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40至1949年的近代上海歷史上，共有三次猶太移民高潮，即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葉中東塞法迪猶太人、20世紀初葉至30年代末俄羅斯猶太人、30、40年代德、奧等中歐國家的猶太難民。他們構成了近代上海猶太人的活動主體，其經濟活動也因移民類型的不同而產生差異，并對上海經濟的不同層面產生了相應的影響。作為經濟型移民的塞法迪猶太人，他們移民上海的動機就是要利用上海獨特的經濟環境，區位優勢和發展潛力，發財致富。塞法迪猶太人大多以"兩土"（"煙土"鴉片貿易和"地土"房地產經營）起家，后逐漸擴展到外貿、公共事業、金融業、制造業等領域，形成了沙遜家族、哈同洋行、安諾德兄弟、嘉道里家族等幾大著名的猶商集團。他們資本雄厚，網絡廣泛，在一定程度上對近代上海的經濟命脈和發展榮衰產生了影響。而作為政治型移民的俄羅斯猶太人和難民型移民的中歐猶太人則限于其經濟實力，大多從事中小商業、手工業等行業，對其居住區域的商業繁榮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一、

    貿易活動是近代上海猶太人開展最早的經濟活動，其中鴉片貿易是其最主要的內容。眾所周知， 鴉片貿易是一種利市百倍的生意，具有敏銳商業投機眼光的猶太商人自然不會不注意到這一點。早在廣州一口通商時期，鴉片走私已經成為英美等國商人對華進出口貿易的中心內容。總部設在印度孟買的英籍猶商沙遜家族也參與其中，謀取暴利。第一次鴉片戰爭后，盡管《南京條約》并未允許鴉片貿易合法化，但由于租界和外國勢力的掩護，通商口岸，特別是上海的鴉片走私公然盛行。沙遜家族于是在上海設立分行，作為從事在華鴉片走私的中心。第二次鴉片戰爭后，鴉片作為"洋藥"獲得了合法貿易地位，每箱鴉片在通商口岸交納三十兩進口稅后，即可通行無阻。[1]沙遜家族因此加大了對華鴉片貿易的力度，到十八世紀七十年代末，沙遜家族對華鴉片貿易額已占總量的20％，僅落后于英國怡和洋行。[2]1872年后，沙遜家族除了老沙遜洋行繼續在上海從事鴉片貿易外，由已故大衛·沙遜的次子伊利亞斯·沙遜自立門戶創立的新沙遜洋行也在上海設立分行，積極開拓對華貿易，特別是鴉片買賣業務。由于新沙遜洋行將經營的重心放在上海和整個遠東地區，因此經過三代人的苦心經營，逐漸后來居上，超過了老沙遜洋行，成為近代上海史上顯赫一時的巨商大賈。新沙遜洋行在鴉片貿易方面，充分利用其總部在孟買，無須象怡和、顛地（寶順）等洋行那樣通過中間商代理，而直接到產地廉價收購的低成本優勢，并運用現代化的輪船運輸，使得其對華鴉片貿易額急劇增長。到1873年，沙遜家族由此一舉成為上海最大的鴉片商[3]。到本世紀初，有帳可查的與新沙遜洋行保持經常批發代銷關系的上海鴉片商號有安和(Anwoo)等50多家。新老沙遜洋行每年進口的鴉片數量平均達5，000多箱。有人估計從1840到1914年，沙遜家族通過鴉片獲得的利潤高達140，593，780兩，平均每年利潤也接近二百萬兩。[4]

    另一個積極從事鴉片貿易的猶太商人就是異軍突起的哈同。哈同1873年來滬，先在老沙遜洋行工作，后轉入新沙遜洋行任職。憑借其勤勉的工作和靈活的頭腦，哈同逐漸積累了一些資本，開始從事貿易等經商活動，其中一個最主要的業務就是販賣鴉片。早在1885年，他就與老沙遜洋行一起在上海開設了"洋藥公所"，即鴉片貿易所。在"洋藥公所"成立約20年間共成交40多萬箱鴉片，平均每年2萬箱，哈同和老沙遜洋行各半。1901年哈同洋行成立后，更是積極經營鴉片貿易。雖然在中國各界人士迫切要求禁煙的呼吁下，清政府于1906年頒布了"以十年為限，內外鴉片一律禁絕"的詔書，1908年，英國政府也與清政府簽訂了試辦禁煙協約。但哈同以投機家的眼光，認定這場禁煙運動不過是虛張聲勢，財政狀況捉襟見肘的清政府必然會推行"寓禁于征"的政策，以解決政府的財源。因此，哈同不僅將自己擁有的1萬箱鴉片壓住不動，而且還利用鴉片商紛紛拋售，鴉片價格急劇下降之際，低價購入大量鴉片囤積。果然不出哈同的預料，在列強的干擾下，轟轟烈烈的禁煙運動不久就不了了之，而市場上的鴉片價格因貨物奇缺而在一周內飚升了30％，哈同也因此獲得了暴利。其它一些著名上海塞法迪猶商，如亞伯拉罕家族、埃茲拉家族等也參與了鴉片貿易。香港猶太問題專家魏白蒂就指出："亞伯拉罕家族的男子是帶頭從事當時包括鴉片在內的典型商業貿易的商人。"[5]

    盡管清政府的禁煙令時斷時續，但是中國的禁煙運動必竟對鴉片貿易產生了一定的沖擊。雖然在租界當局的庇護下，控制著上海鴉片貿易的沙遜家族通過操縱鴉片價格，以彌補因貿易額下降造成的損失，仍能保持高額利潤。如租界內的鴉片價格由1908年前每箱700兩上升至1915年11月的每箱9，012兩，達到最高峰。[6]但到20年代后，鴉片貿易日趨衰退，上海猶商逐漸退出了鴉片貿易，并利用其通過鴉片貿易獲得的巨額利潤改而從事其它經營。

    當然，除了鴉片貿易外，近代上海猶商還從事其它貿易活動。如沙遜家族就在經營鴉片貿易的同時，不斷擴大紡織品進口。到1907年時，新沙遜洋行鴉片進口值為3，628，660兩，而棉紗和棉布的進口值已達4，171，691兩；1908年時新沙遜洋行鴉片進口值為4，780，404兩，而棉紗、棉布進口值為3，813，682兩，再加上火油、麻袋等進口，鴉片已不再占沙遜家族進口商品價值的半數以上。到1918年時，棉紗是沙遜家族進口的最重要項目。[7]又如1854年由英籍猶太人安諾德兄弟(J.Arnhold & P.Arnhold)和德籍猶太人卡貝爾格(P.Karberg)合資開設的瑞記洋行主要從事軍火、木材、五金交電等進出口貿易，范圍極其廣泛。其中最突出的是通過控股德商司尼夫萊奇的祥泰木行，壟斷了中國的木材進口。丹麥籍猶太人維爾希姆·梅耶本世紀初在上海設立了一家小型貿易公司，專門從丹麥進口貨物，到1935年公司已發展成為一家擁有1，800名雇員的工商大企業。一些俄羅斯猶太人到滬后也逐漸適應了充滿活力的上海經濟，許多人在進出口貿易中當了分包商，一些小的行業，如毛皮和谷物的進出口，幾乎已全部掌握在他們手中。[8]馬迪爾兄弟(H.Madier &J.Madier)經營的信孚洋行從1920至1929年發展成為上海洋行中出口華絲數額最多的一家。在這期間，他們每年出口的華絲、包括廠絲、土絲和廢絲在內，約有二萬包（每包重量一擔），少的年份也在一萬包以上。[9]

    房地產經營是上海猶商另一個生財之道和投資重點。從1869年開始，上海公共租界實行"租界章程"，正式規定作為市政機構的工部局有權征稅。為了方便征收土地捐稅，工部局從1865年開始實行土地估計，并從1869年起作為一項正式措施，每隔幾年調整一次。據統計，從1869年起至1933年止，地價大致經過了19次調整，即每隔三、四年就重估一次，實際上也就是增稅一次。[10]而房地產業主可以將這些稅賦以地租或房租形式轉嫁到租賃者身上，自己坐享房地產的增值受益。因此房地產業逐漸成為利潤豐厚且穩定的行業，越來越引起上海猶商的興趣。同時，具有敏銳商業投機眼光的猶商還充分認識到，作為中國乃至遠東地區的經濟中心，上海土地資源有限但未來需求巨大，房地產業有著十分可觀的增值潛力。

    1877年，沙遜家族購入日后沙遜大廈的基地"候德"地產，開始了其在上海的房地產投資，經過44年的經營，到1922年，沙遜家族在上海共購置了29塊產業。這29塊地產占地約300畝，投入資金約200萬兩，產業估價1300余萬兩，獲利1100萬兩。加上房租約1100萬兩，共計獲利2200萬兩，平均每年可獲利50多萬兩，平均每年利潤率高達24％。[11]雖然與利市百倍的鴉片貿易相比還相差甚遠，但作為一種穩定的投資，其回報率已是相當可觀了。進入20年代以后，一方面隨著沙遜家族被迫退出鴉片貿易，迫切需要尋求新的投機方向，另一方面當時中國軍閥割據，內戰不絕的現實也促使內地大量游資和人員為求安全而涌入上海，促進了上海房地產業的投機和繁榮。于是，沙遜家族將其在上海的投資重點轉到了房地產經營上，利用鴉片貿易所獲得的巨額利潤，加大了對上海房地產業的投入，擴大租地造屋。1926年，沙遜家族利用安利洋行的抵押地產專門成立了華懋地產公司，進行房地產買賣和自建公寓大樓出租。以后，又相繼建立了遠東營業公司、上海地產公司、上海產業公司、東方地產公司、漢彌爾登信托公司、三新地產公司、徐家匯地產公司、中和地產公司等機構，經營房地產業務。沙遜家族還投資上海第二大房地產公司--業廣地產公司，并一度幾乎完全控制了該公司，從中獲得了巨大的投資受益。這樣，到1941年1月，沙遜家族各直屬公司擁有房地產帳面價值已達8689萬元，比1921年的1330萬元增加了7359萬元，上升6．53倍。1941年的房租收入總數為688萬元，比1921年的103萬元增加了585萬元，上升5．68倍。[12]雖然抗戰勝利后變賣了不少產業，但到上海解放時，沙遜家族仍是上海最大的房地產商，共占地678畝，房屋面積54萬平方米，有房屋近2000幢，包括沙遜大廈、河濱大樓、華懋公寓、格林文納公寓、"伊扶司"別墅、羅根花園等公寓、花園洋房、里弄、市房，分布在全市近百處地方。

    塞法迪猶商哈同也是上海房地產大亨。早在老沙遜洋行謀職時，哈同就已開始涉足房地產買賣。除了利用自己的積蓄進行少量的購地租房外，還擔任老沙遜洋行的大班協辦兼地產部管事，專門負責房地產經營。1885年法國在中法戰爭中失敗，引起上海租界外僑的恐慌，紛紛舉家外遷，引起租界地產價格的暴跌。此時哈同向洋行大班進言，認為這種狀況不會長久，應該趁機大量購入。果不出所言，獲勝的清政府竟與法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法新約》，上海租界重新繁榮，地產價格也由此回升，哈同為老沙遜洋行賺取暴利500多萬兩。同時，他自己在中法戰爭前后賤價收進的地皮也都漲了數十倍。[13]由于哈同在房地產經營方面表現出出色的才華，使得他一舉成為租界里赫赫有名的地產專家，"深諳地利，精熟工程，中外人士莫不翕服"。[14]1886年，新沙遜洋行以高出老沙遜洋行一倍以上的薪水聘任哈同為大班協理，專管房地產經營。1887年和1898年，哈同又先后擔任了法租界公董局公董和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成為歷史上唯一一位同時擔任兩租界董事的外僑。1901年，羽翼豐滿的哈同獨資成立了"哈同洋行"，開始獨自經營房地產業務。他"以敏捷的手段，一忽兒賣，一忽兒買，一忽爾召租，一忽爾出典......專以地皮操奇取贏，則其價日漲，至有行無市。"[15]總之，哈同在上海房地產經營中，憑借其過人一籌的投機才能，洞燭機先，買進拋出，大獲其利。到1931年6月19日病逝時，哈同已擁有土地449．098畝，市房812幢，住房544幢，辦公大樓24幢，旅館飯店4幢，倉庫3座。其中在"寸金之地"的南京路擁有土地16塊，面積達111．578畝，占南京路地產總面積的44．23％。[16]其中建于1904年的愛儷園，占地300畝，小橋流水，奇山怪石，景致之佳居上海私人花園之冠，被譽為"海上大觀園"

    除了沙遜家族和哈同外，其他一些著名塞法迪猶商家族，如安諾德兄弟、嘉道里家族、埃茲拉家族、索福家族、亞伯拉罕家族等也都參與了上海房地產經營和投機。安諾德兄弟的安利洋行除在四川中路九江路口建造安利大樓外，還擁有上海霞飛路等地的地產。1926年安利洋行將霞飛路和莆石路（今長樂路）之間的一地產作價90萬兩作為華懋地產公司的資本。嘉道里家族在上海擁有很多房地產，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位于靜安寺的大理石大廈，又名嘉道里大廈。這座"宮殿"般的大廈，用料考究，全部由意大利進口，工程總造價高達100萬兩。整個大廈占地1．5萬平方米，室內面積3300平方米，有大小客廳以及20多個房間。其中大廳高65英尺，長80英尺，寬50英尺，極其富麗堂皇，成為滬上名流聚會的中心。埃茲拉家族在上海辣斐德路一帶購置了地產，并建造了新康里等住宅，收租營利。老報人顧執中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住的新康里是屬于猶太資本家埃直拉的產業，那時的上海房租非常高，外國房主依靠著帝國主義的勢力，不時毫無理由的增加租金，屬于猶太資本家的房屋，租金加得更快，一年加二次，有時竟達三次。"[17]索福家族也在霞飛路和辣斐德路建造里弄和花園洋房。如20世紀10年代，索福家族興建私園"沙發花園"（后改稱上方花園），與新康花園相毗連。"園中布局是西洋花園格局，有噴水池、草坪，花木蔥蘢，內景與復興公園相似。"[18]埃茲拉家族更是于1900年從鴉片貿易轉向大規模的房地產建設和經營。愛德華·埃茲拉以南京路、九江路、四川路、江西路為界，建造了價值100萬兩的擁有近代舒適設施的住房。他在霞飛路的家很自豪地擁有一個球室和音樂室。埃茲拉家族還是百老匯大廈的董事。[19]

    縱觀上海塞法迪猶商的房地產經營，其經營方式主要有：1）利用地價級差，進行地產投機。上海塞法迪猶商有些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內任職，如哈同，安諾德，有些則利用其代理人，參與并影響近代上海城市建設發展規劃。這樣，他們就往往能事先廉價購入規劃中具有發展前途的地產，待日后地價重估，投機牟利。如1899年，作為工部局董事的哈同利用參與制定公共租界"越界"筑路的機會，以低價大量購入"越界筑路"兩側的土地，一下子獲得幾十倍乃至數百倍暴利。此外，上海塞法迪猶商還對己有地產進行初級開發，提升地價。如哈同為了哄抬南京路一帶的地價，化了60多萬兩銀子，將南京路改造成為鐵藜木路，使得南京路身價大升，地價成倍上漲，其所擁有的南京路地產也就日升夜漲。2）運用金融手段，擴大投資規模。如哈同在經營房地產時，往往利用其在租界中的地位和聲望，將已有地產向銀行進行抵押貸款，再用抵押款買進新的地產，循環往復，使其地產投資取得超常規的幾何級數增長。3）采用租地造屋，坐收穩定收益。上海猶商大都將地產租與他人造屋。這一方面解決了自有資金有限的問題，另一方面，通過租地造屋，不僅保持了土地自然增值的利益，同時又將經營房產的風險轉嫁給了租地造屋者，而且經過一定時期后，土地上的建造物也就歸之于土地所有者，正可謂一舉數得，穩獲厚利。如南京路的勸工大廈、淮海路的國泰大戲院、西藏路的東方飯店，以及部分新式里弄就是這樣轉到沙遜家族名下的。4）興建高層建筑，獲取最大利潤。進入20世紀20、30年代，上海城市發展逐漸現代化，土地資源，特別是市中心的土地資源日趨緊張，于是上海塞法迪猶商在房地產經營上采取了興建高層建筑的方法，以謀求獲得最大利潤。這是因為，一方面高層建筑林立的地段，往往會呈現出繁榮的景象，其地價也自然會相應增長。另一方面，上海的土地捐是按土地面積估價征收的，并不關涉層次高低，因此高層建筑的利潤就高。這樣，上海塞法迪猶商紛紛興建高層建筑，到解放前，沙遜家族共擁有沙遜大廈、河濱大廈、都城飯店、漢彌爾登大廈、華懋公寓、格林文納公寓等幢10層以上的高層建筑，占上海總共28幢10層以上高層建筑的21％。哈同也看好高層建造，在把土地出租給他人造房時，嚴格規定建樓的層次。象上海南京路的永安公司大樓即屬此種情況。

    二、

    除了主要進行"兩土"的鴉片貿易和房地產經營外，隨著形勢的變化和實力的增強，近代上海猶太人經濟活動的觸角還深入到金融、制造、公用交通和商業娛樂等領域。

    金融資本是近代商品經濟活動中最活躍的組成部分。隨著近代上海塞法迪猶商投資和貿易規模的日益擴大，他們對金融資本重要性的認識也就越來越深刻，進入20世紀20年代以后，上海塞法迪猶商銳意拓展其金融業務，通過獨資創辦或合資創辦金融機構，控制資金，操縱上海金融市場，以擴大其在上海經濟中的影響力。

    早在1864年匯豐銀行創立時，老沙遜洋行就是其創立者和投資者之一。老沙遜洋行還在上海積極從事抵押貸款等業務。1930年，沙遜家族的新沙遜銀行在香港成立，資本金為100萬英鎊。同年，沙遜家族還與其它資本集團合資，創辦了中國國際投資信托公司和揚子銀公司。這些金融機構主要在上海進行企業投資，發行債券和金融投機，以充分發揮金融資本的作用，為沙遜家族在上海的進一步發展提供金融保證。如新沙遜銀行從匯豐銀行、花旗銀行、麥加利銀行等單位以6厘利率借入大量資金，又以6．5厘的利率貸給安利洋行等附屬單位。這些巨額資金推動了附屬企業的發展。

    塞法迪猶太人還在上海證券市場上進行融資和投機。如上海公共租界有兩個股票交易所，一個是華商證券交易所，一個是外商為主的眾業公會。最初在上海設立證券交易所的是本世紀初的外商（主要是英籍猶太人）。1932年上海證券交易所的99人名單中，有38名杰出的塞法迪猶太人。[20]猶太人H．海亦姆是眾業公會的主要外股經紀人利安洋行(Benjamin & Potts Co.)的總經理。又如1930年至1934年，沙遜家族以直屬企業或附屬企業的名義共發行了3628萬元公司債券。[21]沙遜家族還在上海外匯和股票市場上進行投機活動，獲得巨額利潤。實際上，沙遜家族對上海的工業投資和金融壟斷活動從1939年起就已完全轉入了投機性的外股買賣，成為上海股票市場"活躍的權威"。[22]

    塞法迪猶太人在上海保險市場上也有所作為。1863年，老沙遜洋行和其它4家兼營航運的英商祥泰、履泰、太平、匯隆洋行在上海創辦了保家行(North-China Insurance Company)，從事航運保險。在整個60年代，保家行的業務十分興旺，利潤極厚。作為股東，老沙遜洋行除了每年坐得10％固定利息外，還可以得到60－80％的額外紅利。[23]新沙遜洋行也開設了保險間，代理英商巴勒水火保險公司(North British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 Ltd)的業務。[24]1924年，美籍猶太人司帶(C.V.Starr)在上海開辦了美亞保險公司。1932年，司帶又與浙江興業銀行合資建立了泰山保險公司。[25]司帶及其美亞保險公司一時壟斷了上海保險市場。如1927年春夏之交，長江上游水流湍急，到四川重慶的長江輪不斷發生重大沉船事故，除了美亞獨家經營這項水險業務外，整個上海中外保險行家，無人敢于問津。[26]

    塞法迪猶太人大多喜歡從事貿易、房地產、金融等利潤豐厚的投機性產業，對制造業的投入相對來說比較少。但是， 也有一些塞法迪猶太人或通過直接投資，或通過投資控股等形式投資制造業。安諾德兄弟和卡貝爾格的瑞記洋行于1895年、1903年相繼在上海開辦了瑞記紡織廠和瑞容機器制造廠，生產紡織品和承建船只、機器、水磨、鍋爐、火油油罐等產品。1912年，瑞容機器制造廠與上海萬隆鐵工廠合并，使其造船能力大大提高，成為上海的主要船廠之一。1936年，該廠又與英商耶松船廠合并，成立英聯船塢有限公司，資金達1000萬，成為上海最大的造船廠。沙遜家族除了通過兼并安利洋行，控制了原瑞記洋行的工廠企業外，還利用投資控股的形式壟斷了上海的飲料工業。沙遜家族通過參股英商麥克葛雷戈兄弟的正廣和有限公司(Caldbeck Macgregor & Co.)0．77％和丹麥人的上海啤酒公司10．97％的股份，就在正廣和有限公司4個董事中占有一席，并控股了上海啤酒廠。此外，沙遜家族還對造船、食品、采礦、鋼鐵、紡織等制造行業進行投資，1936年共計投資金額達897．1萬元。[27]

    在從事貿易經營活動的過程中，上海猶商還興辦了與之密切相關的航運倉儲業。19世紀中葉，新沙遜洋行在外白渡橋北逸建有占地3畝多，高達4層的鴉片土棧。作為大洋行，沙遜家族還擁有自己的運輸船隊，從事遠洋和內陸航運。1872年，老沙遜洋行認購了華海輪船公司的股份。[28]20世紀30年代，沙遜家族趁英商會德豐公司改組之際，通過投資控股，在5人董事會中獲得了2席，分別由安諾德和海亦姆代表。這樣，沙遜家族就通過會德豐公司以及附屬的上海拖駁公司和茂泰洋行，涉足上海航運業、水路運輸業和倉儲業。早在1890年，安諾德兄弟即購買了兩艘新式的輪船，總噸數為2290噸，經營從上海到漢口的內河航道。

    上海開埠后，隨著租界人口的不斷增加，區域的逐漸擴大，市政建設和外國僑民日常生活的需要，興辦公用事業也就成為必然之舉。上海猶商在這中間起到了積極的作用。1923年，英商中國公共汽車公司在香港注冊成立，核定資本100萬兩，并規定委任安利洋行為全權經理，由H.E.安諾德任董事長，專營上海及其周圍地區的公共汽車運載業務。沙遜家族也投資了英商中國公共汽車公司和上海英商電車公司等2家公共交通行業，投資金額達300萬元，接近其各業投資總額的1/3。俄羅斯猶太人所羅門·米勒(Solomon Miller)開設了米勒汽車公司，從事出租車行業。[29]H·嘉道里投資英商煤氣公司，并長期擔任公司董事會董事長。[30]       

    當然，除了幾個名聲顯赫，實力雄厚的塞法迪猶太巨商，近代上海猶太人中的絕大多數經濟條件一般，甚至處于難民的地位。他們中有一些人任職洋行等機構，另有一些則開辦小店，經商謀生。通過他們的努力，其中有些商店逐漸成為上海灘上聞名遐邇的名特商店。如俄羅斯猶太人格利高里·克蘭巴諾夫(Gregori Klebanov)在上海靜安寺路開設了著名的西比利亞皮貨店。意籍猶太人路易·羅威(Louis Rovere)于1935年在法租界霞飛路亞爾培路（今陜西南路）口開設了一家以法式西菜為主，配以意大利式西餐的羅威飯店(CHEZ ROVERE),這是上海灘上最早的"法式西菜館"。飯店推出法式傳統湯菜"洋蔥湯"來與淮海路上俄僑的"羅宋湯"一比高低，吸引了一大批顧客，生意十分興旺。二戰爆發前夕，羅威將店轉讓給一個徐姓的上海人經營。二戰結束后，原址無法收回，于是飯店遷至亞培爾路莆石路（長樂路）口，改名"喜樂意"(CHEZ LOUIS)。這就是后來名聲鶴起的"紅房子"西菜館的前身。[31]又如今天家喻戶曉的"老大昌"，就是30年代由一個法籍猶太人和他人合資開設的。其生產的法式西點、蛋糕工藝精細，奶香濃郁，松軟肥潤，深受顧客歡迎。俄羅斯猶太人拉比諾維奇在霞飛路杜美路口上開了一家兒童用品商店，并以兒童劇中不肯長大的孩子"彼得·潘"命名，非常吸引顧客。[32]猶太人沈石蒂(Sanztty)以他自己名字的中文譯音作店名，在南京路上開了有名的"沈石蒂"照相館。[33]霞飛路上由奧地利猶太人開的菲亞克斯餐館聞名遐邇，宋慶齡和宋美齡也曾光顧過這里。[34]

    近代上海猶太人還積極投資娛樂業。如維克多·沙遜在靜安寺路建造了仙樂舞廳，在南京路經營著國泰大戲院。沙遜家族所屬的華懋地產公司在虹口投資興建了威星大戲院，于1931年開業。德籍猶太人岡勃于1933年在杜美路（今東湖路）建造了杜美大戲院。戲院系磚木結構，有座位813個，主要放映美國八大公司和鷹獅公司的影片，是當時文藝工作者云集的場所。二戰爆發后，岡勃被關進了集中營，戲院由俄國人阿迦立克經營管理。在此期間，杜美放映了《夏伯陽》等一大批蘇聯進步影片，深受觀眾的歡迎。二戰結束后，出獄的岡勃繼續經營戲院至1948年，后轉讓給一白俄商人。[35]

    三、

    盡管上海在開埠之前已是"人煙稠密，商賈輔輳"的"江海通津，東南都會"，但離現代化畢竟還有著遙遠的距離。上海城市的現代化是從鴉片戰爭后開始起步的。它以對外貿易為先導，租界發展為模式，逐漸輻射擴展而成。上海猶太移民，特別是塞法迪猶太人是最早移民上海，從事商業經濟活動的外僑。他們以其天賦的經商才能，在上海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功，在外貿，房地產等領域十分活躍，頗具影響，在租界管理部門中也有一定的發言權。因此，他們參與了上海城市的現代化進程，并對近代上海城市發展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從積極因素來講，1）在某種程度決定了上海城市的發展格局和城市外觀。開埠后，在有關上海城市發展的格局問題上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有主張向閘北和吳凇展拓的北進方案，也有上海猶商哈同等提出的向靜安寺方向發展的西擴主張。最后，哈同運用其在工部局內的影響力，迫使工部局采納了其提出的南京路西擴主張。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近代上海城市中心區的走向，形成了近代上海中心城區東西向擴展的基本格局。此外，猶商沙遜家族和哈同還大力興建高層建筑，并采納各種建筑風格的設計方案。這不僅形塑了上海市中心高樓林立的近代化外觀，而且也促進了上海建筑風格的多樣化。2）促進了城市某些區域的商業繁榮。猶太人十分善于從事商業活動，往往每到一地，就會在所住區域開設商店。上海猶太人人居住較為集中，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帶動并促進了上海某些區域的商業繁榮。如俄羅斯猶太人在法租界沿淮海路一帶開設了許多飯店、酒吧、服裝店、面包房；中歐猶太難民于1940－1941年在其集中居住的虹口提籃橋地區開設了各類商店，形成了一個商業中心，使得受二戰影響而趨蕭條的提籃橋地區的商業重新熱鬧起來，被人們譽為"小維也納"。3）引入了先進的經營理念和手段。上海猶商在上海從事經濟活動時，采取了各種手段和方式，以到達其賺取最大利潤的目的。其中有些是不擇手段，唯利是圖的。但不能否認的是，他們也帶來了一些先進的經營理念和手段。如他們十分重視金融杠桿的作用，沙遜家族就在上海發行了大量的股票和債券融資，哈同等在從事房地產經營時也往往采取房產抵押的手段，以提高資產的利用率。又如他們還十分注意各行業之間的相關性。雖然公用事業的投資利潤率相對較低，但沙遜家族仍投資英商中國公共汽車公司，其目的就是為了長期在上海壟斷公共汽車的經營權，并通過發展公交運輸，使其房地產不斷增值。[36]

    但是，猶太人的經濟活動主要集中在投機性較強的金融、貿易和房地產方面，對工業和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明顯不足，這一方面是猶太民族經商傳統和自衛特點使然，但同時也反映出猶太人在上海經濟活動方面的掠奪性特征。這對近代上海經濟產生了消極的影響。如猶太人的房地產經營雖然對近代上海土地資源的開發帶來了現代化的觀念和手段，促進了上海城市的繁榮，但頻繁交易中形成的懸殊的地價等級也導致近代上海房地產價格的暴漲和城市面貌的畸形發展。又如猶太人在資本市場的大量投機活動造成上海外匯、證券市場的劇烈波動。1938年以后，上海外股市場在沙遜、海亦姆、馬登、麥邊這樣一個以猶商為主的集團操縱下，利用中國人的崇外心理，將外股作為主要投機籌碼，興風作浪，使很多中國人遭到嚴重的損失。沙遜家族在這場活動中，操縱股票市場，哄抬價格，是交易所里興風作浪的主要參與和幕后策劃者之一。[37]

[1] 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匯編》第1冊，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17頁。

[2] 張仲禮、陳曾年著：《沙遜集團在舊中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頁。

[3] 克里斯韋爾著：《大班們：香港的商業王侯》(Colin N.Crisswell, The Taipans, Hog Kong's Merchant Princes,Oxford,1981)，第135頁。

[4] 前引張仲禮等書，第22－25頁。

[5] 魏白蒂：《上海猶太人社區述要》，載林克主編：《上海研究論叢》（第八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頁。

[6] 《北華捷報》，1916年9月2日。

[7] 前引張仲禮等書：第28－29頁。

[8] 戴維·克蘭茨勒著，許步曾譯：《上海猶太難民社區》，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30頁。

[9]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舊上海的外商與買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18頁。

[10] 前引張仲禮等書：第35頁。

[11] 前引張仲禮等書：第40－42頁。

[12] 前引張仲禮等書：第60頁。

[13] 徐鑄成著：《哈同外傳》，1983年4月版，第24頁。

[14] 姬覺彌：《哈同先生興業記》，載刁節生等《哈同先生榮衰錄》。

[15] 《時報》，1931年6月27日。

[16] 唐培吉等著：《上海猶太人》，上海三聯書店1992年8月版，第62－63頁。

[17] 顧執中著：《報人生涯》，江蘇古籍出版社，第145頁。

[18] 上海市徐匯區人民政府編：《徐匯區地名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230頁。

[19] 前引魏白蒂文，載林克主編書：第331頁。

[20] 前引魏白蒂文，載林克主編書：第327頁。參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舊上海的交易所》，第3頁。

[21] 前引張仲禮書：第114頁。

[22] 《財政評論》，第三卷，第三期，第125頁。

[23] 汪敬虞著：《19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9頁。

[24] 前引《舊上海的外商和買辦》，第178頁。

[25]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舊上海的金融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9頁。

[26] 前引《舊上海的外商和買辦》，第130頁。

[27] 前引張仲禮等書，第90頁。

[28] 劉廣京著：《英美航運勢力在華的競爭》，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74頁。

[29] 潘光主編：《猶太人在上海》，上海畫報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14頁。

[30] 上海市公用事業管理局編：《上海公用事業》（1840-198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版，第61頁。

[31] 上海富麗華實業總公司編：《話說紅房子》，海南出版公司，1997年1月版，第24－33頁。

[32] 拉比諾維奇之女瑞納·克拉斯諾（Rena-Krasno）1998年4月24日與筆者的談話。

[33]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盧灣區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盧灣史話》，第四輯，1991年1月，第214－215頁。

[34] 前引潘光主編書：第19頁。

[35] 上海市電影局史志辦公室：《上海電影史料》，第五輯，1994年12月，第91頁，第304－305頁。

[36] 前引張仲禮等書：第83頁。

[37] 前引張仲禮等書：第1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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