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北平方式”，人們當即就會想到功勛卓著的兩位內線——中共地下黨員、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和中共地下黨員、傅作義的隨從秘書閻又文。孰不知，當時中共隱蔽戰線在北平織起了一張覆蓋四九城的隱秘大網，傅冬菊和閆又文代表著這張網的網口高端，而更廣闊的暗戰陣地則遍布在工廠、鐵路、警局、新聞等各行業底層，太多的“無名小卒”用一件件看似平淡、瑣碎的暗戰“小事”兜起了這張秘網的網底，使傅作義集團陷入平民暗戰的汪洋大海之中。

　　軍工廠里埋伏著地下尖兵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軍接收日軍設在平津地區的十幾家軍需被裝工廠，于1946年夏合并成立“國防部聯合后方勤務司令部平津被服總廠”。該總廠在北平設有剪裁部、縫紉部、鋪棉場、彈花廠、制呢廠、修理部等10余個直屬廠坊，擁有正式職工4300多人、臨時工數千人。作為保障華北國民黨軍并支援東北、西北國民黨軍的被裝供應體系，國民黨方面視之為“軍需要害”，對這個大型重點單位實施嚴密控制，特委任少將級軍官出任總廠廠長，并調派大量軍官或嫡系人員占據各工廠、車間領導崗位。總廠專門派駐一個連的警衛隊，設立督察室和牢房，各分廠設立警備室，動輒對所謂“不軌行為者”當眾施以軍棍，對所謂“鬧事者”則關進牢房濫用酷刑。

　　早在抗戰時期，北平地下黨就派人打入日軍被服工廠并建立了地下黨組織，國民黨接收這些工廠后，地下黨員們奉命繼續潛伏以待時機。解放戰爭伊始，華北城工部對被服廠地下黨提出了“克服一切困難，長期潛伏，發展組織，發動工人開展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破壞敵軍的后勤供應”[1]等要求。遵照這一指示，“平津被服總廠”地下黨不斷壯大組織，于1948年11月成立地下黨總支，各分廠也都建立了黨支部和黨小組。至1949年初，該廠地下黨員人數達到97人。

　　在地下黨總支領導下，各部門千方百計消磨敵軍的軍需保障能力。裁剪部的破壞方法是把樣板縮小或擴大，使得裁出的衣服不合尺寸，不得不返工甚至報廢，最大限度消耗原材料。縫紉部采取偷工減料的辦法，使得做出的衣服不結實、不耐穿。比如，做軍棉衣時，少絮棉花。廠方發現后，要求每套棉衣必須過秤檢查，工人就把碎石子塞進棉衣里面瞞天過海。包裝車間和成品倉庫的破壞辦法是，有時有意把包裝打得很松，運送途中就散開了，造成衣物遺失；有時又故意把包裝打得極緊，等到了敵軍手里，有些扣子被壓裂了，有些衣領被勒壞了。如此“一條龍”破壞下來，出廠的被裝成品有30%不能穿，有關部隊的軍需官常常被官兵罵得狗血淋頭，有苦說不出。

　　裁剪和包裝兩個部門是被裝生產過程的首、尾兩部，可以了解掌握敵軍被服供應的數量、何時運往何地、配發給什么部隊，據此可以分析推斷出敵軍駐地、人數、行動動向等重要情報。時任被服廠地下黨總支組織委員兼裁剪修理支部書記孟志元回憶說：“1947年秋，廠方急令趕制美式機械化師的兩萬套冬裝，我們弄清了出廠日期，并了解到它是運往東北，為葫蘆島登陸的國民黨王牌軍隊準備的冬裝。1948年秋，我們摸清了為駐西北敵軍生產的五萬套冬裝，是運往張家口、新保安的，并查清了出廠日期。凡有新的生產任務，我們都及時將情報送給地下黨組織。”[2]

　　同一時期，以手榴彈、槍榴彈為主產品的北平七十兵工廠地下黨也采取各種辦法破壞敵人的軍火生產。組裝成型是制造榴彈的最后一道工序，敵人設有專門的檢驗科，但只對每批榴彈進行抽查，而不是逐個檢驗，黨員工人們抓住這個漏洞，“故意將炸藥量裝放不準，引信裝反，或使內部組件接觸不良，造成廢品”[3]。工人們還故意在槍榴彈內多裝炸藥，少裝鉛彈，重量不差，但會造成近距速炸，斃傷射擊者自己，工人說這是給國民黨造的“快丸彈”（快完蛋）。

　　組裝榴彈的關鍵是雷管，制作雷管就是將微量白藥壓縮在一個小金屬管筒里，必須將裝在雷管內的當量白藥，用壓力機壓實，才能達到一觸即爆的質量標準，藥裝少了達不到標準，但裝多一點就會壓炸。1948年4月，地下黨故意壓炸了雷管，震炸了旁邊幾個產成管，引爆了白藥部，將白藥部里的雷管、白藥、部分裝備都炸毀了，連廠房都炸塌了，只能停產維修。

　　木柄是手榴彈、槍榴彈的重要部件，木柄不合格就組裝不出成品來，而木柄質量好壞，取決于“烤料”這道工序。“烤料”需要連續幾天，但操作工藝并無嚴格、具體的規定，靠領班和技術員白天上班時查溫度、看火候，夜班交給燒火工，燒火工只管燒火、看火，保持適當箱內溫度即可，至于原木料水煮的深透程度、燒火加溫的均勻度、適時散氣等，燒火工一概不管。于是，地下黨就故意將木料烤焦，或烤不干，制作出來的木柄不合格，完不成預定的成品生產定額。1948年夏，工人們還“不慎”過度加溫烘烤，造成一場大火，將全部木料和部分烘干設備燒毀，造成停產半個多月。因無彈柄，原定月產3萬枚手榴彈和1萬枚槍榴彈的生產任務只完成了不足1/3。

　　軍工廠里不僅埋伏著我黨的地下尖兵，而且能在破壞敵軍火軍需供應、掌握敵軍動向等方面發揮如此有效的作用，這樣的暗戰在中外隱蔽斗爭史上實屬罕見。

　　巧用敵人報紙公開傳遞情報

　　1946年底，一份名為《平明日報》的新報紙在北平悄然發行。這份以“民營”面目低調問世的報紙，幕后老板是國民黨“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當時的北平各種政治勢力混雜，又有蔣介石嫡系的警特憲系統監視節制，傅作義雖身為最高長官，卻處處小心。他重視輿論宣傳，但行事謹慎，不敢貿然創辦“華北剿總”機關報，于是以民辦名義推出了《平明日報》，既宣揚“華北剿總”及其個人的功績，又不至于過分張揚。

　　正是因為有了傅作義的背景，這份日發行量5千余份、在北平報界位居中等水平的《平明日報》，一經問世，就引起了中共地下黨的高度重視。受組織委派，地下黨員李炳泉通過其堂兄、“華北剿總”司令部聯絡處處長李騰九，出任《平明日報》采訪部主任。隨后，應李炳泉“招聘”，地下黨員紀剛和李孟北于1947年初進入《平明日報》采訪部擔任記者。紀剛回憶說：“到了《平明日報》，由于它是‘華北剿總’的報紙，我就正式領了國民黨北平警備司令部稽察處發的記者采訪執照，一種特殊‘派司’。凡是戒嚴、宵禁、臨時檢查，有這種個人‘派司’，都不受檢查，都不受約束，可以順利通過。因為有了這個‘派司’，我經常受組織委派，傳送文件，交傳口信，好象身上有個‘護身符’。”[4]

　　進入采訪部后，李孟北負責軍政要聞，經常深入虎穴，刺探敵軍政情報。紀剛負責市政要聞，主要采寫國民黨市政府、市屬各局、法院、警察局等部門的新聞。為指導記者地下黨員們安全高效地開展情報工作，時任中共華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長劉仁專門指示李孟北、紀剛等人：“能通過報紙反映的，就比較系統地寫成通訊、文章，公開發表，因為解放區能收到各種報紙。不宜公開發表的，就寫成資料，交給組織。重要的軍事、政治情報，立即通過地下電臺，發回城工部。”[5]

　　遵照劉仁指示，李孟北著重搜集敵情，借采訪國民黨北平行轅、“華北剿總”、第十一戰區長官司令部之便，經常寫一些以分析華北戰局為題的報道或通訊，將所獲軍政情報夾雜于文中，在《平明日報》上公開發表。紀剛著重搜集社情、民情，他對典當、估衣等行業進行了調查，將北平貧民在生死線上掙扎的情況寫成通訊發表在報上，還與李孟北一起采訪北平梨園界，請著名京劇演員蕭長華、郝壽臣、葉盛章等人講述梨園界的凋零和演員生活的苦狀，寫成通訊公開發表。為配合接管北平工作，記者地下黨還以“社會調查”為名，把敵人各級機關的情況夾雜在采訪報道之中公開發表。這些零零碎碎、點點滴滴的敵情、社情、民情，不易引起敵人審查機關的注意，卻會受到華北城工部的跟蹤關注，整理綜合起來，就是一份份完整的情報信息。

　　就這樣，國民黨的報紙，成了北平地下黨傳遞軍政情報的義務交通員，成了曝光國統區陰暗面的傳播平臺。這種在敵人眼皮底下，坦然報經敵人審批，大模大樣利用敵人宣傳工具，公開合法地傳遞敵情、社情、民情的做法，直接、快捷且安全，既有智慧又具膽識，實乃劉仁領導北平情報工作的一大創舉。

　　記者地下黨在全力獲取情報的同時，特別注重自我安全防護。有一次傅作義宴請《平明日報》社全體“同人”，餐后合影留念。當時華北城工部有規定，地下人員不能參加合影，以免成為敵特追查真實身份的線索，紀剛和李孟北便借口采訪離席而去。

　　劉仁還指示，在做北平新聞人士工作時，黨員記者不以發展組織為主要任務，因為當時的北平新聞界人員成分復雜，有不少國民黨方面安插的特務。于是，對待這些特務記者，紀剛、李孟北等人一方面嚴加防備，以免被敵人盯上；一方面又大膽與之接觸，伺機從他們嘴里套取情報。

　　為避免暴露，劉仁還要求記者黨員對外保持“灰色”面目，不能在學運、工運中拋頭露面。1947年上半年，國民黨中宣部發出通知，嚴令國統區報刊一律不準再提“共黨”“共軍”“共方”，而要改稱“共匪”。此令一出，潛伏在各大報刊的記者地下黨員們頓感糾結，拒不改稱可能招致敵人懷疑乃至暴露身份，照令執行又恐被自己人視為同流合污、助紂為虐的“反黨”行為。劉仁得知后明確指示，今后撰寫稿件時按照國民黨當局的要求去寫，這是為了黨的工作，不是喪失立場，不是“反黨”。

　　“縣官不如現管”

　　1946年6月，中共北平地下黨設立了警察工作委員會，顧名思義，主要任務就是在北平警界發展黨員，建立組織，從內部攻破敵人堡壘。警委會成立后工作推進很快，至1947年1月已發展黨員82人。這些秘密黨員并非身居高位的署長、局長，只是普通警員，但他們工作在一線，各管一段，權力不大，但實用、管用，在保護營救同志、獲取敵情等方面發揮了實實在在的作用，正所謂“縣官不如現管”。

　　那時，前門車站警務段經常接到上峰通緝，說××次列車上有前來北平接頭聯絡的共黨，穿著、長相如何如何，讓警務段在車站抓捕這些共黨。有一天，地下黨員許文彬接到張家口火車站警務段電話，說一名女共黨從張家口乘車前往北平，當晚抵達北平前門站，望查獲逮捕。許文彬等人搶先接到這位女干部，將其安全護送出站后，才向警務段長匯報了張家口來電情況。

　　有一次，地下黨員寧培儒代班，車站當值警察打電話報告說，截住了兩個想偷偷出站的人，是共黨無疑，讓寧培儒派人將兩人帶走。寧培儒知道一旦倆人被帶到警察所，解救起來就十分困難了。他當即趕到現場，沖著兩個“嫌犯”大聲說，你們坐車不買票，還在站里瞎串，以后再不買票，非把你們扣起來不可。說著，一人一腳，把倆人“踢”出了鐵絲網。

　　還有一次，寧培儒接到通知，某某次列車上有3名共黨攜帶銀圓到北平采購物品，其中一人30多歲，頭上包著白頭巾，其他兩人40多歲。由于特征描述具體，這3人出站時很容易被查出來。正好列車要進最南邊的站臺，靠近河邊，寧培儒就帶人扣留了五六個三四十歲的人（其中兩人頭上包著白頭巾），把他們帶到河邊假裝盤問一番，然后一并放走了事。

　　1946年初至1947年初北平軍調處執行部運作期間，中共代表葉劍英等同志經常到前門車站接人。遵照上級指示，前門火車站警務段地下黨支部肩負起保衛葉劍英等人安全的任務。寧培儒回憶說：“那時車站很亂，賣報的、做買賣的、閑雜人員、特務混雜在一起，很難分辨。所以，葉劍英的車一到，我們就過去保護。另外，葉劍英同志的司機是國民黨北平行轅派的，為了葉劍英同志的安全，我們對此人進行了全面調查。最后證實，這人確實不是國民黨特務機關有意派在中共代表身邊進行監視活動的。”[6]

　　外一警察分局的地下黨員張友仁、外五警察分局的地下黨員張越鵬還曾搞到市警察局準備下發的通緝令，交給上級，所涉人員得以幸免于難。除了保護營救同志，張友仁在搜集情報方面也頗有建樹。平津戰役期間，他利用自己管理分局人事卡片工作的便利條件，將國民黨員、保甲長以及分局官員的姓名、年齡、家庭住址等情況報送華北城工部。

　　北平解放前夕，前門車站警務段地下黨支部組織力量保護重要鐵路設施、車輛、物資，防止敵人破壞，基本掌控了北平城內9個車站的多數警察和槍支彈藥，為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貢獻。

　　“六必居”曾是暗戰的主要陣地

　　新中國成立前，北平有大小油鹽店鋪1650多家，職工兩萬余人。該行業工人勞動條件極為艱苦，承受著資本家的殘酷剝削和公會、行會、掌作（工頭）的層層傾軋，在水深火熱中掙扎求生，翻身做主人的意愿極其強烈，一經發動教育，思想覺悟提高很快，這一點為中共地下黨在油鹽行業發展黨員、建立組織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礎。同時，長期以來北平各手工行業形成了以籍貫歸屬為基本特征的“行幫”“行會”，只接受親友同鄉進入本行業做工，以保工藝不外傳，防止飯碗被他人搶去。長此以往，就形成了某一行業工人基本來自同一地區的狀況。油鹽行業的工人絕大多數來自河北唐縣、完縣、定縣等地，而這些地區在抗戰后期已經成為中共控制下的比較牢固的解放區，家庭基礎在這一地區的油鹽工人切身享受到了土改成果，內心普遍認同、支持共產黨。油鹽行業這一特征，又為地下黨深入其中開展工作打下了堅實的群眾基礎和社會基礎。1945年春，定唐縣城工部向北平油鹽行業派遣王炳臣、王建業、種造江、高勇仁、魏永年、劉清海、劉桂森、李信等一批地下黨員，為日后創建油鹽業地下黨組織奠定了基礎。經過幾年的經營發展，油鹽行業地下黨組織逐步成為北平手工各行業當中黨員人數比較多的一個。而著名醬菜品牌“六必居”，又是油鹽行業當中黨員人數比較多、組織力量比較強的一家。

　　當時的六必居肩負著多項隱蔽斗爭任務，首先是秘密聯絡站。地下黨員魏慶懷回憶說：“當時，六必居是我們的一個聯絡點，縣城工部派人來接頭都先到六必居了解情況，再到柜上找人。如果是黨組織派來的人，見面就問：‘你貴姓？’‘姓魏’，‘是姓魏嗎？’我就反問：‘您貴姓？’‘姓劉’，‘你帶什么東西？’，‘帶點火柴或帶點什么呀’，‘想買東西，你想想辦法’……這是縣城工部統一約定好的接頭暗號。暗號對上了，就找個地方密談。”[7]

　　六必居又是情報交通站。魏慶懷回憶說，他當時負責傳遞的秘密材料，大部分都是直接送到六必居的。每當需要向上級報送秘密材料時，他就買一張當天的北平報紙，把材料夾在報紙中間，乘車送到六必居。

　　六必居還是平委和行委秘密活動的地下機關。地下黨人經常裝扮成商人模樣，到各油鹽店后場接頭聯絡。當時油鹽行業9個黨支部當中，六必居、永生厚、雨華馨的黨員人數較多、組織力量較強，互相配合，密切聯系，形成了點面結合的地下工作網，成為地下黨負責人最常用的活動據點。平委會領導和油鹽業負責人經常到這3家油鹽店的后場碰頭開會，互通情況，研究工作。晚上有時躲進醋房里，用米湯給上級密寫材料。這個時候，其他黨員和積極分子就假裝在外邊聊天，放哨望風。

　　油鹽店的后場是工人的勞動場所，也是生活場所。資本家一般都是通過“掌作”管理后場工人勞動、指導技術操作。制作醬菜醋的后場潮濕、臟亂且醬醋味濃，資本家和警察特務通常是不會到后場去的，但送料、取貨、產銷、購貨的人則頻繁往來，還常有工人家屬來此吃住三天五日的情況，這就為地下黨人假扮上述人員來此接頭聯絡提供了方便和掩護，即便是常來常往，也不至于引起敵人的懷疑。

　　有鑒于此，后場掌作是敵是友，對于隱蔽工作能否安全順利地開展就顯得十分重要了。六必居之所以成為地下黨的重要活動據點，正是因為有一位支持認同共產黨的后場掌作。此人姓董，小名董沙子，家鄉搞土改時，他家里分得8畝麥子地，他到處宣傳共產黨好，兩個兒子都在六必居做工，都加入了地下黨。他本人擔任行會總會頭，每年開行會，他都遵照地下行委的要求出面組織，配合地下黨與資本家的斗爭。

　　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這一時期，其他各行業地下黨也千方百計因地制宜展開隱蔽斗爭。

　　為了宣傳中共政策，影響北平的人心向背，華北城工部文化工作委員會領導出版發行等行業，與國民黨當局展開機智斗爭。文委領導下的“朝華書店”，有意在店里出售各種政治色彩的書籍，給公眾以政治面目中立的印象，他們把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放在柜臺最前面，看似“尊重”，實則是個擋箭牌，后面放著郭沫若、范文瀾、鄒韜奮等人的進步書籍。蔣介石的書標價很高，令人望而卻步。郭沫若等人的書籍標價公道，便于普通百姓購買閱讀。從解放區運來的革命書籍，如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則藏在柜臺下面，看準了對象才賣。得益于積極而縝密的秘密工作方式，朝華書店一直安全運營到北平和平解放。

　　華北城工部鐵路工作委員會領導本系統地下黨員獲取了許多有價值的情報。1945年底國民黨發動內戰之際，西直門站地下黨提供了關于西直門車站兩次大軍運的情報，將國民黨軍第九十四軍、九十六軍開赴東北部隊的番號、輜重等通過地下電臺報告了上級。平津戰役期間，北平鐵路局調度所地下黨把鐵路系統的調撥情況，如軍用列車的數量、去向，多少罐車、客車、平板車，車載什么貨物，每天密寫交給上級，經地下電臺發往城工部。西直門機務段地下黨員李舸曾多次身著火車司爐渾身油泥的勞動服，裝作去康莊、懷來探親的樣子，攜帶一些材料或物品，順利闖關送往解放區。一次，他“把地下黨在北平一個地下實驗室培植出來的盤尼西林（青霉素）菌苗和無線電收發報機所用大功率電子管裝在一個點心盒子里，無能的國民黨軍警連問都沒問就放行了，而晚上在康莊住店時，卻被解放區公安查獲，經嚴格審問弄清情況后，將他護送到張家口。

　　和平解放前夕，北平市政工委發動本系統所有地下黨員搜集情報。從本企業的廠房、設備、人員、資金，到國民黨特務和三青團在本企業活動情況，特別是本企業附近所駐國民黨部隊的番號、兵力、裝備、明碉暗堡等情況，統統寫成材料，報送給上級，為攻城準備和此后接管北平發揮了重要作用。平津戰役期間，城工部各委員會發動本系統地下黨員搜集大量敵方情報，包括地圖、名冊、電話本等，裝了4大麻袋報送到華北城工部。

　　任何一條大道，都是由千千萬萬顆毫不起眼的小石子鋪就的。北平和平解放幕后的隱蔽戰線上，我們既要銘記威名赫赫的傅冬菊和閻又文等眾所周知的英雄人物，也不應忘記戰斗在基層各行各業成千上萬的“無名小卒”。

　　注釋：

　　[1][2][4][5]《文史資料選編第10輯》，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178頁，第183頁，第249頁，第250—251頁。

　　[3]張進科、周文彬：《北平七十兵工廠地下黨斗爭回憶》，《文史資料選編第20輯》，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357頁。

　　[6][7]《中共崇文區地下黨斗爭史料》，內部資料，1995年1月印刷，第139頁，第249頁。■

　　（作者系中國國史學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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