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良學：毛澤東對改革開放的貢獻與中國未來藍圖的勾畫

作者：王良學

紅歌會網 2011年12月05日 13:42

來源：環球視野／《毛澤東思想研究》

    談到中國的改革開放，人們似乎多認為這是1978年以后的事情。胡德平先生則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絕不是偶然”，說“‘文革’的結束決定了改革的開始”，“這話有一定道理但不是全部。改革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文革’前的17年”。我贊成胡德平先生的觀點。本文研究毛澤東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貢獻與中國未來藍圖的勾畫，不可避免地要把視野伸展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

    建設強大的人民共和國，為全中國人民謀幸福，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一直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突出主題，更是開國領袖毛澤東、中國共產黨中央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領導者心中唯此為大的宏愿。對史料的研究告訴我們應該而且必須肯定地說，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其立黨的理論基礎的政黨，必然是一個以革命性和開放性為其主要特征的黨。否則，他的先進性也就失去了內在的根本的依據和外在的不竭的動力。

    一、以革命戰爭為中心獨立解放的30年，也是不斷進行政治、經濟改革的30年

    革命是改革的特殊形態，開放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必然表現。1921年至1949年近30年的歲月，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以革命戰爭為中心獨立解放的30年，也是不斷進行政治、經濟改革的30年。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走“武裝奪取政權”，“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這是對馬列主義的繼承和發展。這一時期，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重大改革創新之舉有二：一是“三灣改編”，把支部建在連上，建立革命軍人委員會；“古田會議”，確立“政治建軍”、“黨指揮槍”等根本原則，做出決議強調“黨的領導機關要有正確的指導路線”，要“對黨員做正確路線的教育”，“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而在此之前，紅四軍主管軍事的領導就堅持認為“黨管一切為最高原則，共產主義中實在找不出來”。二是在根據地建立工農民主政權，實行土地改革等。

    在抗日戰爭時期的重大改革創新之舉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一是把過去土地革命時期的工農民主政權改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并具體規定在政府人員的分配上實行“三三制”，即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以爭取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和中等資產階級及開明紳士的支持。二是根據各抗日根據地一度困難日益嚴重的實際情況，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采納民主人士李鼎銘先生的建議，于1942年實行精兵簡政的主張，壓縮軍隊和政府人員的數量，提高質量，減輕了人民的負擔，鞏固了根據地。三是進行邊區的經濟改革，開展減租減息和大生產運動。四是指揮打仗、抓經濟改革的同時，提出并領導了根據地的政治思想建設及文化改革，進行了“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延安整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了文藝要為人民大眾服務，反對為地主資產階級和漢奸服務的文藝；提倡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導下普及；主張文藝工作者要正確解決個人和群眾的關系問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力地推動了文藝改革，不久便涌現出一大批好的音樂、戲劇、小說和詩歌，使根據地的文藝欣欣向榮。

    在解放戰爭和新中國成立后三年恢復時期，毛澤東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土地改革的總路線和總政策，即：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土地制度，發展農業生產。土地改革的勝利完成，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由于他們的積極參軍、參戰和努力生產，有力地保證了解放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成立初平叛、剿匪與政權建設等工作的順利進行。

    二、新中國成立之后在一張白紙上畫畫寫文章，沒有改革創新的精神就無從下筆

    新中國誕生后，擺在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面前的是百孔千瘡、一窮二白，萬事都得從頭開始。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條戰線上每前進一步，都是以改革來開道的。面對貧窮落后、滿目瘡痍的攤子，毛澤東說：“中國的改革和建設靠我們來領導”，“我們國家要有很多誠心為人民服務，誠心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立志改革的人。我們共產黨員都應該是這樣的人”。“我們還需要有一批黨外的志士仁人，他們能夠按照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方向，同我們一起來為改革和建設我們的社會而無所畏懼地奮斗”。

    1950年6月，毛澤東提出：要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

    每個城市解放后，即著手大力整治、堅決取締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賣淫嫖娟、販毒吸毒、聚眾賭博等各種社會丑惡現象。很快在中國大地上消滅了這些丑惡現象，形成了新的、良好的社會風氣，使全世界進步人士驚奇和稱贊。

    毛澤東領導黨和國家，從實際出發有步驟地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古今中外都稱得上是社會改革方面的偉大創舉和經典之作：在城市，通過和平贖買、五反運動、收購統銷、公私合營等辦法的實施，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敲鑼打鼓、自愿地接受了社會主義改造。在農村，正如毛澤東所說：“從個體經濟轉變到集體經濟，是一個質變的過程，這個過程在我國是通過互助組、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人民公社這樣一些不同階段的漸進式質變而完成的?！弊罱K實現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勝利，為中國社會進入社會主義做好了準備，啟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步伐。實質上，“三大改造”及“三大改造的完成”，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起點。

    1959年在西藏地區開始進行民主改革，依靠貧苦農奴和奴隸，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打擊參加叛亂的和最反動的奴隸主，用了近兩年的時間徹底消滅了西藏的封建農奴制度。

    在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基本上建立起來之后，還要不要繼續革命、繼續前進呢？毛澤東從理論和實踐上回答了這個問題?！墩撌箨P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重要著作，都是在社會主義社會制度條件下，進行經濟、政治、文化改革和建設的重大理論建樹，創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理論。

    毛澤東是第一個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完整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概念的人。他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在毛澤東看來，革命是為了推翻舊制度、解放生產力，改革是為了保護和發展生產力。1957年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生產力發展了，才能解決供求的矛盾。當不變更生產關系，生產力就不能發展的時候，生產關系的變更就起了主要的決定作用。當政治文化等等上層建筑阻礙著經濟基礎發展的時候，對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為主要的決定的東西了。這為社會主義時期，不斷推行不只是經濟體制改革，也包括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在內的各項改革，提供了理論根據。

    三、新中國從一誕生起就重視開放門戶

    新中國誕生前夕，毛澤東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我們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的，但是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只要一天它們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關于同外國人做生意，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現在已經開始做，幾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競爭。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遍_放是國家與國家之間“兩廂情愿”的事，一廂情愿是不行的。我們要開放，敵人要封鎖，就開放不成。比如上海，“解放以后本來是開放的，現在卻被人用美國的軍艦上所裝的大炮，實行了一條很不神圣的原則：門戶封鎖”。

    新中國一成立，毛澤東說：“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這既是開放思想的通俗表達，又明確表達了“有步驟地徹底摧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控制權”的堅決態度。

    在美國實行“對華貿易制裁”，蔣介石的海軍封鎖祖國內地港口，禁止向祖國內地輸出各種戰略物資，僅1949年到1955年先后有16個國家的兩百多艘商船遭到蔣介石海軍攔截的情況下，中國的對外開放只能是面向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新中國宣告成立的第二天蘇聯就決定與中國建交。1949年12月，毛澤東親赴蘇聯，與斯大林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并簽訂了蘇聯貸款幫助中國建設的協議，年利率僅為1％。后來，蘇聯又援建中國156個大項目，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毛澤東說：“為了使我國變為工業國，我們必須認真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已經有四十年了，它的經驗對于我們是十分寶貴的。”“蘇聯經濟文化及其他各項重要的建設經驗，將成為新中國建設的榜樣?！?/p>

    毛澤東主張區別對待世界上不同類型的國家，他說：鞏固同蘇聯和一切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同時也要鞏固和發展同亞非國家和人民的團結。至于帝國主義國家，我們也要團結那里的人民，并且爭取同那些國家和平共處，做些生意，制止可能發生的戰爭，但是決不可以對他們懷抱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是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要“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

    毛澤東以偉大國際主義者的戰略眼光，無私地支援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僅1971年到1973年，中國向越南的援助金額就達近90億元人民幣。對朝鮮、阿爾巴尼亞和巴基斯坦，都提供了大量的無償援助。這些援助，促進了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和貿易關系的發展，在國際事務中得到了第三世界國家的廣泛支持。1971年10月，在主要是亞非拉友好國家的支持下，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和權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同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以及印度、緬甸、巴基斯坦等23個國家建交；1956年到1965年，又與亞非拉國家以及法國和南斯拉夫等24個國家建交；1966年至1976年，又與包括日本和美國在內的64個國家建交；從新中國成立到1976年，同中國建交的國家達111個。這無疑是打破封鎖、擴大開放的豐碩成果。

    四、毛澤東在晚年對中國改革開放、經濟社會發展藍圖的勾畫

    革命和現代化并不是對立的，革命的目標是實現中國人民的幸福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現代化是實現人民幸福、民族復興的必由之路，而現代化需要革命來為它掃清障礙、創造必要的前提。毛澤東比任何一位領導者都更急切地希望能把中國的經濟建設做大、做強。毛澤東提出抓革命、促生產，抓革命的目的還是在于生產、建設、發展上。1964年12月，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向全中國人民提出要努力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1975年1月，周恩來在第四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發出“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的號召。

    1970年，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已是七八十歲的老人。毛澤東在駕馭中國這艘巨大的航船繼續前行中，更多地把眼光移向遼闊的遠方。1970年7月，以安德烈•貝當古為團長的法國政府代表團來華訪問。 7月13日，毛澤東會見安德烈•貝當古一行時說：“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國內的事要由國內人民自己解決，國際間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決，不能由兩個大國來決定?！边@是毛澤東關于超級大國和三個世界劃分思想的萌芽狀態，也是毛澤東要只爭朝夕，加快加大加強中國與國際對話，特別是與超級大國對話的思考的表露。

    當時，毛澤東圍繞中國經濟發展和實現現代化在做兩件事，一是選擇“榜樣”，二是選擇時機。毛澤東選擇的“榜樣”，就是美國、日本等西方發達國家。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會見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時的談話，就集中表達了他不僅要開啟、加大與美國的對話，還要加緊布局，利用美蘇矛盾，開辟中國對外交往和開放的新篇章。當斯諾談到美國有一個婦女解放運動，她們要求男女完全平等時，毛澤東借題發揮說：“你要完全平等，現在不可能。今天是不分中國人、美國人。我是寄希望于這兩國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國人民?！薄皢问敲绹@個國家就有兩億人口，如果蘇聯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國人民?！薄懊绹漠a業高于世界各個國家，文化普及。現在我們的一個政策是不讓美國人到中國來，這是不是正確？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讓來。為什么右派要讓來？就是說尼克松，他是代表壟斷資本家的。當然要讓他來了，因為解決問題，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現時要跟尼克松解決。他早就到處寫信說要派代表來，我們沒發表，守秘密?。∷麑τ诓ㄌm華沙那個會談（指中美大使級會談）不感興趣，要來當面談。所以，我說如果尼克松愿意來，我愿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做旅行者來談也行，當做總統來談也行。總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會跟他吵架，批評是要批評他的。我們也要做自我批評”，“比如，我們的生產水平比美國低，別的我們不作自我批評。你說中國有很大的進步，我說不然，有所進步”?！拔覍χ袊倪M步不滿意，歷來不滿意。當然，不是說沒有進步。”這一段談話，毛澤東明確表達了兩個意思：一是中國要開放大門，歡迎包括尼克松這樣的壟斷資本家的代表在內的美國右派來華；二是與美國比，中國的生產水平有差距，他期盼中國經濟的大發展；但社會制度比美國強。兩個意思，一個目標，就是中國的發展，尤其是要向美國學習先進的技術，發展經濟。

    毛澤東通過與斯諾的談話，以積極的態度回應了尼克松的做法，在國內外發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幾個月后，1971年3月19日，中國乒乓球代表團參加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中國代表隊莊則棟等，遵照周恩來再三提出要執行“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方針的要求和《人民日報》報道的毛澤東對斯諾“寄大的希望于美國人民”的談話精神，與美國乒乓球隊隊員科恩等友好交往，引起日本媒體的關注和報道。美國隊的拉福德•哈里森，主動登門求見中國代表團，并提出了驚人的要求：“你們在世乒賽后邀請了我們北邊的加拿大訪問中國，也邀請了我們南面的哥倫比亞，能不能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

    據原外交部禮賓司司長王海榮、毛澤東護士長吳旭君的回憶：消息傳回國內，外交部和國家體委認為“目前邀請美國隊的機會尚不成熟”，聯合提出“關于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報告，上報周恩來。4月4日，周恩來在報告上批注“擬同意”后呈報毛澤東。4月6日，毛澤東圈閱了報告。但當天毛澤東得知莊則棟與科恩交往的消息后，夸獎說：“這個莊則棟，不但球打得好，還會辦外交。此人有點政治頭腦?！笔侨丈钜梗珴蓶|作出決定：邀請美國隊訪華！并囑“趕快辦。來不及了！”因為世乒賽賽程已完，閉幕在即。毛澤東對于開放國門的急切心情，由此可見一斑。

    1971年4月10日，美國乒乓球代表團和一小批美國新聞記者抵達北京，成為自1949年以來第一批獲準進入中國境內的美國人。14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美國乒乓球隊時說：“你們在中美兩國人民的關系上打開了一個新篇章。我相信，我們友誼的這一新開端必將受到我們兩國多數人民的支持。”同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在華盛頓發表了有助于改善中美兩國關系的五項具體措施。正如毛澤東在1970年12月和斯諾談話時預料的那樣，尼克松于1972年上半年的2月21日訪華。小球彈開了中美彼此緊閉二十多年的國門，震動了地球，中美關系終于走向了正?；牡缆?。已是暮年的毛澤東通過“乒乓外交”，了結了一個心愿，為中國敞開了走向世界的大門，為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開拓了對外開放的新道路。

    二戰后的日本，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在19世紀70年代已成為世界上僅次于美蘇的經濟大國。在推動實現與美關系正?；耐瑫r，毛澤東著力推動的是中日邦交正?；Ｖ腥瞻罱徽；?，并不只是“有利于反對美蘇兩霸特別是反對蘇修的斗爭，有利于反對復活日本軍國主義的斗爭，有利于我國解放臺灣的斗爭，有利于緩和亞洲緊張局勢”與美國相比，日本和中國是近鄰、對中國有欠賬。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高瞻遠矚，一再指出：要把日本廣大人民同極少數軍國主義分子嚴格區別開來，還要“把政府決策的人和一般的官員區別開來”，廣大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戰爭的受害者。在當時復雜困難的情況下，既同日本當局敵視中國的政策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又更積極地做爭取日本民間友好人士和日本人民的工作。在這個基礎上，由政界有識之士、友好人士帶動，形成了民間友好洪流，最終推動實現了中日邦交正?；?/p>

    1972年9月25日，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訪問中國，29日在北京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聲明》宣告：“自本聲明公布之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之間迄今為止的不正常狀態宣布結束”。雙方決定：從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關系并盡快互換大使；同意進行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以及政府間的貿易、航海、航空、漁業等協定為目的的談判；決定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兩國持久的和平友好關系。中日之間戰爭狀態的結束，邦交正?；膶崿F，揭開了兩國關系史上的新篇章。

    上述表明，沒有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領導中國人民在兩個30年的革命、建設、改革中堅持不懈的卓絕奮斗和功績，便沒有中國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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