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復旦大學歷史系 朱永嘉

　　李贄所景仰的除了羅汝芳之外，還有王畿，人稱龍溪先生。李贄在羅汝芳去世時為其寫告文，亦在王畿去世時為其寫告文，告文中稱：“故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必相救也，不自知其喪身而失命也。”這就是舍己而為人之心，即使是胡越不同，但赤子之心的心是相通的。故李贄稱：“此予小子所以一面先生而遂信其為非常人也。”說自己“雖生也晚，居非近，其所以凝眸而注神，傾心而悚聽者，獨先生爾矣。今先生既沒矣，予小子將何所仰乎!”在與羅汝芳與王畿二人相往還的成員中，都有道士僧人參與其間。

　　李贄傾心的另一個泰州學派的思想家是何心隱，他還寫了一篇〈何心隱論〉。何心隱本名梁汝元，是顏鈞的學生。李贄在這篇文章中講到何心隱與常人異者：“凡世之人靡不自厚其生，公獨不肯治生。公家世饒財者也，公獨棄置不事，而直欲與一世賢圣共生于天地之間。”還說：“孔子之道，其難在以天下為家而不有其家，以群賢為命而不以田宅為命。”“公既獨為其難者，則其首出于人者以是，其首見怒于人者亦以是矣。”“人倫有五，公舍其四，而獨置身于師友賢圣之間。”換一句話說，五倫在他只留下朋友一倫，同志這一概念便由此而起。何心隱是江西吉安府永豐人，自幼“穎異拔群”，參加江西省試得第一名，但他放棄科考，不沿著科舉道路走下去。何心隱師從顏鈞，強調率性自然，反對理學“存天理，滅人欲”之說，認為滅欲是不可能的，做到的只能是“寡欲”。他說：“欲生，欲義，欲也。舍生而取義，欲之寡也。”“欲仁，非欲乎?得仁而不貪，非寡欲乎?欲不逾矩，非寡欲乎?”(《何心隱集》卷二〈辨無欲〉)他到過黃安，也是耿定向的朋友，也曾游學于京師，耿定向記載何心隱在北京講學時，“從之游者諸方技及無賴游食者咸集焉。”為此耿定向表示過不滿，何心隱對耿定向的回答：“萬物皆備于我，我何擇焉!”從耿定向這個話中，可以看到何心隱講學的場面是平民化了。正是這一點受到執政者的不滿，結果被張居正視為“時時欲飛，卻飛不起之人”。顏鈞在家鄉講學時，曾在自傳中講到，其在家鄉成立過宗族性的萃和會，“會及半月，一鄉老壯男婦，各生感激。”“會及一月，士農工商皆日出而作業，晚皆聚宿會堂，聯榻究竟。會及兩月，老者八九十歲，牧童十二三歲，各透心性靈竅，信口各自吟哦，為詩為歌，為頌為贊。”實際上把農民組織起來的事古已有之，只是通過宗法關系把農民組織起來，發生戰亂和災荒而不得不流亡遷徙時，也有組織。南北朝時，在北方便有大量堡塢壁壘的組織，既是保衛自己，也是共同生產。互助合作本來是農民本能的要求，合作化運動不過是把它們有領導的組織起來，其成敗關鍵在于領導者的能力和水平。何心隱受顏鈞萃和堂的影響，也在他家族內組織了萃和堂，成為一個宗族性的組織，負責教、養、婚喪和統一納稅，而地方政府有賦外加派，遭到何心隱的拒絕。何心隱還反對拆毀近城內外民居以防戰亂的策略，所以與地方政府發生沖突，因而受到地方政府的打擊。湖廣巡撫陳瑞在搜檢何心隱的往來信札時，寫信給耿定向說：“初不知為志學人也。”(《耿天臺文集》卷16〈里中三異人傳〉)具體杖死何心隱的則是陳瑞的后一任湖廣巡撫王之垣，經辦此案的陳瑞所以要寫信給耿定向，說明見死不救的不是別人，正是耿定向。為什么?為了怕得罪張居正與李義河。李贄在〈答鄧明府〉一信中，稱：

　　何公死，不關江陵(即張居正)事。江陵為司業時，何公只與朋輩同往一會言耳。言雖不中，而殺之之心無有也。及何公出而(江陵)獨向朋輩道“此人有欲飛不得”之云，蓋直不滿之耳。……偶攻江陵者，首吉安人。江陵遂怨吉安，日與吉安縉紳為仇。然亦未嘗仇何公者，以何公不足仇也。……至是欲承奉江陵者，憾無有緣，聞是，誰不甘心何公者乎?殺一布衣，本無難事，而可以取快江陵之胸腹，則又何憚而不敢為也?故巡撫緝訪之于前，而繼者踵其步。方其緝解至湖廣也，湖廣密進揭帖于江陵。江陵曰：“此事何須來問，輕則決罰，重則發遣而已矣。”及差人出閣門，應城李義河遂授以意曰：“此江陵本意也，特不欲自發之耳。”……應城于何公素有論學之忤，其殺人之心自有。

　　關于此事，耿定向的堂弟耿定力另有一說：

　　嘉靖庚申(三十九年，1560年)，張江陵官少司成，先恭簡(即耿定向)官御史，巡視東城，嘗約會僧舍中。不佞甫冠，日侍恭簡，聞其奇江陵而又奇心隱也。乘會日，偕心隱突入座，心隱、恭簡南面，江陵北面，大興令吳哲與予西隅坐。恭簡故令兩公相評品。江陵謂心隱：“時時欲飛，第飛不起耳。”心隱氣少平，謂江陵：“居太學，當知《大學》之道云。”心隱退而撫膺高蹈，謂予兄弟曰：“此人必當國，殺我者必此人也。”越隆慶辛未(五年，1571)，不佞舉進士，出江陵門，江陵語及心隱曰：“汝兄最稱其人，然在我坐，不能出片語。”睹江陵色辭，未嘗相忌相仇也。迨歲乙卯(萬歷七年，1579)心隱蒙難，釁由王夷陵(即湖光巡撫王之垣)，非江陵意也。夷陵南操江時，孝感程二蒲以維揚兵備，直言相忤。夷陵啣之，二蒲嘗父事心隱，遂借心隱以中二蒲，而朝野輿論咸謂出江陵意，立斃杖下，竟踐心隱當國殺我之言。夷陵實江陵罪人矣。李氏《焚書》謂由李應城意，則傳者之誤也。(見《何心隱集》附錄)

　　這也是當事人的一種說法，但何心隱之死固然非因張居正，而耿定向未予以援救亦是事實。要知道耿定向與張居正及李義河皆有舊，此時可言而不言。黃宗羲《明儒學案》卷35〈恭簡耿天臺先生定向〉云：“卓吾之所以恨先生者，何心隱之獄，唯先生與江陵厚善，且主殺心隱之李義河，又先生講學友也。斯時救之固不難，先生不敢沾手，恐以此犯江陵不說學之忌。”耿定向只泛泛地向湖廣巡撫王之垣請貸其死，不敢向李義河為何心隱施一援手，故李贄感嘆地說：“嗟夫!朋友之道絕久矣!”“不避惡名以救同類之急，公其能此乎?”(《答耿司寇》)李贄還在文中說：“何公布衣之杰，故有殺身之禍;江陵宰相之杰也，故有身后之辱。不論其敗而論其成，不追其跡而原其心，不責其過而賞其功，則二老皆吾師也。”他這個話是公平的，但在當時的在位者看來，卻非常不合時宜。泰州學派講學的平民化，自然會成為執政者打擊的對象，這也暴露了道學家們兇殘的面目，他們是借刀殺人，是幕后的真正兇手。

　　盡管對何心隱，李贄“未嘗親睹其儀容，面聽其緒論”，但李贄的《何心隱論》是痛心疾首地為何心隱之死抱不平的。其云：

　　所謂死有重于泰山者是也，未聞有為道而死者。道本無名，何以死為?公今已死矣，吾恐一死而遂湮滅無聞也。今觀其時，武昌上下，人幾數萬，無一人識公者，無不知公之為冤也。方其揭榜通衙，列公罪狀，聚而觀者咸指其誣，至有噓呼叱咤不欲觀焉者，則當日之人心可知矣。由祁門而江西，又由江西而南安而湖廣，沿途三千余里，其不識公之面而知公之心者，三千余里皆然也。蓋惟得罪于張相者，有所憾于張相而云然，雖其深相信以為大有功于社稷者，亦猶然以此舉為非是(指湖廣巡撫陳端，曾具體辦此案者)，而咸謂殺公以媚張相者之為非人也。則斯道之在人心，真如日月星辰，不可以蓋覆矣。雖公之死無名可名，而人心如是，則斯道之為也，孰能遏之!然公豈誠不畏死者!……吾又因是而益信談道者(指耿定向之類)之假也。由今而觀，彼其含怒稱冤者，皆其未嘗識面之夫。其坐視公之死，反從而下石者，則盡其聚徒講學之人。然則匹夫無假，故不能掩其本心;談道無真，故必欲刬其出類，又可知矣。夫惟世無真談道者，故公死而斯文遂喪。公之死顧不重耶!而豈直泰山氏之比哉!

　　從這一段文字知道，李贄真可謂有血氣之男子，他面對的是怎樣一個有勢力手拿刀把子的群體，他如是說，而且刻在《焚書》中，當然也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了。同時他也感到何心隱之孤獨，他說：“然而賢者疑之，不賢者害之，同志終鮮，而公亦竟不幸為道以死也。”值得注意的是，“同志”這個概念在那時已有了，“同志”、“平等”、“自由”、“覺悟”這些在共產黨人中流行的概念及其內涵，并非都是完全從西方傳來的，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早就有了，但不是產生在傳統主流文化中，而是在陽明心學之泰州學派中流行的。

　　李贄認為何心隱之死重于泰山，其后來蒙冤系獄，同樣勇于直面死亡，曾作詩〈系中八絕〉，在〈不是好漢〉一詩中表示自己惟求速死，詩云：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歸黃泉。(《續焚書》卷五)

　　關于李贄之死，袁中道《李溫陵傳》稱：

　　一日(三月十五日)，呼侍者剃發。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氣不絕者兩日。侍者問：“和尚痛否?”以指書其手曰：“不痛。”又問曰：“和尚何自割?”書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絕。

　　李贄去世的時間是萬歷三十年(1602)三月十六日夜子時，地點是在北京鎮撫司獄中，時年76歲。李贄之死，死得其所，反之當年扼殺李贄者，成為歷史之罪人。這反映了一條真理，憑權勢以打壓天下之學者，反而使自己陷入萬世不復之劫難，權勢之兩重性，亦由此而顯矣。1973年10月，毛澤東布置我們標點注釋李贄《藏書》中的〈世紀列傳總目前論〉，1974年7月，又親自輯錄李贄《史綱評要》中的23篇要我們標點注釋，并都制作大字本上送，供其本人及相關指定的人員閱讀。毛澤東看重李贄的為人和思想不是偶然的。

　　本文發表于《參閱文稿》No.20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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