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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何時 因何事正式進入中共中央領導層

孟慶春 · 2011-11-20 ·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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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何時 因何事正式進入中共中央領導層

孟慶春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11年11月18日13:58


   進入《毛澤東的輝煌人生和未了心愿》孟慶春 著 當代中國出版社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北京11月18日電 近日,中國共產黨新聞網·黨史頻道推出了由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孟慶春編著的《毛澤東的輝煌人生和未了心愿》一書。本書以客觀翔實的材料,對毛澤東實現人生輝煌的關鍵節點及他有怎樣的未了心愿,作了生動的記述和剖析。他的人生輝煌,改變了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他的未了心愿,豐富了他人生的色彩,亦給后人留下了耐人尋味的思緒。以下為本書節選。(孫琳)

進入中共中央領導層

  為了統一全黨思想,制定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在廣州召開了第三次代表大會。毛澤東出席會議并被選為中央委員,第一次進入黨中央的領導層。

  眾所周知,毛澤東曾代表湖南共產黨小組出席過中共一大,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在中共一大上,他擔任會議記錄,只作過一次發言,給人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中共二大召開時,毛澤東正在上海組織反對趙恒惕的運動。他本想參加會議,但卻忘了會議的地點,又找不到自己的同志(當時黨的活動處于秘密狀態),結果與這次會議失之交臂。

  在中共三大召開之前,毛澤東就奉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之約,到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工作。隨后,他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先期抵達廣州,進行大會的籌備工作。

  廣東區委在廣州東山住宅區租賃了一幢小樓--春園(今廣州新河浦路24號),安置馬林、李大釗、毛澤東、瞿秋白、張太雷等中共三大籌備者。春園北面一百多米處有一條僻靜的街道,名恤孤院后街,這條街上的31號住宅(今恤孤院路三號),是一幢兩間兩層磚木結構的普通房子,坐西向東,門臨街面,樓下南間是會議室,室內正中擺著一張已褪色的紅漆長桌,兩邊各擺放一列長條凳,長桌兩端是小方凳。由于屋子多年失修,所以顯得十分陳舊。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中共三大,就是在這狹小而簡陋的屋子里舉行的。出席會議的代表共30人,都是中共黨史上叱咤風云的人物: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毛澤東、瞿秋白、張太雷、羅章龍、陳潭秋、譚平山、何孟雄、項英、林育南、劉仁靜等。他們代表著當時全國僅有的432名共產黨員,來商討一件極其重大的戰略決策,即實行國共合作。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是出席中共三大的唯一的外國人,而首次國共合作的重大議題正是他最先提出的。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不僅以高票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正式委員,而且進入了由陳獨秀等五人組成的中央局(相當于后來的政治局)。三大結束后,在春園召開的中央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又被推為中央局秘書。毛澤東擔當這一職務,意味著他開始步入黨中央最高領導層,開始參與黨的核心決策工作。根據《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秘書負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之責任,并管理本黨文件。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簽字”, “執行委員會之一切會議,須由委員長與秘書召集之。”可見,當時的秘書毛澤東,具有相當大的權力。后來,在中央局下面分設宣傳、組織、工農、婦女各部,毛澤東同時兼任組織部長,握有實權。

  有“為”才有“位”。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進入中央領導層,固然與陳獨秀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這兩位黨內權威人物對他的“賞識”有關,但是,從根本上講,他在此前工作上的出色表現和對待國共合作問題上的積極態度,是他成功當選的關鍵、是他成功當選的“資本”。

 從中共一大至三大的兩年時間里,毛澤東在湖南積極從事建立地方黨團組織、發展黨團員和組織工人運動等方面的工作,并且成績卓著。

  1921年8月中旬,毛澤東參加中共一大回到長沙后,很快就與何叔衡一起開始了籌建湖南地方黨組織的工作。10月10日,中共湖南支部宣告成立。事實表明,這是中國共產黨內的第一個省級組織。1922年5月,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礎上,毛澤東與何叔衡又組建了中共湘區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何叔衡、易禮容、李立三等為委員,共有30名黨員。在此前后,毛澤東又相繼深入到長沙、安源、衡陽等地的各類工廠和學校,發展工人和學生中的先進分子入黨,并建立了黨的各個基層組織。在工作作風上,他力戒空談、不務虛名,深入到工人聚集的地方去,同他們交朋友。經過一番艱苦細致的工作,到1922年5月已經發展黨員近30人,并分別在長沙的省立第一師范、衡陽的省立第三師范和安源煤礦等地建立了黨支部或黨小組。其中,中共安源支部成立于1922年2月,可說得上是湖南最早的產業工人支部了。

  中共湘區委員會建立后,毛澤東以中共湘區委員會書記兼社會主義青年團長沙執行委員會書記的身份,大力開展湖南省的團組織建設工作。在6月7日至7月15日的一個多月時間內,他連續三次寫信給當時在團中央工作的張秋人,匯報和聯絡有關團的建設工作。6月17日,他主持召開長沙地區團員大會,根據中共中央局關于加快發展團員的通告精神,改組了長沙團地委。6月20日,他又致信團中央書記施復亮,匯報了長沙團地委改組以及衡州、常德、萍鄉、醴陵等地方團組織的建設情況,并就團干部的任期和各省分區建立地方團的執行委員會問題提出自己的建設性意見。

  根據中共一大確定的工作重點,毛澤東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的身份,領導了湖南的工人運動。他首先進行了爭取湖南勞工會的工作,幫助其領導人黃愛、龐人銓對勞工會進行了改組。1921年11月21日,毛澤東與黃、龐二人商議勞工會改組事宜,并在《勞動周刊》上發表了《所希望于勞工會》一文,對改組勞工會提出了建議。毛澤東的建議得到了采納,勞工會由原來各工團的合議制,改變為書記制,將過去的八個部集中為書記、教育、組織三個部。黃、龐二人還接受了毛澤東提出的“小組織大聯合”的主張,按照產業或行業聯合的原則,改組了勞工會的基層組織,先后成立了土木、機械、印刷等十多個工會。勞工會從此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在毛澤東的教育和影響下,黃愛、龐人銓逐步擺脫了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影響,確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并于1921年冬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從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初,毛澤東先后領導發動和領導了安源路礦、粵漢鐵路、水口山鉛鋅礦和長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的大罷工,掀起了湖南工人運動的高潮,并先后取得了罷工斗爭的勝利。

  毛澤東的工作成績和實干精神,深得總書記陳獨秀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好感和賞識。陳獨秀在中共三大上總結黨的工作時,曾直言不諱地說:

  我們可以說,上海的同志為黨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黨組織,造成了很多困難。湖北的同志沒有及時防止沖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說工作得很好。

  馬林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也曾談到:

  上海給了我一個悲觀的印象。到了南方我體驗到,有可能進行有益的工作,而且定會卓有成效。在一些省城,我發現中國青年對社會主義問題非常感興趣。我在長沙、桂林、廣州和海豐都參加了青年的集會。那里有青年學生的各種地區性俱樂部,研究關于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一般說來,這些青年組織實際上對工人運動的發展起不了多少作用,只有在長沙,我們的青年組織舉行了反對華盛頓會議的示威游行,并建立了一個紡織工人協會,這個工會組織于1921年12月底舉行了罷工。

  后來他又在《工作記錄》中記載《向導》周報的發行情況時寫道:

周報順利。七期,湖南最好。3500份已售出。

中共三大的主要任務是正式確定國共合作的方針,因此,對國共合作的態度如何,決定著中央領導成員的“上下”和會議代表的“取舍”。毛澤東進入中央領導層,無疑與他贊成和支持國共合作的態度有關。但是,他對國共合作的支持,主要是基于自己對革命形勢的分析和對斗爭策略的抉擇。

如前所述,早在1919年創辦《湘江評論》時,毛澤東就曾明確提出過“民眾大聯合”的思想,即通過組織民眾的力量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務。雖然他沒能出席中共二大,但是,他對大會宣言提出的民主革命綱領以及關于建立“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的精神,無疑是了解的,并且在后來領導工人罷工的實際斗爭中,積累了建立統一戰線的寶貴經驗。1923年4月,毛澤東在奉陳獨秀之約去上海中央機關工作之前,曾在湖南自修大學辦的《新時代》創刊號上發表《外力、軍閥與革命》一文,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對中國的政治形勢和各派勢力進行了深刻分析,既體現了中央有關文件的精神,又反映了他本人的認識水平和基本態度。

抵達廣州后,毛澤東又在《向導》周報上發表文章,進一步闡述了對中國革命的基本看法:

中國現在的政治問題,不是別的問題,就是簡單的一個國民革命問題。用國民的力量來打倒軍閥并打倒和軍閥狼狽為奸的外國帝國主義,這是中國國民的歷史使命。

毛澤東認為,為完成這一神圣的歷史使命,有必要建立一個“嚴密的聯合陣線”,“用革命的方法,開展一個新時代,創造一個新國家。”

在中共三大上,圍繞國共合作的具體組織形式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張國燾主張工人階級只能在自己政黨的旗幟下進行革命,反對全體共產黨員特別是產業工人加入國民黨,反對在勞動群眾中發展國民黨組織。毛澤東針對張國燾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觀點,根據湖南工人運動運用統一戰線的策略進行斗爭的經驗,闡明了工人階級加入統一戰線的必要性,認為大批工農加入國民黨,正可以改造它的階級成分,和資產階級建立聯合戰線,是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同時,毛澤東在會上明確表示,支持國共合作的政策。他說:

在中國,資產階級革命行不通。希望在中國實現國共合作,出現一個和平時期,那時資本主義發展將非常迅速,中國無產階級人數也會大量增加。小資產階級控制了國民黨。我相信目前小資產階級能夠領導。這就是我們加入國民黨的原因。我們不應該害怕加入國民黨。

中共三大雖然有過唇槍舌劍的爭論,最終還是以絕對多數通過了《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決定同國民黨合作,建立各民主階級的革命統一戰線。這次會上關于國共合作發生的激烈爭論,既說明這一問題本身的復雜性和代表們對黨的事業高度負責的態度,也反映出當時黨內思想十分活躍、作風民主的良好狀況。35年后,毛澤東在1958年3月10日成都會議上回顧黨的歷史時曾這樣說道:“我們黨從建黨到北伐這一時期,即1921年至1927年,雖有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錯誤,但當時黨的作風比較生動活潑。”這也正好說明,毛澤東在中共三大上當選中央領導成員并非偶然,而是由多種因素同時作用的結果。

孔子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國共兩黨為開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都在為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做準備。而中共三大正是為此做了思想、政治和組織上的準備。而毛澤東恰是在這期間,表現出審時度勢、急流勇進、大膽開拓的獨特政治眼光和杰出的領導才干,使他第一次進入黨中央的領導班子,預示著一代偉人即將誕生。

《毛澤東的輝煌人生和未了心愿》前言

孟慶春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11年10月11日13:51

  毛澤東在《講堂錄》中說:“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動,皆期合此理想。”為此,他青少年時代就立志“救國救民”,接受馬克思主義、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后,就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為理想,追求、探索、實踐社會主義,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奮斗著。

  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與目標,在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的重大歷史關頭,他正確的思想主張或決策被黨的會議,被他的戰友、同志接受了、采納了,并循此而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如在大革命失敗后“城市中心論”被視為“鐵則”的背景下,毛澤東領導樹立了與此相悖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旗幟,這面代表中國革命方向和希望的紅旗,使革命逐步地發展起來并取得輝煌的勝利;紅軍能夠粉碎國民黨的三次軍事“圍剿”,首先是毛澤東的決策比別人高明,尤其到第三次反“圍剿”時沒有爭論了,完全按他的主張辦事(因前兩次反“圍剿”都是按他的戰法打贏的);遵義會議只批軍事路線錯誤,不批政治路線錯誤(因軍事斗爭是當時決定革命生死存亡的關鍵),這是毛澤東的高見被領導層采納的結果,所以會議只解除了博古總書記職務和李德的軍事指揮權,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志仍保留在領導崗位上(博古也保留在政治局內),這樣有利于全黨的團結;毛澤東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終使這一事變得以和平解決,國共合作、一致抗日成為大勢。此類事例,不勝枚舉。

  正因如此,鄧小平在闡述毛澤東的歷史功績時說“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絕不是溢美之詞,而是對歷史公正的科學論斷。因為,毛澤東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主要締造者,多次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緊要關頭,充分展現出他對重大事件的巧妙處置和英明決策的偉人之舉。

  本書展現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重大歷史關頭,憑著他的智慧而提出的“真知灼見”所取得的輝煌業績,不僅可以使我們充分了解毛澤東的雄才大略,還能給予人們以啟示:一是在人生的關鍵時刻特別是應對突發事件或復雜局面時,應客觀地、科學地分析所處的形勢,拿出自己對面臨問題的可行意見。退一步說,即使一時遭遇了挫折,也不要終止已經確立的人生理想和目標;二是各級領導干部應進一步提高對形勢的科學判斷能力、總攬全局能力、決策能力和決策技巧,切實擔負起黨、國家和人民賦予的社會責任、歷史使命。

  毛澤東的一生,也有他未了的心愿。每一個人都有夢想著要干什么、希望將來實現什么的目標,毛澤東同樣有著自己的理想、志向和七情六欲……因為他也同百姓一樣緊密地與中華文化的母液融會在一起。

  如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毛澤東結束當兵的生活后,因受到當時實業救國思潮的影響,他欲選擇報考一所制造肥皂的學校,想成為一個利國利民的肥皂制造專家。還如,毛澤東在青年時的理想是當教師或記者,1921年初,毛澤東在新民學會討論“會員個人生活方法”時說,“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書,一新聞記者,將來多半要賴這兩項工作的月薪來生活……”

  越到晚年,毛澤東談論志愿的興趣也越大,仿佛以此來抒解心中的遺憾。所以如此,一是與中國革命和建設前途緊密相關,二是毛澤東個人色彩強烈。如1961年8月在廬山,有一天毛澤東和他的衛士張仙朋聊天,談他的志向時說:“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業,搞一年農業,搞半年商業,這樣使我多調查研究,了解情況,我不當官僚主義,對全國干部也是一個推動;二是要騎馬到黃河、長江兩岸進行實地考察,我對地質方面缺少知識,要請一位地質學家,還要請一位歷史學家和文學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寫一部書,把我的一生寫進去,把我的缺點、錯誤統統寫進去,讓全世界人民去評論我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多么客觀豁達的古稀老人,他雄心仍存,正像他非常欣賞的曹操的詩《步出夏門行》中所描述的那樣:“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毛澤東始終是個“壯心不已”的人。從他談到的許多志愿中,我們仍能感受到他“志在千里”的“壯心”在涌動……

  歸結起來,毛澤東的人生,既有實現理想與目標、在中華民族史上鑄就輝煌的一面;又有往日美好的夙愿沒有實現、但卻豐富了他人生的一面。我看,我們應該對毛澤東的人生取這樣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

                                                  孟慶春

                                            2009年2月

    (責任編輯:孫琳)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55fe3e0102dy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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