊環境，影響了重輕農業的發展次序、積累與消費比例、經濟布局、國家動員方式等。毛澤東以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工作。在安排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毛澤東不得不將“吃穿用”計劃調整為戰備計劃，優先考慮國家安全，進行一、二、三線戰略布局。他放心不下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以及與此相聯系的交通、煤、電項目的建設，說“酒泉和攀枝花鋼鐵廠還是要搞，不搞我總是不放心，打起仗來怎么辦？”三線建設是戰備時期的西部大開發，通過地理分散布局和戰略深度，在我國中西部地區建立起完整的國防工業體系和戰略后方基地，對保障國家安全，改善全國工業布局和促進我國內陸地區發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毛澤東在精神和物質上準備帝國主義的突然襲擊，提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我們準備做一些蠢事，要搞地下工廠、地下鐵道，逐年地搞”。要飯還要有根打狗棒。他重視研制尖端武器，指示“死光，要組織一批人專門去研究它。”“還有那個原子彈，聽說就這么大一個東西，沒有那個東西，人家就說你不算數。那么好，我們就搞一點。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毛澤東沒有動搖發展尖端技術和武器的決心，終于成功搞出大國重器“兩彈一星”，體現了一個大國領袖超人的智慧。聯想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西方國家對伊拉克、伊朗、朝鮮等國家發展核武器的制裁、遏制，我們不得不佩服毛澤東當年推動中國擠進國際核大國俱樂部的過人膽識。

　　在經歷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帶有恢復性質的高速經濟擴張以后，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在七十年代緩慢下來。國內經濟陷入嚴重的“滯漲”，急于從亞洲脫身的美國，向中國釋放緩和關系的善意。高瞻遠矚的毛澤東以“小球帶大球”的乒乓外交，邀請尼克松訪華，成就了世界外交史上的一段傳奇。新中國恢復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大常任理事國的合法席位，成為少數幾個為世界安全負責任的大國之一，有了一百多個建交國，為不久以后中國共產黨制定改革開放的政策提供了良好的國際條件。隨后，毛澤東抓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急于尋找出口市場以擺脫經濟危機，貿易條件對我國比較有利的機會，批準了從西方進口約43億美元的包括13條先進化肥設備在內的進口方案，這是繼大規模進口蘇聯技術設備以后的又一次大規模引進技術設備，反映了國家加強農業、輕工業，以滿足人民吃穿住用需要的政策走向。中國農業在20世紀70年代末增產增收，中國人民基本解決了吃飯問題，除了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這個因素外，很大程度上與毛澤東時代加強農田基本建設、種子改良和農民大規模施用由進口化肥設備產出的大量化肥有關。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帝國主義逐步形成對中國社會主義實施“和平演變”的戰略思想，在意識形態、經濟、文化等方面施加影響，打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進而改變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毛澤東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一陰謀：“和平轉變誰呢？就是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就是說，他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及時而明確地提出防止和反對“和平演變”戰略思想。他把防止“和平演變”的重點放在進行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在國際和國內斗爭中旗幟鮮明地反對修正主義、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并發動了一系列運動來預防“和平演變”的發生。他認為，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中國“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他還認為：黨內存在一些品質不純和作風不純的人，“還有些人掛著共產黨員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階級，而是代表資產階級。黨內并不純粹，這一點必須看到，否則我們是要吃虧的。”習近平總書記曾提到過毛澤東的這段話：“帝國主義說，對我們的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樣，有希望。帝國主義的話講得靈不靈？我不希望它靈，但也可能靈。”毛澤東把培養接班人當作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性措施，提出“為了保證我們的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我們不僅需要正確的路線和政策，而且需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并進一步提出著名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項條件。在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對立的國際背景下，毛澤東提出反“和平演變”這一命題，展示了跳出治亂興衰周期率的政治遠見和戰略眼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遭遇的嚴重挫折和失誤充分證明，毛澤東關于防止“和平演變”的思想極為深刻，值得后人給予足夠重視。

　　總之，他接管的是一個經歷了一百多年的戰亂、危機，極其落后貧窮的國家。當他永遠離開他的國家和人民時，中國已“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獨立研制出‘兩彈一星’，成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響的大國，積累起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生產力水平十分落后的東方大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為我國邁向光明的未來奠定了堅實基礎。面臨極其復雜險峻的國內外環境的毛澤東，以卓越的智慧統籌發展與安全，充分利用世界大變局的形勢，在國際社會中尋找發展社會主義中國的出路和機會，擺脫國際敵對勢力的干涉、圍堵，維護了國家安全，為身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如何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如何高屋建瓴地判斷局勢，如何高瞻遠矚地統籌發展與安全，如何高掌遠跖地防范、管理、處理國家安全風險，化險為夷、轉危為安，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四、找到跳出治亂興衰周期率的“兩個只有”的人民民主新路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這是毛澤東的名言。他與黃炎培對話治亂興衰周期率時，把群眾史觀運用于如何打破治亂興衰周期率的實踐，提出“兩個只有”的人民民主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堅信，中國共產黨要跳出治亂興衰周期率，就要像革命戰爭年代那樣從人民群眾中汲取力量，依靠人民群眾。

　　在毛澤東看來，人民群眾蘊藏著讓人民政權克敵制勝的力量，任何與人民為敵的貌似強大的反動政權，如沙皇、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政權，在人民面前都是紙老虎，都會被人民推翻，而人民擁護的看似弱小的人民政權，如十月革命后列寧領導的蘇維埃政權、剛成立的新中國，遭遇風險考驗時都能夠轉危為安。他說：“依靠民眾則一切困難能夠克服，任何強敵能夠戰勝，離開民眾則將一事無成。”“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但是，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積極性，不是自發地天然地發揮作用的。跳出治亂興衰周期率，關鍵是黨能否成功地教育、動員、組織最廣大人民群眾積極地參與其中。啟發群眾團結起來投身于無產階級事業的覺悟，是“人人起來負責”的前提。如果領導干部“他們主觀上也要大家動手動腳去做，但是不讓大家知道要做的是怎么一回事，應當怎樣做法，這樣，大家怎么能動起來，事情怎么能夠辦好？”要讓群眾“人人起來負責”，必須使群眾知道黨和政府所從事的一切工作都是滿足群眾利益和愿望所需要的，群眾才能團結在黨和政府的周圍。“凡是需要群眾參加的工作，如果沒有群眾的自覺和自愿，就會流于徒有形式而失敗。”僅靠領導發號施令而不努力向被領導者講清楚的事業，必然是少數人參與的冷冷清清的事業。努力發動群眾，激發起群眾積極性和創造力的事業，必然是大多數人愿意參與其中的熱氣騰騰的事業。毛澤東依靠人民打破治亂興衰周期率的觀點，完全符合列寧提出的“一個國家的力量在于群眾的覺悟。只有當群眾知道一切，能判斷一切，并自覺地從事一切的時候，國家才有力量”的論斷，也契合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但在中國人口中只占很小部分，只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反映了大多數人的意見，并為他們的利益而工作時，才能夠跳出治亂興衰周期率。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穩固，要靠廣大知識分子、農民的擁護。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組織浩浩蕩蕩的大軍參加革命和建設事業是毛澤東一直強調的思想。毛澤東認為，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干勁大。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號召“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建設社會主義時期，毛澤東提出了一個著名口號：“我們一定要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認為，一個階級的政權，沒有自己的知識分子那是不行的。他感嘆：五百萬左右的知識分子，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大國來說太少了。歷史向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提出造就宏大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隊伍的偉大任務，“在這個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宏大新部隊沒有造成以前，工人階級的革命事業是不會充分鞏固的。”工農聯盟是我國國家政權的基礎：“農民的情況如何，對于我國經濟的發展和政權的鞏固，關系極大。”他主張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說：“反動勢力雖是一種消極因素，但是我們仍然要作好工作，盡量爭取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還包括正確對待犯錯誤的同志，幫助他們認識和改正錯誤，繼續發揮他們的積極性。毛澤東說“好意對待犯錯誤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團結人。”既然跳出治亂興衰周期率是群眾的事業，那么群眾參與黨的事業的人數越多，越持久，越廣泛，越深入，越能成功地跳出治亂興衰周期率。

　　人民群眾的歷史創造力，直接表現為對黨的事業和政府工作的負責精神，敢于和善于從愛護觀點出發監督、批評犯有錯誤的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人民對黨和政府的監督，是人民對黨的事業和無產階級政權負責的表現，是人民群眾以歷史創造者的身份表達著對黨的事業和無產階級政權的信賴、擁護和支持。黨和政府可以從人民的監督中檢查實施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成效，吸收群眾的意見，克服缺點，改進工作。毛澤東一生兢兢業業地為國操勞，在歷史中尋求社會發展、國家興亡的規律，從中悟出治國、治黨、治軍的道理，希望得到監督。他在1944年11月21日給郭沫若的信中說：“我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么地方跑來；你看到了什么錯誤缺點，希望隨時示知。”毛澤東還從黨和政權的性質和宗旨的高度，回答了共產黨為什么能夠接受和必須接受人民群眾監督的問題，這是因為“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中國共產黨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同志間互相監督，主動地糾正自己的毛病，這是“內攻”。要克服身居廬山不識廬山的毛病，還需要請黨外人士和黨外同志批評、幫助和接受他們的監督，毛澤東視之為“內外夾攻”。他說：“共產黨是真心實意想把國事辦好的。但是我們的毛病還很多。我們不怕說出自己的毛病，我們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們要加強黨內教育來清除這些毛病，我們還要經過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來清除這些毛病。這樣的內外夾攻，才能把我們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國事真正辦好起來。”他詳細闡述了民主黨派的監督：“各黨派互相監督的事實，也早已存在，就是各黨派互相提意見，作批評。所謂互相監督，當然不是單方面的，共產黨可以監督民主黨派，民主黨派也可以監督共產黨。為什么要讓民主黨派監督共產黨呢？這是因為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毛澤東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此后，遇有涉及國計民生的重大事情，在決策之前，都要召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通報情況，聽取意見，民主協商，接受監督，這個辦法形成制度延續至今，成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體現。毛澤東把人民群眾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利當作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把人民群眾的來信來訪看作是黨和政府聯系人民群眾和接受人民群眾監督的一個重要渠道，讓領導干部“要把這件事看成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聯系的一種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的態度。”此提議，形成了目前我國縣以上各級黨和政府設立的處理人民來信來訪的機構，各級領導干部親自閱看人民來信、接待人民來訪的制度。

　　五、把中國共產黨建成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先進政黨

　　跳出治亂興衰周期率，需要一個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先進政黨，而把中國共產黨建成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先進政黨，需要首先在理論與實踐上堅定不移地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充分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對于黨的事業發展壯大的重要意義。他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量”。他還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毛澤東在這里至少講了兩層含義，一是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必須堅持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全黨必須認真學習掌握馬克思主義這個理論武器。二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必須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才能成為中國人民百戰百勝的武器，所以，“不應當把他們的理論當作教條看待，而應當看作行動的指南。不應當只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而應當把它當成革命的科學來學習。”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歷經艱難險阻而不斷發展壯大，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毛澤東培育出全黨重視思想建黨、理論強黨的優良傳統。幼年期的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能力不夠，教條主義占了上風，革命被置于危險的境地，中央紅軍不得不戰略轉移。毛澤東教導黨員干部“要分清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和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反對本本主義，靠馬克思主義制定了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確的路線，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鍛煉培養了一個保持統一的思想、堅定的意志、協調的行動、強大的戰斗力的無產階級政黨，“不但鍛煉出來了一條堅強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而且鍛煉出來了一條堅強的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路線。我們不但會運用馬克思主義去解決政治問題，而且會運用馬克思主義去解決戰爭問題；不但造就了一大批會治黨會治國的有力的骨干，而且造就了一大批會治軍的有力的骨干。”這是毛澤東在1938年講的，時至今日，我們可以告慰毛澤東的是：他的思想培育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新時代數千萬的中國共產黨人隊伍里已經涌現出成千上萬的治黨治國治軍的能手，已經能夠得心應手地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改革遇到的實際問題了，已經有了帶領人民跳出治亂興衰周期率的政治保障。

　　一個能夠跳出治亂興衰周期率的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先進政黨，必然是富有戰斗力的充滿創造活力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毛澤東用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辦法，發揮黨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民主集中制原本不是毛澤東的首創，但毛澤東從哲學的高度透徹地闡釋了民主與集中的辯證關系，認為民主和集中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的方面，相互依存，相互制約，集中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脫離民主去強調集中，搞領導干部一言堂，容易堵塞黨內言路，造成鴉雀無聲，一潭死水的狀態，黨的活力和創造力喪失了；脫離集中去強調民主，崇拜群眾的自發性，脫離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容易引發自由散漫的不良風氣，造成各行其是，一盤散沙的局面，黨就不會有戰斗力，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歷史任務。黨內的錯誤思想，如自由主義、宗派主義、本位主義、地方主義和山頭主義等，都是從脫離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角度違背了民主集中制，而家長制作風、一言堂作風、命令主義和懲辦主義，則從脫離黨的民主而過分強調集中的角度違背了民主集中制。這些錯誤思想，形式上不同，但都造成了渙散和瓦解黨的戰斗力，妨礙黨的團結有力的影響。毛澤東將民主與集中辯證地結合起來，在中國特殊國情里發揮了民主集中制原則，增強了黨的活力和團結統一。他認為民主集中制賦予黨的力量源泉，“要黨有力量，依靠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去發動全黨的積極性。”“用民主制的實行，發揮全黨的積極性。用發揮全黨的積極性，鍛煉出大批的干部，肅清宗派觀念的殘余，團結全黨像鋼鐵一樣。”“只要共產黨人團結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強大的敵人，任何困難的環境，都會被我們戰勝的。”依靠實行民主集中制去發動全黨的積極性，靠擴大黨內民主去鞏固和發展黨，是毛澤東對于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在黨的建設中重要地位和作用的科學結論。他力圖達到的“六個有”的局面，那就“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因為這樣的局面，“利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于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這里的“經受風險”，當然包括經受得住治亂興衰的風險。

　　把中國共產黨建成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先進政黨，就要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就要克服貪圖享樂的慵懶暮氣。開國不久，毛澤東致信延安和陜甘寧的干部群眾：“我并且希望，全國一切革命工作人員永遠保持過去十余年間在延安和陜甘寧邊區的工作人員中所具有的艱苦奮斗的作風。”剛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毛澤東講人民軍隊得民心靠的就是艱苦奮斗：“我是歷來主張軍隊要艱苦奮斗，要成為模范的。”“現在部隊的伙食改善了，已經比專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們要提倡艱苦奮斗，艱苦奮斗是我們的政治本色。”他批評有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熱情有些不足”“鬧地位，鬧名譽，講究吃，講究穿，比薪水高低，爭名奪利”的現象，提出“共產黨就是要奮斗，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為人民服務。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經過整風重新振作起來。”“我們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么一股勁，那么一股革命熱情，那么一種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人沒有餓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奮斗。一萬年以后，也要奮斗。”

　　毛澤東從治亂興衰的角度看待干群關系：“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他找到了建成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先進政黨的三個獨門絕技：一是整風。毛澤東把整風當成“用批評和自我批評解決黨內矛盾的一種方法，也是解決黨同人民之間的矛盾的一種方法。”整風是為了祛除暗藏在黨內的思想污垢，把黨員身上的錯誤東西整掉，使黨變得更加強大。每當黨員的思想和作風不適應黨領導的偉大社會革命時，毛澤東就要發動整風運動，統一思想，培育優良作風。他一生發動了多次整風運動，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第一次大規模整風，“就是整頓三風，整頓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要經過整風，把我們黨艱苦奮斗的傳統好好發揚起來。”二是節約。追求奢華奢靡的生活，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現，是對于工作失去熱忱與振奮精神的元素，危及黨的戰斗力。革命者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嚴格執行經濟紀律，杜絕浪費，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抵御腐化。紅軍經過艱苦卓絕的長征到達陜北后不久，毛澤東預料到環境的改善將帶來革命意志衰退的問題，提醒黨的領導干部：“苦久了的人難免見風華而把握不住，故應作為一個問題，對同志做教育與警戒的工作。”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篇光輝文獻里的十二個章節里有一個章節就是“關于節約”，提出要發動節約運動，反對鋪張浪費，“這一次節約運動必須徹底地持久地進行。”所謂持久，就像人們每天都要洗臉的習慣。毛澤東已經將節約運動賦予超經濟的意義，說：節約“不但在經濟上有重大意義，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義。”毛澤東把節約當作克服官僚主義和享樂主義危險傾向的方法。三是干部參加勞動。毛澤東發現“在我們的許多工作人員中間，現在滋長著一種不愿意和群眾同甘苦，喜歡計較個人名利的危險傾向”，而“精簡機關，下放干部，使相當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產中去，就是克服這種危險傾向的一個方法。”還把整風與黨政主要干部每年抽一部分時間下鄉勞動并列，作為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主要方法。毛澤東認為：領導干部“和工人農民一道從事可能勝任的一小部分體力勞動（哪怕是很少一點）。這樣一來，黨和群眾就打成一片了，主觀主義，官僚主義，老爺作風，就可以大為減少，面目一新。”干部參加勞動，“使我們的黨進一步成為更加光榮、更加偉大、更加正確的黨，使我們的干部成為既懂政治、又懂業務、又紅又專，不是浮在上面，做官當老爺、脫離群眾，而是同群眾打成一片、受群眾擁護的真正好干部。”“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類出現了這樣的氣象，我們的國際主義的貢獻也就會更大了。”不然的話，“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他把干部能否參加生產勞動，提高到能否免除官僚主義、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的高度，提高到黨和國家會不會改變顏色的高度，提高到黨能否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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