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也許我的聲音不如蚊蟲之嚶嚶入耳，但我仍然要說。 江蘇 牛夫

　　“情感”與“情懷”

　　人，大多數是重情感的。作為一名年近古稀的退休人員，筆者在“毛澤東時代”曾因父親的“政歷問題”被成為“有文化的新農民”，除了飽嘗體力勞動的艱辛與物質生活的貧乏之苦以外，還飽嘗了政治歧視與精神凄惶，連黃髫小兒都能夠隨意戲謔、挖苦我“念書花了許多錢，還是回家種死田”等等。后來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成了一名代課教師，待到鄧小平執政之后，我才考得了文憑，并且入了黨、當了干部。如果考慮個人情感，毫無疑問，我應當站在非毛之列，極力贊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但是，從小受到母親信佛的影響，上學之后接受的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教育，更經受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熏陶，我豈能徇一己私情而罔顧民族大義!盡管沒有“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自我表白，但卻真誠關注著祖國的前途與民族的命運。正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也。

　　“道路”與“出路”

　　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讓中華大地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是非功過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面對世人的迷惘，習近平同志明確提出：“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英明、科學地解決了當今社會一個非常復雜、尖銳，而且事關國家前途與民族命運的重大問題。這對于那些妄圖借改革之名徹底否定毛澤東時代，打著“改革只能前進，不能停滯，更不能倒退”的旗號，瘋狂叫囂“只要還有一口氣，我就奮斗一天”，從而以達到其最終推翻共產黨領導、徹底復辟資本主義目的的“沉船派”，無疑是當頭棒喝。而真正的共產黨人和廣大人民群眾，猶如久旱逢雨的禾苗，受到了莫大的安慰與鼓舞，并且從中看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出路。

　　毋庸諱言，三十幾年來我們的主流媒體持續不斷的“洗腦”式宣傳，已產生了“爍金銷骨”的效力——全國廣大中青年已普遍“中毒”，他們已經確信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封閉落后，人民苦不堪言;確信“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國民經濟近乎崩潰”;確信“毛澤東是獨裁、暴君”、“只會打仗，不懂建設”;確信“文化大革命完全是毛澤東為了與劉少奇爭權奪利”……這就是現實。今年三月的一天中午，一位網名為“羅援”的網友突然要加我為好友。我剛點擊了同意，對方闖進來就是劈頭蓋臉責問：“你們總罵** ***是漢奸賣國賊，可是他們出賣過國土，出賣過資源嗎?他們的子女全部都移民到海外了嗎?他們的財產都轉移到了海外了嗎!”“毛澤東割讓夜鶯島，長白山天池，海參崴，是不是漢奸賣國賊?”“三年大饑荒，餓死上千萬，勒緊褲腰帶，往外送糧食，這算什么 ?”“你的文章全是漢奸賣國賊，一股子文革余孽的味道，一股子酸臭的意識形態。讀了更讓我知道，毛澤東的28年禍害中華是多么的深重。”…… 連珠炮似的責問，既偏執、偏激，又淺薄、頑劣!對于我善意的提醒、耐心的解釋以及真誠的規勸，一律不理不睬，最后還來上一句“ 老余孽!”罵完便將我刪除“揚長而去”，不見蹤影。在朋友幫忙“跟蹤追擊”之下，我終于“查獲”了這個所謂“羅援”的“基本信息”，原來是重慶某地一名24歲的小伙子。無論這信息是真是假，其人之無知與卑劣已實在令人痛心之極!但我知道，這完全是那些享受著共產黨“特供”的“磚家”“叫獸”“精蠅”們，不擇手段地非毛反共，喪心病狂地對共產黨“刨祖墳”、潑污水的“豐功偉績”，其目的完全是為了全面搞臭共產黨，特別是“策反”幼稚無知的下一代，完全“解除”共產黨的后備力量，從而徹底推翻共產黨領導，沉掉社會主義這只大船。如果我們再不盡快揭穿這些“資改派”的“沉船”陰謀，那么，徹底“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就勢必成為無法逆轉的悲劇，廣大勞動人民也必將再次陷入被奴役、被蹂躪的萬丈深淵!

　　“改革”與“非毛”

　　縱觀中國歷史，毛澤東是當之無愧的最偉大的改革家。他的改革思想以及他帶領中國人民所取得的改革成就，是空前絕后、舉世無雙的。在中國老百姓乃至世界貧苦人民的心目中，毛澤東是救星、是上帝、是佛主、是光耀人間的紅太陽!但是，在他離開人間之后卻遭到喪心病狂的污蔑甚至被妖魔化，這不能不算是中華民族的悲哀。既然習近平同志講了“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那我們就必須首先恢復對毛主席及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評價。

　　曾經與王明、博古一起在蘇聯接受過培訓、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過重大貢獻、“文化大革命”中被第一批打倒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后來又當過國家主席的楊尚昆說：“我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一直關到1975年，確確實實沒有動搖過對毛主席的信念。”“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人繼往開來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光輝旗幟。”同樣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蹲了十幾年秦城監獄的羅瑞卿大將說：“毛主席對中國人民、對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奉獻了他的一生，生前身后什么也沒有留下，他是一個最偉大的人、最無私的人。”而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于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報告中，也虔誠可鑒地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絲毫不是什么夸張。”(《鄧小平文選》第2版第2卷，第140～153頁)而對于文化大革命，鄧小平也說：“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9頁)并且說：“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歷史，可能會比我們今天說得更好”。前輩們對毛主席這些評價難道還不夠權威嗎?

　　再看看作為敵對勢力的資本主義世界，其政要們又是如何評價毛主席的。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毛主席逝世的時候發表聲明，說“毛澤東是一位具有非凡勇氣和思想堅定的人”，“毛澤東是一代偉大的革命領導人中的一位出類拔萃的人。他不僅是一個完全獻身的和重實際的共產黨人，而且也是一位對中國人民的歷史造詣很深的富有想象的詩人。”美國的另一位前任總統福特在白宮親自宣讀聲明，說“毛主席是中國現代史上的巨人”、“是一位最杰出的和最偉大的人物”。前法國總統德斯坦更是充滿敬意地評論道：“由于毛澤東的逝世，人類思想的一座燈塔熄滅了!”

　　可見，毛澤東的偉大是世界公認的!

　　那么，非毛反毛的妖風到底是怎么刮起來的呢?我經過反復琢磨之后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正確與否姑妄言之。

　　1980年2月29日，鄧**在十一屆五中全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講話時說：“不要造成一個印象，好像別人都完全正確，唯獨一個人不正確。這個話我有資格講，因為我就犯過錯誤。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們是積極分子，反右派擴大化我就有責任，我是總書記呀。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我們頭腦也熱，在座的老同志恐怕頭腦熱的也不少。這些問題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我們應該承認，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的。”(《鄧小平文選》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卷第277頁) 這里的“唯獨一個人”，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是誰都能夠意會出就是毛澤東。“我們頭腦也熱”，這個“也”字用得多么高超!1980年4月1日，鄧**在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又說：“‘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云同志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6頁) 好家伙，這下子終于熬不住直白了——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

　　這兩段話，看起來是對歷史的總結和反思，貌似客觀公正，其實細細品味，并不難發現其“良苦用心”——既為自己的歷史責任開脫，又為自己幾次被打倒雪恨，更為自己的“設計”意圖“奠基”——多么天才的暗示藝術!于是，“非毛”“反毛”的潘多拉魔盒被打開了，那些曾經被毛主席制服的、以及當朝渴望入伙嗜血的魔鬼們便一哄而起，使盡渾身解數對毛主席發起了惡毒攻擊。

　　好在歷史的記錄不是任人涂改的“粉板”。我們不妨回頭看看幾十年來栽贓于毛主席的幾項最典型“罪狀”的史實吧。

　　一是“反右擴大化”。1956年是一個“多事之秋”：2月份蘇共召開了二十大，赫魯曉夫公開暴露了自己的修正主義真面目; 6月份發生了波蘭事件;10月份又發生了匈牙利事件。而在我們國內，由于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供應緊張，一些社會矛盾也表現得比較突出，1956年下半年，有些地方發生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的事件，甚至還發生了部分農民要求退社的情況。由于有些干部缺乏處理群眾運動的經驗，不少地方導致了矛盾激化。鑒于當時的形勢，為了確保中國共產黨能夠領導好全國人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1956年11月黨的八屆二中全會決定，從1957年起開展黨內整風運動。1957年4 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于是，黨外人士的各種意見，通過幫助共產黨整風座談會提出來了。一些比較尖銳的批評還刊登在報紙上。這時，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借此機會對共產黨發難，甚至叫嚷要共產黨下臺，讓各民主黨派“輪流坐莊”。5月14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發出《關于報導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5月15日，毛主席開始起草了黨內通信《 事情正在起變化》，5月16日，毛主席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一方面肯定了黨外批評意見的主流，另一方面，對如何對待右派言論作了部署，也就是后來人們所說的“引蛇出洞”的策略。6月8日，毛主席又親自為人民日報撰寫了《這是為什么?》的社論。至此，一場以整風為目的的運動就自然而然地演變成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了。歷史就是歷史，是不會隨謠言而改變的。一些反毛“精蠅”惡毒污蔑毛主席搞反右是有預謀的，完全是一派胡言!著名的國民黨左派、民革主要創始人之一的何香凝女士，在1957年6月12日的《人民日報》上坦言：“極少數人對社會主義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實是資本主義，腦子里憧憬的是歐美式的政治，這些人我認為顯然是右派了。我希望有這類思想和抱有這種態度的人，應該不要甘心于長久做右派，而應不斷改造”;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宋慶齡也在6月21日的《人民日報》撰文：“我們幫助共產黨整風，決不否認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否認共產黨的領導，在客觀上、事實上就是要使歷史倒退過去，就是要使資本主義復辟，就是要使我們全國人民重陷于奴隸的地位”。接著在10月1日《人民日報》再次撰文直言：“生活的事實和黨在這些年來給我們的教育，使我們看穿了右派分子的歪曲和陰謀。因而，我們揭露了他們并粉碎了他們。”這樣兩位德高望重的非共產黨人士，其言論難道不是歷史的最好見證?

　　6月29日，中央發出了經毛主席審閱修改的《關于爭取、團結中間分子的指示》，要求“對于那些僅有右派言論，但并無右派行動的那些人，應把他們同既有言論又有行動(許多人還有歷史上的劣跡)的那些右派加以區別，在對前者進行批評的時候，要完全采取說理和與人為善的態度，不要輕率地扣以右派帽子。這樣做，對于安定和爭取、團結中間分子，對于打擊、孤立和分化極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一個“與人為善”，足見主席的慈悲情懷!那么，當時到底有多少右派呢?《指示》認為，“右派和極右派的人數，以北京三十四個高等學校及幾十個機關中，需要在各種范圍點名批判的，大約有400人左右，全國大約有4000人左右。”即便到了7月9日，毛主席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增加點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數等問題的通知》，把6月29日指示中提出的右派人數擴大了一倍，總數也不過八千人。所以，關于反右問題，鄧**說“我們是積極分子，反右派擴大化我就有責任，我是總書記呀。”這話貌似檢討，其實不無開脫之嫌。因為當時他不僅是積極分子、總書記，更是反右領導小組組長。“總數八千人”的預計，竟然打出了五十五萬，作為“組長”的鄧**，當時有沒有“政績觀”作祟?

　　二是“大躍進”與“餓死人”。 眾所周知，劉少奇曾經大肆宣揚“剝削在一定的條件下是進步的，正當的，合法的”，“剝削有功、有罪，但功大于罪”，強調必須“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確保私有財產”。還把中共山西省委《把老區的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報告批示為“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 。可見右傾是劉少奇的一貫思想。然而，反右之后，作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突然一反常態，由右傾一下子變成了極力搞“共產主義大公社”的“極左”。1958年6月30日，劉少奇在同《北京日報》編輯談話時說：“恐怕不能象現在這樣，種地的凈種地，做工的凈做工，現在就要搞工農商學兵。”“現在農業合作社已經開始辦工廠、商店、銀行、服務事業、洗衣房、食堂、學校，都歸它 。以后就在工廠、農村、學校發槍操練，工農商學兵都有了。”“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以到共產主義社會，你們看，要不要這么長?”1958年7月5日，劉少奇在北京石景山發電廠同工人談話時說：“工廠要辦食堂、托兒所、洗衣店，辦學校、辦農場，發點槍給大家操練。總之，工農商學兵全都自己干。”又說：“這樣下去，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大有希望……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過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劉少奇到山東壽張縣視察，當時的報道說：少奇同志在參觀了臺前社畝產將達3萬至5萬斤的玉米，3萬至5萬斤的谷子，30萬斤地瓜和宏偉社畝產15000斤籽棉的豐產后，贊揚他們說：“你們壓倒了科學家，他們沒敢想的，你們做到了，這是個革命。”1958年7月19日，劉少奇在天津講話中提出：“一個鄉一個社，將來是否叫社，農莊也包括不了，因為有工業、有學校、有商業、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實際上是共產主義的基層結構，這是組織起來的公社，有工業、有農業、有學校，生老病死都在這里，這是共產主義公社。”從這些言論中，可見其“頭腦發熱”已到何種程度!1958年8月，劉少奇派人到山東壽張縣進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說：“今年壽張縣的糧食單位產量，縣委的口號是‘確保雙千斤，力爭三千斤’，但實際在搞畝產萬斤糧的高額豐產運動，一畝地要產5萬斤、10萬斤，以至幾十萬斤紅薯，一畝地要產一、兩萬斤玉米、谷子，這樣高產的指標，當地干部和群眾，講起來象很平常，一點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標的已經很少，至于畝產一、兩千斤的根本沒有人提了。”(劉西瑞：《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報》)。鄧小平還背著毛主席，讓《人民日報》于9月13日發表了由劉少奇和他自己共同審定的社論《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前進》，極力鼓吹“共產風”、“窮過渡”、“跑步進入共產主義”。9月19日到28日，劉少奇到江蘇視察，在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參觀中稻豐產實驗田，他問黨委書記：畝產可以打多少?回答說：可以打1萬斤。少奇同志說：1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里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報》)。

　　老祖宗二千五百年前就說過，“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風必偃”，“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國家主席這樣“解放思想”了，下面有什么理由不積極“響應”?于是，“官僚主義”掛帥，“瞎指揮”與“強迫命令”開路，“浮夸風”與“共產風”齊刮。取消集體所有制，實行平均主義的“供給制”。尤其是劉少奇搞的試點，還實行男女老少分開的“準軍事化”。盡管當時也受到毛主席的嚴厲批評，但此時的劉少奇、鄧**哪里還聽得進毛主席的話?由于鄧**掌控著宣傳輿論，毛主席的講話基本都發不出來，做“內參”也難。時任《人民日報》總編的吳冷西回憶說：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期間，毛主席找我談話，毛主席說：“河南提出苦戰一年，實現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滅文盲。遼寧要實現三自給(即糧、菜、肉自給)。我懷疑是錯誤的。河南提出今年辦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報。人民日報硬是要卡住。否則這個省登，那個省登，大家搶先，搞得天下大亂。一年完成不登報，兩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報。各省提口號恐怕時間長一點比較好。我就有點機會主義，要留有余地。”還說：“現在報紙報道要調整一下，不要盡唱高調，要壓縮空氣，這不是潑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要大家按實際條件辦事。提口號，定指標要留有余地。”(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段》，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63、64頁)吳冷西回憶說，當時毛主席找他幾次，示意《人民日報》刊登他糾“五風”的講話，但他就是沒給登，因為直接上司**不簽字。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主席不得不在鄭州召集部分中央領導和部分地方領導參加的會議(即第一次鄭州會議)，著手糾正人民公社“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以及“廢除商品生產”等錯誤主張。11月21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武昌召開。毛主席21日就壓縮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問題說：“我們再一次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低調空氣。先搞少一點，如果行，有余力，情況順利，再加一點。”“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要減輕點任務，水利建設，去冬今春全國搞五百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億土石方，多了三倍。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多少人力財力，這樣一來，我看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死五千萬人，你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明年3000萬噸鋼，究竟要不要定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陣，會不會死人?這次會議要唱個低調，把空氣壓縮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緊，有斷弦的危險。” 11月23日，毛主席在會上第二次講話強調說：“你說服我是可以的，你打通我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說我才能服。你們現在說的那些根據我還不能服，我不僅要做機會主義，我已經是機會主義，我就是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上，為此而奮斗，不牽累別人，將來算起賬來的時候，不打你們，打我。因為我在這里反冒進，以前別人反我的冒進，現在我反人家的冒進。”真是苦口婆心、句句含淚、字字泣血啊!1959年2月下旬，毛主席赴河北、山東、河南三省調查研究，發現八屆六中全會《決議》做出的關于糾正“共產風”的決定精神并未貫徹，“一平、二調、三收款”的現象仍然相當嚴重。于是，于2月27日至3月5日，又在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專門研究糾正“共產風”的問題。毛主席說：“我代表一千萬隊長干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右傾機會主義(上文已提到反右擴大化的問題，當時許多人就是因為講了幾句老實話，就被打成了所謂的“右派分子”，所以毛主席說“堅持右傾機會主義”，其實是堅持實事求是——筆者注)，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貫徹，我一個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要到馬克思那里告狀!”由于自己的意見不能在《人民日報》發表，毛主席不得不于1959年3月9日、3月15日、3月17日、4月29日連續寫下了多封著名的《黨內通信》，特別是4月29日致六級干部(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筆者注)的公開信，直接號召基層干部群眾“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

　　看看吧，已經處于二線的毛主席是如何的無奈，又是如何地殫精竭慮、力挽狂瀾!

　　“五風”刮得天昏地暗，“大食堂”吃飯不用錢耗光了老百姓的家底，又遭遇連續三年嚴重自然災害，加之部分地區領導的嚴重錯誤，天災肆虐，人禍橫行，導致了一些地區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安徽省是當時人口非正常死亡的“重災區”，省委第一書記是為鄧**和卓*當過紅娘的曾希圣。有人說曾希圣“反了所謂政法機關的右傾，為大躍進時期無法無天掃清了道路。”根據當時的安徽省公安廳統計，“發現1960年人口比1959年減少3839779人，其中非正常死亡2218280人。”但是，曾希圣不肯把這個數據報告中央，經過他的“把關”，最后得出1960年安徽非正常死亡人數變成了117萬多。河南也是一個重災區。原為河南省長的吳芝圃，以“反右傾”為名，斗倒了當時的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自己當了省委第一書記。他認準了劉少奇的一套，大刮浮夸風、共產風，拒不接受毛主席的善意批評，當信陽地區餓死人的問題暴露之后，仍然沒有絲毫悔改之意，反將責任全部推到下面，把大批基層干部打成反革命。1962年吳芝圃在寫給中南局的檢查中說：“省委和我犯的錯誤嚴重得很，罪惡也大得很……組織上無論如何處理，我都沒有話講的。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我欠河南五千萬人民的債，一輩子也還不清。”四川更是一個重災區。當時的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是鄧**的鐵桿兒親信，所以當時四川的“五風”也就刮得特別厲害(當然，四川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與國務院為解決京滬缺糧問題從四川調糧也不無關系)。另外，甘肅、山東等省也發生了不同程度的非正常死亡。但是，為什么安徽、河南、四川幾個省特別嚴重?看看曾希圣、吳芝圃、李井泉這幾位“諸侯”與劉、鄧的關系，答案便不言自明。幸虧退居二線的毛主席力挽狂瀾，才免于更大的災難!某些人憑什么昧著良心說“毛澤東搞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到底餓死多少人，已經有許多專家發表了研究成果)?事實是無法改變的，之所以釀成這場悲劇，劉、鄧的責任不容推卻!正如1967年4月6日周恩來總理與國家計委群眾組織代表的談話時指出：“劉少奇主持常委十幾年了。從一九五三年到六六年，十三年了，就存在兩條路線的斗爭。文件，有些是對的，有些是錯的。書記處是鄧小平主持十年，自然有很多文件，不符合主席思想，時間長了，還不走到邪路上去!”

　　三是“廬山會議”與“彭德懷冤案”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針對“五風”所引發的惡果，毫不留情地寫下了洋洋萬言的“意見書”。但是因為他所指出的問題，大都是中央從1958年11月鄭州會議就已經開始努力改正的，所以這時把“意見書”搞到大會上，就難免有“糾纏不休”之嫌。而劉少奇在大會上的講話卻偏偏諱疾忌醫，偷梁換柱，回避了毛主席“主要是反左但也要注意反右”的指導思想和多次嚴厲批評的浮夸風之類，并且夸夸其談大躍進的“經驗”。所以生性耿直的彭德懷便不依不饒，氣勢咄咄逼人;而大權在握的劉少奇他們更是心懷叵測，說彭德懷是個一貫反黨、企圖搞軍事政變的偽君子，說彭德懷就像魏延、劉宗敏，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面對這樣的情況，毛主席要么公開、徹底清算劉少奇他們的“左”傾錯誤;要么按劉少奇的意圖把彭德懷打成一貫反黨的野心家。然而，劉少奇作為毛澤東從延安時期就開始培養、幾個月前剛剛選上了國家主席的接班人，如果徹底清算，不僅接班人的問題要做重新考慮，而且極有可能導致黨的分裂。于是從大局出發，毛主席折中地把彭德懷的問題作為黨內矛盾，批評他犯下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免去國防部長和軍委副主席職務，仍保留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職務。即使這樣，菩薩心腸的毛主席還是“心存不安”——1965年10月，在彭德懷出任大三線副總指揮前，主席和他談話說：“我們共事幾十年了，不要廬山一別，分手到底。我們都是六七十歲的人，應當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廬山會議已經過去了，是歷史了，現在看來，真理可能在你一邊。對你的事，看來是批評過了，錯了，等幾年再說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氣用到辦事情上去。”誠摯之情天地可鑒!另外1966年10月24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匯報會議上的講話》中有幾句，也足以印證自己當年的無奈：“鄧小平從來不找我，從1959年到現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59年8月廬山會議我是不滿意的，盡是他們說了算，弄得我是沒有辦法的。”(關于廬山會議，主席的衛士李銀橋有更加具體的回憶)可見，處理彭德懷本身就是中共黨史上的一大冤案!有人惡毒污蔑毛主席“因為毛岸英之死而挾私報復”，更是天下奇冤!

　　四是關于“文革”鄧小平說：“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9頁)凡是親歷過文革又再體驗了改革開放的人，當然會更應當理解、贊同鄧小平的這句話。

　　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是毛主席的一貫思想。1963年5月9日，毛主席在《浙江省七個關于干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批語中說：“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不然的話……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因此，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知識分子“上山下鄉”運動，出現了董加耕、邢燕子等積極分子。為了防止干部蛻化變質，不久又在全國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是，由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由劉少奇掛帥的，所以，運動的方向偏向了以“斗地、富、反、壞、右”為主。196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總結前一階段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部署下一階段的工作。毛主席批評了許多的地方將“壞分子”劃成20%，并強調運動重點是“整當權派”。1965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文件接受了毛主席對政治形勢的基本估計，強調運動的根本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并特別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治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是一件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毛主席一個人的智慧與力量很難有效阻止實權在握的當權派們復辟資本主義的欲望與步伐。于是，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由毛主席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正式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那么，作為“一線”領導人的劉、鄧，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是如何表現的呢?他們大派工作組。有人說當時派工作組是經過毛主席首肯的。這不假。但問題的關鍵是他們派出的工作組不是引導、幫助群眾開展文化大革命，而是是千方百計轉移群眾視線、干擾運動大方向的。劉少奇的一個女兒當時是北京師范大學第一附屬中學高中一年級的學生，是‘文革’委員會的頭頭。當時該校的校長與黨支部書記叫劉超。劉少奇1966年6月20日和派駐該校的工作組成員的講話中說：“劉超，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了。”親自指揮、策劃工作組以及自己17歲的女兒攻擊這位校長。而鄧小平當時也指示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把北師大女附中當作運動重點，并搞成“典型”。當時鄧小平的女兒鄧榕也在該校上學。鄧小平通過鄧榕了解該校的運動情況，指揮工作組。由于工作組矛頭對準教師，挑起了群眾之間、師生之間的對立，于是有學生貼出了大字報，責問工作組“是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資產階級保皇派”。 對此鄧小平十分惱火，下令讓卓琳打電話給劉志堅(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全軍文革小組組長)，要劉了解相關學生的家庭背景，企圖進行政治迫害。對于這些問題，鄧小平自己在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所寫《我的自述》中也坦白地說：“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同劉少奇提出了一條打擊革命群眾、打擊革命左派、扼殺群眾運動、扼殺文化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后，我才開始感到自己問題的嚴重……對于我本人來說，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惡的深淵……我完全辜負了黨和毛主席長期以來對我的信任和期望……對于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份。我保證永不翻案……我熱烈地歡呼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毛主席為什么要寫《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就是因為他及時洞察了劉、鄧的動機，所以在8月份主持召開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并在會上公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直截了當地提出中央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矛頭直指劉少奇、鄧小平等。于是，轟轟烈烈的文革之火迅速以燎原之勢燃遍中華大地，“紅衛兵”、“大串連”、“斗批改”，以摧枯拉朽之勢沖擊著大大小小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當然，形形色色的走資派也千方百計以各種方式與運動對抗，挑唆、指使、操縱一些別有用心的“造反派”以及不明真相的群眾，制造武斗，搞打砸搶，不擇手段地迫害革命干部，破壞文革的同時破壞生產，在全國各地、各個領域都造成了嚴重混亂。

　　有人說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權力之爭。盡管此說的動機是出于對毛主席的污蔑，但我覺得也不無道理——毛主席的確不容許千千萬萬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政權旁落到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陰謀家、野心家手中!不過，毛主席要打倒的是修正主義復辟倒退的反動路線，是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而絕不是某個“對手”。相反，面對那些心懷叵測的“對手”，毛主席歷來總是懷著“治病救人”的愿望，幫助他們“重新做人”。比如歷史上的王明，盡管“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給革命造成那么大的危害，但是在中共“七大”上，毛主席仍提議讓王明繼續擔任中央委員，到中共八大還是保留了王明的中央委員。再如，他明明知道“這個人還是白貓黑貓，永不翻案靠不住啊”，但是到了關鍵時刻，還是毫不含糊地“保留黨籍，以觀后效”。這是何等博大的胸襟、何等偉大的情懷!所以，1977年7月20日，鄧小平出席華國鋒主持的同各省黨的負責人座談會時還說：“我們黨是堅持馬列主義、堅持社會主義路線的……要不是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把資本主義和馬列主義、社會主義之間的斗爭通過大字報、大鳴、大放、大辯論來使我們認識清楚，我真會讓劉少奇拉著鼻子走。這說明什么?是我過了幾年太平日子，思想模糊了，路線搞不清楚，很多同志也會有這種錯誤，現在基本上扭轉過來了，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功。所以說毛主席的偉大之處也就可以在這里體現出來。”

　　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最終以失敗告終了。失敗的原因固然與毛主席逝世有關，但更主要還是因為走資派、修正主義分子及各種反動勢力的頑固反抗。不過，正如毛主席所言“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毛澤東：《1966年7月8日給江青的一封信》)所以，失敗的文革同樣具有非凡的意義：不但沉重地打擊了中國的走資派，同時播撒了批判修正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革命“火種”， 留下了永不磨滅的“文革”精神，更豐富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為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留下了寶貴的經驗與教訓。

　　背離毛澤東思想是中華民族的災難

　　經常聽到人們說毛主席有驚人的科學預見。但具體是多少，一直眾說紛紜，且各有依據。其實在我看來，林彪講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雖然是阿諛之詞，但是毛主席的洞察力和預見力的的確確是非常驚人的!比如1965年5月21日毛主席重上井崗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下山的時候說：“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現在看看毛主席的這段話算不算驚人預見?這些年來我們的共產黨還能保護老百姓的利益嗎?還能(或者還在)“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嗎?盡管我們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盡管我們的GDP已經“躍居世界第二”，但是，如今廣為流傳的新“三座大山”說起碼不無道理。如果粗略比較一下，不但那些早在解放初期就已經被人民民主專政蕩滌無存的賣淫嫖娼、吸毒販毒、欺行霸市、坑蒙拐騙、販賣婦女兒童等一系列罪惡全部死灰復燃、有增無減，而且賣官鬻爵、貪腐成風、信仰迷失、“前腐后繼”早已司空見慣。每年那么多有知識、有才干的各級各類“人才”被查處，該是何等令人痛心的悲劇!更有黑煤窯、黑磚窯、黑礦場、黑工廠“此起彼伏”、“取之不盡”，蘇丹紅、敵敵畏、地溝油、塑化劑“全面出擊”、防不勝防，“十三連跳”、“開胸驗肺”、“強拆自焚”、“公交爆炸”悲劇連連、如泣如訴……

　　這一切，難道不都是因為背離了毛澤東思想的結果?!

　　早幾年香港東方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金融海嘯：世界向左轉中國向右行》的短評，就已經表述了如下觀點：就社會組織法則來講，持續30年強制推行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獸性法則，把一個擁有千年文明的禮儀之邦變成了野蠻血腥的魔獸世界;就社會政治體制來講，法律成為少數個人直接作惡的工具;就財產占有制度來講，國有化——私有化——官有化，在公有制被摧毀的廢墟上成長起來的并非是傳統的私有制，而是歷史上極其罕見的官有制怪胎，與公有制相聯系的左派和與私有制相聯系的右派，同時被官權踩在了腳下;在分配制度上……把窮人的錢集中起來送給富人;在社會福利保障制度上，免費的醫療、教育、住房、養老等社會福利，被列為極左路線的一大歷史罪行給改革掉了;就民主權利來講，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屬于極左路線，列為違憲重罪的理由;就精神生活來講，物欲泛濫的惡臭不僅淹沒了最后的人性……“愛國賊”竟然成為愛國主義的代名詞;就社會關系來講，原本和諧統一的社會被撕裂為貧富兩個極端……貧窮不再僅僅是一種生存狀態，而成為窮人與生俱來的滔天大罪;不過，眼下最讓中國人著急的還是在目前這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中的與世界背離現象。用中國的廉價資源壓住美國物價，維持超越中國人40倍的美國高消費生活水平……動用國家機器和公共資源托高房價，維持國內富人的暴利產業……

　　盡管我不愿意認同這些觀點，但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恐怕又逼得人們不得不認同!

　　我不想主觀評價“兩個三十年”的是非得失。因為我覺得自己一介草民，既孤陋寡聞，又無法把準是非標準，更覺得前后“兩個三十年”都是同一個中國共產黨的天下，盡管有錯誤，但無論否定前后，都是那些處心積慮的“資改派”、“沉船派”所夢寐以求的。建設社會主義、開展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都是前無古人的大事，哪能不走彎路、不犯錯誤?中國共產黨90多年的歷史上就走過多次彎路、犯過多次錯誤。但是，我堅信，作為毛主席親自參與締造的、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成長起來的中國共產黨，是完全可以克服自身的錯誤，戰勝前進道路上的一切困難的。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毛主席已經遭遇污蔑、攻擊幾十年了，但是毛主席的形象愈顯高大，毛澤東思想的光輝愈加燦爛;那么，這幾十年來一直受到別有用心的人們所追捧、所鼓吹的一切，是不是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呢?

　　毛澤東思想是中華民族之魂

　　一個獨立自主、蒸蒸日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什么會讓香港東方日報給以這樣的評價?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早就給了我們明確的答案：“我們黨的全部歷史，證明了一條真理：離開了毛主席的領導，離開了毛澤東思想，我們的黨就受挫折，就失敗;緊跟毛主席，照毛澤東思想辦事，我們的黨就前進，就勝利。我們要永遠記住這個經驗。”雖然毛主席永遠離開了我們，但是毛澤東思想應當是我們永遠的指導思想，而且是其他任何理論、任何思想都無法替代的!丟開了毛澤東思想，就是丟掉了中華民族之魂!

　　別以為今天的時局好像是“雪壓冬云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我們更應當看到“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氣吹”的社會現實。毛主席在1966年7月8日寫給江青的信中說：“為了打鬼，借助鐘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這三十幾年，就因為共產黨內沒有“鐘馗”了，所以大大小小的“鬼”就得勢了。他們借改革之名，瘋狂推銷自己的“私貨”，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但是他們能不能成功、能不能勝利?我想，還是用毛主席的話來作答，同時也以此作為對毛主席逝世37周年的紀念。我相信這也是毛主席的一項驚人預見：“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毛澤東：《1966年7月8日給江青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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