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者，詭道也。”統兵打仗的人，無不擅長謀略。所謂謀略，其實并不神秘。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知己，乃領軍之道;知彼，就是搞敵方的情報。一個合格的將帥，不能不重視情報保衛工作。

　　毛澤東愛好并擅長軍事，可是，他卻不是個愛好秘密活動的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毛澤東在紅區轟轟烈烈打江山，白區地下工作的代表人物是劉少奇。“筆桿子用來造輿論!”毛澤東洋洋灑灑公開發表文章，隱蔽戰線的領導人是周恩來。毛澤東一生，擔任過宣傳部長，擔任過軍委主席，卻從來沒有擔任過情報保衛方面的職務。所以，研究毛澤東的生涯，往往忽略了這條秘密戰線。

　　其實，作為一位杰出的軍事家，毛澤東對制勝之道早有總結：“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是化用孫子之言，卻有所升華。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孫子說情報工作做好了可以避免失敗;“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毛澤東說情報工作做好了可以取得勝利。兩字之差，毛澤東對情報保衛工作重要性的評價超過孫子!

　　這表明，毛澤東在情報保衛工作上，也必然會下大力氣。

　　毛澤東其人，以創新為好，以自立規則為業。高度重視情報保衛工作的毛澤東，應該會有自己的一套“武林秘籍”。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軍事家應該也是密戰大家

　　中國與美國，第一次當面較量是在朝鮮戰爭中。朝鮮戰爭，美國軍隊第一次不勝而歸。

　　人們不禁會問：剛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擊敗德國、日本的超級大軍，為何打不過一支裝備落后的軍隊?

　　誰能摸到底牌

　　朝鮮戰爭后，時任美國國防部長馬歇爾說：“我們認為什么都知道，而實際上什么也不知道。然而對方卻一切都知道。于是，戰爭開始了。”

　　把失利歸因于情報，有些依據。

　　美軍參戰后，一直擔心中國的動向，情報部門嚴密偵察，堅定判斷中國不敢出兵。直到中國軍隊已經在朝鮮領土上打贏第一次戰役，直到彭德懷已經設下第二個陷阱，麥克阿瑟還在許諾讓士兵勝利回家過圣誕節。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7月13日，毛澤東下令中國戰略預備隊集結東北布防。就在朝鮮北方大舉南下的時候，毛澤東提前判斷美軍將在朝軍后方仁川登陸。中國大軍待命出征之時，毛澤東已經得知美軍將兵指中朝界河鴨綠江，甚至知道美國不會使用原子彈。

　　戰爭，總是一場豪賭。突然爆發的朝鮮戰爭，完全出乎中美雙方的預料。可是，剛剛結束國內戰爭的毛澤東，居然很快摸到對手的底牌;而馳騁世界的超級美國，杜魯門總統在中央情報局竟找不到一本毛澤東的軍事著作。差異真大。

　　毛澤東有言：“玻璃杯里押寶。”

　　有這樣一種賭博，把骰子扣在不透明的杯子里，雙方猜點決勝。如果有一方能夠把對方手里的杯子變成玻璃杯，那么，這押寶就是一押一個準!

　　毛澤東就有這個本事。

　　抗日戰爭，把日本變成玻璃杯，堅持14年反侵略戰爭。解放戰爭，把蔣介石變成玻璃杯，贏得最大規模的國內戰爭。“玻璃杯里押寶”，這是毛澤東對情報工作的形象比喻。

　　日中、國共，那是舊怨宿敵，毛澤東搞了多年的情報。美國，這是個新來的對手，毛澤東也能一下將其變成玻璃杯。

　　主動接觸

　　毛澤東關注美國，不自朝鮮戰爭始。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弱勢的中國迫切期望有國際援手，這目標主要是蘇聯和美國。對于蘇聯，毛澤東十分熟悉，這不僅因為蘇聯支持中共創黨，還因為中國的東北向來是俄國和日本爭奪的戰略要地，那兩家有積怨可用!可美國就顯得遠些，即使在八國聯軍進攻中國的時候，美國也只是主張門戶開放，不要殖民地。無利不起早，美國寧愿在中日之間保持中立。

　　中立的美國，尚未忘記觀察亞洲。1937年七七事變剛剛爆發，一個海軍上尉就匆匆來到美國駐華使館任職，剛好趕上上海的八一三事變。這位卡爾遜上尉，和美國記者斯諾一起在戰場上穿行考察，對中國的抗日戰爭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上海戰事剛停，他就提出要去華北考察中共領導的游擊戰爭。

　　中共領導人知道，這個官階不高的軍官，曾任美國總統羅斯福的衛隊副指揮，這次來華，負有直接向羅斯福報告的秘密使命。卡爾遜是一個貨真價實的美國情報官。

　　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和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熱情款待。在共產黨的地盤，卡爾遜可以去任何地方，看任何東西。

　　從山西到河北，從徐州到臺兒莊，親自觀察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不同戰法之后，卡爾遜寫道：“我已經看到陣地戰前線的軍事行動，也看到游擊戰的前線，后者似乎更適合于中國的目標。”

　　這等于說，毛澤東的戰法優于蔣介石。

　　情報，要求客觀;情報官員，最重視親眼觀察。卡爾遜親身到延安，接觸毛澤東，隨之向羅斯福報告：延安是中國自由之源泉。

　　情報官客觀，運用情報的高官不客觀。公開稱贊共產黨的卡爾遜，受到海軍上級的斥責，不得不辭職。美國官方的援華對象，只是執政的國民黨。

　　可是，中共并未因對方的態度而放棄接觸。美國駐華第十四航空隊的飛機被日軍擊落，跳傘的美軍飛行員成為日軍追捕的目標。中共領導的浙東游擊隊冒險救下美國人，并千里迢迢送到大后方重慶。投桃報李，美軍為浙東游擊隊空投了一部電臺。情報員秦基挎著這部磚塊大的微型報話機，邊行軍邊偵聽，還破譯了敵軍的密碼。陳毅看到后，硬是把這部電臺上調使用，因為這部電臺在全中國最先進，不但延安沒有，重慶也沒有。這部情報電臺，也算是美中情報合作的見證吧。

　　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共始終主動協助美方作戰。潘漢年領導的情報系統在上海拿到日本襲擊珍珠港的絕密情報，立即通過軍統方面轉達美方。可惜，中國方面提供的情報，并未引起美方的足夠重視。在珍珠港吃了大虧之后，美方開始同中國的情報部門合作。美軍觀察組先到重慶，又到延安。架設情報電臺的天線，在重慶耗費七天，在延安當天完成。

　　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袖經常到美軍觀察組串門聊天，親如戰友。待到抗戰后期，他們還委托希契上尉給羅斯福帶信。

　　這封密信提出，美國攻打日本時，中共領導的八路軍山東根據地將提供合作。

　　當時，美軍尚未攻占太平洋島嶼，進攻日本本土的最近基地，只能是中國的山東。美軍計劃空降日本，正需要中共支持。

　　經過苦心經營，中共和美方的關系迅速好轉。延安特調情報專家鄒大鵬，到山東開辟膠東情報站，其工作方向，正是包括朝鮮、日本在內的東北亞。

　　對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同一戰壕的戰友，毛澤東通過主動、誠懇的情報合作，埋下理解和友誼的種子。

　　重點轉移

　　對于中共同美方的關系，蔣介石十分警惕，甚至以攤牌的方式，擠走了企圖軍援八路軍的史迪威上將。這樁公案，為蔣美關系留下陰影。

　　抗戰勝利之后，美方仍以中立的身份調停國共沖突，但不久就開始拉偏架了。可是，有強大的美國做后盾，蔣介石還是敗退臺灣。

　　“誰使我們失去中國?”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政壇大爭論，結論是親共分子出賣美國利益。于是，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的謝偉思等人遭受迫害。痛定不思痛，錯了還要再錯。情報大國斷送自己的情報人才，這錯誤要到20年后由尼克松來糾正。

　　與此同時，中共在新中國建立之初即進行戰略調整，公安機關的總任務是：“完全學會和敵人作隱蔽斗爭，特別是同國際特務作斗爭。”這國際特務，當然不會沒有美國的。情報系統提出：情報工作的重點轉向國外。這國外，當然包括韓國、日本、美國。所以，在朝鮮戰爭爆發的時候，毛澤東能夠及時拿到情報。

　　秘密較量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蘇劃定的三八線被突破，世界戰略格局將可能發生改變。預先沒有得到情報的美軍駐日統帥麥克阿瑟，當晚就派了兩個情報官去臺灣。他大概是想起了珍珠港，中國人搞情報還是有一套的。

　　一度冷卻的美蔣情報合作，迅速升溫。一個高級特務秦應麟順利地從臺灣潛入大陸，由于不攜器材而不易暴露。到了北京，這個特務從一名高級人士家中起出高級情報電臺，那是美國領事館撤離時預留此地的。

　　萬能情報員從北京發出密電，報告中國軍隊向北調動，可能入朝作戰!

　　美國情報官從香港發出指令，多國間諜聯手策劃炮轟天安門，企圖牽制中國援朝。美國出設備、資金，臺灣出人，國共情報戰上升為國際情報戰!

　　較量的結果是，美蔣特務在大陸紛紛落網，美軍從中朝邊境退回三八線。

　　匆忙上陣的美蔣情報合作，沒能斗過深謀遠慮的毛澤東。

　　事密則成

　　朝鮮戰爭，兵戎相見，中美關系降到冰點。

　　到了20世紀70年代，國際關系出現微妙的變化。蘇聯的威脅，使中美雙方都有了改善關系的需要。

　　可是，打破僵局談何容易，雙方的任何一點兒接觸，都會在國內外引起軒然大波，導致意外事件發生。

　　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訪問巴基斯坦患病休養，不幾天卻突然出現在北京……這一牽涉國際政治格局重大改變的行動，居然瞞過了所有的情報監視。

　　美、蘇、中，三國鼎立，中國最弱。可是，就連美蘇這樣的超級大國，也不得不驚嘆毛澤東的秘密戰法。

　　戰爭是世上最復雜的博弈，戰法是人類最具想象力的設計。

　　經過千難萬險的萬里長征，紅軍終于抵達陜北。身體休息，腦子不能休息，毛澤東組建紅軍大學，抓緊總結十年來的作戰經驗。

　　面對能征善戰的將領，毛澤東提醒：“中國古代大軍事家孫武子書上‘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這句話，是包括學習和使用兩個階段而說的，包括從認識客觀實際中的發展規律，并按照這些規律去決定自己行動克服當前敵人而說的;我們不要看輕這句話。”不久，毛澤東給情報機關題詞：“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情報是第一戰斗力。

　　軍事家，應該也是密戰大家。

　　“隱蔽戰爭”——必須同時運用兩種戰爭方式

　　毛澤東重視秘密戰，其實也是被逼出來的。

　　毛澤東本來是個讀書人，本來喜好寫文章，本來熱衷群眾運動，可是，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共產黨被國民黨打了一記悶棍。太天真就不能生存啊!

　　毛澤東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同期，周恩來領導南昌起義，組建中央特科，一手抓槍桿子，一手握刀把子。槍桿子是軍隊，刀把子是情報保衛組織，一明一暗，都是強力組織。

　　半部電臺起家

　　槍桿子并不好抓，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很難掌控，師長脫隊，團長嘩變，士兵逃亡，那是經常的事情。建立保衛組織，正是鞏固部隊的一項重要措施。作為一支弱勢的新軍，還必須避實擊虛，如何探得敵軍虛實，又要靠情報。所以，舉起槍桿子的毛澤東，也得抓緊刀把子。

　　情報還是有的，周恩來已經部署情報員打入國民黨特務機關。1930年12月蔣介石發動對江西蘇區的第一次“圍剿”，兩個月前，錢壯飛就在南京偵獲作戰部署。可是，這情報從南京送到江西，卻要經過漫長的路途，重重的關卡。

　　為了提高情報傳送效率，必須使用無線電通信。可是，無線電臺是國民黨政府嚴格管控的物資，共產黨買不到。

　　在上海，周恩來指示李強，四處購置配件，自己動手組裝電臺。中共的第一部現代化通信設備，就是這樣“攢”出來的。

　　在江西，毛澤東指令全軍：繳獲敵軍電臺!龍岡大捷，俘虜敵軍總指揮張輝瓚，繳獲電臺當然不在話下。可是，紅軍戰士看到那個閃光鳴叫的家伙以為是個怪物，一槍托下去，這電臺不能發報了。所幸還能收報，于是，紅軍的無線電通信事業，就從這半部電臺起家。

　　不要以為毛澤東不重視科技。紅軍俘虜了國民黨軍隊的幾個技術人員，毛澤東親自接見：“無線電是個新技術，你們學了這一門很有用，也很難得。”自愿參加紅軍的王諍和劉寅心情振奮，上機工作第三天就從敵軍無線電信號中發現敵軍部署。

　　1931年1月28日，紅一方面軍朱德總司令、毛澤東總政委發布關于《調學生學無線電的命令》。第一期訓練班，毛澤東親自給學生上課：“無線電通信是我們的千里眼順風耳。”

　　敵人也有耳朵，不能讓他順風。毛澤東生怕紅軍也像敵臺那樣大意泄密，在作戰中不準隨意使用電臺發報，不發報時就把發射管摘下來裝在自己的大衣口袋里。抓大放小，毛澤東把無線電技術偵察當作大事，抓得很細。

　　3月，中央特派伍云甫、曾三、涂作潮，攜帶密碼到達江西。從此，江西蘇區同上海中央溝通無線電聯系，情報瞬間可達。

　　紅軍運用無線電偵察手段，收聽公開電訊，編制參考消息;偵聽敵軍通信，獲知戰場情報。這種工作方式同以往的人力偵察不同，圈內稱為技術偵察。1931年就開始運用技術偵察手段，中共的科技情報起步不算晚。

　　與此同時，蔣介石以為紅軍根本沒有電臺，指揮作戰經常使用明語通話，導致大量泄密。而毛澤東正在進行情報手段的革命性飛躍。

　　小米加步槍的毛澤東，其實比蔣介石更重視高科技。

　　發現“寶杯”

　　毛澤東不僅重視科技，還有措施。

　　1931年6月，毛澤東又下令專撥一部電臺用于偵察，此臺不再負責通信工作。專職偵察臺效率奇高，抄收了大量敵軍電報。可是，敵軍此時已經發現紅軍有了電臺，開始使用密碼電報。抄到電報看不懂，情報還是不準確，紅軍總部的諜報科長曾希圣整日琢磨破譯密碼。

　　1932年10月，紅軍設立二局，專職負責無線電技術偵察。一局作戰，二局情報，這地位夠高的。11月16日，二局破譯第一份密碼電報。

　　從此，在紅軍面前，敵軍不再有秘密。

　　毛澤東夸贊：“和蔣介石打仗，我們是玻璃杯里押寶，看得準，贏得了!”二局人員得意地說：“我們是搞‘寶杯’的!”

　　有了“寶杯”，紅軍作戰更加主動。第四次反“圍剿”作戰，朱德和周恩來按兵不動，等到二局偵獲情報才突然出擊，痛擊敵軍吳奇偉部。

　　失利引起警惕，蔣介石專門請外國專家編制密碼“特別本”，可還是被紅軍破譯了。1933年紅軍慶祝八一建軍節，二局副局長錢壯飛繪制了一幅“百美圖”，紅軍已經破譯了100個敵軍密碼!1934年八一建軍節頒發紅星獎章，二局兩人得獎，曾希圣二等，曹祥仁三等。紅軍優待技術人員，毛澤東每月津貼5塊大洋，可技術干部王諍50塊大洋!

　　與此同期，美國國務卿下令取消“黑屋”，從事密碼破譯的情報專家雅德禮下崗了。

　　搞情報也要重視科技人才。

　　“打著燈籠走夜路”

　　科技不是萬能的，情報也不是萬能的，只有準確的軍事情報，并不能保證一定打勝仗，還需有運用情報的統帥。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失利了，“左”傾領導撤掉毛澤東的指揮權，只憑主觀意志指揮作戰，不重視情報。

　　被迫長征的紅軍內外交困，所幸，還沒有走投無路。雖然上海的人力情報中斷，但紅軍還有無線電技術偵察手段。此刻，二局正處于巔峰狀態，敵軍電報發一個抄一個，敵軍密碼出一個破一個。

　　突出重圍，二局發現敵軍部署的漏洞，紅軍從縫隙中鉆出。

　　通道轉兵，最高領導層爭執不下，毛澤東靠二局情報說服大家。

　　情報最客觀，即使是“左”傾狂熱的人物，也不得不服從客觀現實。熟悉二局的毛澤東用情報說服大家。遵義會議后，毛澤東更直接指揮曾希圣偵察情報。

　　可是，毛澤東重新指揮的第一仗卻沒打好。土城戰斗，進攻的紅軍被敵反攻，連總司令都提槍上陣了。幸虧二局在戰場上偵獲情報，敵軍部署有變。毛澤東趕快下令撤出戰斗，統帥意志也得服從情報。

　　毛澤東的權威再次受到挑戰。打鼓新場之戰，他主張不打，可其他人都主張打。孤立無援的毛澤東又靠情報說服了周恩來，說服了大家。

　　四渡赤水是毛澤東一生的得意之筆，30公里小范圍內紅軍進進出出，硬是把敵軍調開，騰出一周時間巧渡金沙江。這其中也有運用情報的奧妙。三渡時刻，敵軍已經合圍，紅軍找不到突圍空隙。曾希圣用紅軍電臺給敵軍發報，冒用蔣介石的密碼指揮周渾元和吳奇偉兩個縱隊讓出通路。

　　萬里長征，艱險無比，毛澤東指揮紅軍突出重圍，從此確立統帥地位。

　　屬下將領稱贊：“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毛澤東笑道：“紅軍長征是打著燈籠走夜路。”

　　不說自己是燈塔，卻說情報是燈籠，可見情報工作之重要。

　　不過，打這個燈籠，還須有得力之人。

　　最高統帥，必須善于運用情報手段。

　　“魯班石”

　　走夜路不能沒有燈籠，毛澤東身邊不能沒有二局。

　　草地紛爭，那也是毛澤東一生中的危局，誰都不知道張國燾會下什么狠手。毛澤東帶領少數部隊星夜北上，行前特意通知：“帶上二局!”

　　葉劍英讓曾希圣、曹祥仁、鄒必兆三人先走，自己殿后。那三位，都是紅軍中破譯的高手。

　　紅軍勝利到達陜北后，毛澤東接見二局全體成員，對二局工作予以高度評價。紅軍缺糧，毛澤東親筆寫信：“無論如何要給二局工作同志解決糧食。”魯迅托人給毛澤東捎來臘肉，毛澤東把這高級食品轉送二局。破譯專家蔡威病故，軍委頒布津貼規定，確保技術人員的生活條件。紅軍電臺里有人私自同國民黨部隊電臺通話，此乃通敵殺頭之罪，毛澤東卻悄悄按下了。此人以前是國民黨軍隊的技術人員，不懂紅軍紀律，可以諒解。這個開明的政策，使技術人員安心紅軍工作。技術人員安心，紅軍戰士卻不一定安心，有人要求離開二局上戰場。毛澤東親自找他們談話：“你們是保證紅軍打勝仗的單位。”

　　文化水平不高的青年戰士，很難理解技術偵察的作用。毛澤東就講了一個建筑大師魯班的故事。一座大石橋即將落成，可橋拱中央還差一塊石頭，怎么也找不到合適的。這時魯班來到，親手打出一塊石頭，不大不小正合用!這塊石頭，就叫“魯班石”。二局就是紅軍的魯班石。

　　所有人都懂了，無線電技術偵察，軍隊戰斗力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大擴編

　　毛澤東對情報部門的領導，既高屋建瓴，又細致入微。二局上下精神振奮，不斷偵獲重要情報。

　　1936年12月12日早晨8點，二局電臺偵獲西安事變的消息。

　　這個情報，預示中國政治格局的大轉變。日本侵華，國民黨和共產黨有了共同的敵人，出現合作的可能。

　　面對新的情況，情報保衛工作是應該增強還是應該削弱，大家意見不一。

　　張國燾提出，應該取消保衛機構。

　　國民黨來人到邊區，特別提出要考察二局。

　　看來，有人糊涂，有人清醒。

　　就在國共開始合作后的1938年，蔣介石把國民黨的特務機構升格，從“處”升“局”，中統局和軍統局大力擴編。戴笠在內部傳達蔣介石訓令：“日本是疥癬之患，共產黨才是心腹大患。”

　　此刻，中共中央的相關部門卻相當精簡，中央保衛部部長杜理卿作了題為《關于部隊、地方、白區的保衛工作和情報工作》的專題報告。1939年2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社會部，統管黨政軍情報保衛工作。中央社會部系統實行全覆蓋，兼有以往中央特科和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權限。

　　新的斗爭形勢，賦予情報保衛系統更加重要的使命。

　　3月18日，毛澤東在中央社會部的大會上講話指出：“我們要消滅敵人，就要有兩種戰爭：一種是公開戰爭，一種是隱蔽戰爭。”

　　“調查研究”——情報分析的科學方式

　　毛澤東多年領軍打仗，卻從不佩槍。他十分重視情報保衛工作，卻很少操作技術性工作。曾希圣和曹祥仁破譯密碼時，周恩來和朱德經常參與，周恩來提著馬燈，就密碼編制提供專業意見，朱德熟悉軍事術語，還不忘布置夜餐。可毛澤東呢?遍數他一生的職務，秘書、部長、委員、書記、師長、政委、主席……鮮有與情報保衛工作相關的。那么，毛澤東對情報保衛工作，是否只領導不動手呢?

　　其實，毛澤東也是個情報內行，專業——情報分析。

　　看報讀書

　　毛澤東最著名的情報分析案例，就是憑借一張報紙，找到紅軍長征的落腳點。

　　愛看報是毛澤東的習慣。在江西蘇區，指派部隊攻打城鎮，任務不是搶錢而是搶報紙。長征剛剛落腳，毛澤東就親擬條例，組建流動圖書館，安排中央領導輪流閱讀，圖書管理員是情報干俊李克農。秘密黨員劉鼎在張學良身邊負責聯絡，毛澤東向這位住在大城市的同志索要物品，要的不是食品藥品而是書，還特別提醒不要戰術學書籍而是要戰略學書籍。

　　如此酷愛讀書看報，并非書呆書癡，毛澤東這也是在搞情報。

　　報紙報道國民黨軍隊在陜北“剿匪”大勝，毛澤東從中發現，陜北還有一塊蘇區，牽制敵軍兵力很多。這說明陜北根據地實力不弱，可以作為長征的落腳地，于是決定紅軍北上。

　　毛澤東索要戰略學書籍，那是為寫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做準備，要總結十年內戰的經驗教訓。

　　情報，不止存在于秘密文件中，報紙、刊物、書籍中也蘊藏著大量信息。情報界公認，80%以上的情報，來自公開信息。毛澤東讀書看報，就是在分析整理公開信息，那正是標準的情報工作。

　　“臟活兒”與“干凈活兒”

　　進入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兩黨再次合作，共產黨由地下走上地面，由非法變成合法，在大城市設立八路軍辦事處，公開活動。毛澤東再要看報，就不用派兵去搶了。可是，國民黨特務卻不愿見到這種狀況，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少將代表宣俠父被暗殺了!

　　怎么辦?最直接的手法是報復。共產黨是做地下活動的行家，早已在國民黨高官身邊潛伏高手，你殺我的宣俠父，我也可以殺你的胡宗南!

　　出乎意料，共產黨只是提出抗議，并未出手刺殺。難道西安這個八路軍辦事處是吃素的?

　　共產黨在西安的秘密情報活動，分為三線部署：公開的八路軍辦事處，秘密的陜西省委，絕密的西安情報站。吳德峰領導的秘密情報組織早已潛入西安的國民黨政權機構，只是，沒有搞刺殺爆炸，卻在搞調查研究。

　　西安情報站就陜西地方黨政軍機構的狀況，提出一份有數據分析的調查報告。毛澤東根據有關情報，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關于目前形勢和黨的政策的決定》，全面分析國內外各種政治勢力，甚至指明國民黨內部政學系親日而黃埔系抗日堅決。據此分析，中共中央作出決策，根據地的政權組成實行“三三制”，吸收堅決抗日的國民黨員參加。

　　毛澤東的政策選擇，不是靠拍腦袋，而是基于調查研究。可是，這調查研究是公開進行的活計，又與密戰何干?

　　在密戰圈內，有兩種“活兒”之稱。

　　“臟活兒”，指暗殺、下毒、爆破等非法行動;“干凈活兒”，指交友、報刊分析等合法方式。調查研究，就是一種“干凈活兒”。

　　蔣介石做“臟活兒”起家，年輕時親手暗殺陶成章，1934年還暗殺抗日名將吉鴻昌。這次西安暗殺，內里是怕宣俠父策反他的心腹大將胡宗南。

　　“臟活兒”不得人心。宋慶齡、魯迅、楊杏佛等社會名人，公開抗議蔣介石大搞特務活動。特務立即報復，暗殺了楊杏佛。這又激起更大的反彈，社會輿論紛紛譴責蔣介石搞特務統治，到了舉國抗日時期，對這種骯臟行徑更是舉國共憤。

　　與此同時，本是靠地下活動起家的共產黨，卻有著民主、廉潔的好名聲。這是因為，共產黨的情報工作，專做“干凈活兒”。

　　“干凈活兒”?

　　文質彬彬的調查研究，有暗殺爆炸那么有效嗎?

　　寫報告也是搞情報

　　毛澤東可以說是中共黨內最重視調查研究的人。

　　《毛澤東選集》中第一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是一份分析報告，《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一份調查報告，《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也是一份調查分析報告。毛澤東總是說：“了解情況是決定政策的出發點。”在每次重大決策之前，毛澤東似乎都要作調查、寫報告。面對黨內存在的一些爭論，毛澤東提出“反對本本主義”，甚至主張“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調查研究，難道真的如此重要?

　　1938年，日本特務機關組織大規模的人力撰寫《支那抗戰力調查》。撰寫報告者反復研讀毛澤東的文章《論持久戰》。日本高級情報官認為：任何一個情報機關，如果能拿出毛澤東這樣的報告，那就是國際頂尖情報成果。

　　原來，調研報告就是情報。

　　這“調查”“報告”出自日語，屬于社會科學方法。美國聯邦調查局，國民黨的調查統計局，都是大牌特務機構。美國的蘭德公司，至今還在制作大量的情報分析報告。

　　毛澤東擅長調查研究這種情報工作，年輕時親自走，親自看;中年以后沒有條件走，還要親自談。彭真從晉察冀邊區到延安，毛澤東組織中央政治局聽匯報，從1941年6月4日到8月21日，連續聽取7次!之后，中央稱贊晉察冀邊區是模范根據地，向全國各根據地推廣經驗。

　　調查研究出報告，毛澤東是專家。

　　基礎科研

　　擅長寫調查報告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像毛澤東這樣把調查研究提到理論的高度。1941年初，皖南事變爆發，中國共產黨再次遭遇蔣介石的突然襲擊。顯然，情報工作沒能到位。

　　吸取教訓，中共中央頒布兩個決定，7月1日發布《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8月1日發布《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此外還有組織措施，組建中央調查研究局，負責敵我友諸方的調查研究工作，局長由毛澤東兼任。這個中央調查研究局局長，可以說是毛澤東一生職務中，唯一同情報保衛工作相關的職務。因為，這個中央調查研究局的下屬單位有中央社會部、軍委二局、中央政策研究室等單位，包括所有中央級別的情報保衛部門，卻又不限于情報保衛部門。

　　延安時期，毛澤東的調查研究已經從個體行為上升為系統工程。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被列入中央社會部的《干部必讀》手冊。中央社會部設有書報股，出版專門刊物《書報簡訊》。延安每月撥出300塊銀洋，到敵占區購買報刊。晉察冀邊區社會部派人潛入北平、天津，定期購買大量報刊，人背馬馱運到山西。晉綏社會部設有運輸隊，將報刊轉送延安。

　　書報之中有情報!日本報紙《朝日新聞》刊載：“從日本華北軍發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年度綜合戰果中，充分說明了過去以重慶軍為對手的華北軍至今已完全轉變為掃共為中心的事實了。”延安《解放日報》立即轉載，刊登《敵人口中的八路軍》一文，有力地駁斥蔣介石對八路軍游而不擊的造謠。

　　毛澤東親力倡導，調查研究成為全黨的風氣。延安市公安局詳細調查延安的城鄉接合部，寫出《延安新市鄉調查》，為社會管理打下基礎。

　　“情況明，決心大。”毛澤東把調查研究作為決策的基礎前提，已經提高到哲學理論的層次。

　　情報分析，有應對個別事件作出的具體判斷，也有把握戰略趨勢作出的基礎研究，就像自然科學研究分為應用科學研究和基礎科學研究一樣。調查研究，可以說是一種基礎性的情報分析整理工作。

　　立規矩

　　毛澤東對調查研究的重視程度，常人難以想象。

　　1940年，毛澤東從延安致電重慶，要求周恩來在國民黨統治區各省搞上層調查，調查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高級將領，每省數十人至數百人。

　　解放軍轉戰陜北期間，毛澤東穿行于30萬敵軍之間，身邊只有幾百名警衛。可就在這么小的編制內，還增設了一個調查科。部隊行軍頻繁，今晚住這個村，明天就可能到另一個村莊。可每到一村，不管時間多緊，科長慕豐韻都要親自作調查，弄清這個村莊的社會情況。

　　每臨戰略轉變，先行調查研究。

　　解放戰爭期間，毛澤東要求各戰略區定期向中央提供全面報告。打仗那么緊張，誰還有空寫文章?林彪拖延不報，毛澤東連電催促，還表揚及時報告的鄧小平。毛澤東就此提醒全黨的高級干部：“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會兒，而這種思索則是一個領導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種思索，領導工作就會失敗。”

　　毛澤東堅持立下規矩，把調查研究作為全黨干部的一項基本功。

　　解放戰爭勝利，準備接管城市，各地都輪訓干部，學習資料就是調研報告。華東局準備的上海社情資料，竟然有數千萬字之多。由于有了這么周到的情報準備，土包子干部進城，眼不花，頭不暈。

　　情報工作也是科學，毛澤東致力于情報工作的科學化。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將中央的情報機構命名為“調查部”。須注意，這名稱同蘇聯的克格勃和美國的情報局都不同，這體現出毛澤東對調查研究的極度重視。當年延安的小小書報股，發展成為龐大的科研院所。作為浪漫的詩人，毛澤東有言：“未見未聞的，連夢也不會做。”浪漫的想象同科學的調研，兩種思維方式可以融于一體。

　　多年養成習慣，調查研究已經成為毛澤東的生活方式。病情嚴重得說不出話，毛澤東還用手勢示意：要看有關日本首相三木的參考資料。

　　“正確的判斷來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及對于各種偵察材料的連貫起來的思索”——克服對戰略情報的誤判

　　戰爭史上的重大謎團，往往都指向“情報門”。德國襲擊蘇聯，日本襲擊美國珍珠港，蘇美兩國都在戰略情報上判斷失誤，以至于都遭到對手的突然襲擊。戰后的研究表明，蘇美兩國都曾得到相關情報，但是，又都在情報決策上出現重大失誤。這決策失誤，又同掌握決策權力的最高統帥緊密相關。原來，最高統帥的戰略決策能力，也包括情報決策力。

　　戰略警覺

　　1938年9月，張伯倫和希特勒在歐洲小城慕尼黑達成協議，英國同意德國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領土。受到縱容的德國，第二年就侵略波蘭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于是，慕尼黑就成為歐洲人縱容侵略的代名詞。其實，亞洲也有“慕尼黑”。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七七事變，中日已經交戰多年，蔣介石還在等待國際援助，還不敢對日宣戰，可英美等國正在籌開“遠東國際會議”，縱容日本侵占中國領土!

　　國際形勢詭異，中共情報部門把工作重點轉向國際情報。潘漢年系統很快偵獲：美英蘇三國都在同日本秘密談判!國民黨有八條渠道也在同日本秘密接觸!這種趨勢表明：國際列強可能出賣中國，中國面臨孤立;中國的國民黨可能出賣共產黨，中共面臨孤立。

　　毛澤東在延安的土窯洞里縱覽世界風云，警惕出現“東方大黑暗”!1940年5月25日，毛澤東指示黨內：“揭破遠東慕尼黑的陰謀。”隨即，中共展開輿論攻勢，揭露對日本秘密媾和的陰謀活動。這樣一來，縱容侵略不得人心，英、美、蔣同日本的密談，都談不下去了。

　　情報警覺，毛澤東勝過蔣介石。

　　就在毛澤東大聲疾呼揭露“遠東慕尼黑”陰謀時，斯大林也接到重要情報，潛伏在日本東京的佐爾格情報小組，偵獲德國即將襲擊蘇聯的情報。斯大林批示：歸檔。“6月13日，蘇聯塔斯社奉命發表聲明如下：第一，德國并未對蘇聯提出任何要求及建議締結任何新協定，鑒于此，蘇聯方面認為此種所謂德國意圖撕毀條約、進攻蘇聯之謠言，全無根據。至于將德國分遣隊由巴爾干調赴德國東部及東北部(現正調動中)與其他動機聯系，對蘇德關系并無意義。第二，蘇聯根據其和平政策，遵守并愿遵守《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條文，故謠言所謂蘇聯準備進攻德國一節為偽造與挑撥。第三，紅軍后備軍之露營訓練，以及行將到來之演習，除意在訓練后備軍外，別無其他目標，故認為紅軍此舉為仇視德國一節，其荒謬程度固無待言。”

　　原來，斯大林懷疑情報來源。提供情報的佐爾格是德國人，其上級蘇軍情報部長被懷疑是外國間諜。同期英國也向蘇聯通報類似情報，那是丘吉爾想把戰火引向東方。

　　6月上旬，潛伏重慶的中共秘密黨員閻寶航，偵獲德國侵蘇情報。16日，周恩來上報延安，毛澤東立即轉報斯大林。這個情報來源沒有利害關系，斯大林這才信了。蘇聯提前一天進入戰備，戰爭爆發后莫斯科向延安發來感謝電報。

　　這證明，中共提供的戰略情報是準確的。這也表明，毛澤東的情報警覺，超過斯大林。

　　戰略視野

　　德國和日本是同盟國，德國侵略蘇聯，日本理應配合。于是，日本的戰略動向，立即成為世界情報界關注的焦點。

　　日本御前會議卻提出兩個方向，既準備南進，又準備北進。原來，日本政壇也分兩派，以東條英機為首的陸軍主張北進，近衛首相和海軍則主張南進。

　　國際上，則看重北進的可能。蘇聯是日本的宿敵，正被德國打得難以應付，日本北進勝算極大。南進則冒犯海軍實力更強的美國，實在是不智之舉。

　　北進危險大!斯大林與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緊急磋商，要求各國共產黨武裝保衛蘇聯。莫斯科要求延安派八路軍進軍東北，牽制日本關東軍。

　　八路軍北上?

　　北上攻擊關東軍經營10年的筑壘地域?

　　朱德認為，那是勞師遠征，兵家大忌。王明立即指責，援助蘇聯是中共必須遵守的國際紀律!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怎么辦?

　　毛澤東認為，八路軍不宜采取孤注一擲的行動。日、蔣早有默契，日軍北進，蔣介石就逼迫八路軍北上黃河，逼迫新四軍北上長江。這“三北政策”中共不能中計，可又怎么說服斯大林呢?毛澤東下令八路軍前方總部以破路行動干擾日軍，同時要求情報部門迅速查明日軍動向。

　　形勢不等人。1941年9月德軍圍攻莫斯科，蘇聯國防部強烈要求八路軍出兵南滿。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情報部，連續決定四個情報方針，兩次致電華南情報部，要求潘漢年系統提供戰略情報。

　　9月6日，日本御前會議決定《帝國國策施行要點》，軍部表態不惜對美一戰。

　　日本第一次有了明確的南進方向，立即被中共拿到情報。潘漢年的秘密情報員中西功是日方要員，任日本華中派遣軍調查班班長，聯絡日本首相的顧問尾崎秀實。

　　國際局勢急轉直下，戰略情報瞬息萬變。

　　10月6日，德軍總攻莫斯科。10月7日，季米特洛夫質問毛澤東：中共準備采取什么實際行動來援助社會主義蘇聯?王明批評毛澤東政策太左，自我孤立。10月10日，潘漢年報告日美談判有破裂跡象，日本即將開戰太平洋。

　　延安此刻面對的危局，其范圍遠遠超過當年的井岡山。毛澤東此刻的情報視野，也越出中國的大小山頭。中共情報工作大提升，從國內情報轉向國際情報，從戰術情報轉向戰略情報。毛澤東發電各地：哪個據點駐扎幾個日軍有幾挺機槍你不要報到延安來，我只要戰略情報!

　　戰略分析

　　毛澤東親自研讀敵情通報，判斷國際動向對中國的影響。

　　10月18日，日本政壇變局，近衛內閣辭職，東條英機繼任。東條英機上臺就下令逮捕佐爾格，蘇聯在日本的情報渠道被切斷。

　　日本軍人組閣，堪稱戰爭內閣，又是以主張北進的陸軍大臣為首相!

　　蔣介石收到駐美大使胡適的報告，判斷日美密談可能成功。斯大林宣布，10月20日莫斯科戒嚴。國際國內都判斷日本北進，毛澤東卻作出相反的判斷。

　　毛澤東于10月18日當天致電重慶，征詢周恩來對日本換馬的看法。10月20日，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說：現在莫斯科危急，國民黨正肯定北進，我們不必與之一致。關鍵在今后一兩個星期，南進可能性更大。同時他再次急電潘漢年，核實南進日期。

　　10月29日，國民黨軍統上海站被破壞，蔣介石的情報渠道也斷了。

　　毛澤東這邊，卻是多渠道并進，戰略情報源源不斷。軍委二局在陜北架設大功率電臺，時刻偵聽跨國電訊;潘漢年系統在上海、香港、東京三地安釘子，隨時偵察日本動向;周恩來在重慶滲入國民黨特工部門，閻寶航拿到日本密碼情報。

　　不只多渠道，還有全類別。毛澤東拿到的日本情報，從經濟到政治到軍事，全面而深入。綜合各種情報，毛澤東判斷日本將南進而不是北進。

　　戰略動向，那是一個龐大的國家機器的運行軌跡，不是哪一個人可以隨心所欲。即使陸軍想北進，可北進能拿到戰略物資嗎?橡膠和石油都在東南亞，你不想南下也得南下。毛澤東拿到的日本海軍油料數字表明，日軍不但要南下，而且刻不容緩。

　　羅斯福和蔣介石，沒有像毛澤東這樣下力。蔣介石相信駐美大使的分析，胡適是個美國通。羅斯福手下正在偵破日本密碼，摸日本談判的底牌。

　　位于何等位置，才有何等視野。戰略分析是一種頂層分析，最高統帥應該親力親為，不能當甩手掌柜。

　　戰略判斷

　　分析難，判斷險。情報分析，可析出多種可能;情報判斷，卻必須斷出一個明確的結論。

　　慣于推脫責任的官僚機構，不可能作出準確的戰略判斷。現在，斷定日本南進很難!

　　到了11月，日本仍在釋放不南進的煙幕。日本特使赴美談判，這個來棲和羅斯福有私交。關東軍進行特別大演習，顯示乘機北進的可能。

　　11月7日，十月革命勝利紀念日，斯大林紅場閱兵，莫斯科進入決戰時刻。

　　同日，毛澤東發表廣播演講：“美國絕不應聽信日本的陰謀，與日本訂立任何的妥協，美國應和中國及英國一道，以實力制裁日本法西斯。日本法西斯雖然同時正在準備南進和北進，但是無論他們采取哪一條冒險的道路，西進以求消滅中國是必然的。”

　　同日，日籍情報員中西功查閱11月6日滿鐵《編內參考》：來棲特使今日赴美，談判以11月30日為限期。潘漢年系統確定：日本將于12月7日開戰太平洋。

　　日本將南進!

　　毛澤東將明確的戰略判斷通報斯大林，斯大林趕緊把東線防御日軍的20萬大軍調往西線莫斯科。

　　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把日本南進的情報轉給美國，可惜美方不予采信。

　　眾人皆醉我獨醒是戰略判斷的最高境界。

　　戰略決策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

　　事態的發展，證實了毛澤東的戰略判斷。這個正確的判斷，對中國又有何好處呢?

　　南進的日軍一時沒有力量對中共抗日根據地實行大“掃蕩”，國內的蔣介石也不會繼續實行“三北政策”。毛澤東迅速決策：積蓄力量，恢復元氣，鞏固內部，發展敵占區工作，以待敵軍之敝。

　　日軍南進逼迫美英參戰，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得以形成，國際壓力又使蔣介石不敢在國內大搞摩擦。毛澤東決定大力開展國際國內的統一戰線工作，中共的國內外處境大大改善。

　　有了正確的戰略決策，就能贏得戰略先機。1941年的國際形勢瞬息萬變，大國統帥應對失據，毛澤東卻能步步主動，中共地位上升，成為全國性大黨。

　　最高統帥的職責，不是統軍出征，而是運籌帷幄，作出正確的戰略決策比什么都重要。可是，從“遠東慕尼黑”到太平洋戰爭，偏偏可以看到大國統帥難以原諒的錯誤決策。

　　這是為什么?

　　毛澤東在戰前論述：“指揮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于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于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及對于各種偵察材料的連貫起來的思索。”

　　由此可以反推：錯誤的決策來源于錯誤的判斷，錯誤的戰略決策來源于對戰略情報的誤判。

　　沒有理由懷疑，斯大林和羅斯福的桌上沒有戰略情報，兩家都是情報大國。有理由推測，那些情報海量，而且有正有反。有說德國開戰的，也有說德國不會兩線作戰的;有說日本對美開戰的，也有說那是中國人拉美國下水的挑撥……面對內容相悖的海量信息，統帥又怎么判斷?

　　毛澤東還說：“指揮員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偵察手段，將偵察得來的敵方情況的各種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將自己方面的情況加上去，研究雙方的對比和相互的關系，因而構成判斷，定下決心，作出計劃——這是軍事家在作出每一個戰略、戰役或戰斗的計劃之前的一個整個的認識情況的過程。”

　　原來，克服誤判，不能光靠情報員，還要靠指揮員。那么，能否克服對戰略情報的誤判，就要取決于最高統帥。

　　高處不勝寒，位置最高就得能力最強。

　　毛澤東當然要鉆研秘密戰法。

　　“提高警惕”與“防止偏差”——保衛工作的正確路線

　　國共合作期間，中共雖然不再處于非法狀態，但依然是弱勢生存。從1938年到1941年，日軍飛機轟炸延安17次，敵特鋪設的地面引導標志直指毛澤東住處;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襲擊新四軍;中共地下江西省委被摧毀;中統特務冒充中共電臺發報，企圖冒充南方局滲透延安……

　　明槍易躲，暗箭難防。防備空襲，延安四周山頭布設防空哨、架設高射機槍，可如何對付特務的暗中滲透呢?

　　內外夾攻

　　特務更多了，以往的敵手是“國特”(國民黨特務)，現在又加上“日特”，那日本可是情報立國!

　　在中央社會部的會議上，毛澤東指出：“隱蔽的戰爭，有戰略的進攻，打入敵人內心;也有戰略的防御，保衛自己。要打敗敵人，須內外夾攻，所以兩者都有同樣重要的意義。……要求每個保衛工作人員要認識到這一工作的重要性和光榮性，并希望每個保衛工作人員要有持久性，堅持到抗戰的勝利，一直到共產主義的最后勝利。”

　　須注意，毛澤東同時提出兩個勝利：“抗戰”和“共產主義”。這話圈外人以為平常，保衛干部卻一聽就懂：“抗戰”是針對“日特”，“共產主義”是針對“國特”。

　　合作之中仍有斗爭，合作中的斗爭更多地表現為隱蔽斗爭而非軍事斗爭。毛澤東始終對蔣介石保持警惕，不像王明那樣“一切經過統一戰線”。

　　毛澤東既重視進攻性的情報工作，又重視防御性的保衛工作，警惕地握緊“刀把子”。

　　改變體制

　　“刀把子”，黨內以此代稱情報保衛部門。鞏固部隊，反特鋤奸，中共的“刀把子”格外鋒利。可是，這刀是把雙刃劍，既能砍殺敵人，也會割破持刀人的手指。在內戰期間，“肅反”擴大化傷害自己人，錯殺的領導干部比敵人殺掉的還多!

　　現在，毛澤東再次緊握“刀把子”。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員來談話。”保衛工作方面的錯誤，使黨內積怨甚深。紅軍時期，國家政治保衛局是獨立系統，垂直領導，掌握生殺大權。抗戰時期，保衛系統依然神氣，縣級編制有三匹乘馬，縣委書記一匹，縣長一匹，保衛科長一匹，人稱“三駕馬車”。

　　毛澤東主導改變體制，將保衛系統置于同級黨委和行政領導之下。過去特派員與師長政委同級，現在保衛科只是政治部的一個部門。

　　黨的領導又是集體領導，防止出現個人專斷。中共中央特別委員會由周恩來負責，反內奸委員會由劉少奇負責，八路軍保衛委員會由朱德負責，毛澤東的具體職務只有宣傳沒有保衛。

　　隱蔽斗爭的工作方針也在調整。內戰期間，曾經以“紅色恐怖對白色恐怖”。抗戰期間，不再搞刺殺行動。

　　運動審干

　　你要內外夾攻，人家也在內外夾攻。張國燾叛逃重慶，為戴笠獻計：共產黨重視知識分子，用知識青年當特務便于打入延安。

　　軍統從陜甘寧邊區周邊招收知識青年，在漢中特訓班進行特工培訓，再打回延安潛伏。軍統特務打入了軍委二局、陜西省委、邊區保安處。

　　驚天大案震動中央。中央社會部是康生當部長，康生動員開展“搶救運動”，延安掀起反特高潮，各機關召開群眾大會，特務分子上臺坦白，不坦白就被推上去。

　　反特擴大化席卷延安，蔓延各根據地。

　　1943年7月1日，毛澤東作出批示，防奸工作的兩條路線：正確路線是“‘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干與廣大群眾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干部，教育群眾’。錯誤路線是‘逼、供、信’。我們應該執行正確路線，反對錯誤路線”。8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審查干部的決定》：“不采取肅反，不采取將一切特務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衛機關處理的方針。”

　　毛澤東總結“肅反”教訓，正確地點出保衛部門的行業痼疾“逼、供、信”。可是，卻看重一種新的方式“群眾運動”。

　　“群眾運動”加“逼、供、信”，再次導致嚴重的擴大化。康生說：“特務像螞蟻，站著看不見，蹲下一看，滿地都是!”

　　10月9日，毛澤東提出要求：“‘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務斗爭中必須堅持的政策。‘一個不殺’則特務敢于坦白，‘大部不抓’則保衛機關只處理小部，各機關學校自己處理大多數。須使各地委堅持此種政策。”康生上報的殺人名單，被毛澤東否決。

　　“肅反”的教訓實在慘痛，延安審干的錯整不能發展到錯殺!

　　領袖道歉

　　大量的冤假錯案發生，毛澤東發現運動過頭，采取糾正措施。毛澤東找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李克農、邊區保安處處長周興、邊區保安處局長師哲談話，了解審干反特情況，提出糾正意見。

　　1943年底，中共中央發文部署甄別工作，解放被審查的干部。

　　對于錯整干部的責任，毛澤東主動承擔：“整個延安犯了許多錯誤，誰負責?我負責，因為發號施令的是我。別的地方搞錯了誰負責?也是我，發號施令的也是我。”毛澤東不止一次地在干部大會上脫帽鞠躬，公開道歉。

　　這種姿態，在中國政壇十分罕見。

　　干部們消了氣，開七大，迎接抗日戰爭的勝利。

　　化敵為我服務

　　保衛、反特，這種防御性工作，在圈內稱為被動工作、消極方式。那么，能不能化被動為主動呢?

　　在軍事上強調積極防御的毛澤東，在隱蔽斗爭中也采取積極方針，以“拉過來”對“拉出去”。“他們能夠拉我們隊伍中的壞分子跑出去，我們當然也能夠拉他們隊伍中的‘壞分子’跑過來。”

　　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改進情報工作的通知，要求利用敵人內部一切能利用的人，開展內線工作。工作對象包括“進步人士、動搖漢奸、投機分子、失意分子、叛徒，等等”。國民黨重用中共叛徒來打擊中共，共產黨也能反用叛徒特務來反特。

　　開明的政策爭取人心，內線工作大有突破。

　　軍統漢中特訓班的吳南山、祁三益、李春茂等人秘密加入邊區保安處。打入邊區內部的軍統特務組織反而被邊區保安處滲入，潛伏特務全部落網。

　　中統陜西省調查統計室主任李茂堂和山西省調查統計室主任繆莊林都是過去的脫黨分子，毛澤東親自批準兩人為特別黨員，包圍延安的特務系統反被延安掌控。

　　特務也是人，也有人心向背。蔣介石憑借政權強勢搞特務統治，特務隊伍中充斥貪財好色之徒。逆向淘汰，忠誠智勇之士聚集共產黨，甘當無名英雄。

　　改變體制，放開政策，改革開放使中共隱蔽戰線變被動為主動，從弱變強。

　　隱蔽斗爭是世上最復雜的攻防之戰。敵中有我，我中有敵，如何區分敵我，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保衛工作的復雜性不亞于情報工作。情報工作是我在暗處敵在明處，保衛工作是敵在暗處我在明處。

　　1955年，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反特工作的方針：“提高警惕，肅清一切特務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個好人。”

　　麻痹和偏差是保衛工作的兩種主要錯誤傾向，毛澤東都料到了，但后來還是搞了多次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出現了嚴重的擴大化錯誤。

　　如何使保衛工作實行正確的路線，如何使反間諜工作納入法治的軌道，還需探索。

　　“陽謀”——兩手策略配合運用

　　秘密戰，其特點就是隱秘，暗中潛行，所謂“陰謀”也。可是，毛澤東卻常常利用“陽謀”。

　　世界各國的特務頭子無不重視“陰謀”，

　　毛澤東這“陽謀”又是什么別樣戰法呢?

　　曝光陰謀

　　拿到情報，并不意味著密戰的結束，還有個怎么運用的問題。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始終緊盯日本，看看中國有誰敢同日本秘密媾和。潘漢年系統打入日本特務機關，發現國民黨居然有多個地方派系同日特接觸。如果這些密談成功，中國就會出現大大小小成批的汪精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將會夭折。

　　怎么制止秘密投降呢?

　　通常的做法是暗殺，殺掉兩方的談判代表，談判就無法進行了。汪精衛從重慶脫逃，在越南河內發表公開電表露求和企圖。蔣介石聞知大怒，立即派軍統刺殺。在外國首都刺殺名人，從設點、派人、運送武器到跟蹤實施，戴笠克服重重困難，可惜還是功虧一簣，殺錯了人。刺汪不成，反而激得汪精衛撕破最后一點臉面，索性逃往南京，公開當了漢奸。

　　毛澤東對“遠東慕尼黑”的陰謀，并未采用暗殺手段，而是曝光。

　　八路軍駐山西代表王世英召開群眾大會，揭露閻錫山同日本密談的陰謀，甚至點出了雙方代表的名字。陰謀最怕陽光，閻錫山不得不停止投降密謀。按說，此刻王世英有條件刺殺閻錫山。閻錫山的密友趙戴文任山西省主席，且這個省主席的公子趙宗復就是個忠誠的秘密共產黨員，殺閻易如反掌。可是，王世英給趙宗復的任務不包括暗殺，只是搞情報。

　　在合作的局面下，對陰謀尚未敗露的盟友采用暗殺手段，不得人心。在合作的局面下，揭露盟方背信棄義的密謀，大得人心。新華社一封公開電訊，就能制止一起陰謀，毛澤東連續曝光，輕快地切斷八條投降密線。

　　事實證明，用曝光的方式擊破陰謀，不戰而勝，性價比極高。

　　謀陰成陽

　　不過，凡事只憑陽光還是不夠，你連陰謀是什么都不知道，何以曝光?要想曝光陰謀，先得運用密謀。

　　毛澤東坐鎮的延安并不安全，陜甘寧邊區內部的專員、縣長，都由國民黨執政的政府任命，這些官員大搞特務活動，形成雙重政權的怪異局面。

　　驅逐國民黨官員?當時正是國共合作時期，凡事必須依法進行，不宜莽撞。

　　公開出手不行，保安處的秘密情報員出動了。李啟明在綏德專員何紹南的部下中發展了幾個進步青年，拿到了何紹南貪污賑災款項的證據。綏德駐軍司令員王震召開群眾大會，曝光丑聞。綏德百姓群情激憤，何紹南不趕自逃。

　　邊區各縣紛紛驅逐國民黨官員，毛澤東又以留守兵團司令員蕭勁光的名義，給行政首長程潛寫信，譴責國民黨對邊區搞特務活動。

　　兩方都搞了秘密活動，蔣方從陰謀到陰謀，毛澤東從密謀變陽謀。最后是陽謀阻止陰謀，而且占據道德高地。社會各界紛紛譴責蔣介石搞特務統治，毛澤東這邊卻是光明磊落。

　　中國古代哲學講究兩點論，陰陽相生。

　　鬼谷子曰：“陰以謀之曰神，陽以成之曰明。”陰與陽，這兩種戰法都不可或缺，而且必須互補。秘密情報公開使用，謀陰成陽，這種手段光明正大，堪稱“陽謀”。

　　文戰

　　在合作環境下斗爭，不宜輕易動武。可是，不武戰不等于不戰，而是要打文戰，即所謂輿論戰。輿論戰運用公開手段，當然可稱陽謀。毛澤東多年從事宣傳工作，擅長輿論戰法。

　　蔣介石也見識到輿論的厲害，于是也來打輿論仗。抗日戰爭勝利，蔣介石發電延安，主動邀請毛澤東來重慶談判。

　　毛澤東頓時陷于被動!

　　去，明知那是騙局;不去，又將失去輿論支持。八年抗戰打得艱苦，全民期望和平建國，重慶談判是人心所向。

　　怎么辦?

　　延安有兩個蔣介石的聯絡參謀，毛澤東向其表示自己不去重慶，聯絡參謀趕緊向重慶密報。蔣介石自以為摸到了毛澤東的底牌，故意連發電報邀請，企圖白收輿論。誰知，邊區保安處暗中獲取聯絡參謀的密電碼，破譯了其與重慶往來的密電。毛澤東故意壓住消息，一直壓到蔣介石第三封電報，賺足了輿論期待，突然宣布去重慶。

　　毛澤東到達重慶，頓時贏得輿論支持，蔣介石的設計則全盤落空。談判開始，蔣介石根本沒有準備，談判居然按照毛澤東帶來的預案進行，毛澤東又贏得談判桌上的主動。

　　通過密謀，實施戰略佯動，變被動為主動，而后主動出擊，大規模公開行動。這種文戰，相當高明。

　　不過，文戰也有危險。重慶設下的是鴻門宴，送別毛澤東時，李克農流出擔心的眼淚。毛澤東已有犧牲準備，行前中央書記處擴編陳云、彭真兩人，準備頂替前往重慶的毛澤東和周恩來。

　　既有勇氣也有準備，毛澤東基于對敵情我情的充分把握，以公開活動壓制秘密陰謀。一方面在重慶公開活動擴大輿論，使特務搞暗殺會有顧慮;一方面布置解放區狠打來犯之敵，以軍事實力作為談判后盾。劉伯承、鄧小平指揮上黨戰役大勝，毛澤東在重慶的談判也成功了。

　　文戰和平，似乎比武戰光彩。其實，文戰得勝，背后有密戰，密戰與輿論戰互相配合。

　　空城計

　　擅長文戰，并不能保證絕對安全，這世界畢竟是靠實力說話，實力不足，總是要挨打的。

　　1943年6月，共產國際宣布解散，蔣介石策劃突襲陜甘寧邊區的關中地區。潛伏在胡宗南身邊的熊向暉得到情報，可延安此刻無兵可用，八路軍主力通通上了抗日前線。

　　毛澤東大唱空城計，在延安召開萬人大會，公開譴責國民黨破壞抗戰。陰謀敗露，蔣介石不得不下令胡宗南收兵。

　　危機處理，態勢不利者最險。諸葛亮當年街亭慘敗危城難守，堅守是死，逃跑也是死，索性斗膽施行“騙術”。萬一司馬懿真的攻城，諸葛亮必死無疑。

　　空城計其實不保險，可毛澤東敢唱。雖然手邊兵力不夠，但情報上占了主動，而且后邊還有援兵。即使胡宗南真的來犯，軍事上也吃不了大虧。

　　一唱空城計，毛澤東依靠輿論壓力，不戰而退人之兵，反倒贏得輿論支持。不過，空城計也有條件，毛澤東的二唱，就沒有那么順利。

　　1947年3月，胡宗南進攻延安。毛澤東又是手頭無兵，于是再次大造輿論。可是，此刻國共合作已經破裂，蔣介石撕破臉皮“剿共”，根本不顧忌輿論。

　　不過，毛澤東還是贏得了一些撤退的時間，只留給胡宗南一座空城，減少了損失。

　　再一再二不能再三，但毛澤東居然三唱空城計。

　　1948年10月，傅作義準備襲擊石家莊，毛澤東又是身邊無兵，一面調兵，一面連發三封新華社通訊稿。傅作義本來就擔心毛澤東守城打援，果然收兵回營。

　　毛澤東三唱空城計，一防，二撤，三阻，都取得了某種程度的成功。

　　以虛當實，以筆當槍。

　　這種戰法，可以叫作心理戰。

　　押寶

　　毛澤東向來重視槍桿子和筆桿子，一生擔任的職務，往往是軍事或宣傳。可是，這作戰和宣傳，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行業，怎么能夠一人兩兼呢?

　　解放戰爭期間，毛澤東大范圍調動部隊，弄得蔣介石疲于應對。平津戰役，傅作義大軍困守華北，是撤是打，要看東北的解放軍何時入關。毛澤東密令四野提前進關，同時指令《解放日報》發布消息，四野司令員林彪在沈陽召開祝捷大會，甚至還附有照片。傅作義放心了，四野一時不會進關。可四野已經和正在秘密進關，待到傅作義發現戴狗皮帽子的東北部隊時，已經晚了。毛澤東已經完成了對傅部的分割包圍，他想跑也跑不得了。

　　隱真示假，也是基本的密戰法則。解放大西南，常規路線是從北部秦嶺南下。可毛澤東偏偏要出奇制勝，讓二野大軍從南面的貴州北上。為了欺騙敵人，毛澤東讓報紙發表鄧小平在河南的消息，又一次騙過蔣介石。

　　筆桿子與槍桿子，槍桿子可為筆桿子撐腰，筆桿子也能當槍桿子使。

　　毛澤東常常以筆桿子作戰，“兩桿子”還有個結合物，那就是“玻璃杯”。毛澤東常說：“解放戰爭和蔣介石打仗，我們是玻璃杯里押寶，看得準，贏得了。”

　　這“玻璃杯”，就是情報。

　　1947年9月清風店戰役，打入敵軍司令部的劉光國小組提前獲得敵軍調動情報，解放軍在運動中予以全殲，扭轉了華北戰局。晉察冀軍區嘉獎電說：“清風店戰役的重大勝利和你們的配合有密切關系，你們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貢獻。”

　　蔣介石批示國防部檢討報告：“由此可以想到匪軍的情報工作。他們每次作戰前，對我軍的情況無不調查得十分清楚。然后針對我軍的情形決定作戰計劃來打擊我們。我仔細研究，他們對我們的情況何以調查得如此清楚，固然有許多地方是我們自己泄露機密，而主要是匪軍情報工作做得徹底。匪軍有句口號，叫作敵情不明不打……”

　　失敗后的蔣介石，不承認軍事不行，卻托詞情報失誤，也有幾分見地。

　　在現代國際政治格局下，戰爭與和平的轉換更加復雜，更加迅速，秘密戰法與公開戰法的結合運用更加頻繁，更加重要。

　　毛澤東不只在三次空城計中這樣做，而且自覺地將其發展為一種新的戰法。明暗、文武、談打結合，也就是公開戰同秘密戰結合，宣傳手段同軍事斗爭結合，和平談判同戰場較量結合。朝鮮戰爭后期，邊談邊打;金門炮戰，隔日打炮;中印邊境自衛反擊，勝利后及時撤軍歸還俘虜。國際評價，毛澤東運用戰爭邊緣政策爐火純青。對比蘇美，蘇聯處理古巴導彈危機失當，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情報依據全錯。

　　現代軍事科學提出信息戰、心理戰、輿論戰、法律戰等新概念。從這個意義上看，毛澤東的“陽謀”，也有現代價值。

　　“化敵為友”——統一戰線是制勝法寶

　　通過交友來套取情報，這是國際情報界慣用的伎倆。可是，這種別人手里的小手段，到毛澤東這里，卻升華為一種大方式，而且做到了極致。

　　從“破壞”到“聯絡”

　　建設軍隊，毛澤東特別重視政治工作。

　　中國軍隊的政治部系統，有個外軍沒有的特別部門——聯絡部。這個部門曾幾易其名：破壞部—敵工部—聯絡部。改名，顯示了工作方針的演變進程。

　　紅軍長征到達陜北，面對兩支強敵——西北軍和東北軍。三軍混戰，三敗俱傷，對抗日不利，對蔣介石有利。蔣介石既要“剿共”，又想排除異己的雜牌軍。毛澤東的策略是三軍聯合，在西北形成割據局面。于是，成立了一個中央聯絡局，專門負責對東北軍工作。

　　這種部門紅軍中早就有了，叫作“破壞部”，專門破壞敵軍，搞階級斗爭，“要兵不要官”，“中間派是最危險的敵人”。毛澤東把名稱改作聯絡部后，既要兵又要官，專門爭取中間派。聯絡局局長李克農潛行敵區，同張學良密談聯合。

　　聯絡工作不是破壞對方，而是團結對方，統一戰線，共同對敵。不要小看一個名稱的改變，從殺敵到化敵，化敵為友，這是一個巨大的轉變。

　　統戰工作，無非是交朋友。不要以為毛澤東不善交際，他也會請客送禮。蔣介石包圍陜甘寧邊區，南有西安胡宗南，北有榆林鄧寶珊。鄧寶珊從榆林去西安開會途經延安，毛澤東親自請客招待。盤旋一周，鄧寶珊把兩個黃河渡口讓給共產黨，北邊的封鎖解除了。

　　英國記者貝特蘭要求毛澤東解釋紅軍的政治工作，毛澤東說，人民軍隊的政治工作有三大原則：“軍民一致、官兵一致、瓦解敵軍。”

　　對于敵軍，不只消滅，還要政治爭取;不是作為策略手段，而是上升到基本原則。這種原則，外國人聞所未聞，無疑是創新戰法。

　　交朋友

　　國共合作，國民黨軍隊不再是敵軍，而是友軍。對友軍怎么開展工作?國共談判達成默契：不在對方內部發展組織。也就是說，不挖朋友的墻腳。

　　那么，是否就放棄對友軍的政治工作呢?

　　毛澤東又有新的方針——交朋友。

　　1940年，中共中央下發文件《關于擴大交朋友工作的指示》。交朋友也算工作，也要下文件。毛澤東號令全軍：我們要在國民黨軍隊中交200萬個朋友。

　　在國民黨軍隊中交朋友?當年的血戰死敵，現在把酒言歡?紅軍將領一時難以適應，于是毛澤東親自抓點了。

　　西北軍主力三十八軍，1931年就有中共的秘密黨組織，但工作卻是起起伏伏，主要是對上層統戰的方針不明確。毛澤東決定，中共三十八軍工委直接受中央領導，由毛澤東自己單線指揮。毛澤東具體指示范明等秘密黨員，不要性急和暴露。三十八軍軍長趙壽山到延安，毛澤東親自接談，批準為特別黨員，還指示范明把秘密黨員的名單向趙壽山公開。

　　在毛澤東的親自指導下，三十八軍工委成為“模范黨組織”，創造了“上層統戰工作的典范”。抗日戰爭時期，趙壽山始終配合八路軍保衛邊區。解放戰爭爆發后，這支部隊率先起義。

　　有趣的是，三十八軍將領孔從洲，后來還成了毛澤東的兒女親家。從化敵為友，再到化友為我，交朋友交成一家人。

　　大策反

　　抗戰八年，蔣介石乘機剪除地方軍閥，把全國軍隊都納入國民黨軍序列，終于成為全國全軍的統帥。抗戰勝利后，蔣介石忘乎所以地放出大話：“三個月消滅共產黨。”

　　毛澤東卻知道，蔣介石的麾下并非鐵板一塊。1945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確定《一九四六年解放區的工作方針》：“一方面，由我軍對國民黨軍隊進行公開的廣大的政治宣傳和政治攻勢，以瓦解國民黨內戰軍的戰斗意志。另一方面，須從國民黨軍內部去準備和組織起義，開展‘高樹勛運動’，使大量國民黨軍隊在戰爭緊急關頭，仿照高樹勛榜樣，站到人民方面來。”

　　何謂“高樹勛運動”?

　　毛澤東說：不僅要情報，還要力量。解放戰爭時期，聯絡工作的任務從交友發展到策反。戰爭初期就有鄧小平策動高樹勛起義，習仲勛策動橫山起義;決戰階段，沈陽的國民黨軍雖然沒有起義卻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到了平津戰役，毛澤東更將策反發展為三種方式：“天津方式”，戰斗解決;“北平方式”，和平改編;“綏遠方式”，保存不動。

　　三種方式示范，各地國民黨軍紛紛追求第三方式，湖南、新疆的大批國民黨軍轉入解放軍序列。解放戰爭期間共殲敵861.7萬人，其中，國民黨軍隊起義、投誠、接受和平改編、自動放下武器的有320起共189萬人，約占22%，這22%就是策反戰果。

　　不戰而屈人之兵。毛澤東說：“解放戰爭的勝利就是小米加步槍加‘高樹勛運動’。”

　　大協商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政權是戰爭的目的。決戰關頭，蔣介石在南京自拉自唱，當選“總統”;毛澤東在西柏坡倡議召開新政協會議，籌備中央人民政府;民主人士介于兩黨中間，成為爭奪的焦點。

　　毛澤東親筆寫信，邀請民主黨派領導人北上與會。周恩來通過情報系統，把李濟深和張瀾等民主黨派領袖營救到解放區。

　　新政協會聚天下英雄，李濟深又建議吸收“第四方面”，也就是剛剛起義的國民黨軍政要員。有些左派人士不滿了：“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毛澤東在中共黨組會上批評“左”傾情緒：“左援比美援危險!”

　　毛澤東親自接見“第四方面”的劉斐、黃紹竑，親筆復電湖南的程潛。傅作義來得晚，政協會議沒了合適的房子，陳毅讓出自己的住房。彭德懷說毛澤東是四大方面軍的總司令，解放軍、國民黨軍、統戰同盟軍、地下情報軍，都歸于中共麾下。

　　瓦解敵軍，創造了對敵戰法;民主協商，創造了政治制度。

　　尊重人格

　　統戰工作的威力，比大炮還厲害。國民黨軍中流行一句話：“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產黨的挖心話。”

　　蔣介石敗退臺灣以后，也仿效“統戰”，搞開“聯戰”，可是，總覺得技巧上不如毛澤東。

　　毛澤東卻認為這不是技巧問題。他對英國記者貝特蘭解釋政治工作三大原則時說：“這是尊重人格的根本態度問題，不是技術問題。”

　　尊重人格才能使人心悅誠服。

　　新中國成立后，大陸一直妥善保護蔣介石母親的墓地。想當年，國民黨曾派兵去韶山挖毛澤東的祖墳。即使在“文革”期間，周恩來也列出名單保護高級民主人士。毛澤東還請章士釗去香港，溝通與臺灣的關系。

　　大家都是中國人，都重人情。

　　天下萬事，人心為上;失人心者失天下，得人心者得天下。“武”——“止戈”，“不戰而屈人之兵，上之上也”。中國傳統武學的最高境界，并非打打殺殺。只是，這不戰而勝，不止一種愿望，還要有一套辦法。

　　毛澤東自稱有三大法寶：黨的領導、武裝斗爭、統一戰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關系，廣交一切可以交往的朋友，隱則藏于無形，顯則化敵為友，千軍萬馬為我所用。

　　毛澤東把破壞性的諜戰轉化成聯絡式的統戰，創新了整套秘密戰法。一般所謂的拉關系，哪里比得上這種化敵大法。

　　“盡力加強”——注重頂層設計創立文化規則

　　從地下走上臺面，從“非法”變成執政，中共終于在1949年取得全國政權。那些過去習慣的秘密活動方式，是否應該丟棄了?

　　毛澤東趕緊提醒：“既要學會同他們作公開的斗爭，又要學會同他們作隱蔽的斗爭。如果我們不去注意這些問題，不去學會同這些人作這些斗爭，并在斗爭中取得勝利，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失敗。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后，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拼死的斗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如果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不拿槍的敵人”“隱蔽的斗爭”，秘密戰還是不能丟，只是要適應新的情況。過去在暗處，現在在明處;過去革命造反，現在要依法行事;過去的對手在國內，今后還要面向國外。

　　秘密戰不能丟，但也要有新的戰法。

　　轉移重點

　　毛澤東打仗，并不著力戰術操作，而是用心創造和更新戰法。

　　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興，各行各業都在確立新的規則。1950年召開全軍保衛工作會議，毛澤東題詞：“保衛工作十分重要，必須盡力加強之”。

　　歷史上，每當形勢好轉，黨內就有人提出削弱情報保衛工作。這次不同，毛澤東見微知著，不但依然肯定“重要”，而且強調“十分”;不但繼續“加強”，而且要求“盡力”。

　　全國情報工作會議也提出，工作重點轉向國外。

　　毛澤東抓戰法，不但親自制定作戰規則，而且提前指出戰略方向。長征在貴州時，紅軍的行動態勢是北上湖南，毛澤東卻指示軍委二局注意西邊的云南方向。過了一段時間，紅軍突然由北轉西進入云南，甩開敵軍從容渡過金沙江。二局人員贊嘆，幸虧毛主席提醒我們早作準備，提前破譯了云南軍閥的密碼。七七事變之前，二局又提前調動力量，及時開展破譯日軍密電碼的工作。

　　回顧歷史人們看到，盡管在國內政策上有重大失誤，但毛澤東對國外情報的判斷卻相當準確。

　　轉變體制

　　1949年7月6日，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取消中央社會部和中央情報部，組建中央軍委公安部和中央軍委情報部。共產黨即將成為執政黨，需要將情報保衛系統從黨的形式轉為政權形式。9月，根據《共同綱領》和《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和情報總署。此前，這兩個機構的人員已經到位。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選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有一票沒投毛澤東。有的公安干部提出查票，毛澤東立即嚴厲制止。

　　中央情報部門總結22年的歷史經驗，提出今后的工作原則：不搞手槍暗殺、不搞金錢收買、不搞美色誘惑。這“三不搞”，保持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道德優勢，預防了國家恐怖主義。

　　在美國、蘇聯和許多國家，間諜特務聲名狼藉，而中國的情報保衛部門卻保持著干凈的形象。

　　明暗易位

　　蔣介石敗退臺灣，立即重建情報系統，大力開展對大陸的特務破壞活動。“過去是我們消極防御，現在我們可以主動進攻了!”

　　刺殺毛澤東、刺殺陳毅、刺殺葉劍英……國民黨特務潛入北京!

　　炮轟天安門、爆炸廣州、克什米爾號飛機被炸……

　　攻防易位，新中國的公安部門面臨新的考驗。

　　堅持黨的領導，發揮傳統優勢。大力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打掉壓在群眾頭上的黑惡勢力;社會管理在城市基層全覆蓋，讓敵特沒有藏身之地。

　　適應執政地位，開創新的工作方式。綜合情報、偵察、警衛等多種工作方式，有效保證領導人出訪安全。

　　對比世界大國，新中國的反間諜工作成效一流。蘇俄的列寧和美國的多位總統都曾遭遇暗殺，而新中國的領導人毛澤東始終有驚無險。

　　“人是可以改造的”

　　冷戰時期東西對立的大國，都出現嚴重的政治迫害傾向。蘇聯的克格勃越搞越兇，美國也有“麥卡錫主義”問題。毛澤東發動多次政治運動，出現大量冤假錯案，公安保衛部門也難辭其咎。可是，對比中外，卻依然能夠發現中國的亮點。

　　在如何對待戰俘方面，蘇聯在卡廷森林活埋數萬波蘭軍官，美國出動坦克鎮壓巨濟島中朝戰俘，鼓吹人性者反而摧殘人性。

　　而中國呢，無論日本戰俘還是美國戰俘，釋放之后都成了對華友好力量。日本戰俘用親身經歷，證實南京大屠殺，駁斥日本右翼勢力。

　　國內的戰犯，特赦之后溝通海峽兩岸，積極推動國家統一。末代皇帝溥儀變成公民，原民國代總統李宗仁回歸祖國。“公安部改造了一個皇帝，調查部爭取了一個總統。”

　　毛澤東在紅軍時期就制定法令，不許虐待俘虜。1964年4月7日，毛澤東批示《公安部關于勞教分子胡芷蕓坦白后未從輕反而從重處理的調查報告》：“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確才行。勞改必須以人的改造為主，不能以勞改生產為主。”在全世界的監獄系統中，唯有中國最重視人的改造。

　　秘密外交

　　對于人，毛澤東始終強調要“給出路”;對于國家，毛澤東也始終保有溝通的渠道。就在冷戰僵局之下，毛澤東始終保留中美交往的秘密渠道，如中美華沙大使級秘密談判。

　　有秘密，也有公開。美國記者斯諾登上天安門城樓，美國乒乓球隊在北京比賽……

　　毛澤東用公開方式發出秘密信號。

　　有公開，更有秘密。直到基辛格絕密的官方之行，美方才領悟了毛澤東的秘密戰法。

　　毛澤東說：我喜歡美國的右派。果不其然，最右最反華的美國總統尼克松，來北京和毛澤東握手了。

　　尼克松稱贊毛澤東的決斷，興奮地總結自己的北京之行：“這是改變世界的一周。”毛澤東笑道：“是他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他?他罵了我們許多年。還說要改變世界，我連抽煙的習慣都改變不了。”對于自己到底能夠創新什么，毛澤東還是心里有數的。

　　作為一個軍事家，毛澤東的高明之處，在于以劣勢裝備戰勝強大敵人。憑什么以弱勝強?那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所謂“你的”，就是你運用優勢裝備的戰法;所謂“我的”，就是我運用人民戰爭的戰法。雖然我在裝備上不如你，但我可以憑借獨特的戰法來戰勝你。以運動戰對陣地戰，以游擊隊對正規軍，裝備處于劣勢的毛澤東，總是以別樣戰法取勝。

　　毛澤東酷愛創新，不但在公開戰法上不斷創新，在秘密戰法上也總是別開生面。不按規則出牌，試錯的概率相當大。可是，毛澤東還是試出許多頗具中國特色的規則。

　　可惜，這些極具價值的秘密戰法，多年來一直隱形于密海。現在，著力顯影這些密戰法寶，也許能夠豐富當今世界的文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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