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以前的孫中山
一位關心現實、憂國憂民的年輕朋友，便在今年這種氛圍中翻讀了孫中山1912年底前的著作。翻讀之后，大為贊嘆，以為孫中山不僅為政治偉人，而且為思想偉人；不只具有歷史意義，而且極具現實意義。
他特別向我感慨說：如果毛澤東時代服膺民權主義，建國后的前30年面貌將根本不同；如果新時期以來，以民生主義為明確標的，中國該不會有如此嚴重的貧富分化；而近年以來世界發生的種種事件，中國在世界上的種種遭際，也表明孫中山所關心的民族主義問題仍是今天的基本問題。也就是，孫中山百年前提出的三民主義，至今無論在現實政治經濟方面，還是在思想觀念方面，仍具基本框架意義。
而且不僅三民主義這種大觀念框架，孫中山當時提出的一些具體思路、說法也讓這位年輕朋友興奮不已。
比如，孫中山在1912年4月1日正式解除臨時大總統職位后，不是戀戀不舍他本極有條件深度廁身的政界，而是汲汲于實業、民生，這讓這位朋友想到中國大陸“文革”后的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孫中山當時發展實業的基本思路之一是大量引進外資，以世界資本主義造成中國的民生主義，這讓這位朋友想到中國大陸“文革”后的改革開放和大力引進外資；至于當時孫中山的發展實業以大規模的鐵路、公路建設為核心方向，也讓這位朋友想到中國大陸近年的高速鐵路、高速公路的躍進發展，想到近幾十年“要想富，先修路”的口號。而其中尤讓他興奮的是孫中山的平均地權思路，以為以地價為準征稅，土地增值歸公，對今天中國考慮土地問題極端重要，以為早如此，近年圍繞土地產生的很多問題原可不發生。
總之，這位憂國憂民的年輕朋友沒想到，這次因傳媒帶動出的辛亥氛圍所引發的閱讀，竟帶給他這么多興奮。以致他只讀了孫中山傳世著作的一小部分，便結論說：孫中山真不可及，百年來的彎路便是偏離了孫中山這些政治-經濟觀念，今后中國要走好，實離不開孫中山奠定的這些政治-經濟觀念。
不否認，這位朋友的孫中山閱讀讓我欣慰也讓我不安。讓我欣慰的，是朋友閱讀孫中山的興奮，來自他對中國現實的誠摯關懷，來自他對中國未來的責任意識，和他對有關思想資源的高度敏感。讓我不安的，則不僅指他對孫中山某些思想內涵的理解不夠準確，他之所以興奮背后的價值圖景、他對當代經驗與問題的理解與認定可以爭議，而更指他對待歷史的方式，及這種對待歷史的方式和上面所舉問題間實質形成的相互支撐、加強的關系。
好在閱讀1912年底之前的孫中山著作帶給他的興奮，讓他決心完整閱讀孫中山1912年之后的著作，而我很好奇，當他讀完剩下的這些孫中山著作時，他會如何感想。
有此好奇，并非孫中山1912年后背離了讓這位朋友興奮的這些觀念、立場，而是1913年起，孫中山對中國現實的理解開始發生重要變化。
至遲從1905年同盟會成立時起，孫中山便相信，一旦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制定出符合共和原則的約法，他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便大功告成。而這些，清帝退位，民國南北統一，《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頒布，在他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期間均已實現。這也就是他1912年4月1日正式解職時，認為“今日滿清退位、中華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主義俱達到，唯有民生主義尚未著手，今后吾人所當致力的即在此事”（《在南京同盟會會員餞別會的演說》）的原因，因為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既已不是問題，以三民主義為真理的他，當然致力民生主義，以求三民主義在中國的實現。
1912年以后的孫中山
而1913年之所以關鍵，是該年3月宋教仁的被刺殺，和七八月旋起旋敗的“二次革命”，才讓他猛醒，他先前以為民權目標已然實現不過是一場幻覺。
而這些打擊只是接下來一系列更嚴厲打擊的開始，因為，此后不僅是民權不存，國權不彰，甚且國家表面的統一和基本的秩序都維持不住了，而成大小軍閥實質割據的局面。
正是這樣一些經驗，使他后來總結說：辛亥革命、民國肇建的成功，本讓他以為“可從此繼進，實行革命黨所抱持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與夫《革命方略》所規定之種種建設宏模，則必能乘時一躍而登中國于富強之域，躋斯民于安樂之天也”（《孫文學說——行易知難（心理建設）》自序），不想結果卻是：“去一滿洲之專制，轉生出無數強盜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溯夫吾黨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國救種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熱，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同上）。
也就是說，1913年以后孫中山的主題先是再造真正的共和，后是求一定程度的脫人民于水火而不可得。而且，用他自己的說法，相比辛亥革命前他推動民族革命、共和革命的努力“能日起有功，進行不已”，他此時的努力反總是“半籌莫展，一敗涂地”（同上）。而1913年以后的種種困苦、困窘，使他事實上在把如何才能形成一個穩定有能力的現代國家當成更首要的問題。
至此，他雖然沒有懷疑他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實業計劃”等對中國所具有的根本意義，但已清楚，若比這一切更前提的——一個穩定、有秩序的中國都不能出現的話，那本是對中國美好祝福的一切設計也只能是萍蹤泡影。
以這一痛苦現實在他意識中催迫出的——“首先是穩定、有秩序、有能力的現代國家”這一問題為實際導引，孫中山這一階段一直在致力于如下課題：即如何把贊成他的觀念的力量，真的打造成可以幫他沖破讓他“精誠無間之心幾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幾為之槁木死灰”（同上）的中國現實的力量。
二次革命后，孫中山撇開國民黨，成立中華革命黨，要求黨員絕對服從作為黨魁的他本人；1918年護法斗爭受挫發憤創立“知難行易”學說，以堅固革命分子行動意志、鼓舞革命分子行動勇氣；1919年創辦《建設》雜志等，大力宣傳自己的建國理念、建國計劃，以更廣泛影響公眾和社會，如是等等，都是其打破當時困局的嘗試摸索。
而諸種摸索中，尤以1924年國民黨改組的努力最為重要。以這次改組為決定性樞機，孫中山和國民黨才真正沖破了此前在現實政治上屢起屢挫的低回徘徊之局，不僅快速掀起國民革命浪潮，而且通過北伐一躍而為全國最大、最具實力之力量。
而國民黨所以能經此改組頓然煥放出異彩，跟蘇俄、中共的幫助有關，跟國民黨新思想政策能切合其時問題、其時社會心情有關，更和孫中山此改組自覺參照蘇俄布爾什維克黨經驗，欲“自本黨改組后，以嚴格之規律的精神，樹立本黨組織之基礎，對于本黨黨員，用各種適當方法，施以教育及訓練，俾成為能宣傳主義、運動群眾、組織政治之革命的人才。同時以本黨全力，對于全國國民為普遍的宣傳，使加入革命運動，取得政權，克服民敵。”（《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而且這時的孫中山，不僅要在未取得政權時運用布爾什維克黨的經驗，而且在取得政權后相當一段時間內，也決意以高度一黨權威組織國家，就是：“至于既取得政權樹立政府之時，為制止國內反革命運動及各國帝國主義壓制吾國民眾勝利之陰謀，芟除實行國民黨主義之一切障礙，更應以黨為掌握政權之中樞。蓋惟有組織有權威之黨，乃為革命的民眾之本據，能為全國國民盡此忠實之義務故耳。”（同上）
在“黨國”與民權的緊張中重思歷史
可以想見，我當然好奇這位讀孫中山讀至1912年底時擊節嘆賞的朋友，讀到這段文字會如何反應。因為顯然，這段文字意味著“黨國”模式，而黨國模式當然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特別是其中的民權主義高度緊張。
那么，怎么對待孫中山思想中存在的這種緊張呢？是以1913年以前的孫中山為標準，對1913年后的孫中山一分為二，合則肯定、高揚，悖則批評、否定？還是以1913年前的孫中山為不諳中國世事的空想家，而以國民黨改組后孫中山能有效影響中國現實的直接相關實踐與言論為標桿，敬而遠之他那些看似高遠、其實不能產生實效的言論？
顯然，這兩種接受孫中山的思路都有其意義。前者可讓我們對孫中山所強調的諸價值的意義，有既明晰又熱情的肯定，激發我們更高張理想，更有恢宏的抱負和氣度；后者則提醒我們直面中國現實，在行動時注意腳下。只是，這兩種接受孫中山的思路，都采用了不正面直視和自己所重問題不配合的孫中山另一面的做法。
而孫中山有名的遺囑則叮嚀我們：“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是所至囑！”顯然，孫中山是把他包含張力的兩方面，都作為他的遺產交給后人的。
而且，不面對孫中山思想中的這些張力，問題甚多。比如，我們用今天流行的起源于西方特別是英美的現代政治價值理解，來讀1913年前的孫中山和1913年后的孫中山，會感覺很順，但卻無法面對和解釋：不是對這些價值和理解亦步亦趨，而恰恰是對這些價值和理解的偏離，使后來的孫中山和國民黨在中國發揮了實質作用。對所有這些實踐，僅僅判定其偏離了現代主流價值就夠了嗎？其間真的沒有值得進一步分析的意義嗎？沒有多方面值得進一步整理的經驗資源、思想資源嗎？
過于急切倚賴抽象價值進行評判的弊害自不待言，同樣，以實際歷史事實如此，便急著對此歷史事實加以肯定的思想方式，又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并在現實中和思想上同樣產生著有害后果。就是，此急切的、不加細致反思探問推敲的肯定，不能幫助我們從中國內部建立起一個反思、省視、分析、評價的視野，這就使得對現實不安者，當其欲反思和批判時，易脫離對象本身脈絡，易倚賴流行、方便權威，易依賴現成就手武器，以成就自己的反思和批判。
久而久之，這樣的批判、反思當然容易模式化，當然容易缺少積極的認知意義。某種意義上，中國近年出現的“普世價值”與“中國模式”對立陣營，和上述兩種孫中山接受方式之間，實有著相當對應關系。
言推及此，可能會有智者挺身說：這兩種看似矛盾的閱讀并不矛盾。20年代的孫中山所處身的情境，是中國追求穩定有能力的現代國家而不可得的時代，故他和他的后繼者必須選擇能讓他們突破此有效困局的做法。而現今，中國不僅早已成為穩定有能力的國家，并且取得了一定現代化成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早就不再是問題，這種情況下，中國當然應著眼更高遠理想，以再上層樓，把孫中山當年的理想變成現實。
如此說當然不錯，但如此說，仍繞過了孫中山思想中的張力如何才能更貼近歷史、更富認知生產性理解和定位的問題。糾纏于此，是因為只有開啟此問題，才便于我們打開此問題背后的歷史。也就是說，如果不是無視、回避、繞開孫中山思想與實踐中的張力，而是沿著他思想、實踐中的張力觀察、細審、精思，我們方可抵達他此問題背后的種種課題。
比如，前面提到的“黨國”問題，對很多人來說便是一個極富籠罩性，但又不知道如何對之深入理解思考的問題。而在現代中國的“黨國”問題上具關鍵發端位置的孫中山的觸及黨國，實給我們深入此問題提供著重要的線索。
從孫中山思想中黨國問題所出現的歷史脈絡，我們知道，黨國問題在孫中山思考中出現，實對應著他對辛亥建國挫折和他一系列救國護國行動失敗經驗的總結。這總結中最關鍵的一條，就是孫中山所領導的政黨，并未真正成為“有組織、有紀律、能了解本身之職任與目的之政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從孫中山黨國問題所從出的精神、組織環境，我們知道，現代中國的黨國問題恰恰發端于對中國極富擔當感，極有犧牲精神，極具現代意識追求的革命傳統。
從前一視角看這后來被籠統概歸到“黨國”大帽子下的具體歷史實踐，我們才會對在中國建成穩定有能力的現代國家——到底意味著什么這一問題有深刻的體會。從后一視角，我們才會更著意從理想主義、現代價值關懷等角度去細審——被概歸到“黨國”大帽子下的許多人們的具體生命軌跡。
只有沿著這些人的經驗軌跡，我們才會更留心這些人身上的價值關懷和理想，在和實際問題、實際條件的化合中，所催生出的種種觀念感覺和實踐形態，從而增強我們對這些價值和理想的中國形態、中國可能性的認識與理解，充實和豐富我們欲落實這些價值于中國問題、中國社會、中國人心之時，可資參照的思想資源、經驗資源庫藏。
沿著這些人的經驗軌跡，我們才能不受“黨國”這類大帽子的束縛，才能深刻理解和體會，在現代中國做一個真正的愛國者到底意味著什么；才能從黨國實踐對這些有思考能力、有擔當決心的人們的吸引與召喚中，看到此黨國實踐所催生出的歷史與現實內蘊的豐富性和可能性；才能從有關歷史對這些人不必要的扭曲和傷害中，從內在而不是外在建立起批判和反省此歷史的視角。
也就是說，不是繞開孫中山的思想與實踐中的張力，而是從孫中山思想和實踐中的張力處挺身而入，我們才可能抵達我們歷史——現實中最晦暗難明，但也是對深入認識我們自身歷史——現實最關鍵最不可或缺的部分。
轉自：《社會觀察》雜志2011年第11期(http://www.guancha.cn/html/60271/2011/11/08/6156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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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利永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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